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 第六章　秦國奴隸制的衰落

秦國的奴隸制，到秦穆公統治時期（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發展到了頂點。自穆公以後，就迅速走向衰落階段。 秦國奴隸制衰落，是全中國奴隸制迅速崩潰的歷史潮流衝擊的必然結果，也是這個歷史潮流中的重要部分。 從西周末年開始的社會大變革，到春秋中葉以後更加急劇起來。鐵工具和牛耕在先進地區已經普遍推廣；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奴隸的逃亡、暴動和國人的反抗鬥爭比前一個時期更加頻繁、激烈［1］；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在許多諸侯國中達到高潮［2］；在一些先進國家和地區新舊勢力的鬥爭即將達到決戰的階段。［3］總之，奴隸制已經走到最後滅亡的時刻。 在這樣時代浪潮的衝擊下，秦國的奴隸制也維持不住了。 一、奴隸制出現危機 人殉制受到譴責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走完了他東征西伐的一生，在臨死時還用了177個人殉葬，其中包括國人子車氏的三「良人」（奄息、仲行和虎）。當時就有人寫詩，用哀悼三「良人」的形式，表達他們對人殉制的不滿。詩中這樣寫道［4］： 往來飛翔的黃鳥啊，落入了荊棘叢里。［5］ 是誰隨從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車家的奄息。 就是這個奄息，一人能與百夫敵。 瞧他臨穴時戰戰慄栗的神態啊， 老天爺！為何把這樣的好人都殺死呢？［6］ 如果允許的話， 用一百個人代替他們都可以。 往來飛翔的黃鳥啊，落到了桑樹上。 是誰隨從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車家的仲行。 就是這個仲行，一人能把百夫抵擋。 瞧他臨穴時戰戰慄栗的神態啊， 老天爺！為何把這樣的好人全都殺死呢？ 如果允許的話， 用一百個人代替他們都可以。 往來飛翔的黃鳥啊，落到了楚木。［7］ 是誰隨從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車家的虎。 就是這個虎，一人能抵禦百夫。 瞧他臨穴時戰戰慄栗的神態啊， 老天爺！為何把這樣的好人全都殺死呢？ 如果允許的話， 用一百個人代替他們都可以。 這首詩雖然沒有直接反對殉葬制，但從哀怨聲中可以聽到對殉葬制的不滿，而且還大膽地質問「為何把這樣的好人全都殺死」（「殲我良人」），這實際是對殉葬制的譴責。秦國自武公（公元前697年至前677年）開始，就實行奴隸社會普遍實行的殉葬制，到穆公死時，就已經有人敢於對這種制度提出譴責了，表明了人們對這種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開始有懷疑了。 秦國人對用三「良人」殉葬表示不滿，不是偶然的。因為，到春秋中期以後，人殉的現象在各諸侯國普遍地遭到指責，如宋襄公祭社時要殺人，就有人提出反對。［8］晉國的大夫魏武子死時，曾命他的兒子魏顆將他的愛妾殉葬，而魏武子死後，魏顆根本不聽他那一套，竟把那個愛妾嫁了，還說魏武子說要殉葬是昏話。（見《左傳》宣公十五年）齊國的陳子車死後，其妻和家宰要用人殉葬，其弟子亢極力反對，說如果一定要人殉葬，唯有「妻與宰」最合適，那二人一見不妙，只好作罷。（見《禮記•檀弓下》）這種反對殉葬的行為，反映了奴隸制度走向崩潰。儘管秦國的奴隸制發展得比較晚，但在這種歷史趨勢之下，到穆公死後，也不能不開始衰落下去。 當然，反抗殉葬制最堅決的應當是廣大奴隸，因為他們是這種殘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雖然歷史上沒有留下記載他們憤怒呼聲和強烈反抗的資料，但從國人大膽的抗議中，可知廣大奴隸的反抗鬥爭必定是很激烈的。 穆公死後秦國的內部矛盾　秦穆公死後，康公繼位（公元前620年至前609年）。從各種資料來看，康公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昏庸無能的君主。他窮兵黷武，「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詩經•無衣》毛氏傳）。康公還窮奢極欲，曾經以三年時間築台，當時就有人向他指出：「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韓非子•說林》），這樣勞民傷財必然引起兵禍。康公以後的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惠公（公元前500年至前491年）、悼公（公元前490年至前477年）的統治時期，秦國的統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致使秦國內部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起來。 