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 第五章 秦同各諸侯國間的關係
一、春秋時期各國鬥爭形勢
周王室的地位 自平王東遷以後，周天子雖然依然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名義，但實際上已經降低到與其他諸侯國同樣的地位。而且愈往後愈衰落，大的諸侯國簡直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周王畿在春秋初還據有以今洛陽為中心的河南西北部地區，到後來，各諸侯國不斷侵吞周王室的土地，致使周境東不及虎牢；南僅達伊、汝二水之間；西不到殽、函；北距黃河，全境不過一二百里。而這樣一塊地方，也維持不住，在王畿以內常常遭到諸侯的搶掠，甚至連周天子有時也被趕出雒邑。因此，春秋以前周王室集權的統一局面早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個諸侯國的割據稱霸。而周王室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地保留下來，只是由於在各個大諸侯國爭霸的過程中，還可以把周天子作為一面旗幟來利用，隨著這面旗幟的作用愈來愈小，周王室也就接近最後滅亡。
秦的立國，雖由周平王封賜開始，但由於周王室地位一天天下降，以致無足輕重，所以進入春秋以後，秦與周幾乎毫無關係了。
各諸侯國的位置 隨著周王室的衰落，各個諸侯國一天天強大，在全國形成大大小小數十個割據政權，其中有廣袤數千里的大國，也有截長補短不足五十里的小國。還有一些戎、狄、蠻、夷部落散布其間。這些諸侯國的分布位置大致如下：
秦的東方，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是晉國。在黃河中游有鄭、衛、宋、陳、蔡等國，其中鄭國是比較強盛的。在今山東省境內，有西周始封的兩個大國——魯、齊。魯國在春秋時發展不大，齊國則吞滅了周圍的一些小國而強大起來。北方較大的有燕國。南方的楚國占地最廣，今湖北、湖南及安徽、四川等七八個省的部分地區，都是楚的勢力範圍。長江下游，在春秋末年有吳、越兩國迅速發展起來。
這些諸侯國中，春秋時期與秦關係最密切的為晉、楚兩國。因秦地處西方，同許多諸侯國均未直接發生過戰爭。
大國稱霸的局面 統一的奴隸制周王朝分裂為諸侯割據的局面，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社會形態大變革的反映。由於新、舊政治經濟因素的矛盾鬥爭，不僅在各個諸侯國內部出現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且在各個諸侯國之間也出現了連綿不斷的戰爭，這種戰爭以幾個大國為首，互相爭奪土地，奪取霸權。於是，在春秋時代出現了幾個大國相繼稱霸的局面。在爭奪霸權的過程中，首先稱霸的是東方的齊國。齊桓公即位（公元前685年）以後，任用管仲改革內政，又以「尊王攘夷」（即擁戴周王，驅逐戎、狄）相號召，聯絡許多諸侯國，打敗了一些戎、狄小國，並侵蔡伐楚，幾次大會諸侯，這樣就成了中原霸主。
當齊國在中原稱霸的時候，秦國主要力量尚在關中一帶與戎、狄爭奪土地。因此，齊國在稱霸之際，與秦尚無直接接觸。
繼齊之後，晉、楚、秦相繼在中原爭奪霸主地位。其中秦國勢力雖始終沒有越出關中，但是同東方的晉國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態，實際也參加了中原的爭霸。
春秋末期，吳、越兩國在長江下游爭霸，同秦國也沒有直接的接觸。［1］
大國爭霸的過程，是封建的經濟、政治因素不斷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民族間大融合的過程。因此，對大國爭霸歷史的研究，有助於對春秋時期社會形態的轉變和民族融合過程的認識。
下面僅就奴隸制發展階段的秦國（公元前770年至前620年），在諸侯割據、大國爭霸的形勢下同各諸侯國的和、戰關係做專門敘述，從而了解秦國在這社會大變革中的發展、變化和作用。
二、秦同楚國的關係
楚國的崛起 楚是一個古老的民族。［2］楚同秦也有著類似的歷史命運：在殷商時期，楚為商的與國。商亡後，同秦人一樣，楚被周人排擠於漢水之南，被斥為「南蠻」，且時常加以翦伐。也正是在西周衰亡之後，楚國才在長江、漢水一帶強大起來。春秋初期，楚國征服了周圍的許多戎、蠻小部落和小國，繼而又打敗了北面周人建立起的一些姬姓小國，並把矛頭指向中原。不過，在齊桓公稱霸中原的時候，楚國尚不能與齊國抗衡。齊桓公死後，楚國就把鋒芒指向北方，這時在中原足以與楚對抗的只有宋國。宋襄公想繼齊而稱霸，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鄭。鄭為楚的盟國，為了同宋爭奪霸權，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決定出兵伐宋救鄭。是年冬十一月初一，楚、宋兩國軍隊在泓水（河南柘城縣西）展開大戰。當宋軍已擺好陣勢時，楚軍正在渡河。宋國的司馬子魚勸宋襄公趁機下令進攻，宋襄公說「不可」。待楚師渡過河但尚未擺好陣勢，子魚促宋襄公下令進攻，宋襄公仍說「未可」。等到楚師擺好陣勢，宋襄公才下令開戰。結果由於楚師人多，宋軍數寡，被楚打敗，宋襄公自己也被打傷，第二年就死去（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泓水之戰」。由於楚國在「泓水之戰」大敗宋襄公，從而控制了黃河流域中許多中、小國，原來是齊國盟國的魯、宋、鄭、陳、蔡、衛、許、曹等小國，都成了楚的盟國。從此楚國代替齊國，以「霸主」自居，在中原稱霸。
秦同楚國的戰爭 楚國同秦國很少發生正面衝突。這是因為在秦穆公統治以前，秦國無力向關中以外的地區發展，而秦穆公統治的時期，向東發展首先遇到的則是晉的阻礙，所以秦的勁敵是晉，而不是楚。
春秋前期，秦國同楚的戰爭只有兩次：
