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 第二章 秦人早期歷史探索
為了弄清秦的來源，首先有必要把春秋以前、當秦尚未建國時的歷史做一番探索。
關於秦人從遠古至春秋以前的這一段漫長的歷史，當時沒有留下文字資料，現有的只是後來的文獻中一些零星記載。就是這一點簡略的材料中，還有相當大的部分屬於神話傳說的性質。因此，研究這一段歷史，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細密地考證現有資料，透過那些糅雜著事實與神話的記載，才能勾畫出秦人早期歷史的一個輪廓。
一、遠古時代的傳說
歷史的長河奔騰呼嘯，飛馳向前。自從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三百多萬年以來，在歷史舞台上，演出過多少威武雄壯的場面。然而，在那遙遠的過去，當人們還不會使用文字記事的時候，那些生動的歷史情節，大部分都隨著悠長的歲月流逝，在人們的記憶中泯滅了。流傳下來的，只是一些神秘而離奇的故事……［1］
母系社會的傳說 我國古代曾經流傳著這樣一個神話故事：從前有一位名叫女脩的姑娘，有一天她正在紡織，看見一隻燕子掉下一個卵，她就拿來吃了。誰知道吞下這個卵後，女脩竟生了一個男孩，這男孩取名大業，他就是秦人的祖先。［2］
一個姑娘僅僅因為吞吃了燕卵，就生了孩子，這當然是絕不會有的事。但是，我們也決不要把這類神話傳說看做與歷史真實毫無關係。它雖荒誕，但之所以能夠產生，也是與一定現實相聯繫的。赫胥黎曾經說過：「古代的傳說如用現代嚴密的科學方法去檢驗，大都像夢一樣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這種像夢一樣的傳說往往是一個半醒半睡的夢，預示著真實。」（《類人猿的自然史》）因此，如果我們用現代嚴密的科學方法，細心地剝去其神秘的外衣，透過怪誕不經的神話傳說，仍然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某些歷史事實的影子。
像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大業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古書中是有不少類似記載的。［3］而這些類似的故事，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故事的主人生下來後，都「知其母，不知其父」。這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在遠古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母系社會階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指出：在原始社會曾存在過群婚，「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誰是某一個孩子的父親是不能確定的，但誰是孩子的母親則是確定的。即使母親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對於他們都擔負母親的義務，但她仍然能夠把她自己親生的子女同其餘一切子女區別開來。由此可知，只要存在著群婚，那麼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因此，也只承認女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38頁）秦人的祖先，流傳下來最早的一個名字就是女脩。根據民俗學，這是因為秦的後人追溯他們祖先世系，從傳說中一直追到母系時代便無法追下去，於是就產生了「吞玄鳥卵」而生子的神話。
因此，從有關秦國歷史的第一個動人傳說中，可以肯定這樣一個事實：秦人是祖國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他們在遙遠的母系氏族社會末期，就在漫長的歷史道路上，留下了自己模糊的足跡。
由母系氏族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從傳說中的大業以後，秦人的祖先就由母系氏族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從文獻記載的秦人先祖世系中，可以看出這一重要的變化：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以「姚姓之玉女」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其玄孫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史記•秦本紀》）
這裡明確記載，至蜚廉時則相當於商王朝末期（蜚廉「事殷紂」）。根據以上僅有的斷斷續續的記載，試將秦人祖先排列如下一個世系：
從以上世系表中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自女脩以後再也沒有「吞玄鳥卵」而生子之類的記載。可證明這時已由「神」的傳說，進入到人的傳說，自此開始有了可供研究的歷史資料；（二）上述記載除大業之妻女華和大費之妻姚姓之玉女外，再也沒有留下女人或母親的名字，傳說的這種變化，暗示著當時女人社會地位下降。恩格斯在談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變革時指出：「……隨著財富的增加，財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廢除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於子女的原動力。但是，當世系還是按母權制來確定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樣就廢除了按女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母系的繼承權，確立了按男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父系的繼承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53頁）在秦人的傳說里暗示出女人的地位逐漸下降，從始祖女脩到女華和姚姓之玉女為止，她們的名字終於在世系上消失了。這就反映：自大業、大費以後，秦人的祖先就由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
秦人的祖先從何時起由母系氏族進入到父系氏族的？現已無法考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毫無所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53頁）但如果把關於秦人祖先的傳說，同夏、商、周人祖先的傳說相比較，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發展程度相距並不太遠。現僅根據《史記》一書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和《秦本紀》有關世系的記載，試排出下列世系表，便可一目了然［4］：