勞動人民反抗奴隸主統治的鬥爭，常常以「盜」的形式出現。在秦國的歷史上，自穆公以後，出現了「盜」的記載：公元前593年（秦桓公十一年）「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左傳》宣公十六年），從而證明秦國境內已經有「盜」——也就是反抗奴隸主統治的革命人民。這不僅是因為自公元前593年這一年晉國的「盜」來到秦國，才使秦國有「盜」，更重要的是它證明在此之前秦國就有「盜」。就在《左傳》上述記載後面，緊接著就有羊舌氏說的這樣一句話：「吾聞之：禹稱（舉的意思——著者）善人，不善人遠。」這就證明了，「盜」之所以逃向秦國，那裡必然有「不善」之人，而統治者視為「不善」者，自是不服從統治的勞動人民了。關於「盜」的記載，反映了秦國勞動人民反抗鬥爭的日趨激烈。 統治階級內部的重重矛盾，在穆公以後也公開暴露出來。有一些人對國君不滿意，公開譏諷最高統治者，據說《詩經》中的《權輿》、《無衣》、《晨風》等詩都是「刺康公」的（《詩毛氏傳疏》）。他們認為秦國的統治江河日下，是由於後來的國君「忘穆公之業」（《詩經•秦風•晨風》鄭箋），所以有的人哀嘆：看不到穆公那樣好的國君，怎不叫我憂心忡忡，現在的國君啊，簡直把我們都忘光了。［9］有的人以懷戀過去的方式，表達對現實的不滿，他們說：從前住的房子多麼寬敞高大：「夏屋渠渠」；那時每餐至少有四個菜：「每食四簋」；而如今簡直快餓肚子了，「每食無餘」，「每食不飽」［10］。從統治階級中間發出的這些哀鳴，反映了奴隸主階級有一部分人，已因奴隸制衰落而開始破落。一些奴隸主的生活不那麼保險了，說明整個奴隸主的統治已走下坡路，奴隸制發生了動搖。 至秦景公時，連統治階級中的最高層也發生了分裂：景公之弟後子，因同景公的矛盾，竟逃往晉國，並在晉國公開咒罵「秦公無道」（《史記•秦本紀》、《左傳》昭公元年、《國語•晉語》）。可見，舊的統治已經難以維持下去了。 二、奴隸制衰落時期的對外戰爭 秦國奴隸制雖然日趨衰落，但對外戰爭——主要是對晉國的戰爭，仍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這些戰爭由於雙方國內形勢的變化，相互間力量的消長，而互有勝負。不過，隨著晉國新興勢力逐漸在國內取得優勢，對比之下，秦國的軍事實力就一天天顯得江河日下了，反映出奴隸制日薄西山的景象。 令狐之役　秦晉之間的戰爭往往與晉國內政有直接關係。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的那年，晉襄公也死了。因襄公太子夷皋（後為靈公）年少，晉國統治集團內部在擁立何人繼位的問題上發生矛盾。以趙盾為首的一部分貴族，主張立晉文公重耳之子、襄公的庶弟雍。以賈季為首的一部分貴族，則主張立公子樂。這時，公子雍在秦，公子樂在陳。晉國內部兩派爭執不下，趙盾即派先蔑、士會至秦迎公子雍；賈季也派人去接公子樂。但公子樂在回來途中就被趙盾派人在郫（在晉國境內）殺死。賈季又派續鞫居殺死支持趙盾的大夫陽處父，接著又有人殺死續鞫居，賈季見此情況就逃至狄。這時，晉襄公的夫人穆嬴聽到大臣們不立夷皋，而準備立雍，就抱著太子夷皋「啼於朝」，並對掌權的趙盾一面進行威脅，一面又哀告。［11］在穆嬴軟硬兼施之下，趙盾只得讓步，不顧已派到秦國迎公子雍的先蔑、士會，而在國內立夷皋為君，是為晉靈公。這就種下與秦戰爭的禍根。 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已派人將公子雍送往晉國，行至令狐（今山西臨猗西），碰到趙盾率領的晉軍。趙盾為了麻痹秦軍，揚言前來迎公子雍。實際早在未至令狐前，當兵到堇陰（今猗氏東）時，趙盾就作好擊秦的準備。所以，遇秦兵以後，趁其毫無準備之時，「秣馬蓐食，潛師夜起」，半夜偷襲，把秦軍擊潰。秦軍一直退到刳首（今臨猗西），晉國取得勝利。 就是在「令狐之役」晉國取勝之後，晉國的先蔑和士會因趙盾背約，而毅然投奔秦國。（見《史記•秦本紀》、《史記•晉世家》及《左傳》文公七年） 「令狐之役」以後的幾次戰爭　在秦康公統治的年代裡，秦晉也多次交兵，其中較大的有四次：公元前619年（秦康公二年）即「令狐之役」的次年，秦派兵攻晉，攻占了武城（在華縣東十七里）；公元前617年（秦康公四年）春，晉伐秦，奪取秦的少梁（在韓城縣南二十里）；就在當年夏天，秦實行報復性進攻，占領晉地北征（澄城西）；第四次戰役在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這一次戰役有必要做一點論述： 公元前615年，秦康公決定伐晉。在進攻之前，秦先派西乞術到魯國進聘禮，並將伐晉的計劃告訴魯國，以取得魯的聲援。是年冬，秦攻占了晉的羈馬（今山西永濟南），晉軍由趙盾統率迎擊秦軍，雙方對峙於河曲（黃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芮城之地）。