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十七章 東漢後期的腐敗統治
東漢經歷了光武、明、章、和四代皇帝近80年的統治，就結束了其興盛時代。此後的東漢政權像一個早衰的病人蹣跚地走上那通向死亡的、漫長的途程。從殤帝劉隆開始，經安帝劉祜、少帝劉懿、順帝劉保、沖帝劉炳、質帝劉纘、桓帝劉志、靈帝劉宏、少帝劉辯到獻帝劉協，在這十代皇帝113年的統治過程中，東漢統治階級日益腐敗，內部矛盾重重，政治昏暗，對人民的壓迫剝削加劇。豪族地主勢力不斷膨脹，最終導致統治集團公開分裂，和農民起義的爆發。
第一節 外戚宦官擅權歷史的重演
東漢政權腐朽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外戚、宦官擅權使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和宦官，這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一對怪胎。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外戚、宦官擅權的時期。對此，歷代史學家都一概持否定態度。尤其對宦官參政，多數學者是深惡痛絕的，明人黃宗羲說「奄宦之如毒蛇猛獸」（《明夷待訪錄·奄宦下》）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297]現代學者也有人沿襲這種看法，斷言凡宦官專權、參政的年代都是「最黑暗的年代」。[298]這種不加分析，對外戚、宦官一概否定的觀點是不夠全面的。以今天的觀點衡量，對某一時代的宦官、外戚專權肯定或否定，應以他們執政期間推行的政策對當時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如何為標準，而不以他們的血統、地位而一概否定。不然就會陷入封建的「正統論」的陳舊論調。[299]准此，如前所述：當東漢和帝時外戚竇憲雖專權於一時，但終被朝廷剷除；宦官鄭眾雖因功封侯而參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後漢書·宦者列傳》），並未因其參政而使皇權削弱。因此，尚未造成由於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而使政治昏暗的後果，所以和帝時儘管已開始了外戚、宦官擅權的歷史，但終未造成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於東漢歷史向前發展尚無嚴重影響。而和帝以後，朝廷上和宮闈內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爭權奪利、你死我活的鬥爭，則直接使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使胼手胝足地掙扎於苦難和死亡線上的勞動人民陷於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從此，東漢王朝一蹶不振，直至滅亡。
一 從鄧氏專權到閻後臨朝
和帝死後鄧氏專權 公元105年，在位16年的漢和帝去世。這個27歲就死去的皇帝留下二子，長子勝，少子隆。[300]但是，和帝的26歲的遺孀鄧後卻不立長子，而將生下剛百餘日的少子劉隆扶上皇帝的御座。
表面看來，和帝死後，「舍長立幼」是因長子劉勝「有疾」（《後漢書·皇后紀》）。其實，這正是為鄧氏外戚專權有意安排的。原來，鄧後並非平庸的后妃。她名綏，是開國元勛之一、太傅鄧禹之孫女。父鄧訓，曾任護羌校尉，母陰氏，為光武帝皇后陰麗華從弟之女。出身於貴胄家庭的鄧綏，自幼習詩書，誦經典，早年就胸中城府頗深。[301]自永元七年（95年）16歲入宮後，先為貴人，委婉周旋於和帝與后妃之間，韜晦待時，果然取得寵幸。永元十四年（102年）曾受和帝嬌寵無比的皇后陰氏被廢，而將鄧綏立為皇后。當和帝在世之日，鄧後表現得十分恭謹，如「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她還故意不讓外戚鄧氏據高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後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朗將」（《後漢書·皇后紀》）。這些表現不僅取得和帝寵信，自然也得到皇室多數貴族擁戴，為此後鄧氏擅權創造了條件。
元興元年（105年）十二月殤帝劉隆繼位後，鄧太后臨朝。三個月後，延平元年（106年）三月，以「恭謹」「謙讓」聞名的鄧後就封兄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騭也」（《後漢書·鄧寇列傳》）實際控制朝政。鄧騭的兄弟悝為虎賁中郎將，弘、閶皆為侍中。從此，鄧氏一門開始擅權。
短命的殤帝到延平元年八月即一命歸天，對此，鄧氏似早有準備，在殤帝死前的數月，朝廷下令諸王在京者皆就國時，惟單獨留下清河王慶之長子祜。當殤帝一死，鄧太后同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立即將13歲的劉祜送上皇位。鄧氏選擇劉祜，亦用心良苦：劉祜之父劉慶，原為章帝太子。後因其母宋貴人被竇皇后誣告陷害，慶亦被廢黜，從此即小心謹慎，畏事守法，不敢稍有異志。和帝繼位後對慶優渥有加，常共議私事，又朝夕問訊以示關懷，使膽小怕事之劉慶對和帝感激涕零，和帝死時「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後漢書·章帝八王傳》），將這樣一個絕不至有異志的親王十幾歲之幼子接入宮中，又將其生母耿姬送出京師歸國，朝政自然依舊掌握在太后鄧綏及車騎將軍鄧騭手中，則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從和帝生前、死後鄧後的精心安排，可知她頗有心計。因此，當公元107年13歲的劉祜即位為安帝時，雖然朝政控制在外戚鄧氏掌中，但鄧太后從竇氏外戚的失敗結局中吸取了一定經驗，採取了一些措施以避免步竇氏敗亡的後塵，主要有：
（一）抑制鄧氏外戚。鄧太后曾詔告外戚貴族較為集中的河南、南陽地方官，要他們嚴格管束鄧氏宗門、姻戚及賓客，有犯禁者「勿相容護」（《後漢書·皇后紀》）。「自是（鄧氏）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同上）。當然，這種抑制是不會妨礙鄧騭等擅權的。相反，實際會加強鄧氏專權。
（二）籠絡士人，表彰儒學。為取得儒學名士的支持，鄧氏有意尊禮三公，薦舉有影響之儒生。如華陰人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稱為「關西孔子楊伯起」，威望甚高。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後又征為太僕，遷太常，楊震又薦舉明經名士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後漢書·楊震列傳》）。這樣做的結果，無疑減少了儒生對外戚反對的力量。
（三）關注民情，倡導節儉。鄧氏專權後，較為關注民情。史載她「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戹」，在其統治期間，曾有平冤獄，省後宮費用，止蜀、漢貢獻及絕宮內奢侈品製作等舉動，因而被譽為「德政」。（《後漢書·皇后紀》）
以上種種措施表明鄧氏專權期間尚屬開明。因而自和帝死後，至永寧二年（121年）鄧太后去世前十餘年間，東漢政權亦稱穩定，間或還出現「歲還豐穰」（《後漢書·皇后紀》）的景象。但是，和帝以前的興旺局面，畢竟一去不返了。天災、人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後漢書·皇后紀》），及至鄧太后一死，宦官、外戚的矛盾立即激化起來。
安帝時代宦官得勢 鄧太后生前雖較謹慎，但朝政大權始終未曾放鬆。所以，安帝只是一個傀儡。對於鄧太后的擅權，朝廷、貴戚中並非無人反對，然均遭到打擊。如永初元年（107年）潁川定陵（治所在今河南郾城西北）人杜根，剛被舉孝廉，為郎中後就上書「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要求安帝親政，公然反對外戚專權。結果，被盛怒的太后「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後被人救出才僥倖得生。就連鄧太后的從兄、越騎校尉鄧康，也「以太后久臨朝政」而「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後漢書·皇后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還密謀廢太后，誅鄧騭迎立平原王劉勝為帝。但這一次謀劃中的宮廷政變也未來得及行動即被鎮壓下去，當年十一月周章被「策免」而「自殺」（《後漢書·孝安帝紀》）。
在這樣的形勢下，鄧太后擅政期間，一方面依靠鄧氏外戚，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寄命於「房臥之內」（仲長統《昌言》）的宦官。於是，宦官較和帝時有更多的人參與政事，也擁有更大權勢。如宦官蔡倫在和帝時即「豫參帷幄」，至鄧太后擅權時又加官晉爵。成為鄧氏擅權的重要力量。[302]
以安帝為首的反對鄧氏專權的政治勢力，在宮中也同樣依靠一批宦官。早在鄧太后未死之前，宦官李閏、江京及安帝乳母王聖就常於帝前發泄對鄧太后的不滿言論，並傳言鄧氏欲廢安帝而立平原王。使安帝又怕又恨，但亦無可奈何，至永寧二年（121年）[303]鄧太后一死，安帝就根據宦官、宮人之誣奏將鄧氏一門徹底剷除：太后弟悝、閶雖早已去世，其子、弟封侯者皆廢為庶人。權極一時的鄧騭被免官、抄產。當年五月騭與子鳳絕食而死。與此同時，曾迎安帝入京或為誅除鄧氏出力的宦官江京、李閏等皆封侯，並遷中常侍。這些宦官中的新貴與安帝乳母王聖及聖女伯榮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後漢書·宦者列傳》），他們與外戚相勾結，把持朝政，加深了東漢統治的黑暗程度。
外戚宦官比黨亂政 安帝親政後，皇后閻氏一門也隨之得勢。史載閻後「有才色」，元初元年（114年）被選入宮為貴人「甚見寵愛」。二年，立為皇后。「專房妒忌」，安帝與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閻後就用毒酒鴆殺李氏，其驕橫嫉妒之性可見一斑。鄧太后一死，閻後更無忌憚，兄弟閻顯、閻景、閻耀、閻晏「並為卿校，典禁兵」（《後漢書·皇后紀》），閻氏一門外戚取代鄧氏外戚當政，其為害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有帝舅耿寶也被封為大將軍，監羽林左騎。這些外戚同江京、王聖等宦官、內侍結合在一起將安帝包圍，弄權營私，控制朝政。如「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後漢書·宦者列傳》），閻氏兄弟不僅自身「頗與朝權」而且連未成年的諸子也「並為黃門侍郎」（《後漢書·皇后紀》）。這個集團的生活也頗腐朽。如王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後漢書·楊震列傳》），還公開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環通姦，環以伯榮為妻，由於這種骯髒關係，環竟被封為侍中，並世襲了劉護之爵。宦官樊豐、謝惲甚至敢「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後漢書·楊震列傳》）。其他得勢之宦官、外戚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宦官、外戚擅權反映了東漢政治日益腐朽，這就引起一部分堅決維護封建中央集權的「懷王臣之節」（班固《後漢書·楊震列傳》論）的正直官僚反對，這部分人的代表就是楊震。楊震是一代名儒，他們自稱「清流」，而斥責弄權的宦官和依附宦官非由正途仕進的官僚為「濁流」，並認為當時朝廷上「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後漢書·楊震列傳》）。而實際上當時使東漢統治癒來愈混亂的也正是那些宦官和趨炎附勢的官僚，在安帝死前，閻氏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遠不如宦官勢力的。因此，以楊震為代表的「清流」在當時是屬於社會進步力量的。