第一次在公元前635年（秦穆公二十五年），這一年秋，秦派兵攻打秦楚間的鄀國（鄀，在今河南內鄉附近）。鄀為楚國保護下的小國，楚國的申公子儀（斗克）和息公子邊（屈禦寇）率申、息之師，駐紮於鄀國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因此，秦攻鄀，實際是與楚交戰。秦軍在商密附近的析地，暗暗將趕車的「輿人」捆綁起來，冒充楚兵俘虜，並揚言析已降秦，在析駐紮之楚軍已與秦結盟。消息傳至商密楚軍中，軍心動搖，於是向秦軍投降。秦軍兵不血刃生俘申公子儀和息公子邊，勝利而歸。當楚國國內得知此消息後，派令尹子玉率兵追秦師，但早已追之不及了。（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3］這一次秦國取勝，主要是謀略成功，雙方軍隊並未展開激戰。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32年，晉、楚間發生「城濮之戰」時，秦國站在晉國一方，派人至晉師參加對楚作戰。關於此次戰爭的詳情將在下面敘述，這裡從略。［4］
春秋前期，秦楚之間只有以上兩次衝突。
秦同楚國的聯盟關係 春秋時期，絕大部分時間秦國同楚國保持著聯盟關係，以共同對晉。因為，自秦穆公以後，秦國積極向東發展，首先碰到的阻礙就是晉。這一點同楚的利益一致，自然就結成同盟關係，秦穆公曾經同楚成王聯姻、結盟：「絆以婚姻，袗以齋盟」（《詛楚文》），並發誓：世世代代永遠不相互攻擊，「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5］。事實上，秦、楚兩國確實維持著長期的聯盟關係，在春秋時期很少發生戰爭。
三、秦同晉國的關係
秦同晉的關係相當複雜，下面按時間順序分階段敘述。
晉惠公繼位前的秦晉間關係 晉原與周同族。周初，成王滅掉唐國，將其幼弟虞封在那裡，稱為「唐叔虞」，這就是晉國的始祖。唐叔的兒子晉侯燮父遷到晉水之旁，才改國號曰「晉」。（見《國語•晉語》、《史記•晉世家》）進入春秋後，晉國曾長期發生內亂，共鬧了六七十年，至公元前678年，才由曲沃武公將晉統一起來。當晉國內亂時，秦國的統治階級也正忙於在關中地區同戎、狄作戰，無暇外顧。因此，那時秦與晉沒有直接接觸。
晉國統一以後國勢日強，公元前655年，晉獻公借道虞伐虢，虞君因貪晉國的「屈產之乘」和「垂棘之璧」，又輕信「晉我同姓，不宜伐我」，而讓晉借路。結果，晉滅虢後，回過頭來就把虞滅掉。（見《史記•晉世家》、《左傳》僖公五年）晉國吞滅虢、虞兩個小國，在當時似乎與秦無關，但是，虢、虞所處的方位，正是秦國東向的出口：虞扼茅津，虢據函殽，皆在咽喉之地，也是秦國出關的重要孔道。晉國趁秦國還未能東顧之時，搶先占領這裡。這對此後秦晉長期的鬥爭，有著重要影響。
這時，在秦國，雖然秦穆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已經即位，但關中基業未固。在晉國，晉獻公（公元前676年至前651年）也剛剛平定內亂不久，所以兩國間基本上保持友好往來，沒有發生戰爭。［6］
公元前656年，秦穆公娶晉獻公的女兒穆姬為夫人。［7］這位穆姬是晉國當時的太子申生的姐姐，也是後來相繼為晉君的惠公夷吾、文公重耳的異母姐。晉獻公滅掉虞國後，又特地將從虞國擄來的百里奚，作為秦穆公夫人穆姬的媵送至秦國。從這些關係來看，在秦穆公和晉獻公統治的時代，秦晉兩國的統治階級都極力促進雙方之間的友好關係，而通過聯姻，確也使它們的關係密切起來。它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兩國當時都需要鞏固內部統治，加強在國內的統治地位。所以，當國內統治穩固之後，需要向外擴展勢力之時，這種密切的關係，也恰好成了互相干涉的最方便的口實。
秦穆公開始向晉國伸手 作為奴隸主階級代表人物，秦穆公是一個抱有稱霸野心的國君，他將興修的宮殿稱為「霸城宮」（《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三秦記》），又將關中的雍水改名霸水，「以章霸名」（《漢書•地理志》）。這樣熱切地嚮往稱霸的秦穆公，當然不會滿足於局限在關中地區「稱霸」。所以，當晉獻公一死，晉國出現內亂之際，秦穆公就插手晉國事務了。
公元前651年，晉獻公死後，獻公的寵姬——驪姬生的兒子奚齊繼位。晉國大夫里克、丕鄭等聯合起來殺死奚齊，準備立獻公的另一子——重耳為國君。但另一大夫荀息，則將驪姬生的另一子——卓子立為君。於是，里克等又把卓子和荀息殺死，晉國暫時出現了混亂無君的局面。這時，晉國公子夷吾逃亡在外，秦穆公應夷吾之請，將其護送回國，是為晉惠公。晉惠公夷吾在請求秦穆公援助時，曾許諾：若能立為晉君，就將晉國的河西八城割給秦。（見《史記•秦本紀》）秦穆公一方面貪圖河西八城，重要的還在於：他了解到夷吾同晉國當權的大臣里克不合，這樣對秦是很有利的：「忌多則怨」，「是吾利也」（《左傳》僖公九年）。秦穆公很希望晉是一個君臣不合、內亂迭起的鄰國。因此，積極地護送夷吾回國。
但夷吾回國取得君位後，立即背約：不給秦河西八城，僅僅派丕鄭去秦致謝。丕鄭至秦後，卻向秦穆公獻策：殺死為夷吾出謀劃策的大臣呂甥、卻芮，扶植晉國的另一個公子重耳歸國。秦穆公採納了這個計謀，但不料丕鄭回去後事泄，被晉惠公殺掉。丕鄭之子丕豹懷著仇恨逃至秦國，鼓動秦穆公攻晉國，他說：「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但穆公認為：晉國的形勢還沒達到「百姓不親」的程度。他說：「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史記•秦本紀》）他能看出：晉惠公能殺死丕鄭，說明還是有人擁護他，所以他還沒有「失眾」，「失眾，焉能殺？」（《左傳》僖公十年）基於這樣的判斷，秦穆公決定暫時先不出兵，等待時機。
這樣，在幾年之內，秦晉之間沒有發生戰爭。公元前649年，當伊雒之戎向周王室進攻時，秦晉還能聯合起來救周。（見《左傳》僖公十一年）直到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十三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還給晉運去糧食，儘管這樣做是為了爭取晉國民心（見本書第四章第六節），但畢竟沒有發生戰爭。次年（公元前646年）秦國發生災荒，向晉國「請粟」，雖然晉國的大臣虢射極力主張趁秦國災荒之際出兵伐秦，但並沒有在當年出兵。［8］不過，這一切都表明秦晉之間的戰爭已經是一觸即發了。