秦師早有準備，故急於求戰。但晉將臾駢向趙盾獻策「深壘固軍」，以逸待勞，消耗秦軍實力，趙盾接受臾駢建議，拒不出戰。這時從晉國投向秦的士會向秦康公指出：這樣的妙計必是臾駢所出，非去此人不能得勝。晉國有趙盾叔父趙武子之子趙穿，此人不懂軍事，又狂妄驕橫，只會紙上談兵，又嫉妒臾駢。若派人去向晉挑戰，趙穿必定逞其好勇得寵而出戰。康公採納士會的計謀，十二月，秦軍出兵偷襲郤缺和臾駢統率的晉國上軍，上軍按兵不動，果然只有趙穿受激，出兵追擊。但秦軍早已遠遁，趙穿追之不及，收兵後怒責軍士「敵至不擊」。旁人勸他要等待時機，趙穿堅持要出擊，竟率其私屬單獨向秦進攻。趙盾聞趙穿單獨出戰，忙下令出兵接應，結果雙方勝負未分而爭相退兵。當夜，秦派人向晉師傳言：約定明日繼續交戰。臾駢看出其中有詐，指出：「使者目動而言肆」，神色慌張，語無倫次，說明秦軍恐懼，必定要逃跑，若待其渡河之時趁機進攻，秦軍必覆滅。但趙穿等反對這樣做，愚蠢地提出：「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左傳》文公十二年）結果，眼睜睜地看著秦軍撤兵。這次戰役本來晉國可以取勝，只是因為趙穿採用了錯誤的戰術，而貽誤了戰機。［12］ 不久，秦又出兵攻占晉國的瑕（在今河南陝縣西南）。但這裡是秦國向東進攻的咽喉之地，晉國是不會放棄的。在下一年，瑕又被晉國奪回，並派大夫詹嘉在這裡率兵駐守，緊緊地扼住「桃林之塞」，堵住秦的出路。［13］ 綜觀康公一代與晉國的戰爭，表面雖旗鼓相當，實際秦國已逐漸走下坡路。 康公以後秦晉戰局　自秦康公以後，秦國歷經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年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統治時代。秦晉在多次交鋒中，秦國勝少敗多，逐漸處於劣勢。［14］ 在此期間，秦晉最大的一次戰役是「麻隧之戰」。 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二十四年），秦晉兩國在令狐訂立盟約，雙方表示要停戰。但就在這次會上，雙方都各懷鬼胎，互不信任。［15］果然，不久，晉厲公就為攻秦大造輿論，同時進行了外交活動，爭取了楚國的中立。公元前579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晉楚召開「弭兵之會」，訂立休戰盟約，共同約定：彼此不動刀兵，信使往來，並聯合討伐不聽命的第三國。晉國解除了後顧之憂，爭取了多數國家支持，就聯合了魯、齊、宋、衛、鄭、曹、邾、滕，連周王室也派劉康公、成肅公參加，組成十國的攻秦之軍，開始向秦大興問罪之師。 公元前578年（秦桓公二十六年），晉國派呂相［16］至秦宣布絕交書，這實際是一篇伐秦檄文。文中歷數自晉獻公、秦穆公以來秦國的「罪惡」：從晉文公死時秦國不派人參加葬禮，一直到秦晉兩國發生過的大小戰爭，把一切罪責都加到秦國名下，盡其誇張之能事，將晉國形容為被欺侮與被損害的角色，這就為伐秦找到冠冕堂皇的藉口。當年五月，陣容強大的晉軍同秦軍戰於秦國的麻隧（陝西涇陽北）。晉師將士協同一致、鬥志高昂，「晉帥乘和」，秦軍大敗。秦將成差及不更（官名）女父（人名）被俘，晉師渡過涇水，至侯麗（涇陽縣境）而還。晉厲公親自到新占領的秦地——新楚（陝西大荔、朝邑境內）迎接凱旋的晉軍。這是自秦康公以後晉軍第一次大敗秦軍，並深入秦國的腹地。（見《史記•晉世家》，《史記•秦本紀》及《左傳》成公十一年、十三年） 麻隧之戰以後，秦國組織了幾次反攻，取得了一些微小的勝利：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楚聯合伐晉，這時晉國正發生饑荒，無力反擊，秦國因而取得勝利。但是，次年即公元前563年（秦景公十四年），晉國的荀罃又率兵伐秦，給秦以回擊。（見《左傳》襄公十年）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秦國的庶長鮑率兵進攻毫無防備的晉軍，在櫟取得勝利。（見《左傳》襄公十一年） 從秦晉雙方總的力量相比較，這個時期晉國仍占優勢。同時，它還能夠常常把一些小國聯合起來共同對秦。公元前559年（秦景公十八年），晉悼公會合齊、宋、衛、鄭、曹、邾、滕、薛、杞、小邾等共同伐秦。這次戰役是在秦國境內涇河岸邊進行的，當晉軍將要渡河時，秦國軍隊在涇河上游施放毒藥，毒死了許多晉國將士，但這並沒有能夠阻止晉軍的進攻，在魯人、鄭人及莒人勇敢精神的帶動下，晉方的軍隊衝過涇河，一直攻到棫林（陝西華縣附近）。在這次戰役中，晉軍抱定絕不後退的決心，他們在進攻之前填塞了取水的井，拆毀了做飯的灶，表示不取勝就要戰死，再也不會回到原地吃飯了（見《左傳》襄公十四年），結果取得勝利。晉國這次又深入秦國腹地，是繼麻隧之戰後晉對秦戰爭中的第二次重要的勝利。 秦晉兩國內部統治情況對比　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自秦康公以後，秦晉兩國戰爭雖互有勝負，但總的趨勢是：秦由勝而敗、晉由敗而勝。