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 第三章 秦的建國及其領地的擴展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我國歷史進入了社會大變革的春秋時期。
春秋是我國奴隸制開始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這時，歷史舞台上出現空前絢麗多彩、生動壯觀的場面：一種在當時是最先進的生產力——鐵工具，開始被人們使用。新的生產力呼喚著新社會制度的產生，而愈來愈激烈的奴隸們的反抗鬥爭又加速了舊制度的滅亡。在動亂、變革和「禮崩樂壞」的形勢下，奴隸社會迅速崩潰；封建社會即將在中國大地上出現。
然而，就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下，卻有一個諸侯國剛剛誕生，而且還在發展著自己的奴隸制。這個諸侯國就是秦。
進入春秋以後，秦才正式建國。但是，當奴隸制的秦國一旦建立，它就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在不到一百二十年的時間裡，就由一個後起的奴隸制小國，一躍而為奴隸制的強國，在當時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艱苦的建國過程
秦的奴隸制政權，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所以，它在建國初期面臨著十分嚴重的鬥爭任務，經歷了艱苦的過程……
秦國的建立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八年），幽王死後，各個諸侯共同把周幽王的太子立為天子，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繼位以後，猖獗於周王畿和關中地區的戎、狄勢力有增無已，西周奴隸主階級在這裡再也呆不下去了，周平王於是決定將國都遷往雒邑（今河南洛陽附近）。所謂「遷都」，實際上是被戎、狄趕走，當周平王倉皇逃走時，秦襄公率領秦兵也參加了護送隊伍。因此，周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把「岐以西之地」「賜」給秦，並准許與其他諸侯「通聘享之禮」。這樣，秦就由「大夫」上升為與齊、晉等國地位平等的諸侯。從此，建立了秦國。
秦國雖然建立，但首先面臨著能不能存在下去的問題。
周平王雖「賜」給秦以「岐以西之地」，讓它在這裡建國，但在這一帶幾乎布滿了戎人和狄人。在今陝西北部的陝北高原，分布著被稱為「白狄」的部落（參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1～21頁，北京，三聯書店，1962），在陝西關中、甘肅、寧夏、內蒙古及其以北的地區，就有綿諸、翟、、邽、冀、大荔、烏氏、朐衍等戎、狄部落。［1］此外，在關中東部還有西周留下來的梁、芮等小諸侯國。這麼多的戎、狄部落和小諸侯國在這裡，使秦國無駐足之地。這些戎、狄部落大部分尚處於「遊牧生活向定居的農牧生活轉化」（馬長壽《北狄與匈奴》，14頁）階段，社會經濟較為落後，他們長期以來就是以富庶的關中地區為目標，或掠奪、或騷擾，使居於這裡的、以農業生產為經濟生活主要內容的人民，在生產上和生活上都受到極大的影響，而西周的統治階級也不能在這裡繼續統治，因此才東遷的。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的時候，就說得很清楚：「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記•秦本紀》）就是說：秦能將戎、狄從這裡趕走，就可在此建國；若不能也只好聽其被戎、狄趕走或被滅亡。
這樣，秦在「立國」之後，能否存在下去，尚是個未知數。
秦襄公伐戎的失敗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為「諸侯」以後，就不能不承擔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同戎、狄鬥爭。秦襄公是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統治者，他上台以後一直在整頓武備，「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詩經•駟》毛氏傳）。因而秦國出現了用於作戰的兵車：「小戎收，五楘梁輈」，「文茵暢轂，駕我騏」（《詩經•小戎》）。兵車上配備著各種毛色的駿馬：「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驪是驂」（《詩經•小戎》）。有的馬身還著以甲衣：「駟孔群。」（《毛氏詩傳疏》云：「：淺也，謂以薄金駕介之札。介，甲也」）同時還製造了各種銳利的武器，如有鋒利的三鋒矛，「厹矛鋈」；以朱羽為飾的盾，「蒙伐有苑」；以虎皮為室的弓，「虎鏤膺，交二弓」（《詩經•小戎》）。在秦人自己看來，這種陣容已是夠強大的了：「車既工，馬既同，車既好，馬既。」（《石鼓文•車工》）武器和戰士也相當多：「弓矢孔庶。」（《石鼓文•而師》）這些確實反映了襄公時期，秦國的武裝力量有極大的增長。但即使如此，在秦建國的最初幾年，它的武力仍不足以將戎擊敗。從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秦被封為「諸侯」以後，一直到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的四年中，秦同戎、狄鬥爭取得的成果幾乎等於零：周平王封給秦的「豐岐之地」仍在戎、狄控制之下，而秦人依舊只能活動於他們的故居「西垂」。儘管秦人把他們自己的武裝形容得那樣威武、雄壯，然而也只是到了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十二年）才「伐戎而至岐」（《史記•秦本紀》）。岐，就是岐山［2］，也就是今天的陝西省寶雞以東。就是在這次東征中秦襄公死去，繼位的秦文公（公元前765年至前725年）又退回到西垂故地，秦的中心仍在這裡。據《史記•秦本紀》載，文公仍「居西垂宮」，又從傳世的景公時製造的「秦公」上，可以看到如下銘文：