秦晉戰爭的爆發——大戰韓原 就在秦國發生災荒的次年，醞釀已久的秦晉之間大戰終於爆發了。
公元前645年，晉準備出兵攻秦，但還沒等晉國出兵，秦穆公就主動率兵迎擊，深入晉國的韓（在今山西河津、萬榮間）。［9］晉惠公也率師來到韓地，雙方擺好陣勢，就要進行一場決戰。這時，秦國軍隊人數雖較晉少，但同仇敵愾，將士一心，鬥志高昂；而晉國的軍隊內部矛盾重重，人數雖多，但士氣低落。
九月的一天，秦晉兩國軍隊在韓原展開了一場激戰。一開始，由於晉軍兵多將廣，將秦軍團團圍住，連秦穆公都被包圍。晉大夫梁由靡等截住秦穆公的去路，眼看穆公就要被擒。就在這危急時刻，突然從秦軍中出現了一股生力軍，奮勇向晉軍衝殺。結果，不僅救出秦穆公，而且將晉軍殺得落花流水，並生俘晉惠公，秦軍大獲全勝。（見《史記•秦本紀》、《史記•晉世家》、《呂氏春秋•愛士》、《淮南子•氾論訓》、《左傳》僖公十五年、《國語•晉語》等）
韓原大戰，秦能取勝，可以看出秦國實行的爰田制還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據記載：使秦軍轉敗為勝，在危急關頭出現的生力軍，就是曾經受到秦穆公「賜酒」的「岐下野人」。（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秦國實行爰田制，所以「野人」才得以參加同晉國作戰。其次，還由於秦穆公在國內統治的措施和策略是成功的，使下層群眾能夠為秦國作戰。《史記•秦本紀》說：那些「野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呂氏春秋•愛士》記載：「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的「野人」，「畢力為穆公疾斗」。這些記載，都把秦國戰士英勇奮戰的原因，歸結為「報食馬之德」（《史記•秦本紀》），這當然不能令人完全相信。不過，總可以證明秦穆公對本國實行的政策和措施，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秦國下層群眾同敵國作戰的熱情。因此，下層群眾能在戰爭中表現出較強的戰鬥力。韓原之戰秦國得勝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秦穆公善於抓住作戰的有利時機：當晉國發生災荒時，以及晉君殺死大臣丕鄭時，都曾有人鼓動秦穆公出兵伐晉。但秦穆公卻認為時機不成熟，而暫時未動。在這次戰前，晉國內部君臣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明顯，如晉國大臣慶鄭、韓簡等就一直反對晉國同秦國作戰［10］，晉國的士兵鬥志不高。［11］在這種形勢下，秦穆公果斷地出兵，以少數兵力深入晉地，結果一舉取得對晉作戰的勝利。
秦晉和解及晉國的改革 晉惠公被俘後，晉國內部一片混亂。狄人又乘晉國失敗之際，奪取狐廚、受鐸兩地，渡過汾水，一直打到昆都。這時，晉國的一些大臣，為了挽救國勢日削的危機，決定改革早已腐朽的舊制度。他們首先從田制開始：公元前645年晉國「作爰田」，這就意味著正式宣布廢除井田制；同秦國一樣實行爰田制。由於爰田制下奴隸的地位有一定提高，擴大了當兵的來源，所以緊接著就「作州兵」，以兩千五百家為一州，由州長統率，自備兵甲，一到戰時就按這樣編制出征。由於晉國實行了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生產關係，緩和了階級矛盾，也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有所緩和，奴隸制的危機暫時得到解決。
在秦國，晉惠公夷吾的姐姐、秦穆公的夫人穆姬聽到俘虜了惠公以後，就穿上喪服，以死來威脅秦穆公，揚言：若晉君早晨到來，我就晚上死；若晉君晚上被押來，我就早上死。要挾秦穆公放回晉惠公。更主要的是：秦國的統治階級估計，此時秦尚無力完全吞掉晉國，「晉未可滅」，若在此時殺掉晉君，只能進一步激起晉對秦更大的仇恨，「祇以成惡」（《左傳》僖公十五年），對秦不利。於是，秦穆公決定釋放晉惠公回國，與晉講和。
當年十一月，晉惠公被放回晉國。至此，秦晉間的戰爭暫告一段落。就在這一年，晉國又發生災荒，秦國再次給晉運去糧食。從此兩國又重歸於「好」。
秦企圖控制晉國 秦雖與晉暫時和解，但實際並未放棄控制和操縱晉國的企圖。秦放回晉惠公是有條件的：（1）以晉惠公的太子圉為人質，留在秦國；（2）割河西八城給秦。［12］秦國得到了晉國的河西八城，其領地就擴展至黃河西岸，在地勢上更易深入晉國內地。太子圉在秦為質，秦穆公為了牢固地控制他，還給他在秦娶妻。這樣，在晉惠公歸國當政的數年中，秦對晉的威脅更大了。
公元前638年晉惠公在國內病重。在秦為質的圉聽到消息後，就私逃歸國，準備繼承君位。秦穆公沒想到圉竟敢私逃回國，這樣的晉君當然不能為秦所容。秦穆公就立即從楚國迎來了晉獻公的另一個兒子——公子重耳，「益禮厚遇之」（《史記•秦本紀》），給以隆重的接待，並將包括曾給圉作妻的懷嬴在內的秦女五人，送給重耳。秦國這樣在重耳身上下工夫，自然有其目的。因為公子重耳也早就覬覦著晉國的君位，他在外流亡了十幾年，具有較為豐富的閱歷，在周圍又集聚了一批謀臣，當時唯有他才有力量同圉爭奪君位。所以秦穆公的賭注就下在重耳身上。
公元前637年，晉惠公病死，子圉在國內繼位，是為懷公。這時，在秦的重耳向秦穆公保證：取得君位後，要像流水朝東海一樣，朝事秦君。（見《國語•晉語》及本書第四章第五節）於是，秦穆公就派兵護送重耳回國搶奪君位。
重耳回國後，在一些大臣支持下，將懷公趕跑，奪得了君位，是為文公。文公繼位後，又派人把逃在高梁地方的懷公殺死。這時，惠公的舊臣呂甥和郤芮卻密謀害死文公，幸有寺人披向文公告密，文公估計自己在國內實力尚不夠充足，就偷跑出國，在王城與秦穆公相會，以求得庇護。呂甥、郤芮等這時尚未發現文公已逃跑，就放火燒掉王宮，待到得知文公並不在宮內之後，呂甥、郤芮等就追至河上。秦穆公用計把這二人誘來並殺死，才重新派兵三千護送重耳回國。這一次，由於除掉了重耳的政敵，國內較為安定，所以秦穆公就把在秦為重耳娶的夫人也一併送回。從此以後，在晉國就開始了文公的統治（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
