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六章 秦漢時實業

第一節　農業 農業之進步，在於耕作之日精。此在漢世，見稱者無過代田。漢書·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代田之法，漢人托諸神農，已見《先秦史》第十二章第一節。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謂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大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梨。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挽梨。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大常民皆便代田。後漢劉般，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三國時，段灼上疏理鄧艾，言艾修治守備，積穀強兵。直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可見漢時教耕者，多以代田區種為務矣。(1) 《史記·河渠書》言：河東守番系，請引汾溉皮氏、汾陰下，皮氏，《漢縣，今山西河津縣西。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案田者不能償種，而越人田之，猶能有所入於少府，可見治水田以越人為精。然漢世良吏，亦有能開稻田者。(2)《後漢書》：張堪為漁陽大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狐奴，漢縣，今河北順義縣。秦彭為山陽大守，興起稻田數千頃。《三國志》：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大守。時大旱蝗，悖乃斷大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其時劉馥都督河北諸軍，種稻於薊南北。鄭渾守沛郡，亦開稻田於蕭、相二縣界。又魏武以朱光為廬江大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因此說孫權急攻皖。皆可見水田之利也。 灌溉之利，莫大於陂渠。《河渠書》述鴻溝、雲夢、江、淮、齊、蜀諸水見《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節。曰：「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可見溝洫修舉，交通與灌溉兼資。漢武帝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天子以為然。令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田，頗得以溉田矣。可見漢人之言漕事者，尚多兼計灌溉也。良吏能就所治之地，興修水利者亦頗多。召信臣為南陽大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後漢杜詩守南陽，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鮑昱拜汝南大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民以殷富。王景為廬江大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皆其功之最著者也。任延守武威，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三國時，徐邈刺涼州，亦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皇甫隆為敦煌大守。敦煌初不甚曉田，常灌溉，稽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功力既費，收谷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三國·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則雖西北乏水之地，水利亦可興修矣。 偏方閉塞之地，多藉中國良吏以啟牖之。《後漢書·循吏傳》言：孟嘗遷合浦大守。郡不產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又云：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睏乏。任延為守，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此可見當時交、廣之域，尚有全不知耕作者也。 《漢書·藝文志》農九家。《神農》、《野老》，《注》皆雲六國時。《宰氏》，《注》雲不知何世。葉德輝曰：「《史記·貨殖傳集解》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嘗南遊于越，范蠡師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傳》云：陶朱公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據此，則唐人所見《集解》作宰氏。宰氏即計然，《志》雲不知何世，蓋班所見乃後人述宰氏之學者，非計然本書也。」王先謙《漢書補註》。案謂計然姓宰氏，又謂為范蠡師，說皆附會不足信。惟此書原出先秦，則當不誣耳。《董安國》十六篇，《注》云：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王氏》六篇，《注》皆雲不知何世。其書皆次《董安國》書下，當系漢時書。《氾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蔡癸》一篇：《注》云：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大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周壽昌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有趙過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云云。