虔敬祀，乍（作）宗彝，邵皇且（祖）。
據郭沫若考釋：銘文證明為秦文公宗廟之祭器，再從「秦公」器蓋上刻有「西」字銘文看，其宗廟仍在西垂。（見《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這就證明：秦襄公臨死前雖然東伐戎人至於岐，但秦人並未在此地停留下來。一直到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以前，秦國人活動的中心仍在如今甘肅天水專區清水一帶，他們還不能實際控制關中的豐岐之地。
秦以一個新起的小國，欲戰勝戰鬥力十分強的戎、狄，並不是輕而易舉的，所以建國初期秦與戎、狄的鬥爭成果甚微。但秦襄公確有奪取豐岐之地的決心，以致死於伐戎之役。正因如此，在秦國歷代的君王中，襄公是有較大影響的一個。
二、由失敗走向勝利
秦建國七八年以後，才開始有一點發展。
初步取得勝利 秦襄公死後，文公的最初幾年也沒有什麼進展。至公元前763年，繼位已經三年的秦文公率兵七百人「東獵」。這時，秦從遊牧轉向定居的時間不久，仍然保持著遊牧民族的傳統習俗，所謂「獵」，就是在不斷的戰鬥中擴大領地，同時還有遷徙的意思。所以，這次「東獵」進行了將近一年，至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才到達汧水和渭水會合的地方——「汧渭之會」（今陝西眉縣附近）。秦人的祖先非子曾經在「汧渭之會」養過馬，不過，那時的秦還是周奴隸主貴族的氏族奴隸，這次秦重來，地位已經不同，秦國奴隸主決心要把奴隸制諸侯國的勢力擴展到這裡：「即營邑之」，表示要在這裡定居。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秦國取得了第一次伐戎的勝利：「地至岐。」當時，在這一帶的戎族首領是「豐王」（顧頡剛：《史林雜識》，57頁），秦文公給豐王以打擊，這時才真正控制了岐以西的地區。［3］然而，在以後的五十年中，秦的領地僅僅維持在這個範圍之內，沒有什麼擴展。可見，鬥爭是十分艱苦的。
「收周余民」初步奠定國基 秦文公率兵至岐以後，雖然在五十年內領地沒有顯著擴大，但這個時期卻是秦國發展史上的關鍵時刻。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秦國取得了發展經濟的兩個重要條件——優越的自然環境和充足的勞動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裡是關中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周原。古代的周原，不像現在這樣乾旱，氣候比現在暖和、濕潤。（見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考古學報》，1972（1））當時，這裡不僅有數不清的河流溪澗，而且有星羅棋布的水泉澤藪：渭水的支流縱橫蜿蜒，千河和漆河分別由東西兩側緩緩流過。那時這裡的河谷也不像如今這樣深達九十多米，而是最多不超過四十米，取水相當方便，河水和泉水都十分充分。（見史念海：《河山集•古代的關中》）在那潺緩流動的河水裡，鱣、鮪、鰷、鱨、、鯉等各種魚類在遊動；河面上一群群白鷺在飛翔。（見《詩經•周頌•振鷺》）野地里生長著吃起來甜絲絲的堇荼，鬱鬱蔥蔥的森林裡有各種樹木，其中的漆樹早已被人們所利用，是生漆出產最早的地區。（見拙作《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生漆的發現和利用》，載《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78（1））總之，這裡是我國農業生產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這在客觀上為秦國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還不僅如此。秦至岐後，就將原來在這裡而沒有隨平王東遷的「周余民」接收過來。這些「周余民」的加入，對秦國經濟結構的變化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周本是一個農業民族，相傳其祖先后稷就「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史記•周本紀》），周人的祖先從公劉時代起，就到岐山之下「修后稷之業」，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所以這裡的人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漢書•地理志》）。到秦建國前夕，周人的農業生產水平是相當高的。在生產工具方面，僅據《詩經》出現的名稱就有：耒、耜、錢、鎛、銍、、殳、斧，等等。農作物的種類已經有：黍、稷、秬、糜、芑、禾、穋、植、穉、稻、萊、菽和麻、瓜、瓞、桑等，以及杏、梅、棘等果樹。秦在這個農業發達的地區建國，又將具有較高生產技術水平的周人接收過來，就很快地放棄了原來的以遊牧為主的生活方式，而接受較高文明，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768頁）。