從晉國不斷的內亂中可以看出：秦國極力干預晉君的廢立，其目的無非是通過由秦扶植起來的國君而控制晉國，這就充分表現了秦國奴隸主階級稱霸的野心。
晉國的稱霸和秦晉聯合 秦穆公扶持重耳奪取君位，原是企圖使晉受控於秦。然而，事與願違，在晉文公重耳統治晉國的時期，秦國卻不得不追隨晉國，充當為晉國助威的角色。
晉國自「作爰田」、「作州兵」之後，奴隸主統治的政治、經濟制度有了一定改善。晉文公即位以後，又任用趙衰、狐偃等，進一步整頓內政，「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國語•晉語四》），實行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政策。這樣，很快地使「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國語•晉語四》），為晉國的霸業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被狄人趕出國，跑到鄭國避難，並派人到魯國、秦國和晉國告難。這正是搶「勤王」旗幟、撈取爭霸的政治資本的好機會。秦穆公聽到消息後，立即派兵等在黃河岸邊，準備將周襄王接來。（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但晉文公聽從大臣狐偃的建議，親自率兵直接幫助周襄王復位，遠遠地搶在秦的前面。這樣，晉文公就把「勤王」的旗幟搶到手。襄王復位後，文公去朝見。周襄王以異常隆重的禮儀接待文公，並賜給晉以陽樊、溫、原、茅之田。從此，晉國在中原稱霸就取得了政治資本。
隨著晉國一天天強大，秦國不僅再不能插手晉國內部事務了，反而時常不得不為晉國爭霸而吶喊助威。在晉、楚爭霸的一次決戰——「城濮之戰」中，秦國就充當了這樣的角色。
「城濮之戰」是晉、楚兩國在中原爭霸的一次決戰。自公元前638年以後，楚國代替宋在中原稱霸。晉國的勢力發展起來後，首先就同楚發生衝突。公元前634年，楚國應魯國之請進攻齊國；同時為了阻止晉國的勢力向南發展，就對倒向晉國的宋進攻。晉國藉口救宋也向南進軍。這樣，晉楚之間非打一場大戰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了。
在晉楚決戰之前，晉文公為了爭取秦、齊兩國站在晉國一邊；就接受先軫的獻策：叫宋國用財貨去運動齊、秦兩國，請齊、秦兩國向楚請求撤退圍宋之兵。同時，晉國卻把楚的兩個盟國——曹、衛的土地分給宋。這樣一來，楚當然不答應撤兵之請，而齊、秦兩國又貪圖宋的財貨，也就站在晉國一面與楚國為敵了。後來，晉文公又採納先軫的建議：私下答應恢復曹、衛兩國，使這兩國又同楚斷絕了關係。
公元前632年，晉、楚之間的大戰開始了。最初，晉國根據楚軍急切求戰、傲慢輕敵的特點，先主動從陣地上後退九十里，以避其鋒芒。四月初三，晉軍進駐城濮（今山東濮縣有臨濮故城）。這時，秦國派公子小子慭作為盟國代表，也隨晉軍來到這裡。小子慭是秦穆公之子，秦國派他為代表，說明秦晉關係十分密切。同來的還有齊國的大夫歸父和崔夭以及宋成公。
四月初四，晉楚在城濮展開決戰。由於晉國使用了巧妙的戰略戰術，將楚國殺得大敗，晉國大獲全勝。（見《史記•楚世家》、《史記•晉世家》及《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戰後，公元前632年冬，晉文公在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會盟諸侯，周天子也被召來參加，並冊命晉文公為「侯伯」。從此，晉國取代楚國而稱霸中原。
在城濮之戰中，秦國實際是被利用來替晉文公爭霸效力的。儘管當時秦國的統治者還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但是，後來秦穆公很快地就意識到了，而不願再為晉國效力了。
城濮之戰的次年，即公元前631年，晉國的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和蔡國的代表，以及周天子的卿士王子虎分別代表本國和周天子，在翟泉（洛陽城內）會盟，小子慭也代表秦參加了這次會盟。這次盟會，晉國策動與會各國共同伐鄭，以掃除稱霸中原的障礙。明年，即公元前630年（秦穆公三十年），秦穆公按照盟約，率兵配合晉文公向鄭國進攻。藉口是當年晉文公出亡過鄭時，鄭國對他招待不周：「無禮於晉」，而且對晉的敵國楚表示友好，「且貳於楚」（《左傳》僖公三十年）。問罪之師浩浩蕩蕩向鄭開來，九月，秦晉大軍迫鄭境，晉軍駐函陵（河南新鄭縣北），秦軍扼汜南（河南中牟縣南），鄭國的形勢十分危急。這時，鄭國派謀臣燭之武出城與穆公相見，曉以利害。燭之武對秦穆公說：秦、晉聯合來攻鄭，把鄭滅亡是不費什麼力氣的。但是，消滅鄭國以後，將要得到好處的是晉國，而不是秦國。鄭距晉近而離秦遠，秦助晉滅鄭，是「亡鄭以陪鄰」。晉國強大起來後，對秦國是很大的威脅，因為晉今天圖鄭，明天就會攻秦。所以，秦助晉攻鄭的結果，就是使秦受到損失而讓晉國從中取利，「闕秦以利晉」（《左傳》僖公三十年）。燭之武對於秦晉兩國間的矛盾了解得比較透徹，所以能從秦國統治者的立場出發分析形勢，這就有力地打動了秦穆公。秦穆公聽了燭之武一番遊說之後，決定不再替晉國當馬前卒，下令單獨撤兵，同時與鄭國結盟，並派攻鄭的杞子等三大夫率兵幫助鄭國守城。攻鄭之舉就此結束。
晉文公見秦穆公單獨撤兵，也無可奈何，他估量晉軍暫時無法滅亡鄭國，也不得不隨之撤兵而去。
綜觀在晉文公一代（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由於晉國逐漸強大，以至稱霸，使秦無力控制晉國，反而不得不追隨晉國。這就形成了數年之內秦晉聯盟的「和好」局面。
秦晉大戰的再次爆發：殽之役 公元前628年，晉文公剛去世，秦晉就爆發了大戰。
