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 第九章　封建制在秦國的確立

商鞅變法以後，地主階級政權確立起來，秦國正式進入封建社會。 一、秦國社會各階級的關係 地主和農民，是封建制確立以後，秦國社會中的兩個主要階級。除此而外，還有奴隸、手工業者、遊民和商人。因各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不同，它們各自的作用以及相互間矛盾鬥爭的性質也不盡一樣。 封建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這是秦國封建生產關係的主導方面。 商鞅變法使封建生產關係在秦國得到正式承認和保護。田間的「阡陌」成為私有土地的標誌，而秦國政府明令要維護這個標誌，政府要求官吏把維護「阡陌津橋」（《為吏之道》）作為重要職責。在秦律中規定：對擅自移動阡陌標誌的人，要處以「耐」刑。（見《法律答問》）正是由於封建國家保護土地私有，所以商鞅變法以後，就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的社會現象。在秦國，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對立是十分鮮明的。 在地主階級中，有大地主與中小地主之分。 （一）大地主 國君王室是全國最大的地主。除對無主荒地擁有所有權外，他們還占據大片土地修建宮殿，劃為苑囿。僅供國君遊獵之用的苑囿，就有「具囿」（又名「具圃」，見《淮南子•地形》）、「五苑」（《韓非子》）和「上林苑」（《史記•秦始皇本紀》）。苑囿中的禽獸是禁止人民捕殺的，連犬入其中也要遭到呵禁。（《田律》）在王室的苑囿里，有不少勞動者被驅迫進行生產，如「王苑」就出產「蔬菜、橡果、棗栗」（《韓非子•外儲右》）。在秦國的法律中還規定著每畝地應下的各種作物種子的數量（《倉律》），還有考核耕牛飼養情況（《田律》），以及舂粟為米的標準比例（《倉律》）。這些規定，只有耕種王室土地，直接受國家剝削時才有必要。因此，它證明國君王室擁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用來直接剝削勞動者。 除國君外，秦國還有一些封君列侯：如商鞅封為商君，樗里疾為嚴君，張儀為武信君，白起為武安君，蔡澤為綱成君。另外，昭襄王時還有涇陽君、高陵君、華陽君、陽泉君、安國君。封侯的有：魏冉為穰侯、范雎為應侯、嫪毐為長信侯、呂不韋為文信侯，等等。這些封君列侯也是一批大地主。 國君王室和封君列侯之所以為「大」地主，不僅因為他們占有的土地多，還因為他們在秦國中享有特權，取得剝削收入的方式也同中小地主不一樣：如國君不僅能從王室私有土地上取得剝削收入，更主要的是以封建國家的名義向全國收取稅賦和徵發徭役。封君列侯則享有食邑租稅之權：「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漢書•貨殖傳》）。所以，他們與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同，他們是封建國家的代表，是「最高的地主」（《資本論》，第三卷，894頁）。 這樣，秦國的大地主實際上對於所有權屬於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私有土地，也能以國家的名義進行干預，以保障其賦稅和徭役的來源。如秦國政府規定：各地必須將土地上的降雨量、災害以及農作物生長情況，及時向官府報告。（《田律》）對於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法律條款，如在《田律》中竟規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 （酤）酉（酒）」，說明對土地利用的干預範圍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切措施無非是保障封建國家的賦稅和徭役。而這些，正是一切大地主剝削收入的主要來源。 （二）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是地主階級中的大多數。因秦制規定：凡得敵甲首者，均可得到爵位和土地。但這並不是無限制的，實際上秦國決沒有按「賞爵一級，益田一頃」（《商君書•境內》）的比例，實行賞軍功。因為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直到統一之前，有記載可考的斬首數就達一百六十餘萬。如果真按前述的規定賜田，將有多少大地主？但事實上並沒有太多的大地主，還是中小地主占地主階級的大多數。 中小地主與大地主的最大區別，就是他們不僅沒有大地主享有的那麼多的特權，而且還要將剝削收入的一部分，以賦稅的形式奉獻給封建國家——也就是「最高的地主」。秦律規定：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中小地主，必須以「受田之數」（《田律》）繳納賦稅。儘管中小地主繳納的賦稅最終還是出自農民，然而，由於這一規定，他們也不能不把剝削收入的一部分分給大地主。這樣，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就產生一定的矛盾。中小地主和下層官吏，常常以隱匿田地租稅收入來逃避封建國家的徵收，而大地主則通過國家政權制定法令，嚴禁這種隱匿行為。（見《法律答問》）在秦國，「匿田」和反「匿田」的鬥爭是十分尖銳的。 一般中小地主、下層官吏也沒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按秦規定：只有爵至不更（第四級爵）以上，才能免除更役。最近發現的雲夢秦簡《編年紀》其主人喜曾為小官吏，其地位相當於中小地主（見《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報告》，載《文物》，1976（7）），然而他也曾三次服軍役（《編年紀》）。可見，中小地主和下層官吏也必須按規定服役。 