秦史稿 · 第十二章 統一中國的最後勝利
秦昭襄王死後，統一戰爭的形勢發展很快。自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三十年的時間裡，秦國就消滅了其他六國，結束了數百年戰爭割據狀態，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秦王朝。
隨著封建統一戰爭的勝利進軍，在秦國內部，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統治階級各派之間也在進行著劇烈的搏鬥。兼併戰爭、勞動人民反抗剝削階級的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這三個方面錯綜交織同時進行，構成了戰國末期秦國出現的紛繁複雜、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畫面。
一、戰國末期的階級鬥爭
封建制代替奴隸制，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飛躍。但封建制依然是建立在對廣大勞動人民——主要是農民——殘酷的剝削和壓榨的基礎之上的，因此階級鬥爭不可能停止。尤其是戰國末期，兼併戰爭給人民帶來愈來愈深重的苦難，勞動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自然也就愈來愈加激烈。
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 戰國末期各諸侯國之間的連年戰爭，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極大的苦難。從歷史記載上看，當時幾乎每年都有戰爭，有時一年竟有幾次大戰，有的大戰持續長達數年之久。正是因為戰爭頻仍，那時的人竟把齊、楚、燕、韓、趙、魏、秦這幾個大國直呼為「戰國」。例如蘇代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戰國策•燕策一》）；趙奢說：「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戰國策•趙策三》）；頓弱說：「山東戰國有六」（《戰國策•秦策四》）。［1］後來，人們就把這個歷史時期稱為「戰國」。各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孟子曾經這樣描述當時的戰爭：「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墨子》書中，描寫戰爭景況更為具體：那些大國一旦攻入別國，就焚燒宗廟，割去莊稼，砍光樹木，拆毀城牆，趕走牲畜，將敵國人民殺死或者繩捆索綁而掠做奴隸。這種情況到戰國末期更加嚴重，《呂氏春秋》說：「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人民）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亂》），「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謹聽》）。
戰爭不僅使大批人遭到屠殺，家園被毀，財物被劫，而且普遍增加了廣大勞動人民已經十分沉重的經濟負擔。戰爭中，農民要被迫編入軍隊，而且自備軍甲，一切要由自己負擔。《戰國縱橫家書》中明確記載：參加作戰的農民，都要自備糧食，如「宦二萬甲自食以攻宋，二萬甲自食以攻秦」（《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沉重的負擔使出征的農民經濟破產，田園荒蕪。一場大戰之後，僅僅就經濟上來說，十年的辛勤耕作也不能補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戰國策•齊策五》）
秦是戰國末期對外戰爭最頻繁的一個國家，不僅秦軍自己「死傷者眾」（《戰國策•秦策二》），而且被秦戰敗的國家，常常是「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虜，相隨於路」（《戰國策•秦策四》）；如韓、魏兩國被秦打得「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戰國策•秦策四》）；趙國在長平之役，被秦「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戰國策•秦策三》）。自秦孝公以後，秦國同各國戰爭，僅見於史籍記載的殺人數目就超過一百幾十萬人。［2］秦國本國人民死傷數雖無明文記載，當也不會太少。
戰爭給生產帶來巨大的破壞，如黃河就被用來作為反對敵國的手段：齊、趙、魏、周等這些國家，常常決堤放水，讓大水沖向其他國家。公元前281年，趙攻魏，趙惠文王就曾親自指揮決黃河堤，用大水沖魏，像這類事實是很多的。每一場水災都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到損失，使生產遭到破壞。這種「以鄰為壑」的情況，使許多河流不僅不能用來灌溉，而且成為災害的根源。
秦國地處函谷以西，後方較為穩固，又招徠三晉之民以補充其勞動力之不足，農業生產受戰爭影響較小，但對其他國家說來，戰爭給生產帶來的破壞，則愈來愈嚴重。
各國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削弱了對一些經常侵擾的遊牧民族的抵抗能力。春秋時的戎、狄，有些部落被消滅，有些遷徙，有些經過融合成為另一種民族。至戰國末期，逐漸強大起來的，在北方有匈奴、林胡、樓煩、東胡等民族。他們在燕、趙、秦邊境上騷擾，使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雖然這些國的邊境都築起長城，並派兵防守，但由於各國之間的紛爭，常常留給邊境民族進入中原燒殺掠奪的機會。在秦國境內，義渠等戎人趁秦與別國交戰之際，不斷地「起兵襲秦」（《史記•張儀列傳》）。這一切，無疑都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了極大的苦難。因而使割據戰爭愈來愈不得人心。
勞動人民反抗統治者的鬥爭 由於封建割據戰爭加重了人民的苦難，戰國後期勞動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愈來愈激烈。如公元前314年，燕國的人民在統治階級發生內亂時，趁機進行武裝鬥爭，後來齊國軍隊入燕，燕國人民又以更激烈的鬥爭，反抗齊國統治階級的殘暴壓迫。楚國是當時政治最腐敗的國家，那裡的勞動人民反對壓迫、剝削的鬥爭也最激烈。楚王常常為「楚國多盜」、「盜賊公行而弗能禁」（《戰國策•韓策二》）大傷腦筋。公元前300年，在楚國爆發了戰國時期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這次起義，使楚國官吏束手無策；這就是有名的莊起義。「莊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韓非子•喻老》）。起義的武裝曾打到楚國國都郢：「莊之暴郢」（《呂氏春秋•介立》）。這次農民戰爭的規模同戰國時期最大的一次戰役——「長平之戰」，可以相提並論。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史書記載「山無盜賊」，「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在昭襄王時，荀子入秦後，也說：秦國的社會比較穩定，百姓「甚畏有司而順」（《荀子•強國》），與各大國相比，這裡階級鬥爭比較緩和。但是，勞動人民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在秦國內部絕沒有停止。從秦國制定的專門用來鎮壓勞動人民反抗鬥爭的殘酷刑律中，就可看到人民反抗統治者的鬥爭是存在著的，而且其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最普遍的鬥爭方式是逃亡和「盜」。如雲夢秦簡中有「士五（伍）」「不識日去亡」（《治獄程式》七）、「士五（伍）丙」「盜千錢」（《治獄程式》十九）、「盜牛」（《治獄程式》十一）、「盜馬」（《治獄程式》十五）等案例，表明這類事件在當時是很多的。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貨幣使用的廣泛，勞動人民還以私鑄貨幣來反抗統治階級的經濟剝削，《治獄程式》中有這樣的案例：「爰書：某里士五（伍），甲、乙縛詣男子丙、丁及新錢百一十錢、容（鎔）二合，告曰：丙盜鑄此錢，丁佐鑄。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錢，容（鎔），來詣之。」還有許多「盜」集聚在一起成為「群盜」。從雲夢秦簡中可以看到：有些「群盜」擁有弓弩等武器，他們「白晝居某山」，聚眾搶劫富家的財物，並且同收捕他們的官兵進行英勇鬥爭。（見《治獄程式•群盜》）在官府做工的手工業工匠也起來鬥爭，他們被稱為「工盜」（《法律答問》二十三）。有重要意義的是，這時就出現了破壞、反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鬥爭，有人竟把標誌著私有土地的田界加以移動，即所謂「盜徙封」（《法律答問》六十四）。一切都表明，秦國至戰國末期，勞動人民採取著各種方式同地主階級展開鬥爭，而秦國在當時還是各大國中階級矛盾較為緩和的一個國家，其他國家的內部階級鬥爭，較秦國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可以肯定的。
人民群眾推動歷史走向統一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戰國時期的人民群眾不僅推動了當時剛剛產生的封建經濟向前發展，而且推動了分裂割據的各諸侯國家走向統一，促進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封建國家的早日誕生。
割據戰爭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廣大勞動人民是渴望統一的，他們用實際鬥爭表達了自己的意志：凡是政治穩定的國家，那裡的階級鬥爭就比較緩和；凡是政治腐敗、內亂迭起、四分五裂的地方，那裡的階級鬥爭就比較尖銳，而這些國家則往往在階級矛盾激化之際被戰敗或滅亡。自昭襄王以後，在秦的本土內部局部地區實現了統一，政治上比較穩定，生產發展有一定保證，因此階級矛盾較為緩和。雖然零星的、小規模的人民反抗鬥爭不斷出現，「盜」、「群盜」屢見於《秦律》，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沒有出現。這就使秦國在對外戰爭中有了較為穩固的後方。相反，在另外一些諸侯國，如燕國，人民憎恨本國的統治者，在公元前314年齊國進攻燕國之時，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歡迎齊國軍隊，後來燕國人民發現齊國的統治者較燕國統治者更壞，又起來反抗齊國的統治，結果使齊國的軍隊不得不撤回本國。（見《史記•齊世家》、《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燕策一》）
楚在春秋時是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到戰國末期，統治者「厚賦斂諸百姓」（《戰國策•楚策三》），「恃其國大，不恤其政」（《古史》引《戰國策》）。人民群眾就用武裝鬥爭來回答統治者：在莊起義的時候，齊、韓、魏三國在垂沙大敗楚軍，並殺死大將唐蔑。不久，秦國又打敗楚國，殺大將景缺，楚國就是在這種內外夾擊下一步步削弱的。秦國則多是趁各國階級矛盾尖銳化時，取得統一戰爭勝利的。
趨向統一的客觀現實，使新興地主階級代表人物認識到：統一是大勢所趨，凡有遠見的思想家都積極鼓吹統一，如孟子［3］在回答天下怎樣才能安定這個問題時，就十分明確地說：「定於一」，即要統一於一個政權之下。什麼人才能統一呢？「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這反映了長期的分裂戰爭是不得人心的。秦國的相國呂不韋知道「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呂氏春秋•功名》），提出了一整套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方針（詳下節）。這正是階級鬥爭客觀現實在地主階級代表人物頭腦中的反映。
總之，階級鬥爭促成了戰國末期統一趨勢的出現，推動了社會向前發展。
二、呂不韋和秦王嬴政
