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七章 秦漢時人民生活

第一節　飲食 漢人飲食，漸較古代為奢，而視後世則猶儉。(1)《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昏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又曰：「古者糲食蔾藿，非鄉飲酒、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冢。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易肉而歸。」又曰：「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一似漢人飲食，極其奢侈者。然《論衡·譏日篇》，謂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則僅當今日一大市而已。固知漢人生活程度，猶遠低於今日也。 《史記·陳丞相世家》言：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此所謂非祭祀無酒肉者也。王吉去位家居，即布衣疏食；楊震子孫嘗疏食步行；費禕兒子皆布衣疏食：已見第十五章第一節。《漢書·霍光傳》：昌邑王道上不素食。師古曰：「菜無肉食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雲平常之食，失之遠矣。」案此正可證漢人平時不肉食耳。茅容止郭林宗宿，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此皆古非老者、貴者不肉食之舊法。崔瑗好賓客，盛修餚膳，單極滋味，居常疏食菜羹。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此居家之恆法也。即貴人及待賓客，飲食亦不甚侈。淮南厲王之廢也，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等。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案後漢和熹鄧皇后朝夕一肉飯。《三國·魏志·武宣下皇后傳注》引《魏書》曰：帝為大後弟秉起第。第成，大後幸第，請諸家外親。廚無異膳。大後左右，菜食、粟飯。張禹食彭宣，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則貴人日食若尋常待客，亦無兼肉；從者亦不過疏食。故漢文制書，明言酒肉以食厲王，明其子與妻妾同居者，皆不得酒肉也。然晃錯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此曹皆日三食，則較之平民，已稍侈矣。 古人之食，大抵以羹飯為主，有加則非常饌。漢人亦然，故汝南童謠，言「飯我豆食羹芋魁」也。《漢書·翟方進傳》。食狗肉者似尚多。《漢書·樊噲傳》云：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豖同，故噲專屠以賣。」然則師古時民已不甚食狗矣。(2)其調和之法，有稍與古異者。《左氏》昭公二十年，「異如和羹焉，水、火、醯醬、鹽、梅，以烹魚肉」。《疏》云：「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3)《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不言及豉。史游丶《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為之焉。」案《史記·貨殖傳》言櫱曲鹽豉千苔，比千乘之家；《漢書·貨殖傳》有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可知時人嗜豉之深矣。 酒在漢世仍有禁。(4)《文帝紀》：帝即位，賜民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然群飲有禁，酤在平時卻不犯法。故高祖嘗從王媼、武負貰酒，呂母散家財以酤酒也。年不登則禁之。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後元年，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晃錯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竊伏觀先帝，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觀此，知禁酤漢世常行。蓋遇饑饉則行之，歲登則已。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順帝漢安二年，皆禁酤酒。後漢末，呂布、張魯皆嘗禁酒。大祖亦嘗制酒禁，而孔融書啁之，見《三國志·崔琰傳注》引張璠《漢紀》。《徐邈傳》云：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大祖。大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案《漢書·楚元王傳》言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周官》酒正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鄭《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時人以清酒為聖，濁酒為賢，可見其所好，皆其味之厚者矣。《食貨志》：魯匡請官作酒，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平當傳注》引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系之米。」案律文自系當時實事，師古妄駁之，非。此漢人釀酒之法也。蜀漢先主亦嘗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見《三國·蜀志·簡雍傳》。 《三國·吳志·韋曜傳》言：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此為飲茶見於正史之始。(5)《漢書·地理志》：長沙國茶陵。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此亦即茶字之音。師古說不知確否。然茶陵產茶，固事所可有也。 貴人飲食，頗多遠方之物。(6)《漢書·地理志》：南海郡有圃羞官，交阯郡羸有羞官。《三國·魏志·明帝紀》大和元年《注》引《三輔決錄注》，言孟他以葡桃酒一斛遺張讓。《吳志·孫亮傳注》引《吳歷》，謂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江表傳》則謂亮使黃門以銀碗並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裴松之謂《吳歷》之言，不如《江表傳》之實，其說蓋是。何者？蜜在是時為常食，蔗餳則罕見，訛蔗餳為蜜，事所可有，訛蜜為蔗餳，理所難通也。一騎紅塵妃子笑，食之者甚樂，供億者甚苦。《記》曰：「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以是為孝，其見解亦與流俗人等耳。故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漢書·文帝紀》：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7)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三年，幸大原。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案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視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武帝建元元年詔言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當即此所云吏稟當受鬻者，此則又加賜之也。元狩元年，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鄉三老、弟者、力田帛。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絮。八十已上米。縣鄉即賜，毋贅聚。後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當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廩粥，糠秕相半。」蓋古代養老及恤鰥寡孤獨之政，漢世猶存其文，雖多不克奉行，然告朔餼羊，究猶賢於後世之視若無睹者也。 第二節　倉儲漕運糴糶 秦、漢之世，谷粟之用，尚重於錢幣。如後漢桓帝永壽元年，司隸、冀州飢，吏民谷以助稟貸，以見錢雇值；延熹五年，武陵蠻叛，假公卿以下俸，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皆可見其所闕者，乃谷而非錢也。職是故，倉儲、漕運，在當時均為要政。(8) 沛公入關，軍霸上，秦民多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可見秦人藏粟之富。然是時谷粟，非僅各地方皆有儲峙，形要之地，所積尤多。酈生說高帝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漢惠帝六年，亦嘗修敖倉。枚乘說吳王，言漢「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舟，不如海陵之倉」，此時言倉儲，已必兼轉漕矣。趙充國論羌事曰：「金城、湟中，谷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此則言倉儲者又當兼糶糴也。蓋各地方之生計，互有關係，已不容各自為政矣。 歷代帝都所在，穀食率不能自給，必轉漕他處以濟之，此事自漢已開其端。漢初漕關東粟數十萬石，以給京師。桑弘羊時，關東漕歲益六百萬石。其時用度奢廣，固非常典。然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已十倍其初矣。昭帝元鳳二年詔云：「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其止四年毋漕。」亦一時之事，非常典。轉漕最為勞費。伍被言秦之暴曰：「轉海濱之粟，致之西河。」史言楚、漢之際曰：「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漕。」又言漢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儋饋饢，率十餘鍾致一石。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當時所以一有事輒覺騷然不寧者，轉漕實為其大端。故漢人議論，多欲充實郡縣儲峙。然其策亦在有無相通。晃錯說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拜爵。錯復奏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年，孝景二年，乃令民半出田租。漢郡縣積穀之多，當莫此時若矣。武帝時，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他郡各輸急處。因此得不復告緡。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邊余谷。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晃錯謂「取於有餘，以共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其效如此。然此不過欲得高爵及免罪者，出其所有而已，未能制馭操縱谷價之徒也。真有裒多益寡之意者，厥惟常平。 常平之議，創自李悝。《漢書·食貨志》載其說云：「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平歲收百五十石，已見第十五章第一節。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此古所謂輕重斂散之法也。漢宣帝時，谷石五錢，農人少利。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谷，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9)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常平之政，後世常行之，以理論自無可訾議，然效不如其所期者？一時愈晚，糧食之交易愈廣，官家之資本，相形而益微，不足以制輕重。二官辦之事，有名無實，甚或轉以厲民也。漢雖近古，然《後書·第五倫傳》言：倫拜會稽大守，受俸裁留一月糧，余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10)則官吏有與民為市者矣，而況商人？