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九章 秦漢學術

第一節　學校 古代士大夫之學，出於與宗教相合之哲學及官守；民間之教育，則隨順習俗，以前輩之所知所能者，傳諸後輩；《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第四節已言之。東周以降，社會之等級漸平，人民之好學者日眾，士大夫所專之學，漸次被及於氓庶，此乃自然之勢，無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顧力反之，而欲復諸政教合一之舊，於道可謂大悖。漢興，除挾書之律，設學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時，益以利祿之路，於是鄉學者益眾，學術為士大夫所專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實古今政教之一大變也。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詔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1)大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儒林傳》載弘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史記》作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大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大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史記》作當。與計偕，詣大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案《賈山傳》：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董仲舒傳》曰：「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則博士故有弟子，此時特官為增置耳。故公孫弘議言得受業如弟子，《本紀》言學者益廣也。《儒林傳》又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余，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本紀》：元帝初元五年，詔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復博士弟子員。以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此先漢大學之大略也。 《漢書·禮樂志》言：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磐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蕭望之傳》：望之子由，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征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是也。《王莽傳》云：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兒寬傳》云：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傳》：來朝，對三雍宮。《注》云：「三雍，明堂、辟雍、靈台也。」《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台、辟雍。《儒林傳》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文獻通考·學校考》謂「據《禮樂志》，則辟雍王莽時方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未嘗築宮以居之也。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時，何也？蓋古明堂、辟雍，共為一所。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案見《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同。《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下；《地理志》：泰山郡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即此。然《志》又云：琅邪郡不其有大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則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處也。奉高，今山東泰安縣。不其，今山東即墨縣。修封時以祠大一、五帝。兒寬所指，疑此明堂；意獻王所對，亦是其處；非養士之庠序也。」案馬氏謂兒寬所登為奉高明堂是也，謂河間獻王所對亦其處則誤。《漢書·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胡三省《通鑑注》謂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其說是也。然馬氏謂辟雍非養士之所，武帝置博士弟子，未嘗築宮以居之則是矣。《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四年，初起大學。 (2)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台、辟雍。《翟酺傳》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大學，大尉趙熹以為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尤顯見其為二事。馬氏又言：「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邪？或別一所邪？」《案黃圖》所云大學，疑即王莽為學者所築舍。馬氏又引鮑宣得罪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謂「此亦西都已立大學之一證，當考」。案自王莽已前，雖未嘗為學者築舍，然博士弟子，亦必有受學之處，此所謂大學，當指其地言之，特其所在不可考耳。馬氏又以建武已立大學，而班固尚言庠序未設為疑，則漢人言庠序，皆指地方之學，不足疑也，見後。 《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毛字衍，見第三節。《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大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仍修起大學。案《紀》雲四年，蓋四年修起，五年成。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事在永平二年，見《本紀》及《續書·禮儀志》。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明帝紀》：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張酺傳》：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又《和喜鄧皇后紀》：元初六年，大後詔征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樊宏傳》：樊准上疏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材生受《古文尚書》、《毛詩》、《豰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後稱制，學者頗懈。時樊准、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准疏言：「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戔戔之辭。」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事在永建六年，見《紀》。陽嘉元年，帝臨辟雍饗射。《左雄傳》：雄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大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大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本初元年，梁大後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質帝紀》：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大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大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案四府，謂諸大將軍、大尉、司徒、司空也。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注》：《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大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三國·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王郎傳注》云：《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引其《傳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大學。大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大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本或作請誤。大學，大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台閣舉格大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杜畿傳注》引《魏略》言：樂詳，「黃初中征拜博士。於時大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蓋能如是者寡矣。案前漢大學，頗多孤寒之士。如兒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王章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臥牛衣中皆是。 (3)後漢亦非無其人，如桓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公沙穆游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是也。然時儒學既行，時主復加提唱，貴遊子弟，羼入其中，風氣遂至一變。《三國·魏志·董昭傳》：大和六年，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劉馥傳》：馥子靖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大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數，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然則是時貴遊子弟，不復入學，而浮華之風氣，則未變也。然標榜之風，本起大學，即如劉靖之議，悉驅之入學校，亦豈能矯正之哉？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自明。 前漢定製，雖雲大常擇民年十八以上補博士弟子，然就學者多遲。蕭望之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乃以令詣大常受業，其年必已頗長。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大守府為小史，數為掾史所詈辱，辭其後母，西至京師從博士受《春秋》，其年當較少，則積十餘年而後經學稱明習。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軍固雅材，亦仍符法令年歲也。後漢杜安年十三，入大學，號奇童。安，根父，見《後書·根傳》。任延年十二，顯名大學，學中號為任聖童。魯恭年十五，即與弟丕俱居大學。鍾會亦十五即入大學。見《三國志》本傳《注》引其母傳。甚至有如梁辣，弱冠即事教授者，辣，統子，見《後書·統傳》。聰慧夙成之士，世固非無其人，然此等豈能皆名副其實哉？此亦章句之所以漸疏邪？ 今世學校，有所謂風潮者，漢世即已有之。《漢書·鮑宣傳》：宣為司隸，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後漢書·儒林傳》：歐陽歙征為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節。歙之被系也，平原禮震，自系上書，求代其死。高獲亦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見《方術傳》。光武不赦，歙死獄中。歙掾陳元又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以棺木，贈印緩，膊縑三千匹，子復並獲嗣爵。則歙獄蓋實冤。(4)不然，以光武用法之嚴，未必肯輕於平反也。楊政訟范升事，可以參觀，見《後書·儒林傳》。然則諸生之所爭者，固皆合於義，非徒集眾要挾也。桓帝時，梁冀專朝，而帝無子，連歲饑荒，災異數見，劉陶游大學，乃上疏陳事。朱暉孫穆，以治宦者趙忠，輸作左校，陶等數千人又詣闕上書訟之。桓帝覽其奏，為之赦穆。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沮之，帝竟不鑄錢。則漢於諸生，不徒不禁其言，又道之使言，且時能用其言也。靈帝時，皇甫規為徐璜等所陷，下吏，論輸左校，諸公及大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上書訟之，史雲規以會赦歸家，不雲由鳳等之訟，則靈帝之聽言，更不如桓帝。至熹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大後。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司隸校尉劉猛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轉，代以段熲，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系者千餘人。見《宦者傳》。《靈帝紀》云：「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系大學諸生千餘人。」則並公然與輿論為敵矣。諸生之好言，固未必非激於意氣，然朝廷之拒之，亦適形其昏亂而已矣。陳蕃聞竇武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則漢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議，並有能奮身以赴國難者矣。要不失為正氣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然其事初非專由大常。《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大學者，將以備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後漢書·朱浮傳》：建武七年，浮上書曰：「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延及四方。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求之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楊震傳》：元初四年，遷大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注》引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仲桓，倫字。《儒林傳》：大常上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注》引《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漢書·兒寬傳》：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元朔五年，坐為大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百官公卿表》云：「坐選子弟不以實免。」皆可見漢世法令，於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選，視之頗重也。 古代學業，多得之在官，漢世猶有其意。《漢書·馬宮傳》雲「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此以仕學並稱也。《樓護傳》云：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此以宦學並稱也。然學術日益精深，終非徒習於事者所能深究，故雖以法令之最重當代者，亦且別有傳授，如第十八章第七節所述是也。王官之學，變為九流，固由封建破壞，官失其守，亦由學術日精，非仕宦所能兼。秦皇、李斯，顧欲使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倒行逆施，宜其終於無成也。 蜀漢以許慈、胡潛，並為博士；慈子勛復為博士；見《三國·蜀志·慈傳》：孫休永安元年，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見《吳志休傳》。 古代學校，本講教化，非重學業，漢人猶有此見解，故武帝興學之詔，以崇鄉里之化為言；而公孫弘等之議，亦云建首善自京師始也。夫既講教化，自宜普及全國。故《漢書·禮樂志》言：「顯宗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庠序未設之故也。」夫如是，則地方之學，當重於京師；人倫之教，當先於咕嗶。此自漢人議論推之則然，然漢人之所行，終未能與此見解相副也。 漢世郡國之學，始自文翁。《漢書·循吏傳》云：「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武帝令郡國皆立學校官，(5)他無可考，恐雖有此令，郡國未盡奉行。然《何武傳》言：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則亦非盡不奉行也。《儒林傳》言：元帝於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蓋教官之設，至是而始普遍。《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五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其制尤為美備，然亦未必能行也。《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所屬有《孝經》師，主監試經。 學校既講教化，故其所最重者為行禮。《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漢紀》作鄉飲酒禮，《五行志》作大射禮，蓋射鄉並行。《後漢書·伏湛傳》：建武三年，為大司徒，奏行鄉飲酒禮。《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人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自永平，遂為常典矣。韓延壽所至必修治學宮，春秋饗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李忠遷丹陽大守，以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鮑永拜魯郡大守。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乃會人眾修饗射之禮，因以格殺彭豐。永孫德，為南陽大守。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秦彭遷山陽大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陳禪以北匈奴入遼東，拜為大守。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寶而去。則漢世良吏，確有能推行其事者。即私家講學亦然。如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嵩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是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言：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大史公自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自序》言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儒者之躬行禮樂，由來已久。《後書·酷吏傳》言：「黃昌本出孤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則為所感化者，亦未嘗無其人。然果有益於治化乎？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富必先教，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古之人早言之矣。禮者，履也。欲行禮，必不能離乎人生日用。韓延壽與郡中長老議定嫁娶、喪祭儀品，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仇覽為蒲亭長，勸民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豚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貧窮。似漢人之於禮樂，尚未大遠乎人生日用，亦非不知先富後教之義。然所謂貧富者，實不系乎足不足，而系乎其均不均。甘苦相共，雖寒餓無怨咨，有一飽暖者以觀欲之，而不平之聲，囂然起矣。漢世之言禮樂者，果能使其民皆守軌物乎？即不論此，能使其衣食皆饒足乎？不能，是救死不贍，而使之治禮義也，其效安可睹？騖聲華者，遂或徒飾觀聽，以徼虛譽。《漢書·循吏傳》言：黃霸代丙吉為丞相。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朴，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案叔孫通之制禮也，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喪者未起。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公所為不合古。」此兩生所言真古義。不能富而言教，不能均而言富，終必至於飾偽奸名而後止也。漢儒言興教化者甚多，如《禮樂志》所引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論即是。誼、仲舒、吉之論，又詳見本傳。又如賈山，亦欲定明堂，造大學。匡衡言：「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其用意亦與誼等同。然諸儒亦無不以革正制度均貧富為言者。不言富而言教，不言均而言富，非黃霸則宋梟也。