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八章 黃巾大起義和東漢的滅亡
東漢後期由於政治腐敗給廣大人民造成的苦難，使階級矛盾尖銳化，自漢安帝（107年至125年）時起，以農民為主體的全國各族人民，就開始同東漢王朝的統治階級進行英勇無畏的反抗鬥爭。隨著東漢王朝統治的日趨黑暗，這種反抗鬥爭愈來愈激烈，到漢靈帝時（168年至188年）終於爆發了「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的全國性的、空前統一的大起義——黃巾起義。黃巾起義雖以失敗而告終，但它給東漢王朝以致命打擊，加速了這個腐朽王朝的滅亡，促成割據形勢的再現。到公元220年再也無法苟延殘喘的東漢朝廷被曹魏政權取代。東漢王朝的滅亡，標誌著自秦以來的封建王朝統一局面結束，代之而起的是幾個政權並存的割據形勢的再現。中國歷史的步伐又邁進了另一個階段。
第一節 「小民從來不可輕」
廣大勞動人民從來是不甘心被奴役的，面對著東漢王朝的腐敗統治，一部分被逼得走投無路的群眾，早在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前就起來勇敢地同統治者作鬥爭了。正如當時的一首民謠唱出的：
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
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320]
統治者的屠刀是殺不完成千上萬的革命群眾的！人民就是以這種豪邁的精神，投入對東漢統治者的鬥爭。
一 桓帝以前的農民起義
東漢末年的政治統治，以桓帝為分界線，宦官肆虐是從桓帝統治時期開始的。與這一形勢相適應，人民的反抗鬥爭也以桓帝為分界。在桓帝以前東漢農民起義的特點是：自漢安帝以來各地農民起義浪潮時高時低，不絕如縷。
第一次起義高潮 東漢安帝時期，出現了第一次農民起義高潮：永初二年（108年）就有被稱為「劇賊」的畢豪，率兵戰於平原界，打敗平原縣兵，捉縣令劉雄。但這僅是一次小規模起義，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官兵鎮壓下去，更大規模的起義還在後面。
接踵而來的是張伯路領導的起義在山東爆發。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被統治階級稱為「海賊」的張伯路自稱將軍，率眾三千餘人，轉戰於山東沿海九郡之地，殺二千石、令、長，聲威大振。這次起義影響較畢豪領導的起義大得多。東漢政府派侍御史龐雄督兵鎮壓，永初四年（110年）渤海、平原諸地義軍劉文河、周文光等部與張伯路部會合，攻厭次，直入高唐（山東禹城西南），殺長吏，燒官府，聲勢更大。由於東漢政府派來的御史中丞王宗調數萬郡兵鎮壓，張伯路戰鬥失利，率義軍退守遼東海島。永初五年（111年）張伯路率兵擊東萊，不幸失敗，為遼東人李久殺害，起義陷於失敗。
第二次起義高潮 張伯路領導的農民起義是東漢建立後第一次聲勢較大的起義。這次起義前後堅持三年之久，轉戰數郡，打亂了東漢封建政府的統治秩序。「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從此，東漢政權再無平靜之日了。自張伯路起義開始，至沖帝永嘉（145年）年間，在三十餘年中，全國各地發生的起義達十七八次之多[321]，形成了衝擊封建政權的強勁浪潮。這次起義浪潮的各次行動，雖皆為彼此分散、無聯繫的孤立進行的，但其中以發生在徐州、揚州和江淮地區的最為集中，有成為起義中心的傾向。如這一地區在順帝陽嘉元年（132年）二月，就有曾旌率眾起義。他們攻入會稽，殺句章（浙江餘姚東南）、鄞（浙江奉化東）（浙江鎮海南）三縣縣長，進擊東部都尉。與此同時，揚州六郡有章河起義；稍後，九江有蔡伯流起義；到永和四年（139年）徐、揚地區農民起義「磐牙連歲」（《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紛紛揭竿而起：范容、周生部聚屯於歷陽，徐風起於當塗馬丘聚，馬勉也紮營於當塗山中（在安徽懷遠東南），此時，農民革命軍已發展到建立政權的程度：徐風稱「無上將軍」，馬勉稱「黃帝」，建年號，置百官，公然與東漢政權對峙。這次起義雖在永嘉元年（145年）被鎮壓而失敗，但在此期間，荊州、泰山、廣陵、南郡、丹陽等地義軍迭起，從而構成了東漢農民起義的第二次浪潮。
二 桓帝以後的農民起義
從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到靈帝光和三年（180年）黃巾起義前，全國各地先後爆發的起義有十五六起。[322]這時期起義的特點是：（一）有更多的義軍首領自稱「皇帝」；（二）戰爭進行得更加殘酷。其中重要的起義有：
以泰山為中心的幾次起義 桓帝時期，泰山地區形成了農民起義的另一個中心，這裡連續爆發了多次起義：永興二年（154年），公孫舉、東郭竇在泰山琅邪一帶率三萬人起義。他們「殺長吏」、「破壞郡縣」，活動於青、徐、兗一帶，給封建政權以沉重打擊，致使東漢皇帝下詔「太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租、賦，復更、筭三年」（《後漢書·桓帝紀》），又增加地方常備兵，用軟硬兼施的兩手仍不能將起義烈火撲滅，「連年不克」（《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到永壽二年（156年）段熲被任命為中郎將，用極殘酷的手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起義軍領袖公孫舉、東郭竇和將士萬餘人被血腥屠殺。
公孫舉、東郭竇領導的起義雖遭鎮壓而失敗。但泰山地區的起義烈火併未熄滅，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九月，勞丙又在泰山琅邪一帶舉起義旗。十一月，泰山的另一支義軍在叔孫無忌的率領下殺都尉侯章，與勞丙部會合，兩支義軍合在一起實力倍增，縱橫馳騁於泰山及其附近地區「州郡不能討」（《後漢書·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直至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起義才被鎮壓下去。泰山地區的農民起義風潮前後持續達七年之久。
荊州地區的起義浪潮 桓帝時，南方的荊州地區又成為另一個起義中心。這裡爆發的起義有兩個特點：（一）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共同聯合；（二）被徵發的戍卒與用來鎮壓起義的人也參加了起義，從而使起義軍擁有更廣泛的民眾基礎。