《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蓋癸書述過法，而崔氏引之。」亦據《漢書補註》引。案氾勝之書，後人徵引最多。趙過與氾勝之，蓋漢時農學之兩大家也。 漢末大亂，農業荒廢特甚，而屯田之政乃大行。《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是歲，用棗祗、韓浩議，始興屯田。《注》引《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毛玠傳》：大祖臨兗州，闢為治中從事。玠語大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器，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殖，畜軍資。」大祖敬納其言。可見屯墾之政，實為大祖夙定之策。《任峻傳》：棗祗建置屯田，大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司馬芝傳》：芝奏言：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可以見其成效矣。《王昶傳》：文帝踐阼，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則至魏初，此職猶相需孔殷。然其民與州縣異統，非可久之計，故至陳留王咸熙元年，遂罷之以均政役，(3)諸典農皆為大守，都尉皆為令長焉。其戰守之地，藉屯田以為軍資，則終三國之世如一。文帝以孫權侍子不至，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王朗傳》。王基、鄧艾策攻吳，亦以屯田為本。劉馥在合肥，胡質在青、徐，王昶在刻、豫，亦皆致力於屯田。大祖征漢中，以鄭渾為京兆尹，渾亦遣民田漢中。諸葛亮務農殖穀，《蜀志·後主傳》建興二年。然後南征。其後屢出伐魏，亦休士勸農於黃沙。《後主傳》建興十年。時雖以木牛、流馬運，建興九年、十二年。然仍分兵屯田渭濱。《諸葛亮傳》。《吳志·孫權傳》：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谷，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及孫休永安二年，復咎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案《魏志·司馬芝傳》，亦言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4)蓋商賈之利，饒於耕農，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蓋凋敝既甚，雖欲不務本而不可得矣。《甘寧傳》：寧說孫權取黃祖，亦言其怠於耕農，財谷並乏，與毛玠之譏袁紹、劉表，異地同符。可知喪亂擾攘之餘，粗能自立者，必其知重民事者也。 漁、獵、畜牧、種樹之利，皆較田農為饒，故《貨殖傳》言其人與千戶侯等，橋姚、馬援、班壹等，已見第十五章第二節矣。《三國·吳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言李衡每欲治家，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女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此太史公之言之驗也。然此等事必有廣土，乃能為之，當時山澤多為豪強所占，故平民享其利者甚寡。惟南方生業，不如北方之盛，故人民猶克分享其利焉。《漢書·地理志》言楚地民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是也。《漢書·王莽傳》：莽以費興為荊州牧，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採為業。間者國張六管，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莽怒，免興官。然後亦卒開山澤之防。《後漢書·劉般傳》：明帝時禁民二業。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可見其利之饒。此王匡、王鳳等，所由能入野澤偷活也。即北方亦有其利，但較南方為微耳。龔遂為渤海大守，秋冬課民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後漢和帝永元五年，令郡縣勸民蓄疏食以助五穀。(5)其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歲。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亦有被災之處，山林陂澤，勿收假稅之詔。安帝永初二年，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疏食。桓帝永興二年，詔司隸校尉、部刺史：蝗災為害，水變仍至。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皆民食不限穀物之證。建武之初，野谷旅生，人收其利。《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馮異之入關也，軍士悉以果實為糧。：獻帝幸安邑，亦以棗栗為糧。《伏皇后紀》。合《魏略》所言袁紹、袁術之事觀之，可見疏食之利，惜乎平時知務此者少也。牧畜之利，亦必有山澤然後能為之。如卜式入山牧羊，吳祐牧豕於長垣澤中是。故山澤亦為豪民之所欲兼併也。 《漢書·地理志》：丹楊郡有銅官。豫章郡、鄱陽郡有黃金采。諸郡國有鐵官者尤多。《志》云：「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貢禹傳》：禹言：「今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已上。」蓋官辦之事，不甚計度盈虧，故其弊如此。私家經營礦業，則得利者甚多。猗頓用監鹽起；郭縱以鑄冶成業；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數世；蜀卓氏用鐵冶富；程鄭事冶鑄；羅裒擅鹽井之利；宛孔氏用鐵冶為業；魯丙氏以鐵冶起；皆見《貨殖傳》。王章妻子徙合浦，以採珠致產數百萬；皆其葷葷大者。《史記·平準書》言縣官大空，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蓋鹽鐵二者，於民生日用最切，故其利亦最饒矣。 第二節　工業 工官見於《漢書·地理志》者凡十：懷、河南、潁川、宛、東平陵、泰山、奉高、廣漢、洛、成都是也。