在統治機構內的小官吏，雖也屬於地主階級，但他們是統治階級中的下層，在秦國極端的中央集權統治下，他們往往動輒得咎：如百姓飼養耕牛不善，要懲處田嗇夫（《田律》）；倉庫糧食受損失，要懲處官嗇夫，並要賠償損失（《倉律》）；度量衡不准、官府收藏之皮革生蟲，要懲處官嗇夫（《效律》）；發弩嗇夫發弩不中者，也要受到懲處（《除吏律》），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按秦制：「命都官曰『長』，縣曰『嗇夫』。」（《法律答問》）從這裡可以看出：秦國的小官吏地位十分脆弱，嚴厲的刑罰動不動就要加在他們頭上，這也加深了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 隨著封建制的確立，秦國中央集權愈加強，大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矛盾就愈大。中央集權的特點，使秦國統治權控制在有限的幾個大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手中，這就使中小地主的地位距大地主愈來愈遠。不承認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間這一重要區別，就無法解釋以後歷史發展的許多重要現象。 當然，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歸根結底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這個矛盾比起整個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的矛盾來，是極為次要的，非本質的。中小地主不僅可以將一切負擔都轉嫁到農民身上，而且大、中、小地主在剝削壓榨人民這一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社會基本矛盾仍是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共同的剝削對象，主要的還是農民。 農民階級　站在地主階級對面的一個主要階級，就是農民階級。 秦國的農民大部分由奴隸轉化而來，商鞅變法使許多奴隸成為農民。變法以後，秦國仍實行獎勵軍功的政策，農民逐漸成為秦國的主要勞動階級。 農民處於地主階級剝削、壓迫之下，生活極端貧困，從受壓迫、受剝削的程度、方式區分，秦國的農民有兩部分： （一）自耕農 自耕農是農民中主要成分，他們被稱為「士伍」。因為「無爵為士伍」（《漢官舊儀》），他們沒有取得爵位，又有獨立的戶籍，並非依附農民，也不是奴隸，所以一般應稱為自耕農。 但是，自封建土地私有確立以後，土地「民得買賣」（《漢書•食貨志》），有些自耕農就可能上升為地主。如秦國的法律文書中所舉的案例，就有一個「士伍」，既有「家室、妻、子」，又有「臣妾、衣服、畜產」（《治獄程式》）。可見，這個無爵的「士伍」，經濟地位早已超過自耕農，至少成為了一個小地主。「庶人之富者累巨萬」（《漢書•食貨志上》），正是這種情況。 但絕大部分自耕農則愈來愈貧困，甚至有重新恢復到奴隸地位的可能。因為封建制的秦國一切沉重負擔，主要地都壓在他們身上。 自耕農所受的剝削壓迫，主要來自封建國家，他們直接承擔封建國家的賦稅和徭役。秦國的賦稅和徭役，大致有四種：一、以人頭取稅的「口賦」；二、按田畝收稅的「田租」；三、軍役；四、各種雜徭。這些負擔是十分沉重的。所謂「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書•食貨志上》）。到底多少財富被「斂」去？從「收太半之賦」（《淮南子•兵略訓》）這樣記載，可以推知：每個自耕農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勞動產品，被封建政府以「賦」的形式掠奪而去。 其實，封建政府的賦稅徭役剝削決不僅限於上列幾項，各種各樣名目的苛雜賦稅是很多的。在秦律中可以看到各種名目的罰款：「貲一盾」、「貲一甲」等等。這一切負擔都落在自耕農身上。 （二）依附農民 農民中另一部分是依附農民，其地位比自耕農還低。這部分農民包括「耕豪民之田」，並將收穫量一半以上奉獻給地主——「見稅什五」（《漢書•食貨志》）的佃農，和「為人傭耕」（《史記•陳涉世家》）的僱農。但不論前者和後者，他們都直接受著大大小小的地主剝削，比起自耕農來，他們對地主必須具有更多的人身依附。因此，可以籠統地稱他們為依附農民。 比起自耕農，依附農民所受的剝削壓迫更深。《商君書•境內》有下面一段資料： 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 這裡說的「庶子」，就是依附於地主的農民，他們平時每月要為地主服役六天，有事時則隨時供驅使。他們雖有自己的經濟，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某一個地主支配，類似地主家中的奴僕，因此，又稱為「弟子」。秦國法律規定：一為「弟子」便不得隨意改籍（《秦律雜抄》），只能世世代代地作為依附農民。他們所受的剝削壓迫，是無法用田租、口賦或者徭役的數量來表示的，他們實際就是農奴。 以自耕農和依附農民相比較，前者主要直接受封建國家壓榨，後者主要直接受個別地主壓榨。儘管封建國家實質也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但它的剝削、壓榨畢竟由制度和法令所規定，而後者的壓榨則沒有任何規定限制。所以，依附農民比自耕農所受的「超經濟強制」要重得多。正如列寧指出的：雖然人身依附乃是封建經濟關係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從農奴地位起，一直到農民等級沒有完全的權利為止」，超經濟的強制，「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見《列寧全集》，中文2版，第三卷，162頁）。整個農民階級都處於地主階級壓榨之下，而依附農民更在最下層。這也是後來，首先起來發動推翻秦王朝的農民起義領袖，正是一個「為人傭耕」的僱農的根本原因。 奴隸階級　除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以外，一直到戰國末期，秦國社會上還存留著大量的奴隸。 秦國的奴隸最重要的來源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還沒有解放的奴隸後代 秦律規定：沒有軍功者不得改變身份，奴隸的後代仍為奴隸，若隱瞞身份，要受到嚴厲制裁。