桓帝永壽三年（157年）長沙的蠻族起義，占據益陽。與此同時，桂陽的蠻族與以朱達為首的漢族人民聯合起義，進攻九真郡。延熹五年（162年）四月，長沙和零陵郡的農民七八千人，進攻桂陽、蒼梧，「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東漢王朝派御史中丞盛修率兵鎮壓，結果，不僅沒有將起義鎮壓下去，被募的農民反而舉行了起義「豫章艾縣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同上）。這六百人燒長沙郡縣，進攻益陽和臨湘，殺縣令，發展至萬人。從永壽三年（157年）起，武陵蠻不斷起義，平而復叛，與漢族人民的起義彼此呼應。到延熹八年（165年）荊州士兵，因「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在朱蓋等率領下舉義。這支由士兵組成的起義隊伍，很快與桂陽的農民起義軍胡蘭等三千餘人會合，攻桂陽，嚇得地方官吏棄城而走，這支隊伍發展至數萬人。荊州地區的各民族起義，一直延續到黃巾起義以後，到靈帝中平三年（186年）還有武陵蠻的起義在這裡爆發，形成了東漢末年農民起義的一個重要中心。
其他地區的重要起義 除上述兩個地區外，在全國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的起義爆發。其中有許多自稱「帝」的，顯示了起義軍的組織有了進一步發展，如桓帝建和元年（147年）陳留（治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陳留城）人李堅起義，「自稱皇帝」（《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148年）十月，長平（今河南西華東北）人陳景自稱「黃帝子」，並設置官屬。同年，南頓（治所在今河南項城西）人管伯也自稱「真人」，準備起義。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二月，關中的扶風人裴優起義「自稱皇帝」（《後漢書·桓帝紀》）。桓帝永興二年（154年）九月，蜀郡李伯也趁各地農民起義之機，自稱為「太初皇帝」（《後漢書·桓帝紀》）。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月，渤海蓋登起義，自稱「太上皇帝」，並制有玉印、珪、璧、鐵券，置官署。延熹九年（166年），沛國戴異與廣陵（治所在今揚州市）人龍尚，稱「太上皇」。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九江山民起義，「連月不解」（《後漢書·酷吏列傳》）。熹平元年（172年）會稽人許昭起義，立其父為越王，自稱大將軍，攻城破邑，隊伍迅速發展至數萬人。還有為數眾多的起義，在各地爆發，不一一遍舉。
上述這些起義遍布全國，自桓帝初年至靈帝熹平元年（172年）延綿不斷，形成了東漢末年農民起義的另一次高潮。靈帝熹平元年以後，至黃巾起義前的十餘年，各地農民起義雖出現了短暫的沉寂局面，但並未完全停止，如靈帝熹平四年（175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縣上計掾陳晃說：「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害。」（《後漢書·律曆志》）。熹平六年（177年）又有人上書：「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蔡邕《難夏育請伐鮮卑議》，見《全後漢文》卷73）靈帝光和三年（180年）「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文中所謂的「盜」「賊」「妖民」等無非都是被封建政府逼得走投無路起來反抗的農民和其他下層人民。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熹平元年之後的農民起義火種並未全熄，且時時迸發出令統治者膽戰心驚的烈焰。
農民起義面臨的嚴酷形勢 不過，自漢靈帝熹平元年以後的農民起義，確不如在此之前的聲勢浩大。這並不是偶然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民起義軍遇到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兇狠得多的敵人。
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面臨的不僅有東漢王朝中央政權的武裝鎮壓，而且還面臨著地方政權和私人武裝的攻擊。所以戰爭進行得十分殘酷。如會稽許昭率眾起義後，遭到揚州刺史臧洪的長期圍剿，「連戰三年」，終於在寡不敵眾，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失敗。最後，許昭父子被俘，起義軍被「斬首數千級」（《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如吳郡孫堅，在許昌起義之後，也召集地方武裝「得千餘人」，配合州，郡兵，終將許昌等鎮壓下去。失敗後的起義農民被斬首動輒「數千級」。大批的人就被反動統治者屠殺了。在這種嚴酷的鎮壓面前，農民起義自熹平元年後進入低潮。
但是，這時的低潮正是高潮的前夜，在沉寂中，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正在醞釀，準備。十多年後，一場空前壯闊的大起義，終於爆發了。
第二節 「遐邇動搖，八州並起」的黃巾大起義
一 黃巾起義的長期準備
公元184年爆發了徹底動搖東漢統治政權基礎的黃巾大起義，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有組織的偉大行動。早在起義前，準備活動已在進行……
《太平經》的出現 黃巾起義的準備是和《太平經》、道教有密切關係的。
早在東漢順帝時，有琅邪人宮崇向皇帝獻其師干吉所藏的「神書」一百七十卷：《太平清領書》，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太平經》的道教最早的經典。這部書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其內容「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後漢書·郎襄楷列傳》）。是一部宣揚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類的迷信書。但是，宮崇將此書送上之後，卻被朝廷認為是「妖妄不經」而被「收藏」（同上）起來。後來，在桓帝時，又有襄楷兩次獻此書。同樣被朝廷以「不合明聽」（同上）而拒絕承認其存在價值。
一部宣揚迷信的書，何以被人如此重視，以至有的人向朝廷一獻再獻，而皇帝又一再將其否決呢？