《漢書》稱孝宣之治，「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本紀贊》。《三國志》稱諸葛亮亦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後漢書·宦者傳》：蔡倫為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此皆官家之業，雖不盡無裨實用，奢侈之物究多，於民生日用無與也。《漢書·貢禹傳》：禹言：「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循吏傳》：文翁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皆可見工官所造物之侈。其關係民生日用最巨，獲利亦極多者，當推鐵器。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趙佗因之反叛。後佗上文帝書，述高后令曰「毋與蠻夷外越金、鐵、田器」，則銅器亦在所禁。《西域傳》言：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6)此中疑有奪文。教鑄作當指農器，它兵器則謂以鐵為兵也。此中國有造於西胡最大者矣。 漢世，士能藉自然之力，制器以利民用者亦有之。《後漢書·杜詩傳》，言其為南陽大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注》曰：「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三國·魏志·韓暨傳》：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又《明帝紀》青龍五年《注》引《魏略》，言其引谷水過九龍殿前，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此皆能用自然之力者也。馬均，《杜夔傳注》作馬鈞，扶風人。引傅玄序之曰：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囿，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鬥雞。變巧百端。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玄為言之曹羲，羲言之曹爽，爽忽忽不果試。玄論之曰：「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又曰：「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言不試以事，良可恨也。」張平子事，別見第十九章第七節。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見《亮傳注》引《魏氏春秋》。亮又作木牛、流馬，其法亦見《注》引亮集。時蜀又有張裔，典作農戰之器；李撰，能致思弓弩機械之巧；而吳亦有張奮，昭弟子。能造大攻車；則一時巧思之士，為不少也。案巧思之士，所以或有成或無成，又或雖有成而旋失其傳者，乃由其物不適於其時，故莫肯勤於試造，繼緒傳習，如蜀漢與中原戰爭既息，不復須運巴、蜀之糧，逾越劍閣，則木牛流馬之制， (7)自不能不失傳矣。然則張裔、李撰、張奮等，所由紛紛皆以造戰器聞者，亦以其時攻戰方烈也。又凡機械之巧，必前後相因。諸葛亮損益連弩，而馬鈞又謂其更可損益。翻車即今水車之原，人皆謂其制始於鈞，然靈帝已用以灑南北郊路，見第十章第五節。則當時亦必固有是物，鈞特從而損益之耳。長巧思者不必擅文字，事記載者又或不知制器，但驚異其所成就，而不知其所自來，遂使後人忽其成功之由，一若偶然得之者，非其實也。 《三國·吳志·甘寧傳注》引《吳書》，言寧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此以作賊則可耳。乃《賀齊傳》言：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住新市為拒。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沖斗之屬，望之若山。(8)休等憚之，遂引軍還。世豈有雕文刻鏤，可以退敵者邪？乃《朱然傳》猶以文采惟施軍器為美談。此直是事權在手，恣意揮霍，不顧國計民生耳。官自製器之弊有如此，亦不容不施以督責也。 第三節　商業 商業在秦、漢時頗盛。晃錯比較農商苦樂之語，已見第五章第一節。貢禹言：「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知巧。好衣美食，歲有什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其言與晃錯若合符節。(9)蓋財產私有之世，通工易事之鍵，本操於商人手中。又天下一統，戰爭息而生計舒，交易之事益盛，則商人之利益多。通關梁，一符傳，漢人恆以為美談。伍被稱漢之美曰「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雖或不免過當，亦未必全虛也。此皆秦、漢之世，商人之所以益形跋扈者也。 古代之市，率自為一區，設官以管理之，漢世猶然。《續漢書·百官志注》：洛陽有市長一人，丞二人。《太史公自序》言其先無擇，為漢市長。《漢書·丙吉傳》，言吉為軍市令。皆當時治理交易之官也。《後漢書·班彪傳注》引《漢官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漢書·胡建傳》：天漢中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三國·吳志·陸遜傳》：潛遣將擊石陽，漢縣，今江西吉水縣東北。石陽市盛，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入。皆可見市之別為一區。(10)《漢書·尹翁歸傳》：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入市斗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張敞傳》：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11)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桴鼓希鳴，市無偷盜。