欲制馭之，自非易事。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據本紀，事在初元五年。後漢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劉般獨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則辦理亦不能無弊矣。然以立法之意言之，究有抑強扶弱之意，非如後世之義倉、社倉，徒使貧民相呴以沫，坐視富人之操縱而不敢問也。《漢書·酷吏·嚴延年傳》，河南府丞義出行蝗蟲，言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則辦理雖或有弊，究不能謂其無利。凡水運必便於陸，故酈生以「蜀漢之粟，方舟而下」恐動齊。武帝時，山東被河災，所以振之者，亦藉下巴、蜀之粟也。蕭望之議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谷，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恤小費而昧大計，尤見其不知務矣。 第三節　衣服 秦、漢之世，尚頗重視等威。賈生言：「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閒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里，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後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後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後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以物力之屈，歸諸奢侈，是矣。然欲以貧富隨貴賤，貴者侈靡自恣，賤者禁不得為，終非人心之所服，富有者終必違法而自恣。封建之世嚴上之心，既已隨時代而俱去，有財即是權勢，吏必與相勾結，不能治，雖有法令，皆成具文矣。此制節謹度之道，所以終至蕩然無存也。 《漢書·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史言「先是吏多軍功，軍服尚輕，故為設禁」雲。其欲分別等級如此。成帝永始四年，安帝元初五年之詔，見第六章第二節及第十五章第四節。雖重責貴戚，亦仍以等威制度為言。《三國志·華核傳》核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放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谷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 (11)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色，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其言可謂痛切矣。然卒莫能行也。或曰：《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大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幾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吳志·呂蒙傳》：蒙襲荊州，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是當時平人，猶不能加冠、服彩色也。(12)然病吏白巾，特府中事，歸家後安可究詰；而搖櫓者亦豈富商大賈哉？ 織工以齊為最優。(13)《史記·貨殖列傳》言：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大公勸其女功，故齊冠帶衣履天下。以齊擅女功，歸本大公，自屬附會，然其所由來者舊，則可知矣。《漢書·地理志》言：齊「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蓋奢侈之物，日用之資，兼而有之矣。《元帝紀》：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滾龍之服。《地理志》云：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繼與緬同，即今之方目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案如師古說，襄邑殆所以給禮服，故不可罷也。元帝罷三服官，實以貢禹之言。禹言「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其踵事增華，亦足驚嘆矣。哀帝即位，復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則三服官實未嘗罷，而織作者亦不止一官也。後漢章帝建初二年，亦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又李熊說公孫述，言蜀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則蜀中女紅，亦甚盛也。 邊方之地，女紅有極陋者。《後漢書·崔駰傳》：駰孫寔，為五原大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14)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循吏傳》：南陽茨充，代衛颯為桂陽，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又王景遷廬江大守，亦訓令蠶織。又《衛颯傳注》引《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大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三國·吳志·薛綜傳》：綜上疏言：「交州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大守，乃使之冠履。」又言：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蓋越至三國時仍有裸體者，然《後書·獨行傳》言：陸續建武中為尚書令，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令會稽郡獻越布。(15)則會稽越人織布，又極精美。蓋其地之開塞異，故其民之巧拙殊也。《三國·蜀志·龐統傳》：統弱冠往見司馬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吳志·陸凱傳》：凱陳孫皓二十事，其十三曰：「先帝嘆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統襄陽人，後世襄、鄖殊乏蠶桑之利，吳中則衣被天下，當時之情勢，相反如此。文化之轉移，所系固不重哉？ 異域殊服，亦有傳入中國者。《魏志·齊王紀》：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大尉臨試，以示百僚。《注》引《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污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煒，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若用灰水焉。」又引《搜神記》曰：「崑崙之虛，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大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裴氏言：「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大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雲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大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引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余，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諸附會之談，雖屬可笑，然漢、魏時有火浣布則真矣。《朱建平傳》言：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帝膝。後世香料，多來自南洋，疑古亦然。《倉慈傳注》引《魏略》云：皇甫隆為敦煌大守。敦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禁改之，所省不訾。攣縮之裙，疑亦來自西域也。 衣服裁製，北窄南寬。吾國文化，原起南方，故以寬博為貴。(16)《鹽鐵論·利議篇》言：大夫訾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朱博傳》：遷琅邪大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此皆好講頌禮者，以寬博為貴之證也。其右武及服勞者則不然。《景十三王傳》言：廣川王去，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李陵傳》：陵便衣獨步出營。師古曰：「謂著短衣小褏也。」《蓋寬饒傳》：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三國志·崔琰傳》：大祖征并州，留琰侍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琰書諫曰：「惟世子燔翳捐褶。」《吳志·諸葛瑾傳》：孫峻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此以用武而短服者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言：相如身自著犢鼻揮，與保庸雜作，此以服勞而短服者也。張敞言昌邑王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此求行動之便捷，亦與右武服勞者短服同。《漢書·文帝紀贊》，美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又言唐尊為大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此則講頌禮者以長大為美，崇節儉者乃與之相反也。又南方天氣較熱，好美觀者雖尚寬博，求適體者究宜窄小，故日常服用，北方又較南方為寬大。《史記·叔孫通列傳》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其證。《索隱》云：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冠服變遷，必自煩難稍趨簡便，此於冠巾之變見之。鮑衍、馮永，聞更始已亡，幅巾降於河內，此尚意存自貶。楊賜特辟趙咨，使之飾巾出入，則舍禮容而求簡便矣。《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傅子》云：「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大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於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帢制雖緣凶荒，幅巾之尚，初不由是，實去拘束而趨簡易，機動於不自知也。 王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已見第十四章第五節。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沈欽韓曰：「《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烏衣，義同也。《魏志》：鄧艾身被烏衣。《隋五行志》：北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案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據王先謙《補註》引。《案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魏略》，言焦先結草以為裳，自作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床，布草蓐其上。又引《高士傳》云：及魏受禪，嘗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土垢污，皆如泥漆。此皆以草為衣被。又《常林傳注》引《魏略》，言吉茂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蓋無綌使然。