（《法律答問》）這樣，就仍然有許多奴隸保留下來。 （二）被鎮壓的人民和戰爭中的俘虜 秦國法律：「寇降，以為隸臣。」（《秦律雜抄》）這裡的「寇」，無非是兩部分人：一是反抗統治者的人民，二是敵對國家的軍隊。「隸臣」是官奴隸。對於降「寇」，秦國政府把他們收為官奴隸。 （三）捕捉少數民族人民為奴隸 秦律中專門有規定：「道相輸隸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屬邦》）「道」是當時少數民族聚居的縣，從這裡送來的「隸臣妾」，無疑就是由那裡捕捉來的人民。這種情況一直到漢代還存在，從西南少數民族弄來的奴隸稱為「僰僮」（《史記•貨殖列傳》），可證明這是秦國奴隸來源的一部分。 （四）「罪犯」及其家屬被罰為奴 秦國規定了嚴刑峻法，不少條款皆可使「罪犯」變為奴隸，或其家屬也收為奴隸。（詳見本章第四節） 以上四個原因，使秦國社會上充斥著大量的奴隸。 秦國的奴隸分私奴和官奴兩種。 私奴主要是地主、貴族和商人私家役使的奴隸。如《商君書•墾令》中說：「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童者必當名。」這裡舉的「廝、輿、徒、童」皆為商人家的各種奴隸，相國呂不韋就有「家僮萬人」，嫪毐也有「家僮數千」（《史記•呂不韋列傳》）。有些中小地主家也有奴隸，如秦律規定：「徒」、「舍人」在主人死亡後，應代替主人服徭役。（《工律》）私家奴隸不僅用來進行家務勞動，而且用來進行農業生產，秦律中有這樣一個案例： 丙，甲臣，橋（驕）悍，不田作，不聽甲令。謁賣公……（《治獄程式》） 這裡舉例說：甲的「臣」丙，因不服從甲的役使，「不田作」，所以甲請求將丙賣給官府。可見，有些「臣」是用來進行農業生產的。 除私家奴隸外，秦國政府還役使著大量的官奴隸。 男官奴稱「隸臣」，女官奴稱「隸妾」，未成年的稱「小隸臣妾」［1］。這些奴隸從事各種勞動：從修城、舂米、田作到手工業生產，都有他們參加，而其待遇是十分惡劣的。秦律中規定的每個奴隸的口糧，每月不得超過二石半，隸妾一石半，勞動量減少時，口糧也要減少。秦漢時一般丁男的口糧皆在三石左右（見《鹽鐵論》），漢代的戍卒口糧尚有三石三斗多（見《居延漢簡考釋》）。秦國隸臣妾的口糧標準如此之低，其生活艱苦之狀況，是難以想像的。 官奴隸還可借給民間役使：「百姓欲有叚（假）者，叚（假）之」（《倉律》），以便使奴隸主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隸的血汗。 刑徒如城旦（男刑徒）、舂（女刑徒）等，也是秦國政府的官奴隸，其狀況同隸臣妾相似。 還有一種「更隸臣妾」，他們既不同於隸臣妾，也不同於農民：「更隸臣妾節（即）有急事，總冗，以律稟食；不急勿總」（《倉律》）。其地位介乎「隸臣妾」與「庶子」之間，基本上還是奴隸。 奴隸是秦國社會最底層，他們的地位較農民更為低下。這就不難理解：何以秦末農民起義過程中，奴隸以及蒼頭軍等成為反秦最堅決的力量。 當然，封建制確立以後，秦國的奴隸不可能同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一模一樣。他們是有一些變化的：首先，不經官府允許是不准屠殺奴隸的。其次，奴隸可以通過各種途徑贖免為庶人，如以「冗邊五歲」即可免家庭成員中有奴隸身份者一人為「庶人」（《司空律》），又如「歸爵二級」也可以「免親父母為隸臣者一人」（《軍爵律》），如此等等。總之，奴隸的地位與封建制確立以前是有些改變的，顯示了社會的進步和奴隸們鬥爭的偉大成果。 手工業者、遊民和商人　在秦國社會中，還有一部分手工業者、遊民和商人，他們分屬不同的階級。 手工業者，這是指獨立的手工勞動者，所謂「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君書•算地》），他們依靠自己的「技藝」為生，這在秦國是有一定數量的。據考古發掘證明，在秦都咸陽就有不少私家手工業作坊，如咸陽遺址發掘出的陶器殘片上，凡製造者姓名上冠以「咸里」等里居字樣的，皆為私家作坊製造，而這樣的殘片已發現很多（《秦都咸陽遺址勘探簡報》，載《文物》，1976（11）），可以看出這裡已有不少獨立的手工勞動者。手工業者的地位與農民相似，同樣遭受地主和封建國家剝削壓榨，是被壓迫階級。 遊民，這部分人成分很複雜，秦國統治者將他們稱為「游惰之民」（《商君書•墾令》）或「游士」（《法律答問》）。他們中間有「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失掉土地、到處流浪的農民，也有散兵游勇和失掉財產和地位的舊貴族。秦國政府對這部分人採取嚴厲鎮壓的政策，秦律規定：「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游士律》）因此，遊民也是被壓迫者。 商人，在秦國已為數不少。這些「商賈之士」（《商君書•算地》）在城市中已經組織了起來（《金布律》）。秦國政府基本上採取抑商政策。但是，經濟的發展並不以統治階級的意志為轉移，也同漢代一樣，「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漢書•食貨志》）。到戰國末年，秦國已出現了一些大商人，如烏氏倮等。對於這種現實，秦國統治者則採取拉攏大商人的政策，如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史記•貨殖列傳》）。 商人中的下層，在秦國處於被壓迫地位，其上層則與大地主階級結成聯盟，是秦國的統治階級。 綜上所述：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因秦國極端集權的統治特點，控制全國政治、經濟權力的主要是少數大地主的代表。農民、奴隸則是受壓迫最深的階級。手工業者、遊民、商人中的下層，也是被壓迫階級。從各個階級的關係來看，秦國政治統治中集權的特點是十分顯著的，這種特點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曾起過積極作用，但統一以後，正是這一特點對階級矛盾的激化起了加速作用，促使了秦朝的滅亡。 二、封建政權的完善和強化 從商鞅變法以後，秦國不斷完善和強化封建政權，到統一前夕，已建立起從地方到中央的一整套封建國家機構，為統一的新王朝奠定了基礎。 