這樣，秦至岐的五十年，正是他們由遊牧經濟最後完全轉入農業經濟的關鍵時期，也是秦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歷史階段，它為秦國以後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繼續鞏固領地 取得岐地的秦，雖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但它當時仍在戎、狄的包圍之中，在其東西均有戎、狄族占領的許多據點，必須消滅或制服這些戎、狄人，秦國才能發展。
公元前716年秦文公死後，由秦憲公繼位。［4］為主動向戎人進攻，憲公二年（公元前714年），秦將國都由汧渭之會徙往平陽（在今陝西寶雞縣東陽平村），使國都距前線更近。這裡臨近的一支戎人在「盪社」，其首領自號為「亳王」。關於「盪社」的情況，各種文獻記載很不一致，其具體地望，有的說在始平（今興平）（《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誌》）；有的說在「三原」（史記•秦本紀）《正義》；還有的說在今陝西長安縣的東南當時稱之為「杜」的地方（見《史記•秦本紀》《索隱》引徐廣雲），因此又稱為「湯杜」。以當時形勢推斷：戎人往來不定，或許其活動範圍就在今三原、興平和長安縣間，其邑則在杜附近。這股戎人自號為「亳」，並命其居地曰「湯」，有「湯杜」（即盪社）、「湯台」、「湯陵」等名稱。可見他們與殷商有很大關係（商的首領有湯，都邑有亳）：可能是其所居之盪社原為商人後裔所建之邑，戎人來後仍襲用其號；或是因商湯之子孫有散在西戎者，雖已融於戎族，但繼續以「湯」為號。總之，盪社（或叫湯杜）是臨近秦國的一個戎人的據點，是毫無疑問的。公元前713年（秦憲公三年），秦發兵進攻盪社，一舉取得勝利，占領其邑，亳王逃往西戎。秦國的勢力向東方大大地擴展了一步。
滅掉盪社以後，在黃河以西至渭水流域上游，還有不少股戎人的據點，如在秦的東方，有彭戲氏，這支戎西周時稱為「狁」（王國維：《鬼方昆夷狁考》，見《觀堂集林》），春秋以來占領鄭國故地，居於彭衙（今陝西白水縣東北），其勢力自洛水西岸達於華山腳下。在秦國的西方有邽、冀戎，邽戎據今甘肅天水縣南，冀戎在今甘肅甘谷縣南。再向西北更有多得數不清的大小股戎人。就在秦國國都附近，即今陝西寶雞縣境內，還有一個戎人的據點——「小虢」。秦國面臨的鬥爭任務，仍然是十分艱巨的。當時的形勢要求秦國不停頓地向這些戎族勢力進攻，以便鞏固其領地。
秦國的內亂和武公時代的勝利 但是，剛剛取得一點勝利以後，秦國就發生了內亂。原來，秦憲公娶魯姬，生武公和德公；娶王姬，生出子。魯姬是魯君之女，王姬乃周王之女，地位當在魯姬之上。但憲公死前立長子武公為太子，這就種下了爭奪君位的禍根。憲公一死，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按：人名）廢太子而立年僅五歲的出子為國君。五歲的出子主國，不能從政，只好由母后王姬臨朝。出子立五年，至十歲時，又被三父等所殺，復立武公為國君。
關於這一段內亂的史實，《史記•秦本紀》有所記載，但十分簡略而又有缺漏，只說：
寧公（按：乃「憲公」之誤）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按：這裡有缺字，斷句也有問題。暫依通行本斷句。）寧（憲）公卒，大庶長弗忌、咸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
1978年1月在陝西發現的秦公鍾、鎛銘文（釋文見本章注［4］）中，在歷數秦公世系時，只說「文公、靜公、憲公」，又有「公及王姬曰」的提法。可以證明作此銘文之「秦公」乃憲公之後的一「公」，即出子，「王姬」顯系出子之母。這就證明《史記•秦本紀》中的一句應作：
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此處原文為方框「□」）生出子。
其中□□（此處原文為方框「□」）缺漏之兩字，依銘文證明應為「王姬」。這樣，《史記•秦本紀》全文即豁然貫通，不明之史跡也得到補充。
如上所述：經過一番動亂，武公於公元前697年登上君位。三年後，武公將三父等三個庶長殺死，並夷其三族，其罪名就是因其誅出子。憲公以後秦國的動亂說明：庶長的權力同國君發生衝突，至武公殺死三父等以後，權力才又集中於王室，中央集權得到加強。
武公時代（公元前697年至前678年）由於中央集權的加強，秦國更有能力向外推進：公元前697年（武公元年），秦向居於彭衙（今陝西白水縣內）的戎人彭戲氏進攻，取得勝利。公元前687年（武公十一年），在杜（今陝西長安縣東南）、鄭（今陝西華縣北）兩地設縣。原來這裡的地方是西周的封國，後為戎族占有，即上述「盪社（湯杜）」和「彭戲氏」所居。消滅了這些戎族勢力後，在這裡設縣，就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縣的原意為「懸」，即「系而有所屬」（許慎：《說文解字》），也就是在距國都較遠的地方設立的軍事、行政統一的組織，即邊境的城邑，這是縣的最初意義。武公時在杜、鄭設縣，說明當時秦國的勢力範圍已達到這裡。
在西方，公元前688年（武公十年），秦征服了邽、冀戎，並開始設縣。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設置縣治的最早記載。［5］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即在杜、鄭設縣的那一年，秦又滅小虢。將小虢消滅後，西起甘肅中部，東至華山一線，整個關中的渭水流域，基本上為秦國所控制。
