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八章 秦漢政治制度

第一節　政體 古者一國之主稱君，為一方所歸往者稱王；戰國之世，七雄並稱王，加於王者則稱帝；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節。故趙高弒二世，欲使秦去帝號復稱王；諸侯之相王，亦尊楚懷王為義帝也。義帝僅據虛名，實權皆在霸王，蓋放東周之世，政由五伯之例，亦已見本篇第三章第二、第三兩節。至漢高帝滅項羽，諸侯將相復尊為帝，而號稱皇帝者，乃復有號令天下之實權焉。 皇帝二字，漢時意尚有別。(1)高帝六年，尊其父為大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顏師古《注》曰：「不預治國，故不言帝。」案《三國·魏志·王肅傳》：山陽公薨，肅上疏曰：「漢總帝皇之號，稱為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漢人視皇與帝之別，其意可見。哀帝追尊其父但曰恭皇以此。又案秦始皇已追尊其父為大上皇，則漢祖所為，亦有所本，非創製也。 國非人君所私有，其義漢代尚明。(2)諸侯將相之欲尊高帝也，高帝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孝文帝元年，有司請立大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大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又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雖曰空言，大義固皎然矣。革易之義，儒者尤昌言之，無所諱忌。眭弘勸漢帝誰差天下，求索賢人，檀以帝位。弘從嬴公學《春秋》，嬴公董仲舒弟子也。見《儒林傳》。故弘稱仲舒為先師，見本傳。蓋寬饒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與眭弘之言，若合符節。谷永災異之對曰：「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天下，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永勸成帝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曰：「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劉向諫起昌陵，亦言王者必通三統。其著《說苑》，又設為秦始皇既並六國，召群臣議禪繼是非。《至公篇》。文帝答有司請立大子，以楚、吳、淮南王為言。成帝無子，引大臣議所立，翟方進等皆主立弟子，孔光獨援殷及王之例，欲立中山王。然則漢景帝與梁孝王昆弟燕飲，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而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乃特以折竇大後耳。謂有天下者必家，家必傳子，固非漢世儒者意也。然此義也，惟學者知之，流俗則視天下為一人一家所私有；而其所以能有天下，則又出於蒼蒼者不可知之意耳。圖讖妖妄，自茲而作，而民主之古義稍湮矣。李雲以帝欲不諦之語誅，自漢人觀之，實為妄殺，而魏明帝問王肅，乃謂其何得不死，知魏、晉之世，君臣之義，稍與漢世不同矣。 漢世每逢災異，輒策免三公，人徒訾為迷信，而不知其為民主古義之告朔餼羊也。夫餘俗水旱不調，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三國志》本傳。夫餘俗最類有殷，明此亦中國古法。屍其事者職其咎，義固當然。然其後為一國之主者，地位稍尊，又其所系者重，不可加誅，則移其責於左右。古小國見誅於大國，輒殺其大臣以說；周公請代成王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此災異策免三公之原，所策免者三公，其咎實在人君也。世事日新，人之見解亦日變，此等舊法，自不能維持矣。 第二節　封建 戰國之季，列國並立之制，業已不能維持，然人心殊未能悟。陳勝、吳廣之謀起事也，曰：「等死，死國可乎？」及會三老豪傑於陳，皆稱其復立楚社稷，功宜為王。勝敗，范增說項梁，謂其「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周市不肯自立，而必欲立魏咎。武臣之死也，客說張耳、陳余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此皆六國之民，以為其國當復立之證： (3)而當戰國之世，諸稱王者，率封其臣為侯。是時之崛起者，大者望專制一方，小者亦圖南鄉稱孤，皆是物也。諸侯之相王，及漢初之封建，皆列爵二等，職是故耳。 高祖雖滅項籍，然謂一人可以專制天下，此當時之人心所必不許，而亦非高祖之所敢望也。(4)是時之所欲者，則分天下而多自予，使其勢足以臨制諸侯；又多王同姓，俾其勢足相夾輔耳。秦郡三十六，而漢初得其十五；語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王表》仍之。齊召南曰：「此以秦地計之。內史一，河東二，河南、河內即三川郡三，東郡四，潁川五，南陽六，南郡七，蜀郡八，巴郡九，漢中十，隴西十一，北地十二，上郡十三，雲中十四，以《史記》言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推之，則上黨郡十五也。若計高帝所自立之郡，則不止於十五矣。」見《漢書殿本考證》。又王子弟以大封由此也。高祖之不可信，韓信、彭越等寧不知之？猶奉之以帝號者？帝之與王，各有其君國子民之實。謂帝者可以隨意廢置其王，固非其時之人所能信。抑後來高祖之滅異姓，非詭謀掩襲，即舉兵相屠，此猶楚、漢之相爭，初非共主之徵討也。是時所務者，為鋤異姓，樹同姓，惠、文以後，則所患者轉在同姓矣。於是眾建而少其力之策稍行，封建遂名存實亡矣。《漢書·王子侯表》言：王莽擅朝，偽褒宗室，侯及王孫，居攝而愈多，猶此策也。 漢初列爵二等，特依戰國以來故事。王莽秉政，乃列爵五等，地為四等，而去王封。(5)案王為專制一方之名，漢後來之諸王，既無其實，而襲其名，則為不正，去之是也。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及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大後，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皆即舊封晉爵為王。至十九年，又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為王。蓋因廢后故而為是，可謂以私意亂制度矣。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續漢書·百官志》：令內史主治民。天子為置吏。《續志》云：國家惟為置丞相，其大夫以下，皆自置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續志》多「少府」二字。宗正、博士官。大夫、郎、謁者諸官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勛，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改大仆日仆。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大守，中尉如郡都尉。」事由何武之奏，見《漢書》本傳。《續志》：大傅但曰傅。《注》引《東觀書》曰：其紹封削黜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其時有左官之律，附益之法，已見第四章第六節。《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又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亦不得宿衛，見《漢書彭宣》及《兩龔傳》。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見《後書·孝明八王傳》。樂安靖王。後漢初，禁網疏闊，諸王引致賓客稍盛。然經沛王輔之禍，即不復自由矣。見本傳及《樊宏傳》。《三國·吳志·諸葛恪傳》：恪箋諫孫奮曰：「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其防制之嚴如此。此固由帝室之猜忌。然諸王多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雖有中駟，亦成下材。既多昏愚，又益淫虐。如江都王建、膠西於王端、趙敬肅王彭祖、長沙王建德、廣川王去等皆是。《景十三王傳贊》云：「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不道。」人民何辜，罹此荼毒？享虛號而不得有為，已為逾分矣。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壯侯韓瞶當，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子。襄城哀侯嬰，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大子之子。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事，至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外戚恩澤侯表》云：「至於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后，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見下。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後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浸廣博矣。」此漢代侯封之大略也。若執初約，多不相應。故後漢趙典諫桓帝，言恩澤侯宜一切削免爵土也。後漢建武二年，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者，並復故國。十三年，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前代之封，始於武帝。元鼎四年，封周后嘉為周子南君。元帝初元五年，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成帝綏和元年，據通三統之義，封孔吉為殷紹嘉侯。旋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平帝元始四年，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建武二年，以周后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以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先是元始元年，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日褒成宣尼公。案封孔子後為湯後，唱自匡衡，成於梅福，見《漢書·福傳》。其時通三統與封聖人之後，並為一談，至此始分。後漢亦紹褒成之封，見《後書·孔僖傳》。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 漢代婦人，亦有封爵。高祖兄伯之妻封陰安侯。(6)見《史記·孝文本紀》。呂嬃封臨光侯。見《樊噲傳》。魯侯奚涓亡子，封其母疵。見《史記·功臣侯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母底。後漢東海王強無子，亦封其三女為小國侯。《後漢書·皇后紀》云：「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皇后秩比國王」，見《續漢書·百官志注》。《三國·魏志·皇后傳》：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大後父母。尚書陳群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著作詔下，藏之台閣，永為後式。 宦者封列侯，始於前漢之張釋之，事在高后八年。(7)見《漢書》本紀。時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後漢順帝陽嘉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見本紀及《宦者·孫程傳》。 非劉氏不王之制，漢初果有其事以否，頗為可疑，說見第四章第四節。(8)然後遂執為故實。《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一年，天子進公爵為魏王。《注》引《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勛，建立功德，光啟氏姓，延於子孫，庶姓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鑑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又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云云。蓋相傳數百年之制，至此不復能堅持矣。《董昭傳注》引《獻帝春秋》：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書與荀或，謂大祖之功，方之呂望、田單，若泰山之與丘垤。徒與列侯功臣，並侯一縣，豈天下之所望？此自事理之至平，非苟阿所好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續漢書·百官志注》引劉劭《爵制》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諸侯之義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漢書·樊噲傳》云：噲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又賜爵七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又賜上聞爵。又賜爵五大夫。又賜爵卿。又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案上聞介第七第九級之間，其即公乘無疑。《高帝紀》：五年，詔軍吏卒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則得食邑者吏不必列侯。然詔又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則七大夫、公乘，有望田宅而不可得者矣，安敢望封邑？(9)劉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元年，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蓋權制。蓋爵至五大夫則免役，故靳而不與也。免役且不輕予，況於封邑？《留侯世家》謂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良。良言軍吏計功，天下不足遍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非虛語也。留侯難酈食其謀封六國後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所望者亦即此等封邑，非敢望通侯也。此大封之制格於事而不可行者也。 高帝詔言爵或人君，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10)《續漢書·百官志》云：「列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此乃後來定製，漢初或尚不止此。高帝十二年詔言列侯皆自置吏，得賦斂。文帝七年詔，令列侯大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毋得擅征捕。使人人自賦斂，擅征捕，豈不縱百萬虎狼於民間？幸而當時諸侯皆樂在長安，不肯就國耳。然猶有吏卒遠繇之弊。《漢書·文帝紀》：二年，以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令之國。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景帝紀》：後二年十月，省徹侯之國。然武帝初年，趙綰、王臧之敗，實以列侯不願就國，毀日至竇大後故，見第五章第二節，則文、景時雖屢有詔命，其事仍未能行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始遣列侯就國。其不得不去其臨民之實者勢也。《後漢書·黃瓊傳》：瓊言「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 (11)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安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論戶邑而不論里數，則意但在於食祿，自易與治民分離。其後遂有但錫名號而不與之邑者。《漢書·高后紀》八年《注》引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案此指劉德、蘇武，事見本始元年。《續志》云：「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雖僅雲關內侯，然霍去病封冠軍侯，本無縣，後乃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聚為冠軍侯國；《霍光傳》：光封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則列侯亦有然者矣。然此尚實有所食，若明帝送列侯印十九枚與東平憲王，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則恐並無祿入。《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年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注》引《魏書》曰：「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裴氏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實則其所由來者遠矣。封建之義有二：君國子民；子孫世襲，此自其為部落酋長沿襲而來，錫以榮名，畀之租入，則凡人臣之所同也。有爵邑而不得有為，或有爵而並無邑祿，封建固已徒存其名矣。 封爵有遞減之法，又有終其身不得傳於後者。(12)前引鄉亭公主之封不得傳襲，即其一端。《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荻苴侯韓陶，「封終身，不得嗣」。瓡讘侯杆者，「制所幸封不得嗣」。《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注》曰：「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鄧禹傳》：孫康，永初六年紹封。「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大後戚屬，獨三分食二」。《寇恂傳》：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 《漢書·惠帝紀》：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六年，令民得買爵。文帝後六年，大旱蝗，民得買爵。《食貨志》言：帝從晃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案《貨殖列傳》言糶上者八十，下者三十。以三十計之，四千石當十二萬，萬二千石三十六萬；以八十計，則四千石三十二萬，萬二千石九十六萬矣；其賈遠較惠帝時為貴。蓋民入粟較入錢為易，故不可並論也。《食貨志》言：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又「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13)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閒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日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日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日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史記集解》引作左庶長。十一級日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雲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史記·平準書·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雲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案《茂陵書》說武功爵級無不盡之理。顧氏之說，亦近鑿空。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級千錢。較惠帝時賈適裁其半。武功爵有罪得減，若案六萬之賈而裁其半，則級得三萬，十一級凡三十三萬。疑「級十七萬」四字為級十一或級三萬之訛；「凡直三十餘萬金」之金，則衍字也。武功爵之置，事在元朔六年。本紀載詔，以「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故有此舉。如一級貴至十七萬，尚安可賣，此亦級十七萬為誤字之一征也。《成帝紀》：永始二年，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者，其百萬以上，加爵右更。此則本以義動，與買爵又有不同也。 眾建親戚以為屏藩之計，至漢末猶有存者。(14)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復欲以為勞，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董昭說大祖建封五等，亦言「大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宜稍建立，以自藩衛」；則其事也。然魏世殊不能行。文帝黃初三年，始立皇子叡、霖，弟鄢陵侯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五年，以天下損耗，詔改封諸王，皆為縣王。見《武文世王公》、《彭城王據傳》。明帝大和六年，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魏世猜忌諸王最甚。大祖已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使與犯妖惡同。明帝青龍二年賜趙王干璽書，見本傳。文帝又著令：諸王不得在京都。見明帝大和五年詔。並敕藩王不得輔政。《明帝紀》景初二年《注》引《漢晉春秋》。劉放以此沮帝用燕王宇。國有老兵百餘人。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袁子》。可參看《陳思王傳》。蓋文帝本與陳思王爭為繼嗣，而任城威王勢亦甚逼，時當革易之初，天澤之分，猶未大定，故其勢相激至此也。魏以孤立亡，晉復大封宗室，以招八王之亂。家天下者，莫不欲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而患恆出於所備之外，自今日觀之，皆一丘之貉而已。魏封亦二等，陳留王咸熙元年，相國晉王乃奏復五等之爵。又文帝黃初元年，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則前代有爵者降封之制也。 第三節　官制 漢代官制，大體承秦。《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其後復有改易。至東漢世祖，乃大加並省。《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完。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蓋兩漢宮制，略具班、馬二家之表、志，而秦制亦可推考矣。三國之世，損益無多。今以班、馬《表》、《志》為本，述其大要如下： 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尉，秦官。武帝建元二年省。《史記·絳侯世家》：孝惠帝六年，置大尉官，以勃為大尉。《集解》引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漢書·文帝紀》：三年十二月，大尉灌嬰為丞相，罷大尉官屬丞相。《景帝紀》：七年二月，罷大尉官。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官屬。成帝綏和元年，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王莽時，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之。《續書》注引《漢官儀》。建武二十七年，令二府去大字，又改大司馬為大尉。《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大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復加大為大司空。」案三公並去大名，議出朱祐，見《後漢書》本傳。獻帝初，董卓自大尉進為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郗慮為御史大夫，則罷三公官。《續志注》。《注》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魏世仍有三公，但不與事，故《齊王紀》：嘉平元年，以司馬懿為丞相，《注》引孔衍《漢魏春秋》載懿讓書曰「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也。案《史記·蕭相國世家》言：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曹相國世家》言：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以參為齊相國。