全國統一前夕，秦國同東方各諸侯國激戰方酣之際，秦國內部統治階級中間爆發了一場劇烈的鬥爭。這場鬥爭不僅是地主階級內部爭奪對勞動人民統治權力的廝殺，而且它關係到統一後，採用什麼方針、策略對全國實行統治的問題。鬥爭的結局，對秦統一全國後的歷史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呂不韋怎樣當上秦國的丞相 秦昭襄王死後，由太子柱繼位，是為孝文王。昭襄王統治達五十六年之久，所以當孝文王登上王位的時候，已經是五十三歲的人了。早在繼位以前，孝文王就已奄奄一息，登上國王寶座剛剛三天，就離開了人世。［4］孝文王死後，太子子楚繼位，是為秦莊襄王。
莊襄王（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在位時，秦國軍政大權均操在丞相（又稱相國）呂不韋手中。呂不韋原是衛國濮陽（河南濮陽西南）人，後在韓國經商，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見《戰國策•秦策五》）這樣一個人是怎樣在秦國當上相國的呢？
原來，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左右，當呂不韋經商來至趙國首都邯鄲的時候，遇到了秦國公子異人。異人是秦昭襄王之孫，當時為安國君的秦太子柱（即後來的孝文王）之子。異人的兄弟有二十幾個，他自己又非長子，其親生母夏姬並不受寵，所以被秦王送至趙國來為「質」。所謂「質」，就是諸侯國之間結盟時相互送的人質，他們雖系各國的公子、王孫，但其安危吉凶，則「托於不可知之國」，若本國一旦背約，質就立刻「身為糞土」（《戰國策•秦策五》）。所以，異人在趙境遇不佳：「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史記•呂不韋列傳》）這個落難王孫，歸國的希望非常渺茫，繼承王位的可能性根本沒有，只有客死他鄉的前途在等著他。正在這時，大商人呂不韋在邯鄲遇到公子異人，立刻看出「此奇貨可居」（《史記•呂不韋列傳》），用他可以做一筆一本萬利的生意。於是決定在異人身上搞一次政治投機。
呂不韋決定這樣做，是從對秦國的內部形勢分析出發的：在秦國，當時即將登上王位的太子柱寵愛華陽夫人，華陽夫人之弟被封為陽泉君，他們在秦國擁有相當大的權勢，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華陽夫人雖位尊勢隆，但自己卻無子，在當時，「有承國之業」（《戰國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兒子子傒。而傒子既不是華陽夫人所生之子，又不受她的寵愛。這樣，在太子柱以後，王位究由誰來繼承，在秦國王室內部，還大有爭奪的餘地。此時，正值戰國末期，秦國最終消滅各國、統一中國的形勢業已形成。因此，秦國內部爭奪王位的鬥爭，實質上也是爭奪未來的全國最高統治地位的一場鬥爭。
正當公子異人鬱郁不得志的時刻，呂不韋來了。呂不韋對異人分析了秦國王室內部矛盾形勢，並表示願幫異人爭取適嗣的地位。異人聽後當然求之不得，對呂不韋感激涕零，頓首許諾：若能取得秦國王位，「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史記•呂不韋列傳》），一場政治交易拍板成交。
呂不韋先送給異人五百金，讓他在邯鄲廣為結交，又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己攜這些物品去秦進行活動。至秦後，他找到華陽夫人之弟陽泉君［5］，對他說：你們（指陽泉君和華陽夫人）已經犯下死罪難道還不知道嗎？你們一家現在均居高位，而子的門下卻無貴者；你們家藏有無數珍寶、美女、駿馬，這些都靠華陽夫人受寵，才保得住。然而，華陽夫人無子，子傒為適嗣，將來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們的地位和生命都要發生危險了。陽泉君聽後，忙向呂不韋請教辦法。呂不韋告訴他：現在有異人在趙為質，「賢」且極想歸秦，並願為華陽夫人之子。華陽夫人若能將其認為己子，並設法立為適嗣，將來由他來繼承王位，這樣「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指華陽夫人）無子而有子」（《戰國策•秦策五》）。對於華陽夫人來說，這樣做就能永保權勢：「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的遊說果然打動陽泉君，陽泉君「入說王后（指華陽夫人）」（《戰國策•秦策五》），華陽夫人聽從呂不韋之計，願認異人為子，並勸安國君以異人代替子傒為適嗣。在此前後，異人在邯鄲結交的賓客，都紛紛稱讚異人。這樣，安國君終於同意將異人立為適嗣，異人從趙歸秦。［6］當孝文王（即安國君、太子柱）死後，就由異人繼承了王位，是為莊襄王。［7］
莊襄王上台後，按照原來的約定，就讓呂不韋擔任相國。這樣，秦國內外大權就操在呂不韋手中了。
呂不韋當政時秦國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莊襄王即位，呂不韋為相國，被封為「文信侯」，以藍田（陝西藍田縣西）十二個縣為其食邑（見《戰國策•秦策》），後來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陽（洛陽附近）食邑十萬戶。莊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著便由莊襄王之子政繼位，這就是後來的秦始皇。但剛繼位的秦始皇只有十三歲。呂不韋繼續任相，並以「仲父」的身份輔政，所以一直到始皇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二十二歲親自執政以前，秦國的軍政大權一直操在呂不韋的手中。他在秦國實際執政達十二年之久。
在呂不韋當政期間，秦國在對外發展方面取得很重要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君。原來，自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滅掉周王赧以後，掛名的周天子雖然不存在了，但還遺留下一個東周君。這個東周君又稱周公。此周公並非周公旦之後，乃是周王室的另外一支：考烈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洛陽西宮）。是為周桓公，子威公，孫惠公，惠公徙居於鞏（河南鞏縣），惠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咎，稱為東周君。這時咎雖然在鞏不稱「天子」，但總是周王室的殘餘。在莊襄王元年，呂不韋便親自率兵消滅了它，將其地併入秦國，令東周君遷往陽人（河南臨安西）。從此，周王室最後的一支也被清除了。
同年，秦國派大將蒙驁率兵伐韓，取得通向東方的重要城市：成皋和滎陽，建立三川郡。成皋和滎陽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秦國取得它們，並設郡管理，不論在經濟上和戰略上，都具有重要意義。這時秦的國界已接近魏的國都大梁。
公元前248年（秦莊襄王二年），秦國的蒙驁繼續率兵向東進攻，先後取得魏國的高都、波，以及趙國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公元前247年，秦又派大將王齕攻韓之上黨，同時，蒙驁又率兵攻晉陽，並以狼孟等三十七城和太原、晉陽等地建立太原郡。太原郡最初為趙國所建，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將司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聯軍所敗，太原復歸趙。這一次秦在這裡重建太原郡，表明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此地已牢固為秦所控制。
秦國取得的一系列勝利，使魏、趙等國感到極大威脅，公元前247年，趙、魏、韓、楚、燕五國又一次聯合起來，五國軍隊在魏信陵君無忌的率領下向秦進攻。秦軍出兵迎擊，大戰於河外。由於秦軍寡不敵眾被聯軍打敗，秦將蒙驁逃走，五國聯軍取得一次勝利。
莊襄王死後至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前的這段時間內，秦的主攻目標仍是韓、趙、魏三國：公元前245年，秦攻取魏國的卷（河南原武城北）（見《編年紀》），公元前244年又取得魏的、有詭。同年，秦將蒙驁率兵攻占韓國十三座城，在秦軍進攻面前，三晉已無力抵抗，公元前242年，秦又攻占魏的酸棗、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並在這裡設立東郡。次年（公元前241年），秦攻占魏的朝歌。魏有一個附庸小國——衛，也已被滅掉。秦將衛君角從濮陽遷至野王（河南沁陽）［8］，讓他在那裡繼續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君位。秦國對衛君和東周君的處理方法，實際是一種「恩」、「威」並施的統治策略，同過去一味以殺戮為能事的做法略有不同。
在秦國節節進逼的形勢下，趙、楚、魏、韓、燕五國又一次聯合起來。公元前241年，五國之師在趙將龐煖的統率下，向秦國的蕞地進攻。但此時五國聯軍已經不堪一擊，遭秦反擊後，只好移師東向，攻秦之舉毫無所獲，反而向齊進攻。秦國趁各國自相殘殺之際，繼續向三晉進攻，公元前240年攻取趙國的龍、孤、慶都和魏國的汲。公元前238年，秦將楊端和又占領魏的首垣、蒲和衍氏。至此，秦國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個郡以上，占統一以後全國總郡數近二分之一。［9］更重要的是：在秦國的打擊下，東方諸國被打得落花流水，從此再也聯合不起來，只有在那裡等待著被秦一個個地消滅了。
《呂氏春秋》的編纂 面臨著全國即將統一的新形勢，地主階級內部各派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統一中國的軍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統一後的封建國家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當時正在韓國的韓非，已經對前代的法家思想進行系統總結，開始撰寫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的著作——《韓非子》。作為秦相國的呂不韋，更不能迴避這些問題，自他執政以後，就從東方各國招攬各派學者、文人來秦國，效法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君、趙的平原君、齊的孟嘗君，將大批賓客養在門下。並「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養士的目的，就是讓他們著書立說，為統一中國作理論準備。在呂不韋的領導下，賓客們「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人著所聞，集論」（《史記•呂不韋列傳》），於公元前239年編成了一部著作——《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實際是一部集體編撰的論集，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三個部分。由於是有計劃組織編寫的，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齊，「十二紀」即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個季節為「紀」，每一紀有五篇文章；「八覽」即《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每「覽」共有八篇文章；「六論」為《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每「論」有六篇文章，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應有161篇論文。但因後來奪佚錯落，現在《呂氏春秋》中的《有始覽》只有7篇，《序意》篇也僅餘殘文，故全書現共存160篇文章（見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7～408頁）。這樣的體裁，在先秦諸子中，是獨一無二的，《呂氏春秋》是我國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出的文集。
當然，為照顧體裁形式的整齊，和各篇的長短大約相等，在內容上不免受到影響，例如有些篇目是勉強湊成，有的則將一篇文章強割為兩篇，或同一內容改換標題寫成兩篇，像《應同》與《召類》，《務大》與《諭大》，《去尤》與《去宥》就是十分明顯的幾篇。
《呂氏春秋》編制的形式雖然整齊，但其內容卻相當複雜。這裡不僅同先秦其他諸子的著作一樣，論述了哲學、政治和社會道德、倫理等問題，而且包含了不少歷史和自然科學知識，如「十二紀」中各「紀」的第一篇，就分別記載了一年十二個月中星辰的位置，以及各個季節的物候，是我國古代天文、曆象方面的重要資料；又如《士容論》中最後的四篇文章：《上農》、《任地》、《辯土》、《審時》，記載了農業生產有關的科學知識。可見《呂氏春秋》的內容很「雜」，它是類似於後來的百科全書式的叢書。