公元前628年，鄭國掌北門的人［13］至秦，鼓動秦穆公派兵去偷襲鄭國，他說：我掌城門，若秦兵偷襲，可唾手而得。（《史記•秦本紀》）秦穆公為利所動，派大將西乞術、白乙丙和孟明視於公元前627年率兵襲鄭。秦軍至滑（河南偃師南），碰到鄭國商人弦高。弦高見秦軍壓境，而鄭國毫無所聞，就將準備販至周的牛送到秦營，詭稱奉鄭君命前來犒軍，同時又急派人向鄭國君報告秦軍進犯的消息。當時的鄭國國君穆公蘭（公元前627年至前606年）得知此消息後，立即派人對秦國派來的杞子等人下逐客令。［14］孟明視等秦將見此情形，認為鄭國早有準備，偷襲無望，只得班師回國。但秦軍又不甘心空手返回，就順便把姬姓小國——滑滅掉。當時滑國已屬晉，成為「晉之邊邑」（《史記•秦本紀》），而晉國正要尋機打擊秦國，以剝奪其優勢，除數世之患。其時正值晉文公新喪，晉國主戰派將領原軫、先軫等人就藉口：「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於是，晉就聯合姜戎［15］之兵，大興問罪之師，於當年四月，與秦兵大戰於殽（即殽山，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北）。這場大戰結果是晉軍大勝，秦軍全軍覆沒，西乞術、白乙丙、孟明視三員大將被俘。秦國失敗的原因十分明顯：首先，秦在政治上和戰略上都十分被動，正如晉國原軫所說：「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出師無名。因此，開始希冀偷襲鄭國成功，把希望建築在敵國無準備的前提下，當認為鄭國有準備時，立刻喪失信心。最後無理取滑，更是心虛理虧，士氣自然不振。其次，秦軍此次出師，抱有僥倖心理，傲慢輕敵，軍紀鬆弛［16］，也種下失敗的種子，所以在晉軍的打擊下一觸即潰。在晉軍方面，則選擇了一個很有利的時機，又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晉襄公穿著凶服從戎，「墨染其衰而加絰」（即墨染的麻衣），以激起對秦軍的仇恨。這就使晉軍在政治上和戰略上都處於主動地位。因此，殽之戰秦敗晉勝，絕非偶然。
秦國的三員大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被俘後押在晉國。晉襄公的嫡母——也就是晉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兒文嬴，她向襄公求情，詭稱秦穆公對孟明視等三人恨之入骨，勸晉國將他們放回，讓秦穆公「烹之」。晉襄公聽從文嬴的話，釋放三將。先軫聽到此消息後，氣得在襄公面前大發脾氣，說這樣做就是「墮軍實而長寇讎」（《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縱敵為患，離滅亡不遠了。襄公一聽也立即醒悟過來，馬上派陽處父將此三人追回。追至河邊，陽處父見三人已上船，便將為自己駕車的一匹馬解下，聲稱奉晉襄公之命，向孟明視贈馬，以引誘他們上岸。但孟明視等並未中計，僅在舟中拜謝道：蒙貴國君主不殺，我們歸秦後，若被處死，死後也不忘晉國恩德；若被赦免，三年後將向貴國君拜賜。孟明視等回國後，秦穆公在郊外素服迎接，向著秦軍痛哭，承認自己不聽蹇叔勸阻，招致失敗，將責任都歸結到自己身上，並仍命孟明視等三人復「官秩如故」（《史記•秦本紀》）。秦穆公勇於公開承認自己不聽勸諫，不將失敗的罪責推在臣下身上，這就顯示出他同那些昏庸的君主的區別。這一篇在秦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罪己詔」，就是流傳至今的《尚書》中的《秦誓》。［17］《秦誓》的作用，不僅在於穆公自己總結失敗的教訓，而且在於籠絡人心，把秦國統治階級中發生的裂痕重新彌合起來。因為，早在秦穆公開始決定派兵襲鄭時，秦國的謀臣蹇叔就反對這樣輕舉妄動。他曾勸穆公說：鄭距秦很遠，勞師遠征，鄭國人不可能不發覺。鄭國有所防備，秦軍偷襲無功，軍心就會動搖。但是，秦穆公不聽勸阻，貿然派蹇叔、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人帥師出征。當秦軍整裝待發之際，蹇叔對孟明視哭道：我能見到秦軍出征，但再也見不到他們回來了。穆公見此狀十分生氣說：「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史記•秦本紀》）他甚至粗暴地罵道：「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意思是說：你這個老朽知道什麼，等著進你的棺材吧！秦穆公如此驕橫武斷，當然使秦國君臣之間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所以，在殽戰敗後，穆公極力想緩和這種關係，他主動承擔失敗的罪責：「邦之杌隉（杌隉，不安定的意思），曰由一人」，表示今後要虛心納諫，並責備自己以前不能信用良臣：「詢茲黃髮，則無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尚書•秦誓》）穆公說這一番話，一方面固然是發自內心的懊悔，另一方面也是向蹇叔等人表示的姿態，讓他們放棄前嫌，仍舊同過去一樣忠實地為自己效力。
殽之役失敗後，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三十五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視率兵攻晉。這一次，晉襄公親自領軍迎戰，雙方激戰於彭衙（陝西白水縣境內）。秦軍雖系主動進攻，但晉國軍隊士氣高昂，將士協同一致，在戰鬥緊張之際，晉將狼瞫率所屬部隊帶頭向秦軍猛衝，在這種勇敢無畏的精神鼓舞下，大隊晉軍也隨後跟著殺過去，秦軍猶如被潮水所席捲，潰不成軍，又一次遭到失敗。［18］
彭衙之戰實際是殽之役的尾聲。雖然在殽之役以後，秦穆公下決心改善國內政治，但由於具體的作戰準備不夠充分，所以同樣遭到失敗。殽之役後，孟明視等曾說要向晉君「拜賜」，故晉嘲諷這次秦軍進攻為「拜賜之師」。
