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五章 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

第一節　秦漢人訾產蠡測 《漢書·食貨志》載李悝盡地力之教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此說可略見當時農民生計情形。《史記·貨殖列傳》引計然之言，謂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則農末俱利；而李悝之說，粟石以三十計，蓋農夫糶谷所得，皆其最下之價，其餘之利，皆入於商賈矣。宣帝時谷石五錢，農民無利，耿壽昌以立常平之法。劉虞為幽州牧，史稱民悅年登，谷石三十。以三十為石最下之價，蓋終兩漢之世，未之有改。漢世鑄錢甚多，蓋其流通亦數，故物價無甚變動。持此以計漢人訾產，則其高下，有可得而言者焉。漢世石、衡法。斛量法。大小略等。一石略當今二斗。《後漢書·伏湛傳注》引《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然則百五十石，當今三十石，不足十五石，當今三石。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假使亦以十五石計，又當得三石。五口之家，當得粟百八十石，即今三十六石，粗米二十一石六斗，乃可勉支。粗米以石五元計，共得百有八元，人得二十一元六角而已。文帝以百金為中人十家之產，漢世黃金一斤直錢萬，則中人一家之產，為錢十萬。以糶中價計之，假設為石五十，略當今二千元。《漢書·景帝紀》：後二年五月，詔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服虔曰：「十算，十萬也。」《哀帝紀》：綏和二年，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訾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平帝紀》：元始二年，天下民訾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揚雄傳》：雄自序言家產不滿十金。蓋皆以中人之家為率。其富者：伍被為淮南王畫策，詐為丞相御史請書，徙家產五十萬以上者朔方，此猶今之有萬元。《漢書·平當傳》：當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茂陵，猶今有二萬元。《武帝紀》：元朔二年，徙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猶今有六萬元。《楊敞傳》：子惲，再受訾千餘萬，父及後母。皆以分施，則如今二十萬。張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史稱其廉；王嘉奏封事，言孝元皇帝時，外戚訾千萬者少；可見是時官吏、貴戚，訾產約在今十萬元、二十萬元之間。《漢書·酷吏傳》：寧成稱：「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亦以今二十萬元為率也。是時豪右及商賈，蓋多能致此者。寧成貰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致產數千萬。灌夫家累數千萬。《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宛孔氏家致數千金。刁閒起數千萬。姓偉訾五千萬。師史、張長叔、薛子仲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自元成迄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挈網，平陵如氏、宜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皆見《貨殖列傳》。《楚元王傳》：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案《詩伐檀毛傳》，以萬萬為億。《鄭箋》以十萬為億。《疏》云：「今數萬萬為億，古十萬為億。」(1)蓋《毛詩》雖自號古學，實出依託，故不覺露出馬腳也。《後漢書·鮮卑傳》：青、徐二州，給歲錢二億七千萬。此語當本漢時計帳，知漢人以萬萬為億。五千萬若今百萬，萬萬若今二百萬。董賢之誅也，縣官斥賣其財，凡四十三萬萬；梁冀之誅也，收其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則若今六千至八千餘萬。此如清世之和珅，非尋常所有也。《貨殖列傳》：言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然則歲入二十萬，為當時之巨富，此同於今之二千四百元，息率以十二計，其本不過萬二千元耳。大將軍、三公歲奉四千二百斛，略與此相當。其少者，斗食歲百三十二斛，佐史歲九十二斛，尚不逮農夫一家五口之入，故論者言其薄也。 什二為通行利率。如李悝所計，粟石三十，農民之家，終歲所費為百五十石，不足四百五十，合錢四千九百五十，乃訾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之息。更益以疾病死喪及上賦斂之所費，亦以四百五十計，亦訾二萬七千耳。四百五十，為訾二千二百五十之息。中人之產十金，歲得息二萬，四倍於農夫之入而有餘矣。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歟？ 《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以三輔、大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訾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貢禹傳》：禹自言家訾不滿萬錢。《枚乘傳》：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此皆訾不逮中人者。然貢禹又自言有田百三十畝，則漢人計訾者，土田不在其列。(2)蓋距井授之世猶近，未以土田為私有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和五年，詔言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為訾，則漢世計訾，未嘗不酷，特較之後世之並計田宅，或專論丁糧者，猶為寬耳。 漢世踐更顧直月二千，過更三千，別見第十八章第六節。《溝洫志》：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日：「《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卜式傳》：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日：「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此可略見漢時工賈，行役內地者月二千，戍邊者三千。在當地者，恐不及此。案李悝言食人月一石半，則日得五升。《莊子·天下篇》述宋鈃、尹文之言曰：「五升之飯足矣。先生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五升，蓋戰國、秦、漢間計人日食之率。《三國志·管寧傳注》引《魏略》，言官廩焦先、扈累、寒貧皆日五升，而常使先埋藏疫病死者，蓋食之則可役之，此似亦原於民間之工賈。焦先飢即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蓋當時顧庸本如此，非先之獨廉也。而游手者之所得，顧有倍蓰於此者。嚴君平卜筮於成都，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夫日得百錢，則歲三萬六千，侔於戍邊，而八倍於農夫之所得矣。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民之所以競逐於浮食歟？不然，何山不可居，而必於成都之市邪？ 第二節　秦漢時豪富人 秦漢時豪富者，一為大地主，一為大工商，已見第五章第一節。