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則相國之名，似較丞相為尊。(15)秦置兩相，其原不可考。《漢書注》引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億度無他證。然漢初但置一相，亦未聞其闕於事。孝惠、高后置二相者？初以王陵少戇，而以陳平佐之。陵免，則審食其為左相、給事中，此為高后所便安。孝文初立，平、勃同功，難去其一，遂因循焉。故勃免，即復一相之制矣。後惟武帝以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欲以待天下遠方之選，然右相亦卒未除人也。綏和改制，議出何武；建平復舊，事由朱博；見《漢書·博傳》。元壽改制，蓋欲以位置董賢，亦為因人而設。惟何武及王莽，真欲釐正制度耳。武言「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當時議者，即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後漢仲長統亦云：「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未若置一人以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然據《續漢書·百官志》，三公雖各有所掌，大尉掌四方兵事。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而國有大造、大疑則通論，有大過則通諫爭，終不能截然分立也。竇融為司空，以司徒舉人盜金下獄三公參職免，此或欲免融而藉口於此，然三公職事難分明，則於此可見矣，固不如專任一人之為得也。朱博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以用人之序論，固亦不如舊制之善也。漢世宰相，體制頗尊，《續書·百官志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蘭，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權限亦廣，觀申屠嘉欲殺鄧通及悔不先斬晁錯可知。所置掾屬尤詳，《續書·百官志注》引《漢書音仲長統言之，猶神往焉。見本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丞相府分曹不可考。《續志》載大尉所屬諸曹云：「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徙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谷事。黃閣主簿錄省眾事。」當略沿相府之舊也。蓋誠能總統眾事。東漢以後，事歸台閣，非復舊觀矣。 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薛宣傳》：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成帝更名大司空。如同而。《晉書·職官志》引作而。中丞官職如故。《續志》云：為御史台率。後屬少府。 大傅，高后元年初置。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大師、大保，平帝元年皆初置。後漢大傅上公，一人，世祖以卓茂為之。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大傅錄尚書事，薨輒省。師、傅、保本天子私昵，說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二節。每有幼帝輒置，猶沿斯義。世祖之處卓茂，蓋以其年高不能煩以職事故。董卓為大師，位在大傅上，《續志注》引胡廣《漢官篇注》。則苟欲自尊，於義無取矣。 前、後、左、右將軍，秦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後漢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續志》云：武帝以衛青為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位如憲。數年，復罷。安帝始以嫡舅耿寶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焉。度遼將軍，明帝初置。以衛南單于眾新降有二心者。其後數有不安，遂為常守。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博士，《前書》雲秦官，掌通古今。或云：《史記·循吏傳》云：公儀休為魯博士；《漢書·賈山傳》云：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則六國蚤有博士之官。然六國縱有博士，漢之博士，無礙其為承秦。凡《漢表》雲秦官者，本指漢之所承，非謂其官始於秦也。(16)《續書》云：掌教弟子，蓋自武帝置五經博士弟子以來。參看第十九章第一節。陵縣，元帝永光元年，分屬三輔。大史，掌天時星曆，亦屬大常。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勛。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千人。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諫大夫，後漢曰諫議大夫。又有中散大夫，見《蕭望之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無員，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所謂三署郎也。郎中有車、戶、騎三將。車郎亦曰輦郎。後漢省。《續志》云：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又云：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蓋初任武士，後乃漸用文學之臣也。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有僕射。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平帝更名虎齎郎，置中郎將。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大初元年初置，名日建章營騎。蓋以衛建章宮。後更名羽林騎。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焉。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荀綽《百官表注》曰「羽林諸郎，皆父死子代」，後人所由以擬唐之長從也。羽林有令、丞。後漢省令，有左右監。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續志》有騎都尉，雲本監羽林騎。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置。後漢亦屬光祿勛。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案武帝時李廣為未央衛尉，程不識為長樂衛尉，《表》有廣無不識；宣帝時范明友為未央衛尉，鄧廣漢為長樂衛尉，《表》有明友無廣漢；知《表》所列乃未央衛尉也。長樂、建章、甘泉等宮，亦有衛尉，而不常置。公車司馬，屬衛尉，有令、丞。天下上事及四方貢獻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據《漢書注》引《漢官儀》。 大仆，秦官，掌輿馬。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中興省。惟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廷尉，秦官，掌刑辟。《續志》云：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後漢仍為廷尉。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史記·景帝紀》但作大行。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續志》云：別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河平元年省，並大鴻臚。 宗正，秦官。掌親屬。《續志》云：．掌序錄王國適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正以聞，乃報決。平帝元始四年，更曰宗伯。後漢仍曰宗正。 治粟內史，秦官。掌谷貨。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大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後漢僅有大倉、平準兩令、丞，以鹽、鐵官中興皆屬郡縣也。《續志》云：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實漢時財政之總匯也。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甚多。後漢山、澤、陂、池之稅，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大仆，都水屬郡國，先漢司農、少府，各有都水官。故設官較簡。然其中之尚書，則浸成政治之樞機焉。前表少府屬官有尚書，又有中書謁者令、丞，雲「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續志》云：「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案《前書·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成帝乃罷其官。」《霍光傳》：霍山言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中書、尚書，明系兩官。《司馬遷傳》言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之徵。不雲謁者，辭略。《佞幸傳》：石顯、弘恭，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所言亦與臣瓚合。《蕭望之傳》言中佞書令弘恭、石顯，疑奪僕射二字。望之言「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幸傳》作「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尚書乃中尚書之略。則《續志》謂武帝更尚書為中書者誤也。成帝罷中書宦官，則閹豎專權之局，自此而終。其置尚書員五人，《注》引《漢舊儀》曰：「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晉書·職官志》作民曹。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亦不過增置一曹，以掌文書而已，其權未嘗加廣也。《續志》：尚書令一人，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僕射一人，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尚書六人，無三公曹，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北。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晉書·職官志》云：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並令、仆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韋彪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陳忠言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職與前漢大異矣。仲長統言：光武「忿強臣之竊命，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此其見任之由。然「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後黨之權，數世而不行」。則徒失正色立朝之臣，使權戚宵小，益恣肆無所忌憚而已。廢宰相而任尚書，實君權相權之一大消長，然宰相所失之權，人君卒亦不能自有也。自此以後，遂成故事。高柔以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嘗上疏言之。陳壽亦言魏世事統台閣，重內輕外。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三國·魏志·桓階》等傳贊。蜀漢先主即帝位，諸葛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及病篤，託孤於亮，而以尚書令李嚴為副。亮卒，蔣琬為尚書令。俄錄尚書事。後費禕代為令。又遷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以侍中守尚書令為之副。呂又、陳祗繼之。蜀人以亮、琬、禕、允為四相，一號四英。《董允傳注》引《華陽國志》。而黃皓之亂政，論者歸咎於祗之與相表里焉。孫權用顧雍為相，初亦任職尚書者也。又自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改為中書，置監、令。裾《晉書·職官志》。以劉放、孫資為之。魏祚實由此而移，已見第十二章第六節。《三國志·蔣濟傳》：濟以中書監、令，號為專任，嘗上疏言之。則近習專權，轉與強臣相句結矣。 中書宦官雖廢，其人又以常侍等官為窟穴。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在前漢皆加官。給事中亦加官。中黃門有給事黃門。後漢中常侍、小黃門，皆以宦者為之。朱穆謂始於和熹鄧後，《後書·朱暉傳》：穆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大後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然後遂相沿不改雲。 大常、光祿勛、衛尉、大尉所部。大仆、廷尉、大鴻臚、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司空所部。為九卿，分屬三公。此徒取應經說而已，無他義也。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日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案《食貨志》言初大農盡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貯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則其所豫甚廣，非徒掌山林者也。其均輸、鍾官、辨銅三令丞，即志所謂專令上林三官鑄者，見第五章第十節。後漢省，並其職於少府。鑄錢在前漢亦本屬少府。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里，以擒奸討猾。」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六年，更名將作大匠。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亦見《鮑宣傳》。後漢建武中復置。並領一州。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王念孫云：「西域當為四城。《漢紀·孝惠紀》：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及掌四城是其證。」案王說是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王莽時有輕車都尉，即此。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後漢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並長水。虎賁並射聲。事在建武七年，見《紀》。九年三月，初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復屯騎、長水、射聲，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有副校尉，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已見第五章第十四節，第九章第三節。護羌校尉，見第五章第五節。後漢亦有之。置於光武建武九年，見《本紀》。又有使匈奴中郎將，主護南單于。護烏桓校尉，主烏桓。《續志注》引應劭《漢官》曰：「並領鮮卑。」又引《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以撫鮮卑。」 漢有大子大傅、少傅。又有詹事，掌皇后、大子家。將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鴻嘉三年，省皇后詹事，並屬大長秋。中興常用宦者。大子亦無詹事，少傅悉主官屬。大後亦置詹事，隨所居為名。景帝中六年，更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其後有大後等亦率置少府，崩則省。諸公主家令，屬宗正。 內史，秦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據《史記》知志誤。」案《表》：景帝元年，中大夫晃錯為左內史，二年，左內史錯為御史大夫，則分置又在景帝二年之前。右內史，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列侯更屬大鴻臚。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中。元鼎四年，更置二輔都尉。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見《地誌》。中興，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嘗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十二州之名，據《續書·郡國志》，為豫、冀、兗、徐、青、荊、揚、益、涼、並、幽、交。司隸校尉之設，事在征和四年，後於元封五年者十七年，而其察三輔、三河、弘農，更在其後，則武帝時之十三州缺其一。《漢書·地理志》言「武帝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並夏、周之制；《禹貢》九州外、益交趾、朔方、幽、並。改雍曰涼，改梁日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並并州；則武帝時實有朔方，《平當傳》：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可證。《注》雲「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非也。馮野王為上郡大守，朔方刺史蕭育薦之。《續志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屬魏。」魏系誤字。此即朔方屬并州之事也。西河、上郡，羔本隸朔方，五原亦當屬焉。《武帝紀》雲「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而《百官公卿表》但云「置部刺史」，《武帝紀》亦但云「罷部刺史」，則當時實無州名，後乃借古名以為稱。交阯、朔方非古州，又兩字可以成辭，故其下不加州字。《御覽》百五十七引應劭《漢官儀》，謂交、朔獨不稱州者以此。顏師古《平當傳注》，蓋由此致誤。《通典·職官》十四云：「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辭訟。所察之事凡九條。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並督察御史。」衛宏《漢舊儀》亦云：「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分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嘗以秋分行部。日食，即日下赦書，命刺史出刺。並察監御史。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是漢初實沿秦御史監郡之制，《史》、《漢》皆失載也。刺史之設：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續志》劉昭注語。六條：《注》引蔡質《漢儀》曰：「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非條所問即不省。」《漢書·薛宣傳》：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朱博傳》：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何武傳》：武為刺吏，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鮑宣傳》：哀帝初，遷豫州牧。歲余，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是漢之刺史，本以能舉弘綱為美，苛細為失，雖改牧後猶然也。《三國·魏志·賈逵傳》：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豈弟之德也。」然嚴能鷹揚，非所施於百姓。即督守令，亦當循法。乃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驪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讎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 (17)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桓帝建和元年，又「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當時刺史之專橫下比，可以想見。秩卑賞厚，勸功樂進；《朱博傳》：博言部刺史「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以老成任事，而使新進者司監察，實行政之微權也。朱博、劉昭，咸稱美之。而何武、翟方進，謂「《春秋》之義，用貴臨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秩六百石。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亦見《朱博傳》。因有綏和改牧之舉，非也。建平之復，事由朱博。元壽改牧，亦緣泥古，與其改相職為三公同。其實天子使大夫為三監，(18)監於方伯之國，大夫秩本下於方伯，泥古者正乃不知古義耳。靈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兵寇，復有改牧之舉。其議發自劉焉。焉謂「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則所重者亦在於人，不專在制度也。此時所改，實僅數州；《後漢書·焉傳》云：「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大仆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三國·蜀志·二牧傳注》引《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裴松之曰：「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睿，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其後亦仍刺史與牧二制並行；然刺史無不：兼兵者。因此不能專心民事，《三國·魏志·杜畿傳》畿子恕，以為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轉生陵犯之釁。至晉武平天下，乃去之。而「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瓚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致「雒京有銜璧之痛，秦台有不守之酷」。「摩滅群黎，流禍百世。」亦劉昭語。豈不哀哉？《獻帝紀》：興平元年六月，分涼州河西四郡為廱州。《注》云：金城、張掖、酒泉、敦煌。建安十八年正月，復《禹貢》九州。《注》引《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並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並為雍州。省交州，並荊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荊、揚、冀、益、雍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所載較此為詳。雲司隸所部，分屬豫、冀、雍三州，其說是也。《三國·魏志·荀或傳》：建安九年，大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大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大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安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大祖遂寢九州議。然則初欲更張，特為自大之計，復因有所顧忌中輟，至十八年天下形勢略定，乃復卒行之耳。刺史分部，特因監察之便，本非有意於疆理，其欲按地理而定製者，實始新莽，已見第七章第三節，此不更述。以上論兩漢州制，略據近人顧頡剛《兩漢州制考》。 衰敝之世，刺史不能舉其職，則或更遣使臣，此亦猶明之既有巡按，又遣巡撫耳。武帝所遣繡衣直指是也。見第五章第六節。後漢和帝即位，嘗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見《後漢書·方術李郃傳》。