第三次大戰：王官之役 在殽和彭衙兩次失敗後，秦國內部政治統治有很大改善，秦穆公仍然不動搖地信任孟明視，讓他放手對政治統治進行改革，「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左傳》文公二年）。秦國內政經過一番整頓，頗見成效，晉國的趙衰說：秦國的軍隊「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秦國的將領「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左傳》文公二年），可見秦軍的戰鬥力倍增。這樣，在公元前624年（秦穆公三十六年）夏，穆公親率秦軍大舉伐晉。這一次，秦軍準備同晉軍決一死戰，渡過黃河後就將船燒掉，表示義無反顧。晉人見秦軍來勢兇猛，不敢出擊，採取守而不戰的戰略。秦軍占領王官（今山西聞喜縣西）及臨晉、平陽間的小邑郊（又作鄗）。然後從茅津渡河，到三年前戰敗的殽地，「封殽中屍，為發喪，哭之三日」（《史記•秦本紀》），才班師回國。［19］
王官之戰以後，時隔一年，晉國又出兵攻取了秦國邊境的刓（即元里）之新城［20］，但並沒有改變晉國的劣勢。
綜觀秦國自穆公統治以來（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晉與秦的關係，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在晉文公（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統治以前，秦穆公力圖控制晉國。晉文公統治晉國時期，晉國勢日強並稱霸中原，秦不能操縱晉，反而為晉所利用。在晉文公去世後，晉國勢日衰，秦又逐漸有壓倒晉國之勢。秦國在穆公統治後期，極欲向東方擴展勢力。但是，由於早在秦晉正式發生武裝衝突之前，晉國就占領了被稱為「桃園之塞」的秦國門戶，這也是晉國最初滅掉虞、虢兩個小國的戰略意義。在春秋數百年中，儘管秦國勢力有時很強大，並曾經數次戰勝晉軍，但其基本勢力範圍，始終沒有越出函殽以西。
秦穆公死後，秦國奴隸制迅速衰落，於是在對晉國的戰爭中，失敗的次數就愈來愈多了。
注釋
［1］過去一般史書中有「春秋五霸」之稱，但這「五霸」究竟指哪五個，說法頗為不一。如有的書記載五霸為：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見《左傳》成公二年杜氏注、《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史記•諸侯年表》、《索隱》、《風俗通》）；有的還把齊桓、晉文、秦穆、楚莊以及吳王闔閭稱為「五伯」（見《孟子正義》引《白虎通》）；又有把五霸列為：齊桓、晉文、宋襄、秦穆及吳王夫差的（見《淮南子》高誘注、《漢書•諸侯年表》顏師古注）；還有將越王勾踐列為五霸之一的（見《荀子•王霸》及《史記•貨殖列傳》）。
上述記載之不同，可以證明自古以來對春秋時究竟哪些國可稱霸主並無定論。之所以沒有定論，皆因後世對「霸」的標準理解不一致。如有的以成敗而論，邵雍說：「宋襄圖霸而力微，卒為楚所敗，此不足論。」（《觀物外篇》卷下）有的則以尊王攘夷為標準，如有的人說：「率諸侯而朝天子，天下化之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白虎通》第一卷「號」）其實，所謂「霸」無非是較強的諸侯國而已。而在春秋時期，這種鬥爭不僅受著各國之間的力量相互消長的影響，而且最重要的受著本國內部矛盾鬥爭的影響。所以，在整個春秋時期，沒有一個諸侯國能始終維持霸主的地位。不過齊桓、晉文等稱霸時間較長，在歷史上影響較大而已。因此，在這裡沒有必要一定確認某幾個諸侯國在何時稱霸，也沒有必要追究到底是「五霸」還是「四霸」之類的問題。
［2］楚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它最早大約來源於和秦同一個東方的氏族部落。從現有文獻資料，可看到如下線索：
（1）秦和楚都奉顓頊為祖先：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
戰國時楚國詩人屈原也自稱「帝高陽之苗裔」（《離騷》）。
（2）秦楚姓名有相同之處：
秦為嬴姓。
楚人祖先以「熊」命名的很多，古代「嬴」、「熊」通用。
（3）遠古「熊」、「盈」族均在東方：
《令》銘文有：「隹王於伐楚伯在炎」。「炎」即為嬴姓的「郯」國，可見「郯」同楚相鄰。《左傳》閔公二年：「封衛於楚丘」，這就是楚人故地，它與秦人祖先居住的並不遠。《逸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這裡「熊」即楚人祖先，「盈」即「嬴」，乃秦人祖先，可見，在周初時他們相鄰不遠。楚人、秦人的祖先在殷、周時期的遭遇非常相似。從以上種種線索斷定：秦、楚最早源於一個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團，這是有可能的。
［3］有些史書認為這次戰役是秦晉兩國聯合去進攻鄀，如已故教授童書業《春秋史》說：「晉文公勤王之後，積極向外發展勢力，先聯合秦國去打近楚的鄀國。」（《晉楚爭霸》，開明書店，178頁）這是錯誤的，之所以出現這個錯誤，可能是作者主要根據《左傳》的如下記載：「……秋秦晉伐鄀」，這裡的「晉」字實為衍文。因為當時晉文公剛繼位一年，無暇西顧。鄀地距晉遙遠，且《左傳》下文敘記作戰經過全不涉晉國。過去已有人對此提出疑問，如洪亮吉云：「按鄀在秦、楚界上，與晉地懸隔，且晉文方啟南陽、圍樊、圍原，何暇會秦遠伐小國？傳中無一語及晉，可見晉字為衍文。」可證此役純系秦與楚之間的戰爭，與晉無涉。
［4］見本章第三節中的「晉的稱霸和秦晉聯合」。
［5］秦、楚兩國長期聯合以對付晉，這是歷史事實。至於秦穆公同楚成王結盟、聯姻的史實未見其他文獻記載，只見於《詛楚文》。現將文中有關的這一段摘錄如下：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齋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卬大沈厥湫而質焉。（根據郭沫若：《詛楚文考釋》）