領地的迅速擴展 秦國的領地，到德公時（公元前677年至前676年）已經十分穩固，從德公時遷都於雍（在今陝西鳳翔縣）。遷都的原因十分明顯：因為不論是「汧渭之會」，還是平陽，都在周原之下的河谷地區，這裡迴旋餘地狹小，向東向西發展，都顯得很不方便。這就促使秦向廣漠的周原另尋新都會。雍位於河上游的雍水附近，這裡是周原最富庶的地區。尤其重要的是：雍又位於地勢較高的周原，為隴山以東的門戶，無論是向東發展，還是防禦西方的戎人，地理位置都是十分有利的（見史念海：《周原地理與周原考古》，載《西北大學學報》，1978（2））。秦都雍後，開始在這裡建築規模宏偉的城邑和宮殿，此後的數百年，這裡始終是秦國的政治中心。
秦國的統治日趨鞏固。公元前677年（德公元年），梁伯、芮伯前來朝秦。梁在今陝西韓城南，芮在今陝西大荔境內，為靠近黃河西岸的兩個小國。他們前來朝秦，說明秦的影響已達到黃河西岸。從秦宣公（公元前675年至前664年）以後，秦就以主要力量向東發展，與當時中原的大國，主要是晉國，開始爭奪土地。
不過，這時的秦國仍然需要用很大的力量來消滅周邊境的戎、狄勢力，否則就很難向東方邁進一步。
三、「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自德公遷雍以後，歷經宣公（公元前675年至前664年）、成公（公元前663年至前660年），在十五六年的時間內，秦國對戎、狄的鬥爭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
掃清周圍和境內的戎狄勢力和其他割據勢力的是秦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在他統治時期所進行的戰爭，除同晉國爭奪土地以外，主要的就是消滅邊境和境內的戎、狄勢力。
伐茅津戎，遷陸渾戎 在今天的山西和陝西交界之處、山西省平陸附近，當時散布著許多戎人，他們被稱為「茅津之戎」［6］。在秦國的東面，就是這些「茅津之戎」阻擋著秦國向外發展的去路。當秦國在關中初步穩固之後，就開始向茅津之戎進攻。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後第一年，他就親率大軍「伐茅津」（《史記•秦本紀》）並取得勝利。以後，秦的軍事鬥爭集中於同晉國打仗，但也隨時掃蕩一些小割據勢力。公元前640年（秦穆公二十年），秦同晉在韓地戰爭剛一結束，就順便將邊境上的兩個小國——梁和芮消滅了。
在戎族中，有一支稱為陸渾之戎，他們又被稱為允姓之戎或姜戎。［7］這一支戎人原居住在瓜州。據《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杜預注云：瓜州地在今敦煌。長期以來沒有人對此提出疑問。但是，經近人顧頡剛考訂，證明陸渾的故居在「中南」即終南，就是今天的陝西武功縣（見《史林雜識》，46～53頁）。在秦國的肘腋間還有這樣一股戎族勢力，當然不能為秦國所容許。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二十二年），秦國用武力將陸渾之戎趕走，這時晉國卻將這些戎人「誘以來」，將他們安置於荒涼的伊川。伊川本是富庶、繁華的地區，西周末年以後，由於人民逃亡以及災荒、兵禍，使這裡變成狐狸出沒、豺狼嗥叫的荊棘之地。［8］陸渾之戎被遷往伊川以後，瓜州就為秦所有。晉國將陸渾之戎遷來後，就迫使他們服役，在以後的許多次戰爭中，都有不少戎人被徵發去打仗。
伐茅津戎和遷陸渾戎，只是秦穆公大舉伐戎的前奏，當做好充分準備以後，秦就向威脅最大的西戎進攻了。
西戎包括的各國 所謂「西戎」，乃是泛指秦國西方散布於廣大地區的許多戎族。這些戎人聚散無常，居處不定，究有多少，確實難以計算。據《史記•匈奴列傳》云：「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各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這裡說戎國的數目上百，其中較大的有八個。而「隴以西」的四個戎國，大約就是西戎中主要的幾個。
所謂「隴以西」，主要指今天的陝西以西、甘肅的隴南及隴西廣大地區。據考證：這一片地區的戎人原系西周時的「犬戎」或「狁」，經過流動，融合、分化而演變為名稱不同的戎族。《史記•匈奴列傳》所舉的「隴以西」的四個戎國：綿諸在今甘肅天水附近；緄戎在今陝西鳳翔一帶；翟居於今甘肅臨洮縣，在今甘肅隴西縣北。這四支乃是西戎中較為強悍的，而其中以綿諸為最強。秦穆公時，西戎派到秦來的使者由余，可能即是屬於綿諸之戎。從由余這個名字可以看出一點端倪：由余很有可能就是綿諸的一音之異譯。《漢書•藝文志》有《由余》三篇，又有繇敘。繇敘當即是由余。《史記•六國年表》有「繇諸、綿諸、諸繇」之國，而《山海經•海內東經》又將諸繇寫作居繇，當是繇居之誤。可見，繇居——居繇——繇敘——綿諸——由余，乃是同一個名字的異譯。戎使被稱為「由余」，或許就是因為「以國為氏」而來，即他所在的「國」就叫做「由余」（綿諸）。這裡所謂「國」，實際只是原始社會的氏族，因為當時的戎、狄還沒有發展到奴隸社會，所以這種「以國為氏」的習慣並不奇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根據摩爾根提供的資料，敘述易洛魁氏族的習俗時，就舉出下列一條：
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幾套人名，在全部落內只有該氏族才能使用這些人名，因此，氏族個別成員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屬於哪一氏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86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由余這個名字，或許正表示他所屬的氏族就叫「由余」，也就是綿諸吧！