一看上表便可知道《史記》中記載的這一套世系有許多矛盾：唐代司馬貞早就提出，「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譙周認為契也不是帝嚳之子：「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史記索隱》）其實類似的問題還可以提出很多，如秦的大業距少典至少懸隔五代，說「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史記•秦本紀》），焉得令人相信？儘管歷代都有人對這一套混亂的世系進行研究、考證，但至今也沒有清理出一個頭緒來。其實，對於這種傳說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然而也絕不能把它們視為荒誕無稽，於歷史研究毫無作用。以上的世系表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在秦和夏、商、周人的祖先傳說中，都有「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說明他們都經歷過了母系社會階段；（二）夏、商、周和秦人的祖先世系都能聯繫在一起。這也是中國古史中長期爭論未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司馬遷主觀有意編排的，還是反映了中華民族祖先同源的實際？這一點暫存而不論。意味深長的是：秦的大業，同殷契、周棄這幾位「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物，相距不過一代。司馬遷這樣記載不能說毫無根據，至少它們反映了：秦的祖先同夏、商、周人祖先在由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的相對時間，大致是相近的。根據當前史學界公認的看法，我國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大約在四五千年以前，就進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時期（見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一冊）。秦的祖先同夏、商、周的祖先一樣，都是屬於較早地融為華夏族的許多氏族部落中的一個。［5］
二、秦人來自東方
六七千年以前，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諸氏族正處在繁榮的母系氏族社會。有許多氏族部落分別從東、西兩個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饒的黃河中游黃土平原移動。後來，他們終於在中原地區匯合，並同當地的部落集團融合，而成為歷史上進入文明時代最早的華夏族。
在這些部落集團中，以後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最初活動於東方；以後建立周王朝的周人，最初活動於西方。他們原是分別來自我國境內不同方向的氏族部落，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秦同殷一樣，都來自我國的東海之濱。［6］有什麼證據呢？
共同的「圖騰崇拜」 首先，從觀念信仰方面考察，秦人同殷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奉「玄鳥」為祖先。前面已經提到：秦人祖先女脩，是因吞玄鳥卵而生的大業。而關於殷人祖先的傳說也非常類似。據說從前有一個名叫簡狄的女人，在洗澡的時候，見玄鳥生下一個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殷本紀》）。這個契，就是殷人的祖先。在遠古各氏族關於其始祖產生的各式各樣神話中，唯有秦和殷的傳說如此相近，這決不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哪一個人任意編造出來的。那麼，它說明什麼問題呢？
秦和殷都留下與玄鳥有關的祖先產生的傳說，反映了他們的祖先曾經有過共同的「圖騰崇拜」，其共同崇拜的圖騰，就是燕。
原來古人所說的「玄鳥」就是燕，《呂氏春秋•仲春紀》高誘註：「玄鳥，燕也。」吞玄鳥卵而生子的傳說，反映了秦人和殷人都把玄鳥即燕視為自己的祖先。他們都是把燕作為圖騰而加以崇拜。
秦和殷的祖先都以燕為圖騰，有很多事實證明，如直到以後，他們都對燕表示極大的崇敬，以致把想像中的祖先名字，同燕聯繫起來。殷人是十分迷信的，他們動不動就占卜問吉凶，在占卜的甲骨中，留下這樣的字跡：
「吉燕」
「貞惠燕」
「貞惠吉燕」（《殷墟書契》前編卷六）
將「燕」同「吉」與「惠」這樣的好字眼聯繫起來，並卜而祀之，可見其崇敬的程度。殷人還把自己的祖先稱為「玄王」，如《國語•魯語》記載：「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詩經•商頌•長發》中也有「玄王」的稱呼。「玄王」就是殷人的祖先契，《荀子•成相》說：「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這表明殷人把燕——玄鳥用來做自己祖先的名字。
這種情況在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中，是普遍存在的。恩格斯在徵引摩爾根所調查的塞訥卡原始部落的氏族時曾經指出：「這個部落內有八個氏族，都以動物的名稱命名：（1）狼，（2）熊，（3）龜，（4）海狸，（5）鹿，（6）鷸，（7）蒼鷺，（8）鷹。」接下去，恩格斯寫道：「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幾套人名，在全部落內只有該氏族才能使用這些人名，因此，氏族個別成員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屬於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一開始就自行帶來氏族的權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84、86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殷人和秦人都把他們傳說中的祖先——儘管是個別成員——稱為玄鳥或燕，這裡就正與恩格斯指出的情形一樣，表明了他們都是屬於以玄鳥——燕為名字的那一氏族。
從秦人和殷人的共同的圖騰崇拜中，可以推斷他們所屬的這一氏族，最初可能活動於我國東方：
《呂氏春秋•音初》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當殷契的母親簡狄還是個姑娘的時候（有娀氏之女），上帝派一隻燕子去看她，簡狄見燕十分喜愛，後來燕遺下卵就飛走了，從此再不回來。在這個記載中，說這隻來探望簡狄的燕鳴的聲音為「嗌嗌」。從這個記載中可知：秦人的祖先稱為「伯益」，可能與燕鳴的聲音「嗌嗌」也有關係，因為「嗌」和「益」兩個字在古代是通用的。而在古代我國東部地區的一些部落，正是把燕直呼為「益」或「乙」的。《說文》中有：「乙乙，玄鳥也，齊魯之間謂之乙乙，取其名自呼。」這就證明前面的那個故事，是流傳於「齊魯之間」的。當然，這裡所謂的「齊魯之間」不可能是十分精確的地域概念，但卻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方位的線索，至少在當時中原地區的東方，或者說是黃河、長江下游。也就是說，由玄鳥的崇拜而將自己祖先稱為「益」的，當是我國古代東方的某些部落集團。