這是由於《太平清領書》中所包含的思想極為複雜。在這一百餘卷的巨著中，既有辟穀食氣，符訣神咒，鬼魂邪怪，求神成仙之類的迷信思想；也有一些改造社會的主張和太平社會的美好理想。如其中有「教其無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偽，以虛為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刑罰，多邪文，無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第140頁）。從這段話中顯然可以引申出反對統治者嚴刑酷法的思想。在《太平清領書》中，還有很多主張財富平均的言論，其作者提出：「此財物乃天、地、中和之財」、「以共養人也」（《太平經合校》第247頁、248頁）。即財富應為天下人所共享用，這就為反對少數人獨占財富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書中有大量的內容攻擊統治者的貪婪和不勞而食，如說「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是人生六大罪之一，那是「與天為怨，與地為咎，與人為大仇」（《太平經合校》第246至247頁）。又說「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為之，反使饑寒，負其先人之體」（同上）也是六大罪狀之一。《太平清領書》中還有「人無貴賤，皆天所生」這一類的言論。這種言論，自然十分方便地引申出人人平等的主張。總之，由於這部書並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一時完成。所以，思想內容相當龐雜：其中既有迷信、落後的方面，也有主張平均，反對剝削、壓迫的積極方面。不過，《太平清領書》最初是在社會下層流傳的，因此，它的內容更加接近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要求和願望。正因為如此，東漢末年的人民群眾和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它，只是前者希望它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後者則力圖將它的影響限制在一定範圍內而已。[323]
道教的傳播《太平清領書》雖被漢代統治階級斥為「妖妄不經」而予以否定，但以它為經典的道教則在東漢時代廣為傳播。關於道教的形成和演變，將在本書第二十章中敘述。這裡僅說明與東漢末年農民起義有密切關係的兩支道教組織「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活動情況：
信奉《太平經》的，主要是太平道，其創始人是巨鹿人張角。關於張角的身世，史籍上留下的記載很少。只知他是在宮崇獻《太平清領書》被拒絕後得到此書的。他在廣大的東方地區傳道「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子弟，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他利用原始巫術的方法治病以傳道，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種用「符水咒說」治病的方法顯然是不會有任何效果的，但又何以「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同其他宗教迷信一樣，太平道有一套迷惑人的說法：「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三國志·魏書·張魯傳》引《典略》）原來是病自然而愈之就是「信道」，不愈者就是「不信道」。這當然無不靈驗了。不過，這種說法並非太平道獨有，一切宗教迷信的學說大都是如此。顯然，東漢末年太平道得以廣泛傳播「百姓信向之」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東漢末年統治階級：皇室、貴族、外戚、宦官和一切貪官污吏、地主豪強給人民群眾造成的苦難。在那暗無天日的社會裡，人民備受壓迫、剝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危難之中，生不得溫飽，病無力醫治，在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情況下，只好求助於這種原始的巫術，為自己精神上找到「廉價的慰藉」。而太平道所宣傳的平均思想，又恰投其所需，因而太平道在東漢末年得到廣泛傳播，《太平經》的內容也因輾轉宣揚，而愈來愈多了。《太平經》中的一些積極的因素，在太平道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深入人心。從而為東漢末年的農民大起義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論的準備。
當東方地區太平道廣泛傳播之時，在巴蜀地區流行的「五斗米道」也成為一支力量頗強的宗教組織。「五斗米道」的創始人張陵，學道於鶴鳴山（亦作鶴鵠山，在今四川仁壽）。後吸收了西南地區某些原始宗教而創「五斗米道」。其傳道特點是：凡入道者，皆「出五斗米」（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故有是稱。「五斗米道」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據地在漢中。其教義中的平均思想雖不如太平道明顯，但也與其接近。所以，在東漢末年「五斗米道」也很流行。
道教的傳播，特別是其教義中樸素的平等觀念，平均思想，深受農民和其他下層人民群眾的擁護，成了農民和廣大勞動人民同封建統治者進行鬥爭的思想武器。早在黃巾大起義之前，漢沖帝時，歷陽華孟起義，自稱黑帝。建和二年（148年），長平人陳景，自號黃帝子，南頓人管伯，自稱真人。他們都是利用道教組織武裝起義的。不過，這些起義因組織得不夠嚴密，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
「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太平經》和道教的長期流傳，終於成為一支反對封建政權的潛在力量，其中張角的一支迅速地發展到足以同東漢王朝公開決戰的程度。
張角既以治病手段傳布太平道，則這種半公開的活動在群眾中得到很大的反響，貧苦農民「流移奔赴」，紛紛「繦負歸之」（《後漢書·楊震列傳》）。到靈帝熹平年間，太平道的發展已引起統治階級極大的恐慌，熹平六年（177年）太尉楊賜曾為此事專門給靈帝上書。據《後漢書·楊震列傳》記載：
（楊）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
從楊賜的話中可以看出：當時太平道的發展，已經使統治階級不敢貿然捕討。只好採取分化的辦法「以孤弱其黨」，然後再對太平道的首領下毒手。不過，楊賜的毒計並未能實現。因為當時宦官專權，「黨錮之禍」仍在繼續，統治階級內部正忙於爭權奪利，沒有多少人顧及到正在迅速發展的太平道。
就趁這樣的大好時機，張角進行了有計劃、有組織的準備活動。早在此之前，他就派弟子八人，分赴各地以傳道為名組織群眾，積極進行起義的準備，「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在上述八州中已有數十萬徒眾。張角又將這數十萬人按地區分編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領，猶將軍。這樣，太平道就成為一支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同時，太平道還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並「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同上）。