封建國家的中央統治機構　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在中央統治機構的官職方面沒有改變，如國君以下的官職最高的是大庶長、大良造。而其他一些諸侯國已在國君之下設相。因此，秦國的官制與別的諸侯國不大一樣。 商鞅死後，秦惠文王繼續健全封建制，首先模仿其他國，在國君之下設相：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任張儀為相（《史記•秦本紀》），這是秦國第一個相。至秦武王時，又分設左、右相，以樗里疾為左丞相、甘茂為右丞相。不過，在以後秦相有時也不分左右，至秦昭襄王時代，穰侯魏冉又稱相國。從此，君下置相乃成秦國定製，庶長僅成為爵位名稱。丞相、相國或左、右相是封建官僚系統中最重要的官職，在政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秦國自惠文王設相以後，至秦滅亡為止，先後曾擔任過相的人，初步考證有以下諸人： 不過，統一全國前後的相權大小尚略有不同：統一前的相，不僅是最高行政官，也可率兵打仗，如張儀、樗里疾、甘茂等皆曾率兵作戰，所以，相乃為軍政之最高長官。統一後則略有不同。 統兵武將稱為將軍。以前，秦國將軍並非固定官職，只在出征時臨時任命。自秦昭襄王時命魏冉為將軍，從此將軍才成為秦國固定官職。 尉也是統兵武將，相當於大將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引《正義》）原為大良造以下一級的武官，後去大良造，尉就成為最高的武官。秦昭襄王時白起曾為國尉。（《史記•白起列傳》）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以尉繚為秦國尉」（《史記•秦始皇本紀》）。 戰國時期的秦，還有御史（《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郎中令（《戰國策•韓策三》）、謁者（《史記•范雎列傳》）、衛尉（《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僕（《韓非子•說林上》）、廷尉（《史記•李斯列傳》）、內史（《史記•秦本紀》）、少府、佐弋（《史記•秦始皇本紀》）、尚書（《戰國策•秦策五》），等等。這些官職在戰國時期雖尚未固定下來，時常改換名稱和職權範圍。不過，已為統一以後的「三公」、「九卿」的封建官僚制奠定了基礎。 地方的統治機構和官制　繼續完善郡縣制。商鞅變法時，只在全國實行縣制，尚無郡一級組織。郡制最初設立在三晉諸國，出現較縣為晚，開始設於邊境，地位較縣低，後來邊地擴大，各國先後形成郡下轄縣的郡縣制。秦國自孝公死後才開始設郡，最早建立的一個郡是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建的上郡。以後就隨著土地擴大，陸續在各地設郡。從此，郡縣兩級的地方行政組織，遂成為秦國定製。 郡的首長稱郡守，因郡多設於邊地，故常以武官充任，如南郡守騰原來即為武官，公元前230年他曾率兵滅韓，俘獲韓王安，後來才被委任為南郡守（雲夢秦簡《編年紀》；《南郡守騰文書》）。 郡以下的縣，縣以下的鄉、里、聚各級組織如舊。不過機構愈來愈嚴密，如商鞅變法時，最初設縣只有縣令（長）以及縣令（長）以下的丞及尉，分管民政及軍事；自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以後，又設秩、史（《史記•六國年表》），到後來又發展為專司各種職務的史，如令、丞、尉下都有史，稱為令史、丞史、尉史（《漢舊儀》），為具體辦事人員。雲夢秦簡《編年紀》之主人喜，就曾任過令史。此外還有獄史，鄉有秩、佐史等。其下又有斗食、官掾史、幹小史，最小為書佐與循行。縣丞、尉為縣的長史，有秩、斗食、佐史等稱為少吏。這些官吏又統稱為嗇夫，如縣令（長）稱為縣嗇夫，管理田事的官吏稱田嗇夫（雲夢秦簡《田律》、《倉律》）。 封建中央政權對地方政權的控制，主要通過上計制度。上計制是戰國時期趙、魏等國都實行的制度。秦國也實行上計制：每年，地方官吏事先把賦稅收入的預算寫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終時，地方官吏必須把實際情況（收入、開支、損耗等），向朝廷報告，謂之上計。秦國中央政府就通過這種辦法考核地方官吏的成績，掌握各地情況，控制全國的剝削收入。 秦國封建政權這一套行政統治機構，並不是一次建立起來的，而是從商鞅變法開始，至統一前夕，才陸續完成。 三、兵制和軍隊 「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547頁）秦國的軍隊對於封建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兵役制度　秦國實行郡縣普遍徵兵制。據以前的文獻記載：男子至二十三歲以後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須當兵兩次，一次叫「正卒」，守衛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邊疆一年。另外，還要在本郡、縣內服役一月，稱為「更卒」。（見《漢書•食貨志》引董仲舒語）過去，一直認為秦國的服役制度就是如此。 但這僅僅是規定，實際執行往往超過規定。 據云夢秦簡有關材料證明，秦國的男子自十五歲傅籍以後，隨時皆有被徵調入伍的可能。何時服兵役以及當兵時間長短，均視當時需要而定。如雲夢秦簡《編年紀》中記載，喜這個人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參軍。可見，秦國的每個男子一生服兵役決不止一次，當兵的年齡也絕非自二十三歲開始，如「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文獻通考•兵考一》）。服兵役的還不僅限於庶人，而且包括小官吏，如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大將王翦攻閼與、橑陽，「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史記•秦始皇本紀》）。「斗食」是小吏，在小吏中也要有十分之二的人參軍，《編年紀》中記的喜在參軍前也是小官吏，證明小吏也需服兵役。