以玄鳥為圖騰的部落早期活動的地方，可能就在山東半島的齊、魯一帶，還可以找到許多證明：《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魯叔孫昭子問郯子，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郯子說：「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爽鳩氏，司寇也……」這個郯子就是與秦人同源，也為嬴姓，其所說的爽鳩氏、少昊就是在齊魯。《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晏子與齊景公談到齊的早期居民時，曾這樣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魯的曲阜是少昊之虛，可見爽鳩氏居地就在曲阜，後來的蒲姑氏也是殷的同盟，亦當為鳥圖騰部落，所以秦人的祖先最初活動於東方，大致是可以肯定的。［7］
從秦人崇拜句芒，也可以證明他們同殷人的關係，《墨子•明鬼下》記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秦穆公在廟中見到一個穿黑衣服的神，他十分害怕。誰知這個神說：你不要恐懼，我是上帝派來護佑你的，能使你的國家昌盛，子孫繁茂。秦穆公感激涕零地問道：神是什麼名字？神說：「予為句芒。」據專家們研究，原來這傳說中的句芒神就是由人們對玄鳥崇拜而演化來的，所以句芒乃是古代東方之神，在東方的一些部落都崇拜句芒。像秦穆公遇到句芒的故事，就反映了秦對句芒的信仰，殷人當然自不待言。［8］句芒是他們共同信仰的大神。
從對祖先來源的傳說中，以及崇拜、信仰等觀念方面考察，可知秦人同殷人祖先原系東方之氏族。
經濟生產的共同性 在經濟生產方面，秦人祖先與殷人祖先也是最為接近的。殷人早先本是以狩獵、牧畜為主的遊牧氏族，這從他們在商湯以前頻繁遷徙［9］，以及有關商人祖先事跡的記載中都可以得到證明，無須贅述。
秦人祖先也是以遊牧、狩獵為其經濟生活主要內容的，如柏翳（伯益）能「調馴鳥獸」（《史記•秦本紀》），不少古籍還記載他是「虞官」（《國語•鄭語》注），專管「草木鳥獸」（《史記•五帝本紀》）。伯益以後秦人祖先的事跡，都與牧畜、狩獵有關，如費昌、孟戲、仲衍等都是以能「御」而出名。還有惡來、飛廉也具有獵人的特點：「惡來有力，蜚廉（即飛廉）善走。」（《史記•秦本紀》）還有一些資料記載費仲能「足走千里」（《太平御覽》引《墨子》佚文），惡來能「手裂兕虎」（《晏子春秋》）。在戰國時代的詩人屈原的《離騷》中也提到飛廉。從流傳下來的這些事跡，可窺知秦人祖先的生活與遊牧、狩獵是分不開的。直到以後，在秦人的習俗中，還長久地保持著遊牧的傳統，如周孝王時，秦的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並為周孝王養馬，使「馬大蕃息」（《史記•秦本紀》）。秦人長於牧畜，故古代流傳著善相馬者皆出於秦、趙。趙本與秦為同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史記•秦本紀》）這是趙人的祖先。所以，秦、趙均有善相馬者，這正是保持本族牧畜生活傳統的重要反映。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往往保持著很長時間尚不泯滅。到春秋初期，秦人的某些生活習慣還遺留著早先遊牧人的傳統，《史記•秦本紀》的一段記載，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秦文公一次遊獵就率領七百人的隊伍，持續達一年之久，其規模已相當可觀。更可異者，竟在遊獵中由原居甘肅東部，移至汧渭之會（今陝西眉縣）「即營邑之」。這在當時各諸侯國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件事正說明秦人在當時還保持著狩獵、遊牧民族的古老傳統。
從經濟生產的特點看，秦同來自東方的殷人，顯然有極為重要的共同性。
墓葬材料的證明 在墓葬材料中，也可找到秦與殷人祖先關係十分密切的證明。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陝西省地區陸續發掘的近千座秦墓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墓葬，與殷商時期墓葬有不少相關之處，例如殷制天子墓為亞字形，諸侯墓為中字形，有嚴格等級界限。而在陝西省鳳翔南指揮發現的秦公大墓，雖然有的規模較殷王墓大得多，但在七個秦公陵園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而絕無亞字形墓。這表明秦國陵墓形式仍遵循著殷制，秦公僅以諸侯自居，而不敢僭越。在1976年至1977年發掘的陝西省臨潼縣上焦村秦始皇陵陪葬墓，已清理的八座，也均為甲字形。其他像墓壁、殉葬等方面，秦墓與殷墓也有驚人的類似之處。隨著這些秦墓發掘報告的公開發表，可以找出更多的考古材料證明秦同殷人的密切關係。
綜觀上述，可以斷定秦人的祖先與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屬一個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動於我國東方已成不疑之論，那麼秦人的祖先最早也應生活在我國東海之濱，大約在今山東境內，這也是可以肯定的。［10］
這裡應當順便指出：有些外國學者曾經極力鼓吹，古代的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民族乃是從中亞甚至歐洲遷來的，也就是說「華夏」族是由西方遷移過來的居民融合而成的，而「西戎」和秦便被認為是西來的人種。對於西戎的研究因超出本書的範圍，暫存而不論；對秦的來源，通過以上論證，則足以駁倒「西來說」的謬論。總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國古代形成的族（「華夏」共同體），其成分主要是黃河流域的居民，在人種學上為太平洋蒙古人種，首先是統稱為東亞（遠東）種族的北方集團。就連一些外國學者也不能不承認：「歐羅巴人種比較明顯的混入是在現今中國的西北和西部出現的，看來其實很晚，很可能不早於公元前第一千年。」（劉克甫、索弗羅諾夫、切博克薩羅夫：《古代中國人民的民族起源問題》）秦人是較早地融入「華夏」族的一部分，他們是從東方來的，因此在人種上與歐羅巴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三、夏、商、周時代的秦人
從公元前21世紀開始，在中國土地上相繼建立了夏（公元前21世紀至前17世紀）、商（公元前17世紀至前11世紀）和西周（公元前11世紀至前770年）三個奴隸制王朝。在夏、商、周時代秦的祖先情況如何呢？