賤者之服，大致仍與古同也。 《後漢書·虞詡傳》：鄧鷺兄弟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詡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縫其據為幟。《注》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據也。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則當時已有以縫衣為業者矣。 第四節　宮室 秦、漢之世，營造之技頗精，惜皆為富貴者所享，平民之居，則甚簡陋耳。秦始皇帝宮室之侈，已見第二章第三節。漢初，蕭何營未央宮，即極壯麗。其後文帝惜百金之台而不為，稱為節儉。至武《本紀》在元鼎二年。甘泉通天台、長安飛廉帝，遂大奢縱。起柏梁、館、元封二年。建章宮、大初元年。明光宮。四年。宣帝亦以鳳皇集，起步壽宮、鳳皇殿。武、宣二世之事，略見《漢書·食貨志》、《郊祀志》。翼奉言：「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官又無高門、武台、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台、漸台、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因勸元帝徙都成周。「眾制皆定，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觀奉之言，而知漢時土木之侈矣。其後成帝為趙昭儀，哀帝為董賢築宮，亦皆極奢侈。王莽雖躬行節儉，而其作事，規模侈大，故所為九廟，亦極閎壯。又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台於宮中，台成萬金。見《郊祀志》。其勞民亦甚矣。權戚之家，亦均縱恣。梁孝王事已見第四章第六節。魯共王好治宮室，其所為靈光殿，至後漢猶存，見《後漢書·東海恭王傳》。後漢宗室好土木者，有濟南安王康、琅邪孝王京。先漢外戚最盛者為霍氏、王氏，嬖倖最盛者為董賢，後漢外戚最盛者為梁氏。安帝為王聖起第舍，樊豐、謝惲等亦遂因之造作，見《後漢書·楊震傳》。其後又有侯覽等大起居宅，見《宦者傳》。呂強言：「外戚四姓，貴幸之家，及中官公族，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殫言。」蓋縱侈者之多，又非先漢之比矣。喪亂之際，董卓造郿塢，公孫瓚造易京，亦皆殫竭民力。三國之世，北則魏明南則孫皓，權戚如曹爽等，亦均極奢侈。已述於前，今不更及。 苑囿之設，費地殊廣。漢武帝度為上林苑，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漢宜春苑，在長安南。見《漢書·東方朔傳》。宣帝神爵三年，起樂游苑。後漢順帝陽嘉元年，起西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二年，造顯陽苑。靈帝造畢圭靈琨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據《後漢書·楊震傳注》。又有池籞，以畜魚鳥。《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御，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度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案服虔、臣瓚之說，亦必有所據，不能億造也。雖恭儉之主，間或弛以與民，然不能多得也。漢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然後蕭何為民請「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槁為獸食」，遂為高祖所械繫，可見所謂仁政者，多不足恃也。 漢代去古近，故產業之在官者猶多。《漢書·高帝紀》：十二年，詔曰：「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注引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云第也。」《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是時列侯功臣，屢有賜第之舉，可見官有第宅之多。晃錯言：「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蓋司空度地居民之法。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沲苑，以為安民縣。(17)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此固非安漢公之盛德弗能行，然亦可見宅地及屋舍在官者之多也。(18)息夫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堪拜大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亦由於此。其時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陁壞不治，為上計吏遣敕之一端，見《續漢書·百官志》司徒公《注》引《漢舊儀》。 牆仍多用土築。賈山言秦皇帝篩土築阿房之宮；韋孟《在鄒詩》曰「我徒我環，築室於牆」是也。土牆不美觀，故富者或被以文錦。《漢書·貨殖列傳》。作瓦之技頗佳，磚則罕用。故董卓欲遷都，言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窖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19)以作宮室，為功非難：《三國志·董卓傳注》引華嶠書。亦見《啟漢書·楊賜傳》。而吳人為孫堅廟，乃至發吳芮冢而用其磚也。見《三國志·諸葛誕傳注》引《世語》。《後漢書·酷吏傳》：周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劉曰：「墼非築所成，當作塹。」殿本《考證》引楊慎《丹鉛續錄》曰：「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磚未燒曰墼。《埤蒼》：刑土為方曰墼。今之土墼，以金為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蓋時用墼者多，用磚者少也。《漢書·地理志》言：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董卓欲引涼州材木東下，則西北產木最多。然《後書·陳球傳》言零陵編木為城，則南方材木，亦未嘗乏。蓋凡未啟辟之區皆然。晃錯論移民云：「為之中周虎落。」(20)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連遮落之也。」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笓離，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荊棘，上相穡著，所以為固也。」蓋虎落本以竹為藩，在塞下則又加沙及鐵鎖。蘇林之說，乃因虎落而備言塞下之制。師古駁之，亦誤也。揚雄《羽獵賦》云：「余乃虎路三嵕，以為司馬。」晉灼曰：「路音洛。」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亦即晃錯所謂虎落也。《後書·鍾離意傳注》引《東觀記》曰：「意在堂邑，漢縣，今江蘇六合縣北。為政愛利。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林木，爭起趨作，浹日而成。」則當時造屋用竹者正多。(21)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曰：「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韋孟《在鄒詩》曰：「爰戾於鄒，鬋茅作堂。」攽攽《後書·班彪傳》：固奏記東平王蒼，言扶風掾李育，客居杜陵，茅舍土階。《張禹傳注》引《東觀記》，言禹遷下邳相，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申屠蟠傳》云：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注》引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三國·魏志·高柔傳注》引《陳留耆舊傳》，言柔祖父慎，草屋蓬戶。《蜀志·秦宓傳》言：廣漢大守請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宓稱疾臥在茅舍。則當時民間造屋，用瓦者極少。諸葛亮表後主，言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非虛語矣。《史記·陳丞相世家》，言其家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可見是時民居之簡陋也。其修築少精者，謂之精廬，亦曰精舍，讀書談道者多居之。《後漢書·姜肱傳》：盜就精廬求見。《注》：「精廬，即精舍也。」于吉往來吳會，立精舍，見《江表傳》，《三田志·孫策傳》及《後漢書·襄楷傳注》皆引之。又《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言徐庶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尤陋者，謂之瓜牛廬，《三國志·管寧傳注》云：「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圜舍，故謂之蝸牛廬。」案楊沛事見《賈逵傳注》。竊謂此廬本以居牛，後守瓜者亦居之，故謂之瓜牛廬，未必如裴松之所云也。山居之民，或有以石為室者。《後漢書·逸民傳》：臺佟隱於武安山，《注》：武安縣之山也今河南武安縣。鑿穴為居，矯慎隱遁山谷，因穴為室是。 古人不甚能造樓，居高明者輒作台，已見《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節。《後漢書·鄭玄傳》：言馬融召見玄於樓上；《酷吏·黃昌傳》言：陳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樓臨道；《三國蜀志·周群傳》言，群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嘗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則後漢時能作樓者已多矣。(22)《漢書·陳勝傳》言：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三國志·曹爽傳注》引《魏末傳》，言爽兄弟歸家，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可見人家之樓，實承城樓及巢車之制也。 古士大夫之居，前為堂，後為室，室之左右為房。晁錯言古之徙民也，為之築窒，家有一堂二內，蓋以室為堂，以房為室也。《後漢書·逸民傳》：梁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注》引《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下有周屋，可以居人，則必非以室為堂者矣。《延篤傳》：篤與李文德書云：「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室。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客堂，蓋即古士大夫家之堂，內階即北階；南軒即堂下周屋也。《漢書·晁錯傳》：景帝以袁盎言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楊敞傳》：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使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金日磾傳》：莽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可見大第宅皆有兩箱。《萬石君傳》：子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娶親中裙、廁牏，身自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此古父子異宮之舊也。《漢書·食貨志》言：「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而《張敞傳》言：敞守京兆尹，求問偷盜酋長，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污赭輒收縛之。《後漢書·齊武王傳》言：王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可見閭之兩側仍有塾：(23)凡此，皆漢時宮室近古之處也。 古屋多飾以圖畫，漢世亦然。《漢書·成帝紀》：生甲館畫堂。