《後漢書·祭遵傳》：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第五倫傳》：京兆尹閻興，署為督鑄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三國·吳志·孫皓傳》：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案《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論董賢亦云：「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潘璋傳》：璋為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又可見治市之官，頗有威權也。 漢世抑商頗甚。(12)《漢書·高帝紀》：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締紵、罽，操兵，乘騎馬」。此即《食貨志》所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亦云：「賈人不得乘馬、車。」此異其禮數也。《食貨志》又云：「重稅租以困辱之。」哀帝時定名田之法，賈人不得名田。見第十五章第三節。成帝算舟車，商賈人軺車二算。所謂七科謫者，曰賈人，曰故有市籍者，曰父母有市籍者，曰大父母有市籍者，賈人居其四焉。見第十八章第六節。《後漢書·班超傳》：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三國志·孫堅傳》：朱俊表請堅為佐軍司馬。堅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與俊併力。是當時商賈，多能從軍。一由其時去古近，人民尚習於兵，一亦由法令恆迫商人充兵也。此限其制產，又重其賦役也。《食貨志》云：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貢禹傳》：禹言：孝文皇帝時，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此絕其進取也。習俗岐視，尤不俟論。《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報孫會宗書云：「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後漢書·崔駰傳》：孫宴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獨行傳》：王烈避地遼東，公孫度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以自穢，得免。《逸民傳》：王君公儈牛自隱。韓康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賈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賈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當時商賈之與士大夫，蓋若熏蕕之不同器矣。然晃錯言其交通王侯，力過吏孰，《貨殖傳》：宛孔氏連騎游諸侯，有游閒公子之名：刁閒之奴，且或連車騎交守相。何哉？一以讎淫侈之物者，多與王公貴人為緣。一以當時商賈，多兼事放債，貰貸亦放債之類。見第十五章第五節。《平準書》言富商大賈，或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疑必有資其財賄以救緩急者。又《酷吏列傳》言：三長史陷張湯，使吏案捕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此言蓋誣。然當時有此等事可知。鄭當時為大農，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則當時官吏，確有與人相交通，藉以牟利者。 (13)富商大賈，惟利是圖，何憚而不為此？此又其所以互相狼狽邪？刁閒多取桀黠奴，使事商賈。仲長統謂當時豪人，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蓋身居闤闠者，皆其所奴役之流，而躬為富商大賈者，則又匪特長安酋長，居溫厚而出從騎，見目為長者而已。 王君公以儈牛自隱，此即《貨殖列傳》所謂「節駔會」，後世之牙行也。《漢書·武帝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王莽之法，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14)鄭司農釋《周官》之質劑，謂若其時之市平。則漢世百物，官家本有平賈。然其事未必能行，而其權遂操諸駔會之手。趙敬肅王仗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租稅。《漢書·景十三王傳》。可見是業之盛已。 凡兩地物產，相異愈甚，則其相資愈深。故中外通商，自古代即頗盛。巴、蜀、廣漢，南賈滇、，西近邛、笮，燕北隙烏丸、夫余，東賈真番。卓氏賈滇、蜀民，程鄭亦賈椎結民，皆其證。又不獨緣邊也，漢朝絕未知西域及西南夷，而邛竹杖、蜀布、枸醬，業已遠致其地。案《魏略》言盤越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蜀人賈似至焉，參看第十二章第十節。此即大夏人告張騫，所謂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者。蓋自陸路西行。《貨殖傳》謂番禺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越繇王、閩侯以荃、葛、珠、璣、犀甲、翠羽、、熊奇獸遺江都王建，《漢書·景十三王傳》。《魏略》又謂大秦循海通交阯，又有水道通永昌，故永昌出異物。此則自海道而來者也。此當時之中歐交通也。後漢之撫烏桓、鮮卑，於寧城開胡市。見第十二章第十節。劉虞牧幽州，猶開上谷胡市之利。魏黃初三年，軻比能帥其部落及代郡烏丸，驅牛馬七萬餘口來交市，此東北邊之互市也。《後漢書·孔奮傳》云：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三國·魏志·倉慈傳》云：遷敦煌大守。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聚會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此西北邊之互市也。《漢書·西域傳》言：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數剽殺漢使。