《後漢書·樊宏傳》：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3)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者數百萬。此可見漢時之大地主，經營之規模皆頗大。故多有以開拓邊地致富者。《史記·貨殖列傳》言：塞之斥也，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馬、牛、羊數千頭，谷萬斛。《廉范傳》：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皆以地廣而荒，易於多占故也。其在內地，則所謂兼併之家。有依貴勢為之者，如張禹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是也。有恃財力為之者，晁錯《貴粟疏》言商人兼併農人是也。以大勢論，商賈之力，尤雄於豪家。故《平準書》言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漢世雖有抑商之法，初無濟於事。晁錯所謂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尊農夫，農夫已貧賤也。漢武、新莽欲行輕重斂散之術，以抑豪強，然所用者仍系商人。(4)東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桑弘羊洛陽賈人子。僅、咸陽行鹽鐵，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羲和置命士以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固不敢謂此輩中無公忠體國之人，如桑弘羊即是其一。然必圖自利者多，知利國利民者少，則無疑矣。察之安可勝察？事即易行，猶不能保其無弊，況其本不易邪？此漢武時所以民愁盜起，而新莽時遂至不可收拾也。又當時貴勢之家，亦有兼事貿遷者。觀貢禹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毋得私販賣，與民爭利可知。(5)挾貴勢以謀奇贏，民又安能與之哉？ 雜業致富者多，惟農田為獨苦。《史記·貨殖列傳》言：「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6)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曰：「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鍾。薪稿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噭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櫱曲、鹽豉千苔。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史》、《漢》《貨殖傳》數當時豪富者：冶鑄，商賈，賒貸，鹽井，丹穴，陂田，魚鹽，畜牧，子錢，小至丹、豉、販脂、賣漿、灑削、胃脯、馬醫。惟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為本業耳。故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也。 漢世富人，率多逾侈。田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史丹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張禹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7)此權戚之所為也。此特就前所未及者舉之。其實此諸人，在漢世權戚中，不為最侈。其大奢僭者，諸侯如梁孝王，外戚如前漢之霍氏，後漢之梁氏，以及桓、靈時之宦官，前已言之，茲不更贅。漢世權威，守禮法者極少。後漢馬氏稱最賢，而馬防兄弟猶以逾侈就國，他可知矣。賈生言：「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里，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其逾侈之情形，可以概見。仲長統之言曰：「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8)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此則所謂富民者之為之也。王符言：「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9)蓋自奢侈之風盛行，而都邑遂為罪惡之藪矣。 貧富相縣如此，風俗遂為之大變。《漢書·貨殖傳》曰：「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乎饑寒之患。」人孰肯慕虛名而受實禍？天之報施善人，《史記·伯夷列傳》久惑之矣。是以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漢書·貢禹傳》。《潛夫論·交際篇》曰：「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蓋是非為利害所淆亂矣。人固不肯慕虛名而受實禍，然固有徇名之烈士焉。至於是非淆亂，而人益無所勸懲矣。此漢人言風俗之惡者，所以多歸其咎於貧富之不均也。 第三節　秦漢時地權不均情形 秦、漢之世，工商之流，雖雲跋扈，然人民之以農為業者究多，故地權之不均，關係於民生者實大。案地權不均情形，已略見第五章第一節、第七章第二節。張禹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案《東方朔傳》云：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寧成貰貸陂田千餘頃；見第一節。樊重有田三百餘頃；見第二節。鄭泰有田四百餘頃；濟南安王光武子。有私田八百頃，奴婢千四百人；此董仲舒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者也。王立使客因南郡大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見《漢書·孫寶傳》。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後漢書·黨錮·劉祜傳》。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後漢書·獨行·劉翊傳》。此仲舒所謂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者也。陳涉少時為人傭耕，第五訪少孤貧，亦傭耕以養兄嫂，《後漢書·循吏傳》。可見無田者之多。如李悝所計，農民有田百畝，尚極困苦，貢禹自言有田百三十畝，然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被征乃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其證。然地主之於農民，剝削殊甚。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王莽亦云「厥名三十，實十稅五」；此蘇洵所謂「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者也，貧民復何以自活？荀悅所以謂「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也。見《漢紀·文帝紀》。仲長統云：「今欲張大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莫由。」此為漢儒公有之見解。然其事卒不易行，故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論。時未能行。哀帝即位，師丹輔政，首建其議。孔光為丞相，何武為大司馬，即奏請行之。其制：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百頃。