在理論觀點上，《呂氏春秋》對先秦的儒、法、道、墨、陰陽五行各派，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它「兼儒墨、合名法」（《漢書•藝文志》），先秦各主要學派的理論，幾乎都可從《呂氏春秋》中找到。正因為這樣，它才被稱為「雜」家的代表作。
《呂氏春秋》雖包容了各個學派的理論觀點，而全書又以陰陽五行構成的體系貫串起來，這就形成了《呂氏春秋》一書的特點。
《呂氏春秋》這一特點，正是戰國末期經濟、政治趨向統一，從而要求思想統一的產物。從「雜」中反映出百家開始匯合，而這種統一和匯合，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於《呂氏春秋》是由呂不韋提倡、編纂的，所以它所反映的觀點，就是呂不韋的觀點。下面就根據《呂氏春秋》的材料，初步剖析呂不韋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呂氏春秋》中的哲學觀點 在哲學方面，本書中充分表現了「雜」的特點。這裡，有一些可貴的唯物主義因素，但是在其整個理論體系中一套陰陽五行的理論，使之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
在回答什麼是世界的本源這個哲學基本問題上，《呂氏春秋》提出了「太一」、「道」，或者叫「精氣」，表現了唯物主義的觀點：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或者十分明確地說：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複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仲夏紀•大樂》）
天道圜，地道方。（《季春紀•圜道》）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善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良）。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敻明。（《季春紀•盡數》）
這裡提出的「太一」、「道」、「精氣」等範疇，都是從儒家、道家那裡借用來的。它們是指精神，還是指物質？在這裡雖看不太清楚，但綜觀《呂氏春秋》全書，有些地方表現出一些唯物主義觀點，否認精神是世界的本源，如以「氣」來解釋人的疾病和禍福：指出人因形體不動，精氣積，就易得病；不知保養身體，只去求鬼神，則疾病更重，「卜筮禱祠，故疾病癒來」（《季春紀•盡數》）。又根據「類同相召，氣同則合」（《有始覽•名類》）的現象，論述了禍福皆由人所召，從而否定天命。它說：「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有始覽•名類》）它把「精」同鬼神對立起來：「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不苟論•博志》）這些都強調了人為的作用，反對了天鬼迷信，閃爍著無神論的光輝。既然否認神的存在，《呂氏春秋》中提出的「太一」、「精氣」、「道」等並不是虛幻的精神，不是神、上帝。可見這是一種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
但《呂氏春秋》的唯物主義觀點，卻包含在一套陰陽五行神秘的神學體系之中，所以又成為唯物與唯心的混雜。如《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就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時作為體系的。這不僅是本書的體系，也是作者提出來的統治圖式，要求統治者在一年十二月內能順應五行四時之氣來進行統治，以求得福；反之，則要得禍。（見《呂氏春秋•季冬紀》）這正是鄒衍創始的五行學說的進一步發展，並成為後來漢代董仲舒的神學理論基礎。
在認識論方面，《呂氏春秋》也表達了一些唯物主義觀點。如強調「學問」的重要性（見《孟夏紀•勸學》、《有始覽•謹聽》等），反對「不知而自以為知」（《不苟論•博志》），主張認識事物必「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慎行論•察傳》）。反對主觀成見，妄想臆斷，強調「人必別宥然後知」（《先識覽•去宥》），即去掉思想認識上的片面性，才能真正認識世界。《呂氏春秋》否認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認為「聖人」所以先知，「非神非幸」，而在於「審征表」，即能詳細觀察客觀事物反映出的徵候和表現。「無征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恃君覽•觀表》）。這些提法反映了作者在認識論方面的唯物主義觀點。
但由於其唯心主義體系，《呂氏春秋》在認識論方面也不能擺脫唯心論的束縛，如作者認為：「學」的最終歸宿不是別的，「達天性」而已，說什麼：「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孟夏紀•尊師》），「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先識覽•去宥》），「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孟夏紀•尊師》），這就墮入了唯心論的泥坑，窒息了它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正因作者不能擺脫這種唯心主義體系的束縛，所以，面對錯綜複雜、無窮無盡的客觀世界，《呂氏春秋》哀嘆人無法認識它：「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似順論•別類》），從而走入不可知論，它認為：「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孝行覽•必己》）「和調」就是「順應外界，與世沉浮」的意思，然而仍然不能免禍得福，所以又走向命定論，作者提出：「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恃君覽•知分》）。這種「命定論」、「不可知論」，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毫無共同之處，但是它們又同在一本書中出現，充分顯示出其「雜」的特點。
社會歷史觀和政治主張 《呂氏春秋》反映的社會歷史觀和政治主張，也是很「雜」的，它表現在許多方面。
《呂氏春秋》承認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作者認為「太古」時代是沒有君主、帝王的：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蓄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恃君覽•恃君》）
顯然，這裡描繪了一幅原始社會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圖景。後來由於「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於是「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恃君覽•恃君》）。這才產生了君主，出現國家。這裡，《呂氏春秋》肯定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進步，國家最初是沒有的。這種歷史觀是進步的，但它又認為「天子」是「聖人」「置」的，又與「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觀點相一致，具有消極的一面。
《呂氏春秋》反映的政治主張包括什麼內容呢？
首先，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國：
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有始覽•謹聽》）
這種看法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的封建國家的要求。在如何實現統一的問題上，《呂氏春秋》贊成、支持用戰爭手段來解決：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孟秋紀•禁塞》）
這裡所說的「義兵」，就是封建的統一戰爭。用封建統一戰爭結束割據狀態，這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消滅割據狀態以後，《呂氏春秋》設計的是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審分覽•不二》）
這種實行封建統一的主張，是新興地主階級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過的，它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趨勢。
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後，如何進行統治？在這個問題上《呂氏春秋》更多地攝取儒家和道家的主張：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種民貴君輕的說法，是孟子以後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地主階級在現實的階級鬥爭面前，不得不對「民」加以重視。在《呂氏春秋》中，這種觀點得到了多方面的發揮：
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季秋紀•順民》）
宗廟之本在於民。（《有始覽•務本》）
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季秋紀•精通》）
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開春論•愛類》）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事）。（《恃君覽•行論》）
類似的言論還可以舉出許多條。從這裡出發，《呂氏春秋》主張實行儒家說的「德政」：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離俗覽•上德》）
當然，儒家所謂「德政」，並非廢棄刑罰，僅僅是反對法家那種單純用刑罰的統治辦法，而是主張刑、德並用。實際就是欺騙和暴力鎮壓兩手都用。《呂氏春秋》把這種思想表達得更清楚：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離俗覽•用民》）
兩手要用得恰當，哪一面也不要過分，這樣才能保持統治的穩定：
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離俗覽•適威》）
《呂氏春秋》還提倡君主要「無為」而治。「無為」的思想來源於道家，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道德經》第五十七章）。帛書《經法》有「柔節先定，善予不爭」等言論，代表黃老思想的重要方面。《呂氏春秋》認為君主應當採取這種「無為」而治的策略進行統治：
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似順論•分職》）
這種「無為」而治的策略，是與實行「德政」相一致的：
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審分覽•勿躬》）
作為一種統治策略，道家的「無為」而治，並非真正什麼也不「為」，它最終的目的還是要達到「無為而無不為」。《呂氏春秋》所說的也是如此，它只要求君主「無為」，而要臣下放手去干：
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審分覽•任數》）
君主只是在用人上下工夫，別的事就可「無為」：
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季冬紀•士節》）
這些言論正是對道家思想的發展和運用。
當然，在《呂氏春秋》中還包括其他各派的思想學說，故而稱為「雜家」的著作。但它更多地攝取儒、道兩家的傾向也是十分明顯的，這正是呂不韋思想的反映。