只有爵位較高的官才可免役，按秦爵「第四級為不更」，「不復與凡更卒同也」（《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也就是說，到不更以上才有可能不服兵役。 材料證明，秦國兵役制度凡爵自不更以下、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隨時皆有被徵調當兵的可能。正是由於這樣的兵制，才保證了秦國有源源不絕的兵源，使秦國的軍隊數目最多達到「帶甲之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戰國策•秦策一》及《韓策一》、《楚策一》），為統一中國準備了重要條件。 秦軍的編制和統轄　秦國的軍隊分正規軍與地方武裝兩部分。正規軍包括邊防、野戰及首都的警衛部隊，均直接由朝廷掌握，地方軍隊由郡縣尉統率。在統一中國的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正規軍，戰士們稱為「銳士」（《漢書•刑法志》），或是「奮擊」（《戰國策•秦策一》）。地方武裝作為正規軍的補充和預備隊，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所謂「材官蹶張之士」，均屬傅籍之後在郡縣經過一定訓練的武裝戰士。郡縣的武裝隨時可調歸中央，派出作戰或是守邊以及保衛首都，所以郡、縣武裝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戰國末期，秦國軍隊的兵種已有步（徒）、弩、車、騎之分。秦軍兵陣是將這幾個兵種混合編隊，而以步兵為主，以便發揮各種兵器的作用。這種混合編隊的兵陣，從現在還在繼續發掘的始皇陵秦俑從葬坑展示的場面，就得到具體的證明：在一個六千人的方陣里，戰士驅車策馬，徒兵結隊蹲射，或挽弓挾箭，或執矛秉鉞，車、騎、步、弩相互配合。這是戰國時期較為先進的陣法。（見《秦俑坑兵馬俑軍陣內容及兵器試探》，載《文物》，1975（11）） 由於同楚及巴蜀作戰的需要，秦還建立水軍。水軍的關鍵在於船，秦國的戰船，一舫可載五十人，裝三月之食，順水而下一日行三百里。（見《戰國策•楚策一》）從秦國的蜀地沿漢水下長江，五天就能至楚國都郢。（見《戰國策•燕策二》）秦將司馬錯在伐楚時，曾率十萬大軍，乘大船萬艘，載米六百萬斛，沿江而下。（見《華陽國志》三及《初學記》）可見，秦國的「樓船之士」（《漢書•主父偃傳》）數目也相當可觀。 秦國軍隊調動大權完全操在國君手中，就是徵調縣卒，也要有國君的命令，並蓋上御璽才有效。戰國時，各國調發軍隊都用虎符，國君委任統兵大將時，將左半個符交與主帥，右半個符由國君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必須有國王的一半虎符來會合，否則任何人均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秦國的制度也是如此，調動軍隊以虎符為據，過去就曾發現過統一以前的秦「新郪」虎符。（見《秦漢金文錄》）1978年西安市南郊丈八溝農民在翻地時，又發現另一秦符，符上銘文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興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會符，乃敢行之。燔 之事，雖毋會符，行殹（也）。」此符經考證為秦統一全國以前之物，稱為「杜符」。（見陳直：《秦兵甲之符考》，載《西北大學學報》，1979（1））杜符的銘文內容與新郪虎符基本相同，證明軍隊由國君直接控制。 秦虎符（1978年西安市丈八溝出土） 秦國軍隊的戰鬥力　秦國的軍隊，自商鞅變法以後愈戰愈強。隨著生產的發展，秦軍的武器和裝備不斷得到改進。至戰國末期，在秦國的軍隊里使用著從鏢、殳、鉞、鉤到戈、矛、劍、箭等各式各樣的武器。尤其是戰國時期才普遍採用的先進武器——弩機，在秦軍的兵器中占有顯著地位。秦國對弩機進行了改進，小弩射程為150米，大弩射程竟可達到900米。（見《秦兵和秦卒》，載《西北大學學報》，1978（1））對矛和劍這兩種傳統武器，秦國也做了改進。據《考工記》載，矛一般不過三尋，約合5.54米，而在秦俑坑發現的秦矛竟達到6.3米。春秋時代的劍一般都在30厘米左右，至戰國時發展至六七十厘米，而秦俑坑出土的三把秦劍，卻分別為81、89和91.3厘米，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光耀奪目，閃爍泛青，鋒利如新。 秦國正規軍戰士均身著鎧甲。甲衣由金屬扎葉製成。因兵種及地位不同，而有不同形式的甲衣，表示秦軍的組織和裝備已經相當完善。 恩格斯說：「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509頁）。秦國精良的武器和裝備，反映了秦國封建經濟的迅速發展。 正是因為秦國有雄厚的封建經濟基礎，加上封建中央集權強有力的統治，以及軍隊組織、戰略戰術恰當、武器精良等條件，尤其是統一戰爭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獎勵軍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調動起一般士兵作戰的積極性，這就使秦兵愈戰愈強，到戰國末期，成為一支所向無敵的軍隊。 本來在戰國末期，韓、魏兩國軍隊的戰鬥力是很強的，韓國的武器優良，所謂「強弓勁弩皆在韓出」（《戰國策•韓策一》），「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史記•蘇秦列傳》《索隱》引《太康地記》）。儘管這樣，韓軍在秦軍面前卻不堪一擊，在六國中，韓是首先被秦滅掉的一個。魏國的武卒，在裝備和訓練方面也是馳名的：「衣三屬之甲（即全身上下都有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漢書•刑法志》）。這樣的戰士，到戰國末，遇到秦軍也望風敗北。所以有這樣說法：「齊之技擊（齊軍戰士謂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漢書•刑法志》）。秦軍在作戰時所向披靡的情景，戰國時曾有人做過這樣的描述：「……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戰國策•韓策一》）這樣的描述儘管有些誇張，但從戰國末期秦軍戰無不勝的歷史事實看，它確實是七國中最強的一支勁旅。 