(10)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食貨志》云：「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其時權貴頗有出其私產以予民者。《哀帝紀》：建平元年，大皇大後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11)《平帝紀》元始二年，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睏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平民是也。此特好為名高，不足語於制度。王莽遂斷行王田之法，三年而廢。自此以後，遂無敢行激烈之舉矣。荀悅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限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併，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善乎？」案此即《申鑒》所謂「耕而勿有，以俟制度」也。仲長統《昌言》云：「今者土廣民希，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奸也。」司馬朗亦以為宜復井田。謂「往者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則乘亂而行井授，殆為當時論者之公意。然井田之制，不難於法之立，而難於法之行；不難於強行於一時，而難於維持於不敝。何者？緩急人所時有，稱貸勢不能無以為質，而農民除田宅外，無物可以為質故也。自晉之戶調式，至唐之租庸調法，皆行漢人限民名田之論，而卒無驗者以此。 漢世土地，在官者尚頗多，觀其賞賜可知。如蘇武賜公田二頃；卜式賜十頃者再，武帝賜異父姊脩成君公田百頃；見《漢書·外戚傳》。哀帝時，董賢賜田至千餘頃見《師丹傳》。是也。(12)三國時，魏賜滿寵僅十頃，蓋由其時墾田尚少之故。呂蒙卒後，吳復其田五十頃；蔣欽卒，賜其妻子蕪湖田二百頃；則其數不可雲菲。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蓋雲儉矣。(13)時亦有以公田賦與貧民者宣帝地節元年、三年，元帝初元元年、永光元年，後漢明帝永平九年，安帝永初元年，皆有是詔。章帝元和元年，詔令郡國募民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顧耕傭，賃種，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三年，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東平郡大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其所以招徠之者頗殷。至以苑囿假貧民，則元帝初元元年、二年，章帝建初元年，咸有是詔。《後漢書·文苑·黃香傳》：遷魏郡大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谷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案武帝時，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亦日：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者沒入田貨。哀帝時制，賈人亦不得名田。此所云《田令》，未知為何時令，然漢世商賈名田，法令常加禁止，則較然矣。《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民，亦其事也。其規模最弘遠者，當推平帝時罷呼池苑為安民縣一事，已見第十三章第四節。漢高帝五年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又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九年，徙齊、楚大族關中，亦與利田宅。《後漢書·張綱傳》：降廣陵賊，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可見漢世田宅，尚多在官。俞正燮《癸巳類稿》云：「《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皆不悉，至以為南東其畝之東。案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洛濱以東，河北燕、趙，及南方舊井地，武帝以後即無之。《史記·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國仍以步百為畝，故謂之東田，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案井九百畝，屋三百畝，以千二百畝改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也。桓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東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則漢制是改東田。又商鞅言開阡陌，而武帝詔不言十二頃為五頃，而雲一井一屋為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讀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散義隱，故解者不知也。」讀此，知古代遺制，多有存於秦、漢時者。凡物成敗，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理固宜然。然其事之能行與不能行，則固不以其遺制之有無也。《三國·魏志·倉慈傳》：遷敦煌大守。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值。 (14)敦煌為新辟之土，而其併兼之烈如此，而況於內郡乎？ 第四節　漢世禁奢之政 漢人議論，無不以風俗之惡，歸咎於物力之屈；物力之屈，歸咎於用度之奢；用度之奢，歸咎於制度之不立者。(15)賈生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書·食貨志》。嚴安日：「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澹。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奸軌浸長。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王吉曰：「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製。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繩惡於未萌也。」貢禹曰：「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狗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大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漢人議論，如此者甚多。故改正制度之事，猶時有之。其大者，欲行井田之政，輕重斂散之法，說已略見於前矣。其於用度，亦欲為之節制。今其可考最早者，為成帝永始四年之詔，已見第六章第二節。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淫。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章帝建初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取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究非法，宣振威風。