綿諸等「西戎」，在秦穆公時代，仍保持著較為強大的國勢（見《呂氏春秋•壅塞》），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由於西周末年戎、狄部落進入中原，中原地區的一些具有較高文明的人民融入戎族，這對提高西戎落後的經濟、文化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政治家由余原來就是晉人，後來「亡入戎」（《史記•秦本紀》）的。其次，處於較為落後社會形態的戎、狄本來是極為強悍、善戰的，西周末年的周王室就無法阻擋戎、狄的進攻。但是，一當他們進入中原地區定居以後，就逐漸喪失了原來的戰鬥力，從陸渾之戎毫無抵抗地被秦趕走，以及至伊川以後處處仰晉人鼻息的事實來看，可以證明許多民族皆不能避免這一下場，正如元末的蒙古騎兵和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樣。然而，綿諸等則不然，它雖有中原人民融入，卻未沾染上這裡的奴隸主階級驕淫的生活習氣，仍然保持著淳樸、善戰的社會風習。這或許是由於綿諸等戎沒有進入原來西周統治中心、受孱弱的西周統治階級的影響較小的緣故。秦穆公曾經問過由余：「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的回答是令人深思的，他說：「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史記•秦本紀》）這裡，由余認為「戎夷」正是因為沒有「詩書禮樂法度」才保持了「聖人之治」，是其強大的原因，這當然並不完全正確。不過，一些原始部落往往比文明較高的民族具有更加淳樸的社會風習和較強的戰鬥力，這是可以相信的。恩格斯在描寫尚未進入到階級社會的氏族制狀況時這樣寫道：
而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呵！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
凡與未被腐蝕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種人，都稱讚這種野蠻人的自尊心、公正、剛強和勇敢……
恩格斯對這些野蠻人的勇敢行為，曾作如下的描述：
不久以前，我們在非洲看到了這種勇敢的例證。祖魯卡菲爾人在數年前，也像努比亞人在數月前一樣，——兩者都是至今還保存著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歐洲軍隊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他們沒有槍炮，僅僅用長矛和投槍武裝起來，在英國步兵——在密集隊形戰鬥上被公認為世界第一——的後裝槍的彈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衝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軍隊伍，甚至使英軍潰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95頁）
像綿諸等這樣的戎族部落，雖被稱為「國」，但從由余所敘述的情況來判斷，其社會性質也只不過是處於氏族制末期階段。由余所說的「聖人之治」正是上述恩格斯描繪的氏族制社會狀況。
在秦穆公時代，進入關中的其他戎、狄，雖然也可能仍處於氏族制階段，但由於受中原文明的影響，其社會性質正在迅速起變化，至少是使原有的戰鬥力逐漸喪失，如陸渾戎就是典型。但包括綿諸在內的「西戎」，一方面雖有中原人民融入，另一方面卻並未因此使本族喪失其善戰的傳統。他們受文明社會的影響較小，更多地保持著氏族制具有的較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秦穆公在伐西戎之前不能不做長時間的、充分的準備，以及不得不採取特殊的手段征服它的原因。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最初，戎王派由余到秦國來觀察國情。由余來到秦國以後發表的一些見解，切中秦之時弊，如對穆公的窮奢極侈很不以為然。秦穆公得知由余竟有如此之遠見卓識，大為驚異，沒料到戎、狄中還有這樣的「賢」人。他憂心忡忡地同臣下商量的結果，決定設法使由余降秦，迫使他為己所用。於是，秦穆公採用內史廖的計謀：首先向由余打探西戎的「地形與兵勢」，以了解戎情；同時又利用戎王的猜忌心理，離間戎王同由余間的關係，穆公不斷地說由余一些好話，並散布出去，使戎王得知。又在由余應當離秦歸去之際，故意將他「留而莫遣」，使之耽誤歸期。這樣一來，當由余回至戎王身邊之時，戎王已經對他產生懷疑。接著，秦穆公又將秦國的一些年輕、貌美能歌善舞的「女樂」，送給戎王。戎王欣然領受，終日沉醉於酒食聲色之中，逐漸將戎馬之事拋在九霄雲外，「設酒聽樂，終年不遷」，甚至「馬牛羊半死」（《說苑•反質》），他都不顧。由余見此情況，非常憂慮，數次向戎王直諫，戎王不僅不聽，最後竟宣布：誰若敢說秦兵來攻西戎，立即將誰射死。由余見事已至此，自忖西戎無望，只好前來降秦。秦穆公見設計的圈套成功，對由余優禮倍加：「以客禮禮之」（《史記•秦本紀》），並詢問滅戎之策。結果，通過由余，穆公對西戎的山川形勢、內部情況了如指掌。進攻西戎的條件已經成熟。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三十七年），這時秦在東方已取得一系列的勝利，領地擴展至黃河西岸。秦穆公為鞏固後方，取得獨霸西戎的地位，決定「用由余謀」，突然向西戎發動進攻。長期解除武裝的西戎，在秦兵突然襲擊下，根本無法抵抗；沉溺於酒色的戎王，當秦兵到來之際，酒醉尚未醒。秦穆公就這樣打敗了西戎，為患多年的西戎從此被平定下來。秦穆公使用女色腐化戎人首領，使他們「淫於樂，誘於利」，從而喪失其戰鬥力。這是戰勝強悍的、處於氏族階段的西戎重要的策略。正如古人所說的：戎「亡其國，由離質樸也」（《說苑•反質》）。落後的氏族部落，一旦失掉其質樸本色，也就失掉了其堅強的戰鬥力，秦穆公的滅戎策略是有效的。