不過，這種進步力量遠不是被他們稱為「濁流」的腐朽勢力的對手：鄧太后剛一死，當王聖、伯榮得勢「內寵始橫」之際，時楊震為司徒，即直言上書請安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並勸皇帝「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後漢書·楊震列傳》）。但此奏書送到安帝案上之後，這個糊塗皇帝竟把它送給王聖等人看，其結果可想而知。從此，內倖不僅有恃無恐，而且「皆懷忿恚」加深了對「清流」的仇恨。以後，楊震又奏劉瓌因妻伯榮而得爵「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姓不安」，所得的結果也是「書奏不省」（《後漢書·楊震列傳》）。
「清流」派官僚既反對宦官、近侍專權，也就不能不觸犯與宦官同流合污的外戚勢力。延光二年（123年）已任太尉楊震斷然拒絕了帝舅耿寶所薦的中常侍李閻之兄，及皇后兄閻顯所薦的親厚，得罪了外戚和宦官。然而，外戚、宦官勾結的勢力更大，不多久這二人卻被司空劉授拔擢為官了。「由是震益見怨」（《後漢書·楊震列傳》），雙方對立趨向公開化。
「清流」「濁流」間的仇恨日益增長，衝突也迅速加劇：「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同上）不過，由於宦官、外戚相互勾結控制皇帝，所以這場鬥爭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終於在延光三年（124年）樊豐誣楊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得到安帝支持，將震罷官遣歸故里。楊震行至城西幾陽亭，飲鴆自殺。這次衝突雖以楊震之死而暫時平復，但「清」「濁」兩股勢力的鬥爭並未結束。隨著他們相互之間的仇恨日益增長，埋伏下後來更大規模的衝突爆發。
閻氏擅政 如前所述，鄧太后死後，閻氏外戚雖得參政，但在政治上左右朝廷的乃是宦官。自「清」流代表楊震死後，宦官和外戚間的衝突又尖銳起來。衝突的結果，則是宦官勢力暫時失敗，外戚閻氏擅權。
閻氏奪權的過程是從擁立皇帝開始的：閻後無子，儘管以才色深得安帝寵愛，又殺皇子保之母李氏以固寵，但終覺地位不穩。就於延光三年（124年）利用宦官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向安帝進讒言，將皇子保廢為濟陰王。次年（125年）安帝在巡幸途中突然死於葉縣（今屬河南）。這個剛剛廢掉太子的32歲的皇帝猝然去世，就給已經開始參與政事的閻後以可乘之機。她首先與江京、樊豐等合謀，秘不發喪，以防大臣擁立被廢的皇子保繼位。四天以後，當載著安帝死屍的車駕回到宮裡時，才宣布安帝已死的消息。同時宣告閻太后臨朝，後兄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為「久專國政」，閻太后與車騎將軍閻顯等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之子北鄉侯懿（一名犢）為帝，是為少帝。這個被抬上帝位的劉懿，乃是久病不起的小孩子，自然易於擺布。至此，妨礙閻氏專權的就剩大將軍耿寶及宦官、內侍的勢力了。於是，閻顯即示意朝臣控告他的政敵「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後漢書·皇后紀》）。結果，耿寶被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宦官、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皆下獄死。大將軍長史謝宓、黃門侍郎樊嚴處以髡鉗之刑，曾權極一時的王聖母女皆被流放雁門。這樣，在少帝即位後的一個月之內，曾擅權於安帝時的宦官、內侍集團主要成員均被消滅，只剩下一個宦官頭目江京孤掌難鳴，乃不得不依附閻氏外戚集團，以保持權位。於是，東漢政權朝政完全集於閻氏一門：除臨朝的閻太后及輔政的車騎將軍閻顯外，太后弟閻景為衛尉、閻耀為城門校尉，閻晏為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後漢書·皇后紀》）其勢真如日當中天。然而，盛極必衰，物之常理，當閻氏擅權達於頂點時，亦為其徹底覆滅之日，在短命的少帝死後，閻氏也結束了他們短暫的擅權歷史。
二 順帝到桓帝時的宦官和外戚
東漢中期以後宦官、外戚交替擅權的歷史，如果把從和帝後鄧氏到安帝後閻氏，外戚—宦官—外戚專政視為第一個循環的話，那麼，從順帝（126年至144年）經沖帝（144年至145年）、質帝（145年至146年）到桓帝（147年至166年）這40年間的外戚、宦官鬥爭，即可視為第二個循環。比起第一個循環來，第二個循環鬥爭得更加激烈，而雙方對政治的危害都較前者為大，從而加深了東漢政權的危機。
宦官孫程等擁立順帝 少帝被扶上帝位二百餘天就「疾篤」而病入膏肓。洞悉宮內實情者均預見到將要發生的變故，便紛紛給專權的閻顯獻策：宦官江京對顯說「北鄉侯（即少帝）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由誰來繼帝位呢？江京認為：原皇子保本應繼帝位，但因閻氏將其廢為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所以主張另外「征諸王子」選擇更易於操縱的王子繼位。對此「顯以為然」（《後漢書·皇后紀》）並準備征濟北、河間二王之子來京以供選用。而被閻顯闢為吏的崔瑗則認為：不如早日廢掉少帝主動立濟陰王，則可保住閻氏之權位。不過，這種主張尚未來得及當面向整日飲酒昏醉的閻顯陳述，延光四年（125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就已死掉。政變亦即隨之發生。
發動政變的是以孫程為首的宦官。孫程原為安帝時中黃門、給事長樂官。當少帝病危時他即與被廢的皇子濟陰王謁者長興渠合謀：消滅江京、閻顯，扶濟陰王為帝。參與其事的還有宦官、中黃門王康、太官丞王國等。在少帝死後，趁閻顯等征諸王子尚未至京時，十一月二日，孫程即與王康等十八人截單衣為誓，實行政變。四日夜，程等突然執兵出現在江京等所在的章台門內，並將其斬首。同時脅迫權宦李閏共迎濟陰王繼帝位，是為順帝。
此時閻氏兄弟雖握有兵權，但皆為無能庸懦之輩：衛尉閻景被孫程派兵生擒，當夜即死於獄中，驕橫一時的閻顯聞變後「憂迫不知所為」（《後漢書·宦者列傳》），也被輕而易舉地捕捉入獄。一場宮廷政變就如此迅速地成功了。
11歲的順帝劉保封孫程等為侯[304]，並賜以車馬金銀錢帛等。孫程還擢拜騎都尉。朝政又從閻氏外戚轉入到宦官手中。在此期間宦官勢力比前一階段又大為膨脹。孫程臨死前請求將封國傳給其弟。順帝立即照辦，並封孫程養子壽為浮陽侯，開宦官養子襲侯之惡例。永建四年（129年）竟下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後漢書·宦官列傳》）成為定製，被封侯的宦官黃龍、楊佗等還同順帝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賄賂，為人求高官增邑。朝政之混亂，更甚於閻氏外戚專權之時。
梁氏外戚勢力發展 宦官擅權給東漢吏治造成的混亂，首先引起「清」流官僚士大夫的反對。永建（126年至131年）初年，被尚書僕射薦於朝廷的左雄就上疏，痛陳當時的弊政「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指出地方官吏「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並明確要求以「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代替那些貪官污吏。但左雄的主張因「宦豎擅權，終不能用」（《後漢書·左周黃列傳》）。陽嘉二年（133年）李固上疏請去外戚、宦官之權：「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後漢書·李杜列傳》）。這裡，李固雖外戚、宦官並舉，而其重點則指斥宦官。因為在他看來，所謂「無功小人，皆有官爵」的原因主要在於宦官「秉威權，容請託」（同上）之故。所以，這一派官僚士大夫多企圖依靠外戚以對抗宦官。
而順帝時足以與宦官勢力對抗的外戚只有梁氏。順帝的皇后梁妠為梁商之女，梁氏為東漢開國元勛梁統之後，和帝生母梁貴人皆出其門。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順帝繼位後，商襲父封為乘氏侯。永建三年（128年）13歲的梁妠與其姑（梁商妹）一同入宮，為13歲的順帝之貴人。陽嘉元年（132年）妠被立為皇后。由於梁商而梁妠為後，又因梁後而梁商加官：順帝先後拜商為執金吾、大將軍等「以戚屬居大位」（《後漢書·梁統列傳》）。
據《後漢書·梁統列傳》載梁商雖居「大位」但「每存謙柔，虛己進賢」，班固將這種作風與本人的性格聯繫起來「性慎弱無威斷」，其實這是不全面的。梁商不弄權正反映當時外戚的勢力尚不足以獨攬朝綱。為鞏固和發展梁氏外戚的勢力，梁商採取兩套手段：一是結交宦官「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後漢書·梁統列傳》），與梁氏結交的宦官還有曹騰、孟賁等，這樣梁氏外戚就取得部分宦官的支持；二是籠絡人心，尤其是對當時在朝野有一定影響的士人儒生，更加重視。如李固名聲很大「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因其威望很高，對朝廷的任命頗不以為然，「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後漢書·李杜列傳》）而梁商則專門辟其為從事中郎，表示仰慕名士。儘管梁商對李固的建策「不能用」（同上）但表面上還是相當尊重。被商闢為掾屬的還有名儒、士人巨覽、陳龜、周舉等。此外，梁商還善於籠絡民心，常對一般百姓表示關懷，「每有饑饉，輒載租谷於城門，賑於貧餵，不宣己惠」（《後漢書·梁統列傳》）。這樣做的結果，使梁商得到兩點好處：（一）得到朝臣以至皇帝的好評：「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同上）；（二）取得了士人的支持，尤其像李固這樣的名士，感於梁商的知遇而站在梁氏外戚一方反對宦官，對外戚取代宦官在朝廷擅權，起著重要作用。
由於取得皇帝信任和朝臣、士人及一部分宦官的支持，梁商在朝廷的地位日趨穩固，至不可動搖。如永和四年（139年）宦官、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宄從僕射杜永等聯合，誣告梁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等陰謀政變，廢立皇帝。但張逵等人沒有料到這一誣告不僅絲毫未能動搖順帝對梁商的信任，反而使順帝對提出誣告的宦官大為震怒，說「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後漢書·梁統列傳》），事後竟將張逵等處死。這清楚地反映梁氏外戚的勢力已超過宦官。不過，梁商本人始終十分謹慎，由於有前車之鑑，他處處小心，如曾上書辭掉順帝所封其子之官爵。到永和六年（141年）病死之前還教導其子梁冀對己之喪事，勿「耗費帑臧」，勿使「百僚勞擾，紛華道路」。「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制裁。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後漢書·梁統列傳》）。可見，梁商是設法避免亢滿之禍的。所以，當他在世之時，梁氏外戚雖擅權，但尚未有明顯的劣政。然而，到梁商死後，梁氏外戚的勢力又進一步膨脹，東漢的朝政為梁氏一門全部把持。故在梁商之子梁冀掌權之時就完全不同了。
梁冀擅權時的劣政 梁冀字伯卓，為梁商之子。早在永建二年（127年）因外戚之故，就被順帝封為襄邑侯。不過，由於梁商謙謹，固辭不受。但梁冀同其父之性格、作風相反，他雖然相貌醜惡，才能低下[305]，然而卻驕橫恣暴，梁商未死之前，儘管一再抑制梁冀，也終於無法禁絕其違法行徑。[306]到梁商死時，梁冀已由黃門侍郎、步兵校尉、執金吾而拜河南尹。梁商剛死，順帝即拜冀為大將軍，冀弟不疑為河南尹。梁冀開始擅政。
梁商死後不久，建康元年（144年）年僅30歲的順帝也死掉。梁皇后無子，立虞貴人所生年僅二歲的劉炳為帝。梁太后臨朝，令梁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處理政務。冀雖表面「辭不肯當」（《後漢書·梁統列傳》），實際上卻早就獨擅朝政，而且「侈暴滋甚」（同上）。安定朝那（今寧夏固原東南）人皇甫規舉賢良對策，曾指出梁冀身為姻族，居高位「宜增修謙節」，「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結果，被梁冀「幾陷死者再三」（《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14年不得為官。劉炳在位不到一年，即於永嘉元年（145年）正月死去，諡曰「沖」帝。梁太后又與梁冀定策，迎立8歲的劉纘為帝，是為質帝。