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和帝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逾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永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元初五年，詔「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采。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迄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永興二年，詔「輿服制度，有逾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觀此諸詔，知漢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續漢書·輿服志注》載蔡邕表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諸侯王以下，至一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當傳萬世。臣以為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欲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皆漢世本有制度之證。《張酺傳》：病臨死，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墓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此法令不能行之證也。夏侯玄言：「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王昶陳治略五事，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治，上下有敘。其論猶與漢人同。《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世語》，言陳思王妻衣繡，大祖登台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則其行之頗嚴。然終成具文者？有司行法，孰肯得罪於巨室？雖有嚴明之主若魏武，安得事事躬察之乎？《蜀志·董和傳》言：和為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防遏逾僭，為之軌制。縣界豪強，憚和嚴法，遂說劉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此等事蓋不少矣。江充為繡衣使者，禁察逾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皇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陽球為司隸校尉，權門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韓延壽治潁川，與長老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召信臣治南陽，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張魯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其地者，不敢不奉。此等皆偶得其人，行諸一時一地，其為效無幾。而行之不善，轉有徇虛名而受實禍者。漢宣帝五鳳二年詔，謂「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此等禁令，必僅施諸小民，故和帝有勿因科令，加虐羸弱之戒也。當時賢者，亦有自能守法者。《漢書·王吉傳》，言自吉至崇，吉子駿，駿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余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此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漢世高官，祿賜頗厚。苟不為後日計，居官奉養，自可鮮明。去位即布衣疏食，彼蓋以為法度當然。楊震子孫常蔬食步行；費禕雅性儉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三國志》本傳《注》引《禕別傳》。亦王陽之志也。古人蓋以為居官用度，當由官給，至家計則當自謀，不當仰給於官。故諸葛亮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子官。 (16)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然徒恃此一二人，何補於大局哉？ 行法禁奢，曾收一時之效者，莫過於建安之世。《三國·魏志·毛玠傳》言：玠與崔琰，並典選舉。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注》引《先賢行狀》曰：「於時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潔，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民到於今稱之。」此等效驗，蓋已不易致。然激詭之行，徒容隱偽，和洽之言。終不可以持久。加以軍人縱恣，法不能馭，名非所歆，故人亡政息，而其堤防遂至大潰矣。《三國·魏志·曹洪傳注》引《魏略》，言大祖為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於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大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以大祖之嚴明，而不能禁軍人之居積，況其他乎？諸葛瑾及其子恪並質素，雖在軍旅，車無采飾，而恪弟融獨為奢綺。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17)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偏方之國如此，而況中原？曹爽自一時之傑，而以奢敗，蓋亦風氣使然。何夔，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然則何曾之日食萬錢，亦有由來。晉初王、石之驕奢，武帝之荒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孰不好奢？況於武人之全不知禮義者乎？兵亂之為禍博矣。 第五節　漢世官私振貸 漢世大夫，讓爵，讓爵之著者，先漢有韋玄成，後漢尤盛。讓而見許者，如士耿況子國，劉般子愷及鄧彪。不見許者，如徐防子衡，郭躬弟子鎮之子賀。劉愷不見許而逃，有司奏請絕其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張奮則以違詔敕收，懼而就國。丁鴻友青以大義乃出。桓榮子郁，不許而分其租入。陰識弟興之子慶，嗣位而讓其財物。皆見《後漢書》本傳。又有讓仕者：魯恭見本傳。封觀見《袁安傳》。許荊、劉矩、童翊，皆見《循吏傳》。讓產者頗多。王商見《漢書》本傳。郭昌，見《後漢書·郭皇后紀》。北海敬王，見《齊武王傳》。舂陵侯敞，見《城陽恭王傳》。鮑永、張堪、樊宏孫梵、張禹、韓棱，皆見本傳。分財自薄者薛包，見《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首。詐訟以卻仕者高鳳，見《逸民傳》。又有不受賻者，如後漢之廉范、張禹、袁閎。不受餞者，如三國魏之華歆，吳之劉寵、周景。贈遺不用，及去皆以還之者，如魏之張范。不受賜者，如吳之呂蒙。劉寵事見《三國·昊志·劉繇傳注》引《續漢書》。余皆見《後漢書·三國志》本傳。能分施者亦不少。如楊惲，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郇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是也。