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通有采畫之堂室也。」案應劭之言，必有所據，師古駁之非也。然謂宮殿通有采畫堂室，說自不誣。《後漢書·西南夷傳》述朱輔刺益州招徠遠夷事，曰：「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則雖偏方亦有之矣。 秦始皇所修長城，多系六國時舊跡，已見第二章第二節。其功程雖不如流俗所設想之大，然亦有頗堅實處。韓安國言蒙恬累石為城，樹榆為塞是也。《漢書·匈奴傳》：侯應議罷邊塞云：「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可與安國之言參觀。 古人率席地而坐，其後則亦用床。《三國·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言布請劉備於帳中，坐婦床上。《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言裴使君與輅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鄉晨然後出。《蜀志·龐統傳注》引《襄陽記》，言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床下。《吳志·魯肅傳》言，孫權獨引肅還，合榻對飲是也。其坐仍以膝著床，故《管寧傳注》引《高士傳》，言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蘇則傳》言文帝大怒，踞床拔刀，則以為非禮矣。然《武帝紀》建安十六年《注》引《曹瞞傳》，言公將過河，前隊適渡，馬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裴潛傳注》引《魏略》，言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畢以掛柱。軍中倉卒，裴潛清省，而猶有此，可見胡床稍已通行矣。 第五節　葬埋 秦、漢時，厚葬之風頗盛。秦始皇帝之葬，已見第二章第三、第四節。賈山至言述始皇之葬，與劉向略同。漢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劉向《諫起昌陵疏》語。則初亦未能免俗。然其後遺詔令「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為秦漢後薄葬者之先導，究不失為賢君。至霍光，乃復厚葬武、昭，已見第五章第十一節。宣帝雖賢，猶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見《本紀》本始二年。《注》引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案就當時言之為異政，以正道衡之，仍為妄費也。惟元帝初陵，不置縣邑， (24)《本紀》：永光四年，詔曰：「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可見是時徙民為害之烈。而哀帝遵之，《本紀》建平二年。實為漢代之仁政。成帝即位，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可以葬，奏可，亦能革前世之陋習。其後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營昌陵，詒害甚鉅。見《本紀》永始元年、二年及《劉向谷永傳》。參看第六章第二節。平帝元始元年，復命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則以王莽秉政故也。《晉書·索琳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杜陵，宣帝陵。多獲珍寶。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物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然則漢諸帝之葬，雖儉者亦未嘗不侈也。後漢以前漢為鑑，較為節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令「地不過二三頃。毋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及崩，遺詔「皆如孝文皇帝制度」。明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順帝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皆見《本紀》。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見《和熹鄧皇后紀》。沖帝之崩，李固議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見本傳。惟順帝憲陵，地二十頃，欒巴以諫毀小人墳冢獲罪，少過。魏武帝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及崩，遺令「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魏文更自作終制。見《本紀》黃初三年。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郭后亦以終制營陵，見《明帝紀》青龍三年及本傳。有學問者，舉措究與流俗不同也。偏方之君，孫皓嘗厚葬其妾，見《孫和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又孫權命陳武妾殉葬，見《武傳注》引《江表傳》。案殉葬之事，漢代尚間有之。《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繆王元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25)師古曰「先令者，豫為遺令」是也。但其事不多見。 《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谷價，四方改易，欲先帝聞之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注》引。案此禮為後漢明帝所創，詳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謝承書。重視冢墓之風，由來甚久。(26)高祖十二年，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隱王、陳勝。魏安厘王、齊愍王各十家，趙悼襄王及魏公子毋忌各五家。後漢諸帝，有幸群臣墓者。光武建武六年，過湖陽，祠樊重墓。後每南巡，常幸其墓。見《後書·樊宏傳》肅宗北巡守，以大牢具上郭主冢，見《光武郭皇后紀》。有遣使祠其墓者。肅宗使祠桓譚墓，見《後漢書·譚傳》。群臣歸家，或過家，每許其祠冢。因會賓客、宗族，散財振施。其臣亦有自求上冢者。王林卿歸長陵上冢，見《漢書·何並傳》。林吉自表上師冢，見《儒林傳》。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見《遊俠傳》。班伯為定襄大守，上征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大守、郡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見敘傳。後漢清河孝王慶，以母宋貴人見殺，竇大後崩，求上冢致哀，又乞葬母冢旁。後漢時群臣許歸家或過家上冢者，有王常、馮異、岑彭、韋彪、宋均、韓棱，三國時有徐晃等，均見《後書·國志》本傳。又有官其子弟近墳墓，俾守冢祠者。祭遵卒，無子，光武追傷之，以其從弟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見《後書·遵傳》。各地方為名人立祠，亦多近其冢墓。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從之。見《三國志·亮傳注》引《襄陽記》。又或祠於其冢。九江郡二千石，歲時帥官屬祠召信臣冢，見《漢書·循吏傳》。又《魏志·杜襲傳注》引《先賢行狀》：長吏下車，嘗先詣其祖父根、父安墓致祠。而刑亦有掘冢剖屍。殘賊屍體之事，漢季最甚。《三國志·董卓傳注》引《魏書》：卓發何苗棺，出其屍，枝解節棄於道邊。《公孫度傳》：故河南大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王凌傳》：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屍斷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燎其印綬，親土埋之。《鍾會傳注》引《咸熙元年百官名》：文王聞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召而責之。雄曰：「殿下仇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執政者所為如此，誠可笑矣。諸葛恪之死，亦以葦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岡，見《吳志》本傳。在上者之重視形魄如此，民安得不從風而靡？於是有廬墓者。如蔡邕是，見《後漢書》本傳。有負土成墳者。並有成長吏之墳，如繆彤，見《後漢書·獨行傳》。治朋友之墓者。如範式，亦見《後漢書·獨行傳》。家居則上冢，朱買臣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漢書·買臣傳》。出行則辭墓。參看第十四章第四節所引公孫瓚事。居廬行服，或以過禮為賢。《後漢書·袁紹傳》：遭母憂，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注》引《英雄記》云：凡在冢廬六年。甚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而實則五子皆服中所生者。見《後漢書·陳蕃傳》。又有如李充，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充遂手自殺之者。見《後漢書·獨行傳》。蓋當時之人，多以魂神仍依墟墓，故其所為如此。《後漢書·周磐傳》言：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三國·魏志·龐清傳注》引《典略》：言張猛為武威大守，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又《韓暨傳》謂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陰結豪士，禽茂，以首祭父墓。皆其證也。 夫如是，厚葬之風，自不得不甚。《續漢書·郡國志》安平國觀律縣注引《決錄》注曰：「孝文竇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立，後為大後，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葬，起大墳於縣城南，民號曰竇氏青山。」衛青為冢象盧山。霍去病冢象祁連山，蓋雖人臣冢墓，亦幾有山陵之盛矣。哀帝豫賜董賢葬具，為作冢。後漢章德竇皇后及兄憲弟篤、景等並東海出，故睦於中山簡王焉。光武子。與廢大子東海恭王強同為郭皇后所生。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三郡不能備，復調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其虐民以厚所私昵如此。其後宦官縱恣。趙忠喪父，僭為瑤璵、玉匣、偶人；見《後漢書·朱暉傳》。侯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奏其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宦者傳》。則更不足論矣。無勢位而有資財者，亦競為奢侈。《潛夫論·浮侈篇》曰：「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仿效。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訴洛。工匠離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財於萬里之地。」又云：「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珠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習俗移人，固由愚昧以是為孝，亦緣欲相誇耀。韓信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原陟父，哀帝時為南陽大守。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27)涉讓還賻送，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崔實父卒，剽賣田宅，以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以酤釀販粥為業。賢者不免，況於凡民哉？禁厚葬之詔，漢世屢有之。