自打敗西戎以後，東面從陝西、山西的交界處黃河起，一直到遙遠的西方，都為秦國所控制。那些自西周以來長期在涇河、洛河以及渭水流域和豐、岐之地耀武揚威的戎、狄，未被秦消滅或制服的，皆遁向遙遠的西方和北方去了。因戎、狄當時尚處於較為落後的社會階段，聚分不定，所以，究竟有多少國被秦消滅？各種文獻記載頗不一致，或說「益國二十」，或說「十二」，或說「八國」［9］。總之，在秦境內必然留下許多戎、狄人，但他們不僅不能構成對秦的威脅，而且成為促進秦國發展的重要勞動力。因此，出現了秦穆公時代「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以上過程見《史記》、《戰國策•秦策》、《墨子•節葬》、《韓非子•十過》、《左傳》文公十三年及《說苑》、《呂氏春秋》等）
秦霸「西戎」的歷史意義 秦穆公時代，黃河以西的廣大地區，統一於秦國一個政權之下，是有進步意義的。穆公作為秦國奴隸主階級代表人物，同戎、狄以及其他小割據政權進行長期戰爭，其主觀願望，無非是擴大土地，掠奪財富，占有勞動力，爭奪對勞動人民的統治權力。但是，在客觀上，秦國獨霸西戎對社會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首先，它使長期以來被眾多戎、狄蹂躪的廣大地區，得以恢復生產，結束支離破碎的割據，在局部地區實現了統一，為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在統一的政權之下，加速了民族融合，這種融合不僅促進了戎、狄落後的社會形態向進步的社會形態發展，同時也為秦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大好處。而上述兩個方面共同的結果是：為戰國末年整個中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由於秦穆公滅西戎，秦國直接統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達到今甘肅中部以至更遠的地方。而秦國的聲威則必於此時遠揚於域外，因為自關隴以西的遼闊土地，自古就有人來往於今日歐洲和亞歐之間。（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第二至七節）《穆天子傳》雖系小說性質，但也反映了某些真實的歷史情況。著名的歷史學家顧實曾考證過周穆王由中原抵達波斯和歐洲的道途。（見《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岑仲勉也認為，周穆王的行跡，遠達於今烏茲別克斯坦以及中亞一帶。（見《中外史記考證》）。這種看法雖不一定正確，但總可以看出，中原地區自古以來就與遙遠的西方有交通往來。而穆公在這裡「稱霸」以後，「秦」的聲名就隨著戎、狄的流動，向西方傳播。於是，「秦」就成為域外民族對中國的稱呼。成書於公元前四、五世紀的古波斯弗爾瓦丁神讚美詩稱中國為「賽尼」。古代希伯來人的聖經《舊約•以賽亞書》中有這樣詞句：「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來、從西方來，這些從希尼國來。」上述古文獻提到的「賽尼」、「希尼」就是「秦」的音譯（有些中文譯本《舊約》就徑將「希尼」譯為「秦」），後來這一詞由西方傳向印度，則變成「支那」。如兩部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其梵文定本均成於公元1世紀左右，其中出現了「支那」的稱呼。許多國家稱中國為「支那」、「China」，這就是「秦」的音譯。
過去，有些學者認為，「支那」或「China」源於「秦」字，是由於秦始皇逐匈奴，而使秦名遠揚域外，如薛福成說：「歐洲各國，其稱中國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細納，意曰期納，德曰赫依納，拉丁之名則曰西奈。問其何義，則皆秦之音譯……揆其由來，當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極遠者，往往至今歐洲北土……彼等稱中國為秦，歐洲諸國亦相沿之而不改也。」（《出使日記》）這裡說是由始皇逼逐匈奴才使「秦」的名聲傳出，顯然太晚。觀西方古文獻，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就已經出現「賽尼」一詞。弄清春秋時期秦國發展的歷史，可以初步推測，在秦穆公時期，戎、狄的流徙，使「秦」成為域外諸民族對中國的稱呼，則是很有可能的。
總之，穆公時代秦在西方強大起來，並在這裡建立了統一的政權，不僅對以後的秦王朝統一中國，有積極作用，而且對世界歷史也有一定影響。「支那」或「China」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稱謂，先與穆公時代的秦國，後與統一中國以後的秦王朝，都有密切的關係。［10］這充分表明秦穆公「霸西戎」的重要意義。
注釋