四、法律制度 隨著封建制的發展，至統一前夕，秦國已經制定出一套較為完整的法律制度。 秦國立法概況　秦國封建的成文法，創始於商鞅變法時代。商鞅以李悝《法經》為基礎，「改法為律」，成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六律」（《唐律疏議•序》）。自商鞅以後，秦國統治階級根據需要，不斷創製出新的法律，以維護新的封建生產關係。這一立法過程，一直延續到統一中國以後。［8］經過一百餘年的補充和發展，至秦統一前夕，秦國的法律已有好幾種形式，據現在見到的，至少有以下四種形式： （一）律，這是在「六律」的基礎上，經過補充和增加，由中央政府發布的法律條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對律的解釋，如《法律答問》，它是對秦法的主幹——律的具體解釋和補充，實際與律具有同樣效力。如「律曰：『斗夬（決）人耳，耐。』今夬（決）耳故不穿，所夬（決）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論？律所謂，非從珥所入乃為夬（決），夬（決）裂男若女耳，皆當耐。」這裡雖解釋律文，但實際已超出律的本身內容，因此，這種解釋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其中所舉的例也就成為判案的根據，具有漢代「比」的性質。［9］ （三）關於審理案件的準則和法律文書程式的規定。如秦國的法律文書《治獄程式》就是這種性質，它具有行政法規的作用。 （四）地方政權發布的文告。除中央政府統一發布的法律外，各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據當地情況發布文告，它是對秦律的補充和具體發揮，當然也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如雲夢秦簡《南郡守騰文書》就屬於這種性質。 秦國法律形式雖尚無漢代的「科」、「比」、「例」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樣繁多的名稱，但已經具備了它們的雛形。 雲夢秦簡 秦律共有多少章？至統一前夕早已突破商鞅時的六章，據新發現的雲夢秦簡的材料，僅「律」就有： 《田律》六條 《廄苑律》三條 《金布律》十五條 《關市律》一條 《倉律》二十六條 《工律》五條 《工人程》四條 《均工》三條 《徭律》一條 《司空律》十三條 《軍爵律》二條 《置吏律》三條 《效律》二十六條 《傳食律》三條 《內史雜》十條 《尉雜》一條 《行書》二條 《屬邦》一條（以上見《秦律十八種》） 以上共十八種一百二十五條。但在《秦律雜抄》中，尚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勞律》、《藏律》、《公車司馬律》、《牛羊課》、《傅律》、《敦表律》等九種，另外在法律條文中曾提到過的還有以下律目：《戍律》、《捕盜律》（《秦律雜抄》），《廄律》［10］（《內史雜》）、《齎律》（《工律》）。見於其他文獻記載的還有《挾書律》（《漢書•惠帝紀》）。總計以上所見到的律目就有三十餘種，其內容已經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各方面。當然，在律文中並沒有區分得這樣清楚，而且主要還是刑法。不過，早已不是《唐律疏義》說的秦只有六律，這是肯定的。 總之，到戰國末年，秦國的法律制度，從形式上，法律條目上和內容上，都已有大大的豐富和發展，使封建法制趨於完善。 秦律的階級實質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法權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秦國的法律制度就是秦國地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的生產關係。儘管秦律有五花八門的名稱，但它的作用無非是下列幾個方面： （一）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 秦律在《廄苑律》、《田律》中有許多條明確規定，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容破壞。在《法律答問》中這一條表明了封建法律保護土地私有： 「盜徙封，贖耐。」可（何）如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頃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盜徙之，贖耐，可（何）重也？是，不重。 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目的，在於保障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因此，秦國法律有關這方面的規定反映了封建法律的本質。 （二）保護私有財產 秦律的基礎——盜、賊、囚、捕、雜、具六律，以「盜」、「賊」置於六律之首，表明秦國的法律對私有財產是保護的。除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是秦律首先維護的對象外，舉凡一切私有財產，秦國的法律都是保護的，例如桑葉、系羊的繩索被盜如何處理，都有具體規定： 或盜採人桑葉，臧（贓）不盈一錢，可（何）論？貲 （徭）三旬。 士五（伍）甲盜一羊，羊頸有索，索直（值）一錢，問可（何）論？甲意所盜羊殹（也），而索系羊，甲即牽羊去，議不為過羊。（均見《法律答問》） 姑不論處理的輕重，僅就其對不盈一錢的桑葉和僅值一錢的索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就可以說明秦律維護私有財產的作用，而在封建社會擁有私有財產最多的當然是地主。這樣，秦律的階級實質是十分明顯的。 （三）保障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在《田律》、《徭律》、《倉律》、《工律》、《工人程》、《金布律》、《關市律》等律中，對勞動人民繳納田租、賦稅、服徭役以及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活動都有明確規定和限制，違反者處以嚴厲的刑罰，如徵收飼草和柴禾的數目，在《田律》中有「頃入芻（飼草——筆者注）三石、稾（禾稈——筆者注）二石」，甚至連芻、稾的質量都有規定：「芻自黃 （指乾草）及 束以上皆受之。」僅芻、稾一項就有這樣具體，其他可想而知。秦法的這方面的作用，在於使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成為「合法」行為。 （四）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秩序 封建制的法律是特權法，它公開肯定封建等級制，如對於標誌著等級身份的爵制，在秦律中具體規定不得破壞，各級爵之間的界限不能逾越，如「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不當」（《法律答問》）。「大夫」相當於中小地主，「伍人」乃指一般無爵的人民，這兩個階級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另外，秦法對「宦大夫」等地主階級、「隸臣妾」等被壓迫階級的身份、地位以及戶籍等都有明確規定，不得任意變更。 在《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屬邦》及《治獄程式》中，對秦國封建社會的各種制度，都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其作用就是維護封建的等級制和統治秩序。 以上各個方面，最根本目的在於維護地主階級對廣大人民的統治，秦國法律的實質就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 秦國法律制度的特點　作為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秦國的法律制度和以後的漢代、唐代的有什麼不同呢？ （一）法網嚴密，條目繁雜 法網嚴密是封建社會一切法典所共有的，不過，秦律更為突出。作為封建社會早期的一部系統的成文法，秦律包括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上至軍國大事，下至人民日常生活，都有法律的限制，如「毋敢履錦履」，何謂錦履？這也在律中有具體規定：「律所謂者，以絲雜織履，履有文，乃為『錦履』，以錦縵履不為。」（《法律答問》）像這類瑣事也在律中詳細規定，其他則可想而知。這正是所謂「事皆決於法」（《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秦國的特點。 正因為「事皆決於法」，所以秦律內容相當多，而從法律系統方面比較，秦律不如唐律那樣形式整齊，條目簡明，有些律的條目不甚清晰，有些律的內容範圍不明，有些重複、煩瑣，這反映了封建法律初創時的特點。 （二）「輕罪重刑」的立法指導思想 先秦法家主張「輕罪重刑」，從秦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主張在立法中得到貫徹。十分輕微的罪，都要處以嚴厲的刑罰，如「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甲盜不盈一錢」，乙見而弗捕，「當貲一盾」（《法律答問》），等等。這種「輕罪重刑」的指導思想，同唐以後的不同，《唐律》將觸犯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謀反」等列為「十惡」，列為突出大罪，處以重刑，因為立法者認為：「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唐律疏議》），而秦律的立法者則認為：「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由至矣」（《商君書•說民》），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立法思想。 「輕罪重刑」的意思，不能理解為「重罪輕刑」。輕微的小罪就加以嚴厲的刑法，較大一點的罪所處的刑罰則更加嚴厲，這就造成秦國的刑法特別殘酷，不僅動輒用刑，而且刑法名目繁多，施刑的辦法層出不窮，據初步統計，在秦國處刑的名目就有數十種，如： 根據文獻記載，以上諸刑皆實行過，還有一些尚待進一步考證。僅上述這些就足以表現秦法的野蠻和殘酷，比起唐代基本上實行「笞」、「杖」、「徒」、「流」、「死」五刑來，顯然落後得多。這也是封建刑法在初創階段的特點。 儒家思想影響較小　秦國法律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儒家的思想影響較小，尤其表現在斷獄方面。 秦以後，漢和唐在斷獄方面有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以儒家經典為根據。不僅律令條文中滲透了儒家思想，而且在斷獄時，儒家經典與法律條文具有同樣的效力。如漢代董仲舒主張以「春秋經義」斷獄，兒寬則「以古法義決疑獄」（《漢書•兒寬傳》），雋不疑據《春秋》決獄，都受到皇帝的讚賞。漢武帝說：「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漢書•雋不疑傳》）。董仲舒專門撰《春秋決事比》，作為審判時以春秋經義斷獄時的根據。到了唐代，儒家思想進一步滲透到法律中，如董仲舒根據儒家思想斷獄，肯定父子相隱無罪，《唐律》則將這一原則化為具體律令：「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根據同樣的原則：凡子孫控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列為不孝，要處以絞刑（《唐律疏議》），這是儒家維持封建倫理關係，以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的具體運用。 但是，秦律在這方面的影響就較小。由於連坐法，實際鼓勵父子、夫妻之間互相告發。