夏王朝時期的秦人祖先 從記載中的夏啟開始，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奴隸制的國家。當夏王朝統治時期，「秦人」或「秦族」這個名稱實際並未出現，因為將這一部分人稱為「秦」還是以後的事情。不過，為了照顧習慣，這裡仍把他們的祖先稱為秦人。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秦的祖先伯益曾幫助過禹治水，並為舜馴服鳥獸，舜因此而「賜」秦人「姓嬴氏」（《史記•秦本紀》）。秦人的姓是否系舜所「賜」，雖僅屬傳說，但他們為「嬴」姓，確是無疑的。直到以後秦國的宗族始終自稱姓「嬴」，如秦文公說：「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史記•秦本紀》）秦國女子出嫁他國者姓名中皆有「嬴」字：襄公妹嫁豐王稱「穆嬴」（《史記•秦本紀》）；穆公時秦宗女嫁與晉公子重耳者稱「懷嬴」（《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和「辰嬴」（《左傳》文公六年）；秦女嫁與楚平王者稱「伯嬴」（《列女傳》四）；秦女嫁與魯文公者稱「敬嬴」（《左傳》文公十八年、《史記•魯世家》）。此外尚有《左傳》昭公十九年：「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左傳》襄公十二年：「秦嬴歸於楚」，等等，不勝枚舉。所以司馬遷說：「秦之先為嬴姓」（《史記•秦本紀》），既非神話，也不是傳說，這已為事實所證明。但秦何以姓「嬴」？確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一問題雖被堯、舜的傳說弄得神秘化了，然而若聯繫秦人早期歷史，自不難找到科學解釋。原來「嬴」姓與秦人對玄鳥的圖騰崇拜有關，玄鳥就是燕，而據劉節先生研究：「燕、贏，實為同類雙聲」，劉先生這裡提出的「贏」就是「嬴」，從他文章的引文中就可證明：「文公六年賈季曰：辰贏嬖於二君。杜預云：辰嬴，懷嬴。」（《釋嬴》，載《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研究集刊》第一冊）所以「嬴」也就是「燕」，嬴姓即燕姓。把祖先崇拜的圖騰名稱作為自己的姓，這是中國姓氏的重要來源之一。了解秦人祖先是以燕為圖騰，對於秦人何以姓「嬴」的問題就不難理解了。
據《史記•夏本紀》載：舜死後，禹即位，「舉益，任之政」，禹死時「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這一段有關夏代奴隸制國家起源的重要資料，反映了什麼問題，這裡先不討論，僅就傳說中秦的祖先伯益（即文中的「益」）同禹的關係來看，這一支遊牧於東海之濱的氏族部落，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即公元前21世紀）已經同居住於中原的部落有所接觸，在夏代，杼（或作帝予）曾「征於東海」（《古本竹書紀年》），其勢力達到遙遠的東方。那麼，秦人的祖先已經同夏奴隸制政權發生聯繫，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
由於夏代歷史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所以秦人祖先在夏代時的情況也不可能有更具體的資料。隨著夏代歷史研究的深入，相信會有更多的材料出現，使秦人祖先的歷史更加清楚。
商王朝時期秦人的祖先 公元前17世紀，商滅夏，從此商王朝代替夏王朝，在中國建立了第二個奴隸制國家。由於秦人的祖先同商人的祖先為近族，故秦人同殷人政治上的關係亦非常密切。從文獻記載來看，夏以後秦人的祖先始終為殷奴隸主忠心效勞。如夏末，秦人「去夏歸商」，在推翻夏王朝的戰鬥中，他們發揮了自己的特長：「為湯御」，「御」就是「馭」，從《大盂鼎》銘文「人鬲自馭至於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知：「馭」是屬於「人鬲」的一種，而人鬲在商周奴隸制時代的身份是奴隸。因此「馭」的身份也無疑是奴隸（參見郭沫若：《奴隸制時代》，92～93頁）。不過「馭」是奴隸——「人鬲」中最高的一級，加之秦人的祖先在助殷滅夏的過程中有功：「敗桀於鳴條」（《史記•秦本紀》），所以得到殷商統治者的另眼看待：大廉的玄孫孟戲、中衍不僅為帝太戊御，而且「使御而妻之」，得到寵幸。至中衍以後，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國」，秦人的不少首領被殷商奴隸主提拔起來，成了殷王的大臣。這從「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史記•秦本紀》）的記載就可得到證明。
秦人由奴隸的地位，而有部分人進入統治者之列，在古代並不奇怪。據郭沫若考釋：「臣民均古之奴隸」，「臣民字均用目形為之」，如臣字作（見《周公》），而民字作（見《盂鼎》）。臣字是以豎目表示順從的奴隸，民字則以橫目並被一物穿刺表示不順從的奴隸。於是，統治者對於他們給予不同待遇：「其柔順而敏給者則懷柔之，降服之，用之以供服御而為臣。其愚戇而暴戾者初則殺戮之，或以之為人牲，繼則利用其生產價值，盲其一目以服苦役，因而命之曰民。」（《釋臣宰》，見《沫若文集》第十四卷，348～354頁）郭沫若的這個論斷是頗有見地的，這也說明：為什麼商周時代的奴隸稱為「馭」，而高級大臣中也有「御」這一職位。事實上，並不矛盾，秦人祖先的歷史就進一步替這一論斷作了證明。從古代文獻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在殷商奴隸制王朝統治時期，秦人的首領確實順從商王朝，尤其是到中衍以後，更為清楚：中衍之玄孫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史記•秦本紀》）。這個「西垂」以前曾被誤解為某個具體地名，實際「西垂」乃是「西陲」，「垂」與「陲」通。如秦泰山石刻「陲於後世」（《金石索》），《史記•秦始皇本紀》作「垂於後世」。所以，郭沫若指出：西垂，「乃泛指西方邊陲」（《兩周金文辭大系•秦公銘文考釋》）。也就是說，中潏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隸主保衛西方的邊陲。這時商王朝的邊界大約是：天邑商即商王畿西界北段以太行山為界，西南界為沁水，而商王朝的外服範圍，「其西界達渭水之中游」（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這一部分秦人在渭水中游保衛著殷王朝的西部邊界，因這裡乃西戎之地，故《史記•秦本紀》記曰：「在西戎，保西垂。」很明顯，這時在中潏率領下的部分秦人是在保著殷商的「西垂」。但後來在周孝王時，秦的申侯卻對周孝王說：「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記•秦本紀》）從這段話來看，中潏似乎在保衛著周人的西陲。這完全是申侯為討好周孝王而故意混淆事實的說法。因為當時已至殷末，殷、周對立已經十分尖銳，若中潏在周之西陲，則與殷的本土相隔很遠，往來決非容易。但中潏之子蜚廉、蜚廉之子惡來都是效忠於殷王朝的有名人物：「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史記•秦本紀》）許多古籍都記載了他們「助紂為虐」的事。《荀子•成相》：「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呂氏春秋•當染》：「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可見惡來、飛廉事紂之記載決非虛妄。既然如此，中潏也決不可能遠離殷商而去周的西陲，所以申侯對周孝王說的話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殷末，除一部分秦人在殷王朝西陲的渭水中游以外，大部分則仍留在殷的東面，而他們的首領則忠實地為殷商奴隸主效勞。自中衍以後「嬴姓多顯」，表明秦人內部已開始了階級分化，當殷商被周人滅亡之際，秦的首領也同殷紂王一起被殺：「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史記•秦本紀》）惡來之父蜚廉也為殷人殉死，《史記•秦本紀》這樣記載：「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孟子》記載稍異：「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11］
總之，在殷商時期，秦人的祖先屬於對殷商奴隸主統治馴順的一個氏族部落。