張角等提出的口號，是以道教的語言說出了農民階級推翻封建政權的決心和鬥爭目標：所謂「蒼天」，就是東漢統治；「黃天」就是農民階級和其他下層群眾。「黃天」要在「甲子」這年取「蒼天」而代之，推翻東漢封建政權，天下才能從此太平。人民群眾利用宗教的語言，喊出了自己的革命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一革命口號的提出並深入人心，並非朝夕之功。出土於安徽亳縣曹操宗族墓中的靈帝建寧三年（170年）刻字磚中，就有如下刻辭：
人謂壁作樂，作壁正獨苦，卻來卻行壁，反是怒皇天。（《亳縣曹操宗族墓葬》第30號墓磚刻辭，見《文物》1978年第8期）
王復汝使（或作我）作此大壁，徑冤，（或作我）人不知也。但摶汝屬，倉天乃死。（《亳縣曹操宗族墓葬》第32號墓磚刻辭，見《文物》1978年第8期）
刻辭中對統治階級大興土木（「作壁」）提出抗議，並出現了「蒼天乃死」的言辭。它表明，早在黃巾起義爆發的十多年前，起義的口號就逐漸深入人心了。
「甲子」年就是公元184年，太平道決定在這一年舉行全面起義。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順利地迅速進行著。廣大貧苦農民暗下決心準備與壓在他們頭上的統治者決一死戰。但是腐朽的東漢統治者還蒙在鼓裡，雖然在靈帝光和六年（183年）有一些官吏已報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但更多的地方官吏出於「忌諱」而不肯如實向皇帝報告「莫肯公文」，那個昏庸的靈帝更是「殊不悟」（同上）。於是，起義準備順利地進行，張角親自到首都洛陽察看形勢後，調大方馬元義率荊、揚一帶數萬人，定期集中於鄴（今河南安陽），接著又同京師太平道約定：於甲子年三月五日，在首都和全國同時起義。這一場有組織、有準備的大起義，基本布置就緒。滿腔仇恨的廣大農民同惡貫滿盈的反動統治者的一場生死決戰就要爆發。
二 「八州並發，煙炎絳天」——黃巾起義的爆發
一場經過精心準備的、震撼全國的大起義，終於爆發了。
叛徒告密提前行動 起義的時間決定後，張角又派人在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用白土書上「甲子」二字。八郡的決心起義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都在等待著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的到來。可是，在這緊要關頭，起義隊伍中出現了叛徒，當預定起義的前一個月，張角的弟子唐周向東漢政府告密，將起義計劃全部泄露。東漢政府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捕獲起義軍重要首領馬元義，並在洛陽處以酷刑——車裂。京師中信奉太平道的「宮省直衛」和百姓一千多人，也遭到殺害。在全國範圍內逮捕太平道首領的鎮壓行動就要展開，形勢對起義者來說已刻不容緩，原來擬定的計劃全部被打亂。
面對著突變的形勢，張角當機立斷，毅然決定立即起義。「晨夜馳敕諸方」（《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下達提前起義的命令。雖然是倉猝之間開始的行動，但由於早有十餘年的長期準備，所以「旬日之間，天下響應」（同上）。數十萬農民同時拿起了武器，他們頭裹黃巾，以為標誌，因而有「黃巾」軍之稱。張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弟張梁稱「人公將軍」，兄弟三人為最高統帥，全國各地有太平道活動的州郡「同時俱發」（《後漢書·五行志》）：張角兄弟所率的主力，活動於河北廣陽（河北良鄉）、廣宗（河北宗城）、巨鹿等地；東漢王朝的統治中心地區：河南潁川、南陽、汝南和陳國一帶，波才、張曼成和彭脫率眾起義，在東郡各地，則有卜己、張伯和梁仲寧所領導的起義。一時之間形成「遐邇搖盪，八州並發，煙炎絳天」（《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的巨大聲勢。
在太平道起義的影響下，五斗米道系統的巴郡張修也在漢中一帶舉行起義。另有北宮伯玉、李文侯等也在抱罕、河關一帶起義。邊章、韓遂等為義軍擁戴，殺金城太守，與東漢政府軍對抗。東漢王朝統治的地區幾乎全部都處於動搖狀態。
義軍所至，封建政權土崩瓦解 黃巾起義後，義軍主力集中在冀州、潁川、南陽三個地區。義旗所指，封建政權頓時土崩瓦解，官吏抱頭鼠竄「長吏多逃亡」（《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義軍所到之處燒官府、殺地主「劫略聚邑，州郡失據」（同上）。黃巾軍的英勇作戰，在短時間內取得輝煌戰績：三月間，張曼成所率的南陽黃巾軍，一舉攻克郡城，殺死郡守褚貢；河北義軍活捉了安平王劉續、甘陵王劉忠；汝南黃巾在召陵（今河南偃城東）大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軍斬殺幽州刺史郭勛和太守劉衛。黃巾軍的這一系列勝利，顯示出起義人民勇敢戰鬥的精神，和起義軍首領的組織、指揮才能。
黃巾軍倉猝起義後就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使東漢統治者驚慌失措。東漢政府首先急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同上），擋住逐漸向首都洛陽逼近的黃巾軍。接著就命令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駐守都亭，守衛京都洛陽。又派人率兵防守洛陽周圍的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旋門、孟津、小平津等八個要塞。作了這些應急措施後，靈帝召開群臣會議，作進一步策劃。而各地豪族地主武裝也在挖長壕、修塢堡，組織力量與黃巾軍對抗。
解除「黨錮」向義軍反撲 面對著強大的黃巾軍武裝，東漢統治階級內部三個派別：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團，在覆亡的威脅下，感到有必要聯合起來，一致對付黃巾起義。於是，他們之間的矛盾立即緩和下來。
在靈帝的御前會上，北地太守皇甫嵩提出解除「黨禁」調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以應付危局，這一建議立即得到批准。靈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下詔「赦天下黨人」。同時，還緊急徵募將士「詔公卿出馬、弩，舉例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後漢書·靈帝紀》），任命皇甫嵩、朱儁為左、右中郎將，率主力鎮壓對洛陽威脅最大的潁川黃巾軍，命盧植為北中郎將，向張角所率領的河北黃巾軍進攻。整個地主統治階級都已動員起來，開始向黃巾軍瘋狂反撲。