宋梟為涼州刺史，謂蓋勛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叛。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見《後漢書·蓋勛傳》。人莫不以為笑矣。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何莫非宋梟之類邪？ 漢人言庠序，尚多講教化，罕言學問，然其時之言教化者，多有名無實，而能講學問者，卻頗有之，蓋亦風氣使然也。劉梁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後漢書·文苑傳》。此為郡縣校官講學之最著者。賈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廄舍，親授諸生。《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杜畿守河東，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三國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則雖喪亂之世，郡國弦誦，亦未盡廢也。 是時郡縣長官，於吏民之好學者，多能加以資助。如焦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漢書·京房傳》。楊終年十三，為郡小吏，大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陳寔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縣令鄧邵，與語奇之，聽受業大學。公孫瓚為郡門下書佐，大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詣涿郡盧植讀經是也。其所任用，亦多簡有學者，或則令更就學。如李忠選用明經。欒巴遷桂陽大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任升授。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秦彭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顏斐為京兆大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三國志·倉慈傳注》引《魏略》。顧邵為豫章大守，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吳志·顧雍傳》。皆是。谷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三國志·袁渙傳注》引《魏書》。蓋亦有激而然也。 漢世良吏，多能興學於辟陋之地。如前引之文翁、李忠即是。欒巴守桂陽，宋均長辰陽，應奉守武陵，衛颯守桂陽，見《後漢書·循吏傳》。錫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王追守益州，見《南蠻傳》、《西南夷傳》。徐邈刺涼州，亦咸有興學之效。牽招守雁門，簡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則所就彌廣矣。孔融為北海相，為賊張饒等所敗，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劉表在荊州，開立學官，博求儒雅，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三國志》本傳《注》引《英雄記》。《後書·表傳》本之。劉馥為揚州刺史，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杜畿守河東，百姓勤農，家家富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楊俊守南陽，王基刺荊州，皆修立學校。劉璋以王商為蜀郡大守，亦修學、廣農。《三國·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孫靜子瑜，領丹陽大守。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弟奐亦愛樂儒生，復令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造次顛沛不廢如此，亦風氣使然也。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八年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高柔傳》：柔上疏言「大祖初興，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蓋指此事也。二十一年，公進爵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宮。 漢世文學之職，於郡國教化，關係頗大。諸葛豐及翟方進父翟公，皆嘗為郡文學。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可見當時文學，頗有名人為之。《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畿為河東大守，署樂詳為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倉慈傳注》引《魏略》，言令狐邵為弘農大守。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皆可見文學一官，於地方教化，頗有裨益。 孔子舊居，既為諸儒習禮之所，則亦不翅私立之學矣。魏文帝黃初三年，以孔羨為宗聖侯，令魯郡修起舊廟，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則又不翅官為立學矣。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楊厚門人為之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亦後世於先賢講學之地立書院之意也。 趙氏翼《陔余叢考》，謂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6)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郡國雖已立學，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大學為盛；故士無不游大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此言頗為失考。《漢書·儒林傳》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號也。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翟宣教授，諸生滿堂；吳章弟子千餘人；見《云敞傳》。皆前漢事。《後書》所載，諸儒門下，受業著錄者之多，誠若遠過前漢者，然此或記載有詳略，又或有傳不傳，未必私家教授，後漢遠盛於前漢也。(7)《後書》所載，諸儒門下，受業著錄，動至數千，甚或盈萬，其不及千人者，幾不足數矣。如楊厚，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樊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曹褒，諸生千餘人。鄭玄，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丁鴻，遠方至者數千人。周磐，門徒常千人。姜肱，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張奐，養徒千人。李膺，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張興，著錄萬人。曹曾，門徒三千人。牟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子紓，門生千人。宋登，教授數千人。楊倫，弟子千餘人。魏應，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杜撫，弟子千餘人。丁恭，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張玄，著錄千餘人。穎容，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謝該，門徒數百千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杜恭，門徒常千餘人。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徐房、李子云，養徒各千人。以上皆見《後漢書》各本傳及《儒林》、《文苑》、《逸民傳》。又《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樂詳為博士，年老罷歸，門徒亦數千人。《儒林傳贊》言：「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服，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蓋其風至季世猶未衰也。案漢世儒生講學者，多不親授。《史記·儒林傳》言：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後漢書·馬融傳》言：融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言：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間或大會諸生，不過講正大義。《漢書·孔光傳》言：光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翟方進傳》言：方進候伺胡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是也。甚有不過存一名籍者。《後書·黨錮傳》云：景毅子顧，為李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即《儒林傳贊》所謂編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門下，故《儒林程曾傳》言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也。間有不然者，如《三國·吳志·程秉傳注》引《吳錄》，言征崇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此等人蓋為數甚少。徒務其名之風氣，最易於踵事增華。後漢容或更甚於前漢，然必謂私家教授至後漢而始盛，則理有難信也。不特此也，陳平家貧，兄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叔孫通崎嶇戎馬之際，弟子從之者猶百餘人，則東周之世，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風，蓋自秦及漢初，未之有改矣。抑謂漢儒鄉學，皆為利祿，亦近厚誣。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桓榮拜大子大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緩，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為尚論者所鄙夷。《後書》云：自榮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實非為己之學。然究出耽慕榮寵之情，抑系勉人鄉學之意，尚難論定。《榮傳》又言：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大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至是哉？」此說蓋亦出榮家，當時自有此等鄙論。翟方進給事大守府為小吏，數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師受經。郭丹買符入關，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王霸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乃遣西學長安。馮良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恥在廝役，遁至犍為從杜撫學。見《後漢書·周燮傳》。郭泰家世貧賤，而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范冉為縣小吏，遁到南陽，受業樊英。又游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後漢書·獨行傳》。此等非為富貴利祿之謀，則厭食貧居賤之苦，誠亦不得謂之為己。然如孫期，牧豕大澤中，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此皆窮居獨處之儒，從之有何利祿？《後漢書·吳祐傳》：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可見牧豕在漢世為賤業也。而其人雖桃李盈門，亦仍躬自作苦，又豈志於利祿者？承宮遭天下大亂，將諸生避地漢中。劉般轉側兵革中，甫歸洛陽，即修經學。潁容，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後書·儒林傳》。國淵在遼東，常講學于山岩。《三國志》本傳《注》引《魏書》。管寧客遼東，亦講詩書，陳俎豆。《三國志》本傳《注》引《傅子》。當喪亂顛沛之餘，而其學之不廢如此，此豈有所利而為之？周党家產千金，散與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長安遊學，是為欲富乎？然則漢世社會，好學之風實極盛，雖有若干志在利祿之人，要不敵不為利祿者之眾也。當時朝廷之興學，實受民間風氣之鼓動而不自知耳。參看第五章第二節。據《史》、《漢》、《儒林傳》，五經之學，固皆起自民間，安得謂遭秦滅學，民間遂無專門名家之大師哉？ 漢儒居官者，多不廢教授。施讎與孟喜、梁丘賀，並為田王孫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8)及賀為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則賀當未為少府時，教授不廢，即為少府，教授亦未盡廢也。翟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是方進為郎，教授亦未嘗廢也。魯恭弟丕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歐陽歙遷汝南大守，在郡教授數百人；牟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伏恭遷常山大守，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皆見《後書·儒林傳》。則傳業彌盛矣。又有棄官教授者：如孔光左遷虹縣長，自免歸教授。吳祐為梁冀長史，自免歸家，以經術教授。延篤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劉焉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是也。張奐為使匈奴中郎將，休屠谷及朔方烏桓反叛，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則雖在兵間，猶不廢教授矣。夫居官而猶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似不免藉此為名高，抑或以結合徒黨；而就學者必走集於達官貴人之門，亦似欲藉資援引者。《孔光傳》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然楚王聘龔舍為常侍，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朱暉，光武召拜為郎，尋以病去，卒業大學；則固有棄軒冕而就橫舍者。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是又宦而兼學者也。夫居官而猶學，所謂不挾貴也。朱穆年五十，奉書趙康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所謂不挾長也。然則漢世學者，雖或有所為而為之，要不能掩其好學之誠矣。 《後漢書·儒林傳贊》稱述儒學之效曰：「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知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柞。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豈非學之效乎？」乍觀此言，一似阿私所好。然試思：何進所召，苟非董卓而為張溫、皇甫嵩，漢室之禍，何遽至此？夫張溫、皇甫嵩，固非有為之人，蔚宗謂其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庸或大過。然魏武蹇蹇，終執臣節．；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謂非當時之風氣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顒，皆嘗殺人報仇。見第十八章第七節。顒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桀。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顆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此等皆豪俠者流，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當九州洞之時，固未知其何以自處也。然則蔚宗之言，殆不為阿好矣。不特此也，漢人不能均平貧富，而好講教化，空言無施，雖切何補，其弊前已言之。然此亦充類至義之盡之言，若論一時之效，固亦不能謂其無有。司馬均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均字。不直者終無敢言。《後漢書·賈逵傳》。蔡衍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黨錮傳》。更觀管寧、邴原、王烈等之所為，固不能謂無化民成俗之效也。要之，當時之所謂道德倫理者，得漢世之興學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則必不可誣矣。(9)此勸學之效也。興學術改變風俗，效亦不自後漢始。光武嘗之長安受《尚書》，伯升亦嘗與順陽懷侯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一時佐命之巨，如李通、鄧禹、朱祜等，亦少嘗學問。故光武雖戎馬倥悤，而能興文教，諸將亦頗有不嗜殺人者，非偶然也。 游談之風，雖不足以概兩漢之學者，然終為其時風氣之累。魯丕居大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以此短之。王渙署侯覽為主簿，已而謝遣之，曰：「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大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大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漢書·循吏傳》。觀此二事，當時大學中之風氣，可以概見。然亦非特大學中如此。邴原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哀其言，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及長，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焉，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仆以鄭為東家丘，君以仆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藏書於家而行。至陳留，師韓子助，穎川宗陳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干，歸以書還孫崧。《三國志·原傳注》引《原別傳》。夫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原之學苟誠為己，鄰捨生足以為師矣，何待他求？必更遠遊者，非是不足以立名。鄭君雖在鄉里，不肯相師者，收合徒黨者，必騖聲華，未必肯誘掖鄉里寒峻， (10)孫崧之辭原，亦未必不以此也。郭泰識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勸之學，蓋亦以資推挽。然遂有如竇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黨」者。行劾瓌之語，見《後書·酷吏傳》。竇武得兩宮賞周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餚糧於路，匄施貧民。其視諸生亦與貧民之受匄施者等耳，豈不哀哉？ 第二節　文字 秦、漢之世，為我國文字變遷最烈之時。綜其事：則字形變遷之多，一也。字數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學，成於是時，三也。行文漸以古為準，浸成文言分離之局，四也。書法漸成藝事，五也。蓋文字之用，遠較先秦時為宏，故其變遷之烈如此。自經此大變後，其勢遂漸趨於安定矣。 歷來言文字變遷者，多據許氏《說文解字序》。據許《序》，則自皇古至漢末，文字凡經四大變：古文，一也。籀文，即大篆，二也。小篆，三也。隸書，四也。漢、魏間之章程書，即今所謂正書，當又為隸書後之一大變，而行草為其旁支。此皆積漸而致，在當時之人，或不自覺。昧者乃謂有一人焉，創製新體，與舊體格不相入，後一時之人，見前一時之字，幾於不復能識，則大誤矣。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說文解字序》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製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衛恆《四體書勢》與許說略同。此中最可異者，《漢志》試學僮六體，蓋上承周之六書，故云亦著其法，許《序》則作八體，下承秦制；而《漢志》所謂六體者，卻與亡新六書相同。果如許《序》，《漢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據《漢志》，則許《序》秦書八體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漢志》所云六書，非可以教學僮，已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節。《漢志》著錄之書有《八體六技》。八體，《注》引韋昭說，即以許《序》所謂秦書八體者說之，於六技則無說。隸之初興，與篆本非異體，小篆實多用大篆，說亦已見《先秦史》。若合大小篆與隸書為一，則八體實止六體。(11)竊疑此即《周官》所謂六書，自戰國以來，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是時小學漸興，務於辨別書體，以為篆隸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體為八；然史書之家，則仍守其師師相傳之舊，作大小篆與隸書，非有異法，故體雖八而技則六。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為真」，亦守六體之說。許氏不知所謂八體者，乃後人分別之辭，誤以為秦制如是，敘之周、漢之間，而改《漢律》之六體為八體以就之，遂至殽亂史實矣。自周至秦、漢之六體，疑《漢志》曾述其名，而後人妄以謂象形云云十八字易之也。六書本藝事之異，猶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至論字體，則自皇古以來，皆有變遷而無改制，故許《序》述時人之語，稱隸書為倉頡時書也。