西周初期的秦 公元前11世紀，突起於西方的周人一舉滅殷。周人原居於渭水流域，當他們在滅殷前，還處於氏族社會末期，總人口只有六七萬人。［12］周人滅殷以後，就把殷人變為自己本族的氏族奴隸，原來順服於殷的各族當然也成了周人的奴隸。這樣，在殷商時已開始階級分化的秦人祖先，此時則全族皆變為周人的氏族奴隸。
周初，當武王死後，成王繼位時，商紂的兒子武庚曾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反周叛亂。這次叛亂有居於周人統治東方的不少氏族和諸侯國參加，居留在東方的秦人祖先嬴姓氏族也參與了叛亂。據《逸周書•作雒解》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這裡說的「徐」、「奄」都是嬴姓，而「盈」就是「嬴」。［13］可見，這些嬴姓之人此時尚堅決與西周統治者為敵。當時，輔佐成王的周公姬旦毅然調動大軍舉行東征，平定了叛亂。
叛亂平定後，周族奴隸主階級對參與叛亂的人們予以殘酷的鎮壓，除大量殺戮以外，對剩下的「頑民」，就採取強迫遷出原地的辦法，如對「奄」，就「遷其君薄姑」（《史記•周本紀》）。嬴姓氏族被遷往各地，一部分遷往黃、淮流域，這些嬴姓氏族後來在那裡建立了一些小國，到春秋時有的還存在著。［14］還有一部分參與叛亂的嬴姓氏族則被遷往西方。原來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占據了殷人統治地區，已被趕向更西的西周邊陲。這時，又有被從東方遷來的部分嬴姓氏族，兩部分加在一起，就成為最大的一股嬴姓氏族，他們被西周統治者趕向西方邊陲，踏上了那遙遠的、荒涼的黃土高原。這些人就是秦人的直接祖先。
秦人的祖先被趕往遙遠的西方，他們居住在西陲，隨著周王朝的邊境擴展得愈來愈大，這個西方的邊陲則愈來愈遠。最後，秦人來到今甘肅天水附近。
西周初年，由於整個氏族都淪入周人的奴隸地位，所以秦人內部的階級分化也暫時停滯下來。直到周穆王時代，才有造父替周穆王趕車，充當「御」的職務。［15］此時，他們最多也只是周奴隸主貴族的高級奴隸。因此，在當時留下來的歷史文獻中，沒有關於秦人的記載，這就不難理解了。
西周末年的秦 大約到公元前890年，秦的歷史脫離了神話和傳說的時代，開始有了可靠的記載。
在周孝王時，秦人的祖先仍舊過著遊牧生活，養馬依然是他們的特長：「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史記•秦本紀》）此時他們居住的地方叫「犬丘」（在今甘肅天水地區）。［16］首領叫非子。由於非子善於養馬，後來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間」（在今陝西扶風和眉縣一帶），叫他負責給周王室養馬。隨著周王室的衰落，秦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受到周王室的重視。後來，周孝王封秦為「附庸」，並准許他們在秦這個地方建築城邑——「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從此定居下來。從這時候起，「秦」才成為他們的正式名稱，嬴秦真正登上歷史舞台了。
秦，這個地方在今天的甘肅省清水的秦亭附近。這裡土地肥沃，一直是農業區。（秦）字，像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秦人定居在這裡，反映了遊牧經濟開始向農業經濟轉變。
秦人由遊牧轉向定居，還意味著：原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社會開始解體，代之而起的是以地域劃分國民的階級社會，國家即將出現。這在秦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自從秦被趕向西陲以後，在周人的眼裡，他們就同戎、狄無異。隨著秦的發展、壯大，又被封為「附庸」，表明周奴隸主已開始把秦同戎、狄區別開來。這時，秦人大約已有數萬人之眾［17］，他們已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了。
西周奴隸制的崩潰和秦奴隸制的產生 早在西周中期，封建的經濟因素就在王畿附近出現了，奴隸制開始動搖。到周孝王、夷王，特別是周厲王統治時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就連平民階級——國人也對奴隸主貴族的統治不滿，於公元前841年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國人暴動，揭開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社會大轉變的序幕。
與此同時，西周四圍的一些方國也加強了對周王室的反抗和進攻，其中對周威脅最大的，是以狁為首的戎、狄部落，這些戎、狄部落在關中地區搶掠，甚至侵擾到周國都的豐、鎬附近，使周王朝的統治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加速了奴隸制的崩潰。
這時，秦人雖已在周孝王時就「分土為附庸」（《史記•秦本紀》），但其本族之人仍有被西周奴隸主掠去當奴隸的。1959年6月在陝西藍田發現的《詢簋》銘文中有：
今余令女（汝）、商宮（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夷、京夷、夷、師笭側薪、□（此處原文為方框「□」）華夷、由□（此處原文為方框「□」）夷、人、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夷……
據郭沫若考釋：此器作於周宣王十七年（公元前811年）［18］，其銘文內容「先虎臣後庸」與《大盂鼎》的「自馭至庶人」的意思相仿，「庸與傭通，即是奴僕，庸字統括『西門夷』以下至『服夷』。」（《弭叔簋及詢簋考釋》，載《考古》，1960（2））可見：「秦人」在這裡同「服夷」、「西門夷」一樣，是當做奴隸被征戍去替西周奴隸主服役的，在過去流傳下來的《師酉》中也有類似的銘文：
王乎（呼）史（牆）冊師酉：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屍（夷）、屍（夷）、（秦）屍（夷）、京屍（夷）……（《兩周金文辭大系•師酉》釋文）
這裡也出現了被作為奴隸看待的「秦夷」。郭沫若根據「詢之祖為乙伯，酉之父為乙伯」，斷定「酉與詢為父子」，因將原來被認為系懿王時代的《師酉》，改置為宣王元年。從以上兩件銅器的銘文來看，在西周末年，儘管秦人已有「分土」，但仍有部分人當做奴隸被西周奴隸主役使。
不過，對於大部分秦人說來，西周的統治階級已無法把他們當奴隸役使。隨著周王室的衰落，整個秦這一附庸，在西周統治者眼中的地位，則愈來愈高。因為戎、狄的進攻，周王室甚至也不能不向人數不多的秦求援。所以當周宣王在內外交困之際，就封秦的首領「秦仲為大夫」，叫他率領秦人去打戎、狄，大夫總比附庸的地位高了一點，秦仲也就不惜為周宣王賣命。公元前825年，秦仲奉周宣王之命伐西戎，但毫無所獲，最後連秦仲自己也在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中送了命。
秦仲死後，周宣王又召秦仲的大兒子莊公昆弟五人領兵七千同西戎作戰。這一次取得很大勝利，奪回了被西戎占去的犬丘。從此，秦開始強大起來，於是秦莊公被封為「西垂大夫」。以後，秦人的頭目更加賣力地替西周王室打仗。莊公的大兒子世父發誓賭咒要「殺戎王」，並將繼位的機會主動地讓給他的弟弟襄公，自己率人去與戎作戰。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即位。這時戎、狄勢力更加猖獗，竟圍攻犬丘，並虜走世父，一年多後才將他放回。秦在戎、狄進攻面前採取兩個措施，一方面秦襄公將自己的妹妹嫁給西戎中的豐王為妻，以便分化戎人［19］；另一方面遷都於汧邑，節節向東逼進。當時秦的地位在東方許多統治者的眼中迅速上升，公元前773年（秦襄公五年），司徒鄭桓公曾問史伯說：「姜、嬴其孰興？」史伯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國語•鄭語》）這時秦仲已死，當為襄公之時，而史伯則以秦與齊並論，認為它們是大國，且「將興」。由此可見秦的勢力在襄公時已有很大增長。