「雜家」的出現與戰國末期的歷史條件是分不開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即將出現，隨著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結束，原來代表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各家學派也開始由逐步接近到互相融合。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已經認識到單純用過去法家的措施進行統治，已經遠遠不夠，必須兼采各家，尤其是儒、道兩家的政治策略，才更有利於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呂不韋正是這部分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是先秦時代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呂不韋同秦王政的矛盾 雖然在公元前229年以公布《呂氏春秋》的方式，呂不韋才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公之於眾，但在此之前，他在秦國施政，就已「雜」用各家的主張了。如這一時期秦國繼續鼓勵耕戰，實行嚴刑酷法，而有時又「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史記•秦本紀》），還第一次給一個亡國的國君——東周君賜以陽人地，以「不絕其祀」（《史記•秦本紀》），拔衛後，又將衛君角安置於野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10］這種「刑」、「德」並用的作法，很難說是「儒」還是「法」家的主張，它們正是戰國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滲透、百家合流的結果。而「懷柔」和「鎮壓」兩手並用政策，正是以後歷代統治者認為最妥善的統治術。它雖然與秦國歷來的傳統有矛盾，但是在秦國統治階級內部並無根本分歧。所以在莊襄王統治時期（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呂不韋能順利地推行他的主張，在秦國的政治舞台上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莊襄王死後，由他的兒子嬴政（又稱趙政）繼位。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王位時年僅十三歲，不能親政，呂不韋則以「仲父」的身份輔政，實際上，秦國的大權皆操在呂不韋一人手中，這時他的權勢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但是秦王政一天天長大起來，他那種專權、獨斷和不願傾聽別人勸諫的性格當然也日益鮮明地表現出來。而長期以來習慣於獨攬秦國政事的呂不韋卻不願改變這種狀況。總之，統治階級中間固有的權勢欲，埋下了呂不韋同秦王政勢不兩立衝突的種子。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二十一歲。次年，在舉行加冕禮以後他就要開始親政。這時，呂不韋可能察覺出了秦王嬴政對自己的潛在威脅，因此在這一年將《呂氏春秋》這部早已開始編纂的著作，公布於咸陽市門，並宣布：「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據說當時竟「無能增損者」（高誘：《呂氏春秋序》），觀《呂氏春秋》一書的內容和文字並非上乘，絕非無可增損，其所以當時無人改動，其真實原因前人早就指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高誘：《呂氏春秋序》）因害怕呂不韋而無人敢改動《呂氏春秋》。而這也正是呂不韋在此時公布此書的目的：他不過是藉此機會向秦王政示威，要他看看相國的勢力究竟有多大。不僅如此，他公布《呂氏春秋》還為了要秦王嬴政從行動上到思想上都接受他的控制，在《呂氏春秋》全書的總序《序意》篇中，把這個意思說得十分清楚：「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這裡呂不韋把《呂氏春秋》同黃帝教導顓頊聯繫在一起，無異於明確告訴秦王政要像顓頊對待黃帝那樣［11］，接受呂不韋的教導。為此，呂不韋甚至還可能有意散布出輿論，說秦王政是他親生的兒子，他才是嬴政真正的父親。［12］他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要嬴政親政以後，依舊接受他的控制。
但是，秦王嬴政恰恰不是呂不韋希望的那樣的君主，從他以後的作為來看，秦王政專斷而驕橫的性格，是決不願受制於人的。他不僅不能接受呂不韋的擺布，而且要「獨制其民」，不能「與人共治之」（曹元首：《六代論》）。他不僅不能容忍像呂不韋這樣熱衷權勢、以「仲父」自居的人，而且同儒家宣揚的「重民」思想根本格格不入，所以他對於《呂氏春秋》宣揚的觀點，有很大一部分是牴觸的；雖然他並不一定反對儒生——這從統一後秦始皇左右還有不少「皆誦法孔子」的「諸生」、「博士」（《史記•秦始皇本紀》）可以證明——但無論是誰妨礙他獨斷專行，都是他所不能允許的。在這一點上，法家絕對的君主極權的主張，倒是頗合他的口味。這樣，秦王政二十二歲親政以後，同呂不韋的矛盾公開爆發，乃是勢所必然的了。
但這一衝突的爆發，其表面原因和導火線卻是從「宮闈穢事」開始的。
據文獻記載：呂不韋早就和秦王政的母親，即莊襄王的夫人私通。後來，秦王政年紀稍長，但太后仍「淫不止」，呂不韋怕被秦王政發覺，而另外找來「大陰人」嫪毐代替自己，「太后私與通，絕愛之」。嫪毐因此而得寵，「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史記•呂不韋列傳》）。後嫪毐在秦國的權勢竟發展到與呂不韋不相上下，以致國內人們常嫪氏、呂氏並提：「與嫪氏乎？與呂氏乎？」（《戰國策•魏策四》）「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史記•呂不韋列傳》）。當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九年），秦始皇二十二歲，在雍蘄年宮舉行加冕禮時，嫪毐「矯王御璽及太后璽」發兵作亂。秦王政派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鎮壓。結果，嫪毐兵敗，參與叛亂的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並車裂示眾，滅其宗。嫪毐家的舍人，輕者罰為鬼薪，並有奪爵遷蜀者四千餘家。而嫪毐自己則流放至蜀。因嫪毐事連呂不韋，次年，秦王政免去呂不韋相國職，後又令其遷蜀，呂不韋懼，飲毒酒自殺。呂不韋死後，有些門客為其送葬，秦王政又下令：凡臨喪者，原是三晉來秦之人一律逐出國；原為秦人者，祿至六百石以上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不臨喪者也要遷走。並申明：以後若有人做類似於嫪毐、呂不韋這樣事的「籍其門」，並和此次事件作同樣處理。秋天，又下令「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史記•秦始皇本紀》）。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事件的真實原因決不是什麼「宮闈穢事」。秦王政所鎮壓的，以及參加嫪、呂一派活動的牽涉到數千人，說明這次鬥爭乃是以秦王政為首的一派勢力，同嫪、呂為首的一派勢力爭奪統治權力的鬥爭。結果是以嬴政的勝利而告終。從此，秦國就在嬴政「獨治其民」的方式統治之下，而《呂氏春秋》所設計的統治方案，則付諸東流。
三、秦國的最後勝利
封建經濟的發展，為全國統一造成前提，人民群眾的鬥爭又推動統一的實現，在客觀上已經形成了封建統一的條件。到莊襄王統治時代，秦國已經積蓄起足夠的經濟、軍事力量；而到秦始皇親政時，又消滅了呂不韋和嫪毐集團，使政權嚴格地控制於秦始皇一人手中，封建中央集權在秦國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這就加速了統一戰爭的勝利進行。
從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十五年中，秦國的軍隊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消滅了其他諸侯國，最後統一了中國。
秦國的逐客令 秦本來具有招徠其他諸侯國臣民的傳統。從秦穆公時起，就有許多秦國以外的人在秦為客卿。至戰國末年，秦國已經取得對各諸侯國家的明顯優勢，一些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謀士紛紛投奔秦國。在這些人中，有一個在秦國以後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就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國上蔡（河南上蔡）人，年輕時，曾任過掌鄉文書的小吏。他雖身居統治階級的下層，但對高官厚祿卻懷有極為強烈的欲望。據說：有一次，他在廁所中見到那裡的老鼠，吃的是髒東西，有人或狗來時，則被嚇得慌忙逃竄；而到倉庫中見到那裡的老鼠吃的是好糧食，住在寬敞的房裡，沒有人和狗前來驚擾。李斯對此大發感慨地說：人「賢」或者「不肖」正像這些老鼠一樣啊！就看各人處在什麼地位了。這就是李斯的人生哲學。由此出發，他認為：一個人若安於卑賤的地位而不設法爬到統治別人的位置上去，就同禽獸沒有兩樣，他說：「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史記•李斯列傳》）所以，李斯處心積慮地決心要爬上地主階級的高位。當他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國已經明顯地不是秦國的對手，而其他五國也都無力抗秦的時候，就決心入秦，到那裡去尋找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貴，並公然宣稱：「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決不是我李斯這樣的人能容忍的，「故斯將西說秦王矣」（《史記•李斯列傳》）。於是，在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三年），李斯離開楚，來到秦國。
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秦莊襄王已死，繼位的秦王（即秦王嬴政）年尚幼，相國呂不韋執秦國政。李斯就投奔至呂不韋門下，充當舍人。當時呂不韋也正廣收人才，不久即任李斯為郎。李斯又借與秦王接近之機，取得秦王信任，當上了長史。這樣，當呂不韋失勢以後，李斯仍得到秦王的寵信，而「拜斯為客卿」（《史記•李斯列傳》）。
但是，正當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學和處世邏輯，一步步向統治高位登攀的時候，秦國發生的一件事，不僅幾乎毀掉李斯的「前程」，而且差點改變秦國幾百年來招徠客卿的一貫傳統。這件事就是韓國陰謀的暴露。
原來，當秦國軍事取得節節勝利之時，首先感到恐慌的就是鄰近的韓國。這時，昏庸無能的韓王無計可施，竟使出了疲秦之計：聽說秦國喜歡大興工程，就派出水工鄭國入秦，勸說秦國修築水渠。韓國的統治者愚蠢地認為：如果秦國果真這樣做，就會使他們將力量用到修建上去，而無力東伐。鄭國入秦後，果然說動秦國的統治者，於是開工破土，引涇水入洛。當工程正在進行之際，韓國的陰謀被秦王發覺了。秦王嬴政本來就是一個多疑善變、心胸狹窄的人，當時就有人說他：「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史記•秦始皇本紀》）自嫪毐事件敗露後，秦王就已顯出對客卿的不信任。而鄭國來秦的意圖被秦王發覺後，就更加重了秦王對客卿的憎恨，因此，欲下令殺掉鄭國。這時秦國的宗室大臣早已對在秦國的客卿不滿，便進一步煽動說：各諸侯國來秦的人，哪一個不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而奔走的！不如將所有的客卿統統趕走。秦王便聽從這些意見，下令「逐客」。