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體之異，與史書家作書之技，並為一談，非復周、秦、漢相沿之舊法矣，此亦其時小學漸興為之也。 東京之季，又有所謂科斗書者，蓋即擅蟲書之技者所為，後人以為古之遺文，則又誤矣。《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12)《尚書偽孔傳序疏》引鄭玄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此為言科斗文字較早者。其後王肅《孔子家語後序》、《尚書偽孔傳序》，皆稱古文《尚書》為科斗字；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疏》引王隱《晉書·束晳傳》，及今《晉書·束晳傳》，又稱汲冢所得《竹書》之字為科斗字；人遂以科斗為古文真形。其實鄭玄固明言其稱名之出於當時，而王隱亦明云：「其字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也。《經典釋文》云：「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書序疏》云：「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案今《晉書》及王隱《晉書》並雲竹書漆字，而杜氏《後序》無是語。汲冢得書事，兩《晉書》之所言，似不如杜說之確。竊疑漢世作書，多用簡牘，罕用縑帛。見下。秦書八體，惟蟲書施諸縑帛，漆性膠黏，縑帛亦不滑易，故畫之上半截濃厚，下半截枯淡，遂成頭粗尾細之形。《後漢書·蔡邕傳》，謂靈帝時待詔鴻都門下者，多工為鳥篆之人，而陽球劾之，亦曰「或鳥篆盈簡」。見《後書·酷吏傳》。衛恆《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而《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略》，言淳善《倉》、《雅》、蟲篆。《衛覬傳》言覬好古文、鳥篆。明科斗書即工鳥蟲書者所為。鳥篆之形，諸家無說，竊疑其當上豐下銳，如鳥之喙。蟲書畫圓，鳥書畫方，其由漆性膠黏，縑帛亦不滑易以致畫之上半截與下半截粗細不能一律則一也。《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可見時人之於經典，頗有以漆書之者矣。 《漢志》云：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也」。《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蓋隸書即篆書之書寫草率者，本非異體，而初出時筆勢亦相近，故秦權、漢量上字，人多誤以為篆也。其後沿用日久，復求美觀，乃又有所謂八分書者。顧藹吉《隸八分考》曰：「隸與八分，有波勢與無波勢微異，非兩體也。漢世統名曰隸，八分之名，亦後人名之耳。」又曰：「王僧虔能書人名云：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所謂銘石書，蓋八分也。《世說新語注》云：鍾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鄧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書白事也。章程書者，正書也。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正書。唐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魏、晉以降，凡工正書者，史皆稱其善隸。《王羲之傳》云：善隸為古今之冠是也。」愚案此蓋隸書之求美觀者變古，八分。而供日用者不變，故仍襲舊名耳。八分亦稱楷書，又謂之楷法。莊緩甲《釋書名》曰：「王愔《文字志》古書三十六種，有楷書而無八分；《初學記》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亦有楷書而無八分；《玉海》引《墨藪》五十六種書，有程邈隸書王次仲八分而無楷法；明八分與楷，異名同實。」案莊氏說是也。然楷書之名，後亦移於正書。蓋楷字之意，但謂謹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稱之耳。凡書體之變，皆積漸所致，鑿指一人為作者，如雲程邈立隸，見《四體書勢》。王次仲作八分等見張懷瓘《書斷》。皆非。 《說文》云：「漢興有草書。」《書勢》及《魏書》江式表同。《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式表曰：「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趙壹《非草書》曰：「夫草之興也，其於近古乎？蓋秦之末，刑峻罔密，官書繁冘，戰攻並作，軍事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張懷瓘《書斷》引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懷瓘曰：「王愔云：藁書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並是也。」案藁、草之名，蓋正原於起草，其事當自古有之，而諸家或以為秦，或以為漢者，蓋至是公家始許其行用耳，非謂人之能作草書，始於是時也。《三國志·劉廙傳》：文帝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逾，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此草書不能施於所尊之證。然當官獄多務之秋，羽檄交馳之際，許其作草徑上，固亦事所可有矣。張芝下筆則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蓋時人習以藁草相遺，故託言不暇為此。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寫所誦憶。琰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此草書行用漸廣之證。崔瑗《草書勢》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舊事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其言，固亦與趙、蔡二家無異也。 當多務之際，書體輒因應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時，則又因藝事而變，篆、隸、八分之遞嬗然，草書之變，亦無不然也。《書斷》云：「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恆、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又云：「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伯英張芝字。得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又曰：「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為章草，因伯英草而謂也。」杜操即杜度，大徐《說文注》作杜探，他書亦有作杜伯度者。莊緩甲云：「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誤，伯度蓋其字。」惟史游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隸體，即游之所為，則誤耳。草書變為張草，業成藝事，難供實用， (13)於是行書又興。 張懷瓘《書議》曰：「行書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案真行乃正書之草率者，行草則草書之凝重者耳。《書勢》曰：「魏初有鍾、胡二家，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書斷》曰：「行書者，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曰：「鍾繇書有三體：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河東衛覬子瓘，采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曰正書之小訛，即真行；曰采張芝法，即行草也。行書至此，與草分途，然原其朔，則草之初興，正當略如後來之行書耳。《四體書勢》行書即在隸書中，可證其去隸不遠。 秦時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亦已見《先秦史》。三書後之字書，《漢志》備載其名：曰《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曰《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曰《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曰《訓纂》一篇，揚雄作。曰《別字》十三篇。《漢志》云：「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其都數當得三千三百字。又云：「《訓纂》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二書合計，五千三百四十字。許《序》云：「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七書，時人各分為上下篇，去其復字而計之，其數如此也。班氏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十三章當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計字數，凡六千有七十二。許書字數，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三千二百四十一，在字書中最為完備矣。此等陸續增加之字，果何自來邪？觀許書中音義相同字之多，則知李斯所罷不與秦合之字，(14)為諸家所搜采者不少。然亦有新造者。《三國·吳志·孫休傳》永安五年《注》引《吳錄》，載休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其詔云：「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又《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可見是時造新字者尚多。然以大體言之，新字實無庸增造，舊字且須洮汰。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實主聲。聲同即可通用。除慮淆混者外。故假借之用漸廣。時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謀，又或與舊有者重複；又複音之字漸多，單字更可減省；故隨造作隨洮汰。李斯所罷六國文字，亦必此等與秦文重複者。近人考證《石鼓文》為秦物，則秦文頗類籀書。《倉頡》、《博學》、《爰歷》三篇，《漢志》許《序》，皆雲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與《籀篇》當無大異。今之許書，恐非復此三篇之舊也。漢世籀文罕用，則六國之字仍行，而秦文轉歸廢棄。蓋由字體繁簡，文化程度高低使然。然音義皆同之字，不必並存，即音同義異，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則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國文字之學，早有萌芽，說亦已見《先秦史》。其成為一種學問，則似在兩漢之間。(15)試觀許書所引，字說之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說等是。緯書說字，亦多此類。皆借字體以言義理，而晚出者則多合於許氏所謂「字例之條」可知。許《序》云：「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不宜薦見於宗廟。」《杜鄴傳》言鄴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從鄴學問，尤長小學。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傳》言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鄉。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三國·魏志·劉劭傳注》引《魏略》云：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蜀志·來敏傳》云：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吳志·嚴峻傳》云：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虞翻傳注》引《翻別傳》載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曰：「《顧命》康王執瑁，古文冃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馮幾洮頮為濯以為汗衣成事此處文有奪誤。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此皆漢世之小學家，能是正文字者也。六書之說，實當出於是時，已見《先秦史》，今不贅。 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顏師古曰：「爾雅，近正也。」案《史記·樂書》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書·王莽傳》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則爾雅之辭，實多近古，故吏弗能通。雅、夏一字。音讀之殊，實惟楚、夏。古蓋以夏言為正，故《論語》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而孟子譏許行為南蠻舌之人。《滕文公上》。更由此引伸為正。漢人好古，辭以近古者為正，而爾雅之義，遂由近古變為近正矣。(16)此與秦人之同文字適相反。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此為文字語言分離之漸。洪興祖《楚辭補註》曰：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辭。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則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於象形，本與圖畫同原，自可寓有美術之意，六書早稱為技者以此。然亦至漢世始盛。兩《漢書》中稱人善史書者，前漢實多指文字，後漢則多指書法矣。(17)《貢禹傳》：禹訾當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王尊傳》：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大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酷吏·嚴延年傳》：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不得聞知。所謂史書，皆今所謂公文也。《張安世傳》：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此正王尊之類。《外戚傳》：孝成許皇后善史書，又載其疏辭頗美，此則嚴延年之類也。《西域傳》：楚主侍者馮繚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西域諸國，安知耽玩漢文字哉？《遊俠傳》：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似指書法言之。然又云：遵為河南大守，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幾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則藏去之者，亦仍貴其文辭也。《元帝紀贊》稱帝善史書，竊疑亦非指書法。帝之所以篤信弘恭、石顯者，正以其熟於文法耳。《後漢書·安帝紀》言帝年十歲，好學史書。《和熹鄧皇后紀》云：六歲能史書。《順烈梁皇后紀》云：少善女工，好史書。髫齔之年，焉知文法為何事？所謂史書，必指書法矣。《齊武王傳》言其孫北海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其明徵也。《安帝紀注》曰：「史書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此言固失之拘，當時教學童恐未必用《史籀篇》。且據《漢志》，《史籀篇》建武時已亡其六矣。然和帝及鄧梁二後、北海敬王等，必閒於小學家之書則無疑。何者？識字習書，同為小學所當務。觀草書漸行，遂有解散隸體以書《急就章》者，可知識字之書，兼資楷則。樂成靖王黨，史亦稱其善史書，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書，而又雲其喜辭賦；見《章帝八王傳》。正由習書法者皆據識字之書而然。鴻都諸生，兼擅辭賦楷則，亦正由此也。漢、魏之間，藝事彌盛。《書勢》所稱：古文有邯鄲淳、衛覬。《三國志·覬傳》云：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篆有曹喜、邯鄲淳、韋誕、蔡邕。隸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鵠、毛弘、左子邑。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張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見《後漢書·張奐傳》。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即誕。羅叔景、趙元嗣、元嗣名襲，岐從兄，叔景名暉，見《後書·趙岐傳注》引《決錄注》。張超。見《後漢書·文苑傳》。此外見於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紀》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大祖亞之。胡昭、《三國志·管寧傳》：胡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焉。索靖、衛瓘、《衛覬傳注》引《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敦煌索靖，並善草書。張紘、《吳志》本傳《注》引《吳書》曰：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張昭、《吳志》本傳：少好學，善隸書。皇甫規妻等。《後漢書·列女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士大夫之好書法，已成為風氣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為多。《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元年《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18)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惟此為異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秦始皇帝以衡石呈書。褚先生言：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史記·滑稽列傳》。此言自屬附會，然當時奏事用牘，則由此可見。《漢書·高帝紀》：十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注》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又引《魏武奏事》曰：「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史記·匈奴列傳》：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子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後漢書·循吏傳》言：光武以手跡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曹褒撰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吳恢為南海大守，欲殺青簡寫經書。《後漢書·吳祐傳》。周磐令二子：命終之日，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並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朱博召見功曹，與筆札，使自記奸臧。對以實，乃投刀使削所記。原陟欲助所知之喪，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可見大之詔令、奏議，小至尋常疏記，及寫經典者，無不惟簡牘之資。《漢書·趙充國傳》言：張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後漢書·劉盆子傳》言：臘日，樊崇等設樂大會。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鄉。《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韓馥至廁，以書刀自殺。則時人刀筆，無不隨身者。縑帛則為用頗希。《後書·和熹鄧皇后紀》云：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是帝王之家也。《竇融傳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孫章與融書，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則貴戚之家也。《潛夫論·淫侈篇》，訾巫者刻畫好繒，以書祝辭，佞神者於財物固匪所惜。《延篤傳》言：篤從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賢行狀》，言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典以廢箋記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三國·吳志·闞澤傳》：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皆可見紙之難得。張芝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書勢》。《後書·張奐傳注》引王愔《文字志》同。蓋亦以此也。《後書·宦者蔡倫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水經·耒水注》：肥川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順帝之世，搗故魚網為紙，用代縑素。案蔡洲，當在今湖南耒陽縣境。然《四體書勢》言：師宜官甚矜其能，每書輒削之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則漢末工書之家，其技仍施諸簡牘。《三國志·張既傳注》引《魏略》，言既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觀此及《後書·循吏傳》所記光武事，知簡牘亦未嘗不貴。紙之初興，價未必能甚賤，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廣也。 古欲傳諸久遠之文，輒鐫諸金石。至漢世猶然。《後漢書·蔡邕傳》：靈帝熹平四年，邕與五宮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䃅，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此以傳世之經典刻石，與秦刻石徒欲自誇耀者不同。