質帝時，梁太后雖依靠梁冀輔政，但也同時利用宦官和儒士，對聲望很高的李固尤為器重。而李固等依恃自己為儒學出身的官僚，對外戚、宦官的橫行不法多有奏劾。對此，梁冀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質帝雖年幼，但「少而聰慧」，對梁冀的專橫甚為不滿，本初元年（146年）閏六月的一天，在朝廷上他曾說梁冀是「跋扈將軍」（《後漢書·梁統列傳》）被梁冀知道後，冀就令心腹將毒藥放入質帝所吃的「煮餅」（即麵條）中，質帝吃後立即死亡。
質帝死後，李固、杜喬等力主立「年長有德」「明德著聞」（《後漢書·李杜列傳》）的清河王蒜為帝。而梁冀則要將年僅15歲、準備同梁冀之妹結姻的蠡吾侯劉志擁上皇位。朝臣多支持李、杜之主張。梁冀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同上）乃採取威嚇手段，在朝會時「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這種蠻橫的態度，果然起了作用。許多大臣「莫不懾憚之」。其中尤其無恥者為司徒胡廣，此人開始站在李、杜一方，贊成立劉蒜為帝，見梁冀如此態度後，立即見風使舵，表示「惟大將軍令」是聽。而李固、杜喬則不為所動，「堅守本議」（《後漢書·李杜列傳》），欲立清河王蒜。因位為「三公」之一的太尉李固反對，梁冀不得肆其志，遂先說服梁太后策免李固，代之以見風轉舵的胡廣。[307]胡廣代李固為太尉後「定策立桓帝」（《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將15歲的劉志立為桓帝。梁太后臨朝，梁冀輔政。自李固被廢之後，群臣已經領教梁冀之專橫，多謹慎小心側目而立。建和元年（147年）七月，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八月，桓帝立梁冀之妹為皇后。梁氏一門外戚擅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驕橫淫奢的梁氏外戚 梁冀擅權的目的達到以後，首先就對李固等政敵實行報復，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清河（治甘陵，在今河北臨清東）劉文反，聲稱欲立清河王蒜為天子。此事本與劉蒜無涉，但梁冀欲藉機除掉劉蒜，就在劉文被鎮壓後，又操縱桓帝將劉蒜由清河王貶為尉氏侯，徙桂陽，結果逼得劉蒜自殺身亡。接著梁冀又奏李固與杜喬同劉文勾結「共為妖言」（《後漢書·李杜列傳》），終將李、杜二人處死於獄中。李、杜死後，梁冀還將其屍暴於城北四衢，並令州郡收固之二子基、茲。二子亦死於獄內。而與此同時，阿附梁氏之無恥官僚胡廣，則由太尉升為司空，一時間「海內嗟懼」（《後漢書·梁統列傳》）對梁氏之權勢深為畏懼。而民間有謠諺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後漢書·孝桓帝紀》引《續漢志》）亦可見人民對當時統治集團內部人物的評價。
和平元年（150年）二月，梁太后死後，梁冀更是大權獨攬。三月，增封冀萬戶，合併前封已達三萬戶，梁冀之妻孫壽也被封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梁氏一門不可一世。就連孫壽所愛之監奴秦宮，也官至太倉令，出入壽所。其權威遠遠大於刺史、二千石。梁冀與孫壽夫婦，橫行霸道，將數千口平民做為自己奴婢，名曰「自賣人」。他們不僅剝削百姓，而且對富人也加以勒索，扶風富人士孫奮因少給梁冀「貸錢」二千萬，竟被拷死於獄中，其家資億七千餘萬全被梁冀吞沒。[308]各地調往朝廷之物資及送給皇帝的貢獻，皆先送往冀府，然後才獻給皇帝。首都及各地官僚、地主持資財、禮品至冀府求官、請罪者絡繹不絕。梁冀還派人至各地搜求賄賂，廣求珍寶、異物，掠人妻女，敲剝吏民，無所不為。梁冀畏妻，故孫壽宗親亦得橫行於世。他們冒名官吏，貪婪凶淫，為害各地，所在怨毒。
梁冀當權後，連皇帝也不得不屈服於其淫威。因此，冀之官爵榮勢愈來愈崇。元嘉元年（151年）為表示對梁冀特殊尊榮，特規定「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又賞以錢財、奴婢、甲第等。又特准「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而且「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如此尊寵，「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後漢書·梁統列傳》）。朝廷內外之一切政務，皆由梁冀把持，宮中近侍，全系梁氏心腹。因此，皇帝一舉一動，大小官員升遷調補，皆在冀掌握之中。桓帝自不敢拂逆梁冀之喜怒，百官亦唯冀之命是從。稍有違逆者，即遭殘害。下邳人吳樹為宛（今河南南陽市北）令，因未遵冀之請託，誅殺為害地方者數十人。結果竟被梁冀設酒毒死。遼東太守侯猛，因拜官後未到梁府禮謝，也被藉故斬首。汝南19歲的郎中袁著，見冀凶縱，憤然上書，請抑損其權勢。冀得知後，密令捕捉袁著。著改名換姓四處逃亡，後無法藏匿，竟偽稱病死，市棺殯送，但這也未能逃出梁冀之手，仍被求得而秘密殺害。與著友善者胡武亦被株連，全家六十餘人皆被殺死。袁著另一好友郝絜也被追捕，自知不能免，遂主動抬棺至冀門前，仰藥而死，全家才得倖免。
梁冀夫婦的生活也淫侈到極點：冀父梁商曾將美女友通期獻給順帝。後因通期有過被退回到商家。商將其出嫁，但冀貪其貌美而偷偷地將她盜還。商死後，冀與通期長期私通。冀妻孫壽知道後妒性大發，將通期截髮、刮面並嚴刑笞掠。但冀仍與之私通，生子伯玉。而梁冀之妻孫壽亦與監奴秦宮私通，二人竟隨時宣淫，每見宮「輒屏御者，托以言事，因與私焉」（《後漢書·梁統列傳》），穢不堪言。梁冀與孫壽夫妻各自建宅第，對街相望，極盡奢侈之能事「殫極土木，互相夸競」，雕樑畫棟，台閣池榭華麗無比，史載「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台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同上）。至於其豪華裝飾，腐朽生活更非以往外戚可比：「又廣開園囿，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同上）其腐朽荒淫之生活由此可見一斑。
由於梁冀的專橫跋扈，朝廷上能保住官位的只有像胡廣那樣的圓滑、柔媚的官僚。在梁冀擅權達二十餘年的過程中，梁氏一門前後有七人封侯，三人為皇后，六人為貴人，二人為大將軍，封夫人、女食邑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任卿、將、尹、校者五十七人。家門之內簡直無人無官，無人無爵。史稱「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後漢書·梁統列傳》）。實際上，這二十餘年的東漢，乃是梁家的天下。
梁氏失敗「五侯」肆虐 盛極則衰乃是世間任何事物不可改變的規律。梁冀專權達到極點也必然走向滅亡。梁冀一家的殘忍貪暴，引起天怒人怨，皇帝敢怒而不敢言，但民間早流傳著「梁氏滅門驅馳」的咒罵聲。和平元年（150年）梁氏的靠山樑太后終於死去。在其未死之前，桓帝梁皇后依仗梁太后為其姐，而梁冀為其兄「獨得寵幸」（《後漢書·皇后紀》），梁冀也恃太后與皇后之勢擅權。自太后一死，桓帝對梁皇后之「恩愛稍衰」，雖迫於梁冀之威勢不敢公開表示厭惡，「然見御轉稀」（《後漢書·皇后紀》），這種光景使梁後憂憤交加，終於在延熹二年（159年）一命嗚呼。梁氏的二後死去，使梁冀失去宮中的後盾，也增加了桓帝鋤掉梁冀之勇氣。
原來和帝的鄧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妻宣，生一女名猛。香早死，宣再嫁孫壽之舅梁紀。孫壽見猛色美，就將其送入宮內，被立為貴人。而梁冀為鞏固在宮內勢力，即認猛為女，改其姓為梁。冀恐猛之母不從其改姓，便派人刺殺猛母宣。宣發覺後入宮向桓帝告發。桓帝早欲誅梁冀，得此消息後便在廁所召小黃門史唐衡商議。繼而召單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中常侍，令其鋤掉梁冀並齧臂出血為盟。八月，丁丑，具瑗率禁軍千餘人將梁冀府包圍，派光祿勛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自忖決無生路，遂與其妻孫壽當日自殺，梁氏及孫壽宗親皆棄市，與梁冀有牽連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處死者數十人，梁氏故吏賓客被黜免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消息傳出後「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後漢書·梁統列傳》）。
梁冀被誅除後，人們拍手稱快，沒收梁氏家財，拍賣後價值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後漢書·梁統列傳》）。政府和人民都得到一點好處。但是，除冀得勝給人民帶來的歡樂是極其短暫的。梁氏擅權結束後的東漢朝廷，立即被更為橫暴的「五侯」專權所代替。接著出現的是更為昏暗的政局。
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因誅除梁氏有功，同日封侯，因而世謂之「五侯」。[309]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侯。尚書令尹勛等數十位大臣也都分別受到賜賞，封爵。梁冀被除掉後政治並未因而發生轉機，反而一天天更加昏暗。握重權者乃是「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後漢書·宦者列傳》）。
歷史似乎又在重演，桓帝時五宦官同日封侯，頗似順帝時十九宦官同時擅政。但桓帝時「五侯」較順帝時十九侯為害更大，權勢更隆：單超被授任車騎將軍，位等三公。次年死時被賜以「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榮寵無比。其餘四個封侯之宦官，專橫擅權較之梁氏外戚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作威作福，殘害人民，被稱為「左回天（謂左悺勢能回天），具獨坐（謂具瑗其驕貴無偶），徐臥虎（言徐璜其惡似臥虎）、唐兩墮（謂唐衡其隨心所欲）」。這些新貴比舊富豪更加貪婪，亦盡其奢侈揮霍之能事「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早已失去性慾要求和生殖能力的宦官，還霸占美女，娶妻妾，養嗣子，「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後漢書·宦者列傳》），這些生理和心理均畸形之小人，一旦得勢其兇殘更甚於常人。
「五侯」之親屬、黨羽在各地橫暴尤甚。單超之弟安為河東太守，侄匡為濟陰太守，徐璜弟盛為河內太守，左悺弟敏為陳留太守，具瑗兄恭為沛相。不論白痴傻瓜，凡與當權之顯宦沾親帶故者皆可為官，真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些「虎而冠」的地方官處理政務毫無本領，而縱情享樂、玩弄婦女、窮奢極欲則花樣翻新。無一例外地成為蠹害一方的地頭蛇。如徐璜兄子宣曾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及至任下邳令時，竟將李暠之女搶來殺死。時東海相黃浮依法處死宣，竟被徐璜慫恿皇帝而處刑治罪，是非不分一至於此。
除「五侯」之外，尚有不少權宦如侯覽、段珪、蘇康、管霸等亦貪侈驕縱，專橫無比，殘害無辜，與士人、「清流」為敵。當在下節詳述。
奢侈荒淫之風已瀰漫了整個統治階級上層，桓帝就是荒淫無恥之君，宮女多至五六千人。終日沉溺於聲色之中的昏君[310]，政治上當然不可能有什麼作為。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年僅36歲的桓帝終因縱慾過度而死。[311]桓帝一代的統治，宦官外戚爭權擅政的形勢並無絲毫變化，東漢王朝的政局繼續向下坡路滑去。
三 桓帝以後宮廷內的風雲
桓帝死後，東漢宮廷內外戚、宦官的鬥爭繼續發展，皇帝的荒淫腐朽更是有加無已。政治腐敗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靈帝時外戚宦官的殘殺 桓帝未死之前，先立鄧香之女為後，延熹八年（165年）鄧後被廢，又立竇皇后。然而，桓帝所寵幸的乃是采女田聖等人。後來，桓帝還曾一度欲立聖為後，幸有太尉陳蕃等以田氏出身卑微諫阻，才未能實現。當桓帝死後，即由竇太后臨朝。因桓帝無子，乃由竇太后與其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立劉萇之子，解瀆亭侯12歲的劉宏為帝，是為靈帝。