逐客令一下，使大批從東方各國來秦的客卿惶恐不安。這時，李斯也在被逐之列。為保住在秦國的地位，李斯便向秦王上書，力勸改變這一決定。在書中，李斯首先歷數秦國用外人而使國富兵強的事實，從穆公說起：「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這五個人皆非生自秦國，但「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時又用衛國的商鞅進行變法，結果：「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接著，李斯又舉出惠王時用魏國人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襄王時用魏國人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從這些歷史事實中，李斯得出結論：「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如果秦以外的人皆不用，結果就會「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下面，李斯又舉出：秦王所喜歡的珠寶玩好，音樂美女，許多都是來自秦國以外，但是「陛下說之」，並不因其非秦國所產而不要。然而，對於士卻採取「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的辦法，這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他指出：「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李斯又反覆說明：欲無敵於天下，必須使本國的人愈多愈好：「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總之，要成王、稱霸、建立帝業，必須能容納人。如果不能容納人，反而把人往外推，無異於幫敵人的忙，「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最後，李斯寫道：「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如果把這些「客」都驅逐出去，「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這封上書，不僅情詞懇切，而且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狀的實際，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見解。因此，這篇《諫逐客書》成了歷史名作。（見《史記•李斯列傳》）
秦王嬴政見到《諫逐客書》後，立即改變主張，撤銷逐客之令，並恢復李斯之官位，自此以後，對他更加倚重。
這時，即將被殺的水工鄭國也向秦王進言：韓國唆使秦大興水利建設工程，其最初目的雖是消耗秦國實力，但水渠修成後，「亦秦之利也」（《史記•河渠書》）。儘管修渠時，減輕了秦國對東方各國的壓力，「為韓延數歲之命」，讓韓國苟延殘喘的再繼續幾年，但渠成後卻「為秦建萬代之功」（《漢書•溝洫志》）。秦王為鄭國的話所動，決定不殺鄭國，而讓他繼續領導修完預定的水利工程。這就是後來在秦國經濟中發揮很大作用的鄭國渠。
經過這一次周折，秦國仍舊保持著吸收並使用外來客卿的傳統，而外來的客卿也在秦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尉繚和《尉繚子》 在來秦的賓客中，有一個重要的軍事家，就是尉繚。
尉繚原稱為繚，魏國大梁人，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來秦。這時，秦王嬴政已經消滅了呂不韋和嫪毐的勢力，除掉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權力進一步集中一人之手，正要以全部力量向外發展，而首當其衝的則是韓國。面對著迅速壯大起來的秦，東方各國都個個自危，韓國則更加震恐。在這種形勢下，繚到秦國來向秦王進言，他說：當前，以秦國的力量消滅東方各諸侯國，是毫無問題的。但若各諸侯國聯合起來，合縱而抗秦，結果就很難預料了。繚向秦王獻策：不要吝惜財物，向各國掌權的「豪臣」行賄，破壞其聯合之策，離間其內部關係。這樣做，不用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採用了繚的辦法，在以後同各國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勝利的。
但是，不久繚就看出秦王政是一個殘忍成性的暴君，「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史記•秦始皇本紀》）。儘管秦王對繚恭敬備至，不僅讓他享用同自己一樣的衣服飲食，而且秦王在繚的面前常常表現得十分卑謙。但繚已經認識到：秦王政這樣的人「不可與久游」，便準備不辭而別。但秦王發覺後，千方百計地將他留住，並任命他為掌管全國軍隊的國尉。因此被稱為尉繚。［13］
關於尉繚的事跡，史書上留下來的很少，但統一前夕秦國對其他諸侯國作戰過程中，使用的戰略和策略，與尉繚的軍事思想十分吻合，從而可以知道指導秦國對外戰爭的決策集團中，尉繚起著相當大的作用。春秋戰國時，各國都有出色的軍事家，如吳國的孫武、齊國的孫臏、魏國的吳起，等等。秦國若沒有傑出的軍事家，其勝利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尉繚就是秦國傑出的軍事家。
證明尉繚是傑出軍事家的材料，就是現存的《尉繚子》一書。《尉繚子》是一本很有價值的軍事著作，一直被人們所重視。在宋代朝廷頒發的《武經七書》中，把《尉繚子》和《孫子》、《吳子》、《司馬法》、《三略》、《六韜》、《唐李問對》並列為軍事教科書。但南宋以後，又有人對《尉繚子》是否為戰國時的尉繚所著提出懷疑，有人認為流傳至今的《尉繚子》，系後人「偽」造。［14］但是最近在山東銀雀山發掘的一號漢墓中，出土了竹簡《尉繚子》，其內容與現在流傳本基本一致。這就證明：早在漢代，今本《尉繚子》就已存在，它的成書至晚在戰國秦時。這樣，說它系後人「偽」造，就不能成立了。但還有人認為：《尉繚子》的作者，與秦國的尉繚不是一人。理由之一是《尉繚子》書中有「梁惠王問尉繚」等語，證明《尉繚子》的作者尉繚與梁惠王同時，而來秦的尉繚卻在戰國末年，時間相差近百年。但是，如果說有兩個尉繚，也很難解釋：為什麼在不到一百年內，竟有兩個姓名相同的人出現？而且，《尉繚子》的作者既是魏國人，秦國的尉繚恰好又是魏國人，世界上絕無此種巧合。唯一的解釋就是，《尉繚子》記「梁惠王」事，乃出於依託，不一定真有此事。在先秦諸子中，這是屢見不鮮的，依託黃帝者有之，依託老子者有之，在戰國末年的作者，為什麼不能依託梁惠王呢？還有的人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將《尉繚子》分記於「雜家」和「兵家」兩處，從而斷定：今本《尉繚子》系兵家尉繚，另有至今尚未發現的雜家《尉繚子》。但這種看法已被事實駁倒，新出土的竹簡《尉繚子》，就證明《尉繚子》就此一種，有人已論述了「雜家」《尉繚子》就是「兵家」《尉繚子》。此看法已為大多數史學家同意，勿須贅述。［15］
《尉繚子》就是由魏入秦的尉繚之著作。證明這一點，就可以據《尉繚子》論述尉繚的軍事思想。
《尉繚子》共二十四篇，即：
（一）天官；（二）兵談；（三）制談；
（四）戰威；（五）攻權；（六）守權；
（七）十二陵；（八）武議；（九）將理；
（十）原官；（十一）治本；（十二）戰權；
（十三）重刑令；（十四）伍制令；（十五）分塞令；
（十六）束伍令；（十七）經卒令；（十八）勤卒令；
（十九）將令；（二十）踵軍令；（二十一）兵教上；
（二十二）兵教下；（二十三）兵令上；（二十四）兵令下
這二十四篇中，包括戰爭觀，戰爭與經濟、政治的關係，戰爭的指導原則以及具體的戰略戰術、隊列編制、獎懲原則等等。同先秦時的其他兵書一樣，它既是一本軍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學著作。
對戰爭的看法，尉繚同當時一些先進的軍事家一樣，認為：「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作者是不主張輕易挑起戰爭的。他認為只有「誅亂禁暴」的軍事行動才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以燒殺搶掠為目的的戰爭，是要受到反對的：「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武議》）作者所肯定的「誅亂禁暴」的戰爭，乃是少殺人，給社會帶來的動亂較小，甚至達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武議》）這當然是很難辦到的。在戰國時代，當時的戰爭正如墨子所形容的那樣：「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墨子•非攻下》）面對這種情況，尉繚明確指出：這樣亂殺亂搶，就是「盜」，主張儘可能保持社會秩序安定，以至於「兵不血刃而天下親」（《武議》）。這種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
由這一基本認識出發，尉繚認為：軍隊要取得勝利，最重要的就是靠道義，亦即正義的戰爭，是能取得人民擁護的。他說：「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戰威》）之所以能夠「道勝」，就因為將士相信自己所從事的戰爭是有必要的：「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斗，氣奪則走。」（《戰威》）這裡作者指出「民」在戰爭中的決定作用，而「民」「氣」如何，即士氣高低，決定著戰爭的勝負。這種觀點無疑也是正確的。
正因為尉繚重視士「氣」的作用，從而極力主張充分發揮士兵的主動精神，將帥要「信其心」，「未有不信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戰威》）。總之，欲使士卒「死戰」，必須重視他們的思想，也就是說首先要講政治，不能單純以刑罰命令去驅使士卒打仗，對於整個戰爭的看法，都是如此：「兵者以武為棟，以文為□（此處原文為方框「□」）；以武為表……以文為內。能審此三者，則知所以勝敗矣。」（竹簡《尉繚子》釋文）這裡說的「文」，就是政治。至於「文」的內容，作者也十分清楚地指出：就是儒家講的孝慈、禮信、廉恥等。以這些內容，再輔之法家主張的爵祿、刑罰等，則戰必勝、攻必克：「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戰威》）這種恩威並施、軟硬兼用的方法，反映了戰國末期儒、法等家逐漸合流的歷史趨勢。比起商鞅時代，只強調爵祿、刑罰一面，顯然是一大進步。
同當時的一切進步軍事家一樣，尉繚認為：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人事，而不取決於天。他說：傳說中的黃帝「百勝」，並不是什麼神秘的力量，不過是「人事而已」（《天官》）。作者還進一步舉出許多實例，說明「天官時日不若人事」，這些戰例都是破除迷信的好教材，如：「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而斗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天官》）在講到天時、地利、人事之間的關係時又說：「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武議》）。這種反對卜筮迷信，強調「人事」作用的唯物主義觀點，是十分明確的。這裡，也像在《孫子兵法》中一樣，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見《尉繚子》和《孫子》一樣，既是軍事科學著作，又是哲學著作，其中包含的唯物主義思想，是我國古代思想史的精華。
《尉繚子》也十分重視經濟同軍事的關係。作者要求須使人民「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治本》）。要做到這點，須要「均井地，節賦斂」（《原官》），「無奪民時，無損民財」，這樣才能使民「有儲蓄」（《治本》）。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戰勝敵人：「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治天下」（《兵談》）。
除此而外，《尉繚子》還總結了戰略、戰術方面的經驗，如《踵軍》講行軍作戰的一般原則，《兵教》講陣戰的規則，《束伍》、《伍令》講軍事紀律以及互相監視「什伍連坐」的規定。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許多重要問題。例如從《重刑令》規定的刑罰，可以看出秦國的刑罰多麼殘酷：「軍有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這樣的人，要處於如下刑罰：「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從而可知，秦國的軍隊之所以拚死作戰，不僅有「斬一甲首，賜爵一級」的規定，也有如上的殘酷刑罰，這就使秦國人「非斗無由也」（《漢書•地理志》）。又例如從《兵令》中看出：當時的軍陣排列「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陣」。從最近發掘的秦始皇陵前陶俑坑中所看到的，正是這種軍陣形式。由此可見，《尉繚子》書中記載的內容，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在實踐中運用的科學總結。