然而，西周王朝的統治則愈來愈衰落。周幽王（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末年，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更加殘酷，從而使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在西周王室統治範圍內，奴隸的反抗更加猛烈，連平民階級也對腐朽的朝廷不滿意了：「國人皆怨。」趁這樣的機會，在公元前770年，戎、狄又大舉向西周都城進攻。周幽王召集諸侯救援，但「兵莫至」（《史記•周本紀》），表明西周奴隸主的集權統治已經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儘管秦襄公曾盡力幫助周王室的軍隊抵抗戎、狄的進攻，也挽救不了它的滅亡。戎人終於攻入鎬京，周幽王被殺死在驪山。從此結束了西周的統治，歷史進入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
從西周末年開始，一方面是周王室勢力一天天衰落；另一方面則是秦的地位一天天上升，他們在幫助周王室抵禦戎、狄的過程中，由附庸而大夫。這種變化正反映了長期被壓抑的秦，在周王室衰落的情況下，得到了發展的機會。秦人首領地位的提高，顯示了內部階級分化已趨於完成。長期徘徊於階級社會門檻之外的秦，趁著西周的滅亡，就要跨進奴隸社會的大門了。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後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又加的註：「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證明了這種公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起源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村社是或者曾經是從印度到愛爾蘭的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後，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係，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72頁）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說明，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一著作問世以前，很少有人了解階級社會以前的歷史，而關於那個時代的具體情況，由於沒有文字記載，當然沒有人知道了。所以留下來的只是一些神話和傳說。
［2］《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按：玄鳥即燕。見《呂氏春秋•仲春紀》高誘註：「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隕，《說文》：「從高下也。」清人洪亮吉認為：秦人祖先傳說與殷人傳說相似，就斷定「此乃因簡狄事附會，不足信」，這種說法未免武斷。
［3］如：燧人之氏，「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太平御覽》七十八引《詩•含神霧》）。
「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明郊野感，附寶孕廿四月，生黃帝於壽丘。」（《繹史•帝王世紀》）
「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童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為神農。」（《路史•後紀三》注引《春秋元命苞》）
此外還有：顓頊母見搖光之星生顓頊（見《今本竹書紀年》、《山海經》等引），帝嚳母不覺而生帝嚳（見《帝王世紀》），慶都與亦龍相配而生堯（見《含神霧》、《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舜母見大虹而生舜（見《今本竹書紀年》引），樅華感樞星而生舜（見《尚書帝命驗》引），女嬉得意苡吞而生高密（見《吳越春秋》），女節接大星而生朱陽（《帝系》），等等。殷人的祖先契，是因母簡狄吞玄鳥卵（見《史記•殷本紀》及《詩經•商頌•長發》），周人的祖先棄，也是因其母姜原「踐巨人跡」而懷孕的（見《史記•周本紀》）。
［4］有關遠古時代傳說的記載，在《史記》中還有《三皇本紀》，系唐司馬貞補作。我們在這裡只是將司馬遷寫《史記》時取的傳說材料做一個比較，所以對於唐人補寫的《三皇本紀》和其他材料則不涉及。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生二子……其一曰玄囂……其二曰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帝顓頊也……帝顓頊生子曰窮蟬……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極，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
［5］從大業、大費以後秦就進入父系氏族時期，這一點從《史記•秦本紀》中可以得到確鑿的證據，也為一般學者所公認，
但是，據蒙文通先生研究：「《秦本紀》稱申侯言『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仲潏，保西垂』。班固《律曆志》稱張壽王治黃帝《調歷》，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仲潏生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紂。則酈山之女，固在殷周間，當即張壽王所謂驪山女為天子者也。」（《周秦少數民族研究》，22頁，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照上述說法看：秦的祖先中又有「酈山之女」曾在「殷周間」「為天子」，這似乎也是母系氏族社會的反映。好像至殷周間，秦的祖先仍停留在母系氏族社會的階段。
蒙先生提出的資料是值得重視的，但仔細研究則大成問題。首先，這個「酈山之女」曾「為天子」之事不見於《史記•秦本紀》。在《史記•秦本紀》中只是通過申侯倒敘的口吻說出：「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這裡並沒有提到胥軒之妻「酈山之女」曾為天子。請注意：申侯說這段往事的目的在於強調與戎族的關係，以便達到「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史記•秦本紀》）。如果酈山之女果真曾有過「為天子」的事，申侯不會不提。此其可疑者一。其次，據申侯言：「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則酈山之女即為中潏之母。然而，《史記•秦本紀》在敘述秦之世系時，只提到：「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這裡，根本沒提中潏之母，連胥軒亦未提到，如果酈山之女果真曾「為天子」，在這裡決不會連提都不提。此其可疑者二。蒙先生說：「（太史公）乃於仲衍至仲潏之世系不能言，又不紀戎胥軒事。」（《周秦少數民族研究》，24頁）但太史公何以寧付闕如而不紀酈山之女以及胥軒事？回答只有一個，就是司馬遷認為申侯所說的這段歷史是不可信的，更不用說連申侯提都沒提到的「為天子」事了。