在洛陽附近的戰鬥，潁川黃巾軍開始取得很大勝利。朱儁、皇甫嵩的反撲，被波才指揮的義軍打得大敗，退守長社（今河南長葛東北）。但不久形勢就急轉直下：皇甫嵩利用黃巾軍輕敵思想，施行縱火突擊，東漢王朝的騎都尉曹操也率兵趕至。經過激戰，義軍大敗，數萬黃巾軍壯烈犧牲。潁川黃巾軍的失敗，解除了對東漢首都的直接威脅，東漢政府又調皇甫嵩率軍北上，向冀州主力軍進攻，朱儁則轉向南陽，圍剿南陽黃巾軍。
南陽黃巾軍在張曼成的指揮下，開始也取得了勝利，將南陽太守秦頡圍困於宛城，相持一百餘日。秦頡雖瘋狂反撲，義軍領袖張曼成不幸戰死，但黃巾軍在新推出的領袖趙弘率領下，經過激戰，終於奪取了宛城。義軍發展到十餘萬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的口號響徹雲霄。然而，當朱儁率潁川戰後的政府軍增援南陽秦頡軍以後，黃巾軍就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堅守宛城達數月之久的趙弘不幸戰死。到這年十一月，宛城陷落，南陽黃巾也被鎮壓下去了。
就在南陽、潁川激戰之時，黃巾軍的總指揮張角猝然病逝，河北的黃巾軍在張梁領導下，在廣宗（今河北威縣東），與率兵撲來的皇甫嵩軍展開血戰。十月，黃巾軍大敗皇甫嵩，但得勝後的黃巾軍又因麻痹輕敵，被皇甫嵩軍偷襲。黃巾軍在被動應戰下，遭到慘重損失，戰鬥從黎明延續至傍晚，三萬義軍同他們的領袖張梁英勇戰死，其餘的五萬黃巾軍全部「赴河」就義，寧可自盡，決不向敵人投降或被俘。十一月，在下曲陽張寶也同十萬黃巾軍將士一起，與敵人拚死鏖戰後，全部壯烈犧牲，河北黃巾軍也告失敗。
二十萬黃巾軍經過九個月的激烈戰鬥。先後均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但他們在戰鬥中表現的英雄氣概和頑強的戰鬥精神卻表明，人民是不甘心任統治者宰割的。
三 堅持戰鬥的起義軍
黃巾軍的主力雖在起義後的九個月就被鎮壓下去，但東漢末年的農民大起義並未在中平元年（184年）十一月結束。堅持在各地的黃巾軍餘部仍在進行著戰鬥，在廣大地區又有許多貧苦農民紛紛舉起義旗。他們在黃巾主力失敗後的艱苦、險惡形勢下，繼續堅持同東漢政府鬥爭達二十餘年之久。主要的有：
北方義軍戰旗高舉 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帶的廣大農民，以更加頑強的戰鬥回答了東漢政府軍對黃巾起義主力的鎮壓：自中平二年（185年）起，這一帶起義軍戰幟林立，名號繁多，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蝤等部。起義軍大者二三萬人，小者六七千人。他們在戰鬥中逐漸聯合起來，並以黑山（今河南濬縣西北）為根據地，號稱「黑山軍」，有眾至百萬。
黑山軍的首領起初是博陵張牛角（即「青牛角」），張牛角死後，常山褚燕被推為帥，改名張燕。黑山軍繼續同政府軍隊及地方豪強武裝鬥爭，使「朝廷不能討」（《後漢書·皇甫嵩朱儁烈傳》）。反動統治者無力鎮壓起義軍，就變換手法，採用招降的策略，以「平難中郎將」的官位，和管理河北各山谷的權力，誘褚燕投降，經不住誘惑的褚燕終於投降了政府軍。但更多的起義軍將士並未動搖，他們在褚燕投降後，繼續堅持戰鬥。後來才被袁紹、曹操等鎮壓而失敗。
山西南部，有黃巾軍餘部郭太，於中平五年（188年）重整旗鼓。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鎮）率眾起義，號稱「白波軍」，活動於太原、河東一帶，力量發展到十萬餘人。成為北方起義軍中的另一支主力。
青、徐黃巾軍威震東方 在黃巾軍奮戰過的青、徐二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黃巾主力被鎮壓後不久，起義軍又颯然復起，活動於青、冀、徐、兗等地，把剛剛恢復的封建統治秩序重新打亂。光熹元年（189年）這部分黃巾軍在張驍率領下進攻北海（郡治劇縣，今山東昌樂西），將北海相孔融所率的政府軍打得落花流水。孔融自己則被圍困於都昌（今山東昌邑西）。後來在平原（今山東平原西南）的劉備救援下，才得逃命。
大敗孔融軍之後，青州黃巾軍迅速發展至三十餘萬人。初平二年（191年）。他們由泰山向北進軍，攻勃海（郡治南皮，今河北南皮東北）準備再入冀州境與黑山軍會師。但在東光遭到公孫瓚的堵截，損失達十萬人。於是，黃巾軍又返回山東，至初平三年（192年）起義軍又發展到一百多萬人。他們於是年四月攻破兗州，殺任城相鄭遂，又攻東平，殺兗州刺史劉岱，又在壽張（今山東東平西南）擊敗曹操，殺死鮑信。但是不久曹操就利用青州黃巾軍缺乏糧草的機會，連續向起義軍進攻。十二月，青州黃巾軍在濟北（治盧縣，今山東長清南）為曹操所敗。但另一部青州黃巾軍仍在堅持戰鬥，建安二年（197年）起義軍擊敗琅邪（治開陽，今山東臨沂市北）相蕭建。建安十年（205年）又有徐和、司馬俱率領的黃巾軍進攻濟南（治東平陵，今山東章丘西）、樂安（治臨濟，今山東高青東南）等郡，至建安十二年（207年）這裡還有黃巾軍活動。
益州黃巾的戰績 中平五年（188年）六月，益州黃巾復起。這支隊伍，原來只有「疲役之民數千人」（《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但他們不畏強敵，在首領馬相的率領下，先殺綿竹縣令李升，又進攻雒城，殺刺史郗儉，並派兵直下蜀郡，一路勢如破竹，取犍為。旬月之間，連克三郡，起義群眾驟增至萬數。馬相自稱天子，又令一支黃巾軍攻巴郡，殺太守趙部。益州黃巾軍的勝利，使統治者驚慌萬狀，而少數民族人民則配合起義進行武裝鬥爭。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可見，黃巾軍的勝利，對南方少數民族的鬥爭也起了鼓舞和推動作用。
益州的黃巾軍後被東漢王朝的益州從事賈龍率兵，聯合地方豪強武裝鎮壓下去。
汝南、揚州等地的黃巾 在汝南、潁川有好幾支黃巾軍活躍於東漢統治的中心地區。直到獻帝建安元年（196年）這裡還有何儀、劉辟、黃邵、何復等部「眾各數萬」（《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他們「攻沒郡縣」（《後漢書·靈帝紀》）劫殺官吏。雖有時在官軍逼迫下暫時放下武器，但一有機會又舉起反旗，使東漢王朝束手無策。
揚州地區的黃巾軍也不示弱，曾攻舒「焚燒城郭」（《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致使地方官吏膽戰心驚。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下去。不久又有戴風等領導的起義。統治者實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政策「斬首三千餘級」（同上），「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同上）。從上述資料中可知，統治者所屠殺的無非都是貧苦農民，而僅被斬首的就有三千餘級，「其餘黨輩」則絕不在少數了。