尉繚是秦統一中國過程中重要的軍事家，《尉繚子》是一部重要的軍事著作，應當予以適當的歷史地位。
姚賈和茅焦 姚賈原為魏國人，出身微賤，父親為看管城門之監門卒。姚賈在魏曾盜竊於大梁，後至趙國遊說，不為趙國所用，而被逐出。最後來至秦國，為秦王所重用，他曾替秦出使，拆散燕、趙、吳、楚四國聯盟。但姚賈對秦國封建統治作出的主要貢獻卻不在於此，他的重要作用在於：向秦王提出用人不必責備求全。他舉例說：像歷史上的姜太公呂尚望、管仲、百里奚、咎犯等曾為君主建立過功勳的有名人物，在個人的經歷上都有一些被認為不光彩的地方：姜太公在齊時被老婦趕出，在朝歌賣過臭肉，又曾被子良逐走，釣魚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管仲也出身貧賤，曾在魯國被囚；百里奚曾以五張羊皮被賣；咎犯則曾在中山為盜。而這四人被「明主」所用，皆立有大功。［16］他們雖有「詬丑大誹」，但是，「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知人善任，用其所長，「察其為己用」，而放手讓他們為自己效勞、立功。從這些事例中，姚賈得出結論：「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戰國策•秦策五》）。這正是對秦國一貫執行的「任人唯賢」的政策進一步發揮。秦王嬴政聽過之後大為讚賞，在以後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這些政策曾經起了重要作用。
茅焦，也是秦國的客卿，原為齊國人（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有的文獻說他是「滄州人」（《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括地誌》）。當秦王政鎮壓嫪毐以後，又囚禁了與嫪毐私通的太后，殺死太后所生之二子，並將為此事進諫的二十七人處死。這時茅焦仍然要向秦王進諫，他不顧被處死的威脅，向秦王指出：「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陽宮，有不孝之行；縱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說苑•正諫》）茅焦敢於這樣尖刻地斥責秦王，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難怪郭沫若認為這是一種「小說家的筆法」（《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6頁），是不足信的。但若說以上記載純屬虛妄，也無根據。因《史記•秦始皇本紀》也記載茅焦說秦王這件事，語意雖無那樣刻薄，然情況大體相同。可見，茅焦向秦王直諫一事，是不能否定的。
其實，像茅焦這樣敢於直諫的賓客，在秦國決不止一個。如有的人向秦王指出：「王兵勝而不驕，伯主約而不忿。」現在秦王既「驕」又「忿」，「非伯主之業也」（《戰國策•秦策五》）。這裡雖沒記下說者是誰，但從口氣中可知定是秦國的賓客，或許就是茅焦一類的人。
這一類賓客在秦國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由於他們的身份、地位，既非秦國固定的臣民，也不是敵國的使者。他們可以接近秦國統治階級的上層，直至國王。合則留，不合則去。所以敢於犯顏直諫，正因有一些人不斷地唱與君主相反的調子，所以在秦國的朝廷上，大臣與國王爭論，是常有的事情，有時甚至秦王還爭不過大臣。如有一次秦王政與中期爭論，結果，爭論不過，「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戰國策•秦策五》）。後來，秦王也沒對中期如何懲處。可見，統一以前的秦王嬴政，並不像統一中國以後當了皇帝的嬴政那樣，聽到的只是一片頌聲，有誰觸「逆鱗」就要遭殃。統一前，秦國有許多敢說話的大臣，秦王所聽到的也不完全是歌功頌德之辭，這也是秦國取得勝利的主觀條件之一。而在向秦王直言進諫的人中，絕大多數恐系外來的賓客。
秦國堅持接納、使用賓客的政策，對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迅速發展，都有重要作用。僅就秦始皇時代而言，就有：王、茅焦、尉繚、桓、王翦、李斯、昌平君、昌文君、王賁、李信、王綰、馮劫、王離、趙亥、隗林、馮無擇、王戊、趙嬰、楊樛、蒙恬、宗勝等。他們原皆非秦國人，但卻為秦出力，為其統一中國作出貢獻。
同趙國的兩次大戰 當秦國內部初步穩定之後，秦王政就派兵向東方進攻，他首先選擇的攻擊目標是趙國。
秦為什麼急於進攻趙國呢？
原來，趙國在六國中，是最強的一個，常常同魏、韓、楚等聯合起來，成為秦國的勁敵。趙國的大將廉頗、李牧、龐煖等都善於用兵，多次打勝仗。但是，自悼襄王（公元前244年至前236年）即位前後，統兵大將長期不和。公元前244年，趙國起用樂乘代替大將廉頗，廉頗不服，將樂乘趕跑，最後廉頗自己也投奔魏國。廉頗去後，趙國只剩下李牧、龐煖、劇辛等幾員名將，不久，劇辛又投降燕國，後被龐煖殺死。在外部，趙和燕的矛盾很大，燕常常乘趙內外交困之際向趙進攻；北方的匈奴也不斷向中原入侵，趙國不僅要築長城防禦，而且還得派大將李牧率重兵在北邊防守。因此，要掃除統一中最大障礙——趙國，這正是有利時機。
公元前236年（始皇十一年），趁趙國與燕國正在交戰之際，秦國派王翦和桓、楊端和率兵向趙國進攻。王翦所率一路秦軍順利地攻取趙的閼與（山西和順）、橑陽（山西左權）。桓、楊端和一路取得趙的河間六城（在今河北、山東間），接著又占了鄴（河北磁縣東）、安陽（河南安陽）。這時，趙國的軍隊正在龐煖率領下向燕進軍，先後取得了狸（河北任丘北）、陽城（河北清苑西南）。可是它的後面，上黨郡和河間地區卻完全被秦占領。次年，桓又率秦軍攻占了趙國的平陽（河北磁縣東）、武城（山東夏津西北）。這一仗雖僅奪得兩城，但相當激烈，「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是戰國時期殺人較多的一次戰役。
公元前233年（始皇十四年），秦將桓率兵出上黨向趙進攻，攻取赤麗、宜安（河北藁城西南）。這次秦軍已深入趙國後方，造成包圍趙國首都邯鄲的形勢。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趙國從北方邊防上調回率兵防禦匈奴的大將李牧進行抵抗。李牧為戰國時名將，所率之軍隊又系趙國最精銳之師，當此趙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趙國將士皆決心與秦軍決一死戰，雙方軍隊在肥（河北藁城西南）展開激戰。結果趙軍大勝，秦軍慘敗。李牧因戰勝有功，被封為武安君，秦將桓由於失敗，畏罪逃奔燕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趙世家》）
同趙國進行的兩次大戰表明，秦想立即滅掉趙是困難的，因而它就將攻擊的矛頭暫時轉向別的地方。
攻楚伐韓及韓非入秦 在與趙國交戰期間，秦軍就已有一部分在同楚、韓兩國進行戰爭了。
公元前235年（秦始皇十二年），秦同魏結成暫時聯盟，當魏攻楚之際，秦以四郡兵力支援魏國。（見《史記•六國年表》）從當時雙方力量對比來看，秦、魏之兵把楚兵打敗，是毫無問題的，就連楚相李園也承認：「以秦之強，有粱（梁）之勁，東面而伐楚。於臣也（即按照李園的想法），楚不侍（待）伐，割摯（縶）馬免而西走（即很快會投奔秦國）……」（《戰國縱橫家書•李園謂辛梧章》）在這緊急關頭，李園向統率秦魏聯軍的秦國大將辛梧進行遊說，他指出：秦魏聯軍將楚國打敗，對你辛梧個人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因為楚被打敗必然投奔秦國。而楚歸秦後，秦國的矛頭就要指向魏，那時魏對於你不會表示歡迎，而秦則會殺掉你。為你個人打算，不如不出兵，使秦不能立即勝楚，這樣秦必重視與魏的聯盟，魏不能勝楚，也必然重視與秦的聯盟。秦魏聯盟不散，你這個聯軍統帥也必然受到兩國的重視，楚不投向秦，你的地位則不會動搖。這一番話從個人利害關係上，打動了辛梧，他果然拖延出兵達六個月之久，使楚國免遭秦魏聯軍沉重的打擊。（見《戰國縱橫家書•李園謂辛梧章》）
公元前234年（始皇十三年），秦國的另一支軍隊，也正向韓國進攻。這支部隊進攻韓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韓非。
韓非是戰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為韓國貴族之後。他的理論觀點屬於法家學派，喜「黃老刑名之學」，青年時代曾與李斯同學。當李斯入秦以後，韓非尚在韓國。由於他有口吃的生理缺陷，所以不善於遊說，但善於著書。他因見韓國日益衰弱，曾向韓王進諫，然而均未被採納，於是就發憤著書。當韓非所著的《孤憤》、《五蠹》兩篇文章為秦王嬴政見到後，秦王對文章大為讚賞，並發出感嘆道：若能見到文章的作者「死不恨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當時，李斯告訴秦王：此文作者是韓非，現在韓國。於是秦王下令攻韓，定要取得韓非。
韓國至此時已無力拒秦，聞秦兵為韓非而來，而韓王對韓非一向也不曾器重，因此立即將韓非遣往秦國。秦軍目的已經達到，也暫時退兵。
韓非與秦王政 韓非至秦後，秦王政十分高興，韓非勸秦王還是先攻趙。這時，秦國的李斯、姚賈向秦王進讒言說：韓非乃韓國的宗室，其心是向著韓的，不如趁早殺掉以免後患。秦王果然將韓非下獄，李斯則送給韓非毒藥，令其自殺，韓非欲向秦王表白，不得見，只好飲藥而死。秦王不久也追悔，但韓非已死，赦免已來不及了。［17］
韓非雖並未在秦得到重用，但他的理論卻對秦王政有很大影響。韓非的思想和理論，集中反映在其自著的《韓非子》一書中。今本《韓非子》共五十五篇，其中雖有一些系後人著作誤混入者，但其中主要的如《顯學》、《難勢》、《問辯》、《詭使》、《六反》、《心政》、《難一》各篇，及《奸劫弒臣》篇之大部分，皆可確信為韓非所作。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韓非的理論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其特點是把「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在韓非以前，法家人物有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但商鞅只講法不講術和勢；申不害言法，但頗重視「術」，慎到言「法」，同時也重視「勢」，韓非則認為：作為人主，法、術、勢三者不可缺一。他所謂的「法」，就是封建國家制定的法令，對於臣民來說，「法」是最重要的；「吏不必賢，能守吾法而已」。法者「臣之所師也」，「臣無法則亂於下」。韓非認為申不害在韓國沒有成功，關鍵在於法不嚴密：「托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韓非子•定法》）韓非所謂的「術」，就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權謀，「人主之所執也」，君主無術則不能駕馭臣下：「君無術則弊於上」，他認為：商鞅在秦就是只知法而無術，結果國家雖富，但君主卻不能控制臣下，以致數十年而不能成帝王之業：「（公孫鞅）徒法而無術……（雖使）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韓非子•定法》）所謂「勢」，就是君主的權威，他認為只有權勢才能使法令能夠推行：「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韓非子•顯學》）。這種勢對於君主說來是十分重要的，慎到把它比做龍和雲的關係：「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韓非子•難勢》）韓非認為：法、術、勢三者不可偏廢：「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他尤其強調法、勢結合的重要，提出「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可以看出，韓非與商鞅重要的不同，在於重視術和勢的作用。
當然，關於韓非的思想和理論還有一些其他內容，但對秦國歷史影響較為明顯的就是法、術、勢的理論。因為正是這一理論直接為秦王政所接受，並在以後的統治中貫徹實行起來。