正始中復刻三體石經，《後書·儒林傳》雲「為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乃誤以正始中事系之漢。又刻《典論》。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雖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為印刷術之遠源也。 第三節　儒家之學 漢代之顯學莫如儒，然儒家自為帝王所表章後，其學顧浸流於破碎，徒存形質，精意日漓，魏、晉以後，有思想者遂折而入於佛、老，此學術之一大變也。今先敘述其原流派別，及其風尚之變遷，然後進論其得失。 《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大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此漢代經師可考之最早者也。其後派別漸繁。據《漢書·儒林傳》：則《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孟喜、梁丘賀，皆田何三傳弟子。施氏復有張、張禹，本梁丘賀弟子，賀為少府，事多，使子臨將禹等從施讎問。彭，彭宣，施讎再傳弟子。孟氏復有翟、翟牧。白，白光。《漢書》雲「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蓋文有倒誤。梁丘復有士孫、士孫張。鄧、鄧彭祖。衡。衡咸，皆再傳。《書》有歐陽、伏生傳歐陽生。大、小夏侯，見下。歐陽復有平、平當。陳。小夏侯又有陳翁生，歐陽生六傳。大夏侯又有孔、許，孔霸。許商。再傳。鄭、張、秦、假、秦恭。假倉。李。鄭寬中。張無故。《魯李尋。皆再傳。(19)詩》有韋氏，又有張、唐、張長安。唐長賓。褚氏，韋玄成，再傳。褚少孫。皆張家復有許氏。《齊詩》有翼、匡、三傳。許晏，長安再傳。翼奉。匡衡。師、伏。師丹。伏理，與師丹皆匡衡弟子。《韓詩》有王、食、王吉。食子公，皆長孫。六傳。長孫順，吉弟子。《禮》有大、小戴、慶氏。大戴有徐見下。小戴有橋氏、氏。楊氏。橋仁。楊榮。《春秋》分為嚴、顏，顏氏徐良。復分為泠、任、管、冥。皆見下。既各自名家，則其說必有同異，今多不可考。然就遺說之存者觀之，其異同似尚無關大體也。至所謂古文經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經之事，見於《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景十三王傳》。《藝文志》所載：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句。此即《禮古經》。下記字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又云：「《論語》出孔子壁中。」又云：「《孝經》諸家所傳，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楚元王傳》載劉歆移大常博士日：「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20)《逸禮》有三十九，疑當作三十有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景十三王傳》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鼓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三說似相符會。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徙王魯，二十六年卒，《史記·五宗世家》。時在武帝元光五年，早於麟止者尚八年。《史記》言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下雲季年好音，則其好治宮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遠。《孔子世家》云：「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嘗先謁然後從政。」聲靈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壞其宅？孔子宅果見壞，史公安得不及？而《漢書》除此三處外，亦更無一語及之乎？其可疑一也。《孔子世家》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遷臨淮大守，早卒。《漢書·兒寬傳》：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百官公卿表》：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是安國為博士在元朔三年以前。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蠱禍作，亦已過五十。安得雲早卒？據崔適《史記探原》。崔氏又云：荀悅《漢紀》云：安國家獻之，此家字亦知安國之年不及天漢而增。案漢世博士之選，必年過五十，已見第一節。此法雖不知其起於何時，然武帝時，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其可疑二也。孔子冢大一頃，非宅大一頃也。一頃之地，而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蓋室不逮一畝矣。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論，而《漢志》言《書》凡百篇合《論語》、《孝經》，已百二十篇矣，簡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史記·六國表》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則知焚書之令，行之實不甚嚴。即謂甚嚴，亦無天下之書無不焚燒之理。《漢書·藝文志》所載之書，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雖有漢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遺為多。固非盡藏之屋壁，亦豈皆出於記誦？挾書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然漢高帝五年滅項羽至魯，已聞弦歌之音矣。見《儒林傳》。可見鄒、魯之間，弦誦實未嘗絕。即自孝惠四年上溯，距秦焚書，亦僅二十二歲。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為。更謂惟孔氏為之，而孔襄為惠帝博士，當孔氏藏書時，亦必已有知識，何至遷延不發，浸至失傳，而待共王於無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此尚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實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得古文經之事，《漢書》而外，又見於許慎之《說文解字序》，及《論衡》之《案書》、《正說》、《佚文》等篇。許《序》與班《書》略同。《論衡》多野言，無足深辯。或謂劉歆移大常博士，明言《書》、《禮》、《春秋》，臧於秘府，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斷非誣妄之辭？苟其誣罔，博士豈不能據事折之。殊不知漢人之於史事，多不審諦。試觀王充號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為野言可知。然則不徒劉歆不知核實，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當指其事之不實也。故漢世得古文經之事，以尋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談學術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學家所言傳授源流，亦多誕謾不中情實。夫師師相授，固必有其淵源，(21)然斷無久而不昧之理。前人記識，偶有疏舛，後人為之補正，亦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蓋漢時學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史記》所述八家，正是此類。乃群經傳授源流，見於《史記》及兩《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敘錄》者，大抵後詳於前，而其說又多不中情實。如《史記》言《易》，僅祖田何，而《漢書》則補出商瞿以下五傳，直接孔子。《史記》申公僅傳《詩》，《漢書》則兼傳《穀梁》，而瑕丘江公受焉。其述《古文尚書》，謂孔安國傳都尉朝，朝傳庸生，庸生傳胡常，胡常傳徐敖，徐敖傳王璜。夫胡常乃傳《穀梁》、《左氏》之人，徐敖則傳《毛詩》，王璜則傳費直《易》，何古文傳授，輾轉皆出此數人也？且《史記》僅言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不言其師為何人。下文又云：呂大後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絕不及楚元王。乃《漢書》謂申公與元王俱事浮丘伯，呂大後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業，然則身受學不竟，而使其子繼之邪？申公為漢名儒，《魯詩》早立學官，而其任意附會如此，他可知矣。《漢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自謂雲者，人不信之之辭，即毛公亦不知其為何如人也。乃鄭玄《詩譜》，謂毛公有大小二人。《後書·儒林傳》云：毛萇傳《詩》，萇大毛公邪？小毛公邪？《經典釋文》引陸璣云：卜商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趙人毛萇，何其言之歷歷也？今更綜合今古學，粗述其源流派別如下： 《詩》三家已亡，其說略見於清陳喬樅所輯《三家詩遺說考》。其中除翼氏五際之說，附會災異外，大義實無以異，惟《毛詩》為不同。《漢書·儒林傳》言：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賈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然則自賈延年以上，其信否實不可知也。《後書·儒林傳》言：謝曼卿善《毛詩》，乃為之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然則今之《毛詩詁訓傳》及《小序》，實成於衛曼卿、衛宏、馬融等數人之手也。 《書》之分裂較早。《漢書》兩《夏侯傳》言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採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疏略，不足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建之學蓋力求佐證之多，其大義，初未有以異於歐陽及大夏侯也。古文之學，托之孔安國，其不足信，已述於前。《漢書·儒林傳》言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官至臨淮大守。又言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蓋寬受《尚書》又受《詩》，孔安國且非今文《書》家，更無論其為古文也。《漢書·儒林傳》言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此即劉歆移大常博士所謂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者也。庸生之學，果出安國，劉歆無緣不知。不雲其為再傳弟子，而雲學與之同，可乎？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桑欽。賈逵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又《後書·杜林傳》云：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暗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一派之學，似即始於庸生，妄依附孔安國。杜林之學，則未必有何師承也。 《禮》之傳授，最為混茫。《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大守。」是漢世《禮》家，分為二派：徐生一派，僅能為容，而能通《禮經》之蕭奮，實不知其所祖也。然徐氏一派，亦非全不知《禮》，故《史記》又言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儒林傳》所云桓生，當即劉歆所謂魯國桓公其證。《漢書·儒林傳》云：孟卿事蕭奮，以授後倉。倉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其後二戴與後氏，並列於學官，見下。而曹褒父充，治慶氏禮，首創製禮之議，至褒卒成之。劉歆所立《逸禮》，無傳於後。至《周官》則本非《禮》類。《漢紀》言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奏以為《禮經》，置博士，然至後漢仍廢。賈公彥《序疏》引馬融《傳》，言「歆末年乃知其為周公致大平之跡。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當作傳。相證明為解。」《後漢書·鄭興傳》言其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逵亦作《周官解詁》。其後鄭玄出，乃稱《周官》為經禮，《儀禮》為曲禮焉。然經曲當如綱目之相附麗，而《周宮》之與《儀禮》，則固非同類之物也。 《易》亦早有異說。《漢書·儒林傳》言：田何於王同之外，復授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又云：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則周王孫、丁寬之學，已不盡純。然未聞其有大異。觀下文劉向之言可知。至孟喜而異說興。《儒林傳》言：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稱師田生死時，枕喜䣛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梅，安得且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雲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又言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史記·儒林傳》：田何傳王同，王同傳楊何。《漢書·儒林傳》：田何又傳丁寬。大誼略同，惟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案許慎《說文解字序》稱孟氏為古文，則孟氏之學，必非純于田何者也。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蓋皆無本之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不足信也。 今古文相爭之烈，莫如《春秋》。《史記·儒林傳》言：公孫弘頗受諸胡母生。董仲舒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案《漢書》作段仲。呂步舒。《漢書》則又有嬴公，授孟卿、眭孟。嚴彭祖、顏安樂，俱事眭孟。顏安樂授泠豐、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莞路。貢禹事贏公，成於眭孟，授棠溪惠。惠授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冥之學。此皆同出一原。《史記·儒林傳》言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可見胡母生之學，與仲舒亦相近也。江生之學，《史記》不言其所自來。《漢書》則云：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大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大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武五子傳》：少壯，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生受《穀梁》。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大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又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大明習。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大子大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又曰：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大子大傅，薦禹於宣帝。征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以《左氏》授王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方進傳》：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公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此先漢時《春秋》三家之情形也。至後漢，《左氏》與《公羊》之爭尤烈，詳見《後漢書·范升》、《陳元》、欽子。《賈逵傳》。案《漢書·楚元王傳》言：「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後漢書·鄭興傳》言：「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可見《左氏》之解經及其條例、章句，悉歆、興等所為。今《左氏》解經處甚少，條例亦不備，蓋撰而未成。故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也。《鄭興傳注》引《東觀記》云：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其說殆不足信。後漢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漢書·儒林傳贊》言：初《書》惟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大子大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劉歆移大常博士，亦僅言宣帝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言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則《大》、《小戴》似非宣帝所立。(22)陳元言宣帝為石渠之論而《穀梁》興。案石渠之論，亦見《漢書·劉向》及《韋玄成傳》。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范升言：《京氏》雖立，輒復見廢。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劉歆傳》：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大常博士責讓之。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案《平帝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事在前一年，云：是歲，莽奏起明堂、靈台、辟雍，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雲。蓋《莽傳》繫於其征之年，《平紀》記於其至之歲也。《儒林傳》言：孔安國以《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又傳《左氏》，授徐敖，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則本作論學，改諸者實誤。論學，即指記說廷中言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之立，(23)當在此時也。光武中興，《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後漢書·徐防傳儀》引《漢官儀》。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台。范升與歆及許淑等互相辨難。升退，復奏言之。陳元聞之，詣闕上疏。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大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立，論議歡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據《後漢書·逵傳》，事亦見《章帝紀》。案逵奏言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則《穀梁》當光武時亦嘗立榖學也。《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書》、《毛詩》、《梁春秋》各一人。《靈帝紀》：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梁春榖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當奪古文二字。靈帝熹平四年，立大學石經。盧植又上書，言《毛詩》、《左氏》、《周禮》宜置博士，未見聽。魏文帝黃初五年四月，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齊王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此兩漢三國諸經立學之大略也。 淺者一聞今古文之名，每謂其經文必有大異，其實不然。(24)《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榖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果如所言，文義豈復可解？鄭注《儀禮》，備詳今古文異字，不過位作立，義作誼之類，有關大義者安在？知《漢志》之雲，乃曲學既興後之讕言。《後漢書·劉陶傳》：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其後遂有行賂定蘭台漆書經字者。見《後漢書·蔡邕傳》、《宦者·呂強傳》、《儒林傳序》及《張馴傳》。斤斤於文字之末，乃東京一種風氣，其原則自西京末葉開之，西京中葉以前無是也。今古學之異，實不在經文而在經說，《六經》本相傳古籍，孔子取以立教，不過隨順時俗，因書見義，所重原不在其書。孔門之傳經者，亦以經為孔子口說所寓而重之，非重其經也。故漢儒引用，經傳每不立別。且徒讀《堯典》，有何意義？一讀《孟子·萬章上篇》，則禪讓之大義存焉。此篇與伏生之《書大傳》，《史記》之《五帝本紀》、《夏本紀》，互相出入，蓋同述孔門書說也。王魯，新周，故宋，《春秋》之大義存焉，既不見於經，亦不見於《公羊傳》，而《繁露》之《三代改制質文篇》著之，此口說可貴之驗。晁錯上書，言皇大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其說也，多誦讀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漢武帝言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兒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宜矣。口說皆師師相傳，非徒讀書可得。