成帝時，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杜欽說王鳳，言其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耳。欽述其路途，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而其使猶能數年而一至，亦可謂難矣。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宋子侯九，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此所買者為何物不可知。《後漢書·朱暉傳》：尚書張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此其意，蓋猶宋人之用香藥寶貨。《梁冀傳》云：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三國·魏志·蘇則傳》：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敦煌獻逕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吳志·孫權傳》：嘉禾四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翹翠、玳瑁。《魏志·夏侯尚傳注》引《世語》，言王經為江夏大守，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蓋亦欲求此等物耳。古代遠國通商，固多如是也。 第四節　錢幣 《漢書·食貨志》云：「秦並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不為幣，謂國家不以之為幣，隨時而輕重無常，則謂民間仍通用之也。國家偏重金銅，必由民間先偏重金銅之故，(15)在各種用為易中之物中，金屬漸翹然獨異矣。 《食貨志》又云：「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16)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案《史記·貨殖列傳》言谷賈，上者不過八十。漢初戰爭，實不甚烈，谷賈安得翔踴如此？疑當時實以鑄錢為籌款之策，乃至是也。參看第四章第一節。《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謂即秦半兩。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文帝紀》：五年，更造四銖錢。《食貨志》雲「為錢益多而輕」，又雲「其文為半兩」。應劭曰：「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案古不甚更錢文，故自隋以前，所鑄錢皆曰五銖。見《日知錄·錢法之變》條。八銖、四銖，皆曰半兩，職是之故。古以二十四銖為兩，若秦半兩即重八銖，《漢志》不應雲重如其文。然則應劭謂八銖即秦半兩，乃劭時秦錢已不可見，故有此誤也。《志》述莢錢，雲令民鑄，則漢初並無私鑄之禁。是年，《紀》及《志》皆雲除盜鑄錢令，未知其令起於何時。 (17)自此令除，而錢法大亂。《志》載賈誼之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又云：「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其禍可謂博矣。晃錯對策，顧以「鑄錢者除」，為文帝大功之一者？當時私鑄之罪為大辟，錯蓋謂盜鑄令除，則民命可全，而不知其所損者實大也。不特此也。是時吳王濞既即章郡銅山鑄錢，文帝又賜鄧通以蜀嚴道銅山，今四川滎經縣。得自鑄，見《史》、《漢》《佞幸傳》。《志》言吳、鄧錢布天下。《佞幸傳》亦云：鄧氏錢布天下，《鹽鐵論·錯幣篇》：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煑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此亦開兼併之端。賈山諫除鑄錢令，謂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蓋為此發也。文帝之政，亦可謂敝矣。至景帝中六年，乃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元狩四年，行皮幣白金。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又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其後白金、赤側皆廢，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幣制乃稍定。已見第五章第十節。《鹽鐵論·錯幣篇》：文學曰：「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18)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賈以美貿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甚。」然則專令上林三官鑄後，至始元時，圜法猶未大定也。然是時措置已合，故終能漸趨安定，而五銖遂為最得民信之錢。 錢幣者，物賈之度量衡也。度量衡可一不可二，錢幣亦然。故古雖各物並用，秦、漢間遂專重金、銅。然事變之來，每非其時之人所能解。不能解，遂欲逆之而行。漢武欲行皮幣白金。哀帝時，又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寶，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者。見《漢書·師丹傳》。皆與文學謂往者幣眾財通而民樂，同一見解也。又有謂錢可廢而代之以谷帛者。晃錯曰：「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貢禹曰：「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平，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農桑」。皆見《漢書·食貨志》。後漢肅宗時，張林言谷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詔諸尚書通議，為朱暉所駁，事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後漢書·朱暉傳》。均系此等見解。