之所以出現這種趨勢，除了其他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由秦晉兩國內部政治統治情況所決定的。 春秋中期以後，秦晉兩國的奴隸制度都處於衰落階段，但其衰落的速度和程度又有所差別：晉國從春秋開始就動亂不止，奴隸制已經崩潰；秦國則從春秋開始才進入奴隸社會。然而秦國的奴隸制自康公以後就一蹶不振，並且沒有進行任何改革的跡象。晉國自惠公以後，「作爰田」、「作州兵」，晉文公又繼續進行改革，使奴隸社會的生產關係不斷得到調整。因此，雖然從總的歷史潮流來看，秦晉兩國的奴隸制都在走下坡路，但在一個階段中，即康公以後的秦，國內統治每況愈下，而晉國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政治統治的穩定，這就是秦敗晉勝的根本原因。 以人殉葬這樣具體的制度為例，在秦國雖自穆公死時它就遭到詛咒和譴責，但在數百年內仍舊維持不變，既沒有任何一個國君發布過改革的詔令，也沒有個別奴隸主實行過改革，一直到秦獻公上台以後，即公元前384年，才廢除了人殉制——「止從死」。由此可見，穆公以後的秦國統治，改變是極少的。在晉國則不然，自春秋中期以後，新舊勢力鬥爭逐漸劇烈。雖然這種鬥爭在當時尚未足以改變政權性質和社會性質，但在新形勢下，統治階級內部已經有一部分人主動改變不合時宜的舊制度了，像魏顆拒不執行其父遺言，斷然將其父魏武子準備用以殉葬之妾嫁出去（見本章第一節），就是一例。這種改革雖不是通過法令形式進行的，但事實上它已改變了奴隸社會的殉葬制。當然，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變是不可能徹底的，不過它對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統治還是起著一定作用的。據記載：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軍向晉國進攻，晉國的魏顆率兵迎擊，在輔次大敗秦軍，並俘獲秦國的大力士杜回，取得勝利。在這次戰鬥中，晉國就有人自動參戰，幫助晉軍捉拿杜回。而這個主動幫助晉軍捉住杜回的人，就是曾經被魏顆釋放的妾之父，他因感激魏顆，而在危急關頭自願參戰。（《左傳》宣公十五年）這件事充分反映：對奴隸社會的舊制度進行的任何一點改革，均有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晉國自文公以後，儘管無重大改革，但在統治政策方面較為清明，所以在一個時期內國內政治形勢比較穩定。公元前564年，楚國的大臣子囊就向楚共王指出，當前晉國的卿、大夫都盡職奉公，「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左傳》襄公九年）。可見晉國內部是較穩定的，連子囊也不能不承認當時楚國不是晉國的對手：「當吾今不能與晉爭」（《左傳》襄公九年），這也確是事實。 秦國政治腐朽，除前面列舉的幾方面外，國君的昏庸無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自穆公死後，秦國再也沒有出現過比較有作為的君主。像秦穆公那樣有雄才大略、能知人善任的統治者沒有了，有的只是政治上毫無遠見的一些國君，在這樣的君主手下，一些有才幹的大臣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甚至由於是非顛倒、忠奸不辨，往往使忠於秦國的智謀之士遭到殺害，致使秦國對內對外的政策屢遭失敗。 如公元前620年令狐之役時，晉國的士會（又稱隨會）因不滿晉君的背信棄義而投奔秦國。士會是個十分重要的謀臣，到秦後曾為秦國出謀劃策。公元前616年，秦晉兩國大戰河曲時，就是因士會獻計誘晉國的趙穿出戰，才使秦免遭失敗的。但是，士會同當時的許多謀士一樣，常常是朝秦暮楚，他們肯為誰出力，往往決定於某個君主是否會用人。由於士會投奔秦國對晉的威脅很大，晉國的六卿經過籌劃，決定派魏壽余詐降於秦，以誘回士會。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晉國佯將魏壽余妻子執拘，壽余「逃」奔秦國，向秦君表示要將私邑獻給秦國。他騙取秦君信任後，又策劃鼓動士會歸晉。他向秦君請求：選一在秦的晉人與自己一道回河東，以取得歸秦之私邑。很明顯，這是要士會去，康公果然中計，立即派士會與魏壽余同往。士會卻故意推辭說：「晉人虎狼也。」意思是說：晉國講話是不算數的，我若去後得不到土地，又不能回秦，那時在秦的妻子兒女恐被殺戮。此時康公仍執迷不悟，指河發誓說：即使晉人食言，你不得歸秦，我也決不會拘留你的妻子。士會取得康公的保證後，安心地回到晉國。（《左傳》文公十三年） 其實早在魏壽余來降時，秦國大臣中就有人看出其中有詐。繞朝曾向康公指出，魏壽余是為士會而來的：「魏州（即壽）余來也，台（殆）□□（此處原文為方框「□」）隨會也」，並建議：「君弗許也。」