劉歆訾今文之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而不自知其蔽之正在於此。蓋口說雖出末師，而淵源有自。傳記雖出往古，而創通之者悉是今人，奮數人之私智，斷不能如積古相傳之義之精也。此今古學之優劣也。 然古學家之弊，實亦今學家有以開之。《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承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案《法言寡見》：「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案此乃史談之言，揚雄誤系之於遷。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劉歆訾「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此班《志》之言所本。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馮奉世年三十餘乃學《春秋》，兒寬帶經而，朱買臣儋束薪行且誦，並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之證。《漢志注》引桓譚《新論》，言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儒林傳》秦恭延君，學出小夏侯，增師法至百萬言，延君蓋即近君。可見繁碎之弊，(25)西京中葉已開。漢世論者，無不以此為患者。《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鯈樊鯈。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於是下大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事亦見《丁鴻》及《儒林·魏應》、《李育傳》。《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是石渠、虎觀，用意相同，皆為減省煩多也。《三國志·劉表傳注》引《英雄記》，言表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荀或傳注》引《或別傳》，亦言或說大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足見其情勢至漢末而猶未變。漢世諸儒，從事於刪定者亦多。如樊鯈刪定《公羊嚴氏章句》，世號樊侯學。張霸以其猶多繁辭，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桓榮受學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大》、《小大常章句》。楊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張奐師事大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其患之可謂深矣。然自宣帝以來，每一考論，輒增立異家，欲損反益，何哉？荀悅《申鑒》曰：「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博其方，約其說。」悅謂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違行，欲比而論之，謂必有可參者焉。因主備博士，廣大學。此乃漢人之公意。其於緯書，亦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此即劉歆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者也。學問愈研索愈精詳，所參證者愈多，則其門徑愈廣。今文諸師，大抵誦習成說，罕所發明。其善者，如韓嬰能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止矣。能稽合群經，觀其會通者卒鮮。此兼通五經之家，所以為世所貴。如王吉、龔舍、夏侯始昌等是。然學有通博，有雜博。通博者，能知其要領，得所會歸者也。雜博者則徒能多識以炫耀流俗而已。漢世儒生，為後人所宗者，莫如鄭玄，其著書可謂極多，而其支離滅裂亦最甚，即可見一時風氣，騖於雜博。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鄙儒之博學，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治學》。其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夫為人之學，則何所不至？《後漢書·徐防傳》載防上疏曰：「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此以意說，非有獨見，特《後漢書·儒林傳》所謂「章句漸疏，專以浮華相尚」者耳。學而徒以炫耀流俗為務，其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也。《三國·蜀志·尹默傳》云：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此亦當時學者章句漸疏之一證。口給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見？漢世論學，每多廷辯以決是非， (26)益使學者務於徇外。《漢書·朱雲傳》云：「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易》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年十六，舉明經，征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猶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此等徒聳觀聽之舉，可以論學乎？《後漢書·魯恭傳》：恭弟丕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榮傳》：「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足見不御人以口給者少矣。高貴鄉公幸大學，問諸儒，其辭備載於《三國志·本紀》，蓋以為美談，然其精義安在？學術固未聞可以築室道謀者也。《後漢書·袁安傳》：子京，習《盂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儒林傳》：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鄭玄傳》：玄乃發墨守，膏盲，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蓋著書者亦頗以攻伐為務矣。為學者誠不宜豫存致用之心，然此特謂其用較遠，不當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學問未有無用者，果無用，必非真學問，未有不為世所厭棄者也。先秦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學必以能淑世為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其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義專斷不請。許商以治《尚書》，善為算，舉治河。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廢，群臣皆下獄。使者責問：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以三百五篇諫。」按龔遂諫王，亦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儒林傳》。則式之對，非苟免之辭也。此今學真傳，無不切於人事之證。《禹貢》治河，似近疏闊，然經文雖不足用，傳說未嘗不可備舉山川形勢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義存於傳說不在本文之一證。即古學之興，亦未嘗不如此。《漢書·藝文志》言：《樂》、《詩》、《禮》、《書》、《春秋》，「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又論九流之學，謂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此誠足以開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後，今古兩家，皆流於瑣碎，有形質而無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於佛老者？則其徒之嘩世取寵實為之。而儒生之徒務嘩世取寵，則由利祿之途既開，競懷苟得之計；抑貴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飽食煖衣，輕淺寡慮，不復能深思力學，抑多輕俊自喜，徒欲誇耀流俗故也。然則儒學之見尊崇，未嘗非儒學之不幸矣。 第四節　百家之學 百家二字有兩義：(27)一《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為小說一家之學。一大史公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五帝本紀贊》。《漢書》稱孝武帝罷黜百家；《本紀贊》。此該儒家以外諸家言之也。近今論者，多謂自漢武帝以後，百家之學日就式微，謂學術之盛昌，由於時君之獎厲；時君之獎厲，由於國勢之阽危；故自嬴秦統一，競爭絕而學術遂衰，此言似是而實非。(28)《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無秦、漢人著述；《兵書略》中《兵陰陽家》及《數術略》、《方技略》各四家，有無秦、漢人著述不明；餘率皆有，或頗多。抑先秦之學，所以異於後世者為專門。專門之學，弟子率皆誦述其師之言，無甚出入。試觀賈誼陳政事，多襲《大戴》之言，晁錯言兵事，或同《管子》之說《參患》。可知。然則即謂諸家中皆無秦、漢人之書，而能傳先秦之書，即是能傳先秦之學矣。況其傳授及好尚，見於《史》、《漢》、《三國志》者，尚章章不可誣邪？ 漢初以道家之學著者為蓋公，史稱其善治黃、老言；《史記·曹相國世家》。次則陳丞相，史稱其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此皆出於漢初，其必為先秦傳授無疑。此外：《田叔傳》稱其學黃、老術於樂鉅公所，《大史公自序》言其父談習道論於黃子，皆明著授受源流。《晁錯傳》：鄧公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張釋之傳》：王生善為黃、老言。《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汲鄭列傳》：黯學黃、老之言，莊好黃、老之言。《外戚世家》言竇大後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大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漢書》作老子書，無黃帝字，蓋傳寫奪漏。尊其術。《魏其武安列傳》言竇大後好黃、老言。《儒林傳》言竇大後好黃、老之術。又雲竇大後好老子書。《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曾孫德，少修黃、老術。《楊王孫傳》云：學黃、老之術。《王貢兩龔鮑傳》言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月閱數人，得百錢足自給，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敘傳》言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後漢書·耿弇傳》：父況，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又云：弇少好學，習父業，則弇亦當通《老子》。《任光傳》：子隗，少好黃、老。《鄭均傳》：少好黃、老書。《楊厚傳》：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樊宏傳》：族曾孫准，父瑞，好黃、老言。《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翟酺傳》：酺好《老子》。《馬融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蔡邕傅》：六世祖勛，好黃、老。《酷吏傳》：樊曄子融好黃、老。《方術傳》：折像好黃、老言。《逸民傳》：向長通《老》、《易》。高恢少好《老子》。見《梁鴻傳》。矯慎少學黃、老。《三國·吳志·虞翻傳》：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又《魏志·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言劉先尤好黃、老言。此皆正始以前，好道家言者具見於史者也。雖不皆言其傳授，然如楊厚者，門生著錄至三千人，則其多有傳授可知矣。又有史不明言其學術，然觀其言行，即可知其宗尚者。如朱穆，史不言其學《老子》，然所作《崇厚論》，申貴道德賤仁義之旨，又明引老氏之經；周舉子勰，史亦不言其學《老子》，而言其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是也。此等若細加句考，恐尚不止此一兩人也。 陰陽家之傳，見於列傳者：《漢書·嚴安傳》載其上書引鄒子之言。又《公孫賀傳》：祖父昆邪，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五行志》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傅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又曰：「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昌，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眭弘等傳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案陰陽五行之說，原出明堂，儒家與陰陽家同祖焉。故賈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說皆與陰陽家言相出入。然漢世通學之風既開，儒者多務左右採獲，安必不及於異家？然則諸儒之言陰陽者，或兼有取於陰陽家言，未可知也。《成帝紀》：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唐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蓋漢自中葉以後，陰陽家之說，浸以盛行矣。惜多務於虛文，能言大改革者卒少耳。魏相好奉行故事，而亦好言陰陽，其明證也。 《史記·張叔傳》云：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大子。《儒林傳》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先，《漢書》作生，蓋傳鈔者所改。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劉禮，《漢書》作劉帶。《自序》曰：晁錯明申、商。蓋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則夙受此學，故文帝於晁錯，雖未大用，頗聽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漢書·東方朔傳》云：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未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之書，《藝文志》在雜家，雜家之學，兼儒、墨，合名、法，朔安足以語此？正所謂漫羨而無所歸心者耳。《漢志》蓋特因其書無所隸屬，而入諸雜家，非謂其能通雜家之學也。不通雜家之學，而能為商鞅、韓非之語，正當於法家之書，略嘗誦習耳。《後漢書·酷吏傳》：周紆好韓非之術，陽球好申、韓之學，皆當有所受之也。 《史記·酷吏傳》云：邊通學長短，《漢書·張湯傳》作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案古以辭之多少，或其所言之大小，分簡策之短長。遊說者固須抵掌陳辭，亦須談言微中；固當熟於民生國計，亦或兼及閭里聞；短長之書，實所兼習，遂以名其學耳。《主父偃傳》：學長短縱橫之術，則兼術與其所習之書以為名也。縱橫之學，漢初最為風行。隨何、酈食其、陸賈、劉敬、蒯通、安其生、田生、曹丘生，固當有所受之。說張耳、陳余之廝養卒，說項羽之外黃舍人兒，似乎天資特高，無所承受。然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本不如治章句者之必須下帷咕嘩，亦安知其無所受之邪？一統以後，此學稍衰，然王先生、公孫玃等，亦其類。見《漢書·鄒陽傳》。武帝賜嚴助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則助亦能通縱橫之學也。(29) 雜家之學，見於列傳者，有武安侯。《史記》云：學《槃盂》諸書，《漢書》同。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 兵法傳授，見於列傳者頗多。《史記·留侯世家》言其受一編書於下邳圯上老父，旦日，視其書，乃《大公兵法》也，其言誠涉荒怪。下文又言良數以《大公兵法》說沛公，似亦誕謾不足信。然《藝文志》言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則良必通兵法可知。謂其受諸下邳老父，誕，其學必有所受之，則可知也。《漢書·馮奉世傳》云：讀《兵法》，明習。《宣元六王傳》：朱博遺淮陽憲王書曰：「聞齊有駟先生，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才也。」《後漢書·耿弇傳》：弇弟子秉，能說《司馬兵法》。《竇融傳》：融弟子固，喜兵法。《馮緄傳》：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左雄傳注》引謝承書，言徐淑善誦《大公六韜》。《孔融傳》：曹操與融書，言融盛嘆郗慮明《司馬法》。《三國·魏志·賈逵傳》：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口授《兵法》數萬言。《魏志·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言大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吳志·孫權傳注》引《吳錄》：言沈友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建安九年。《朱治傳注》引《吳書》，言治子才學兵法。此皆當有授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言孫權謂蒙及蔣欽：宜急讀《孫子》、《六韜》，《蜀志·先主傳》引《諸葛亮集》，載其遺詔敕後主：間暇略觀《六韜》，此自與經生咕嘩有異，然專門之學，非有授受不能通，恐亦不容不迎師請益也。魏武帝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紀》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書》。王昶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諸葛亮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皆見本傳。蓋亦因舊法而引伸之也。連弩、木牛流馬，疑原出兵技巧家。 秦、漢之世，百家之學，見於《史》、《漢》、《三國志》紀、傳者如此，合《漢志》所載之書觀之，諸學之未嘗廢絕；彌可見矣。安得謂一經漢武之表章罷黜，而百家之學，遂微不足道邪？ 博士一官，為學術之所系，初亦不專於儒。秦世有名家黃公為博士，又有占夢博士，已見第二章第三節。孔甲為陳涉博士，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固屬儒家。然《史記·屈賈列傳》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而文帝召以為博士。今觀生所作《鵬鳥賦》引禍福倚伏，《陳政事疏》引黃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又引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則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則陰陽家言；則信乎其於諸子百家之書，多所通曉也。《晁錯傳》云：大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大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曾受《尚書》與否，事殊可疑。即謂其說可信，而就錯之言行觀之，殊未見其服膺儒術，必於張先所得深，於伏生所得淺矣。至公孫臣亦被召為博士，《史記·本紀》、《封禪書》、《張丞相列傳》，《漢書·郊祀志》、《張蒼列傳》皆同。則更與儒學無涉。《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儒林傳》：毛公、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百官公卿表》言漢初王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則列國皆有博士，河間而外，鮮或崇儒，此亦博士不專於儒之一證。劉歆移大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趙岐《孟子題辭》言：「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則經學之漸重，蓋自文帝以來。《史記·循吏傳》云：公儀休為魯博士，似是儒家。然《漢書·賈山傳》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純儒，則祛之非純儒可知。近人錢穆云：《五經異義》云：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蓋即稷下先生。見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案《史記·田齊世家》言：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相與往見；而諸書多言博士七十餘人，蓋其制實昉自齊。錢氏言稷下諸生姓名顯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接子、宋鈃、尹文、鄒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則凡有學問者皆可為博士，乃戰國以來相承之法，至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而始一變也。《史記·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一似無不治《春秋》之學者，蓋古人於此等處，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紀實之辭，不足信也。然則自孝景以前，諸子之學，未嘗不平流而進，而何以其興盛卒不逮儒家邪？則知學術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實與社會風尚之關係深，而與國家政令之關係淺矣。說見第五章第二節。 秦、漢人之著述，多已無傳於後。就其存者而觀之，凡可分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賈誼、董仲舒、揚雄、劉向、歆、桓譚之徒是也。賈生學最博通，讀《新書》可見。董生專於儒家，規模之恢廓，不逮賈生，然亦極通貫。揚子云及劉子政、子駿父子，皆極博洽，而能為深沈之思，則子云、子駿似更勝。桓君山，宋弘稱其殫見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亦東京第一流人物也。持論能核實者次之，如王充是也。(30)充最為近人所稱道，幾以為千古一人，此過於其實。充之論，蓋上承名法家之餘緒，凡名法家之持論，固多能核實，試三復《韓非》可知。