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昭帝元鳳二年、六年，皆詔三輔、大常郡得以叔粟當賦。皆可謂頗行其議者。王莽之見解，蓋亦主張眾幣，故其定製，至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已見第六章第二節。事與時違，卒至大敗。其時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錢。注云：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蓋民習於舊，不願更張也。光武建武十六年，以馬援議，行五銖錢。終後漢一朝無大變。至漢末，董卓出，乃大壞。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竟不鑄錢。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宦者傳》云：「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此蓋董卓改幣時，為惡幣所逐也。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卓傳》云：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三國志·卓傳》作谷一斛至數十萬。案《後書·卓傳》述李傕、郭汜作亂時情形云：「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獻帝紀》興平元年，亦有是語。則谷一斛數十萬，自在傕、汜入長安後，卓時物價雖貴，尚未至此，《志》蓋要其終言之也。又錢無輪廓，不便人用。錢法自此大壞。魏文帝黃初二年三月，復五銖錢。十月，以谷貴，復罷。《三國·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吳志·孫權傳》：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九年《注》引《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雲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吳行大錢，十年而廢。蜀直百錢後亦無聞，疑亦未能久行也。 《史記·貨殖列傳》言：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三國·魏志·文昭甄皇后傳》云：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後家大有儲谷，頗以買之。此即《漢志》所謂隨時而輕重無常者。《呂后本紀》言：呂祿信酈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19)曰：「毋為他人守也。」可見是時貴戚之家，藏珠、玉等甚多。《史記·留侯世家》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書·高帝紀》：四年，破曹咎汜水，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史記·項羽本紀》但云盡得楚國貨賂。《漢書·李廣傳》：李陵軍將敗，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後漢書·西羌傳》：唐喜討破杜季貢、王信，收金、銀、彩帛一億以上。《三國·魏志·董卓傳》：牛輔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逾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魏武帝紀》：破袁紹於官渡，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注》引《獻帝起居注》載公上言云：輜重財物巨億。《齊王紀》：正始元年，詔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閻溫傳注》引《魏略·勇俠傳》言：酒泉大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在外，得脫，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蜀志·糜竺傳》：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進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先主傳》：成都降，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據《張飛傳》，是時賜飛及諸葛亮、法正、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後主傳》景耀六年《注》引王隱《蜀記》：後主降魏，遣尚書郎李虎送金、銀各二千斤，蓋亦以犒軍也。《吳志·甘寧傳》言：寧受敕出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眾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之。畢，寧先以銀碗酌酒，自飲兩碗。乃酌與其都督。又通酌兵各一銀碗。凡此，皆可見當時軍中，多有珠、玉、金、銀。《史記·陳丞相世家》言：平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後漢書·獨行傳》言：王忳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生謂忳曰：「要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則行者多以為資。《楊震傳》：震遷東萊大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獨行傳》：雷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則行賄者亦用之矣。故晃錯謂其為奸邪所利，而令亡逃者得輕資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丁孚《漢儀》述《酎金律》云：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七年《注》引作用犀角二，長九寸。若玳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後書注》引作翠羽。