（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晉獻公欲得隨會章》）但是，這種正確的意見不僅沒有得到秦康公的重視，他反而輕信士會散布的謠言，懷疑繞朝有私，並把繞朝殺掉。士會歸晉後，果然再不回秦，秦康公又只得按照前約將士會妻子送去晉國。［17］就這樣，繞朝、士會等有才幹的謀臣被殺的被殺，放走的放走，充分說明了秦康公的愚蠢。僅此一事，就可看出康公及其以後的國君，與秦穆公比較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正因為秦國政治江河日下，到公元前575年時，它的軍事實力已不能與晉、楚兩大國相抗衡了。前面指出過：楚國人此時已公開承認不能與晉匹敵，說明晉強而楚弱。但秦連這樣的楚還不如，在晉國看來，秦已經不在話下了。晉國的範文子就說過：「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左傳》成公十六年）他說現在三強都服了，晉國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一個楚國。可見，這時的秦積弱到何等地步！ 秦國之所以屢遭失敗，正是國內奴隸制已經衰落，而又無絲毫改革的必然結果。 三、春秋末年形勢的變化 春秋末年，各國之間的爭霸趨向緩和，這是因為各諸侯國內部新、舊勢力的鬥爭，階級鬥爭一天天更加尖銳，甚至包括像晉國這樣的曾經實行一些改革的諸侯國，也不能以個別制度的改革來維持整個奴隸社會了。因而，到了春秋末年，秦國同各國之間的關係又有一些新的變化。 秦楚聯盟的加強　春秋以來，秦楚之間雖有過數次戰爭，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著聯盟關係。秦康公時代，為了對付晉國，就加緊拉攏楚國。楚國的國勢也一天天下降，當然也需秦國的支援。在公元前611年（秦康公十年），當楚國正鬧饑荒的時候，楚的附庸小國——庸（在今湖北竹山）也趁機向楚進攻。這時，正在楚莊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即位之初，楚國邊境的「群蠻」和戎族也不停地騷動。在楚國陷於困境之際，秦國出兵幫助楚國消滅了庸國，解救了楚的危難。 秦國助楚滅庸，對此後的鬥爭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為庸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秦楚兩國必爭之地。秦國占領庸，如站到楚的背後，楚國得庸，就像「窺秦之腹」。然而，秦國取得庸卻還給楚，是有其深謀遠慮的。其目的就是：一方面加強與楚的聯盟，以安定後方，另一方面則利用楚直接牽制晉。所以說，秦國助楚滅庸，實際上是在制晉。當然，秦與楚的矛盾只是暫時隱伏起來，一旦強大的晉國衰落下去，秦與楚之間更劇烈的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過，在春秋時期，秦、楚之間都需對方的支持，所以暫時還保持聯盟的關係。 以後，楚國逐漸強大，不斷與晉、鄭、陳等國進行戰爭，公元前597年，楚國大敗晉國於邲（今河南滎陽北），又稱霸中原。公元前589年，楚為對付晉國，就在蜀（山東泰安）召集齊、魯、宋、衛、鄭、陳、蔡、許、曹、邾、薛、鄫諸國會盟，秦也派大夫說參加。自麻隧之戰以後，爭霸的形勢又發生變化：公元前575年（秦景公二年），晉、楚發生鄢陵之戰，楚被晉所敗。不久，晉國悼公（公元前572年至前558年）即位。在晉悼公統治時期，內政和軍事都取得很大成就。晉國的國勢超過楚國。晉國的強大，對秦和楚都是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秦、楚兩國更是一致同晉鬥爭了。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準備攻晉，在出兵前先派人向楚國乞師，得到楚國允諾後，才於是年秋出兵伐晉。這次戰爭，楚國軍隊果然在武城支援秦軍。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楚國派子囊向秦乞師，秦派右大夫詹帥師和楚軍伐鄭，鄭向秦楚聯軍投降，聯軍轉而伐宋。晉聞鄭歸順秦、楚，就出兵伐鄭。是年冬，秦國庶長鮑、庶長武伐晉救鄭，結果將晉軍打敗。下一年，即公元前561年（秦景公十六年），秦、楚為向晉國報復，又聯合伐宋。公元前547年（秦景公三十年），秦、楚又聯合向吳國進攻，後聞吳國有備，乃轉而攻鄭，將鄭軍打敗。（以上見《史記•秦本紀》，《史記•楚世家》，《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傳》襄公九年、十年、十一年、二十六年） 秦、楚間的聯合愈來愈緊密，正是兩國日趨衰弱的反映。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國家，單獨對付晉都是困難的。