其專重物質，則形法家之見也。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後漢書·儒林傳》言：趙曄著《詩細》，蔡邕讀而嘆息，以為勝於《論衡》。亦通人，所賞鑒必不妄。《論衡·訂妖篇》列時人之說凡八，第八說實與充同，而前七說亦多饒理致，未必短於充。知當時見解與充相類者，尚不乏人，特其說無傳於後耳。雖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後漢書·融傳》：路粹奏融曰：「與禰衡跌盪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三國志》融事附《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載大祖令曰：「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此等見解，在當日似不易得，然特激於流俗之拘墟，敢於立異而已。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養，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難解也。大抵當時之士，騖心玄遠者，多好言哲學，欲窺見宇宙萬物之本原。此觀《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劉歆、桓譚之說，已見《漢書·雄傳》，即班氏亦備致推崇。《後漢書·張衡傳》：衡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大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衡欲說《彖》、《象》殘缺者不能就，而著《靈憲》等篇，其學問途轍，實與雄同也。《三國·魏志·王肅傳》：年十八，從宋忠讀《大玄》，更為之解。《吳志·陸續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評》稱其於揚《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嚴周。又陸凱好《大玄》，論演其意以筮。又《魏志·王粲傳》：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輿經》，皆好據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學者也。而邕其切於實際者則仍以儒、法二家為盛。(31)儒家為時顯學，眾所共知。法家似較式微，實則明察之上，才智之臣，無不陰用之者。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見第六章第一節。胡廣言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亦即宣帝之說。足見一朝治法，為閒於掌故者所共知。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用霸政」，亦此意也。《史記·六國表》曰：「傳曰法後王，何也？為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張釋之補謁者，朝畢，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此即法後王之說。張敞謂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詳見第―節。亦此意也。桑弘羊實非聚斂之臣，深通名法之學，已見第十八章第五節。桓寬不袒法學，而亦稱弘羊博學通達，足見其學自不可誣。見《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考功課吏之法，蓋出於焦延壽，而京房傳之，至劉劭等猶承其緒，亦已見第六章第一節、第十八章第四節。王符、仲長統、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讀之，猶虎虎有生氣。魏武帝與孔融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此非徒相脅迫之言。《三國·魏志》載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立功興國者也。」此實法家之精義。陳壽稱其攬申、商之法術，信不誣矣。諸葛亮尤以任法稱。張裔稱其「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而陳壽稱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國，固有其由。不特此也，《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志。則凡嘗歷艱難之主，無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時者矣，亦時勢使然也。專制之世，官吏之與人民，利害實正相反。君主則調停於其間，使其不畸重輕，以至決裂。其要在於嚴以察吏，寬以馭民。法家之學，兼苞法、術二端。法以驅策其民，術以督責其吏。秦始皇帝既並天下，法家之學，宜退舍矣，而執持不變，卒以召亡。自漢初至於文、景清淨不擾之治，及夫元帝以後務存寬恤之政，皆所謂寬以馭民；而如漢宣帝、後漢世祖、顯宗、魏武帝、諸葛武侯之所為，則所謂嚴以察吏者也。諸學稍微，而儒法見任，固事勢使然，不容以淺見訾議矣。 第五節　史學 史籍之原有二：一為史官所記，一則私家傳述也。《史記·六國表》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32)此周室二字，當苞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王室能備藏列國之史籍也。然則秦記以外，列國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諸一炬矣。秦時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漢則司馬談、遷父子相繼居其職。《漢書·司馬遷傳注》：如淳曰：《漢儀注》：大史公，(33)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大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大史公，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大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史記·孝武本紀集解》：韋昭曰：《史記》稱遷為大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虞喜《志林》雲，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僚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二名當起於此。桓譚《新論》以為大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上。楊惲繼此而稱。又《自序·集解》引臣瓚曰：《茂陸中書》司馬談以大史丞為大史令。《索隱》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記天事，故其職甚尊，此理所可有。官屬稱謂，即當時口語，據以成文，亦當時史籍通例。虞喜之說，似最允當。《漢表》記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漢初曾遣御史監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百官志》：大史令僅六百石，而《自序·索隱》引《漢舊儀》云：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據也。據《續漢書·百官志》，大史令之職，實以天文為重，然其所藏圖籍極多。《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孚來朝，上疏求諸子、大史公書。王鳳言：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案談、遷之書無地理志，則鳳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書，而非《藝文志》所著錄之《大史公書》也。《大史公自序》言為大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史記》正鳳所謂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金匱石室之書，則鳳所謂天官災異，地形阨塞者也。惟著述別是一事。談、遷有作，乃其私家之業，而非當官之職也。繼談、遷而序事者，或奉詔為之，如劉、劉毅、劉珍、李尤、，臨邑侯復之子，復，齊武王之孫也。復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大後詔毅及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事見《後漢書·齊武王傳》。《張衡傳》：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固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拾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宣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珍及李尤，並見《文苑傳》。《珍傳》云：永寧元年，大後詔珍與作建武已來名臣傳。《尤傳》云：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俱撰漢記。盧植、馬日䃅、蔡邕、楊彪、韓說、《後漢書·盧植傳》：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䃅、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傳》：召補郎，校書東觀。光和元年，徙朔方。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楊終等是。《後漢書》本傳云：受詔刪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華陽國志·先賢仕女總贊》云：明帝時，與班固、賈逵並為校書郎，刪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案此指後來所記，非談遷之書。亦有私家發憤為之者，則如馮商、班彪是也。見下。《三國·蜀志·後主傳平》云：「國不置史，(34)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不書。」然景耀元年，又書「史官言景星見」。蓋其史職，亦重天文，而闊於註記耳。吳有左、右國史，薛瑩、華核為之，皆見《吳志》本傳。又《韋曜傳》：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大史令，撰《吳書》。華核、薛瑩等皆參與其事。則非專重天象者矣。 註記之職，漢世亦有之。《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自撰顯宗起居注是也。《馬援傳》：援兄子嚴，永平十五年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註記。《和熹鄧皇后紀》：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大後多德政，欲令早有註記，上書安帝，言漢之舊典，世有註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帝從之，則亦事後然後從事於裒輯也。 註記撰述，既由於官，遂不免於忌諱回護，而秉筆者或且因之而獲禍焉。《後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馬日䃅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此事亦見謝承書，《三國志·董卓傳注》引之。裴松之謂邕情必不黨；縱復令然，不應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固也。然時必有以馬遷之作為謗書者，(35)後人乃有此附會之辭。《後書注》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義士也。」《三國志·王肅傳》：明帝問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可見當時多有此說。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裴松之亦曰：「遷但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班彪豈不知新末起兵，假託劉氏者，但為愚人習識姓號，乃以姻婭之故，強謂漢承堯後，必當復興，豈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詆司馬氏。烏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漢，愈於孝子慈孫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為庶人。馬後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劉瑜上書陳事，譏切中官，竇武引為侍中。武敗，瑜被誅，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魏明帝詔收黃初中諸奏陳思王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蓋枉史事以順一人一家之好惡久矣，豈不哀哉！荀悅《申鑒》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惡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議未行耳，使其行之，黨同伐異，惡直醜正之禍，又可勝道哉？ 古史皆國自為紀。公卿大夫所稱述，農夫野老之流傳，亦皆散無友紀。及談、遷有作，乃舉古事之可記者，下逮當世，悉網羅之於一編，誠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義有二：萃古今之事於一編，此通乎時者也。合萬邦之事於一簡，此通諸地者也。自古所謂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為限。當談、遷之時，所知之世界，固盡於其書之所著，則謂其書為當時之世界史可也。其創製之功，亦偉矣哉！遷書之作；班氏父子謂其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36)接其後事。據《漢書·遷傳贊》及《後漢書·彪傳》彪論《史記》之語。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錄舊書，例不改其辭句，如《漢書·陳勝列傳》仍《史記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驗也。遷書所述之事，雖與《左》、《國》或同，而其辭絕異，安得謂其曾見《左》、《國》？又其所述，與今《戰國策》，亦有異同，《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跡，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雲大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案此論甚通。則其所見者，亦非今之《戰國策》也。《漢書·遷傳贊》但云「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不雲誰撰；而《後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蓋妄人所改，非彪之舊。今就遷書而剖析之，其所據者蓋有五：(37)《春秋》，一也；《尚書》，其較後者曰語，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記。《春秋》為記事之史，《尚書》為記言之史。由記言推廣之而及於記行，則成今之《國語》矣。《左氏》是否據《國語》纂輯姑措弗論，要其為書，必與《國語》同類，則無疑也。《史記》列傳，即原於語。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稱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孝文本紀》述大臣誅諸呂，謀立代王曰：「事在《呂后語》中」是也。《蕭相國世家》述呂后與何謀誅韓信曰「語在淮陰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鴻門之危曰「語在項羽事中」，語、事二字，必淺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職。經子之類，四也。身所聞見，五也。遷所據之書，雖不可知，其種類固猶可推見也。繼談、遷之後者：《漢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大史公》七篇。《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已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世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則云：「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徇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此可見新室美政，為彪父子刊落殆盡，而今《漢書》述新室事，絕不足信也，可謂穢史矣。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諸家行事，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已見上。史岑見本集人物篇。晉馮、段肅見《後書·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據浦起龍《通釋》。然知幾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人有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探續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斷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見《後書·列女傳》，云：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云：《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其後則謝承作《後漢書》，見《三國·吳志·吳本權謝夫人傳》。王化作《蜀書》，《華陽國志·後賢志》：王化，字伯遠，廣漢郪人也。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其書與陳壽頗不同。韋曜著《吳書》，見前。曜得罪後，華核上疏救之，曰：《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又《吳志·步騭傳》：周昭與韋曜、薛瑩、華核共述《吳書》。斷代之體益盛。 漢人頗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譏司馬遷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張衡條上遷、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有曰：「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並錄。」又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韋曜因獄吏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誣，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採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此書與劉歆之《世經》，可並稱為年代學之嚆矢也。譙周作《古史考》：《晉書·司馬彪傳》曰：「周以《史記》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案自西京末葉，考證之學漸興，故多不滿前人所為者。然意存考證而其術未精，則其所去取，不免失當，轉不如博採或直錄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後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書》為據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在當時，則如譙周等，皆可謂能用心於古史者矣。漢人所作古史，存於今者，又有趙曄之《吳越春秋》，袁康之《越絕書》，皆以傳述之辭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寶，轉在徒摭拾書傳者之上也。 述當代史實者：《漢志》所載：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漢春秋》九篇。《注》云：陸賈所記。《大古以來年紀》二篇，蓋自大古至當代，故著之《大史公書》後。《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漢大年紀》五篇，蓋專記漢世年代者也。《漢書·高帝紀》云：「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陸賈造《新語》。」《史記·陸賈傳》曰：「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知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夫既不知文學，安能遠鑑古初？陸生所述，雖或遠及古國，必以當世行事為多也。《後漢書·應奉傳》云：「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注》引袁山崧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子劭，又集解《漢書》。《荀悅傳》：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此並因前賢以成書，要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當代掌故者，當以蔡邕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歷》第一，《禮》第二，《樂》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車服》第六，見《後書》本傳《注》引《邕別傳》。又《續書·律曆志注》載邕戍邊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又言：「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並書章左。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其志亦可謂勤矣。今所傳司馬彪之《律曆志》，仍本於邕。《禮儀》、《天文》二志，原出於邕，《禮儀志》譙周改定，《天文志》則周所續成，見《注》引謝沈書。《應奉傳》又云：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象贊，子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孔休有《季漢輔臣贊》，陳術著《益部耆舊傳》，《三國·蜀志·李撰傳》。