此外，在靈帝中平三年（186年）有江夏兵趙慈起義，殺死那個狡猾而頑固的南陽太守秦頡，攻破六縣。中平四年（187年）二月，滎陽又出現起義軍「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後漢書·竇何列傳》）。與此同時，南方的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後漢書·靈帝紀》）進攻桂陽。長沙人區星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於中平五年（188年）起義「攻圍城邑」（《三國志·吳書·孫堅傳》）。長沙、零陵、桂林等郡還有周朝、蘇馬領導的起義軍；東南的吳郡有陳敗、萬秉統率的黃巾餘部，下邳闕宣還「自稱天子」（《三國志·魏書·陶謙傳》）、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三國志·魏書·何夔傳》）等此伏彼起，連綿不斷。
漢中張魯政權的崛起 當信奉太平道的黃巾軍在東方浴血奮戰時，西部的五斗米道也舉旗起義。
初平二年（191年）在漢中傳播多年的五斗米道，以張魯為首舉行起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張魯自號為「師君」，初入道的人稱「鬼卒」，入道久的被任命為「祭酒」和「治頭大祭酒」，處理信徒教眾事務，統領部眾。據《三國志·魏書·張魯傳》云：
（張）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
張魯的政權實行著與封建政權完全不相同的制度：
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教人誠實不欺詐；
（二）不置官吏，由宗教首領處理教徒和民眾的事務；
（三）置義舍，放置義米、肉，任人隨意吃，但以腹飽為限；
（四）犯法者，准許改過，重犯三次者（三原）才行刑；
（五）有病者要向鬼神懺悔（自首其過），貪心者有鬼來懲罰（「若過多，鬼道輒病之」）。
顯然這是一個帶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政教合一的政權。這一政權實行的正是農民在封建重壓下朝夕嚮往的平均主義。難怪這一政權受到「民夷」的擁護。以至「雄據巴、漢垂三十年」（《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成為割據一方的太平樂土。[324]直到二十多年後，這個政權才在歷史上消失。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主力軍失敗後，更多的起義軍堅持同封建政權進行著長期的戰鬥。經過黃巾軍及其後繼的起義軍沉重打擊，東漢王朝雖繼續苟延殘喘，但更加虛弱，在風雨飄搖中，等待著滅亡。
第三節 割據形勢的再現，東漢的滅亡
自黃巾大起義失敗後，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又維持了三十餘年，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滅亡。在這三十餘年中，歷史重又出現複雜的局面。
一 黑暗勢力空前猖獗
東漢王朝對人民的血腥屠殺 黃巾起義後，東漢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像西漢初年的統治者那樣，對人民做出一些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而是變本加厲地血腥屠殺人民。歷史事實說明：當農民起義失敗後，封建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和起義群眾，不僅有「讓步」政策，也有「反攻倒算」，究竟採取哪種政策，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
東漢封建統治者對人民鎮壓和屠殺，首先從對起義失敗後的群眾開始。大批的革命群眾被反動統治者的屠刀殺害。每次起義軍的戰敗，都伴有血淋淋的屠殺。如張寶等在下曲陽失敗後，十餘萬起義軍被殺，其他各地也無不如此，史稱「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資治通鑑》靈帝中平元年），這樣，在全國範圍內，就殺了幾十萬人之多，連張角的屍體，也受到剖棺戮屍，傳首京師的慘無人道的毀壞。至於在戰爭中被殺的群眾，更無法數計，如初平二年（191年）應劭率兵與黃巾戰「前後斬首數千級」（《後漢書·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這是極常見的。很多戰役被殺的群眾都是「死者數萬」（《後漢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
更殘酷的屠殺是那些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軍閥實行的。他們在各地爭奪土地，殺掠人民，還以各種名目屠殺無辜，如董卓捉到敵對軍的士卒時，常「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後漢書·董卓列傳》）。董卓等嗜血成性，殺人如麻，本書後面還要記述，其他軍閥也多如此。宦官作惡在黃巾起義後更有增無已，如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起義後，郎中張鈞曾上書指出：黃巾起義的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後漢書·宦者列傳》）。這紙奏書被張讓得知後，結果是「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同上）。可見，宦官橫行霸道毫無收斂。至於嚴酷的刑罰，在黃巾起義失敗後被加諸廣大人民身上，更是不在話下了。「斬之」，「夷三族」，「族之」的血淋淋記載，從桓帝以後突然增加，絕不是偶然的。東漢統治者瘋狂地揮舞著屠刀，妄圖用人民的鮮血延緩自身末日的來臨。
賦役盤剝災疫肆虐 黃巾起義後，東漢統治者並沒有接受農民起義對他們的教訓，反而加緊對人民的榨取，想方設法榨盡勞動人民身上的最後一滴血汗。
就在黃巾主力被鎮壓的次年，東漢王朝政府就藉口京城火災，以修繕宮殿為名，普加天下田畝稅「畝十錢」（《後漢書·靈帝紀》）。此外，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不可勝數，如「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後漢書·宦者列傳》），這樣層層加碼，人民當然不勝其苦。又如中平四年（187年）靈帝賣官，竟連關內侯這一級也可出售，明碼標價「錢五百萬」（《後漢書·靈帝紀》）這些用錢買來的官吏，到任後不搜刮又何為呢？可見，從皇帝那裡就鼓勵官吏們貪贓枉法，剝削百姓的。