兩國的統治者面對著晉國的威脅，覺得僅僅在軍事上的聯盟還不可靠，就用和親的辦法，鞏固他們之間的聯盟。秦景公讓自己的妹妹秦嬴嫁給楚共王，楚國專門派司馬子庚到秦國答聘，並舉行隆重的歸寧禮，以示重視。他們和親的目的無非是互相利用罷了。 晉國的衰敗和「弭兵之會」　但是，晉國的強盛也沒有長期保持下去。就在子囊稱讚晉國政治清明、楚不敵晉的二十餘年後，晉國的大臣叔向也承認晉國衰落了：「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左傳》昭公三年）晉國的變化如此之大，正是當時社會劇烈的階級鬥爭和新舊勢力鬥爭的反映。晉國如此，其他國當更是如此。其實，早在叔向談到如上情況以前，各國統治階級就都感到有暫時息兵的必要，要集中全力維持國內的統治，代替了各大國之間的「爭霸」要求。這就出現了春秋末年的「弭兵之會」。 公元前546年，宋國的向戌約合晉、楚等國「弭兵」，並約了十四個諸侯國在宋國召開「弭兵大會」。秦國也欣然參加了這次大會。 其實，秦與它的宿敵晉國已有十多年之久沒有發生戰事了，這主要是由於晉國內亂，「公室卑而六卿強，欲內相攻」（《史記•秦本紀》），無暇外顧，而秦國也無力攻晉，所以「久秦晉不相攻」。在公元前549年（秦景公二十八年），晉國還派韓起到秦，秦國也派後子 到晉國互相試探，以求得媾和。晉國對同秦國媾和相當重視，叔向特別囑咐行人子員對後子 要接待好，他強調：秦晉媾和成功，對晉國非常重要。但是，由於當時媾和的時機尚不成熟，所以雙方試探一番以後，就擱置起來。這次宋國積極鼓吹「弭兵」，晉、秦當然十分願意，所以都欣然赴會。 不過，晉、楚這兩個大國，一方面不願再打仗，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霸主的地位。就是在這次談判息兵休戰的會上，他們為爭當盟主，還不免出現刀光劍影：晉國本以盟主自居，但參加會盟的楚國人決心在會上爭做盟主，就在外衣裡面穿上鎧甲，準備動武。晉國人見這種形勢，爭之不利，只好把盟主的位置讓給楚。這樣的「弭兵之會」，其效果如何，也就不問可知了。 會上約定：各個小諸侯國對晉、楚兩國均須同樣朝貢，而齊、秦與晉、楚則保持同等地位，齊和晉保持著聯盟，秦仍同楚聯盟。這也就是說，「弭兵之會」實際上承認了晉、齊、楚、秦為勢均力敵的頭等大國。從此，各國奴隸主統治集團間，達成了暫時的妥協，停止了較大規模的戰爭。 吳攻郢都秦兵救楚　在「弭兵之會」中，沒有長江下游的吳國參加。吳為什麼沒有參加「弭兵之會」呢？這一方面是由於吳地處東南一隅，距各國爭霸的中心地區較遠；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晉國有可能故意不讓吳國參加，以便利用吳牽制楚國，從而削弱楚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 原來，春秋末年，長江下游的吳、越兩國相繼壯大以後，晉國就極力拉攏吳國，以便和秦楚同盟相對抗。早在公元前584年（秦桓公二十年），楚國的申公巫臣，因和當權的子重、子反不和，逃到晉國。子重、子反就將申公巫臣全家殺光。巫臣懷著刻骨之仇向晉國國君獻策：利用吳國以「罷（疲）楚」。他還主動請求去吳，說服吳國與楚為敵。當時的吳國還比較落後，沒有車乘，也不懂戰陣和射御之法，巫臣就擔任教練，訓練兵士，並將自己帶去的車、馬和御夫、射手留給吳國一部分。從此，吳國迅速強盛，同晉的關係親密無間，常常在楚的後方侵擾，形成與晉國的呼應配合。尤其在公元前583年（秦桓公二十一年）馬陵之會以後，吳和晉相配合，給楚國以重創，致使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楚國屬下的蠻夷，皆為吳國所降服。吳國成了晉國削弱楚國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所以吳不參與「弭兵之會」，或許與晉有意讓吳留在會議之外，以便不受約束地繼續「罷楚」有關。 在楚平王統治時期（公元前528年至前516年），楚國的政治更加腐敗。昏庸的平王信任奸佞，讒殺忠臣。謀臣伍子胥在公元前522年懷著殺父之仇投奔吳國，鼓動吳國向楚進攻。吳、楚關係緊張，對秦也存在著間接的威脅，不過這時秦、楚兩國對吳均無可奈何，楚平王死後，昭王即位（公元前515年至前489年），楚國政治毫無起色，令尹囊瓦貪財納賄，內部矛盾重重。而新起的吳國卻蒸蒸日上，在生產上和軍事上均有驚人的進步。楚國在「弭兵之會」後，雖基本上停止了對北方諸國的戰爭，卻不得不同吳國進行不斷的戰鬥。吳國沒有參與「弭兵之會」，毫無約束，又有伍子胥等楚國亡臣鼓動，始終以同楚國鬥爭為職志。恰巧這時楚的兩個屬國唐（湖北隨縣、棗陽間）和蔡（河南新蔡）也與楚國發生矛盾，吳王闔閭就聯合唐、蔡兩國，於公元前506年（秦哀公三十一年）向楚進攻。結果五戰五勝，最後攻進楚國都城——郢（湖北江陵北），楚昭王狼狽地逃往隨國（在湖北隨縣）。楚國大夫申包胥到秦國去求救兵，他向秦哀公說：吳國狠如野獸，向中原伸手，我國國君已守不住國了，逃避在外。