順帝漢安元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周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周舉傳》。《雷義傳》在《獨行傳》中。謂義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大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焉。靈帝時，蔡邕上封事，言光和「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由寢息」，特使之風采可想。《吳志·孫休傳》：永安四年，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蓋亦有志於漢安之舉。然《陸凱傳》載凱陳孫皓二十事，其十七雲「今所在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於此」，案事在孫休永安六年。則其弊亦甚大。蓋此本起衰振敝之事，可以偶用而不可以常行；尤不可使小人竊之，以作威福也。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大守。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續志》云：「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大守丞，長史領丞職。」蓋亦取減省也。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關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並職大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事在建武九年。見紀，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惟邊郡往往置都尉。案非邊郡亦有置者，惟多事已即罷。如桓帝永壽元年，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罷琅邪，八年又罷泰山是也。靈帝中平元年，置八關都尉。亦因亂而置，與桓帝同。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注》云：「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縣，故曰屬國。」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案郡之設，本為兵備，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節。秦所以胥天下皆設郡者，即以六國初定，是處皆當設兵填壓也。故漢世議論，尚有甚忌郡守者。如嚴安上書，謂「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又謂「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是也。漢宣帝以為大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漢書·循吏傳》。詳見第五章第十二節。此倚任之於平時者也。王嘉言諸侯「居其國，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賤，吏民漫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此欲倚杖之於亂世者也。其用意雖與嚴安不同，而其視郡守為治亂之樞機則一。惟夏侯玄以為「司牧之主，欲一而專」。「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奸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不能匡改。」「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簡一之化，庶幾可致。」蓋設郡本資鎮壓，非以為治。郡之體制，優於魯、衛，雖去世襲，不能無猜，乃又重設監司，以相糾察。(19)此自天下初定，不得不然。漢世天澤之分久嚴，久已有叛國而無叛郡，大守之制，實為疣贅。夏侯氏之論，可謂正本清源者也。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皆有丞、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續志》：「有秩，郡所署。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張敞傳》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吏。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20)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掌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大後、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續志》云：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事，以告監官。邊縣有障塞尉。案秦、漢之縣，即古之國，令長即古國君，與民實不相及。所恃以為治者，則古鄉遂之官，即秦、漢鄉、亭之吏也。漢世三老，體制甚尊，其人亦多才智。高帝二年，嘗置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漢王為義帝發喪，則新城三老建其策。戾大子走死，則壺關三老訟其冤。相如傳檄，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延壽閉閣，而令、丞、三老、嗇夫皆自系。王尊免官，湖三老上書為訟，守堤則白馬三老奏其狀。朱邑為桐鄉嗇夫。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民果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漢書·循吏傳》。爰延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秦彭遷山陽大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勸勉之。此等事後世恆以為美談。實由鄉遂之職，自古相傳，威權尚在，故民有嚴畏之心。民有嚴畏之心，則有擅作威福者，視為固然而不以為怨；有能稍施仁恩者，則相與稱頌不置矣。去古漸遠，民嚴上之心益亡；而鄉亭之吏，本出於民間之自相推擇者，亦益依附其上，以刻剝其下，則愁怨之聲，囂然起矣。左雄謂「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其暴虐之情形，可以想見，安得以一二賢者，遂謂其制可常行乎？魏、晉以降，鄉遂之職，稍以廢墜，而終至於澌滅，蓋有由也。 孝、弟、力田，在漢世與三老同有教化人民之責。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錢大昭曰：當是二千石各一人。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帛，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昭帝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亦見《兩龔」傳》。成帝陽朔四年，詔「先帝劾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皆可見孝弟力田，與三老同有教化斯民之責，故司馬相如諭巴、蜀，以二者並舉也。 《續志》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薛宣傳注》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者，皆半錢半谷。此為建武二十六年之例。《古今注》。《漢書·宣帝紀》神爵四年，及《汲黯傳》、《外戚傳》述二千石、真二千石、中二千石俸；《王莽傳》天鳳三年莽所下吏祿制度，大致相同。斗食、佐史之入，不足農夫一家五口之入，則下吏之祿頗薄。仲長統《昌言》曰「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則其所由來者舊矣。宣帝神爵三年，嘗益百石以下奉十五，亦無濟於事也。弊之著者，厥為妄取於下。漢人多以為言者，在新舊迎送之間。《漢書·遊俠原陟傳》言哀帝時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後漢書·張禹傳》：父歆，終於汲令，汲吏人膊送前後數百萬。《漢書·循吏·黃霸傳》言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是其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清安侯更，元鼎元年，坐為九江大守受故官送免。然觀前引左雄之言，則取民者又不獨送迎之際矣。 第四節　選舉 秦、漢選舉之法，亦承古代而漸變。(21)古者平民登庸，僅止於士，大夫以上，即不在選舉，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三節。至秦而父兄有天下，子弟為匹夫；及漢，更開布衣卿相之局；實為曠古一大變，亦已見本篇第三章第四節。然其制仍有相因者。古者地治之責，實在於士，秦、漢之三老、嗇夫其選。其仕於郡縣者，蓋猶古者之仕於諸侯、大夫。因計吏而進於朝，及以口率察舉秀、孝，則諸侯之貢士於天子也。天子屢詔公卿、郡國，使舉賢才；又或遣使咨訪；或下詔徵召；則古者聘名士、禮賢者之制也。士上書自衒鬻，則古之遊說也。給事於官者古之宦。任子則古世祿之家，以父兄餘蔭進者也。事雖相承，然一統之世，規模遠較列國為大，其利弊，遂亦難以一言盡矣。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此為漢有天下後首次求賢之詔。其後屢詔公卿、郡國等薦舉。其科目，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為最多。文帝二年、十五年，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宣帝本始四年、地節三年，元帝永光元年，成帝建始二年、三年、元延元年，哀帝元壽元年，後漢光武建武六年，章帝建初元年、五年，安帝永初元年、五年。順帝漢安元年，沖帝即位後，桓帝建和元年、三年、永興二年、延熹八年、永康元年。又宣帝神爵四年，多可親民三字。此外曰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武帝元光五年。曰文學高第。宣帝本始元年。曰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宣帝地節三年。曰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聖之術，宣究其意。宣帝元康元年。曰明陰陽災異。元帝初元三年。曰茂材異等。元帝永光元年。曰敦厚有行義，能直言。成帝鴻嘉元年。平帝元始元年，無有行義三字。曰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曰勇武有節明兵法。平帝元始二年。曰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哀帝建平元年。曰明兵法，有大慮。哀帝建平四年。明誤作民。《息夫躬傳》作明習兵法有大慮。曰至孝，與眾卓異。安帝永初五年。曰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同上。曰敦厚質直。安帝元初元年。曰有道之士。安帝建光元年，靈帝建寧元年。曰武猛堪將帥。安帝建光元年。曰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順帝永和三年。曰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順帝漢安元年。曰至孝篤行。桓帝建和元年。曰至孝。桓帝延熹九年，獻帝建安五年。隨所求而標舉之，無定格。此後世制科之先河也。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舉獨行之君子，征詣行在所。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成帝永始三年，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惇讓有行義者。元帝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此為漢世遣使聘賢之事。其特詔徵召者，則以後漢為多。《後書·逸民傳》言：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肅宗亦禮鄭均，征高鳳。其後順帝備玄纁玉帛，以聘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問失得，李固稱其猶待神明。然所征之士，竟無他異。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聲，無益於用。其中如黃瓊者，固足以雪斯恥，然究不能多得。此則其時風氣之敝也。此節采《後漢書·左周黃傳》、《逸民傳》、《方術傳》。 州郡舉茂材、孝廉，《漢書》雲自董仲舒發之。(22)仲舒對策曰：「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其意蓋欲以求非常之才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事在仲舒對策前數月。蓋創始雖與仲舒無涉，其後以為恆典，或由仲舒之言；又古書記事，歲月多不審諦；不可泥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胡廣說，謂州刺史狀州中吏民茂材異等，歲舉一人。《志》則謂郡舉孝廉，口二十萬一人。《後漢書·丁鴻傳》云：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一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此事當在和帝永元四年至六年之間。《傳》記此事於竇憲自殺之後，憲自殺在永元四年六月，而鴻以六年卒。及十三年，詔曰：「幽、並、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蓋所以撫慰邊垂也。《三國志》：魏文帝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蓋承大亂之後，人戶凋零，故口率之科，亦寬於平世矣。 漢武帝元朔元年，以詔書令二千石舉孝廉，而或至闔郡不薦一人，令有司議不舉者罪，蓋其初之難進如此。乃《後漢書·種暠傳》言：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余助我求之。」則舉之者與所舉者，皆已視為利途矣。於是考試之法出焉。(23)《左雄傳》：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後漢書·樊鯈傳》：儵上言：郡國舉孝康，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三國·蜀志·秦宓傳》：宓奏記劉焉，亦言海內察舉，率多英俊而遺舊齒；此限年之由也。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帝從之。此事在順帝陽嘉元年。見《紀》。史稱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輕舉，迄於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焉。雄所建白，胡廣與郭虔、史敞，皆不謂然，見《廣傳》。其說似無足采。其後黃瓊以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及魏文帝黃初三年，詔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華歆傳》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帝從其言。蓋人物凋敝，故復稍寬其選矣。漢世用人，多本行實。昭帝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帛遣歸，已見上節。宣帝地節三年，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馮唐傳》：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郅惲守長沙，以孝子為首舉；張酺守東郡，以王青三世死節，擢用極右曹；黃香年十二，大守劉護召署門下孝子；皆見《後書》本傳。又《韋彪傳》：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詔下公卿朝臣議。彪言「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皆漢世用人重行實之證也。或則試之以事。元朔元年，有司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則當時孝廉分為兩項。孝本行實，廉必歷事，故和帝永元五年詔：謂郡國舉吏，「先帝明敕所在，令試之以職」也。孝廉雖不限曾歷職者，然欲觀其材能，自以曾歷職者為宜，故孝宣又有吏六百石不得舉廉吏之詔也。後來此意微矣。所謂策問者，亦以其人為通於政理而諮詢之，非以其人為意存冒濫而考校之。《文獻通考》三十三云：「自孝文策晃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又言：「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種也亦然。」皆策問意在諮詢之證。後世則名為策問，實與射策無異矣。然意存冒濫者漸多，加以考試之事，遂終不可免。章帝建初五年詔，稱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可見言語筆札，已漸見重。左雄建策，則純乎考試矣。此後世科目之先河也。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劾《漢官儀》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又引《漢官目錄》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24)四行者，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其後遂為故事焉。何武以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勛舉四行，遷為鄠令。《後漢書·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相。《注》引《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黨錮·范滂傳注》引同。《後漢書·黃瓊傳》云：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三署者？《漢官儀》曰：「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注》引。《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注》曰：「《前書音義》曰：舊制使郡丞奉歲計。武帝元朔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與計偕，拜為郎中，中廢，今復之。」《楊秉傳》雲延熹五年，代劉矩為大尉。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前書音義》似指孝廉言之。《後書》紀傳之文，皆指計吏，似非一事，《注》恐誤引也。漢世郎選，所系最重。楊惲遷中郎將，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館陶公主光武女。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見《明帝紀》末。案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七年，詔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出補長、相。元興元年，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先祿勛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皆郎官出任宰牧之事。故史公以入財者得補郎，而嘆息於郎選之衰也。《平準書》。 《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粥者以千數。」朱買臣、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等，蓋其人也。《蕭望之傳》：「宣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案望之時為謁者。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裡。」賈捐之以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此皆古游士之類也。梅福言：「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粥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揚雄《解嘲》言：「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賜問罷。」足見其為進取之一途矣。漢世諸侯王好士者，亦能多致異材。如梁孝王、淮南王安皆是。然天下一家，競爭不烈，諸侯王能好士者卒少，故士之由此進者亦不多也。韓延壽守東郡，門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可見儒者進身之難。 博士及博士弟子入官，為漢世特辟之途，與秦之燔燒詩書，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適相反，蓋自武帝崇儒以來也。《儒林傳》：公孫弘請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蓺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平帝時，王莽秉政，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25)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大常掌故。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刊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蕭望之傳注》。《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注》引《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為甲，次者為乙。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此其考試之法也。博士亦由公舉，成帝陽朔二年，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是也。限年五十以上，見《後漢書·儒林楊仁傳注》引《漢官儀》。其選，成帝時為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大傅，見《前書·孔光傳》。 漢世儒士，進取之途頗優。公孫弘言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大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史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焉。《儒林傳》。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和熹聽政時，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儒林傳》。順帝陽嘉元年。以大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本紀》。《左雄傳》曰：「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案此事亦見《儒林傳》，辭又較略。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大學。靈帝熹平五年，試大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大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梁春秋》各榖一人，悉除議郎。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大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大子舍人。」魏明帝大和二年，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四年，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蓋自武帝崇儒以後，利祿之途，正不獨學校一端矣。亦有名為招致文學，實則登庸嬖倖者，靈帝之鴻都門學是也。已見第十章第五節。 《漢書·哀帝紀》：帝即位，除任子令。《注》引應劭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案《漢書·馮唐傳》：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兩龔傳》：王莽白遣龔勝、邴漢，令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則推恩又有出於定令之外者。此為董仲舒所深非，王吉亦極言之。《後漢書·侯霸傳》：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大子舍人，此為宦者得任人之始。