光武建武七年，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二年，和帝永元十一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五年，皆見《紀》。建安十年，魏武平翼州，亦禁厚葬，見《三國志·武帝紀》。並有以葬過律獲罪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武原侯不害，孝景後二年，坐葬過律免。又有如韓延壽，為民定嫁娶喪祭儀品者。吏雲「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此亦過情之談。《後漢書·宋均傳》：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逾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逾侈敗俗，豈是小惡？而均不欲禁之者？蓋亦以其事不易行，慮有名而無實也。然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亦卒不能挽此頹風也。 歸葬之風，漢世亦盛。《漢書·高帝紀》：四年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槨葬具。《注》引如淳曰：「《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櫝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則遂為常法矣。故王恢述匈奴之禍，謂「邊竟數驚，中國槥車相望」也。《三國·魏志·文帝紀》：帝嗣為魏王后，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亦修此故事也。然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曰：「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暑天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㴲號。破家散業，迎屍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則《金布令》未必能行，王恢所謂槥車，恐亦民間自行迎喪者矣。《成帝紀》：河平三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此所以給槥櫝，但為省費，不為傳送。《後漢書·獨行傳》：溫序為隗囂別將所拘劫，不屈而死。光武憐之。賜冢地，葬之洛陽。後其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蓋時人以魂神依於丘墓如此。故有千里迎喪者。如高柔，父靖卒於西州，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見《三國·魏志》本傳。有遺命歸葬者。《三國·蜀志·譙周傳》：周卒，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其不受賜，乃不願臣魏之意，必歸葬則仍首丘之思也。友朋之際，亦以送喪歸葬為美談。《後漢書·獨行傳》：戴封在大學，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風俗通義·正失篇》言：「袁賀早失母，其父彭不復繼室。及臨病因，勅使留葬。慎無迎娶汝母喪柩。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祗為煩耳」。抱此等見解者殊不多。其見於《後漢書》及《三國志》者，如張霸、崔瑗、孔僖、梁鴻、郝昭等，不過數人而已。孔僖見《後漢書·儒林傳》。梁鴻見《逸民傳》。郝昭見《三國·魏志·明帝紀》大和二年《注》引《魏略》。 一種風氣方盛，必有賢知之士能矯之。漢世主薄葬者，曰楊王孫，曰朱雲，曰龔勝。後漢則有祭遵、王堂、樊宏、梁商、鄭玄、張霸、周磐、趙咨、東海恭王、張酺、何熙、見《梁瑾傳》。崔瑗、馬融、盧植、張奐、孔僖、《儒林傳》。范冉、、《獨行傳》。謝夷吾、《方術傳》。李穆姜。《烈女傳》。三國則有陳思王、中山恭王、裴潛、高堂隆、諸葛亮、沐並等。沐並事見《三國·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然三數賢知之士，亦不能挽千萬人之沈迷也。 掘冢之於厚葬，可謂如影隨形。秦始皇帝無論已。孝文號稱薄葬，然孝武時盜已發其園瘞錢，見《史記·酷吏·張湯傳》。赤眉入關，發掘諸陵，取其寶貨，至污辱呂后屍。《後漢書·劉盆子傳》。沖帝建康元年，群盜發憲陵。順帝陵。何後葬，開文陵，靈帝陵。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事在初平二年，見《後漢書·獻帝紀》。魏文帝終制言：「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並盡。」《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亦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言「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魏文終制亦云然，而至晉世，亦卒見發掘，見前。則漢世諸陵，殆無不見發者矣。光武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後漢·郅惲傳》：陳俊禮請惲，上為將兵長史。俊軍士發冢陳屍。惲勸其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三國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數魏武帝罪狀曰：「梁孝王先帝母弟，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其詆魏武或誣，然謂魏武軍中無是事，固不可也。《明帝紀》大和二年《注》引《魏略》載郝昭遺令戒子曰：「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則雖非有所利者，亦不免於椎埋之為矣。《漢書·景十三王傳》：趙敬肅王彭祖，使人椎埋攻剽。師古曰：椎埋剽劫也。顧亭林曰：椎埋即掘冢。《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有欲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論衡·死偽篇》曰：「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又豈待喪亂之世哉？ 富貴人之葬，逾侈如此，貧民則有死不得葬者。貢禹言：「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所食。」被災之郡，賜棺錢，郡縣為收斂之事，後漢時有之，安帝延光元年，順帝永建三年、四年，永和三年，桓帝永壽元年，皆見紀。又有以兵災，令收枯骸，或隨宜賜恤者。質帝永嘉元年，本初元年。《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詔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洮西之戰屍喪，收斂藏埋。《後漢書·獨行傳》：周嘉從弟暢，為河南尹，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平時不葬者之多如此，況戰爭災祲之際乎？區區詔令，竟何裨哉？ 第六節　交通 秦、漢之世，開拓之地漸廣，道路不能皆修；而舊有之路，或且廢壞；此由郡縣之世，政事不能如封建之世之精詳。故騎者漸多於乘。當時之必須乘車者，大抵為體制起見。如韋玄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張敞罷朝會，走馬章台街，時人譏其無威儀；何晏奏齊王，請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見《三國·魏志》本紀正始八年。是也。(28)乘車不如法，亦有見劾者。漢時大夫乘官車駕駟，見《漢書·朱買臣傳注》引張晏說。鮑宣為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為司直所奏。又陳遵為河南大守，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亦為司直所奏。《漢書·高帝紀》：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足見騎馬者之多，略與乘車相等矣。軺車之算，見第五章第十節。聽以不及於馬者，以其法沿之自舊；亦且算及於騎，或使人民不敢畜馬耳。 民間畜養，求耕作負載之多力，而不求其行之速，故畜牛者較馬為多。漢宣帝外祖母王媼，隨使者詣闕，乘黃牛車，百姓謂之黃牛嫗。光武起兵，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管輅族兄孝國二客，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溺死。可見民間駕車多用牛。即士大夫之貧者儉者亦然。《史記·平準書》言漢初「將相或乘牛車」； (29)蔡義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相合為買犢車；其貧也。朱家乘不過牛；朱雲居鄠，乘牛車從諸生；則其儉也。亦有由於體制者。《後漢書·宦者傳》言四侯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此非不能駕馬，乃僕從不容駕馬耳。魯肅謂孫權曰：「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此下吏家貧者，車騎不必甚都，亦猶其衣服之不必修飾也。《貨殖列傳》言「軺車千乘，牛車千兩」；《後漢書·鮮卑傳》：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可見民間輸運，亦多用牛。《漢書·匈奴傳》：天鳳二年，莽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注》引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三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言丁斐從大祖征吳，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又《梁習傳》：領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並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則官家運轉，亦多用牛矣。 《漢書·劉敬傳》言：敬脫輅而說高祖。蘇林曰：「一木橫遮車前，二人之，三人推之。」此即古之輦。《貨殖傳》言卓氏遷蜀，夫妻推輦行，亦其物也。兒寬為左內史，以負課租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儋負輸租，屬不絕。課更以最。《三國志·管寧傳注》引《先賢行狀》言：王烈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間年之中，行路老父儋重，人代儋行數十里。推之，乃當時盜牛人也。此貧無車牛者，運轉即恃儋負也。亦有以畜負之者。《漢書·趙充國傳》云：「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凡以畜載負物者皆為佗」是也。又有人乘車即以人之者。《後漢書·江革傳》言：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車，不用牛馬是也。此為罕見之事，惟山險之地，多用人力。淮南王諫伐閩越曰：「輿轎而喻嶺。」(30)《漢書·嚴助傳》。此即後世之轎，古之，已見《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節。《漢書·張耳傳》：貫高筱輿前仰視泄公。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輿處之也。」《王莽傳》：莽下書言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㧬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余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晉說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何謂板輿乎？」《後漢書·逸民傳》：陰就起，左右進輦，井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就不得已，而令去輦。可見除宮中及病困之人外，無以人舁人之事也。即宮中之輦，亦有駕馬者。《霍光傳》：「召皇大後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大後所駕游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果下馬非民間所易得，故只得舁之以人耳。 