見《王貢兩龔鮑傳》。任恤之行，亦頗有之。如張堪素有名聲，嘗於大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願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振贍之。張喬，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蚤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且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張嶷得疾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大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夙與疏闊，乃自輿詣祇，托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陸瑁，少好學篤異。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皆其卓然在人耳目者也。喪亂之際，又多能互相扶持。如管寧，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儋石，必分以贍救之。《三國志》本傳《注》引《傅子》。王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楊俊避兵京、密，京，漢縣，今河南滎陽縣東南。密，見第十三章第二節。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許靖避難交州，陳國袁徽與荀或書，稱其「自流宕已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陳武，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18)全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此等高風，尤為後人所跤慕。然瑰奇之行，必非夫人之所能，且其中或有好為名高者。 (19)好名者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則簞食豆羹見於色矣。王符論當時之弊曰：「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貫朽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於道。」此普遍之情形也。求睦姻任恤之風，於財產私有之世，安可得哉？ 官家振貸之事，最常行者，為貸與種食。如第一節所引元帝初元元年之詔是。所貸者後或免之。如文帝二年，開籍田，詔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舍之；昭帝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是。又有與逋租並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詔，謂「民田租逋賦貸已除」是。後漢順帝永和六年，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千，此為漢世僅見之事。又有貸以田者。宣帝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元帝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師古曰，此謂遇赦新免罪者。《食貨志》謂武帝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新秦，貸與產業，蓋指此。武帝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食貨志》雲「募豪富人相假貸」，蓋特奏名以歆動之。宣帝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谷輸長安倉助貸貧民者，得毋用傳。後漢桓帝永壽元年，司隸、冀州飢，人相食。敕州郡振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顧直。王侯須新租乃償。此又藉助於貴富之家，以賑恤貧民者也。然此等事容難普遍，而務邀倍稱之息者乃日聞。 《貨殖列傳》言：子貸金錢千貫者，比千乘之家；又言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20)則當時已有專以放債為事者。然營此業者，似以商賈為多。桓譚上疏陳時政之宜曰：「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以貨與人，蓋即所謂賒貸，秦、漢間多有行之者。漢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呂母益釀醇酒，賒與少年來酤者。《後漢書·劉盆子傳》。潘璋家貧好賒酤。《鹽鐵論·水旱篇》言：「故民得鼓鑄之時，得以財貨、五穀新敝易貨，或貰。」此皆貰之凡民者。桓譚所言，則小商藉資本於大商，或受取其物，為之分銷者也。《貨殖傳》言魯丙氏貰貸行賈遍郡國，所謂貰貸，蓋亦如是。此皆為數較巨，猶今商業銀行及錢莊所營。其民間自相假貸，則晃錯《貴粟疏》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新室泉府之政所欲救正者，猶今民間之放債者也。古來借貸，本出於宮。故漢時尚有倚恃官勢為之者。《漢書·貨殖列傳》言羅裒致千餘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谷永傳》：永言掖庭獄為人起責，分利受謝是。《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免，此貴人自行放債者。《後漢書·虞詡傳》：詡上疏言「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案劾，州及郡縣皆坐免黜，則官且躬自為之矣。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郡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章帝元和三年，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獻帝建安二十三年，魏王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侍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此等皆養民之政，見於法令者，然亦告朔之餼羊而已矣。 【注釋】 (1)數：古十萬為億，漢萬萬為億。 (2)地權：漢人計訾土田不在其列。 (3)地權：大規模農業如樊宏，兼併如張禹，又見第三節。 (4)商：漢武新莽行輕重皆用商人。 (5)商：貢禹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毋得販賣。全琮父使市易。 (6)地權：緣邊之畜牧。 (7)音樂：漢時富貴者，皆有家樂。 (8)文具：仲長統言身無半通青倫之命。 (9)生計：王符言城鄉之別已顯。 (10)地權：漢時名田之法。賈人皆不得名田，則商人已事兼併，田令商者不農。名田之論。 (11)地權：大後詔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則古荒地多，苑囿之類，苑囿賦民。 (12)地權：漢世公田頗多。 (13)地權：呂蒙五十頃，諸葛亮十五頃。 (14)地權：倉慈在敦煌割大族地賦小民，使徐畢其直。 (15)生計：漢人皆咎制度不立。其禁令。其不行或行之而反擾累。能自守制度者。 (16)職官：隨身衣食悉仰於官，家計不與。 (17)兵：三國軍人之富。 (18)借貸：貸谷以充振給。 (19)生計：振疏徒名高，王符所言慳吝乃普遍情形。 (20)借貸：子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