靈帝即位以後，朝政自然控制在竇氏外戚手中。於是，竇武被封為大將軍，陳蕃因反對桓帝立田氏有功於竇後，而被擢為太傅。善於順風使舵的司徒胡廣又被任參錄尚書事。竇太后此時則可為所欲為。這個被桓帝生前冷落、早已妒火難耐的竇後一旦掌權，對政事漠不關心，卻先向她從前的情敵實行報復：當桓帝的屍骨未寒、梓棺尚在前殿之時，竇後就下令將桓帝咽氣前才封為貴人的田聖殺掉。而且還要殺其他貴人。經過中常侍蘇康、管霸苦諫，才未實行。
在竇後周圍的宦官、外戚鬥爭得更為激烈：宦官、中常侍曹節、王甫與靈帝乳母趙嬈旦夕在竇後身邊，深得竇後信任。但外戚竇武及大臣陳蕃對這批宦官、近侍極為憤恨。在他們周圍又聚集了一批官僚和名士如尹勛、劉瑜、馮述、李膺、劉猛、杜密、朱㝢、荀翌、陳寔等，這一部分人雖也是竇太后親信，但不滿宦官專權，定計鋤除宦官。建寧元年（168年）五月，竇武在陳蕃慫恿之下向竇太后進言：宦官「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後漢書·竇何列傳》）。竇太后雖未能詔准其將全部宦官盡行誅廢的建議，還是同意將「頗有才略，專制省內」的中常侍管霸及蘇康處死。竇武又請誅大宦官曹節[312]，對於這個出身於「世吏二千石」因迎靈帝有功而被封的「長安鄉侯」（《後漢書·宦者列傳》），竇太后一時不能下決心，竇武等亦不敢妄動。
是年八月，侍中劉瑜等又鼓動竇武、陳蕃誅鋤宦官曹節、王甫等。但竇武等人所上之奏還未呈於太后，即被宦官長樂五官吏朱瑀發現。瑀即揚言：陳蕃、竇武欲謀廢靈帝為「大逆」。於是，與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為盟，決心與蕃、武等背水一戰。他們找到曹節，以節為首的宦官集團將靈帝擁進德陽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以武力威脅尚書官屬，令其作詔：拜王甫為黃門令，與鄭颯共劫太后，奪其璽印。又使鄭颯持節收捕竇武。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侄竇紹召北軍五校士與宦官所率之軍對陣。不到一天的功夫，竇武所率之武裝即被擊潰。竇武、竇紹皆自殺。尚書令尹勛、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被處以族刑。竇太后亦被遷於南宮。年逾七十的陳蕃[313]聽到事變消息後，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明門。這幾十個書生雖「忠義」可嘉，但究不是「圍之數十重」的禁軍的對手。陳蕃終被執，當日即處死。故吏皆斥免禁錮。這一場鬥爭，以宦官得勝暫告結束：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朱瑀封都鄉侯，其餘黨羽各皆增邑、封侯，宦官之勢大熾。
靈帝時代宦官和外戚間的鬥爭，雖然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殘殺[314]，然而，由於當時朝政由宦官專擅，鯁直派官僚如陳蕃等人則站在外戚一方，因而反宦官的鬥爭具有一定正義性。
曹節、王甫專斷朝政 竇武死後，靈帝即被宦官曹節、王甫等控制。但在宮廷內外反對曹、王的勢力仍未銷聲匿跡。鬥爭仍在繼續。
竇太后遷於南宮雲台以後[315]，還有黃門令董萌替她在靈帝面前申冤、訴苦。靈帝因此而對竇太后「供養資奉有加於前」（《後漢書·皇后紀》）。這當然為權極一時的曹節、王甫所不容。便以「謗訕」之罪名將董萌處死。熹平元年（172年）竇太后之母死，接著太后也感疾身亡。在埋葬竇太后的殯禮問題上，也出現了衝突：曹節、王甫等將竇後屍首停置於城南市舍數日後，竟欲以貴人之禮葬之，而不用皇后之葬禮。又不想將她與桓帝相配，而欲葬在他處。經過靈帝和太尉李咸、廷尉陽球力爭才以皇后之禮殯葬。不久，又有人將匿名告示招貼於朱雀闕，稱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宦官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這顯然是在野的士人所為。被宦官們操縱的靈帝下詔：令司隸校尉劉猛緝拿。但劉猛卻對匿名帖所言表示同情，不肯認真追查，拖延月余仍無線索。被人控制的靈帝於是又下詔：降劉猛為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潁代替劉猛為司隸校尉。段潁完全忠於曹節等宦官，大肆捕人，被捉入獄者至千餘人。潁又秉承曹節等旨意，藉故將劉猛治罪輸左校，曹節的政敵一個個被剷除。
曹節等的權勢較前朝之宦官尤大，連皇室親王也難逃其魔掌。桓帝之弟劉悝，本封為蠡吾侯，後改封以奉勃海孝王祀。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因罪被貶為廮陶王。為謀求復國，悝即向王甫求情，許諾復國後即謝錢五千萬。當桓帝臨死前，果然立悝為勃海王。悝知這並非王甫之力，所以不肯給錢。對這筆「賄債」，王甫耿耿於懷。靈帝即位後，悝又心懷不滿，與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等任俠剽輕之宦官往來密切。王甫即以此為理由，密令段潁追查，熹平八年（171年）鄭颯被捕。劉悝被迫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盡伏誅。因此案而立功受封者十二人，王甫封冠軍侯，曹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後漢書·宦者列傳》）。曹節之弟破石為越騎校尉，好色，至霸占下屬軍官之妻，其淫暴無道，由此可見一斑。
在宦者中也不乏正直奉公反對宦官王甫等專權者，但他們畢竟無權，不可能改變已成之局面。如宦者呂強，「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曾封其為都鄉侯，而「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後漢書·宦者列傳》）。對曹節、王甫等擅權，呂強極為不滿，曾上疏指斥他們「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並勸靈帝「損改既謬，從此一止」改變對宦官的放縱、寵幸的錯誤做法。此外，呂強還提出減少後宮彩女，停止修建豪華之館舍，開「忠貞」之路等振興朝綱等建議。但無奈靈帝毫無所動，不是「書奏不省」，就是「帝知其忠而不能用」（《後漢書·宦者列傳》）。不僅如此，至中平元年（184年）呂強終於在宦者趙忠，夏惲等讒陷下被迫自殺，宗親皆被株連，財產盡沒入公。
在朝廷上及地方官吏中，也有敢於同權宦鬥爭的，但多數也無好下場，其命運結局十分悲慘。如司隸校尉陽球，光和二年（173年）奏請將橫行不法之宦者王甫、淳于登、袁赦等治罪，並將為虎作倀的太尉段潁處死。這時，正值王甫休沐里舍，未在皇帝身邊，陽球所奏幸被詔准。於是，陽球將王甫、段潁等捕入洛陽獄。陽球親自拷問「五毒極備」「箠朴交至」，王甫「父子悉死杖下」，真是大快人心，段潁也被迫自殺。王甫死後，陽球還將其屍置於夏城門示眾，並大書「賊臣王甫」（《後漢書·酷吏列傳》），表示了臣民對權宦之憤恨。陽球處置王甫、段潁後，還要繼續剪除曹節，但尚未行動，即被曹節先發制人，請靈帝將陽球免官，改授為衛尉，接著就羅織罪名，將陽球逮捕。就在處死王甫的同年十月，陽球就被扣上交通藩國、圖謀不軌之罪名，同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步兵校尉劉納等幾個決心誅除宦官的官吏被處死，妻子皆徙邊。此外，還有梁人審忠也曾上書指陳宦者朱瑀等罪惡，但皆如石沉大海，毫無效果。宦官中以曹節為首的一夥始終把持政權。靈帝在其股掌中形同玩偶。後曹節任尚書令，始終控制朝政，一直到光和四年（181年）死後還被贈為車騎將軍。
曹節死後，東漢政權之腐敗狀況未曾稍變，宦官橫行的局面依舊：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宦官，又被封侯，其貴寵無比。有的宦者權勢較曹節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張讓有家奴「交通貨賂，威形諠赫」，就連「資產饒贍」（《後漢書·宦者列傳》）的大地主也以能與張讓之家奴結交為榮，並因而取得官位。家奴之權勢如此，張讓本人自可想而知。上舉十二封侯之宦官，皆「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後漢書·宦者列傳》）。那些依靠父兄、姻親勢力而為官的人，自然無所謂才能和品德，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貪殘、凶暴、荒淫無恥，這就進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從而為即將爆發的東漢末年農民大起義增加了助燃劑，加速了革命風暴的到來。
昏庸荒淫的皇帝 東漢末年的政治腐敗，根本原因固然是地主階級整個階級的痼疾，但與當時的幾代皇帝昏庸、荒淫有極大關係。桓帝好色而無能已如上述，靈帝則比桓帝更甚，這是助長宦官擅權和造成東漢末期上層統治者普遍荒淫好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靈帝12歲即位，在朝政方面唯外戚、宦官之命是從，聽任朝野中各派勢力鬥爭而無可奈何，因他年幼無知，智力低下固不可苛責，其情有可原。然而其生活奢侈荒淫，則無法諉過於人，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靈帝時「後宮彩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而宦者呂強曾針對此提出，「比谷雖賤，而戶有飢色」，「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但面對這種勸諫靈帝無動於衷，恣情享樂如故。不僅在首都建築豪華宮殿，而且在其故國河間建造解瀆館，揮霍巨大財力、人力，以致使宦官、皇族「競相仿效」，「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後漢書·宦者列傳》），其惡劣影響遠遠超出自身的揮霍。
為搜刮供揮霍所需的財物，這個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的靈帝卻想出不少別出心裁的辦法：如規定郡國所送的貢獻，先輸入中署，名為「導行費」，這實際上就是在應繳納的貢獻外，再索上一筆苛捐雜稅。為搜刮金錢，光和元年（178年）竟開西邸公開明碼標價賣官，自關內侯以下之官皆可以錢買得，據《後漢書·靈帝紀》引《山陽公載記》可知，當時賣官價格為二千石官價二千萬，四百石官價四百萬。所賣之錢藏於西園，供皇室私用。中平四年（187年）連關內侯也公開標價出賣，錢五百萬。而且還可賒欠，即先到官，然後再加倍償付買官之錢，官位既成為商品，則這種商品的惟一用途就是用來榨取比其自身更多的價值。因此，用金錢而取得官位之人，當官的惟一目的就是搜刮、剝削人民，榨取更多的財富。而靈帝猶以為得計。有一次崔烈以五百萬錢買得司徒之官，拜見天子時，靈帝說，「悔不小靳，可至千萬」（《後漢書·崔駰列傳》），其目的及手段之卑下，可想而知。
中平二年（185年）宮內發生火災，靈帝又聽從張讓、趙忠等人意見，下詔令天下田稅每畝增加十錢，以修宮室，同時又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的木、石，限令時日送至京師。宦官、貪吏又從中貪污中飽，結果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就連有的官吏也因不堪催逼而自盡。如河內司馬直為巨鹿太守，就為不滿靈帝之搜刮而吞藥自殺。但這並不能改變靈帝貪婪之性，他在西園建造萬金堂，將司農所收之金錢、繒帛積藏其中，又大肆修建南宮玉堂，還令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個列於宮中，銅四鍾各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台殿前。在平門外橋東，鑄天祿蝦蟆吐水，使水轉入宮中。又使人作翻車渴烏用來灑水清潔道路。這些建造雖具有一定工藝價值，但當時所耗之資則是相當可觀的。