從公元2世紀20年代以來，中原流行著可怕的疾疫。[325]給人民帶來更沉重的苦難，全家、全族、整個地區死於疾疫者史不絕書，如《續漢書·五行志》載「京師……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又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遭其災」。魏陳思王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可見，死於疾疫者絕不是少數人。天災頻仍，又是勞動人民另一大災難。每一次天災一來，就是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如獻帝興平元年（194年）「三輔大旱……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後漢書·獻帝紀》）。有時統治者還假惺惺地實行一點「撫恤」救濟，也常因官吏中飽而成為純粹的騙局。[326]很明顯：疾疫之所以特別猖獗，同統治者殺人和戰爭有很大關係，在東漢末年各路割據武裝混戰之中，常常是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曹瞞傳》）。這些被殺的人，屍體拋入水中，有時竟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同上），有的就扔在路上：「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這麼多腐爛的屍體怎麼能不傳染疾疫呢！至於因天災而餓死的，也多由於政治的腐敗已如上述。所以，歸根到底，人民苦難的根源是封建統治的剝削、壓榨和腐敗的政治。
人民流徙戶口驟減 由於天災、人禍造成的災難，使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東漢末年許多地區荒無人煙，就是原來十分富庶的地方，在統治階級混戰之後，也變得荒涼不堪，如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歷來極為富庶的關中，經過董卓的劫掠後「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人是生產力中最積極的因素，沒有人如何進行農業生產？所以，東漢末年經濟空前蕭條，生產凋敝，糧食和物資極度匱乏。如袁紹的軍隊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州里蕭條」（《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英雄記》）。軍隊都這樣缺糧，可見社會已匱乏得無可搜颳了。
在屠殺、疾疫、酷刑和飢餓下倖存下來的勞動人民，為求生存，也無法死守住荒涼、殘破的鄉里，只好以鋒鏑餘生，奔走四方。因而，東漢末年出現人民大批流亡的現象。僅從黃巾起義後的有關記載中，就可以找到如下大規模流徙的事實：
從上表可以看出：東漢末年農民流徙的方向，大多數都是從中原地區流向邊地。原來被認為是荒涼的，甚至是不毛之地，竟成為人民嚮往之地。究其原因無非是由於那裡的封建統治較為薄弱，人們在那裡尚能求得一息生存的可能而已。這種流徙的事實雖對於邊境的開發有一定積極作用，但也可想見其人民生活之慘狀。
由於上述諸種原因，東漢末年中原人口銳減，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時，全國有戶一千六十七萬餘，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餘，至西晉太康元年（280年）僅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餘戶，口一千六百十六萬餘口了。經過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減少了三分之二。反映了經濟殘破的嚴重程度，以及大量的人口變為依附於豪族地主的無戶籍者的事實。而這一切又同東漢末年統治階級內部的混戰，有直接關係。
二 統治階級內部的混戰，東漢王朝的滅亡
軍閥割據局面的出現 黃巾起義後，東漢政權實際已被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壯大起來的各武裝集團瓜分，名存實亡。而各武裝集團又因爭奪地盤進行長期混戰，從而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
在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各地州、郡長官和豪強地主都趁機發展了自己控制的武裝力量，成為地方割據的軍閥。黃巾起義失敗後，靈帝中平五年（188年）東漢王朝正式將一些重要地區的州刺史改為州牧，選擇有名望的官僚充任，總掌一州軍政大權。這無異於承認地方割據勢力，因此更助長了軍閥勢力的膨脹。
黃巾起義開始時，靈帝何皇后之兄、大將軍何進領兵守護洛陽。中平五年靈帝成立京師近衛部隊——西園八校尉，卻以宦官蹇碩為上軍校尉。這就又重新引起外戚和宦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公元189年，當靈帝死後，以何進為首的外戚集團與官僚，名士聯合，開始了同宦官集團的決戰。
靈帝死後，何進立他的外甥劉辨為帝（少帝），時年14歲，何太后臨朝。何進以大將軍錄尚書事。不久就殺掉宦官蹇碩。為進一步消滅宦官，何進又召并州牧董卓進京。在董卓尚未到達洛陽時，何進已聯合西園八校尉的副統領、中軍校尉袁紹等殺掉宦官二千餘人。何進等欲殺盡宦官，一概不留，甚至有些沒長鬍須的人也被當成宦官給誤殺了。他們這樣亂殺亂砍，引起統治階級中的混亂，早就懷有野心的董卓領兵到洛陽後，恰好找到藉口，他依靠掌握的武裝廢掉少帝劉辨，立劉協為帝（獻帝），自任相國，控制朝政。
董卓專權後，各地握有軍事實力的州牧、太守、刺史等紛紛起兵，以討董卓為名，實際進行爭奪地盤的割據戰爭。獻帝初平元年（190年）起兵討董卓的有：渤海太守袁紹，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以及典軍校尉曹操。共推袁紹為盟主，組成「關東軍」。於是「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從此開始了軍閥割據的戰爭。
董卓敗亡和軍閥混戰 董卓見「關東軍」已威脅到洛陽，而在白波谷（今山西臨汾境內）又有十多萬黃巾餘部在活動。就慌忙挾漢獻帝由洛陽遷往長安。董卓是極為殘忍的軍閥，以殺人為樂，所過之處，無不殘破。當他撤出洛陽時，「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續漢書》）。又「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籍，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後漢書·董卓列傳》）。他平時就縱士兵殺、燒、奪、掠，無所不為。有一次他曾派軍隊到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把正在祭社的男子全部殺了，將頭掛在車上，掠走全部的婦女和財物，回到洛陽後，還要慶賀「凱旋」。這樣一個慘無人道的傢伙，其逃離洛陽時造成的災難是不難想像的。董卓到長安後，又繼續大肆聚斂，瘋狂掠奪「淫樂縱恣……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其殺人的手段更為兇殘：「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後漢書·董卓列傳》）