在接受韓非的理論以前，秦王政只遵循秦國一貫傳統，實行法治統治，還看不到他有目的地、有意識地使用「術」和「勢」。但從接受韓非的理論以後，特別是統一中國以後，秦始皇就明顯地加強了對術和勢的運用。如採取各種辦法包括上尊號等，使皇位顯得神聖不可侵犯，其目的無非是加強「勢」，這只是「人君南面之術」具體運用的一個方面，其他方面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見，在秦統一中國以後，秦始皇實行的統治方法，就是韓非主張的法、術、勢並用的統治術，而這種統治術在秦始皇死後，二世當政時，李斯又將它發展為「督責之術」，這又是韓非子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封建獨裁和暴君統治的理論基礎。
由此可見，韓非入秦後不久雖就被害，但他的理論主張實際已在秦國實現。尤其在秦王政身上，韓非的影響是十分清楚的。
李牧再次戰勝秦軍 秦國的勁敵——趙，此時國內的政治局面日趨紊亂，朝政操縱在趙王寵臣郭開手中，郭開嫉賢妒能，使許多人才不得發揮作用。如老將廉頗至魏後，久不被用，很想歸趙，而趙王也有意起用廉頗，曾派人至魏探視廉頗身體如何，廉頗在趙王使者面前「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但是，郭開賄賂使者讓他向趙王報道：廉頗雖能吃飯，但坐一會兒的工夫就要大便三次。趙王認為廉頗不能用了，終於沒有將他召回。後來廉頗被楚國接去，死於楚。
就是在趙國這種腐敗的情況下，秦軍於公元前232年出兵兩路大舉進攻，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向趙的番吾（河北平山縣東）進攻。此時趙國能率兵拒秦軍的只有大將李牧，這一次又是李牧擊退秦軍，再次取得勝利。
趙國雖兩次戰勝秦國，但國內政治昏暗，又加之戰爭消耗損失巨大，實力已盡，早成為強弩之末，毫無反攻之力，只有等待著末日來臨。
秦派內史騰滅韓國 公元前231年（秦王政十六年），在秦國進逼下，魏將麗邑、韓將南陽全部獻給秦。次年，秦國的內史騰率兵攻韓，俘虜韓王安。至此，韓國雖已滅亡，但同韓國貴族的鬥爭並未結束，韓王安被遷於岐山，在公元前266年時，曾發動叛亂，不久被鎮壓下去，這才徹底解決了韓的問題。（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編年紀》）
王翦等破趙與公子嘉竄代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將王翦、楊端和分別率兵向趙進攻。趙將李牧、司馬尚堅持抵抗達一年之久。但後來趙王寵臣郭開接受秦人的賄賂，向趙王誣告李牧、司馬尚欲叛，趙王便派趙蔥及齊人顏聚代替李牧。李牧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拒不讓出兵權，趙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並處死，同時殺掉司馬尚，為秦軍亡趙掃清了道路。
趙國的李牧一死，秦軍如入無人之境，三月以後，王翦大破趙蔥，俘趙王遷，是年十月，秦軍進入邯鄲，趙亡。
趙亡後，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為代王，繼續負隅頑抗。（見《史記•趙世家》、《史記•秦本紀》、《史記•李牧列傳》、《戰國策•趙策四》）
荊軻刺秦王和燕的滅亡 滅趙以後，秦兵臨易水，直接威脅著燕國。公元前227年（秦王政二十年），秦國大將王翦、辛劇率兵攻燕、代。燕、代兩國聯合出兵抵抗，但被秦軍擊敗於易水之西。這時的燕國國王名喜，有太子丹曾為質於秦，因秦王政對其不善，從秦逃歸。太子丹從此與秦結怨，一直想報仇，但由於國小勢衰，力不敵秦，未能實現。當秦軍壓境之際，燕國君臣皆惶恐，於是燕太子丹決心派人殺害秦王，以挽救燕的滅亡。
被派去刺秦王的是荊軻。荊軻祖籍齊，後遷於衛。由於在衛不見用出遊趙，後來又來到燕。到燕後，與狗屠高漸離結交，荊軻為人深沉好書，又善擊劍，經過燕處士田光介紹，被燕太子丹選中。太子丹為使荊軻去刺秦王，對他尊敬備至：「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史記•刺客列傳》）當秦軍破趙，大軍壓境之時，太子丹急請荊軻入秦執行刺殺秦王計劃。荊軻為取得秦王信任，以燕國之督亢（河北涿縣東南）地圖和樊於期的人頭為覲見禮。樊於期原為秦國將軍，因得罪於秦，逃亡至燕。聽說荊軻欲入秦刺秦王政，自願自剄，將首級讓荊軻帶走。太子丹選派燕國勇士秦舞陽為副，陪同荊軻入秦。荊軻臨行，太子丹及賓客等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築（古代的一種打擊樂器——筆者注），荊軻慷慨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表示義無反顧。至秦後，通過秦王寵臣蒙嘉向秦王政說：燕國願獻督亢之地，並送來樊於期人頭，向秦稱臣。秦王大喜，見燕使者。荊軻等上朝覲見，既獻圖，圖內早藏有匕首。秦王展圖，圖窮而匕首現。荊軻左手抓秦王袖，右手持匕首，脅迫秦王。秦王大驚，袖斷環柱而走。荊軻在殿上急追，因秦國規定：殿前不准攜帶兵器，秦王身佩長劍，一時又拔不出來，局面十分緊張。最後，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把劍擱在背上才拔了出來，斬斷荊軻左股，荊軻雖被傷，仍毫無畏懼，將匕首向秦王投去，未能擊中。秦王又揮劍刺荊軻。臨死前，荊軻尚斥罵秦王。荊軻之死雖是秦統一中國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且這一行動也不可能改變歷史趨勢，但他那種慷慨悲壯的精神，卻一直為人們所崇敬。
荊軻刺秦王的失敗，加速了燕國的滅亡。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大舉進攻，公元前226年，秦軍攻下燕都薊，燕王喜與太子丹逃往遼東郡。公元前222年，秦將王賁攻遼東郡，俘虜燕王喜，燕亡。（見《史記•燕世家》、《史記•刺客列傳》、《史記•秦始皇本紀》）
水灌大梁，魏國滅亡 魏國在秦的打擊下，早已奄奄一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國大將王賁率兵包圍魏國都大梁，掘開黃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後城壞，魏王假請降，魏亡。（見《史記•魏世家》、《史記•秦始皇本紀》）
王翦滅楚 公元前226年，秦國內部昌文君發動叛亂，楚將項燕趁機擁昌文君為荊王，秦以鎮壓荊王為名，大舉攻楚。［18］楚當時雖被擊敗，但實力尚在。當秦破三晉以後，就全力攻楚。秦將李信自恃少年壯勇，在秦王面前誇口：以二十萬之眾即可滅楚。秦王又問老將王翦，王翦答非六十萬不可。秦王以為王翦怯弱而李信勇，就派李信為將，率二十萬人攻楚。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二十三年），李信率兵攻入楚境，由於輕敵，大敗，七都尉被殺，秦軍只好退出楚境。李信敗回後，秦王在事實面前認識到輕信李信的錯誤，立即親赴王翦家，請其率兵出征，並按照王翦的要求，傾全國之兵力，給他六十萬人。王翦統這樣多的兵，為使秦王放心，出征前數次向秦王請求園池田宅，表示自己貪於業產而絕無叛心。公元前223年，王翦率大軍伐楚，楚國出動全部兵力拒秦。開始，王翦令秦軍養精蓄銳，待士氣高昂、鬥志旺盛之際，下令出擊。結果，一鼓作氣將楚軍打敗，楚國大將項燕戰死。秦軍乘勝攻入楚都壽春，楚王負芻被俘。接著，秦軍又向江南廣大楚地以及降服於楚的越地進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國全部被滅。（見《史記•王翦列傳》、《史記•秦始皇本紀》）
掃代、滅齊，統一中國 趙亡後，逃至代郡的代王嘉在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被秦軍俘獲。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滅亡燕、代的秦將王賁率兵向南攻齊。齊王建昏庸腐朽，一味聽信佞臣，毫無抵抗準備，而佞臣後勝早就接受了秦國的賄賂。因此，秦軍一到，齊國立即土崩瓦解，齊王建被俘，齊亡。（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田仲敬完世家》）
從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秦就消滅了韓、趙、魏、燕、楚、齊六國，完成了統一。在統一戰爭的最後階段，秦軍猶如秋風掃落葉一樣，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在六國之中，並非沒有統兵之勇將和無畏之壯士，但個人的作用，終究無法扭轉歷史業已造成的形勢；政治、軍事、經濟發展的結果，到戰國末年，統一中國的左券已操在秦國，故山東六國儘管不乏足智多謀之臣，慷慨悲歌之士，但終於改變不了歷史命運，而被秦消滅。
從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起，中國歷史結束了割據局面，出現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秦王朝。戰國的歷史至此告終，中國歷史又翻開新的一頁。
秦統一六國圖
注釋
［1］「戰國」的意義，一直到漢代還是指那些不斷進行戰爭的大國，如《史記•平準書》：「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至西漢末，才普遍地將「戰國」作為歷史時代的名稱使用，劉向在《戰國策•敘》中已經以「戰國」為時代名稱了：「……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自此以後，「戰國」才具有直至如今仍然保留的意義。
［2］據有明文記載的秦國殺人數目統計如下：
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七千。
惠文王八年與魏戰，斬首四萬五千。
惠文王更元七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
惠文王更元十一年，與韓戰岸門，斬首萬人。
惠文王更元十三年，與楚戰丹陽，斬首八萬。
武王四年，占領韓之宜陽，斬首六萬。
昭襄王六年，伐楚，斬首二萬七千；同年，又伐楚，斬首二萬。
昭襄王十四年，攻韓、魏，斬首二十四萬。
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趙，斬首三萬。
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斬首四萬；次年又伐魏，斬首四萬。
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斬首十三萬，沉河二萬。
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韓，斬首五萬。
昭襄王四十七年，長平大戰，坑趙降卒四十五萬。
昭襄王五十年，攻晉軍，斬首六千，流死河二萬。
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韓，斬首四萬；同年，攻趙，斬首九萬。
以上總計已超過一百三十萬人。
［3］孟子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家。
［4］關於孝文王在位時間問題，過去也是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史記•秦本紀》：「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三月辛丑卒。」《史記志疑》認為：「……此所謂『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於庚戌秋，喪葬之事，皆畢斯數月中，紀不言既殯正繼體之禮，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謂『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謂『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踐祚之位也。是年歲在辛亥，三年之喪廢，故孝文王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竊意史公緣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後世疑莫能明，特備載當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見……殊不知爾時秦尚未以十月為歲首也。」梁氏認為當時秦尚未以十月為歲首，故斷定孝文王享國一年。而閻若璩則認為應為二年。許多歷史年表也十分含糊。自從雲夢秦簡《編年紀》出土後，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從《編年紀》中可以看出：至少在秦昭襄王時秦國已開始用顓頊曆，即以十月為歲首。而在《編年紀》中又有「孝文王元年，立即死」的明確記載。由此可證明，孝文王即位享國既非二年，也非一年，只有三天，無誤。