尤為荒謬的是，靈帝嬉戲無度，淫慾滿足之餘，還喜作無謂之遊戲，常於西園駕四白驢，親自操轡執鞭，馳驅於宮內。公卿貴戚也競相仿效。還令宮女為客舍主，靈帝身穿商人服與宮女飲酒取樂。他還喜聽俗閭小事，在鴻都門下，聚集了一批無行之徒，投其所好，伴其遊樂。光和元年（178年）正式置鴻都門學，所選之學士一旦被昏庸之靈帝寵幸，即待以不次之位，或出為刺史，或入為尚書侍中，至有封侯賜爵者。一面開西邸賣官，一面賞鴻都學士高位，其官爵之濫則不言而喻了。
靈帝如此昏庸，其朝政自然拱手讓權宦把持，甚至公開宣稱「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後漢書·宦者列傳》），難怪在靈帝時「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了。
中平五年（188年）34歲的靈帝死後，17歲的皇子辯即位，是為少帝。不久少帝被廢，9歲的劉協被擁上帝位，是為獻帝。此時，皇帝成為名副其實的傀儡，不久，東漢政權就名存實亡了。
第二節 一場壯烈的悲劇——「黨錮之禍」
東漢末年宦官、外戚迭相擅權所造成的政治腐敗，遭到來自兩方面的反對：廣大勞動人民以其強有力的武裝起義英勇地反抗東漢王朝的腐朽統治；統治階級內部則有一部分官僚形成反對派。但在他們周圍只有一些手無寸鐵的太學生和郡國生徒。這部分地主階級反對派軟弱無力的抗爭，只在歷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壯烈的悲劇——「黨錮之禍」，絲毫未改變東漢王朝沒落的趨勢。
一 朝野反對派的出現
在外戚、宦官腐敗統治下，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要求改革政治，反對外戚宦官專權，形成政治上的反對派。這派勢力是逐步形成的：最初，只是個別或少數在朝官僚反對外戚和宦官的行動，到桓、靈帝時期，一部分朝廷上的官僚與在野的士大夫、太學生和郡國生徒聯合，形成一股反對外戚宦官的政治勢力，最終釀成血肉狼藉的「黨錮之禍」。
順帝以前的反對派 在順帝（126年至144年）以前，朝廷中就出現一些反對外戚、宦官專權的官僚。這時，他們的行動雖是個別的，尚未形成一股勢力，但其政治上的勇氣是值得稱道的。
早在和帝初年，竇太后臨朝，竇憲一門專權時，司徒袁安及司空任隗就曾上奏：車騎將軍竇憲「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後漢書·袁張韓周列傳》）。向竇太后告竇憲的狀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但袁安並不畏縮「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正色自若」（同上）。他們對於驕縱不法、朋比為奸「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同上）的竇憲、竇景兄弟的爪牙給以嚴厲打擊，採取措施「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雖然竇氏對其恨之入骨，但亦無可奈何，因「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同上）。後來竇氏失敗，雖非由於袁安等反對的結果，但其行為堪稱東漢末年反對外戚宦官專權鬥爭的先驅。至和帝死後，鄧太后擅政時，又出現杜根、周章反對外戚專權、甚至密謀廢太后之舉，已如前述（見本章第一節）。此後，隨著外戚宦官的政治統治日趨腐朽，朝廷上的反對派則不斷出現。如上一節所述的楊震、李固等皆是其中突出者。這個時期，在官吏中間「清」「濁」之分已比較明顯，那些反對外戚宦官專權的官吏，自命為「清流」，而斥「依倚近倖奸佞之人」為「濁流」。雙方的鬥爭一天比一天尖銳。漢安帝元年（142年）東漢政府派遣杜喬等八位特使分行州縣「徇行風俗」，監察各地吏治；八人中年紀最輕、官位最微的張綱，卻在受命之後「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後漢書·張王種陳列傳》），表示不願去搞什麼「徇行風俗」的表面文章，揚言「豺狼當路，安問狐狸」[316]，他認為外戚專權，貪贓枉法，橫暴恣肆，魚肉百姓是國家大患，並毫無顧忌地指出：他所說的豺狼，就是指當朝的外戚梁冀、梁不疑兄弟。在列舉其專權納賄、結黨營私等罪惡後，得出結論是「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後漢書·張王種陳列傳》）。張綱的行動，震動了整個洛陽。梁冀對其自然不肯善罷甘休，只是陷害張綱的陰謀終未得逞。
自袁安至張綱，朝廷上反對外戚宦官專權的官吏雖已有「清流」之稱，但他們的行動尚屬個人的，相互間也沒有聯繫，實際並未形成真正的黨派勢力。
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憤懣 外戚宦官專朝政，士大夫必然退回田裡。自順帝時，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滿政治腐敗而相率毀裂冠帶，避禍深山，至桓、靈帝時期，在外戚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除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越發沉重的苦難外，又因賣官鬻爵，選舉不實及權宦、貴戚控制從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府，堵塞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出路，從而引起太學生、郡國生徒以及士大夫的極大憤懣。
《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載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本來，自西漢以來實行的選官制度，給在野的士大夫和太學生、郡國生徒等知識分子進入仕途敞開了大門，但自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以來，太學生和郡國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徑進入政治舞台，盤踞要津的則多是那些依靠裙帶關係，憑藉財產和請託權門而成為要員的無能之輩，無恥之徒。據記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網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要人之書；或父兄顯貴，望門而辟命……」時諺有「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外篇》卷2《審舉》）。反映了當時官吏的素質低劣和選官制度之混亂，而對政治及自己前途特別敏感的知識分子，對這種情況則強烈不滿，他們議論政治，品評人物，對外戚宦官進行猛烈攻擊。
於是，朝廷上的「清流」官僚，和在野的士大夫，太學生，郡國生徒這些知識分子就聯合起來形成了外戚宦官專權的反對派。
太學與「清議」「清流」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等對外戚宦官控制的腐朽政治抨擊，最主要的基地是知識分子聚集之地——太學，最主要的手段則是「清議」。
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已有三萬餘人，其中以郭太和賈彪為首領。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後漢書·郭符許列傳》）後入洛陽太學，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名震京師」（同上）。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少游京師，志節慷慨」（《後漢書·黨錮列傳》）。郭太、賈彪等人把攻擊的矛頭主要指向宦官，他們在太學中進行反對當時腐朽、黑暗政治的宣傳、鼓動，大造輿論。同時又從社會上吸引一些出身下層的子弟，以擴大太學陣容，如農夫出身的陳留（郡治今河南開封市東南）茅容，小販出身的巨鹿孟敏，油漆工人出身的陳留申屠蟠，廝役出身的鄢陵庾乘等，皆因學有所成而為郭太援引，進入太學。此外，由他們援引而進入太學的，還有不少自學成才的屠沽卒伍之士，引車販漿之流。這樣，太學就成為郭太等一批具有正義感的、出身下層的知識分子政治活動的中心。
「清議」是抨擊當時腐朽政治的一種方式，也是黨人製造輿論的重要手段。對於朝廷施政的臧否、官吏人品的高低，以及吏治的清濁，這些知識分子們都指摘評論，相互呼應，而這種「清議」往往又傳為鄉謠，至廣為播揚。如桓帝即位前為蠡吾侯時，曾經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後，擢周福為尚書。周福只因曾為帝師無其他建樹而官至高位。時同郡之河南尹房植則素有盛名，於是對上述二人就有「清議」出現，後傳為鄉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房伯武即房植，被譽為「天下規矩」，意在褒其道德人品高潔，周仲進即周福，被稱為「因師獲印」，暗譏其庸碌無能，只因僥倖為帝師而得官。從此之後「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漢書·黨錮列傳》）。
這種以謠諺方式出現的評論，正是「清議」的結果。表示了世人對政治及官吏人品的看法，而有些謠諺編造得相當形象生動，就更擴大了這種輿論在社會中的影響。如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于海內」（《後漢書·黨錮列傳》注引謝承《後漢書》），而南陽太守成瑨，則委重任於功曹岑晊。岑晊以功曹之任，代行太守之勞的功績，又表彰了宗資和成瑨的善任，顯然出自士人之口。諸如此類的「黨人之議」，逐漸使太學生與一部分「清流」官僚結合在一起，於是互為推重，更相標榜，終於結為黨人，如太學生郭太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李膺還「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與太尉陳蕃、尚書王暢等皆有「清方公正」之名。於是太學生中就傳出「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之語。李元禮即李膺，「天下楷模」言其品德高尚，陳仲舉即陳蕃，「不畏強御」言其為官正直、清廉，不巴結權貴。據《後漢書·陳王列傳》載：蕃為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因此而丟官，被撤職降為縣令，但此後陳蕃對權貴仍未俯就。王叔茂即王暢，「俊秀」亦言其「嚴明」「公正」（《後漢書·張王種陳列傳》）。據載：「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為漁陽太守時，「所在以嚴明為稱」，為南陽太守時「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贓）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髮屋伐樹，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同上）。由此可見，諸生對官僚評論，雖不免有相互標榜之處，但所稱道的官僚大多是敢於同地方豪強或外戚宦官等惡勢力鬥爭的正直之士，這也是不能否認的。這種「清議」雖對改善吏治不會起到什麼根本作用，但因其「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而對官僚貴族權宦、佞幸有一定的威脅，因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後漢書·黨錮列傳》）。
隨著外戚宦官的權勢日熾，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識分子對他們的攻擊也愈加激烈，在桓、靈時期，形成當權的腐朽勢力同不當權的黨人間公開對立。兩者的鬥爭終於白熱化而最後導致「黨錮之禍」。
二 反對外戚宦官的行動
「黨人」反對外戚宦官並沒有停留在「清議」上，而由對政治的抨擊發展到政治行動。