以討董卓為名組成的「關東軍」中，各路軍閥都有自己打算，實際並未與董卓進行決戰。公元192年，董卓在長安被其部將呂布與司徒王允合謀殺死。卓部將李傕、郭汜又殺王允，關中陷於更加混亂的狀態。李、郭二人絲毫不比董卓善良，燒殺搶掠更加瘋狂。
關東討董軍在董卓死後並未卷旗收兵，而是展開更大規模的混戰。在混戰中遭受損失的仍是勞動人民，如曹操攻陷彭城（江蘇徐州市）「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曹瞞傳》）。在戰禍頻仍的地區大批無辜人民被屠殺，如東漢時涿郡有十萬餘戶，鄢陵縣有五六萬戶，兵禍後涿郡僅餘三千戶，而鄢陵只剩數百戶了。富庶的中原地區變成一片荒原。
在建安元年（196年）以前，除關中的董卓和李傕、郭汜外，還有以下一些主要武裝集團，割據於各地：
（一）公孫度占據遼東（今遼寧一帶）。
（二）公孫瓚、劉虞占據幽州（今河北北部）。
（三）袁紹占據冀州、青州和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東東北部和山西）。
（四）曹操占據兗州（今山東東南部，河南東部）。
（五）袁術先占據南陽，後占據揚州（今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以北）。
（六）陶謙、劉備、呂布先後占據徐州（今江蘇北部）。
（七）孫策占據江東（今長江下游以南）。
（八）劉表占據荊州（今湖北、湖南）。
（九）劉焉占據益州（今四川、貴州和雲南北部）。
（十）馬騰、韓遂占據涼州（今甘肅）。
此外，在漢中還有一個張魯政權。
經過幾年的混戰，到公元199年，全國大的軍事集團就只剩下孫策、劉表、劉璋（據益州）、韓遂、馬騰、公孫度、袁紹和曹操幾股。其中最大的割據勢力就是曹操和袁紹。
曹操統一北方的官渡之戰 獻帝建安五年（200年）北方的兩大軍事集團發生了決定性大戰——官渡（今河北中牟東北）之戰，從而使曹操統一了北方。
曹操本是宦官曹騰養子，買官至太尉。在鎮壓黃巾軍的戰爭中，於公元192年在濟北（今山東長清）打敗青州黃巾軍，將黃巾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編為自己屬下，「號為青州兵」（《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從此，成為各軍事集團實力較強的一支。公元196年漢獻帝趁關中混戰之機從長安逃回洛陽，曹操立即迎獻帝並遷都於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同年，曹操又用屯田的辦法，解決了軍糧問題。在滿目荒涼的中原，曹操占領的地區竟出現生產發展的跡象，這就使他逐漸成為北方最大的割據勢力。
在公元200年以前，北方軍事集團中惟一能與曹操抗衡的只有袁紹。這樣，曹、袁之間的戰爭就不可避免的了。
官渡之戰前，袁紹占有冀、並、青、幽四州之地，擁有大軍十萬，戰馬萬匹，而曹操只有兗、豫二州，軍隊一二萬人。從軍事實力及後方物資方面看，袁遠勝曹。但袁紹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其殘暴統治早引起統治下的人民的仇恨。而曹操的統治則較為清明，治軍賞罰嚴明，任人唯才是舉，又比較注意發展生產。因此，當公元200年官渡之戰開始後，曹操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以少勝多。很快地使袁軍瓦解。十萬大軍全線崩潰。袁紹從前線倉促逃回，兩年後憂憤而死。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率兵掃平袁紹死後由其子袁尚統率的殘餘勢力，統一了南起長江北至長城的北方地區。
赤壁之戰和東漢的滅亡 曹操統一北方後，全國其他地區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主要是荊州劉表死後，其子劉琮向曹操請降，而投靠劉表的劉備則在諸葛亮的勸說下決心聯絡江東的孫權與曹操對抗。孫權為孫策之弟，在其屬下集聚了一批謀士和武將，江東在孫氏統治下，經過較長時期的開發，又成為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這樣，孫、劉的聯合就成為曹操擴展實力的主要障礙。
經過充分準備，以孫、劉聯軍為一方，以曹操為一方的赤壁大戰終於在建安十三年（208年）開始了：曹操率軍隊二十萬，號稱「八十萬」由江陵順江而下，此時孫、劉聯軍只有五萬人，雙方相遇於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展開激戰。結果，孫、劉聯軍以少勝多，曹軍大敗，全軍覆沒。曹操逃回後，從此不再向長江以南進攻，而劉備的勢力又占據了巴蜀、漢中，這樣，孫、曹、劉鼎立的局面形成了。
從黃巾起義主力失敗後，東漢皇帝就已經成為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東漢王朝已名存實亡。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還是軍事集團的實際占領方面看，統一的政權早已不復存在。因此，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當曹操死後，其子曹丕就輕易地廢掉漢獻帝，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國號魏，都洛陽。這樣，劉氏家族統治的東漢王朝二百餘年統治正式宣告結束。歷史又翻開另一頁。
本章小結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是秦漢時代三次大規模起義（秦末、西漢末和東漢末）中最大的一次。其組織、計劃的嚴密，行動的劃一及聲勢都是空前的。顯示了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黃巾起義的主力雖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鎮壓下去，但其所起的作用則是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在黃巾起義後，東漢王朝實際已被各個割據的軍事集團所取代，所以，漢獻帝的退位僅僅是一個形式，實際上已無任何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