［1］《後漢書•西羌傳》云：「平王之末，周遂凌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
［2］岐，一般來說指岐山，其地在今陝西省岐山境內，如《史記•周本紀》：「止於岐下。」《集解》引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就是指這裡。因此，一般的歷史地圖都標明岐即岐山，這是正確的。但古籍中也有以「岐」為岐山周圍的廣大地區，如封秦之「豐岐之地」。這裡自然不是僅指豐鎬和岐山兩地，而是指豐水流域和岐山周圍，實際是指整個關中西部。這樣，有時岐山以西的廣大地區可稱岐，如清代乾隆年修的《鳳翔縣誌》，也把德公時的雍（即今陝西鳳翔）說成「岐地」。可見，自今岐山、眉縣一線以西之地皆可稱為「岐地」。襄公時「伐戎而至岐」的岐，當指前一個意義。
［3］《史記•秦本紀》有「岐以東獻之周」的記載，似乎此時岐以東之地也為秦國所有。但從以後的歷史事實看：至武公時秦的勢力才達到華山腳下，而文公以後又不斷同戎、狄鬥爭，所以在文公十六年前後，秦國的勢力是不可能達到岐以東的。雖然平王東遷時，襄公曾護送平王達到岐以東之地，但並沒有在那裡停留下來。因此在文公十六年，秦國地至岐的時候，絕不會包括岐以東之地的。「岐以東獻之周」只是一句空話：就是到了武公以後，當秦的勢力真正控制了岐以東地區時，秦也並沒有把它「獻之周」。
［4］秦文公死後，繼位者是誰？《史記•秦本紀》作「寧公」，而《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憲公」。究竟應是寧公還是憲公？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史記志疑》的作者梁玉繩認為：「憲公是，寧字以形近致訛。」按諡法：「博文多能曰憲。」而無諡寧者，應作憲公為是。但這種意見一直未被重視，因此在一般世系表上均寫作「寧公」。就連1979年第一版《辭海》中也作「寧公」，這種意見似乎已成定論。
但是，考古新發現的材料推翻了過去的結論。1978年1月，在陝西寶雞楊家溝公社太公廟大隊發現秦公鍾五件、鎛三件，均有銘文。鍾、鎛銘文相同，包括重文、合文在內共一百三十五字。鎛銘各自成篇，而鍾則連綴成文：一組合兩鍾為一篇，一組合四鍾為一文而缺其一鍾（見《文物》，1978（11））。因這篇銘文的出現，不僅解決了「寧公」這一記載是否正確的問題，而且為秦國早期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現將釋文抄錄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或（國）。刺刺邵文公、靜公、憲公不於上，邵合皇天，以事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
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允義，冀受德明，以康奠協朕或（國），百，
具即其服，乍氒龢鍾，音，以匽皇公，以受大福，屯魯多釐，大壽萬年。秦公才（在）立（位），（膺）受大命，眉壽無疆，匍有四方，康寶。
對銘文中的字句如何解釋，作者有一些個人見解，現簡注如下：
【秦公】有人認為系指出子，有人認為系指武公。當以前者為是，理由如下：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文公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生武公、德公、出子」。憲公死後並非武公即位，而是由「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史記•秦本紀》。可見，秦的國君世系乃是：襄公——文公——靜公——憲公——出子。銘文中的「秦公」歷數「先祖」世系時，只說：「刺刺（烈烈）邵文公、靜公、憲公不於上」。到憲公為止，可證明作器的「秦公」即「憲公」以後的一公。從《史記•秦本紀》上對照，此「公」即出子。
再據銘文中「公及王姬曰」一句推測，「王姬」應是周王之女下嫁於秦國君者，因周人姬姓故曰王姬。但王姬是誰的妻？有人認為是本銘文中「秦公」之妻，這種解釋是很難成立的。照春秋時的禮制，國君與王后不可能相提並論。在西周、春秋的金文中也找不到這樣的先例。而這裡「公」和「王姬」並列，顯然因「王姬」的地位很高，她只能是「秦公」的母親。據《史記•秦本紀》載：出子被立時只有五歲，被殺時只十歲，這樣年幼的國君，由母后臨朝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這個「王姬」肯定是憲公的夫人，出子之母。而只有國君同母后才能與「公及王姬曰」的口氣相吻合。在憲公以後，只有出子才有母后臨朝的可能。故此鍾、鎛上的銘文「秦公」即為出子無疑。器物也應為出子時作（即鑄於公元前703年至前698年）。
如果認為「秦公」系武公，則不僅與文獻記載之世系不符，而且無法解釋「公及王姬曰」一語的意義。因武公系憲公長子，在憲公死後，出子為國君六年，以後才被三父等立為國君。武公為國君後三年又殺三父等。可見他決非像出子一樣為一幼童。種種跡象表明：武公為國君時，決無母后臨朝之必要。況且武公之母也非王姬，而是魯姬。《史記•秦本紀》記得很清楚：「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通行標點本有誤）可見銘文中「秦公」決非武公。
【先祖】指秦襄公。
【賞宅受國】秦襄公時被賜以岐以西之地並封為諸侯，從此秦始立國。
【靜公】《史記•秦本紀》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均寫為「竫公」，據此銘文證明應為「靜公」，是為文公子。