其中提到「絆以婚姻，袗以齋盟」，當是可信的。唯在穆公及成王之何年，文中無線索可尋。考秦穆公在位39年，即由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楚成王在位46年，即由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他們倆同時在位的時間，是從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6年，也就是說有33年的時間，楚成王和秦穆公同時在位。究竟在哪一年結盟，確切時間無可考。但「城濮之戰」時，秦國尚參與晉國一方與楚為敵。可見，若有盟誓必在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以後。由此，可以大致斷定：《詛楚文》中所說秦、楚間立盟誓的時間，必在公元前632年至公元前626年這八年的時間內。
［6］《史記•秦本紀》有：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與晉戰河陽，勝之」。此事在《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及《史記年表》等文獻均無記載。考此時晉國剛剛統一數年，其勢力還僅局限於今山西的西南一隅，至十餘年後的公元前655年滅虞、虢以後，才將領地伸至今陝西、河南交界處，而秦國此時的力量也還沒有達到這裡。所以，秦與晉在河陽發生戰爭是不可能的。
［7］因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規定，所以對婦人、女子稱姓而不稱氏：《禮記•喪服小記》：「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女子稱姓與伯仲。」《亭林文集》卷一《原姓》：「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矣，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芉、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蒲姜之類也……」這裡，秦穆公娶晉獻公的女兒，因晉姓姬，故稱為穆姬。
［8］公元前646年秦發生饑荒時，晉僅僅沒有給秦輸粟，並未發兵攻秦。但有的歷史書卻說是年晉即攻秦，如章嶔：《中華通史》第一冊307頁寫道：「秦飢，乞糴於晉，晉轉不與，且伐秦。」這是不符合史實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錯誤，根源於《史記•秦本紀》如下一段記載：「（穆公）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從最後一句「晉君從之」判斷，似乎晉國在秦向其糴糧之時就立即伐秦，這是不對的。「秦飢」在秦穆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秦晉間開戰在秦穆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時隔一年之久。文獻上記得很清楚，《史記•秦本紀》：「十五年，興兵將攻秦」。《國語》、《左傳》都將此事繫於這一年。可見，虢射鼓動晉惠公趁秦饑荒之際伐之，當時並未成現實，慶鄭等人的反對當是起了作用的。
［9］韓原在何處？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在古韓國境內，即今陝西韓城縣之西南；一種意見認為在河東。後一種意見以清代學者江永為代表，他指出：「韓城地在河西，然秦、晉戰韓原獲晉侯非此地也。韓原當在河東，故《傳》云：涉河，侯車敗，謂秦軍涉河而晉侯車敗。又，晉侯曰：寇深矣。其不在河西可知。《姓氏書》韓為晉滅，至韓萬復采韓原。蓋在山西河津、萬泉之間也。」這種意見是符合實際的。按萬泉現屬山西萬榮縣，筆者曾於1968年到過該地，其形勢確與書中記載相似。
［10］慶鄭當秦國向晉乞糧時，就反對晉惠公「背信棄鄰」的作法，反映出同晉君的矛盾。在韓原之戰的過程中，晉國的慶鄭始終對晉國這一方抱幸災樂禍的態度，如秦進軍韓地，惠公問慶鄭：「寇深矣，若之何？」慶鄭卻回答說：「君實深之，可若何！」在戰爭的過程中，「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韓簡則在戰前就斷定秦國必勝，晉國必敗。他說：「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因而他早就打算要當秦軍的俘虜了：「吾幸而得囚。」（以上《左傳》僖公十五年）由此可見晉國一部分大臣的態度。
［11］「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左傳》僖公十五年）可見晉國的士兵鬥志也不高。
［12］《史記•秦本紀》只記：「獻其河西地」，而未說明幾城。《史記•秦本紀》《正義》注云：「晉河西八城入秦。」但《左傳》僖公十五年則記：「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考夷吾請秦援助其歸晉時曾說：「誠得位，請割晉之八城與秦。」（《史記•秦本紀》）據此，當以八城為是。
［13］這個掌北門的人是什麼人？有兩種說法：一是公元前630年秦國派到鄭去的杞子，《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杜註：「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另一種說法是「鄭人」自己（見《史記•秦本紀》）。後一種說法較為可信，因為據《史記•鄭世家》云：「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史記•晉世家》也記有：「鄭人或賣其國於秦。」可見，說秦國的杞子為鄭掌北門並賣鄭，資料並不充分。