若不告發的還要受到嚴懲，這就比唐和漢的法律制度更加顯得赤裸裸，而較少欺騙性的色彩，這也就是過去人們評論秦時，指責其「刻深寡恩」（《戰國策•秦策一》）、「刻削，毋仁恩和義」（《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原因。 注釋 ［1］「小隸臣妾」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未成年的兒童（《廄苑律》），一是「高不盈六尺二寸」的「罷癃」（即有殘疾者）（見《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漢律》「高不滿六尺二寸為罷癃」及雲夢秦簡《倉律》）。 ［2］魏冉在秦昭襄王時曾先後五次據相位，是秦國任相時間最長的一個人，詳見本書第十章。 ［3］金受為秦相，見於《史記•秦本紀》《正義》，時在昭襄王九年以後。但昭襄王九年（《史記•秦本紀》作「十年」）以後，本有樓緩繼薛文為相，金受與樓緩既為同時任相，則必分別為左、右相無疑。 ［4］杜倉相秦，不見於《史記》，僅見於《韓非子•存韓》：「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以向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據此可知，杜倉曾在「五諸侯共伐秦」之後相秦。但「五諸侯共伐秦」究指何次戰役，在上文中沒有說明。因此，不能從文中看出杜倉相秦在何時。最近，有人從上述引文中提到「五國共伐秦」前後的情況：（一）五國伐秦，韓先為雁行；（二）諸侯兵罷，杜倉始為相；（三）杜倉相秦，始攻楚國；（四）攻楚之結果，以楚為主動，移禍於韓，迫使韓割上地十城以謝秦而解其兵。考證出：杜倉相秦「必在昭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之六年間」，又進一步推出《戰國策•秦策五》提到的「子傒有承國之業，而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其中提到的「士倉」即「杜倉」（參見《杜倉相秦考》，載《歷史研究》，1978（12））的結論。這一考證是可信的。 ［5］羋戎相秦，見《戰國策•韓策三》：「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 牽長也。』」這裡的「新城君」即羋戎，見鮑本韓襄十二年注。可見，羋戎亦曾為相，但其為相於何時，觀《戰國策•秦策》及《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曾多次將羋戎（亦稱華陽君）與太后、穰侯並提，可證羋戎為相時，可能在昭襄王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之間。既與魏冉同時為相，羋戎必居魏冉之下，故斷定其為左丞相。 ［6］徐詵為秦相，不見於《史記》、《戰國策》兩書，僅見於《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不過，徐詵為相與羋戎為相一樣，目前尚無更多根據。姑記於此，僅備參考。 ［7］昌平君為相，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九年「長信侯毐作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有人據此說，昌平君和昌文君俱為相，但據《索隱》：「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為荊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又據云夢秦簡《編年紀》：「廿一年，韓王死。昌平君居其處。」由此可見，為相者乃昌平君，其為相正與呂不韋同時，以其權力大小衡之，昌平君當為左丞相。 ［8］從雲夢秦簡的律令中，可知秦國的立法活動不斷在進行中，如《法律答問》中有這樣一條：「可（何）謂『甸人』？『甸人』守孝公， （獻）公冢者殹（也）。」「 公」即秦獻公。這裡舉秦國先君至孝公為止，以下便不提，可知此律最遲制於孝公之子惠文王之時，而決不會在惠文王以後。 但是，另外一條法律卻有如下內容： 縣、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屬，以十二月朔日免除，盡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為補之，毋須時。（《置吏律》） 這裡提到「縣都官十二郡」揭示了本條律發布的時間：都官是秦國畿輔地區的長官，就是內史，十二郡即畿輔以外的地區，而郡的出現從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開始，到秦有十二個郡時已至公元前246年（秦莊王三年）。這十二個郡建立的時間如下： 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設上郡。 前316年（惠文王更元九年）設蜀郡。 前312年（惠文王更元十三年）設漢中郡。 前311年（惠文王更元十四年）設巴郡。 前280年（昭襄王二十七年）設隴西郡。 前278年（昭襄王二十九年）設南郡。 前277年（昭襄王三十年）設黔中郡。 前273年（昭襄王三十四年）設南陽郡。 前271年（昭襄王三十六年）設北地郡。 前249年（莊襄王元年）設三川郡。 前247年（莊襄王三年）設上黨郡，同年又重建太原郡。 因此，最早也要到公元前247年以後，也就是秦始皇當政時才可能發布上項法律。 ［9］《漢書•刑法志》：高祖七年詔「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這是歷史上最早出現「比」的規定。秦國法律文書中的案例作用，同「比」的性質相近。不過沒有這種稱呼。 ［10］日本學者大庭脩認為《廄律》可能是《廄苑律》的略稱（見《雲夢出土竹書秦律の研究》，見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二十七卷，第一號）。筆者以為不是，證據就是漢代「廄律」自成一篇（見《晉書•刑法志》）。另外，在雲夢秦簡秦律中提到「苑計」。可見，「廄」和「苑」是可以分開的，《廄律》並不一定就是《廄苑律》，因無律文只能做如是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