太學生的二次政治請願 桓帝永興元年（153年），朱穆被命為冀州刺史。穆，字公叔，順帝末，曾為大將軍梁冀典兵事，後見梁冀驕暴不悛，乃上奏勸諫，甚有威名，任冀州刺史後，拒絕州中前來拜見的權宦中常侍，貪官污吏有聞其名而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當時，正值天災，黃河泛濫為患「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後漢書·朱樂何列傳》）而宦官奢侈，放縱如故，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冀州境內安平。違法越製造璵璠、王匣（即金縷玉衣），偶人為葬具及陪葬品。朱穆聞之，下令查處。「遂發墓剖棺，陳屍出之，而收其家屬。」（同上）朱穆對趙忠的打擊，觸擾了宦官集團，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將穆撤職，輸作左校服勞役。這是宦官集團對「清流」官僚的鎮壓，此事在太學生中引起極大反響。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聯合起來，到皇宮門前請願。劉陶，字子奇，一名律，潁川潁陰人，雖為濟北貞王劉勃之後，但「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故在太學中「以雅德知名」（《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在太學生中有較高的名聲，遂能聯合數千人同時行動。這些太學生在給皇帝的上書中，為朱穆鳴不平，痛斥權宦的罪惡，慷慨激昂，是一篇有名的奏章：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奸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嗡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後漢書·朱樂何列傳》）
這篇奏章中說的「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成為歷代形容權宦專斷的名句。由於劉陶等太學生的奏書，更主要的是因數千太學生的一致行動，使得桓帝不得不改變對朱穆的處置，終於「赦之」了事。使這次政治請願活動取得勝利。
延熹五年（162年）太學生又舉行了另一次請願活動，這是因皇甫規案而引起的。皇甫規，字明威，安定朝那人，平西羌有功，沖、質帝時，在舉賢良方正的對策中，曾對外戚梁冀有所指斥，並提出「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後漢書·皇甫規張段列傳》）的警句。可見其為有遠見之士，由於皇甫對梁冀有所譏刺，使冀對規深為懷恨，「幾陷死者再三」（《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但皆未得逞。規為官始終不畏權貴，並無情地打擊依恃宦官的惡吏，豪強「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同上）從而得罪宦官集團。延熹五年，征拜議郎，因平羌亂有功當封。由於拒絕了中常侍徐璜、左悺的索賄，被徐璜等陷害無端入獄，也被論輸左校。對這一冤獄，太學生張鳳等聯絡公正的士大夫「諸公」三百餘人，至皇宮門前請願。終於使皇甫規獲得釋放。（《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太學生的聯合行動，又一次取得勝利。
打擊宦官勢力的官吏 在太學生舉行政治請願的同時，一部分清明正直的官吏，在各地、用各種方式對宦官集團及其爪牙進行了大膽地打擊。
如桓帝即位初期，就有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公開指斥當時在中常侍單超等五宦官把持下的朝廷「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這一奏疏觸犯了宦官的忌諱。結果，李雲被捕下獄，而李雲下獄後，弘農五官掾杜眾竟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大鴻臚陳蕃又上疏稱雲「忠國」，並說「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複議於世矣」（同上），直將桓帝喻為殷紂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皆上書為李雲說情。最後，李雲雖終未赦免，但由此事可看出包括李雲在內的一些官吏反對宦官的勇氣。范曄曾這樣評論此事：「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論）「露布」即不加封之奏書，其作用類似今之所謂大字報，使所書之內容為眾人周知。李雲竟敢於將宦官專權之惡跡書之於「露布」，而杜眾、陳蕃等又敢為其說情，其氣節是值得敬佩的。
更多的正直官吏在地方上，依法懲治宦官及其爪牙，從而成為給宦官集團以沉重打擊的力量之一。如北海相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早年雖為圓滑的老官僚胡廣所拔舉，但與胡廣作風迥異，為官時「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奸惡者，輒捕案之」與李膺齊名，後被人譽為「李杜」（《後漢書·黨錮列傳》）比至順帝時，被梁冀害死之名臣有李固、杜喬，以及上述的李雲、杜眾。又如劉祐任揚州刺史時，舉奏大將軍梁冀從弟梁旻犯罪，致使其伏法。任河東太守時，縣中多宦官子弟，「百姓患之」，但劉祐則不留情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聲名大震，後遷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後漢書·黨錮列傳》）其威名使權宦畏懼。[317]又如魏朗任彭城令時，大膽地舉奏宦官子弟為國相而胡作非為者。蔡衍，為冀州刺史時，斷然拒絕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請託，又將中常侍曹騰之弟曹鼎治贓治罪。羊陟為尚書令時，上書奏請罷除與宦官相姻私、公行貨賂的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等權臣。上疏雖未奏准，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師憚之」（《後漢書·黨錮列傳》）。
在這些同宦官鬥爭的官吏中，以陳蕃、范滂、成瑨以及李膺、張儉、岑晊等為最著名，而其中李膺和陳蕃則成為他們的實際領袖。李膺，潁川襄城人，出身於衣冠望族，祖父脩，在安帝時曾任太尉。父益，曾任趙國相。但李膺本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早有威廉之名。家居教授生徒時，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以其行為卑劣拒而不受，後陵果以阿附宦官，而致太尉，為節志者所羞。因此，士人常因得御於李膺為榮。為河南尹時，將與宦官勾結的宛陵大姓羊元群逮捕，欲按其臧（贓）罪。因元群向宦官行賄，反將李膺治罪而輸入左校。任司隸校尉時，竟將專橫一時的權宦張讓之弟、野王令張朔處死。此案竟連皇帝也出面說情，被李膺義正辭嚴地駁回。《後漢書·黨錮列傳》對此事經過有極生動的記載：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臧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於京師，《春秋》是焉。《禮》雲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
就連皇帝也無法為罪惡昭彰的張讓親屬講情，其他宦官更不得不暫時收斂了：「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後漢書·黨錮列傳》）正因為李膺敢於同權宦鬥爭，所以「聲名自高」，士大夫皆以能與其接交為榮「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同上），由此，可見李膺在士大夫中威望之高，也可窺知士人、知識分子與其相互標榜之勢。
汝南平輿人陳蕃與李膺齊名，李膺為青州刺史時，「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後漢書·陳王列傳》），後因拒絕大將軍梁冀請託，笞殺梁冀派來求謁之使者，而被貶官。後遷為大鴻臚，又曾因上疏救李雲，被罷官。復官後又多次上疏指斥宦官罪惡，替被宦官集團誣陷的官吏申冤，為李膺的冤獄鳴不平，從而成為同宦官集團鬥爭的「黨人」又一領袖人物。
三 「黨錮」禍起
以在朝部分官吏，在野士大夫及太學生、郡國生徒為一方，以宦官集團及其爪牙為另一方的搏鬥，在桓、靈帝及其以後的時期，愈演愈烈（部分外戚也感到宦官集團的威脅，而站到「黨人」一方），出現了你死我活的鬥爭場面。
宦官同「黨人」的生死搏鬥 以李膺、陳蕃為首領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學生郡國生徒的「黨人」集團，在桓帝延熹年間（158年至167年）已經實際形成。這個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分的政治集團，利用在朝的地位相互聲援，利用在野的形勢大造輿論，對宦官集團成為極大的鉗制力量。而宦官集團雖無多少政治遠見，亦無大造輿論之本領，卻上能左右皇帝，下能控制衙署，爪牙遍布全國，走狗充斥朝野，擁有實權，這樣，雙方的生死搏鬥就不可避免了。
延熹五年（162年）楊秉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後漢書·楊震列傳》），楊秉與司空周景聯合上書，要求將宦官的爪牙從各級官位上驅逐下去，得到桓帝的支持，「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同上）。延熹八年（165年）楊秉又參奏中常侍侯覽之弟、益州刺史侯參「累有臧罪，暴虐一州」（同上），使侯參「惶恐」而自殺。因此事而連及炙手可熱的宦官侯覽及具瑗，楊秉又進一步參奏這兩個權宦，指出「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同上）。要求削奪侯覽及具瑗權力，「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同上）。侯覽、具瑗的權勢雖被削奪，但並不能說明「黨人」的勝利。不久，河南尹李膺、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就因與宦官集團為敵，被中常侍蘇康、管霸等陷害，以「忤旨」而「為之抵罪」（《後漢書·陳王列傳》）。太尉陳蕃則極力為李膺辯護「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但仍得不到寬赦，「帝不聽」（同上）。
在各地，雙方的鬥爭也呈拉鋸狀態：南陽太守成瑨與其屬下之功曹，誅殺了一個與宦官勾結「乘執犯法」的「大猾」張氾。被宦官「怨恚」，竟奏請皇帝將成瑨「棄市」，太原太守劉，也因誅殺了一個「貪橫放恣」的小黃門趙津，被宦官奏請「棄市」。山陽太守翟超，沒收了中常侍侯覽的財產，宦官徐璜之侄徐宣為下邳令，竟因求太守李暠之女而將其女射殺而死，東海相黃浮則將徐宣一門老幼處死，並將徐宣本人棄市。但翟超、黃浮卻因此而被刑「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後漢書·陳王列傳》），太尉陳蕃起而為成瑨、劉、翟超、黃浮等請命，但「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同上）。這次鬥爭，雖因陳蕃是「名臣」而「不敢加害」，但「知名當時」的劉、成瑨等「皆死於獄中」（同上），很明顯，由於宦官的地位，形勢對「黨人」是極為不利的。
遍及全國的「黨人」之獄 握有實權的宦官終於在延熹九年（166年）開始向「黨人」兇猛地反撲了。
河內人張成，是個與宦官交結的方伎，「善說風角，推占當赦」（《後漢書·黨錮列傳》）因而故意令子殺人。當任河南尹的李膺將其逮捕後，果然遇赦，獲免。李膺「愈懷憤疾」，不顧赦令，竟將其殺死。這實際是對宦官集團的打擊。宦官集團自不肯善罷甘休，就唆使張成弟子牢脩上書，控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後漢書·黨錮列傳》）。早已被宦官集團控制的桓帝表示「震怒」，下詔逮捕「黨人」，於是一場大規模的逮捕就在全國各地展開了。
這次所要逮捕的「黨人」，「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是件大案，須經三府簽署。但太尉陳蕃拒絕平署，桓帝愈怒，遂下詔將李膺下獄拷問，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有的「黨人」聞風逃遁，朝廷懸重金購募，派出執行大逮捕任務的使者相望於道，全國一片恐怖氣氛。皇帝詔令所到之處，官吏為報命邀功，亂捕無辜，髡笞掾吏，被刑訊迫供之「黨人」，鉤連所及，有一州至百數者。鉤黨之稱至此而流行。