皆網羅當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行跡，以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此則專為一人表章者也。然觀邕之言，則知阿私所好之弊，由來已久矣。 《漢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後人因謂漢人尚不知重視史籍，非也。《漢書·楊惲傳》：戴長樂告惲，謂惲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38)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雲「惲始讀外祖《大史公記》，頗為春秋」，此兩春秋字，蓋皆泛指史籍言之，則張說實是。觀陸賈著書稱《楚漢春秋》可證。時人言史，蓋分《書》與《春秋》為二科。(39)司馬遷言《書》長於政，《春秋》長於治人。述其父談之言曰「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大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當世之事之遜辭，其意則亦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為「天下儀表」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則《尚書》之科也。又有臨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詔尚書奏文帝時薄昭故事，和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事見《漢書·元後傳》、《後漢書·章帝八王傳》。《三固·吳志·孫權傳》：嘉禾元年《注》引《江表傳》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於鄷、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鄷，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鄷」，此等，其視史籍，皆如後人之視成案也。然則《漢志》著《大史公書》於春秋家，乃當時之人視史籍流別如此，安有重經輕史之意乎？然此特學者之見，至流俗，則於記行事之書，通稱為史記。《漢書·五行志》引史記成公十六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云云。顏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齊召南曰：「單襄公見晉厲公，《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下文尚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案顏說固非，齊說亦未為是。下文又云：「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國語》，亦與《大史公書》不同，足見史記二字，為史籍通稱，特以當時史籍少，故《大史公書》遂冒其一類書之總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學者：司馬朗父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三國志·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張裔博涉《史》、《漢》。孟光銳意三史。尹默皆通諸經史。皆見《三國·蜀志》本傳。《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殿本考證》云：「三史，元本作三略。」孫權欲其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見《吳志登傳》，亦見《昭傳》。合此及馬融受《漢書》於班昭之事觀之，知當時史學，亦有傳授，(40)如經生之業。此士大夫之受學者。若孫權謂呂蒙、蔣欽，自言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欲使蒙、欽亦讀之。《呂蒙傳注》引《江表傳》。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41)往往論說，不失其指。此則所謂開卷有益，亦如治經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輕事，古人積習甚深。故雖愛好史籍，而於史事初不知求實。(42)《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大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大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時人於古事，率多如此。魏明帝問司馬遷於王肅。見上。肅對曰：「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時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及華核疏救韋曜，則曰「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皆設辭以悟主，非其實也。言史事如此，述當世之事亦然。《漢書·東方朔傳贊》言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朱雲傳贊》言世稱朱雲多過其實。《韋賢傳》言韋孟《諷諫》，乃其子孫所為，可謂頗知核實。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觀本書辨正諸端，亦可見其大略。《後漢書·馬援傳》云：「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閒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大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朱雲、東方朔等之見附會，皆善談說如援者之為之也。 (43)然時人頗好講史法。張衡欲作元後本紀，及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即其一端。韋曜撰《吳書》，執以孫和不登帝位，不肯順皓意作紀，亦其事也。裴松之譏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見《魏武帝紀》建安五年及《陳泰傳注》。則重文辭而輕史實者，亦自漢、魏間始矣。 第六節　文學美術 凡文字，必能與口語相合，而其用乃弘。此非古寡辭協音之文所能也。秦、漢繼春秋、戰國之後，為散文極盛之時。然其時之人，所視為文之美者，乃為多用奇字，造句整齊，音調和緩，敷陳侈靡，於是辭賦之學盛，而散文亦稍趨於駢偶矣。 西京初葉，所謂文學者，尚不專指文辭。《漢書·嚴助傳》：「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藝文志》作聊蒼。從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終軍、嚴蔥奇等，《藝文志》作莊忽奇，蓋避明帝諱改。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諸人中除朔、皋外，固皆有實學者也。然因如朔、皋者亦廁其中，遂為世所輕視矣。《王褒傳》：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其後大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大子宮虞侍大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復歸。辭賦之用如此，此人之所以輕之也。《揚雄傳》：「雄以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此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而不為。」夫說而不繹，聽者之過，勸而不止，誦者之失，以此為風，安能與古詩同義？雄又稱東方朔為滑稽之雄。「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蓋小人志在衣食之流，尚不足語於患得患失之鄙夫，視淳于髡、優孟之流遠矣。《鹽鐵論·褒賢篇》：大夫曰：「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44)夫文學貴乎以情相感。有悲天閔人之心而未能喻諸人者多矣，徒為飽食暖衣之計，而欲使人感動興起，不亦難乎？此等人在漢世，其進用亦僅恃人主之好尚。司馬相如以訾為郎，為武騎常侍，事孝景帝。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後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得召。鄉使相如不遇梁王、武帝，則亦終老牖下耳。當時君貴人，好文學者殊不多，僅漢武、宣、梁孝王、淮南王安、東漢靈帝、魏文帝等數人。魏明帝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征善屬文者以充之，此亦猶漢靈帝之鴻都門學，然其規模不如前人之弘遠矣。陳思王等非必不好士，然其力又不足以養士也。故士之以此自業者尚少也。富饒之地，士亦有樂於事此者，然亦浮薄者多，如第十三章第五節引《漢書·地理志》言吳、蜀之俗是已。 漢世文字，去口語尚不甚遠，觀《史記》可知。《漢書》辭句，率較《史記》為簡。後人以為班氏有意為之，非也。古人輯錄舊文，例不改其辭句。《漢書·陳涉傳》於《史記》至今血食之文，尚未刊落，何暇校計虛字？蓋《史記》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漢書》之廣，其經傳鈔之次數，即不如《漢書》之多。(45)昔人讀書，不斤斤於字句，傳鈔時無謂之虛字，率加刪節，鈔胥尤甚，故《漢書》之虛字，較《史記》減少也。然今《史記》雖較《漢書》為繁，而視《史通·點煩篇》所引則已省，可見今之《史記》，亦為累經刪削之餘。此恐非獨《史》、《漢》為然，一切古書，莫不如是。此可見東周、秦、漢之散文，與語言殊近，其通曉必甚易。王平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以此。蔡邕當時之為辭賦者曰：「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可見辭賦之家亦未嘗不隨俗。漢武、宣之流，豈真能通乎文學？而亦若好尚存焉者，正以是時之文學，尚易通曉故耳。班昭、蔡琰，固天挺異才，馬倫、皇甫規妻等，人訾亦能出言有章，則亦以其時之文字尚不甚艱深也。四人並見《後漢書·列女傳》。順烈梁皇后、安帝所生母左姬視此，見第一節。 崇尚文辭之風氣，蓋始於漢、魏之間。(46)隋李諤謂魏之三祖，更尚文詞，競逞文華，遂成風俗是也。《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嘆。與素所敬者大理王郎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然則其好文辭，乃欲徼幸於後世不可知之名，與夫悲天閔人，不能自已而有言者，異其趣矣。宜其崇尚文辭之風日盛，而文學反以陵夷也。《王粲傳》云：「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場、東平劉楨，並見友善。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案七人謂粲等加一孔融，文帝《典論》以之並舉，後人稱為建安七子者也。《傳》又云：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瑀子籍：才藻艷逸。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皆崇尚文辭之風氣中一時之佼佼者也。陳壽《上諸葛氏集表》曰「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當時重文輕實之風，亦可見矣。 詩歌之體，恆隨音樂而變，故欲知一時代之詩歌者，必先知其時之音樂。秦、漢詩、樂，蓋亦一新舊交替之會也。《漢書·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眼虔曰：高帝姬也。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雲。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主出武德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王氏。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案貢禹言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則當時富貴之家，皆有家樂。參看第十五章第二節。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雲。《王褒傳》云：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何武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藝文志》有《雅琴趙氏》七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又有雅琴師氏》八篇。《注》云：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後漢書·儒林傳》：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三國志·杜夔傳》云：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後表子琮降大祖，大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製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統觀秦、漢之事，則古雅樂傳授非無其人，特人心之好尚已移，故終不如鄭聲之盛耳。詩歌之體，五言蓋即三百篇之變，樂府則依新聲而作者也。五言未嘗不朴茂有致，然不如樂府之有生氣矣。 與眾樂樂，莫如角牴。其原起，已見第十八章第六節。《史記·大宛傳》言：安息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則武帝時角牴之戲，已雜以西域眩人之技矣。《漢書·西域傳贊》曰：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牴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蓋都盧國人善為此技。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麟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可以見其概矣。宣帝時，烏孫使來迎少主，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牴設樂而遣之。元帝初元五年，以貢禹言罷角牴。案王吉亦言去角牴，減樂府，見本傳。然後漢饗遣衛士，仍觀以角牴。見《續漢書·禮儀志》。順帝漢安二年，立兜樓儲單于，詔大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牴百戲。見《後漢書·南匈奴傳》。而賀正宴饗，亦行魚龍曼延於德陽殿中。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續書·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其侈如此，宜乎遷、固等之深譏之也。《後漢書·安帝紀》：延平元年十二月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 書法成為美術，已見第一節。圖畫則專於人物，多畫古今名人象。有意存法戒者，臧洪答陳琳書曰：「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成帝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漢書·敘傳》。是也。有侈其奇蹟者，廣川殿門畫成慶短衣大袴長劍是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有徒以為美觀者，宋弘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光武數顧視之是也。其畫當代人物，有以其功德者，如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後漢畫列將於雲台。桓帝征姜肱不至，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是也。有以示勸懲者，應劭《漢官》謂河南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是也。《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注》引。有以備掌故者，應奉為司隸，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象贊是也。人有聲名，為時所慕，圖其形者，尤不可勝計。亦有畫神仙鬼怪之屬者，梁冀大起第舍，圖以雲氣仙靈是已。又能刻木為人象。《三國志·王朗傳注》引《朗家傳》，言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象，與大禹同廟是也。漢畫之存於今者，有武梁祠石刻等，可以見其大概。 第七節　自然科學 秦、漢之世，自然科學，以天文曆法為最盛。據《漢書·律曆志》：古代所傳，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秦以十月為正。漢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張蒼傳贊》：張蒼好律歷，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顓頊曆，何哉？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以七年為元年。遂詔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大初歷。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與鄧平所治同。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大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大史丞。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上書，言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四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台，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大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大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壽王歷，乃大史官殷歷也。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得三統曆及諩，即《漢志》所本也。後漢光武建武八年，中大仆朱浮、大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上以天下初定，未皇考正。至章帝元和二年，乃下詔改行四分曆焉。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日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蔡邕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漢名臣奏》同。後漢時張衡善術學。安帝征拜郎中。再遷為大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靈憲》見《續書·天文志注》中。《後書注》云：「衡集無《算罔論》，蓋網落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大史令。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丈。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征。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焉。 正朔之議，魏世又一紛更。《三國志·文帝紀》：黃初元年《注》引《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為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則魏初之不改正朔，乃辛毗之議也。《明帝紀》：景初元年正月，山茌縣今山東長清縣東北。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守、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注》引《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於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遊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詔曰：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則此舉實出帝獨斷也。《齊王紀》：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背棄天下。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得天。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馬後十二月。」案歲之始終，宜與農時相合，孔子所以主行夏之時者以此。通三統別是一義。敬授民時，既不能無從夏正，多此紛擾，亦奚以為？秦、漢之世，猶有此等空論，後世迷信既澹，遂無複議此者矣。 地理圖籍，頗為詳備。《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長廣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於欽《齊乘》：高密縣有都濼者，《水經注》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代郡班氏縣，秦地圖書班氏。此語當有訛誤。則秦代地圖，漢世猶有存者。蕭何入關所收，當即此類。《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岑彭傳注》引《續漢書》：辛臣為田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馬援傳》：援為書與隗囂將楊廣曰：「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此皆天下之總圖。《史記·三王世家》：請令史官御史奉地圖。《漢書·王莽傳》：莽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群臣議封皇子曰：「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漢書·溝洫志》：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准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淮南王安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所據者蓋即此等圖。