至於《漢書•律曆志》所載「驪山女亦為天子」，也有以下兩個問題：首先，這個「為天子」的驪山女何以證明就是申侯提到的酈山之女呢？蒙先生僅因其「在殷周間」就斷定申侯提到的酈山之女「當即張壽王所謂驪山女為天子者也」。其實，如上所述，申侯的話是很難當做信史看待的。而且，張壽王所說的這一段話可靠程度，也應畫問號。《漢書•律曆志》是把張壽王的言行當「作祅言欲亂制度」的內容記載下來的：「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由此可見，漢代人就已不相信張壽王這一套虛妄不實之詞，後因其「誹謗益甚，竟以下吏」。現在看來，張壽王所言，確也有不少荒誕不經之處。因此，僅憑一句「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的話，就斷定此其為申侯所說的真偽難辨之「驪山之女」，顯然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因此，蒙先生的推論是不能成立的，秦之祖先酈山之女「為天子」是不可信的。秦人由母系社會轉入父系社會是在大業、大費時期，而不在「殷周間」。這一結論是不能動搖的。（蒙先生上述論證並不在於說明秦人於殷周間存在母系，而在於說明秦人祖先系戎族。因涉及這個問題，故附證於此。至於秦人祖先來自西戎的說法，蒙先生的重要根據就是這一條，所以此說亦不攻自破了。）
［6］殷人來自東方，這種看法現在已為大多數史學家所公認，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107～108頁，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一冊155～156頁，以及李亞農的《李亞農史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中對此均有論述，故不需在此贅述。唯金景芳先生在《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中提出「商文化起源於遼水發源處」，即今內蒙古昭烏達盟一帶。這種說法確為一種新穎見解，頗值得注意。不過，金先生的論點，目前尚缺乏根據，在該文中提出的最重要根據仍是對「砥石」一地位置的確定。金先生認為：「《荀子•成相》說：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這個「砥石」就在「遼水發源處，今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白岔山。正是我國的北方。證據就是《淮南子•墜形訓》說：『遼出砥石。』高誘注說：『砥石地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惜前人多不注意及此。」這種論點之所以難於成立，主要是僅僅據一個高誘的孤證，就否認過去一切人的研究成果是比較困難的。其實，關於砥石的地望，自古就有種種不同說法，除王國維考證為溈水流域外（參見《觀堂集林》），還有另外的一些說法，如《荀子》楊倞注以為砥石即砥柱，而砥柱則在黃河中游，今河南境內。《水經•河水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顯然，這不可能當做商人起源的根據。此外尚有其他的種種說法，不能一一列舉。總之，拙見以為：金先生提出殷人起源地望的新看法，是值得注意的。但就目前提出的根據來說，還不足以改變一般看法。因此，本書採用通行的論點，堅持殷人來源於東方。
［7］參見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幾個問題》，載《四川大學學報》，1979（2）。
［8］參見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社稽五祀」、「句芒即玄鳥」一節，48頁。
［9］關於盤庚以前殷人遷徙的次數有幾種不同的記載：《尚書•盤庚》序：「盤庚五遷。」孔氏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馬融曰：「五遷，指商立、亳、囂、相、耿。」但一般認為自契至湯共十四代八遷，即：由亳居蕃一遷；蕃遷砥石二遷；砥石遷商三遷；商遷泰山之下，復又遷商四遷、五遷；商遷殷六遷；殷又遷商七遷；商遷亳八遷。（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不論五遷、八遷，殷人在盤庚以前遷徙較頻繁是毫無問題的。
［10］過去，有的研究者根據後來秦人居於周人之西，從而斷定秦人原系西方的氏族部落，乃羌人的一部分，甚至認為同周人原屬同一氏族。如呂振羽在《中國原始社會史》一書中寫道：「商族自東來」，「夏族自西來」，後來夏族「向東南者便發展為後來的周族，留在關中一帶者，便又形成後來的秦國」。這是沒有什麼材料證明的，事實上，從各方面考察，秦人同周人毫無共同之處，他們決不會來自同一氏族部落。如關於始祖的傳說，周人后稷（即棄）乃其母姜原「見巨人跡」，「踐而身動」（《史記•周本紀》）生出來的，與殷人、秦人傳說的吞玄鳥卵生子不相干。神話傳說的不同，反映了產生這些神話傳說的氏族經濟和文化生活各異。玄鳥、馴獸一類的神話，產生於狩獵、牧畜發達的氏族，而有關周人祖先的傳說，幾乎與狩獵、牧畜根本無關，卻與農業種植有密切聯繫。如：「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史記•周本紀》）以後關於周人祖先的傳說均與農業生產有關，甚至后稷這個名字本身，也是農業經濟現實的反映。事實證明：在經濟生活方面，周人與秦人沒有絲毫共同之處；在政治關係方面，從文獻記載來看，至少在西周以前，秦人同周人沒有發生過任何聯繫，就是在周武王滅商時，他們聯合起西方、南方一切能聯合起來的人：「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尚書•牧誓》）其中並沒有秦，證明秦此時確是站在殷商一方的，現有的一切材料都記載著秦人始終把自己的命運同殷人聯繫在一起，而同周人為敵。
另外，蒙文通先生也認為：秦原系西方戎族。但蒙先生的根據主要是申侯所言：「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以及張壽王言「驪山女子亦為天子」這兩條材料，猜測：「殷周之間，中國安得有天子曰驪山女，斯其為西戎種落之豪歟？」由這一猜測而推出：「胥軒曰戎，自非夏族，此秦之父係為戎也。」又進一步推出：「則申侯之先，驪山之女，亦當為戎，此秦之母系亦為戎也。」（《周秦少數民族研究》，22～23頁）但是，蒙先生所根據的這兩條材料是成問題的（在本章注［5］已經詳加論證），所以秦系來自西戎的說法很少為人們所接受。