【憲公】原文作「」。很明顯，這是「憲公」二字，而決非「寧公」。這就解決了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證明《史記•秦本紀》及以後的史書寫作「寧公」是錯的，而《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憲公」是正確的。
【虩】音「朔」，敬畏謹慎之意。
【公】即前面出現的「秦公」。
【王姬】周人姬姓，周王室之女下嫁與諸侯者稱王姬，此「王姬」指誰？有二說。一為武公夫人，一為出子之母即憲公夫人。作者認為後說為是。
【又心】有心，相親有之心。《左傳》昭公二十年，「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杜預註：「相親有。」
【盭龢】盭即利，龢即和。《國語•周語下》：「人民龡（和）利。」
【胤士】父子相承襲之官，說見下一章注釋。
【咸畜】咸，皆也、悉也；畜，積也。
【】有二說：孫詒讓認為是「遏」之異文；於省吾認為即「藹藹」，形容「臣盡力也」。
【允義】信義。《說文》：「允，信也。」
【】從血聲，借作延，引的意思。「百（蠻），具即其服」，即引百蠻就其服。
【】借作靈字。
【】敲鐘的聲音。
【屯魯】即純嘏，阮元說。純，大也。受福曰嘏。
從以上銘文中除證明「寧公」系「憲公」之誤外，還提供了不少史料，在本書有關部分將隨時引用。
［5］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出現的縣是在楚國，如閻鑄《郡縣制的由來》（載《北京師院學報》，1978（3）～（4））和美國的顧立雅《中國官僚制度的開始：縣的起源》（見《亞洲研究》雜誌創刊三十周年論文集《中國》，譯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第一期）。但提出這種看法的根據是不夠充分的，如說楚武王時滅權國「使斗緡尹之」（《左傳》莊公十八年）。說者以為這裡出現的「尹」就是「楚國縣的主官名稱」，這樣的結論未免太武斷。另外的一個重要根據則是清人洪亮吉的考證，他提出：「考楚文王縣申在魯莊公六年」，這就是中國出現於記載的最早的縣（見《更生齋文集•春秋時以大邑為縣始於楚論》）。然而，洪亮吉的這一考證是很成問題的：查魯莊公六年即公元前688年，《左傳》只言「楚文王伐申」，並未明言「縣申」。洪亮吉僅根據楚文王立申俘彭仲爽為令尹，並申、息二國為縣之事下的結論。這只是從「伐申」而推測出的年代，並沒有明確的記載。而秦國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縣之」，以及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縣杜、鄭」，均於《史記•秦本紀》中有明確記載。因此，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縣，出現於秦而不在楚。
［6］《史記正義》引劉伯莊云：「戎號也。」《括地誌》云：「茅津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注水經》云：茅亭，茅戎號。」
［7］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陸渾之戎又分為允姓之戎和姜戎兩支（見《左傳》襄公十四年杜注。顧頡剛也持此說，見《史林雜識》，51頁）。不過《左傳》襄公十四年載，晉國的范宣子曾經對遷往伊川的允姓陸渾之戎的後人戎子駒支說過：「來，姜戎氏……」可見姜戎氏即允姓之戎。已故史學家李亞農說：「瓜州有允姓之戎……又叫姜戎。」（《李亞農史論集》，631頁）這種說法是正確的。
［8］《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左傳》襄公十四年載：陸渾之戎的後人戎子駒支在回顧這一段往事的時候說：「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指晉惠公——筆者注）……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晉國的范宣子對戎子駒支也這樣說：「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可見，戎子駒支和晉的范宣子都說戎人離開瓜州之後來到晉地，晉就將「狐狸所居，豺狼所嚎」的「南鄙之田」，安置給戎居住。
［9］《新序•善謀下》：「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並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
［10］「支那」之為「秦」的音譯，經中外許多學者研究，已成定論。但最近又有人另立新說，言「支那」乃「荊」之對音，從而斷言「支那」一詞乃由楚國影響而產生。（見《論「支那」一詞的起源與荊的歷史和文化》，載《歷史研究》，1979（4））儘管該文以大量篇幅論述楚國的久遠歷史和高度發展的古代文化，但卻沒有能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即人們習慣的稱謂是「楚」，而不是「荊」，何以「荊」的名聲反揚於域外？若此問題不能解決，則「支那」一詞源於楚的觀點不攻自破。因為「楚」字無論從音、形、義哪個方面看，均與「支那」一詞聯不到一起。雖然該文作者不惜違背人們習慣，在全文中硬把「楚」均改稱「荊」，以「點清問題，避免歧意」，仍不足以說服人，而只見其牽強附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