至後漢而其弊大著。李固言：「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而中常侍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楊秉傳》：延熹五年，代劉矩為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上言：「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蓋宦豎之禍，至斯而極矣。《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當坐之。」師古曰：「除此令，所以優之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等寬典，誠不如其無有也。 漢世公府掾史，皆自辟除。見《續書·百官志》。而二千石所屬，亦由其任用。《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起，敞上書自請治之。天子征敞，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請吏追捕有功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其用人之權之大如此。 景帝後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惟廉士，寡慾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眾。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故有十算之限。」此與今之保證金，意頗相類。《韓信傳》言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王尊教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此則習俗相沿，好用富人耳，未嘗著為法令也。然《後書·第五倫傳》言：「遷蜀郡大守。蜀郡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26)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朱暉傳》：暉子穆作《崇厚論》，言「以韓、翟之操，為漢名宰，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則孤寒之士，欲求聞達亦難矣。漢世爵得買賣，而試補吏則五大夫先除。(27)及武帝置武功爵，則千夫如五大夫。又入奴婢者為郎增秩。入羊為郎。吏得入谷補官，郎至六百石。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桑弘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皆見《平準書》。王莽亦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此皆公然粥賣。《成帝紀》：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雖出財者意不在得官爵，然國家之以官爵為酬賞則一也。張釋之及司馬相如皆以訾為郎。《釋之傳注》：蘇林曰：雇錢若出谷也。如淳曰：漢法：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循吏·黃霸傳》：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谷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郎，不補右職。《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致歲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蓋雖政以賄成，然語其所由進，則終輕之也。靈帝賣官之事，已見第十章第五節。此亦亂政，非法令，不足論。 《史記·平準書》言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漢書·食貨志》作「亦不得為官吏」。此乃妄人所改。宦、學也。(28)謂給事於官而未有爵位者。《漢書·惠帝紀》：帝即位後，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師古謂「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優之」。此即宦於大子家者也。貢禹言：文帝時，賈人、贅婿及吏坐減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景帝後二年詔有市籍者不得官。《後漢書·逸民高鳳傳》：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然孔僅、東郭咸陽斡鹽鐵，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亦皆用富賈；流品之異，業已不能堅持。《後漢書·第五倫傳》：竇氏始貴，倫上疏言：「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三輔議論，至雲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楊震傳》：震上疏言：「周廣、謝惲兄弟，依倚近幸奸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減錮棄世之徒，(29)復得顯用。」《後漢書·袁安傳》：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劉般傳》：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減抵罪，增錮二世。《陳寵傳》：子忠，奏解減吏三世禁錮。(30)桓帝即位，詔減吏子孫不得察舉。《黨錮傳》：岑晊，父以貪叨誅死，晊往候同郡宗慈，慈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蓋漢於減吏法特嚴，而俗亦疾之甚深。減吏亦可顯用。而綱紀蕩然矣。左雄亦言：「考奏捕案，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則有罪禁錮，亦成空言矣。《漢書·息夫躬傳注》云：「錮，謂終身不得仕。」然亦有行寬典者。平帝即位，詔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殤帝延平元年，大後詔「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是也。其時權戚牽引，後則重以黨人，禁錮所涉尤廣。章帝元和元年，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此所錮僅及三屬。《順帝紀》：永建四年赦詔，閻顯、江京等知識昏姻禁錮，一原除之。靈帝建寧二年，鉤黨之禍，「諸附從者，錮及五屬」。熹平五年，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光和二年大赦，僅除小功以下而已。 左官之律，起自武帝，已見第四章第六節。後漢建武二十四年，申明《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亦已見本章第二節。此亦仕進之一途也。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緩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王主，劉斂謂當作王國，蓋是。主官屬只有家令，無郎謁者也。 《後漢書·蔡邕傳》云：「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此為迴避之始。邕疏言「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可知前漢本無其法。《三國·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言馥子弘在晉世為荊州刺史。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勛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大守，初為襄陽大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初勛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則晉初猶可援引也。 漢世選舉，其權本在三府，東京以後，乃漸移於尚書。順帝陽嘉元年詔言：「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二年，郎覬以公車征，詣闕拜章，亦言「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而靈帝時呂強上疏，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云云。似尚書之權，至末葉乃大張者。然《朱浮傳》言：「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則三司之喪權，由來舊矣。此亦有所不得已。楊興訾史高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見《漢書·匡衡傳》。楊震為大尉。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于震，震不從。閻顯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三公之徇私阿好如此。郎覬條便宜言：「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奸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觀此，可知其遷變之由矣。 慎舉於進用之初，終不過觀其大略，其人究可用與否，必歷試然後知之。故考課之法，實較選拔為尤要。(31)京房首創斯議，已見第六章第一節。魏盧毓為吏部尚書。明帝詔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其言可謂知本矣。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劉劭傳》云：「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劭、毓所為，當即一物。杜恕言「奏考功者綴京房之本旨」，杜預亦言「魏氏考課，即京房遺意」，見《晉書》本傳。其學蓋有所承。劉劭言百官考課，歷代弗務。王昶亦受詔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杜恕亦謂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傅嘏言劉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則自京、焦以至盧毓輩，議論雖有所承，條例殆皆新造也。考績之弊有二：一為專尚苛猛。章帝元初二年詔所謂「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左雄所謂「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也」。一則參以私意。劉廙曰：「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有所不安。」而「黜陟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則阿不烹，即墨不封矣。二者之弊，皆起於無法。故奉行者無所准，而懷私者得肆其濤張。然則考課之法，蓋相需孔殷矣，而惜乎其終不成也。 漢世選舉不實，厥罰頗重，《漢書·百官公卿表》：竟寧元年，張譚為御史大夫，陽朔三年，韓立子淵為執金吾，後皆坐選舉不實免。綏和元年，遂義子贛為左馮翊，坐選舉免，元壽二年，梁相為大理，三年，坐除吏不次免。嚴延年為河南尹，察獄史康，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張湯曾孫勃舉陳湯茂材，以湯有罪削戶二百。湖三老訟王尊曰：「審如御史章，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知漢世選舉不實，未有能辭其責者也。然終不能絕其弊者，則以私黨牢固，力不能勝也。自封建之制既壞，士無恆產，競以遊說為務，至秦、漢之世猶然。(32)陳涉之王，事至微淺，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史記·儒林傳》。叔孫通之降漢也，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初無所言進，弟子皆竊罵。及高帝悉以為郎，通又以賜金五百斤分賜諸生，則喜而稱為聖人。其時酈生、陸賈之徒，以及後來伍被、羊詭、公孫勝、鄒陽、枚乘之輩，皆古游士之類也。既非縱衡之時，好士之主，不可數遇，則不得不結黨以相援引。孔光不結黨友，養遊說，史家著其特操。薛宣無私黨遊說之助，薦者以為美談。何武恂恂，猶且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見本傳。又云：「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降逮東京，其弊彌甚。章帝建初五年，以日食詔公卿以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其以岩穴為先，勿取浮華。」和帝永元六年詔亦令昭岩穴，披幽隱。劉愷為大常，史稱其每有徵舉，必先岩穴。所謂浮華者，謂其「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更相嘆揚，迭為表里，既獲者賢己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從之」者也。《中論·譴交篇》語。當時風氣之弊，詳見《中論》此篇及《考偽篇》。又《潛夫論·務本》、《賢難》、《考績》、《潛嘆》、《實貢》、《交際》，《抱朴子·審舉》、《交際》、《名實》、《漢過》諸篇。朱穆《絕交》、劉梁《破群》之論，亦有激而然也。劉梁見《後漢書·文苑傳》。此曹既合黨連群，其聲勢亦覺可畏，故當路者咸敷衍焉。《中論·譴交篇》言「桓、靈之世，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緩，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甚至有如晉文經、黃子文者，炫曜上京，臥托養疾，而三公辟召，輒詢訪之，隨所減否，以為予奪。見《後漢書·符融傳》。尚復成何事體？夫顯為名者，未有不陰為利者也。當時李膺、郭泰等，所以為士林所歸仰者，實亦欲藉彼聲華，以資進趨耳。然虛名所歸，率多矯偽之士，其居心有不可問者。黃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婦大集賓客三百餘人，中坐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允以此廢於世。《後漢書·郭泰傳》。此與第十三章第一節所引李充事，可以參觀。彼為充者，亦幸而其妻不能數其惡耳，設其能之，充亦一黃允也，而公卿倒屣，天子動容，其敗壞風俗，為何如哉？孔融稱盛憲曰「天下譚士，依以揚聲」，又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許劭初善李逵，後更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劭為郡功曹，遂排擯靖不得齒敘。《申鑒考偽》謂「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紿，朋友相詐」，信非虛言。卒之祿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終至「身歿他邦，親戚隔絕，閨門分離」，亦《譴交篇》語。亦何為哉？然喪亂以來，斯風不革。《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年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陳矯傳注》引《魏氏春秋》載公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其疾惡之至於如此。然大和中董昭上疏曰：「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虛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土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則其風氣絕未變也。《昭傳》謂明帝以昭此疏，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案《誕傳》謂誕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則其人非騖浮華者。《傅嘏傳注》引《傅子》，力詆何晏、鄧颺、夏侯玄三人。則嘏本司馬氏之黨；其說或亦事後附會，不必實也。史於曹爽之黨多溢惡。觀昭之疏，實非指誕、颺等言。然當時有此等風氣，則不誣也。王昶名子曰渾，曰深，兄子曰沈，曰默，可見時人惟口舌之尚。欲救此弊，惟有二法：一如魏武帝、諸葛武侯，專校功能。此可施之於考課之時，而不能用之於選拔之際。一如毛玠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不得進。」然不能考之於其鄉里，而徒就典選者耳目所及，終不免為矯偽所欺，此則九品中正之制所由立也。 漢世用人，本重鄉舉。故杜欽對策，有「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之語，王吉為沛相，「課使郡內各舉奸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後漢書·酷吏傳》。則鄉里官司，於善惡之有記注舊矣。(33)和帝永元五年詔曰「科別行能，必由鄉曲，故先帝明敕所在，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則薦舉亦本功能。自朋黨熾盛以來，遂舍歷試而憑虛譽，而毀譽則為矯誣者所把持。(34)《後漢書·趙岐傳》，言中常侍唐衡兄琺，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琺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琺深毒恨。《許劭傳》言：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黨錮·范滂傳》云：大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觀此三事，可知鄉評之重。夫既為矯誣者所把持，其論復何足采？然時人不知此義。何夔謂魏武：「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間，使長幼順敘，無相逾越」，傅嘏難劉劭考課，亦謂「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選才之職，專任吏部，考課是先，為本未立而治末」。時人所見如此，九品中正之法，安得不立？其實鄉評所與，每多矯偽之人。畫餅充飢，正指是輩。魏武所以求盜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士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令。見《本紀注》引《魏書》。正有激而然也。然則九品中正之法之不足用，在三國之世，早見其端倪矣，而惜乎時人之不悟也。此法創自陳群，其弊至晉世而始著，別於《晉南北朝史》中詳之。 第五節　賦稅 漢世輕典，莫如田租。《漢書·食貨志》言：高祖輕田租，什五而稅一。《惠帝紀》：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35)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案秦以前不聞十五稅一之舉，師古然鄧說，當不誤也。文帝從晃錯言，令民入粟邊拜爵。錯復奏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焉。《食貨志》。亦見《本紀》。據《文帝紀》，文帝二年，業已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後漢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帥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自是終後漢世，未之有改。惟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注》曰：「畝十錢也。」靈帝欲鑄銅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陸康傳》。為橫斂。(36)然漢世田稅，本不收錢。此仍可謂之加賦，按田而賦。而不可謂之加稅也。三十稅一之制，仲長統非之，謂無以備稸積，豐吏祿。其言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況三十乎？」似矣。然古公稅之外，無復私租，故什一之稅不為重。漢則「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十稅五」，王莽行王田詔語。無以正之，而復重稅，可乎？貢禹言農夫「已奉谷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左雄言：「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特選橫調，紛紛不絕。」則絕誅求誠為急務。欲絕私求，固宜豐吏祿，然是否吏祿豐而私求即絕，亦復難言；況不能正豪民之侵陵，又重稅之以供吏祿，民力安可勝邪？然則地權不均，文、景姑息之策，亦有所不得已也。藁稅，亦曰芻藁，後漢常與田租並免，(37)，或令半入，或以實除，見《紀》建武二十二，中元元，元和二，永元四、九、十三、十四、十六，延平元，永初四，延先三，永建六諸年。蓋農田普出之稅。《光武紀注》引《東觀記》曰：帝嘗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38)更始元年。則谷租雖征本色，芻藁已征折色矣。不知侯家如此邪？抑民間亦然也？ 《刑法志》言：「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食貨志》雲「稅謂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則賦之始本專以共軍。然有所須即敷之於民，由來舊矣。故《食貨志》又言「賦充實府庫賜與之用」也。《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此仍以共軍用。《惠帝紀》：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惟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蓋古者兵役，女子亦與焉，故其算賦亦無分男女也。 (39)奴婢之算，蓋當使主人出之。《王莽傳》：天鳳四年，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其證。《昭帝紀》：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貢禹傳》：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口錢算賦，初本兩事，其後遂為通名。然三錢以補車騎馬仍不失賦以足兵之本意也。其隨意敷取於民者：賈捐之言文帝民賦四十，武帝民賦數百；輪台之詔，言前有司欲益民賦三十助邊困《西域傳》。皆是。《高帝紀》：十一年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武帝紀》元鼎五年《注》引如淳曰：「《漢儀注》：諸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此因貢獻而賦諸民者也。《文帝紀》：元年六月，令郡國毋來獻。後六年四月，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蓋亦以貢獻須煩民也。賈山亦美文帝止歲貢。《高后紀》：二年，丞相臣平言：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注》引文穎曰：「飡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媵錢，即租奉也。」《貨殖傳》言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此則封君自賦諸民者也。《昭帝紀》：元鳳二年，詔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此蓋自武帝事四夷以來，《西域傳贊》所謂租及六畜者即指此。算賦、口錢，漢世屢有減免。賈山《至言》：文帝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昭帝紀》：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宣帝紀》：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成帝紀》：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後漢亦屢有復口算之舉，今不備征。漢世錢賈貴，民於算賦、口錢，頗覺其重，減免實為惠政。又民得錢頗難。(40)昭帝元鳳元年、六年，皆詔三輔、大常以叔粟當賦，亦便民之事也。其橫調雜物，則無如何。《漢書·薛宣傳》：卭成大後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三國·吳志·華核傳》：核言「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此等皆取之無定物，無定數，亦無定時，為虐最甚。宜乎吳無賦而百姓歸心；史以民不益賦稱桑弘羊之功；而成帝時有司奏請加賦，谷永亟言其不可許矣。古無戶賦，魏武帝始行之。見《三國·魏志·趙儼傳》。《三國志》本紀建安九年《注》引《魏書》載公定河北後令曰「其收田租畝一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蓋亦所以止橫斂也。 