《史記·匈奴列傳》雲「其奇畜則橐、驢、騾、《索隱》：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騾。、《索隱》：《說文》云：，馬父騾子也。、」，蓋皆非中國所有。然《漢書·百官公卿表》：雲大仆屬官有監長丞。又有牧橐令丞。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也。」則官已畜養之矣。民間所用，以驢為最廣。《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仿效。至乘輜，以為騎從。互為侵奪，賈與馬齊。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可見當時野人之用驢者，為不少矣。《後漢書·鄧禹傳》：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大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建初三年，拜訓禹弟六子。渴者，使監領其事。訓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杜茂傳》：茂鎮守北邊，建屯田，驢車轉運。亦見《章帝紀》。《張霸傳》：子楷，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虞詡傳》：遷武都大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漢縣，今陝西略陽縣東。至下辨漢縣，今甘肅成縣西。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有四千餘萬。《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言質為荊州，其子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皆可見民間用驢之多。《蜀志·後主傳》引《晉諸公贊》，言劉禪乘騾車詣鄧艾，則騾亦有服乘者矣。此亦與外國交通之利也。 然馬於置傳及用兵，關係究屬最鉅，故民間能畜馬者，國家獎厲之甚至。晃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見《漢書·食貨志》。武帝輪台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見《漢書·西域傳》。所欲修者，即此等令也。《平準書》述武帝初年之盛曰「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雖或失之於夸，然元狩四年衛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見《漢書·匈奴傳》。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興之限。」則民間馬確不少，其報效國家，亦不為不踴躍。乃元朔五年、六年之役，《平準書》云：「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於是役又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衛將軍驃騎將軍列傳》云：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將吏之驕恣不恤軍事如此，即胥中國為牧地，亦豈足供之？《平準書》云：武帝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近旁郡。又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事在元鼎四年。李奇曰：十母馬還官一駒。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天下牝馬亭。亭有畜悖馬，歲課息。其苛擾如此。《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黎侯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師古曰：「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可見其時行法之嚴，然卒無益。元狩五年，平牡馬至二十萬。大初二年，卒籍吏民馬以補車騎馬焉。皆見《漢書·本紀》。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盂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沈欽韓曰：「《新書·壹通篇》：禁遊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國眾車騎則力益多？馬不出關之制，漢初已有也。」案《漢書·景帝紀》：中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孟康蓋據是為說。元鳳二年，詔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今年毋斂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民始稍及寬典。王莽復事四夷，亦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復盡以予民。見《食貨志》。《莽傳》云：「多少各以秩為差。」事在天鳳六年。其時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谷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至賦取道中車馬焉。《莽傳》地皇元年。誅求之禍，至斯而極矣。 《漢書·百官公卿表》：大仆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鈴、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閒駒、橐泉、、丞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屬焉。家馬，武帝大初元年，更名桐馬。水衡都尉屬官有六廄令丞。《注》引《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騎馬、輅、大廄也，馬皆萬匹。」此六廄皆屬大仆，師古說殆誤。疑水衡別有一廄，名為六廄也。此等皆以共奉皇室，本失之侈，故「中興省約，但置一廄」，未央。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車馬。後或並省。牧師苑亦省。惟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見《續漢書·百官志》。亦未聞其闕於事也。《食貨志》云：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其初意當為共給軍國，非僅以共皇室。《漢儀注》雲「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續志》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匹」，《百官公卿表》及《景帝紀》中六年《注》引。其規模不可謂不大，地利亦不可謂不得，畜牧必於邊地。《漢書·地理志》：大原郡有家馬官，此即大仆之屬。臣瓚曰：「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此。」此未必然，蓋亦以就地利耳。使善者為之，未始不可有裨軍國，惜仍未能善其事，而臨事不免賦取於民也。諸廄及菀監，既徒為共奉皇室，故苟或減省之，或出之以共國用，亦為仁政。如前引昭帝元鳳二年之詔；又如文帝二年，詔大仆見馬遺財足，余皆以給傳置；賈山《至言》，稱文帝「省廄馬以賦縣傳」，當指此。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後漢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皆是。 路之最平坦者為馳道，其修治頗難，故黃霸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貶秩；而賈山等言秦之虐，輒以其治馳道為言也。見第二章第三節。案馳道之最近者，僅在朝廟之間。《漢書·鮑宣傳注》引如淳曰：「令：諸使者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是也。成帝為大子時，不敢絕馳道。《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周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坐行馳道中免即此。時凡天子所幸之地，即治馳道，故游幸愈廣，為害愈深。《平準書》言：既得寶鼎，立后土大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 (31)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以待幸」，蓋車駕未出，而民之勞擾已甚矣。驕侈之主如漢武帝者，又以供帳之善否為賞罰。《漢書·王訴傳》：訴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訴為真是也。民安得不塗炭乎？平帝元始元年，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此在王莽秉政時，確為仁政也。其用兵之際，則有築甬道者。《漢書·高帝紀》：二年，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六年，公曰：「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裴松之曰：「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邊方又有深開小道者。(32)《漢書·匈奴傳》：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平時又或因數蹕-煩民，築為復道。(33)見《史記·叔孫通列傳》，梁孝王亦欲築復道朝大後，見第四章第六節。此等自非尋常所有。其尋常道路，修治之責，在於地方官。(34)故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其縣，見其橋樑郵亭不修，而知其不能。然大致臨事始加修治。故王吉諫昌邑王，言今大王幸方與，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朱買臣為會稽大守，會稽聞大守至，發民除道；桓帝備禮以聘韓康，亭長以韓征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而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至於以道不治而殺義縱也。見《漢書·酷吏傳》。臨事修治，勞民特甚。故章帝幸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本紀》建初七年。其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毋得設儲躊；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樑。元和元年。魏齊王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35)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軍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修飾，疲睏流離，以致哀嘆。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敕之。」得雨即當更治，可見路工之劣。如此之路，安得不時加修治？恤民勞而不修，而道不可行矣。觀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道之詔，而可知車之所以易為騎也。 邊方之道，艱阻尤甚。趙充國治湟陋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衛颯遷桂陽大守。含洭、今廣東英德縣西。湞陽、今英德縣東。曲江今廣東曲江縣西。三縣，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36)《後漢書·循吏傳》。此等事能行之者蓋甚罕。唐蒙見夜郎侯，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史記·西南夷列傳》。王莽發十萬人擊益州，轉輸者合二十萬人，軍糧前後不相及；《漢書·西南夷列傳》。可見邊方轉運之難。《漢書·武帝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西南夷道。又發九十萬人治雁門阻險。《史記·西南夷列傳》言：帝「通西南夷道，戍轉相，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傳》又言秦時嘗略通五尺道。