蒙先生認為秦系來自西戎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一些古籍稱秦為「狄」或「戎狄」，如《春秋公羊傳》：「秦者，夷也。」《春秋穀梁傳》：「狄秦也。」商鞅也說：「始秦戎狄之教。」（《史記•商君列傳》）其實這些皆不足以證明秦系西戎，因為像《公羊傳》、《穀梁傳》這些書的作者，說秦是「夷」、「狄」，乃是一種鄙薄、蔑視之意，說秦「戎狄之教」，也最多表明秦的風俗習慣和教育同戎、狄一樣，亦不能說明其民族來源。即便是由於秦人久處西方，後來有不少人與西戎人融合——這一點，《史記•秦本紀》已寫清：「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也不能說秦系西戎族。因《史記•秦本紀》記載得十分清楚：秦為顓頊之後，其原非西戎乃毫不含糊。至於長期同西戎接觸，甚至染上戎狄風習，或自稱為「戎」，也不能據此而斷定秦系西戎族。拙作有《秦人早期歷史探索》一文（載《西北大學學報》，1978（1）），對此有較深入論述。
［11］在古籍中經常出現「蜚廉」一名，但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意義：蜚廉（或寫作飛廉）本來是「風」字的古音。秦人的祖先有取名為蜚廉的，這是因為「蜚廉善走」，形容其疾走如風。這個善走的蜚廉因效忠於殷紂王，而為人們所惡。因此，後來人們就把想像中的一種兇惡的野獸稱為「飛廉」，所以到漢代，「飛廉」就成了一種獸名。《淮南子•俶真篇》：「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休乎內宇。」東漢高誘註：「蜚廉，獸名，長毛有翼。」由於這種野獸實際並不存在，因此，人們就把它想像為神獸。《史記•封禪書》記述了好神仙之術的漢武帝在長安作「蜚廉桂館」。《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夏四月……作甘泉通天台、長安飛廉館。」儘管被視為神獸，但人們把它的樣子想像得十分難看：《漢書•武帝紀》注引魯灼：「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所以，在漢代以後的許多畫像石、磚以及壁畫、帛畫中經常出現飛廉。如河南密縣打虎亭2號東漢墓的券頂上「藻井」旁，就畫有許多飛廉，其形狀怪異，相貌猙獰，反映人們視飛廉為惡獸。
［12］參見李亞農：《李亞農史論集》，667頁。
［13］奄，一作、蓋，它就是《史記•秦本紀》說的嬴姓的奄運氏。徐，也為嬴姓，見《左傳》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註：「二國皆嬴姓。」又《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徐縣」下自注「故國盈姓」。而「盈」即「嬴」，這兩個字通用，如楚大夫賈字伯嬴，《呂氏春秋》作「伯盈」，可證：徐、奄、盈均為嬴姓氏族。
［14］如：徐國（《左傳》莊公二十六年），在今安徽泗縣附近。
穀國（《左傳》桓公七年），在今湖北穀城西。
黃國（《左傳》桓公八年），在今河南潢川西。
江國（《左傳》僖公二年），在今河南正陽縣東南。
葛國（《左傳》桓公十五年），在今河南睢縣北。
梁國（《左傳》桓公九年），在今陝西韓城西南。
［15］據《史記•秦本紀》云：造父「以善御幸周穆王」，「為穆王御」。
周穆王以秦人祖先造父為馭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周穆王曾經「周行天下」（《左傳》僖公二十年）。《史記•秦本紀》及《列子•穆王》都記有此事。《穆天子傳》還記載了他從崑崙往西三千餘里，到「西王母之邦」，折而北行約兩千里，到「飛鳥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曠原」。這雖是小說的寫法，也反映了周穆王時周的統治深入到宗周以西很遠的地方，徜徉於這裡的秦人祖先，自然免不了要為周族奴隸主效勞的。
［16］古代人沒有把犬丘地位弄清楚。如《史記•秦本紀》《集解》、《正義》引《括地誌》和《漢書•地理志》等，都認為犬丘即漢代槐里，其地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按槐里就在今陝西興平縣，以後的著作都沿襲了這個錯誤說法。其實，犬丘本有東犬丘、西犬丘兩地，東犬丘即槐里，非子所居乃西犬丘。《史記•秦本紀》說得很清楚：「莊公居其故西犬丘。」西犬丘在何地？《史記•秦本紀》有：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下注云：「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很明顯，「犬丘」是較大的地名，其中包括「秦邑」，即「隴西秦谷亭」（見明人董說：《七國考•秦都邑》），其地在今甘肅境內，而秦始皇時的廢丘（即槐里）乃在今天的陝西境內，二者不可混為一談。非子所居乃犬丘，而非後來的廢丘。這一點，王國維早已指出（參見《觀堂集林•秦都邑考》）。但王氏認為「犬丘、西垂本一地」、「西犬丘為西垂」則不確。前面已經指出：「西垂」乃泛指西方邊陲，而「犬丘」則指具體固定的地區，其地望相當於秦之隴西郡，漢以後又別置天水郡，以後歷代屢經變更，到清代為「秦州」（見光緒十五年重纂《秦州直隸州新志》卷一，《沿革》）。而清代的「秦州」下轄五縣：秦安、清水、禮縣、徽縣、兩當縣。考其州界約相當於現在的天水專區而略小。因此，說「犬丘」在今天水境內，則是正確的。
至於後來「邑之秦」的「秦」，則是在上述地區範圍內的較小地點。《史記•秦本紀》徐廣注云：「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此地至清代則為秦州清水縣，《秦州直隸州新志》卷二十四《附考》四有明確記載：「……非子所封之秦亭，則在清水縣東四十里，俗名亭樂山，李吉甫曰：周孝王邑非子於秦邑，今天水隴縣秦亭、秦谷也。樂史曰：清水地即秦仲所封……」從上述記載可知：秦在唐代的天水隴縣，清代改為清水縣，現在甘肅省天水專區仍有清水縣，「秦」當在此。
［17］秦的人數是根據以下材料推測的：周代分封制規定：「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按：周代千里約合現在七百二十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萬章下》）所謂「附庸」其占地一般不超過五十里。《商君書》對戰國時期的土地和人口比例曾作這樣的估計：「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以此食作夫五萬。」（《商君書•徠民》）以這個標準推測春秋以前秦國的人口，至少也有二三萬之眾。當然，這也只能是一般的推測而已。
［18］關於詢簋的年代共有宣王、康王、厲王及穆王四種說法，見段紹嘉：《藍田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載《文物》，1960（2））、王祥：《說虎臣與庸》（載《考古》，1960（5））、容庚：《弭叔簋及詢簋考釋的商榷》（載《文物》，1960（8）～（9））、黃盛璋：《關於詢簋的製作年代與虎臣的身份問題》（載《考古》，1961（6））、李福泉：《訇銘文的綜合研究》（載《湖南師院學報》，1979（2）），以及日本學者樋口隆康：《西周銅器的研究》（見《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七輯，1963）等。但筆者認為：上述研究文章在關於詢簋年代方面的考證，皆無郭沫若《弭叔簋及詢簋考釋》一文中提出的論據精當，容庚的文章也基本上同於郭說，故本書采郭說，而斷定詢簋為宣王時所作。
［19］《史記•秦本紀》：「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這個豐王就是：「戎人之號，荐居豐岐，周稱豐王。」（《史記會注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