在大逮捕中，有許多「黨人」表現出英勇的氣概，陳寔聞被捕者日眾，自往請囚，宣稱「吾不就獄，眾無所恃。」度遼將軍皇甫規見被捕「黨人」皆天下名賢，恥自己未能被列入，而上書自稱「附黨」，要求朝廷收捕。陳蕃不斷上書極諫，終被皇帝策免而丟官。永康元年（167年）五月，陳蕃被罷官後，朝廷上再無人為「黨人」說情，太學生賈彪主動入洛陽鼓動外戚、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上疏。由於竇武、霍諝等有力之近臣請求，即將離開人世的桓帝才「意稍解」。令中常侍王甫至獄中提審范滂訊問：「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乃慨然答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後漢書·黨錮列傳》）這種精神，連王甫也為之感動「乃得並解桎梏」（同上）。後來，被審訊的李膺供辭中多連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顧忌，連忙請求「赦」黨人。於是，在永康元年桓帝下詔，大赦天下，放黨人二百餘皆歸田裡，但其名皆書於三府，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仕。從此，「黨人」雖被赦免，但朝野正直之士被廢放，邪佞之流氣焰益愈囂張。這就是有名的「黨錮之禍」。
四 延續十餘載的「黨錮之禍」
「黨人」聲望日高「黨錮之禍」後，雖邪枉日熾，宦官橫肆，但被「禁錮」的「黨人」卻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其聲望空前提高。如李膺免歸鄉里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後漢書·黨錮列傳》），范滂被釋後，離開京師南歸時「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輛）」（同上）。當權者所施的壓力愈大，「黨人」的聲望愈高，反映了社會——尤其是士人——的人心所向。
由於「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被視為「名士」的黨人，皆被稱以美名，據《後漢書·黨錮列傳》載：
（這些黨人的稱號有）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由此可見，「黨人」雖被禁錮，其聲望則隨著政治日益腐敗而日漸升高。
黨錮解除黨人復起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桓帝死於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與太后定策，迎立13歲的解瀆亭侯劉宏繼位，是為靈帝。
靈帝即位後，以竇武為大將軍輔政。竇武身為外戚，對宦官專寵極為不滿，故輔政後即起用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共參錄尚書事，組成新的中樞機構。
陳蕃復起，標誌著黨禁解除，被禁錮的黨人一一被起用：李膺、杜密、尹勛、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共參政事。一時之間，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期待徹底鋤掉宦官之害。然而，宦官的勢力絕非輕易消失，其盤根錯節於宮內外，對黨人仍有極大威脅：中常侍曹節、王甫與帝乳母趙嬈相勾結，諂事太后，成為宦官集團的核心。陳蕃、竇武十分清楚：不徹底消滅宦官勢力，其後患是無窮的。於是謀劃誅宦官以絕後患。
適值日食，陳蕃乃趁機向太后上奏，請斥罷宦官。但竇武卻要求將宦官「宜悉誅廢」。這種不實際的要求必然遭到太后的拒絕，「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後漢書·竇何列傳》）。竇武「盡廢」之議未得到太后的批准，就毅然將頗有才略，專制省內的中常侍管霸及蘇康處死。陳蕃、竇武又上疏，請將宦官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與趙嬈皆誅之。仍未得到太后同意，因而遲遲不能實現。
雙方鬥爭的形勢愈來愈緊張。建寧元年（168年）八月，陳蕃、竇武任命朱富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計劃將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盡行誅鋤。竇武擬就奏章，準備得到批准後即開始執行。
黨人失敗黨錮重來 但是，宦官集團的勢力早根植於宮廷內外，陳蕃、竇武等人盡誅宦官的計劃尚未實行，就已被對方察覺。建寧元年（168年）九月，典中書者先將竇武之奏章送呈宦者、長樂五官史朱瑀。瑀見奏書大驚，連夜召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為盟，決心向黨人反撲。
在極短的時間內，宦官集團的反撲準備已經就緒。於是宦官王甫擁白痴皇帝至德陽殿前，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拜王甫為黃門令。先殺死竇武所安插的宦官山冰等，又從獄中放出鄭颯，使其持節收捕竇武。竇武率兵與宦官戰於朱雀掖門。陳蕃當時年已七十餘，聞訊後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劍突入承天門，路遇王甫被俘，當日遇害身亡，竇武軍與王甫軍激戰，自旦至食時，終因寡不敵眾，兵敗自殺。
竇武、陳蕃等戰敗後，跟著而來的是宦官集團對黨人的大屠殺。建寧二年（169年）十月，宦官侯覽使人誣告張儉結黨謀反，曹節又趁機奏捕「黨人」，於是，李膺、杜密、虞放、朱㝢、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百餘人，俱被誣殺，妻子皆徙邊；其他因牽連至於被流放、禁錮、處死者不下六七百人。
在這次事件中，「黨人」再次表現出無畏的精神。如李膺被捕前，鄉人曾勸其「可去矣」。但他大義凜然地回答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後漢書·黨錮列傳》）而從容就義。范滂聞捕詔至，自動投獄，縣令郭揖出解印綬，欲與其俱逃亡。滂拒絕潛逃曰：「滂死則禍塞，何放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同上），慷慨就義。終年僅33歲。其他「黨人」也多如此，顯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氣節。而當時，絕大多數人都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團迫害的「黨人」，不少「黨人」在群眾的掩護下得以逃亡。許多人對「黨人」「破家相容」「望門投止」。說明了士大夫、知識分子反對權宦的鬥爭在客觀上是同人民群眾利益相一致的。儘管如此，正義往往是敵不住強權的。此次「黨錮」之後，正直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命運更加一落千丈，陷入悲慘的深淵。
備受摧殘的「黨人」命運 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悲劇並未因黨錮之禍重來而到盡頭。在權宦淫威之下，他們備受摧殘，命運多艱，沉重的政治壓迫，把他們推上愈來愈悲慘的絕境。建寧二年（169年）十一月，曹節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四年（171年）春，大赦天下，唯不赦黨人。熹平元年（172年）五月，竇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門書寫反對宦官的文字曰「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通鑑記事本末·宦官亡漢》），宦官集團又一次大捕「黨人」，凡與宦官有隙之士人、太學生皆被捕，株連者至千餘人，如司隸校尉王㝢依倚宦官，曾求薦於太常張奐，被奐拒絕，此時也藉機誣奐為「黨人」，處以禁錮。
熹平五年（176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申冤，「言甚方切」，觸犯宦官諱忌，將曹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後漢書·黨錮列傳》）。這次「黨錮」較上一次更殘酷，當時有氣節的知識分子被摧殘殆盡，能存留下的除逃匿山林者外，只有寡顏鮮恥、卑事宦官、阿諛諂媚之徒。中國文化也為之凋零。
士大夫、太學生、郡國生徒等知識分子對宦官暴政的抗爭徹底失敗了，東漢政治益發腐敗，「黨錮之禍」一直延續了十多年，隨之而來的就是黃巾大起義，在強大的人民群眾革命的潮流面前，統治階級中的當權派才想到解除黨禁以抗拒人民的打擊。但中平元年（184年）漢靈帝宣布解除「黨錮」之時，對於挽救東漢的滅亡，已經無濟於事了。
第三節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激化
東漢王朝末期的腐朽統治，促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迅速激化，從而動搖了封建政權的統治基礎，最終導致東漢政權的覆亡。
一 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
封建時代國內各民族的矛盾，猶如政治的晴雨表。當政治清明、統治穩定時，漢族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少數民族關係就較為正常，和平則占主導；若政治腐敗，統治昏暗，被統治的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統治者的矛盾就尖銳起來。東漢末期的民族關係正是後面的一種情形。
羌族人民的反抗鬥爭 羌，這支古老而又勇敢的民族，對於東漢王朝的統治，始終表現出不馴服的姿態。隨著桓、靈時統治的一天天腐朽、黑暗，羌族人民與東漢王朝的統治階級矛盾逐漸發展為愈來愈頻繁的戰爭。
史書所載，東漢末年連綿不斷的「羌叛」，根本原因是東漢政府實行民族壓迫的政策和個別官吏暴虐統治所造成的。順帝時，大將軍梁商曾對并州刺史來機等三人說：「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敵，忍其小過。」（《後漢書·西羌傳》）從他所說的「無常法」「臨事制宜」中可看出，統治者對少數民族沒有一套較穩定的政策，多是隨著形勢而變化。這樣，執行什麼樣的民族政策，就與具體執行統治任務的官吏個人作風有極大的關係，而據史載：來機等恰恰是「天性虐刻」的殘暴之徒，對梁商「防其大故，忍其小過」的告誡「不能從」，所以「到州之日，多所擾發」（《後漢書·西羌傳》）。像來機這樣的殘暴官吏，在西漢末期「黨錮之禍」以後比比皆是，因而，對羌人「多所擾發」的暴虐政策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了。
東漢統治者對羌人的暴虐政策，招致了羌人極大的仇恨，反叛東漢政府的鬥爭連綿不斷、此伏彼起。到桓帝以前，羌人大規模起義就有三次[318]。東漢政府為鎮壓羌人反抗在「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後漢書·西羌傳》）。由於鎮壓羌人的戰爭，從而加深了士卒與將領，漢族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矛盾。
此後，羌人的反抗日甚一日。桓帝永壽元年（155年）第五訪為護羌校尉，採取了較為緩和的民族政策「甚有威惠」使「西垂無事」（《後漢書·西羌傳》）。但到延熹二年（159年）第五訪死後，暫時緩和的矛盾復又激化起來，當年就有燒當羌攻隴右，延熹四年（161年）零吾、先零羌與上郡沈氐、牢姐諸種聯合進攻并州、涼州及三輔地區，「覆沒營塢，寇患轉盛」（同上）。次年，沈氐諸種又進攻張掖，烏吾種進攻漢陽，滇那羌五六千人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同上）。這些羌人的進攻，雖先後被段潁、皇甫規、孫羌等率兵鎮壓下去，但羌人反抗的烈火愈燒愈旺，直到東漢滅亡，終未熄滅。永康元年（167年），東羌岸尾等進攻三輔，當煎羌攻武威。中平元年（184年）當黃巾起義後，羌人爆發了東漢最後的一次大起義。這次起義從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在金城、隴西、漢陰三郡相繼展開，參加部族以金城的「義從羌」和隴西的先零羌為主，後又加入了湟中的「義從胡」。一部分漢人及漢族的官吏也參加了起義，使起義更具有階級鬥爭的色彩。先頭部隊曾達到三輔的西部，成為東漢末年全國人民大起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其他少數民族的起義 除西羌以外，其他少數民族也在東漢末年紛紛起義。《後漢書·皇后紀》載：「時（順帝末），楊、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可見，在東漢統治中心的東、南、西、北都響起了鬥爭的號角，出現了報警的烽煙。