各二十，准以當金。此為國家於金、銀外特許以他寶貨當幣者。《後漢書·張堪傳》：樊顯言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則民間亦極流通。然終不敵金銀之廣。《漢書·疏廣傳》：廣父子俱告歸，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大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余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王忳受書生之屬，亦粥金一斤，營其殯葬。可見金銀兌換，已極便易，珠玉等恐不能如是也。金銀在當時，雖多以之制器皿，如前引甘寧以銀碗酌酒，第二節引貢禹言蜀、廣漢主金銀器，歲用各五百萬是也。《三國·魏志·衛覬傳》：明帝時，覬上疏言：「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吳志·孫亮傳》大平二年《注》引《江表傳》，謂亮使黃門以銀碗並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孫傳》：遣宗正楷奉書於琅邪王休，言亮於官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華核傳》：核上疏曰：「今民貧而俗奢。兵民之家，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皆當時多用金銀以作器物之證也。然觀其鑄造有常形制，即可知其多用作錢幣矣。何以知其鑄造有常形制也？案《漢書·食貨志》言：秦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案項王使項漢黃金一斤。《蕭望之傳》：張敞言今有悍拜陳平為都尉，亦賜金二十溢。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鑄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似皆以權度計多寡。然《武帝紀》：大始二年，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窪水出天馬；渥窪水，在今甘肅安西縣。黨河支流。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裹蹄，以協瑞焉。」師古曰：「既雲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裹蹄，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蹄金，金甚精而形制巧妙。」今案《後漢書·董卓傳》引《獻帝紀》，謂牛輔自帶二十餘餅金；《三國·魏志·陳矯傳注》引《世語》，言文帝以金五餅授矯，《齊王芳紀》：嘉平五年，賜刺費偉之郭修子銀千餅，絹千匹；則餅亦為當時金銀形制之一，師古之言，信不誣也。《漢書·馮唐傳注》引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蓋據王莽時制言之。《惠帝紀注》引晉灼，即據《食貨志》為說，見下。比例是否有常，固難遽斷。然遍讀兩漢之書，未嘗見有異說，則其價必無大差。《惠帝紀》：帝即位後，賜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注》引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日：「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案《景帝紀》：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與丞相議：「吏遷罷免，受其故官屬所將鹽、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此罰金沿襲古之罰鍰，本為制兵，必不折錢。金選或重十一銖余，或重六兩，蓋即一指黃金，一指赤金。然則漢時賜與，當有三法：予之黃金，一也。予之錢，二也。予之金，即今之銅，三也。三者晉灼所謂實金也。然此法行之甚少，大都非與之黃金，即與之錢。雲賜黃金而實與之錢者，必以萬錢當一斤，故王莽因之而定製也。鑄造有常形制，與錢有常比價，其用之之廣可知矣。職是故，黃金散之民間者遂日多。舊時讀史者，率言漢世黃金多，後世漸少，歸咎於佛象塗金，及世俗泥金寫經，帖金作榜。漢時佛教雖已入中國，傳布未廣，耗金必不能甚多。然以後方前，黃金亦漸覺其少。梁孝王死，藏府余黃金四十萬斤。漢武帝征匈奴，一次賞賜用黃金二十餘萬斤。王莽遣九虎東行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史傳所載漢世金多之事，亦有不可盡信者，如漢高祖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等是也。然此所引三事，必非虛誣。董卓凶暴，聚斂何所不至？然郿塢中不過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而已。《漢書·王莽傳》：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莽聘皇后三萬斤，而《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獻帝之聘曹皇后，但齎璧帛玄絹五萬匹。蓋喪亂之後，黃金難得使然。黃金不能銷蝕，官家藏少，必流入民間矣。此古今幣制無形中之變遷也。 【注釋】 (1)農業：漢教耕者多務代田。 (2)農業：漢時稻田。 (3)農業：三國屯田初與郡縣異統，故罷之可均政役。 (4)農業：典農部民末作，以要利入。 (5)農業：疏食之利。 (6)工業：《西域傳》「教鑄作它兵器」疑有奪文。 (7)工業：木牛流馬不運糧則無須。 (8)生計：軍人制器之侈。 (9)交通：漢交通之便。 (10)商業：市皆別為一區。 (11)階級：偷盜亦有其長。 (12)商業：漢世抑商及賤視商人。 (13)商業：官史與商人交通。 (14)商業：漢時市平。 (15)錢幣：偏重金銅之始。 (16)錢幣：漢初似鑄輕錢。 (17)錢幣：漢盜鑄令不知起何時。 (18)錢幣：文學言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則王銖有統一之功，此王莽所以多其幣邪。 (19)錢幣：古藏珠玉他寶者，軍中亦然。金銀情形，鑄造有常形制，比價，黃金之少由散之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