吳國是貪得無厭的，攻楚國之後，秦國跟著就要受害。若是秦國出兵幫助楚恢復國土，楚國將世代事秦。這一番話雖說得懇切，無奈秦國也自顧不暇，秦哀公只是推託、拖延而不答應出兵。申包胥就站立宮廷號啕大哭，七日七夜哭聲不絕，連一口水也不喝。果然，這哭聲感動了秦哀公，秦決定派子蒲、子虎率兵車五百輛救楚。 次年，子蒲、子虎率軍至楚，在稷地與楚軍會合，大敗吳人於沂（楚邑，今河南正陽）。七月，子期、子蒲指揮的秦、楚聯軍滅唐。後來吳軍在雍澨這個地方打敗楚軍；秦軍又打敗吳軍。接著，在公壻之谿交戰，吳軍大敗，撤退回國。 這次秦軍出兵幫助楚復國抗吳，使楚免遭滅亡，卻挽回不了楚國的頹勢，連同秦國本身的奴隸制度，也已經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了。 注釋 ［1］據《左傳》、《國語》及《史記》等記載：在春秋中後期，各國人民群眾騷動、起義和逃亡的很多，重要的有：公元前583年（秦桓公二十一年），莒國的「莒潰」；公元前549年（秦景公二十八年），宋國的「民散城不守」；公元前519年（秦哀公十八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公元前514年（秦哀公二十三年）的「鄆潰」；公元前530年（秦哀公七年）楚「師及訾梁而潰」；公元前550年（秦景公二十七年），陳國的「役人」暴動，憤怒的「役人」殺死貴族慶寅、慶虎；公元前520年周的「舊百官工之喪秩職者」，包括手工奴隸「作亂」；公元前478年和前469年，衛國發生手工業奴隸暴動等等。在鄭國，公元前522年有大批民眾集聚在「萑苻之澤」進行武裝鬥爭；公元前506年，楚都郢的武裝民眾「以戈擊王」。 「國人」的鬥爭也很激烈，公元前660年，衛懿公被狄人殺死，就是因國人拒絕為統治者賣命；公元前633年，衛國的國人趕跑衛侯；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宋國的華氏貴族、莒國的貴族、楚國的貴族和齊國的貴族，有的被國人趕跑，有的因國人反對而使戰爭失利。 ［2］井田制的瓦解，指實行井田制地區和國家而言，如秦國根本沒有實行井田（或者說井田制已在秦建國前瓦解），當然無所謂「瓦解」。這裡主要指齊、魯等國，晉國在「作爰田」以後也不存在井田制了。 ［3］最典型的地區和國家就是齊、晉和魯。如齊國，在齊景公時（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新舊勢力的鬥爭，表現在田氏和「公室」爭奪民眾的鬥爭。由於田氏採用新的封建制剝削，使民眾「歸之如流水」。至公元前489年，田氏的田乞奪得了齊國的相權，從此齊國的軍政大權掌握在田氏手中。至公元前475年，田氏消滅了齊國剩下的、有勢力的舊公族——鮑氏、晏氏、監止。到戰國初期，田氏終於代替姜氏，成為齊的國君。 在晉國，至春秋中期，新起的貴族如韓、趙、魏勢力迅速擴大，他們採取籠絡民眾的辦法，擴大私家勢力，使「政在家門」，到公元前539年，晉國大臣叔向慨嘆「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表明新興勢力已經在晉國有相當大的勢力。到戰國初，韓、趙、魏果然把晉國瓜分，成立了三個封建諸侯國。 魯國封建制因素也出現得很早，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即按田畝抽稅，表明魯國的統治階級不得不承認私田的合法性。後來，魯國的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相繼採用封建制剝削，逐漸壯大勢力，在魯國掌握了政權。（參見郭沫若：《奴隸制時代》，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總之，各國的新興勢力大多都是由奴隸主轉化而來，他們採用封建式剝削，擴大私田，壯大「私門」勢力，同「公室」鬥爭，最後戰勝「公室」而掌握國政。這是各國封建制在奴隸制內部發生、發展的一般途徑。（參見《中國史稿》，341～3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這首詩是《詩經•秦風•黃鳥》，原文如下：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 虎。維此 虎，百夫之御。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5］「交交」，有的人將其釋為鳥鳴聲（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65頁），不確，此乃鳥飛往來的形象，見朱熹《詩集傳》：「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故此處譯作「往來飛翔」。 ［6］「殲我良人」中的「殲，盡殺曰殲」。這裡總子車氏之三子而言，故曰殲，所以譯成「全死」。