《續漢書·百官志》言：有秩、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後漢書·劉平傳》言：平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則漢世賦以貧富為準，役以善惡、老少為差。(41)《潛夫論·愛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暗下亂而力不足。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實。」可見役事繁簡，與民生關係實大。賈山稱文帝減外徭衛卒；賈捐之言文帝時丁男三年而一事；則其時徭役頗希。然能如此者卒鮮。漢世大役可考者：如惠帝三年、五年，髮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餘人城長安，皆三十日；武帝欲築通天台，未有人，王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皆是。然此尚非民所甚苦，其最苦者，則為遠役。(42)賈生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也。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雜采《新書》及《漢書》本傳。秦時諸侯吏卒，常以繇使屯戍過秦中，已見第三章第二節。《漢書·枚乘傳》言：梁孝王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大後，此諸侯之虐用其人。然《魏相傳》言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朱買臣吳人也，而隨上計吏為卒將車至長安；《三國·魏志·管寧傳》言：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被書調丁夫給漢中；則王室之役使其民，其路亦不為近矣。谷永對策，欲使民不苦逾時之役，安可得哉？邊戍之役亦特重。賈誼言：「今西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魏王觀為涿郡大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大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此邊郡繇役重難之證。《平準書》言漢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此又以開邊而勞及內郡者也。其得復者：或以宗室。文帝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或以帝王鄉里。漢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後又復豐比沛，事在十二年。光武建武六年，改舂陵為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無有所與。或以吏。惠帝即位，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或以爵。《漢書·食貨志》：晃錯說文帝曰：「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武功爵，則千夫如五大夫。或以功臣之後。漢功臣之後多復家，見表。《王子侯表注》曰：「復家，蠲賦役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孟康曰：「諸復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後漢書·王良傳》：「復其子孫邑中繇役。」或以學。《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略》，言大和、青龍中，大學諸生千數，率皆避役。《王脩傳注》引王隱《晉書》：王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刀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雲「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或以有車騎馬。《食貨志》：晃錯言：「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武帝欲修馬復令，見第十七章第六節。或以老。《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民年九十以上，為復子若孫。《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文學曰：「十九年以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政。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是漢從戎事者自二十三至五十六，他役則不限此也。 (43)參看第六節。或以喪。宣帝地節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後漢書·陳忠傳》：元初三年，上言：孝宣皇帝，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繇，令將葬送。請依此制。大後從之。或以流移。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本始三年，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或以行義。如《後漢書·列女傳》，漢中陳文矩妻，蠲除家徭。或由粥賣。漢武募民入奴婢，入粟，得以終身復。又民多買復，及千夫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見《平準書》、《食貨志》。然仍有成為具文者。如魏明帝起宮室，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見《三國志·高堂隆傳》。參看第十二章第四節。又如孫權改作大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本傳赤烏十年。是也。其酷者：則或五人三人兼役，見《三國·吳志·孫休傳》永安元年詔。或一家而父子並役，見《三國·吳志·陸凱傳》。又有役及女子者。惠帝城長安即然，已見前。《三國·蜀志·楊洪傳》：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則無蜀矣。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其人或以賄免，或則鋌而走險。《吳志·駱統傳》：統言「每有徵發，小有財貸，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案此當時山民之所以多也。雖擅繇之律頗重，不能止也。《漢書·王子侯表》：江陽侯仁，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師古曰：「有聚落來附者，輒役使之，非法制也。」又：柞陽侯仁，初元五年，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為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信武肅侯靳歙，子亭，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又：東茅侯劉告，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又：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又：平陽侯杜相夫，元封三年，坐為大常，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繇，闌出入關免。師古曰：「擇可以為鄭舞而擅役之，又闌出入關。」相夫，《百官公卿袁》作杜相，未知孰是。此諸事可見擅繇之律之嚴。然梁冀起菟苑河南城西，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則有權勢者之擅繇，終莫之能止也。又更亦役之一，見第六節。王莽訾漢家「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行王田詔。見《食貨志》及本傳。其厲民亦不為不甚也。 武帝榷鹽鐵，已見第五章第十節。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田千秋共奏罷酒酤。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罷在初元五年，復在永光元年，見《紀》。雲以用度不足。東漢鹽官、鐵官，皆屬郡縣。本屬司農，見《續書·百官志》。置令、長及丞，以主鹽稅、鼓鑄。案《漢書·地理志》，郡有鹽官者二十八，鐵官四十。元和中，尚書張林上言鹽官可自煮，尚書僕射朱暉奏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重述林議。帝然之。有詔施行。大司農鄭眾固執不可，不聽。和帝即位，乃以遺詔罷之。《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脩為司金中郎將，大祖與情書云：「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無可者」云云。《大平御覽》引此事作河北始開冶，以脩為司金中郎將。據殿本《考證》。《衛覬傳》云：覬留守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或，請置使者監賣鹽，以其直共給歸民。或以白大祖。大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蜀漢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王連、岑述等為之，利入甚多，有裨國用，見《連》及《呂又》、《楊洪傳》。又《張嶷傳》：定莋、台登、卑水三縣，定莋在今西康鹽源縣南，台登在今冕寧縣東，卑水在今會理縣北。舊出鹽鐵及漆。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吳志·朱桓傳》：桓卒，孫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則三國亦皆有鹽利也。鹽鐵之利，多以共軍。桓寬《鹽鐵論》寬，汝南人，見《漢書·田千秋傳贊》。備載大夫與賢良文學相難之語，理致殊有可觀。儒家一概斥之，非也。惟征榷所入，雖雲有利於國，而辦理不善，則亦詒害於民，觀第五章第十節所引賢良文學之言可見。當時卜式來自郡國，亦言其不便，可知其非賢良文學訾讏之辭也。和帝詔言肅宗復收鹽鐵，由於匈奴未賓；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可知東京利弊，正與西京同。董仲舒言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見《食貨志》。秦時未榷鹽鐵，《太史公自序》，其高祖昌為秦主鐵官，當系漢時郡國鐵官之類。則郡國何嘗不可厲民？馬棱遷廣陵大守，谷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後漢書·馬援傳》。而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雲從民望；《漢書·終軍傳》。則官賣鹽鐵，利弊亦不一矣。彭寵轉漁陽鹽鐵以貿谷，劉虞亦通漁陽鹽鐵之饒，此固開州郡割據之漸。衛覬勸魏武收鹽利以業還民，則又足以裁抑兵家。前漢陽朔、永始之間，潁川、山陽鐵官徒皆起為亂。而《後書·循吏傳》：衛颯守桂陽。耒陽縣出鐵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則欲安民者，官榷與放民私營，亦各有利弊矣。要之官榷鹽鐵之病民，首以辦理不善，次則賣價大貴。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除此二弊，則人民所出少而官家為利多，尚不失為良稅也。 山海池澤之稅，屬於少府，已見第三節。《食貨志》言：「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蓋自晚周以來，名山大澤，久為有土者所障管，秦、漢皆承其舊也。山澤之稅，謂之假稅。有時亦或免收。《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平民。《元帝紀》：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與平民。《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以廣成苑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皆不言有稅。然《和帝紀》永元五年詔，則雲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又詔令郡勸民蓄疏食，以助五穀。其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歲。其後九年、十一年、十五年之詔，亦咸有勿收假稅之文。則凡但言假之者，皆收其稅，李尋說王根省池澤之稅，蓋即指此。《漢書·文帝紀》：後六年，大旱蝗，弛山澤。《武帝紀》：元鼎二年詔言「京師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亦不過許其採取，不設禁御而已，未嘗不收其稅也。案《食貨志》言：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海漁之稅，亦名為租，則先漢視海與田同。海可禁民漁而自漁，其非私有可知。然則土田雖雲私有，而循田租之名，猶可知其義非私有，(44)特格於事而無可如何。山澤之稅，名之曰假，義亦同此。此皆古土地公有之遺蹟也。《續漢書·百官志》：凡郡縣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平水，收漁稅。《三國·魏志·王昶傳注》引《任嘏別傳》云：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吳志·孫皓傳》建衡三年《注》引《吳錄》云：孟仁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則三國時仍有魚稅矣。 《續志》又言郡縣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其稅當不甚多。若商稅則由來甚久。武帝之算緡錢、舟車，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各有差，請算如故，可見非是時新創矣。緡錢、舟車之算，已見第五章第十節。今不更贅。主父偃言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漢書·高五王傳》。馮唐言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趙敬肅王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租稅。何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後漢明帝永元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光武帝賜劉盆子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終身。皆漢代征商之事。《後書·朱暉傳》：尚書張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所謂均輸者也。」此即宋代藉香藥、寶貨以富國之策，然未能行。《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載延康元年二月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也，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則漢世商稅之率，本為什一，而漢季嘗行重稅也。《吳志·孫皓傳注》：天璽元年，會稽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徇首諸郡，則孫皓時又嘗有算緡之法。 酒酤起於武帝天漢三年，罷於昭帝始元六年，已見第五章第十節。《昭帝紀》「罷榷酤，令民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自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案下文又云：「賣酒升四錢。」劉斂謂此數語「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租即賣酒之稅也。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況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如顏說，官既罷榷酤矣，何處賣酒乎」？案其說是也。然則官不榷酤，亦仍有酒稅也。榷如今之官賣。《武帝紀注》引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其說蓋有所受之矣。《三國·吳志·顧雍傳》言：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丑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則吳時亦有榷酤，且詒害頗烈。 秦、漢賦稅，用之之途，頗為分明。《食貨志》言：「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與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案《漢儀注》言「田租芻藁，以給經用；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續漢書·百官志注》引。則《漢志》所謂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者，指田租言；所謂天子奉養者，指山澤之稅言，而市稅亦屬焉。此又《漢志》所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者也。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武帝欲榷鹽鐵，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此蓋自古相傳之法，非秦、漢所創也。然其時郡國財計，已頗受中央指揮。《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郡國歲盡遣吏上計，《注》引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縣秋冬上計於所屬郡國。」則統屬之規模已具。《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征彭寵云：「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劉虞傳》言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此即《續志》所謂損多益寡，取相給足者，猶後世之協鑲也。則中央又能令各地相調劑矣。《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責上計簿為具文。《景武昭宣元功臣表》：眾利侯郝賢，元狩二年，坐為上谷大守，入戈卒財物計謾免。則漢時財政，亦未可謂之清明。然此乃政事之失，與規制無涉也。桓譚《新論》云：「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財。《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陽城侯田延年，坐為大司農，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如淳曰：「天子錢藏中都內，又曰大內。」《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即此。《續書·百官志》曰：「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與此相似，實不同也。少府所領園池作務之入，十三萬萬，以供常賜。」其歲出入大略如此。 第六節　兵制 秦、漢之世，為中國兵制之一大變。古代兵農合一之說雖誣，然至戰國，業已成為舉國皆兵之局，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五節。一統之後，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彌遠。夫地大人眾，則不必舉國皆兵，而後足以禦侮；征戍遠則民勞，不得不加以體恤；於是罪人、奴隸與異族之降者雜用。蓋自秦已啟其端，至漢武之世而大盛。更經新室之亂，光武崛起，急欲與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廢。(45)國之強弱，誠不盡系乎兵；兵之強弱，亦不盡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猶存，終必略加以訓練，不致盜賊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則典午以降，異族之憑陵，武夫之跋扈，其原雖不一端，要不得謂與民兵之廢無關係也。 《漢書·刑法志》述漢兵制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雲。」案《漢書·高帝紀》：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大子衛，軍霸上。《注》引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大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惠帝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並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晃錯傳》：「材官騶發。」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高帝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裡。」(46)據此諸說，材官、車騎是一。習射御為車，習騎馳為騎。有車騎之地，並徵發其車騎稱車騎；無車騎之地，徒徵發其人，則稱材官耳。有車騎與否，蓋視乎其地。大體北多而南少。故桓將軍說吳王，言吳多步兵，漢多車騎也。秦、漢之世，車戰雖未盡廢，要不若用騎之多，故諸書多言騎士。《漢書·馮唐傳》：「唐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則車與騎又有別。水戰之士，亦稱輯濯士，見《劉屈氂傳》。亦曰棹卒，見《後漢書·岑彭傳》。南軍屬衛尉，北軍屬中尉，已見第三節。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而《漢儀注》言民一歲為衛士；則南北軍皆調自民間。《續書·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其人蓋以時更代，故論者以擬唐府兵之番上，而以七校擬唐之長從也。《國語·齊語》述管子作內政寄軍令曰：「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云云。則所謂疇官者，即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軍帥；各從父疇，猶言仍隸其父之伍耳。罷漋當免役，故王莽訾漢常有更賦，疲癃咸出也。《食貨志》載莽王田令。 《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帝加元服，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吳王濞傳》：「卒踐更。輒與平賈。」《注》引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案如說與服說異，晉說同。如淳據律，似不當有誤，故師古以晉說為是也。卒更蓋調民為衛，律所謂繇戍者則守邊。此惟極小之國， (47)人數不多，不能借代，而邊地距所居不遠者，乃能行之，稍大，則無不行踐更、過更者矣。故吳王於卒踐更輒與平賈，而不聞其有惠於卒更；晃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蓋寬饒之子自戍北邊，則當時以為異聞矣。《漢書·酷吏傳》：人有變告王溫舒受員騎錢；《遊俠傳》：郭解陰請尉史，脫人於踐更時；則徵調不能無弊。鮑宣言民有七亡，縣官重責更賦租稅其一；《後書》安帝永初四年，順帝永建五年，皆有免過更之詔；則過更亦由官責其錢矣。秦爵二十級，四曰不更。師古曰：「言不與更卒之事。」蓋民之苦兵役久矣。(48)《後漢書·陳寵傳注》引謝承書，言施延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則亭卒初亦行卒更法，而後變如踐更。 《漢書·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霍光傳》：「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蓋都本大義，因大試稱都試，後遂稱試為都耳。觀都之名及《光祿摯令》，則知其初所試極為普遍，而脫漏之法亦嚴。然《韓延壽傳》，述延壽在東郡試騎士，盛為威儀，以奢僭見劾；《後漢書·耿弇傳》，言弇常見郡試騎士，由是好將帥之事；即可見其徒飾耳目之觀。《刑法志》言：「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牴；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牴，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牴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牴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牴者，兩兩相當，角技藝射御，故名角牴。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改名平樂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牴於上林平樂館。