如桓帝永壽三年（157年）居風縣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率蠻夷人起義，聚眾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占領日南，「眾轉強盛」有武裝二萬餘人，起義軍堅持到延熹三年（160年）才被交趾刺史夏方招降。靈帝光和元年（178年），交趾、合浦烏滸蠻起義，聯合九真、日南共數萬人「攻沒郡縣」，至四年（181年）才被刺史朱儁鎮壓下去。靈帝建寧二年（169年）江夏蠻又叛，此後屢平屢叛，眾至「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像這類起義不勝枚舉。
蠻夷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起義原因，同羌人一樣，也多系由東漢政府的統治政策和個別官吏的殘暴剝削所致。正如靈帝時漢中上計程包所說的那樣：
（板楯蠻）其人勇猛，善於兵戰。……忠功如此，本無噁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州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這是極為淺顯的也是極為正確的道理，可惜的是一個腐敗了的政權若連「選明能牧守」的能力都沒有了的話，那麼，它也無法改變目前嚴酷的現實。等待著它的，只有一條路——滅亡。
二 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漢族人民
少數民族已被逼得鋌而走險，漢族人民更是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法再繼續照原來的方式生活下去了。
驚人的貧富對比 東漢末年，在宦官集團的腐朽統治之下，地主階級無止境地壓榨人民，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腐敗官僚、宦官、地主惡霸相互勾結，敲骨吸髓地剝削農民及其他廣大勞動人民，從而使社會極少數人成為巨富，大多數人則貧苦窮困，無以為生。這種貧、富懸殊的對照，到桓帝、靈帝以後，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如前所述，東漢末有些地主家資至「三億七千萬」（《三輔決錄》卷2），有的家中養「食客常三四百人」（《後漢書·逸民列傳》）。尤其是那些盤踞於封建政權各要津的達官、顯宦和居於專制權力頂端的皇帝，利用手中的權勢而聚斂的財物更為驚人。靈帝時楊黨，僅為一小小的長安縣令，因其父為中常侍，就敢「恃勢貪放」，被查出後竟「按得其臧千餘萬」（《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又如宦官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後漢書·楊震列傳》）。「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列傳》）。「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華陽國志》卷3《蜀志》），當個地方官竟能「富及十世」，其搜刮之多是不難想見的。靈帝時公開賣官，不少人以重金取得官位，如「太尉段潁、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三國志》卷6《董卓傳》注引《傅子》），「（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後漢書·宦者列傳》）。以「千萬」甚至「億萬」錢買官，沒有巨額的財富是不可能的，至於這些官僚、權貴、富商大賈豪奢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廣占土地「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等自不在話下。
但正如王充所指出的「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論衡·偶會篇》）。地主、官僚、富商的財物無非榨自廣大勞動人民，富者愈富則貧者愈窮，這是自古以來的規律。崔寔在《政論》中說得很深刻「故富者席余而日織，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全後漢文》卷46）。在殘酷的剝削和天災之下，人民早已食不果腹，而統治階級仍在橫徵暴斂，淫慾無度。桓帝時，荀爽曾上疏痛切地指出：「臣竊聞後宮彩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後漢書·荀韓鐘陳列傳》）陳蕃在上桓帝疏中也指出：「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彩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後漢書·陳王列傳》）。
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地剝削，使人民貧困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桓帝時，劉陶上疏中疾呼：「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後漢書·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在這種極端困苦的生活中掙扎的，並非少數人。如桓帝永興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後漢書·桓帝紀》）。「（桓帝）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後漢書·張法騰馮度楊列傳》）。在這種困境下的人民，凍餓而死已是常見的事，《後漢書·桓帝紀》載，「建和元年（147年）二月，荊、揚二州人多餓死」。延熹九年（166年）「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北方地區有的人民嚴冬無衣，臥草中取暖：「（桓帝時）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政論》）這哪裡是「俗不知織績」，分明是窮困所致。以五原嚴冬之酷寒，那些「衣草」的貧民不凍死而何待！在飢餓的驅迫下，人吃人的野蠻場面，不斷地在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大地上重演，《後漢書·桓帝紀》載：元嘉元年（151年）夏四月「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永壽元年（155年）「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靈帝時，蓋勛「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就連夫妻也有相食、產子也有殺掉的：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後漢書·靈帝紀》）。「鄭產為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則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令勿得殺子，口錢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零陵先賢傳》）。造成這種慘狀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那些腐朽的統治者。
暗無天日的社會 人民的貧困，根本來自封建政權的暴政。而東漢末年的暴政給人民帶來的不只是貧困，還有更多的凌辱、欺壓、折磨以至殺戮。這一切使生活於暗無天日的東漢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即使不被餓死，也無法生存下去。
《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載：「（桓帝）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在沉重的政治壓力之下，人民只有順從，俯首帖耳地任人宰割。貴戚、豪富以及貪官、污吏欺侮人民的手段不可枚舉，如「自封君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入於死亡，群盜攻剽、劫人無異」（《潛夫論·斷訟》）。這些惡霸如狼似虎，有的「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後漢書·宦者列傳》），有的「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後漢書·朱樂何列傳》）。地方官吏更是為虎作倀，「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恤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潛夫論·三式》）。戰爭和繁重的賦稅，加重了人民的苦難，「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民轉死於溝壑矣」（仲長統《昌言·損益篇》）。總之，廣大人民群眾在橫徵暴斂、巧取豪奪之下，即使不被餓死，也無法生存下去了。
統治者的壓榨、搶掠，導致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社會生產的嚴重破壞。愈來愈多的農民無法繼續在本鄉本土生活下去，社會上出現大批的「流民」。那些脫離土地的「流民」造成對東漢統治者的極大威脅，以至封建政府不得不屢次下令解決「流民」問題。[319]由於連年對少數民族的戰爭及貴族地主的無度揮霍，社會財富喪失殆盡，連再生產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小，東漢末年社會出現一片凋零的殘破景象：「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列傳》）。由於戰爭和災荒，田中缺乏男勞動力，只有一些婦女在收穫幾顆可憐的糧食，桓帝時因有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後漢書·五行志》）大批的壯丁被餓死、戰死，社會最寶貴的財富——勞動力被無端消耗，生產停滯，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統治下，社會走到了絕境，不僅勞動人民無法活下去，知識分子和士大夫也毫無出路，整個國家在一群惡魔、淫棍、劊子手、白痴和人類的渣滓統治下，陷入無可緩解的危機。
本章小結
東漢王朝的腐敗統治，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對：士大夫、知識分子和下層——主要是農民群眾。前者雖然有製造輿論、品評臧否的能力，但實際卻脆弱得不堪一擊。「黨錮之禍」是歷史上對知識分子正直、氣節和豪爽精神的一次致命的打擊。從此，古代的那種撫屍吊友，慷慨悲歌的俠義之風，距知識分子愈來愈遠了，善於見風轉舵之徒，高唱頌歌，不願同流合污之士，寄情山林。「黨錮」之所以可悲，不僅在於一些敢於同當權的腐朽勢力鬥爭的知識分子被殺，而且在於知識分子中的這種精神被扼。善於思索的知識分子被暴力鎮懾得不敢開口，統治者的目的已經達到，「黨禁」自然解除。改變東漢王朝的腐敗統治靠這些人顯然無望。但農民和其他下層群眾卻以有力的行動，解決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