（見《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66頁） ［7］楚，灌木的一種，《說文》：「楚，叢木，一名荊也，從林疋聲。」 ［8］見《左傳》僖公十九年，司馬子魚曰：「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9］「 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晨風》） ［10］「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於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於嗟乎！不承權輿。」（《權輿》） ［11］「（穆嬴）頓首於宣子（趙盾）曰：先君（指晉襄公）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左傳》文公七年） ［12］《史記•秦本紀》對此次戰役的記載為：「戰於河曲，大敗晉軍。」《史記•晉世家》及《年表》也記「大戰」云云。但考之《左傳》，實際是並未交戰，而秦師夜遁，絕無「大敗晉軍」之跡象，只是晉國的趙穿貽誤戰機，未能取勝而已。 ［13］晉國奪回瑕，史書並未明確記載，但觀《左傳》文公十二年記：「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左傳》文公十三年又有：「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可知瑕已被晉奪回。 ［14］這個時期，晉國曾多次向秦進攻，如公元前608年（秦共公元年），晉伐秦，攻秦之與國崇（在今陝西戶縣）。公元前601年（秦桓公三年），晉會白狄攻秦，這次戰役，晉國俘虜了秦將赤，並殺了秦的間諜。秦國有時也向晉進攻，如公元前607年（秦共公二年），秦圍焦、瑕；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伐晉，這一次戰役的結果，是晉國的魏顆在輔氏（今陝西大荔朝邑北）將秦軍打敗。（見《左傳》宣公十五年）可見，這些戰鬥大多數以秦的失敗而告終。 ［15］《左傳》成公十一年：「……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 ［16］呂相，晉武子魏錡之子魏相，食采邑於呂，故曰呂相，又稱呂宣子。 ［17］這段史實以前始終弄不清楚。《史記•秦本紀》僅記云：「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讎余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史記•晉世家》也只記到這樣的程度：「（靈公）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余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此事也只是這樣講：「……乃使魏壽余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余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 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究竟這個繞朝有何「謀」而不被用？沒有一點資料。過去作註解要作推測，如劉文淇編的《春秋左傳舊註疏證》就作這樣的推測：「蓋繞朝曾言於秦伯請留之」，可見劉氏也無根據。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之帛書《春秋事語》，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文中所摘引：繞朝十分明確地指出：「魏州余（即魏壽余——筆者注）來也，台（殆）□□（此處原文為方框「□」）隨會也」，並直接提出：不能允許他們走：「君弗許也。」但就是這樣的警告，也並未引起秦君的注意，因此才有「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之嘆息。（《左傳》文公十三年。《春秋事語》記為：「吾（贈）子，子毋以秦□□（此處原文為方框「□」）人，吾謀適不用……」大意相仿）後來繞朝被殺，原有材料也無記載，只有《春秋事語》有如下材料：「……會果使（諜）（讒）之曰：『是知餘事，將因我於晉』，秦大夫信之，君殺繞朝。」原來是秦君聽信讒言，而把繞朝殺掉。這就可以了解《韓非子•說難》中說的：「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把繞朝這樣一個具有卓見的政治家殺掉的秦康公，是多麼昏庸而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