［5］《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這裡是說呂不韋通過華陽夫人之姊。但《戰國策•秦策五》卻說：「（呂不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這裡記載呂不韋通過的是王后之弟陽泉君。郭沫若說：「至所買賄的華陽夫人的親人究竟是姊是弟，無關重要，或者也有姊也有弟，而《史》、《策》各紀其一的吧！」（《沫若文集》第十五卷，399頁）
［6］關於這一段歷史的具體過程，《史記》同《戰國策》記載略有不同。《史記•呂不韋列傳》說：呂不韋入秦遊說時，孝文王尚為太子，封安國君，異人是在秦圍邯鄲時逃歸秦軍的，而《戰國策•秦策五》則說華陽夫人聽從呂不韋遊說後，派人向趙國要回異人，異人回國時，為取得出生於楚國的華陽夫人之歡心，就特別穿上楚國的服裝。華陽夫人一見，果然十分高興，就將異人改名子楚，並立為太子。
［7］在莊襄王取得王位的過程中，華陽夫人是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什麼人？過去的史書很少給以注意。現考證如下：
華陽夫人個人、家族情況，文獻雖無直接記載，但華陽這個姓氏，卻給我們提供了研究她的重要線索：
所謂華陽夫人者，華陽乃其姓，其家可能為華陽氏。而華陽氏的來源在秦是可以找到的，這就是昭襄王時的華陽君。
據《史記•穰侯列傳》載：「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原來他是宣太后的同父弟，魏冉的兄弟，名叫羋戎。
華陽君羋戎在魏冉掌權時，是一支有權勢的宗室。但范雎入秦後，曾將穰侯魏冉的權奪回來：「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穰侯魏冉、華陽君羋戎後來被趕出關外：「昭王……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華陽君被逐出關外，到哪裡去了？「就封邑」，即到自己封地。華陽君的封地就是華陽。華陽之地望有不同的說法，這裡姑存而不論。華陽君被黜後仍回自己封地，過著「食邑租稅」的貴族地主生活。而華陽夫人即其後代。
華陽夫人出自華陽君的家族，還有一個有力證據，就是他們都是「楚人」。
當莊襄王尚未取得王位，剛從邯鄲歸國時，曾有這樣一段小插曲「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高其知，曰：『吾楚人也……』」（《戰國策》）華陽夫人自稱「楚人」，而華陽君羋戎就是「楚人」：「穰侯者……其先楚人，姓羋氏……」，「昭王母故號為羋八子」（《史記•穰侯列傳》）。宣太后及穰侯既都是「楚人」，那麼，宣太后的同父弟，魏冉的異父弟自然也是「楚人」了。從華陽君姓羋這一點上看，他系楚人也是毫無問題的，因為羋乃楚國之大姓。（見《史記•楚世家》及《左傳》昭公十一年）華陽君既是「楚人」，其後代華陽夫人自稱「楚人」也是極其自然的了。
除出自華陽君家族外，華陽夫人會不會是從楚國直接來的呢？這也不可能！查《史記•六國年表》，從秦昭襄王時代到莊襄王上台前的五十七年中，楚國女子送到秦來的記載只有一次，即楚懷王九年（公元前305年），「秦來迎婦」。而這一次秦國「迎」的婦決非華陽夫人。因為這一年相當於秦昭襄王二年，而在秦昭襄王四年時孝文王才出生，昭襄王無論如何不會給一個尚未出世的孩子娶婦的。
由此可見，華陽夫人系華陽君羋戎之後代是可以肯定的。
［8］《史記•六國年表》記載：衛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三年衛徙野王，是建東郡在前，徙衛野王在後。但《史記•衛康叔世家》云：「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並濮陽為東郡。」乃徙衛野王、並濮陽以後，東郡之地又有擴大，並非新建，故徙衛國君當在建東郡以後，無誤。
［9］秦統一中國以後建三十八郡，後又增至四十餘郡，在秦始皇八年以前歸秦所有的只有十幾個郡。
［10］《史記•秦本紀》載：「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但據《編年紀》可知，孝文王在位僅三日，因此這類措施，實際也應在莊襄王時期實行。
［11］古代傳說顓頊為黃帝之孫。見《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又《史記•五帝本紀》引《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12］《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即異人，後來的莊襄王）從不韋飲，見而說（悅）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這就是流傳得很廣的，秦王政為呂不韋私生子的故事。這種說法絕不可信，早已為古今歷史學家所證明，這裡無須贅述。（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問題是這樣的輿論是誰造出來的？古代有些學者認為，不是別人，正是呂不韋散布出來的，其目的是用以暗示秦始皇，使他將呂認作親父，以便永保富貴。（見清王世貞：《讀書後記》）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也提出此種看法。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是對的。
［13］關於《史記•秦本紀》記載之尉繚事跡，有人認為「不足盡信」（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尉繚辨》，456頁）。在這種看法下，不少有關秦國歷史的著作都忽略了這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甚至根本否定尉繚其人的存在。其實，否定《史記》可靠性的根據是站不住腳的，所謂「繚之說秦，與《秦策》頓弱之言同，其稱秦王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事類范蠡」（《先秦諸子系年考辨》，457頁）。這個問題很容易得到解釋，因為當時的形勢是客觀存在，越王勾踐與秦王政在性格上也有類似之處。所以，頓弱、范蠡、尉繚這些有識之士，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以至發表一些相互類似的言論，是毫不足怪的，正是由於「英雄所見略同」，才更加證明《史記》記載是可信的。
還應指出：尉繚與頓弱、范蠡的言論雖有類似之處，但決非完全一樣，他們每個人發表的言論，都有其不同的具體環境，聯繫上下文仔細玩味，可看出：決非作史者任意編造，也不可能張冠李戴。現將頓弱說秦王一段記載摘錄於下：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游於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必從，頓子之說也。（《戰國策•秦策四》）
從以上材料可看出：頓弱說秦王與尉繚所說的方式不同，言辭中間表現出戰國時期縱橫家的特點，而尉繚絕對沒有這些特點。這就證明，尉繚和頓弱是兩人，他兩人說秦王是兩回事，沒有根據懷疑史家的記載。下面再看對范蠡的記載：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這雖與尉繚對秦始皇的評價相似，但也不一樣。尉繚的原話是：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史記•秦始皇本紀》），
越王的特點是「長頸，鳥喙」，秦王則是「蜂準，長目，摯鳥膺」。很難斷定這些記載都是史家作偽。相反，他們各自特點的不同，正可說明記載的真實性。至於「以貌論人」，並非僅此二人，在春秋戰國時代，乃是極常見的情形。如孟子見梁襄王后，出來就對人說：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難道能據此而否定《孟子》的記載嗎？
尤其重要的是，自近來在銀雀山一號漢墓發現竹簡《尉繚子》一書後，更證明了《史記》的記載是可信的。
［14］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說：「《尉繚子》未知果當時書本否。」明宋濂《諸子辨》認為：《尉繚子》「固後人依仿而托之者也」。清姚際《古今偽書考》更舉出「證據」說：流傳至今的《尉繚子》系「偽」書。
［15］參見何法周：《〈尉繚子〉初探》（載《文物》，1977（2））。但也有個別同志認為另有屬於雜家的《尉繚子》，不過至今尚未發現。（見鍾兆華：《關於〈尉繚子〉某些問題的商榷》，載《文物》，1978（5））這後一種看法顯然是缺乏根據的，既然沒有發現，當然不能臆測。
［16］《戰國策•秦策五》：「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咎犯——筆者注），而勝於城濮。」
［17］關於韓非的生平事跡及其死，《史記》的記載有不少矛盾，因而引起人們提出許多疑問，如秦國是否有為韓非而攻韓之事，韓非入秦後向秦王提出先攻趙還是先攻韓的問題，以及韓非之死是由於李斯譖殺，還是因姚賈所讒的問題，歷來聚訟紛紜。（詳見《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及《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四《李斯韓非考》）這裡不能一一加以考辨，現僅就幾個主要問題，略述作者的看法：
（一）有人懷疑《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秦王因見韓非書而欲見韓非「因急攻韓」一事。認為「天下寧有愛好其國一公子之書，因遂急攻其國者？」（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筆者以為：在沒有證據否定秦王曾為此而攻韓之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之材料是不能否定的。從秦王受韓非思想影響之深（這一點本書中有論述），不能否定其有為此而攻韓之舉。況且在當時，攻韓、攻趙或攻其他諸侯國，對秦說來只屬時間先後的問題，任何一個藉口都可以發動對一國的進攻。因此，為韓非而攻韓，在當時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韓非入秦後，向秦王提出先攻韓還是先攻趙的問題。筆者以為：韓非向秦王提出先攻趙而存韓，證據就是《韓非子》的《存韓》篇。正是韓非有此言論，才被人讒為：「非終為韓，不為秦」（《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否則此話就沒有來由。認為韓非入秦後提出先攻韓國的人，主要根據《韓非子》中的《初見秦》有勸秦王攻韓的話。這個問題牽涉到《初見秦》的真偽問題。從這篇文章內容來看，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是韓非自作。《戰國策•秦策一》中有「張儀說秦王」，其內容與《初見秦》完全一樣，早就有人提出疑問（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後來有人認為系張儀作，有的認為是范雎作。筆者以為：不論怎樣，《初見秦》並非韓非自己著作，這是大多數史學家的看法。因此，入秦後韓非向秦王提出攻韓的問題，實際是不存在的，關於《初見秦》的作者問題，筆者同意容肇祖先生的看法。（見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五集，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韓非子初見秦篇考》）
（三）關於韓非為誰所殺害的問題，《史記》與《戰國策》記載略有不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
《戰國策•秦策五》：
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歷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細看《史記》全文，與《戰國策》的記載並不矛盾，《史記》說：李斯、姚賈害之，《戰國策》則進一步將姚賈與韓非的矛盾作較詳細的記載，所以「復使姚賈而誅韓非」，正可與《史記》的記載相印證。故可以說李斯、姚賈二人共害韓非。
［18］關於這一段歷史，以前文獻記載得相當混亂。最近新出土的雲夢秦簡《編年紀》糾正了《史記》中若干錯誤，如叛秦者為昌文君並非昌平君之類，牽涉問題很多，請參見黃盛璋《雲夢秦簡辨證》（載《考古》，1979（1））及傅振倫《雲夢秦墓牒記考釋》（載《社會科學戰線》，19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