《正義》引如淳曰：「道廣五尺也。」可知其往來之難。《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臨武，漢縣，今湖南臨武縣，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由是遂省焉。《三國·吳志·孫權傳》：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句容，漢縣，今江蘇句容縣。句容近境，而其勞師至於如此，況其遠者乎？《後漢書·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道，平帝時王莽通之。《三國志·王肅傳》：曹真征蜀，肅上疏言其「發已逾月，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其所由者即子午道也。蓋道非經行，每易廢壞。非但開闢，即維持亦不易也。 《續漢書·百官志》：將作大匠，掌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注》引《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為林囿。」蓋既以為蔭，又收其利也。《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此道側有樹之證。《後漢書·宦者傳》言靈帝作翻車渴烏，見第十章第五節。施於平門外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則道上更有司灑者。然此等惟都邑中為然耳。賈山言秦為馳道，三丈而樹，此乃古者列樹表道之意，馳道外未必能有，即當馳道上者，道失修，樹亦未必能終保也。 《漢書·高帝紀》五年《注》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梅福傳注》云：「軺傳，小車之傳也。」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37)案《魏律序》曰：「秦世舊有廄置、承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見《晉書·刑法志》。則前後漢之間，釋法嘗一大變。漢世傳車，官吏若受上命，或有急事者，皆得乘之。段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王球欲殺王允，刺史鄧盛聞之，馳傳闢為別駕從事。此官吏得乘驛，並得使驛傳命之徵。(38)漢武帝與方士傳車。，見《封禪書》。龔勝征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征。勝曰：「竊見國家征醫巫常為駕，征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此受上命者皆得乘傳之徵。齎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史記·黥布傳》。梅福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此有急者得乘傳之徵也。武帝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文帝與宋昌、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昌邑王乘七乘傳，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諫王曰：「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續漢書·輿服志注》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三國志·陳群傳》：群子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合此諸文觀之，可見當時驛傳速率也。 私家亦可置驛。上官桀、桑弘羊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39)見《漢書·昭帝紀》元鳳元年詔，亦見《武五子傳》。鄭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是也。又有專為一事置者。王溫舒遷河內大守，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南至長安。捕郡中豪猾，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千里。後漢東平憲王病，章帝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是其事。 置郵本主傳命，故《漢書·五行志》及《薛宣傳注》均雲「郵行書之舍」，《王莽傳注》引《倉頡篇》亦曰：「郵過書之官」也。元始四年。《後漢書·郭泰傳注》引《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又引《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又引《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漢書·文帝紀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田儋傳注》引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則漢時郵、驛、置等，可以互稱。《李陵傳》雲「因騎置以聞」，蓋其時多用單騎。凡公事率因之。京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平帝元始四年，郡國置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王莽傳》。劉陶因驛馬上便宜。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征，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順帝漢安元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後漢書·周舉傳》。光武遺詔：刺史二千石，無遣吏及因郵奏。袁安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蓋公事非專遣吏者，無不因郵驛者矣。其事亦役民為之。《楊震傳》「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郭泰傳》「知范特祖郵置之役」是也。 更速於郵傳者為烽燧。《漢書·賈誼傳注》引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著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司馬相如傳注》：孟康曰：「烽如覆米䉛，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史記索隱》引《字林》曰：「䉛，漉米籔。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王先謙《補註》曰：「《周紀正義》、《司馬相如傳·索隱》並與張說合，師古自誤耳。」《三國·吳志·孫權傳》赤烏十三年《注》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山，竟達吳郡、長沙。」 驛有傳舍，行者率依止焉。漢高祖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 (40)王郎軍起，光武自稱邯鄲使者入饒陽傳舍。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然後入傳舍。韓延壽守馮翊，行縣至高陵，有昆弟相與訟田者，延壽即引咎，移病，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可見承平時戰亂時皆然。不當驛道之地，則依於郵亭。《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漢承秦制，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儀》云：「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十里之間，得四宿會之所，《注》引《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亦云密矣。《注》又引蔡質《漢儀》曰：「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往臨邛，舍都亭。《索隱》云：「臨邛郭下之亭也。」此等皆在都邑之中，與行旅關係尚少，其在鄉間者，通稱為鄉亭，《漢書·循吏傳》：召信臣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則其關係實大。《後漢書·獨行傳》言王飩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飩不聽，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飩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此說雖近荒怪，然當時必有此等事，乃有此附會之說。《傳》又言張武父業，為郡門下掾，送大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可證。此可見行旅止宿郵亭者之多矣。然當時亭傳，似皆厚奉貴勢，而薄待平民。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書，以飾廚傳，稱過使客為戒。《兩龔傳》云：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征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王莽亦依故事白遣龔勝及邴漢。而後漢章帝建初元年，以兗、豫、徐三州旱，詔流人慾歸本者，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舍宿有煩特詔，不則須出顧直，可見亭郵待平民之薄矣。《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儋。嘗從長安還，欲止陲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循吏傳》：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皆亭吏趨承貴勢，慢易平民之證。職是故，逆旅之業遂日盛。《後漢書·張霸傳》云：霸子楷，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此即逆旅，雲專候造楷者，傳言之過也。《儒林傳》：周防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可見營是業者之多。《續漢書·百官志注》：永光十年，應順上言「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可見雖官吏亦有依之者矣。 亭傳之置，於邊方關係尤大。蓋內地殷繁，自有逆旅以供過客，而邊荒則惟恃此，故永光羌亂，詔書特言其「燔燒置亭」；《漢書·馮奉世傳》。永光四年，漊中、澧中蠻反，《後漢書·南蠻傳》亦特記其「燔燒郵亭」也。《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於元光六年特書南夷始置郵亭，可見其與邊方交通關係之大。《三國·魏志·陳群傳》：青龍中，大營宮室，群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大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也。」案《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備自漢中還治成都。《注》引《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建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群所指即此事也。疲民豈備所不知？蓋亦勢不容已耳。 古代列國之間，交通多有制限，是為關梁，漢世亦有之。侯應議罷邊塞，謂「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是也。《漢書·匈奴列傳》。《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41)棨者，刻木為合符也。」案古人作書，或用竹木，或用繒帛，故過所之制因之。《後漢書·郭丹傳注》曰「符即也」，失之專輒矣。《漢書·終軍傳》：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而去。張晏曰：「，符也。