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牴觸。文說是也。」案師古說非也。角牴之技，蓋起於兩人角力，後乃益以射御等事耳。此本與治兵振旅無關，宜其徒為戲樂也。角牴如此，都試如彼，則講武久已徒有其名。《漢書·鄒陽傳》：公孫攫言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眾，而與天子爭衡。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可見民之未經訓練者已多。然告朔餼羊猶在。故燕刺王欲反，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光武與李通，初亦欲因都試起事也。光武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及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還復民伍。《續書·百官志》雲「自是無復都試之役」，而講武之意蕩然矣。《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二十一年《注》引《魏書》：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以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秦制。」奏可。乘之之制，見於《續漢書·禮儀志》，此亦徒飾耳目，三國相承，未能變也。是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文帝延康元年六月，治兵於南郊，西征。則征伐皆先治兵，不限於立秋之日也。 於役者最苦其遠，已見第五節。兵亦役之一，讀《鹽鐵論·備胡》、《執務》、《繇役》諸篇可知。為免人民之困，於是乎有謫發。謫發緣起，已見第二章第二節。《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以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晃錯所言秦法也。較晃錯所言，多一亡命，蓋錯言之不具，貳師再伐大宛，亦發天下七科謫，《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謂之有罪，蓋特以免擾累。錯又言秦有閭左之戍，《伍被傳》亦有其文，案陳勝即其事。勝之令其徒屬曰：「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見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漢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間。《高帝紀》：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十年，陳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然仍徵兵於諸侯。其赦死罪，蓋亦如楚令適卒分守成皋，見《酈生傳》。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為皇大子衛，已見前。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恆發郡國兵。武帝建元三年，救東甌，尚遣嚴助持節發會稽兵。及元朔六年，大將軍再出塞，詔言「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蓋用謫發始多。其後元鼎五年平南越，元封二年定朝鮮，六年擊昆明，大初元年征大宛，四年伐匈奴，天漢元年屯五原，無不以謫發者。昭帝元鳳元年，擊武都氏，四年屯遼東，宣帝神爵元年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冢勇。見《漢書·食貨志》及本傳。皆因用兵多且數，不欲煩擾農民故也。漢自武、宣以後，不甚勞民之事，轉有發卒為之者。如甘露三年單于入朝，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後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之出雞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戰者，往往致敗。如王莽發巴、蜀、犍為吏士擊益州，巴、蜀騷動；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巴、蜀、犍為吏以擊之，騷擾彌甚；即其一證。《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以羌叛，欲令隴西、安定等八部贖，令罪人出財以誅之，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此謫發代徵調而興之理也。就一時言之，自亦未嘗無益，然久之則民不習於兵矣。用奴隸者：章邯以人奴產子距楚，已見第三章第一節。漢誣淮陰侯欲詐赦諸官徒奴。貢禹欲免諸官奴婢，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為豬突豕勇。後漢時有所謂家兵者，見《後漢書·朱俊傳》、《袁紹傳》、《三國志·曹洪傳》、《呂虔傳》。《後書注》曰「家兵，僮僕之屬」也。用異族者：趙破奴用屬國騎擊姑師。李廣利擊大宛，亦發屬國六千騎。皆見《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李廣利傳》同。范明友擊益州用羌。見《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詔。宣帝時擊羌用婼羌、月氏。見《趙充國傳》。元帝時平羌用呼速累嗕種。見《馮奉世傳》。而烏桓處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後漢南匈奴既降，列置諸王，為郡縣偵羅耳目，其規模尤廣。偏隅用兵，後漢亦多用異族者：如建武十九年，劉尚發廣漢、犍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擊益州；建初元年，肅宗募發越巂永昌夷、漢討哀牢皆見《後漢書·西南夷傳》是也。戍邊亦多用繫囚，赦其罪，令與妻子俱往占著。明帝永平八年、十六年、十七年，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安帝延光三年，順帝永建元年、五年，沖帝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興元年，皆有是詔。其調發郡國兵者：建武二十三年，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討南蠻，馬援髮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討交阯；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反，明年，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討之：皆見《後漢書·南蠻傳》。元初五年，代郡鮮卑入塞，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鮮卑傳》。乃罕有之事矣。 郡國都尉之罷，一時似無甚關係，然未久而其弊即見。應劭言：「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驅以即敵，每戰常負。爾乃遠征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財貨糞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鄭泰策關東義兵曰「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三國志·鄭渾傳注》引張璠《漢紀》。《後漢書·泰傳》本之。王朗奏言「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或商賈惰游，或農野樸鈍；既不簡練，又希更寇，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裡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三國志》本傳《注》引《魏名臣奏議》。司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搜狩習戰之備。今雖五等不可復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三國志》本傳。凡此所云，並足見民兵之廢，其詒患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廢，募兵之法旋起。《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案《後漢書·任光傳》：光武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光勸雲「可募發奔命，出攻旁縣，若不降者，恣聽略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此明是臨時選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過發奔命兵；《本紀》。武陵蠻圍劉尚，詔宋均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傳》。蓋亦此類。竊疑奔命本指發及羸老，後乃變為選取精勇也。《漢書·王莽傳》：莽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議滿三十萬眾，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勇士，蓋即李陵所將勇敢五千人之類，此亦當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傳》，言時有欲從軍輒詣京師；而衛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負從馬至十四萬匹，則其時之人頗樂從軍。(49)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馬援擊五溪蠻夷，以十二郡募士，則募兵之用漸廣矣。喪亂之世，民無所歸，或自托於營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紀注》引《魏武故事》。詳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孫策入曲阿，令告諸縣：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三國志》本傳《注》引《江表傳》。呂又遷巴西大守。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皆募兵易得之證。然《魏志·杜畿傳》言：衛固欲大發兵，畿說其徐以貲募，遂延至數十日乃定，則調發之成規尚存。田況之守翼平也，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赤眉聞之，不敢入界。《漢書·王莽傳》。羊續之守廉江也，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並勢力戰，大破黃巾。則未經訓練之眾，苟臨時有以部勒之，亦未嘗遂不可用。孫策絕袁術書，論當時山東義兵曰：「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鬥矣。」本傳《注》引《吳錄》。可見風氣轉變非難。韓信之背水為陳，自言驅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驅四市人以為用，見《漢書·劉屈氂傳》。此信言之明驗。故先漢之七科謫，賈人居其四焉。此承戰國之餘俗，人人習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實賴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之財；而孫堅從朱俊討黃巾，亦募諸商旅以為用；可見右武之遺風，東京末猶未盡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亂禦侮也。然是時之取兵，則有如袁譚，名為召募，實則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孫休，使勅交阯大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者。呂興之亂，由此激成，見《魏志·陳留王紀》咸熙元年詔。案吳發調之弊亦極甚。陸遜陳便宜極言之，見《孫權傳》黃武五年。曷怪民之視充兵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廢墜哉？ 外強中弱，自前漢時已肇其機。光武之定河北也，實以上谷、漁陽突騎。《後漢書·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漢縣，今河北巨鹿縣北。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可見是時突騎之強。然《吳漢傳》：廣樂之戰，廣樂，城名，在今河南虞城縣西。漢以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則突騎中實頗雜異族。竇融欲據河西，而曰：「張掖屬國，精兵萬騎。」則西北情形，亦與東北相類。後漢大舉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永元元年之伐北匈奴，南單于而外，又有羌、胡、烏桓、鮮卑。延平元年西域之叛，梁懂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遼東鮮卑寇邊，耿曄以烏桓率眾王擊之。任延守武威，選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內亂者，如陳球被圍，度尚以幽、冀、黎陽烏桓騎救之是也。腹里空虛，邊垂強悍，遂成偏重之勢。虞詡言：涼州「習兵壯勇，實過余州。」傅燮言：「邊兵多勇，其鋒難當。」鄭泰言：「關西諸郡，數與胡戰，婦女猶載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強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谷、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詩曰：「卓眾來東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戮無孑遺，屍骸相掌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吟，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危禍？」讀此，乃知當時董卓、李催、郭汜等殘暴無人理之由。邊章、韓遂為寇，鄒靖欲開募鮮卑，應劭駁之曰：「鮮卑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數犯障塞，且無寧歲。惟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大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為中國之民，猶必主軍強於客軍，乃能藉以為用，況其為異族乎？此五胡之亂之一大原因也。 晃錯比較漢與匈奴兵力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二者相較，匈奴之眾，並不視中國為強。然梁商移書馬續，言「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則中國徒能自守，而野戰不如異族矣。此忘戰之禍也。趙充國策屯田曰：「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便兵弩，飭斗具。烽火幸通，勢及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又曰：「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漢書·匈奴傳》。蓋其守御之精嚴如此。《匈奴傳》述昭帝時事雲「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蓋有由也。有障塞而不乘，候望偵伺，責之異族，而地利轉為他人用矣。 漢世兵器，猶多出於官。主製造者為考工，成則藏諸武庫。《續漢書·百官志》：考工令一人。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案《前書·百官公卿表》：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及三丞。後漢改中尉為執金吾。有武庫令一人，兵器丞一人。又漢世郡國，多有武庫。《成帝紀》：建始元年，立故上郡庫令良為王。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又田千秋為洛陽武庫令，見《魏相傳》。少府屬官若盧，亦主弩射。見《百官公卿表》。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雒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吉傳》：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漢世作亂者多盜庫兵。(50)事見《成帝紀》陽朔三年、鴻嘉三年、永始三年，《平帝紀》元始三年。《後漢書·梁統傳》：統言「隴西、北地、西河之賊，度州越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戾大子之叛，亦出武庫兵。燕刺王言武帝時受詔領庫兵。《後漢書·羌傳》述永初叛羌情形曰：「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矛，或負版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說本《潛夫論》。則當時民間，兵器本少，賈生謂秦未起事者，「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非盡形容之語，故秦皇欲銷天下之兵；公孫弘欲禁民挾弓弩；見《漢書·吾丘壽王傳》。王莽禁民挾弩鎧；《莽傳》始建國二年。徐邈為涼州刺史，亦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也。《日知錄》言：「古者以銅為兵。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以鐵足之。漸染遷流，遂成風俗。鐵工比肩，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案賈誼說漢文收銅勿令布，而雲以作兵器，則漢世之兵，猶以銅為貴。淮南厲王袖金椎擊辟陽侯，其椎未必鐵制也。賈山言秦為馳道，隱以金椎，役夫未必有銅椎，蓋以習用之語言之，可見椎初亦以銅為之也。張良為鐵錐以擊秦皇，或轉為特異之事。銅為在官之物。鐵則用作農器，民間本多。(51)以之作兵，兵遂散布於民間矣。故呂母散家財買兵弩，見《漢書·王莽傳》。《後漢書·劉盆子傳》雲「買刀劍」。光武起兵時，亦得市兵弩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漢書·及黯傳注》引應劭說。然漢亡卒已教西域鑄鐵器及他兵器；．見《漢書·西域傳》。鮮卑得賞賜，輒欲買鐵；見上引應劭說。蔡邕議伐鮮卑，謂「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則禁令亦成具文。文明之傳布，固未易遏阻也。 公孫弘之議禁民挾弓弩也，曰：「十賊礦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則當時戰鬥，以弓弩為利器。是故引強、蹶張，視為長技；《史記·絳侯世家》言勃為材官引強。《漢書·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帥。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袁盎傳》：盎說嘉曰：「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良弩有遠射至千餘步者；見《後漢書·陳球傳》。而三國時諸葛亮及馬鈞，皆欲損益連弩之法焉。見第十六章第二節。短兵接則殺傷多，《漢書·劉屈氂傳》：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故能用短兵者，眾則譽為勇敢。《漢書·地理志》言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李陵夸其眾為奇材劍客；王允以劍客遇呂布，而魏武以許褚所將劍客為虎士也。(52)《三國志·褚傳》：褚以眾歸大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又云：「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大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案謂之客者，蓋謂不自食而寄食於人。《史記·遊俠列傳》曰：「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易可少哉？」當時之為遊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眾利侯伊即軒，以從票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 攻擊仍多用石，《三國志·袁紹傳》：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大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動而鼓，說曰：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倉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晃錯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傳》：陵軍入陋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即如淳所謂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苔。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渠苔蘇說是也」。皆當時攻守之具也。 《陳涉世家》言：涉起蘄，行收兵，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又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似秦、漢間車尚與騎並重者。然時灌嬰、傅寬、靳歙等皆以騎將立功，未聞有以車將著者也。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韓延壽都試騎士，會騎士兵車四面營陳。李陵軍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單于遮道急攻陵。陵乃棄車去，士徒斬車輻而持之。史言驃騎將軍車重與大將軍等。《漢書·趙充國傳》言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厄狹。充國徐行驅之，鹵馬牛羊十餘萬頭，車四千餘兩。段熲策羌曰：「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則當時用兵，無論中國外夷皆有車，特皆以為營陳，供運載，而不以事馳突耳。車與騎之用有別，故車將與騎將皆異其人。灌嬰、傅寬、靳歙等傳言車司馬、候騎將、騎千人將、騎長、樓煩將；《張敞傳》：以正違忤大將軍，使主兵車皆是。其車騎連言，如灌嬰、靳歙之稱車騎將軍者，實則所主皆騎耳。《後漢書·南匈奴傳》言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馳突，而非以之逐利也。 第七節　刑法 吾國法律，完具而可考者，始於李悝之《法經》，而商君用以相秦，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節。《漢書·刑法志》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史記·酷吏傳》：趙禹「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漢書》作「作見知，吏得傳相監司以法，儘自此始」。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武帝又作《沈命法》，見第五章第十節。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即位，置廷平。見下。涿郡大守鄭昌上疏，言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乃下詔曰：「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成帝河平中，復下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有司徒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案《漢志》所述先漢刑法始末，不甚完具。當以《晉書·刑法志》補之。《晉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注》引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者為律，今《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蕭望之傳》：望之與李彊議令民入谷贖罪事，引《金布令甲》，則諸令皆以甲乙丙次之。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後漢書·陳寵傳》：辟司徒鮑昱府。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屬，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漢高約法三章，已見第三章第三節。