安諫伐閩越曰：「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蓋其比例小，故不能詳備也。其臨時所畫以備行軍之用者：李陵伐匈奴，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桑弘羊請田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漢書·西域傳》。趙充國言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李徇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張松等畫地圖山川處所，先主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三國·蜀志·先主傳》建安十六年《注》引《吳書》。此蓋專供行軍之用。《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注》引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亦以井泉為朔漠行軍所急，故備著之也。《匡衡傳》：衡封僮之樂安鄉，僮縣，今安徽泗縣東北。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以主簿陸賜署集曹掾。後賜與屬明舉計。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谷千餘石入衡家。 (47)衡坐此免。《三國志·孫禮傳》：遷冀州牧。大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皋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侯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台閣。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為長嘆息流涕者也。」觀此二事，可知當時郡各有圖，且附之以解，而登諸天府。總圖所據，當即此等分圖也。《後漢書·明德馬後紀》云：永平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後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孝明八王傳》：肅宗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則戶口之數，附著於圖。蕭何收秦圖書，而高祖具知戶口多少以此。《三國·蜀志·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地里志》文翁唱其教，相如為之師」，此蓋今《漢志》所本。又《魏志·四裔傳注》引《魏略·西戎傳》雲「《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則又附記物產。此可推見古代圖經之體，亦即後世方誌之本也。地理之學，是時尚無足觀，然分野之說，雖雲原本天文，亦頗能包舉山川大勢。見《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亦著其說。《漢志》推論九州風俗，本諸地理，頗有今人生地理學之意。《天文志》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之內，則在東南為陽。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亦頗能包舉山川形勢也。 秦時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卜筮之書不足道。種樹之術，已略見第十六章第一節。醫家著於正史者，為先漢之倉公，後漢之華佗。倉公者，齊大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即第十八章第七節所云犯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而文帝為之除肉刑者也。倉公嘗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而其最後受學者，為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對詔問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治之。」又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其自述治驗，無一不「切其脈」者。蓋治病之最難者為診察，診察之術，古以望、聞、問、切並稱，而四診之中，又以切為最難，故醫家之能致力於是者，其技必較精也。意對詔問所稱「大陽」、「少陽」、「陽明」、「厥陰」等名，與《傷寒論》同；又謂胃氣黃，黃者土色，說亦與《素問》等書合；知古醫學雖或有派別，而本原則同也。意治病雖亦兼用針灸，然用湯液時似多，亦或用藥酒。至華佗則尤以手術名。《三國志》本傳云：佗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捨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節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案今人動言中醫不知解剖之學，故不知人體生理，此說實誤。「人死則可解剖而視之」，語見《靈樞經·水篇》。《漢書·王莽傳》：莽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莽雖事事皆好求精，然此事必前有所承，不然，不能創為也。關羽嘗中流矢，破臂作創，刮骨去毒，則刳割之事，亦非凡醫所不能為，特其技有精有不精耳。《三國·魏志·賈逵傳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啟欲令醫割之。大祖惜逵忠，恐其不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之不愈，或不容歸咎於醫，然諺語亦必有由，不容盡誣也。佗之妙，或在其麻沸散，麻醉藥為醫家一大發明。病有非刳割不治者，無此，人或憚痛苦而不敢治；或雖不憚，而痛苦非人所能堪；於法遂不可治也。《三國·吳志·呂蒙傳》：蒙疾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每有針加，為之慘戚，即以無麻醉藥，不能使病者免於痛苦也。然後世鈴醫猶有其方，見《串雅》。則亦非佗所獨也。是時醫家頗自秘其技。《史記·扁鵲列傳》：長桑君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此即陽慶所謂禁方。慶亦謂淳于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意又學於公孫光。既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未詳。欲盡受他精方。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意曰：「意死不敢妄傳人。」光又告意曰：「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醫家之自秘如此，此其技之所以多不傳與？淳于意言陽慶家富，不肯為人治病。自言家貧欲為人治病，而史亦言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蓋通其術者少，則富給者敖很自尊，貧窶者靳其長以要重賞矣。《三國志·華佗傳》云：「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大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大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大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佗卒以是死。《志》又言佗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則亦李少君之流，恃方以自食者，安得雲本作士人？其屢呼不應，全是富給之後，恃能驕蹇耳，宜乎魏祖之深惡之也。中國醫家，為後世所宗者，莫如張仲景。仲景名機。《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舊唐志》同。又有其《療婦人方》十二卷，皆不傳。其傳於後者曰《傷寒雜病論》，凡十六卷。《新唐書·藝文志》作《傷寒卒病論》十卷。蓋傳者或析其論傷寒者十卷，論雜病者六卷各為一書，《唐志》以十卷者冒全書之名，而又誤雜為卒也。今《傷寒論》尚存，而序次有疑義，為醫家聚訟之端。《雜病論》只有節本，改名曰《金匱玉函要略》，乃趙宋之世館閣所藏也。仲景正史無傳，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為長沙大守。然《自序》似系偽物，不足信也。 本草之學，漢世亦自成一家。平帝元始四年所征異能之士，有通本草者，已見第一節。《郊祀志》言成帝罷遣方士，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遊俠傳》：樓護父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皆是。又宣帝許後之死，由於乳醫淳于衍，見《漢書·霍光傳》。而黃憲父為牛醫，淳于意、華佗皆針藥兼擅，《後漢書·方術傳》之郭玉，則特長於針科，益亦各有所長也。 第八節　經籍 秦世焚書之令，未必真能盡天下之書，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劉歆移大常博士，謂漢興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乃不審之辭也。或其時王室藏庋甚微耳。《漢書·藝文志》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臧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對儒家之書言。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成帝紀》：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為使。下使，使之求遺書也。竊疑以陳農為都使，其下當更有分使。不然，一人安能遍行天下邪？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最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事亦見向、歆本傳。《敘傳》云：班斿與劉向校秘書。《後漢書·蘇竟傳》，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蓋至武帝之世而藏書稍備，成、哀以後而校理始精。《班志》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數諸書頗互異，顧實《藝文志講疏》曰：《論衡案書》：六略之錄，萬三千篇。沈欽韓說：輯略匯別群書，標列恉趣，若志之小序，實止六略耳。《廣弘明集》載《梁七錄》引本志，二百作三百。總核前載家數，多八十一，篇數少九百九十四。又載《七略》曰：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較班《志》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足以相證，而篇數則難考。《隋志》誤言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通考》同。《舊唐志》復言《漢志》載三萬三千九百卷，不足論矣。然總可見漢世王室藏書之大概也。 後漢藏書之處，時曰東觀。《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注》曰：《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和帝嘗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本紀》永元十三年。安帝時，和熹鄧皇后秉政，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讎校。見《後紀》。事在永初四年，見《紀》。劉珍見《文苑傳》。事又見《宦者蔡倫傳》。歷代名儒，從事校讎者甚多，如竇章、融玄孫，見《融傳》。賈逵、班固、馬融、蔡邕、皆見本傳。融又見《劉珍傳》，邕又見《盧植傳》。盧植、本傳。馬日禪、楊彪、韓說、皆見《盧植傳》，《三國志·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注》：馬日䃅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孔僖、本傳。傅毅、《文苑》本傳。劉、見《劉珍傳》。高彪《文苑》本傳。等是也。《儒林傳》云：「光武遷都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運，復棄其半矣。《王允傳》：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台、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經籍具存，允有力焉。後長安之亂，一時焚盪，莫不泯盡焉。」此東京圖籍聚散之大略也。 魏之三祖，皆好文章，其所採集，當較廣博，惜史無可征。《三國·蜀志》云：先主定蜀，承喪亂曆紀，學術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許慈、胡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直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剋伐，謗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許慈傳》。可見其所藏之少矣。東吳孫休，頗稱好學。嘗命韋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亦有東觀。孫皓時華核嘗為其令，皆見本傳。 漢世藏書，亦頗秘惜。《漢書·百官公卿表》：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為大常。十一年，地節三年。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顧亭林曰：「師古說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洩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為大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雲坐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復乎？」案顧說是也。觀東平思王求書不與之事，見第五節。可見漢世之秘惜，多屬無謂。然臣下之得受賜書者，則為異數矣。《漢書·敘傳》言：班斿與劉向校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大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案成帝賜班氏者，恐亦不能甚多，《敘傳》乃班氏自誇之辭，不足信也。《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融以外屬圖及大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此乃意存風諭。章帝賜東平憲王以秘書列仙圖、道術方，則為異數。明帝賜王景以《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亦非常典也。是時惟《五經》刻石以共眾覽，已見第二節，《三國·魏志·明帝紀》：大和四年，詔大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外。 《漢書·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當時獻書，多有賞賜。《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有上融書者，輒賜以金帛。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此文疑有竄易，非《班書》本文。(48)古「有」「或」同音相借，二字連文，顯非古語。下文辭尤錯亂，《老子》豈七十子之徒所論邪？然河間、淮南藏書最富，則無足疑也。《後漢》私家藏書，當以蔡邕為最多。《後書·列女傳》：曹操問邕女琰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琰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三國志·鍾會傳注》引《博物記》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書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粲所與書，悉入王業。《王粲傳》：粲徙長安，蔡邕見而奇之。(49)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可謂有大公之心矣。魏武帝破南皮，閱王脩家，有書數百卷。向朗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亦士夫之好收藏者也。魏武帝破袁紹，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見本紀建安五年。呂布之破也，大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惟其所欲。眾人皆重載，惟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三國志》本傳《注》引《袁氏世紀》。則雖軍中亦有圖書，可見好尚者之眾。然無書而口相傳授者仍甚多。(50)《三國志·賈逵傳》云：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寫所憶書，琰繕送之，文無遺誤。其所孰誦，亦不少矣。《後漢書·王充傳》云：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荀淑傳》：孫悅，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亦以其時習於口耳相傳，故其記憶之力特強也。班固被召詣校書郎，弟超與母隨至洛陽，為官傭書以供養。先主遺詔敕後主曰：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三國·蜀志·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劉梁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後漢書·文苑傳》。闞澤為人傭書，以共紙筆。此皆當時所謂寫書者。印刷未興，移謄非易，此籀書者之所以難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曰：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詔撰《皇覽》。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此事蓋以象為主，而桓范、《曹爽傳注》引《魏略》。劉劭，亦參與焉。《陳群傳注》引《魏書》：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 (51)此為官纂書籍及編類書之始。《後漢書·張奐傳》，奏所定《尚書章句》，詔下東觀，則私家著書之呈進者也。 愛好古物之風，亦始於漢。(52)梁孝王有雷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漢書·文三王傳》。河間獻王得善書，必寫與之而留其真，則亦不徒好其書矣。然作偽及附會之風，亦已萌櫱。《後漢書·竇融傳》云：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夫苟仲山甫物，何繇而入漠北邪？《光武十王傳》：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注》云：「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訴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幾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幾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縣瓮。意召孔訴，問其何瓮也？對曰：夫子瓮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瓮，欲以縣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車而知為顏路所請，已奇矣。瓮中素書，不尤極弔詭之致邪？ 【注釋】 (1)學校：元朔五年詔以崇鄉黨之化為言，公孫弘議亦曰庠序，重行禮。 (2)學校：西漢未立大學，大學與辟雍異物。 (3)學校：貧賤者入學漸少。入學者年漸少。 (4)史事：歐陽歙獄蓋實冤。 (5)學校：漢有郡國學，文學。 (6)學校：謂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之誣。 (7)學校：漢時學者不皆居門下。 (8)學校：漢儒居官者不廢教授。 (9)學校：范論儒學之效。曾、左不替清由宋學。 (10)學校：不肯誘掖鄉里後進。 (11)文字：八體實亦六禮，即周官六書，本藝事，非字體之異。 (12)文字：科斗疑即蟲書，鳥方蟲圓，上粗下細。 (13)文字：草因應急而興，美術而變，行書又行，以備實用。 (14)文字：李斯罷不與秦文合者，許書仍存，但亦多歸洮汰。 (15)文字：小學興於漢世。 (16)文字：漢重爾雅，以古為準，與秦相反，為言文分離之漸。 (17)文字：「史書」初指文辭，後指書法。 (18)文具：漢多用簡牘，紙貴而少。 (19)經學：李尋為小夏侯之傳。 (20)經學：孔壁得書之誣。 (21)經學：古學傳授源流不足信。孔安國非書家，庸生非安國再傳。 (22)經學：《大》、《小戴》非宣帝時立。 (23)經學：左氏、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之立。 (24)經學：今古文之異不在文字。 (25)經學：煩瑣之弊，今文自啟之由，雜博非通博。意說，因此折入佛教，由利祿貴游。 (26)經學：論學廷辯之非。 (27)學術：漢百家之學皆有傳授（見第十九章第四節所輯略備）。 (28)學術：謂漢時諸家之學皆衰非。 (29)學術：雜家至漢實多，武帝賜嚴助書，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可見。賈生多通。晁錯淺於書。博士不限儒家。 (30)學術：《論衡》非獨絕之書。 (31)學術：儒法最盛。 (32)史籍：秦焚書，列國史籍皆盡。 (33)職官：大史公稱公。大史藏書甚多。 (34)史籍：《國志》言蜀不置史，非無史官。 (35)史籍：詆《史記》為謗書之誣。 (36)史籍：謂史公據《左》、《國》、《戰國策》非，《楚漢春秋》亦非陸賈撰。 (37)史籍：《史記》所據五類。漢人治古史者不以司馬氏為然。班氏刊落新室之美。 (38)史籍：《漢書·楊惲傳》稱漢史為春秋。 (39)史籍：漢人於史分春秋、尚書為二科。 (40)史學：漢時史學亦有傳授。 (41)文學：王平所識不過十字，而使人讀《史》、《漢》聽之，漢文去口語近。 (42)史籍：言史事不必實。 (43)史籍：善談人樂聽。 (44)史籍：東方朔史事，枉夫不忍為。 (45)文學：《漢書》較《史記》為簡，乃鈔胥所節。 (46)文學：漢魏對文學觀念之異。 (47)封建：封者收租谷。 (48)經籍：《漢書》言河間獻王得書辭有竄亂。 (49)經籍：保守似以贈人為最美，如蔡邕之於王桀。猶禪讓也。 (50)學術：口耳相傳。 (51)經籍：《皇覽》蓋類書之始。魏相好觀漢故事。正始中魏撰《名臣奏議》。 (52)古物：愛好古物始漢，作偽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