書裂帛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帛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頭，合以為符信也。」然則用乃後起之事，其初本皆用槳。《後書·安帝紀》：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隸校尉、冀、並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固猶是用木也。乘車者亦當用傳。《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木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文帝之除關，實為仁政。 (42)故晃錯對策，美其「通關去塞」，而路溫舒亦稱其「通關梁一遠近」。景帝四年春，「以七國新反，備非常」，應劭說。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武帝初，魏其、武安等欲除關，卒未果，遂終兩漢之世。「無符傳出入為闌。」《漢書·汲黯傳注》引臣瓚說。《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長脩侯相夫，元封三年，坐為大常，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繇，闌出入關免，可見其制之嚴。《谷永傳》：永言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臣願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可見其苛留之狀。《王莽傳》：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事在始建國二年。故亦時有寬典。如宣帝本始四年，入谷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谷入關者，得毋用傳；成帝陽朔二年，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天井關，在今山西晉城縣南。壺口關，在今山西長治縣東南。五阮關，應劭曰：在代郡。《地理志》，代郡無五阮，有五原關。鴻嘉四年，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冘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流民欲入關者、輒籍內是也。然《後書·郭丹傳》言：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注》引《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則既可買賣，又可贈遺，譏訶亦未必有益矣。《汲黯列傳》：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見曰：「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注》引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此雖近深文，邊關禁令之嚴可想。然《後書·鮮卑傳》載蔡邕之議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則亦具文而已矣。邊關隨國境而移。故南越王欲內屬，上書請除邊關；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史亦言「除邊關，邊關益斥」。此從《漢書》。《史記》無下邊字。 傳信於郡國以符。《漢書·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續漢書·禮儀志》：大喪亦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後漢初但以璽書發兵。杜詩上疏言之，乃復其制。 水運之功，省於陸運，此歷代皆然。張良說高帝都關中曰「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伍被述吳王，亦言其伐江陵之木以為船；足見水漕之便。故秦時已有令監祿鑿渠運糧之舉。見《漢書·嚴安傳》淮南諫伐閩越書。嚴安上書亦言之。淮南王書又言當時情形曰「拖舟而入水」，可謂艱苦已甚，然猶較陸運為便也。漢通漕渠之事尤多。略見《漢書·溝恤志》。武帝元光六年，穿漕渠通渭，見《漢書》本紀。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未成；見《史記·平準書》。魏武帝欲征蹋頓，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見《三國·魏志·董昭傳》。吳孫皓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未成，見《三國·吳志·薛綜傳》。而後漢明帝時之汴渠，其工程之最大者也。海運之利亦漸著。《後漢書·鄭弘傳》：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東冶泛海而至。(43)風波艱阻，沈溺相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此雖雲沉溺相系，然自嶠道未開以前，交、廣與北方，固恃海運為常道也。即嶠道開後，海運亦未必能廢，此不過盛夸鄭弘之功耳。《潛夫論》言：當時江南之木，入海乘淮，逆河泝洛，見第五節。亦見河海連絡之效。王莽居攝，胡剛已亡命交阯。見《後漢書·胡廣傳》。後漢之末，桓曄榮玄孫，見《榮傳》。袁忠安玄孫，見《安傳》。許靖等，亦皆往焉。管寧等則適遼東，王朗亦走東冶。可見南北航行，皆極暢達。《魏志·齊王芳紀》：正始元年，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此實僑置郡縣之始。其時民之依海島為盜者甚多，亦見近海島嶼之日益開闢也。《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一年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敗之。承走入海島。後天子策命公為魏公，以海盜奔進為功狀之一。陳登在廣陵，海賊薛州之群萬有餘戶，束手歸命，見《呂布傳注》引《先賢行狀》。時又有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見《何夔傳》。孫堅年十七，以追海賊著聞；孫休永安七年，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皆見本傳。《傅嘏傳》：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鄉青、徐。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案《田豫傳》曰：公孫淵以遼東叛，使豫督青州諸軍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已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皆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盪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眾。嘏所言者，當即指此。然此特航行偶失。當時吳與遼東，往還頗密，多由海道，《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載魏下遼東、玄莵赦文曰：比年以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云云。則吳與遼東交易頗盛。可參看第十二章第四節。吳使張彌等為淵所殺，孫權且欲自征淵，可見航行並非甚難。魏欲伐淵，亦曾詔青、兗、幽、冀四州作大船；《明帝紀》景初元年。又嘗浮海入句章，漢縣，今浙江慈谿縣西南。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吳志·孫休傳》永安七年。則緣海航行，南北皆甚便易矣。海外航行，已見第九章第四節。《三國·吳志·孫權傳》：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土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 (44)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海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軍師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案《梁書》言日本人自稱為徐福後，而今日本紀伊有徐福祠，熊野有徐福墓，因有疑其地為日本者。黃公度《日本國志》即持此說。然觀第十二章第十節所述倭與中國往來之路，則時日本似未必能至會稽。其時橫絕大海尚難，亶洲人能時至會稽，其距會稽必不甚遠，疑仍近海島嶼，衛溫、諸葛直自不能至耳。傳說能使國家為之興師，必非絕無根據，則徐福止於亶洲，殆必實有其事也。將還夷洲人至數千，若為取信或饜時主好奇之心，安用如此之多？疑此數千人本華人，衛溫、諸葛直拔還之。所謂遭風流移，非事先之傳聞，乃正將還之後，得之於其人之自述者耳。可見夷洲距中國，亦不甚遠也。 船工之奇者，有樓船，有戈船。樓船者，「作大船，上施樓」。《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注》引應劭說。戈船者：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張說近之」，《武帝紀》元鼎五年《注》。蓋是。《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樓船官。漢武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史記·平準書》。馬援伐交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後漢書》本傳。而武帝算緡之法，船五丈以上一算，則時造船之技，亦大有可觀矣。《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哀牢夷傳》：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鹿茤夷。此即今之竹木筏。《鄧禹傳》：子訓，發湟中六千人，令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南匈奴傳》：永平八年，北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此即今日之皮船。偏方之地，各因其物產地利，而異其備器也。 然僻陋之區，舟船仍有極乏者，《史記·淮陰侯列傳》：「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缻，《漢書》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此由其地本少舟船，故並不能為浮橋耳。 【注釋】 (1)飲食：古今飲食侈儉。 (2)飲食：食狗漸少。 (3)飲食：古未有豉。 (4)飲食：酒禁。 (5)飲食：茶見正史之始。 (6)飲食：貴人食遠方異物。 (7)飲食：賜糜粥牛酒等。 (8)食儲：倉儲猶重轉漕漸盛。 (9)食儲：漢常平倉已不能無弊。 (10)生計：第五倫受俸貿與貧民。 (11)衣服：責吏士女績數歲，布帛必積。 (12)衣服：漢時平民不能彩色。 (13)服飾：齊蜀女工盛。 (14)服飾：五原不知績織。 (15)服飾：越布。 (16)服飾：講究禮者寬博，崇儉、右武、服勞者反之。 (17)宮室：安漢公在長安中，又置安民縣起屋居民。 (18)宮室：漢時在官之屋猶多。官寺鄉亭修葺，貴在地方官。 (19)宮室：漢時材木多處。 (20)宮室：虎落。 (21)宮室：漢時建屋用茅竹多，瓦少。 (22)宮室：漢時能作樓。 (23)宮室：閭兩側有塾。 (24)葬埋：漢薄葬始元帝。 (25)封建：漢趙繆王令奴婢能樂者從死。 (26)葬埋：重視冢墓，殘賊屍體。 (27)職官：妻子受送葬以定產業。鄉官部吏衣食出民。受任使於文翁而以為榮，此好與官吏接近之心理。 (28)交通：乘車為體制起見。 (29)交通：牛車多於馬。司農市車，縣次易牛。則牛驛矣，驢車轉運。 (30)交通：轎逾嶺。宮中用輦。 (31)交通：天子所幸即治馳道，此等道亦不能久，故卒幸道不治殺義縱。 (32)交通：遼東樹柵以當甬道。隊深開小道而行。 (33)交通：因數蹕煩民，則築為復道。 (34)交通：道路修治責在地方官。 (35)「功夫」二字見正始七年詔。 (36)交通：置郵驛而役者勞息。 (37)交通：後漢驛有騎置無車。郵主傳書蓋與驛分職。 (38)交通：漢時得乘傳者。 (39)交通：驛傳速率。 (40)交通：傳舍郵亭皆所止。邊方關係猶大。逆旅稍盛。 (41)交通：傳用木或用帛。 (42)交通：除關。 (43)交通：交阯七郡貢泛東冶，因溺開嶠道。吳與遼東往還頗密。 (44)移民：亶州、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