據此，則「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當於約字句絕，法字又一讀，謂於六篇之中，僅取殺人、傷人及盜三章，余悉除去也。法律之原，一為民間之習俗，一為治者之所求，說亦已具《先秦史》。社會之演進愈深，則風俗之岐異愈甚，而上之所求於下者亦愈多，法令遂日益滋章，而亦益為人民所不習。其未備者，奸吏既得以意輕重；雖有其文，而編排不合部次，用者又得上下其手；而人民益苦，風俗亦愈益薄惡矣。秦、漢之世，蓋正其時也。職是故，當時之所急者，乃在刪除繁冗，依條理纂次。然終漢世，迄未能舉其事。其所行者：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據《晉書·刑法志》。《後漢書·梁統傳》載統疏曰「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辭不別白。《注》引《東觀記》與《晉志》同。惟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作輕殊死刑，又哀帝建平元年下無盡四年三字。光武建武二年，詔議省刑法。本紀。十四年，群臣上言宜增科禁。杜林奏宜如舊制，從之。《後漢書·林傳》。梁統以為法令輕，下奸不勝，宜遵舊典。《後漢書·統傳》。請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從。《晉書·刑法志》。桓譚疏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亦不省。《後漢書》本傳。章帝納尚書陳寵言，詔有司禁絕鑽諸酷痛舊制，解襖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為廷尉。復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後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減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以上據《晉書·刑法志》。《後漢書·陳寵傳》略同。惟陳忠奏上三十二條作二十三條，未知孰是。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廡，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儀，表奏之。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後書·應奉傳》作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盪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後書》此處作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議駁《後書》作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瑰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云云。於是舊事存焉。以上亦采《晉志》。《後書·應奉傳》略同。魏明帝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余家。其後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劭，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云云。其所定：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分律令為劫略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系訊斷獄律、請賕律、興擅律、之留律、郵驛令、變事令、驚事律、償減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大傅鄭沖、司徒荀覬、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大守周權、齊相郭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劭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系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權設其法，大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四年五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以上皆據《晉志》。是為《晉律》。自《晉律》定後，歷代大體相沿，無大改變矣。蓋自戰國以前，為法律逐漸滋長之時，至秦、漢，則為急待整齊之世，然皆徒託空言，直至曹魏而後行，至典午而後成也，亦可謂難矣。漢世小小改正，尚有見於史者，如漢惠帝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文帝二年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更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光武建武十八年，蠲邊郡盜谷五十斛死之法，同之內郡，皆是。 秦、漢法吏，亦有專門之學。(53)李斯言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樊准請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魏明帝時，衛覬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學也。郭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此私學也。史言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而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亦見《郭躬傳》。則國家之於法吏，用之亦不為薄。然以大體言之，則儒家之學，漸奪法家之席。(54)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誼專斷於外，不請；見《漢書·五行志》。何敞遷汝南大守，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皆斷獄引用經義，不拘法律者。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於定國少學法於父，後更迎師學《春秋》；丙吉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法吏之折而入儒者也。史稱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此乃曲意詆毀之辭，實乃以儒正法耳。張湯為廷尉，有疑奏，再見卻。及兒寬為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路溫舒初為獄小吏，後學法律丞相府，又受《春秋》通大義。讀其尚德緩刑一書，可見其宗旨所在。人心趨鄉如此，儒家之學，安得不日盛？法家之學，安得不日微？斷獄者既習用經義，則經義已入於比之中。應劭撰《春秋決獄》，又益之以說。知魏、晉定律，以儒家之義，正法吏之傳者，必不少矣。《白虎通義》：父殺其子者當誅，見《誅伐篇》。《晉律》亦父母殺子同凡論，見章炳麟《太炎文錄·五朝法律索隱》。經義折獄，世人每以為怪，其實事之饜於眾心者，即成習慣，經義折獄，亦猶之據習俗，援法理耳，絕無足異也。 漢世法律，並不十分畫一。《後漢書·馬援傳》言：援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是越人本承用舊律，即援亦未能盡一之也。《三國志·何夔傳》：夔遷長廣大守。是時大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55)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然後齊之以法。」大祖從其言。則雖在邦域之中，亦不急求一律矣。新科蓋權造以適時。《蜀志·伊籍傳》言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亦其類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此其所以能泛應曲當，與民相安。律之一，俗之一實為之，非可強求也。然長吏擅立科條亦有弊。宣帝五鳳二年，詔言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質帝本初元年，謂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皆其事。 刑法至孝文時為一大變。《漢書·刑法志》言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56)即黥。《後漢書·朱暉傳注》：「黥首，謂鑿額涅墨也。」抽脅、鑊烹之刑。漢興之初，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漢書·英布傳》，謂彭越之死，盛其醢以遍賜諸侯。師古曰：「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系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慾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臣瓚曰：「完當作髡。」《惠帝紀注》：孟康曰：「不加肉刑髡剔也。」案此亦曰耐。《高帝紀》：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劾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 (57)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改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案《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耏，罪不至髡也。從鄉而，而亦聲。耐，或從寸。諸法度字從寸。」說與杜林合。耏，而之累增字，耐因刑名新造，其聲皆同，而與乃代反，亦一音也。此完字乃動字。完其耏鬢，正謂去其耏鬢。《說文段注》曰：「髡者剃髮也。不剃其發，僅去須鬢，是曰耐，亦曰完。謂之完者，言完其發。」其說是也。耐者雖不剃髮，其須力作則同，如淳誤謂刑名之意，系指其力作而言，故釋之以任，誤也。《文帝紀》元年《注》引蘇林曰「耐，能任其罪也」，誤與如淳同。完為城旦舂。《惠帝紀注》：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與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當黥者髡鉗《漢書·高帝紀》九年《注》：「鉗，以鐵束頸也。」案鉗者又加欽。(58)《後漢書·朱暉傳注》：「系趾謂之欽也。」不加鉗欽者曰弛刑，見《宣帝紀》神爵元年注。此謂尋常犯罪之人。其奴婢仍黥面。《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黥面供官」是也。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惠帝紀注》：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王先謙曰：「此自鬼薪白粲遞減，故隸臣妾一歲即免為庶人，與下本罪為隸臣妾者不同。」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沈欽韓曰：「《漢舊儀》：凡有罪：男髡鉗為城旦，女為舂，皆作五歲，完四歲，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歲。司寇，男備守，女為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為戍罰作，女為復作，皆一歲：此五歲刑至一歲刑之次也。後周世改為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案《宣帝紀》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征卿、渭城胡組更乳養。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複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欽、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律》名為復作也。」又女徒後得顧山。(59)《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遺歸。說以為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女徒顧山歸家。《桓譚傳》：譚上疏陳時政之宜曰：「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制曰：可。案景帝元年詔，謂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晃錯對策，亦美文帝「除去陰刑」。《三國志·鍾繇傳》：繇欲復肉刑，上疏言：「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見孝文實並宮刑去之。(60)《史記·孝文本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雲「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誤矣。文帝詔書，斷支體指斬止，刻肌膚指黥、劓，終身不息指宮，此所謂肉刑三。張蒼等議，亦以終身不息與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由至對舉。孟康以「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釋之，亦非也。宮刑之復用，蓋所以宥死罪。其可考者，始於景帝中四年。《紀》雲死罪欲腐者許之。蓋後遂沿為故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八年，《章帝紀》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紀》永元八年，皆募繫囚減死詣邊戍，其犯大逆無道殊死者，則募下蠶室，蓋亦以其罪重，故不能徒宥之也。古無虧體之刑，其後乃因軍事而及刑法，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節。漢世儒者，追懷古化，稱不虧體者為象刑。虧體者為肉刑。 (61)漢文詔書所稱，亦見伏生《書大傳》，實儒家經說也。肉刑實為殘酷之事，乃以緹縈一書而廢，緹縈固孝子，文帝亦仁君，而儒學之有裨於治者亦大矣。 然自肉刑廢后，欲復之者頗多。《晉書·刑法志》曰：「崔宴、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或，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朝廷善少府孔融議，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鐘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明帝時，大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案諸家之論，略見《後漢書·仲長統》、《崔》、《孔融》，《三國志·王脩》、寔《鍾繇》、《王朗》、《陳群傳》中。主復肉刑者，實非嫌刑之過輕，而轉有惡於其重。《漢志》述其事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案賈誼言伏中行說而笞其背，可見先時笞背。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於令。」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其論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而御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減；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民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仲長統之言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崔寔謂，「文帝除肉刑，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陳紀謂「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陳群以為「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大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大和中，鍾繇上疏曰：「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人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若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其惡肉刑廢而刑重之意，過於其惡刑輕，昭然可見矣。然孔融謂「繩末世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常有千八百封。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不能止人遂為非，適足絕人還為善」。其言亦殊有理致。陳群謂「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盜矣」，其說似是，而於理實不可通。善夫王朗之議曰：「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 (62)其言允矣，宜乎議者百餘人，多與之同也。 正刑而外，秦、漢時酷刑亦頗多。其用之最多者，曰要斬。曰烹。即所謂鑊烹也。項羽以沐猴而冠之言烹韓生。《史記》但作說者。又烹周苛。田廣烹酈食其。漢高祖欲烹蒯徹。《漢書·諸侯王表》：廣川王去，本始四年，坐烹姬不道，廢徙上庸，與邑百戶。曰焚。《漢書·武五子傳》：焚蘇文於橫橋上。《王莽傳》：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曰車裂。後漢車裂馬元義，見《皇甫嵩傳》。呂壹罪發，或以為宜加焚裂，以闞澤言而止，見《三國·吳志·澤傳》。既殺之後，又梟其首。梟，謂縣首於木上，見《漢書·高帝紀》四年《注》。或磔之。《漢書·景帝紀》：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屍也。」案其後復有行之者。翟義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四通之衢，見《漢書·翟方進傳》。王球僵磔王甫屍於夏城門，見《後漢書·酷吏傳》。又或殘賊其屍。李通與光武舉事，南陽殺其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見《後漢書·通傳》。皇甫嵩平張角，剖棺斷頭，傳送京師，見《靈帝紀》及《嵩傳》。王凌、令狐愚之死，朝議傅會齊崔杼、鄭歸生，發其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燎其朝服，親土埋之，見《三國志·凌傳》。孫霸之死，其黨楊竺流屍於江，見《霸傳》。其後殺諸葛恪，亦投其屍於石子岡，已見第十七章第五節。孫皓殺陳聲，投其身於四望之下，見第十二章第九節。又時樓玄、王蕃、李勖並焚爍流漂，棄之水濱，見《陸遜傳》。又有隨意殺人，如和熹鄧後欲撲殺杜根於殿上者。族誅及收孥相坐之律，漢初皆嘗除之，後亦多復用。《漢書·刑法志》曰：「高后元年，除三族罪沃言令，孝文二年，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為逆復行三族之誅。」案據本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事在孝文元年。二年，詔除誹謗沃言罪，(63)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沃言之令，今此又有沃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複設此條也。」案《王子侯表》溫子侯安固，本始三年，坐上書為言，會赦免。《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平通侯楊惲，坐為光祿勛誹謗政治免。《外戚恩澤侯表》：安平敬侯陽譚，五鳳四年，坐為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譚言誹謗免，而顏異且以腹誹誅，哀帝即位後，復除誹謗詆欺法。坐祝詛誅者，尤書不勝書，疑諸律令除者皆可以旋復，正不待覆設科條也。王莽用法亦極酷，嘗作焚如之刑，又為投之四裔之法焉。以加非井田、私鑄、挾五銖錢、非沮寶貨者，見《食貨志》及本傳。 《漢書·惠帝紀》：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而貢禹言文帝時亡贖罪之法，則此蓋權制也。《食貨志》：晃錯說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僅許入粟拜爵，此禹言之徵。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乃許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時，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桑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皆見《食貨志》。此尚為輕罪。淮南之獄，有司議「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蓋因牽涉多而宥之，非普遍。武帝天漢四年，大始二年，並令民贖死罪，入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鬻及死刑矣。後漢中元二年、十五年、十八年、建初七年、章和元年，並有令民入贖之詔。死罪縑二十匹，或三十匹，或四十匹。左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五匹，或三匹。未發覺自告者半入贖。永初元年、熹平四年、六年、光和三年、五年、中平四年但云贖各有差。魏明帝大和四年，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案《漢書·蕭望之傳》：宣帝時西羌反，張敞欲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谷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贖罪。望之與少府李強言：天漢四年，使死罪入錢減死，豪強吏民請奪假，至為盜賊以贖罪。《後漢書·虞詡傳》言：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托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則流弊孔多矣。 陳群等定《魏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亦據《晉志》。 令長之始，本即一國之君，殺生得以專決。故蒯通說范陽令，謂「足下為令十餘年，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也。然《漢書·酷吏傳》：嚴延年遷河南大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王溫舒遷河內大守，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十日得可，則郡縣皆不能專決矣。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後元年，又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漢書·刑法志》，景帝詔亦見《本紀》。是時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漢書·朱博傳》語。而三公所屬辭曹及尚書，亦主斷決。《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稱宣為左馮翊，辭訟者歷年不至相府。又云：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後漢書·陳寵傳》：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誅何武、鮑宣等，咸乞骸骨。收斂其家律令文書等，皆壁藏之。 (64)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撰《辭訟比》七卷，已見前。《孔融傳》：張儉與融兄襃有舊，亡抵於襃。不遇，融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並收襃、融送獄。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襃焉。此漢世請讞之事也。漢宣帝地節三年，置廷尉平。又置治書侍御史。《續書》本注曰：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又有專遣使平決者，如成帝鴻嘉元年，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是也。此等意皆主於矜慎，然仍時有非法之事。如薄昭與淮南厲王書，咎其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師古曰：「斷謂斬也。」小者肉刑；《三國志·李通傳》，言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是。