［14］《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鄭穆公……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這裡，鄭一方面向杞子等人表示：早已洞悉秦國的預謀，透露鄭國有準備。另一方面也是向他們下逐客令，結果「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15］姜戎即姜戎氏，本姜姓之戎，在晉南鄙，為戎子支駒之先。
［16］《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這裡，王孫滿雖然從「禮」的標準去衡量秦軍，但也可反映出秦軍傲慢、輕敵和軍紀鬆弛的實際情況。
［17］關於《尚書•秦誓》作於何時，《書》序謂：「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史記•秦本紀》則雲作於王官之役後：「封殽中屍，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這兩種說法究竟哪一種看法更接近事實？筆者以為《書》序的說法較為可信，因為從《秦誓》內容上看：「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反映了作誓者心情十分沉重，並多所自責之辭，與殽失敗之後的心境是一致的。若說在王官之役秦大獲全勝後，才發表這樣痛悔的言論，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所以，大多數學者認為《秦誓》作於敗於殽之後。筆者也同意這一看法。
［18］此次攻進的時間，《史記•秦本紀》謂在穆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626年，《左傳》記在「文公二年」，即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三十五年。又《史記•晉世家》在殽之役「後三年」，記有「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等語。考《史記•晉世家》記的「後三年」，即公元前625年，與《左傳》記載的「文公二年」相符。唯《左傳》無晉取汪之事。（《史記•晉世家》《索隱》謂：「……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收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此說頗可信。）再證之以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孟明視等被俘釋放後，對晉陽處父說：「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而彭衙之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此戰役若在穆公三十五年則恰好三年，若在穆公三十四年則距殽之役不足三年，「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等語即不確。故彭衙之戰的時間，當以《左傳》記載較為可靠，在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
［19］關於「封殽中屍」的記載，自古以來有一種錯誤理解。杜預在注《左傳》時，曾釋「封」為「埋藏也」。因此不少人認為「封殽中屍」，就是將戰死在殽地的秦軍屍首埋藏起來。直到現代還有人持此說，如童書業《春秋史》中說：「……從茅津渡河，封埋了死在殽地的秦國戰士屍首……」這種解釋是值得商榷的。殽之戰是在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四月，秦軍封殽屍是在秦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五月，中經三年之久。豈有戰死三年屍首尚在之理？其實所謂「封殽中屍」者，無非是在殽地樹立標誌而已。「封」乃封識之意，例如《樂記》「封比干之墓」注云：「積土為封識」，故《史記•秦本紀》《集解》引賈逵曰：「封識之。」又最近出土之雲夢秦簡《法律答問》中有：「盜徙封，贖耐。」這裡說的「封」就是田間的標誌。可見，正確理解「封殽中屍」，就是在殽地積土為封識，以紀念在這裡戰死的秦軍。
［20］《史記•秦本紀》無晉取刓新城之記載，《左傳》文公四年秋，僅有「晉侯伐秦，圍刓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的一句記載。對「圍刓新城」一句話，近人有許多誤解，以為「刓」與「新城」為兩個地名，如黃灼耀《秦史概論》中說：「晉伐秦，圍刓、新城。」童書業《春秋史》中說：「……但是，晉國並不屈服，隔了一年，又起兵伐秦，圍困刓和新城兩邑……」他們都把「刓」和「新城」當做「兩邑」，這是不對的。「圍刓新城」乃是圍困在刓地新築之城的意思。《史記•晉世家》記載此事時只說：「五年，晉伐秦，取新城」，而不提「刓」，《集解》引服虔云：「秦邑，新所作城也。」據此可知刓與新城實為一地，其地就是同州東北之元里，秦人於此邊境地區新築城邑，故稱「新城」。從《左傳》對此役僅略提一句，而《史記•秦本紀》則根本未提這一情況看，圍刓新城之役並不是什麼重要戰役，它與王官之役、殽之役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即使把「刓」和「新城」說是「兩邑」，也不過是「圍」而已。所以事實上並不像某些書上所說的：「隔了一年，（晉）又起兵伐秦，圍困刓和新城兩邑，報復了王官之役的仇恨。可見在春秋時，晉秦的國際交涉，總是晉占上風的。」（童書業：《春秋史》，187頁）僅據「圍刓新城」四個字，就得出「總是晉占上風的」結論，未免有點操之過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