蓋積習相沿，難於驟革，而在喪亂時，亦或不能以常理論也。人主亦時有軼法之舉。《漢書·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共同恭。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明知法之不可傾，而仍不能舉人主而范諸法之內，則積習之難改也。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君主專制之世，固不能別有立法之司，然惟所是而即行之，亦終不慊於義也。《三國志·夏侯尚傳注》引《魏氏春秋》，謂夜送李豐屍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其所持與張釋之同。《高柔傳》：柔為廷尉，文帝欲殺鮑勛，柔固執不從，帝怒甚，遂召柔詣台，而使殺勛。見第十二章第四節。 尋常審理，皆屬地方官。《續漢書·百官志》謂縣令長掌理訟，郡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是也。間有郡縣不能決者，如宗室有犯法當髡以上，郡國先上諸宗正，正以聞乃報決是。漢世嗇夫職聽訟，其權尚遠大於後世。(65)《潛夫論·愛日篇》言：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居，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意欲令民不必赴縣，以省日力。然又言：「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對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歲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此小民之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則鄉官聽訟之弊，亦已漸著矣。 別設偵緝之司，詒禍往往甚烈。如孫吳之有校事是也。其事已見第十二章第八節。《魏志·高柔傳》言：魏國建，柔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宜檢治之。大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大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轉加治書執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掛法者，不過罰金。《程昱傳》：昱孫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屬，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謥詷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托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云云。於是遂罷校事官。則其詒患於魏，亦不下於其在吳也。 《漢書·張湯傳注》引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續書·百官志》云：「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中興皆省。惟廷尉及雒陽有詔獄。」息夫躬系洛陽詔獄，見《前書》本傳。前漢時，魏郡亦有詔獄，見《江充傳》。漢獄名之可考者，如若盧，屬少府，主受親戚婦女，治將相大臣，見《百官公卿表》。《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共工，亦屬少府，見《漢書·劉輔傳》。左右司空，亦屬少府，見《百官公卿表》。保宮，亦屬少府。本名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保宮，見《百官公卿表》。《竇田灌韓傳》：劾灌夫罵坐不敬，系居室。《李陵傳》：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系保宮。都司空，屬宗正，見《百官表》。䆃官，《漢書·張湯傳》：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系䆃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䆃官無獄也。」師古曰：「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系之。」掖庭詔獄，《漢書·劉輔傳注》引《漢舊儀》云：「令丞宦者，主理婦人女官。」《續書·百官志》：掖庭令有暴室丞，本《注》曰：宦者，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前書·宣帝紀》：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字取暴曬為名耳。或曰薄室者，薄亦暴也。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罪人。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鄉之嗇夫也。」大鴻臚郡邸獄，《漢書·宣帝紀》：曾孫坐收系郡邸獄。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繁，收系者眾，故曾孫寄在郡邸獄。」北軍尉，《漢書·楚元王傳》：更生上封事曰：「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軍司空，《漢書·杜周傳》：少子延年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都船獄，《漢書·薛宣傳》：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王嘉傳》：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緩，縛嘉載致都船詔獄。案《百官公卿表》：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都船獄令。」黃門北寺獄等皆是。谷永言掖庭詔獄之弊曰：「榜箠慘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范滂系黃門北寺獄，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其流弊深矣。 秦、漢法吏，多務刻深。其可考見尤甚者：如周亞夫之子，為父買尚方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盜買官器，怒而上變。廷尉遽責亞夫欲反。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長安中，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當死者五百餘人。《史記·汲鄭列傳》。可見其深文周內之狀。絳侯見囚，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無怪諺雲「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見《漢書·司馬遷傳》，又見《路溫舒傳》。而李廣謂「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也。言其弊最深切者，莫如路溫舒。溫舒之言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又曰：「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漢書·刑法志》曰：「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粥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慾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深者獲功名之功疑亦當作公。又曰：「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酷吏傳》言：嚴延年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而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此所謂鍛煉周內也。尹賞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減，慎無然。」此則所謂上下相毆者也。雖時主或務於寬仁，然其弊終難卒改，蓋所謂獄吏者，已自成為一種風氣矣。 (66) 《漢書·刑法志》言：「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志》又曰：「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慾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志》言武帝時事已見前。《杜周傳》言：「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其煩擾亦云甚矣。《志》又云：「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上深愍焉。乃下詔曰：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又述元、成時事，亦已見前，皆以輕刑為主。然又云：「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至右止，三倍有餘。」又言「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輕刑之效安在？豈不以獄吏之殘酷，已成風氣，在上者雖務寬仁，其弊亦非一時所能革邪？《志》又言：「自建武、永平，民亦新罹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之，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晉書·刑法志》云：「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斷決疑事。明帝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蓋自先漢以來，在上者多以輕刑為主，而獄吏之風氣，至斯亦稍變矣。《漢書·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為圜，斫雕而為朴，號為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又安。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又言：「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自此以至哀、平，酷吏眾多。」《後書·酷吏傳》言：「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併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奸軌，先行後聞。肆行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眾用己，表其難測之知。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自中興以後，科罔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此亦可見後漢之酷刑，特由政事之昏亂，以治獄者之風氣論，較之前漢，固已稍變矣。漢世用刑寬平者，如於定國、虞經等，經，詡祖父，事見《詡傳》。兩《漢書》各有傳。 漢世每有大獄，被禍者必多。如武帝時淮南、衡山之獄，死者數萬人。見《漢書·本紀》元狩元年，又見《食貨志》。巫蠱之獄亦然。見《江充傳》。後漢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見《後漢書·楊終傳》。《傳》云：「章帝以終言，聽還徙者。」《光武十王傳》云：「楚獄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紀》言建初二年，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則所歸者殊少矣。和帝永元十二年，東平、清河奏沃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見《文苑·黃香傳》。靈帝熹平元年，宦者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系大學諸生千餘，見《紀》。而鉤黨之獄無論矣。成帝鴻嘉四年，詔言「數詔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系」，則在平時如此者亦不少也。其榜掠之酷，亦殊出意外。章帝元和元年詔曰「《律》雲掠者惟得榜、笞、立」，(67)而用酷刑者無數。如貫高以訟張王，「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江充治巫蠱，「燒鐵鉗灼」。戴就仕群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大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鎂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余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熏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後漢書·獨行傳》。其慘酷，真聞之股慄矣。又漢世待士大夫至酷，賈生極言之。《傳》言文帝用誼說，大臣不受刑，武帝稍下獄，自寧成始焉。其後魏武猶加杖掾屬， (68)文帝時亦於殿前杖人，見《三國志·何夔傳》及《裴潛傳注》。 復仇之風，秦、漢時尚極盛。此觀淮南王事，可以知之。見第四章第六節。案賈誼諫侯厲王四子曰：「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沖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於淮南王心事，可謂曲曲傳出。(69)此可見淮南王等所為，皆受一時風氣所驅使，故人人能言之，且能豫知之也。當時雖女子，亦能手刃父仇。緱玉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見《後漢書·申屠蟠傳》。趙娥事見《列女傳》及《三國志·龐清傳》。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劉鯉又為其父報殺恭。鯉，更始子。怨劉盆子害其父，結客報殺盆子兄恭，見《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王哀於晉文王，雖不能報，而終身不鄉西坐。見《三國志·王脩傳注》引《漢晉春秋》。龐清為州從事，欲為刺史報殺張猛。許貢之客，卒能報殺孫策。可見當時能腐心於君父之仇者極多。此外有報昆弟之怨者。崔瑗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見《後漢書·崔駰傳》。魏朗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縣中，見《黨錮傳》。孫資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仇，見《三國志·劉放傳注》引《資別傳》。更始弟為人所殺，結客欲報之；王常為弟報仇，亡命江夏；皆見《後漢書》本傳。有復舅氏之仇者。翟酺以報舅仇，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見《後漢書》本傳。賈淑為舅宋瑗報仇，系獄當死，郭泰為言於郡而免之，見《泰傳》。有為友報仇者。《後漢書·黨錮傳》：何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篤病將終，顒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仇，以頭醊其墓。徐庶中平末為人報仇，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有奴為其主報仇者。奕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見《史記》本傳。並有為不知誰何之人報仇者。如典韋為襄邑劉氏報睢陽李永，蓋此類。此等蓋徒以其勇力結托之而已。見《三國志》本傳。顏安樂，儒者也，而為仇家所殺。見《漢書·儒林傳》。杜詩，循吏也，亦以遣客為弟報仇被征。桓譚言：「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冤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漢人議論，於復仇者率多賢之，即在上者亦恆加以寬典。郭泰之請免賈淑，即其一事。緱玉之報父仇也，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申屠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亦其類也。趙娥詣縣自首，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緩欲與俱亡。又有吳許升妻呂榮。升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得之。榮詣州，請甘心仇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亦見《後漢書·列女傳》。此亦非法也。鍾離意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系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得以減死論。朱暉遷臨淮大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立時僵仆。杜安拜宛令。先是宛有報仇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見《三國志·杜襲傳注》引《先賢行狀》。其時吏之用法，尚不拘拘於法文也。可見當時之復仇者，多為風氣所鼓盪。夫為風氣所鼓盪者，必至於過當而失直。如劉鯉之報劉恭，即可謂失直之甚。《三國志·韓暨傳》：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陰結死士，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知名。夫暨父兄未嘗竟至大辟也，而暨遽殺茂，不亦過當矣乎？其甚者：蘇不韋父謙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謙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大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征，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刑其屍。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藏母武都山中。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直暠在廁。因殺其妾，並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版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而何休方之伍員，郭泰論之，以為更優於員，議者於是貴之，漢人之議論可見矣。初，張奐睦於蘇氏，而段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為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並其一門六十餘人。如此冤冤相報，各逞私忿，尚復成何事體？《三國·蜀志·關羽傳注》引《蜀記》云：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夫羽之殺德，乃因兩國相爭，豈有報諸其後嗣之理乎？故有白刃相仇，而所爭實不越於意氣恩怨之私者。秦、漢間人，最重恩怨。高祖於羹頡侯之母，韓信於城下漂母、南昌亭長、屠中少年皆是。欒布為燕相，至將軍，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此當時人人所有之想。嚴助、朱買臣、主父偃之倫，生平所志，不過如是而已。《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嘗於眾中為鄉佐所辱。後遊學長安，讀《春私》，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克日相鬥。《春秋》之義，豈若是邪？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此非所謂一朝之忿者乎？《後漢書·張敏傳》言：建初中、有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為駁議，謂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可見時人之好爭意氣矣。並有不自問其當受誅與否，而與吏為仇者。張敞病卒，所誅太原吏家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尹齊所誅滅淮陽甚多，仇家欲燒其屍，妻亡去歸葬。後漢安城孝侯賜，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祭遵常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竇勛獄。竇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勛冢。不徒仇吏非理，即以報怨論，亦多失直，至呂母而其禍博矣夫豈謂吏之用法盡得其平？亦豈謂民間冤苦能盡假手於吏以平之？然如此兩下相殺，終非可久之道。鮑宣謂民有七死，怨仇相殘其一。觀當時避仇者之多，而知良民之不安矣。揚雄家以避仇遡江上處山之陽，見《漢書》本傳。元後父翁孺，以與東平陵終氏為怨，徙元城，見《元後傳》。張禹父歆，以報仇逃亡，見《後漢書·禹傳》。凌統父操，為甘寧所殺，統常欲報之。雖以孫權敕未敢動，然權亦令寧徙屯於半州，猶是古代令有仇者辟之之法也。故當時言法令者，恆欲嚴禁之。桓譚請「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以雇山贖罪」。魏武帝平冀州，令民不得復私仇，禁厚葬，皆一之於法。《三國志·本紀》建安十年。文帝黃初四年，詔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其法似失之峻，蓋欲以一切止之也。《魏律》：賊門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見《晉書·刑法志》。似頗能劑其平也。 【注釋】 (1)政體：皇帝之別。 (2)政體：國非人君私有之義，漢世尚明。 (3)封建：秦末六國欲復為國。 (4)封建：獨有天下之想，非漢初所能有。 (5)封建：王莽封建去王名為正。 (6)封建：秦漢婦人亦有封爵，魏乃罷。 (7)封建：宦者之封。 (8)封建：非劉氏不王之制之破。 (9)封建：七大夫，公乘，有望田宅而不敢得者，安得有封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 (10)封律：列侯有國，漢初猶有君民之實。 (11)封建：論戶邑不論國土，則不治民矣。 (12)封建：封爵遞減及不得傳後。 (13)封建：級十七萬。 (14)封建：眾建親戚以為屏藩之思想，漢末猶存。 (15)職官：相國尊於丞相。 (16)職官：《漢表》雲秦官者，指漢所承，非謂其官始於秦。 (17)職官：送故迎新。 (18)職官：大夫為三監，秩卑於方伯，何武、翟方進謂春秋之義，不以卑臨尊，改刺為牧非。 (19)封建：漢忌郡守。 (20)職官：漢三老嗇夫權大。 (21) (22)選舉：舉秀才孝廉自仲舒，本欲求非常之才。 (23)選舉：左雄試箋奏家法，黃瓊益孝第能從政，即丞相四科也。 (24)政治：文法之治。 (25)選舉：射策與對策。射策即今新法考試。 (26)選舉：富者樂為掾史。此送迎者所以多，並有送長吏喪者。 (27)選舉：漢世訾選。 (28)選舉：宦。 (29)選舉：減吏見賂及禁錮。 (30)選舉：錮。 (31)選舉：考課。杜預委任達官恐失其意。 (32)選舉：士結黨，賢否混淆，九品中正所由立。 (33)選舉：鄉里官司於善惡，舊有記注。 (34)選舉：舍歷試，重虛譽，善惡由渚，而時人之見反之，為九品中正所由立。 (35)賦稅：古無十五稅一事，如淳謂詔復輕典耳。 (36)賦稅：漢斂畝錢，乃加賦非加稅。 (37)賦稅：藁稅即曰芻藁，與田租並言，蓋頗重。 (38)賦稅：芻藁已有徵錢者。 (39)賦稅：古兵役女子亦與，故算賦女亦出。女亦役。 (40)賦稅：漢算頗重。古無賦算。他派尤甚。 (41)賦稅：漢賦以貧富，役以善惡、老少為差。 (42)賦稅：民苦遠役，因而謫發。奴隸、異族。 (43)賦稅：漢從戎者，自二十三至五十六，他役不限此。 (44)地權：田海同名租；山澤之稅曰假，皆證地非私有。 (45)兵：民兵之廢，乃征三邊。風氣轉變非難。中外強弱。 (46)兵：車騎、材官是一。 (47)兵：人人戍邊三日，必極古小國之制。 (48)賦役：四爵不更，不與更賦，九乃五大夫，則免兵先他役。 (49)兵：樂從軍。 (50)兵：漢作亂多盜庫兵。 (51)兵：鐵作兵則民間兵多。 (52)階級：劍客、俠客。 (53)刑法：秦漢法學。 (54)刑法：經義斷獄，儒術奪法之席。 (55)刑法：新邦遠域，皆有特別法。 (56)刑法：鑿顛——黥。 (57)刑法：不至髡，但去耏鬢曰耐。 (58)刑法：鉗又加，不鉗曰弛刑。 (59)生計：顧山錢月三百。 (60)刑法：文帝並除宮。 (61)刑法：廢肉刑詔引書義。緹縈紀念人物。 (62)刑法：議復肉刑者王朗為是。案漢五歲刑。 (63)刑法：誹謗妖言等多復用。 (64)經籍：壁藏。 (65)刑法：郡斷不休則詣公府。斷罪者。 (66)刑法：漢獄吏自沿一種風氣。 (67)刑法：立。 (68)刑法：魏武杖掾屬，文帝於殿前杖人。 (69)刑法：賈誼諫侯淮南四子，於淮南心事曲曲傳出。七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