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第八章 武帝時期的民族關係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漢武帝統治時期的民族關係也出現了新的形勢，西漢王朝同匈奴族、同西域各族以及同南方、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都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第一節 漢王朝同匈奴關係的根本改變
西漢王朝建立以來，始終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脅和侵擾。由於西漢初年經濟、軍事實力有限，中央朝廷的主要力量用來與諸侯王地方勢力作鬥爭，在「無為而治」的思想指導下，自高后、惠帝以下的各代皇帝，基本都採取對匈奴的妥協政策，用和親、開放關市和兩族首領結盟的方式，換取邊境的安寧。這種政策雖然換取到暫時的和平，在雙方經濟、文化交流方面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匈奴奴隸主貴族的掠奪野心並未因此而被遏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助長了匈奴奴隸主貴族更大的貪慾。漢初的和親與開關市都是在漢、匈奴之間不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因為西漢王朝無力抵禦匈奴入侵，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這種做法不僅使漢王朝統治者處於屈辱地位，也損害了漢族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更無補於漢匈兩族人民的友好。從長遠的眼光看，這樣的關係是不利於各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發展的。然而，在漢武帝即位前的幾十年，西漢統治者迫於形勢只能採取這種有損尊嚴的、屈辱的和親政策。到漢武帝統治時代，這種不平等關係才得到根本的改變。
一 漢王朝反擊匈奴的準備階段（前140年至前134年）
漢武帝即位之後，由建元元年（前140年）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六七年中西漢王朝與匈奴維持著「和平」的關係。這期間，西漢王朝一方面調整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項制度和統治階級內部關係，加強中央集權，同時又積極進行反擊匈奴的準備活動。
匈奴對西漢王朝的威脅 當漢武帝劉徹登上皇位的時候，雄踞於北方的匈奴族正是軍臣單于統治時代（前161年至前126年）。早在軍臣單于的祖父冒頓單于和父親老上單于統治時代（前209年至前161年），匈奴奴隸制國家就已達到「極盛時期」（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年出版，第23頁）。在奴隸主貴族統治下的匈奴族富有極大的侵略性，他們不斷向中原侵擾，同時還向北、向西擴展勢力，將當地的民族征服或趕走，成為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兇悍敵人。如匈奴人將原居於甘肅河西走廊的月氏國及烏孫國先後趕到伊犁河畔及康居以南的媯水（阿姆河）北岸。又征服樓蘭（新疆羅布泊以南），呼揭（北魏時稱護骨，隋唐時的回紇）等西域二十幾國，成為這一地區最大的征服者，並向統治下的諸族徵收重稅。據估計：在軍臣單于前，匈奴所掠的漢人至少有十萬多口，所掠的西域各族人，丁零人和西羌人約二十五萬口，掠走烏桓、鮮卑、樓煩、白羊等族人亦不下二十萬口，總共約五十五萬人。這些被掠去的人口均被作為奴隸，供匈奴人驅使，而當時匈奴人口總數也不過一百五十萬（見呂思勉《燕石札記·匈奴人口》），其中「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史記·匈奴列傳》），所掠的奴隸竟近本族騎士的一倍。這正反映了匈奴奴隸制國家的特點和本質：它既壓榨本族人民，也對鄰族進行掠奪和侵略，對被征服地區的人民實行殘酷的鎮壓。軍臣單于統治匈奴族的時候，在他即位之初仍是匈奴奴隸制國家的「盛世」，匈奴奴隸主貴族正虎視眈眈地覬覦著日益繁榮的西漢王朝。雖然在漢景帝時期匈奴只「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漢武帝即位的最初幾年「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史記·匈奴列傳》），但這種「和平」、「親善」的現象僅僅是表面的，在這一層煙幕後面潛伏著時刻爆發戰爭的危險。
這是因為匈奴奴隸制本身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停止掠奪。正如恩格斯轉述塔西佗所說的：「只有通過不斷的戰爭和搶劫，才能把他們糾合在一起。掠奪成了目的，如果扈從隊首領在附近地區無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隊伍帶到發生了戰爭、可以指望獲得戰利品的別的民族那裡去……。」（《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41頁）。匈奴正是這樣，「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漢書·匈奴傳》）。武帝即位之初的暫時和平，不是沒有代價的，而是以「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書·匈奴傳》）換來的。因此，一旦漢王朝要改變或終止這種屈辱的、不平等的關係，匈奴就會大舉進攻。
其次，在西漢王朝方面，長期的對匈奴「饒給之」，無疑也是一項沉重的負擔，每年向匈奴單于納貢進妃，對西漢統治階級來說，也決非是光彩、體面的事。所以，儘管高后、惠帝以來歷代皇帝對匈奴都隱忍、退讓，但沒有不把匈奴視為世仇的。從太初四年（前101年）漢武帝伐匈奴的詔書中就可以看出漢代統治者胸中鬱積著多麼強烈的仇恨：「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漢書·匈奴傳》）這封太初四年下的詔書，對高祖、呂后時代遭到匈奴的困辱還耿耿於懷，更何況在此之前的年代了。因此，武帝初年同匈奴維持著「和親」的關係不過是表面的，暫時的。戰爭在等待著爆發的時機，漢王朝在武帝的統治下正為迎接這一時機的到來而積極地作著準備。
漢王朝備戰的措施 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來向漢請和親。如前所述：這時的所謂「請和親」實際是勒索財物和女子。因此，漢朝大臣中有許多人對此表示反對。「數為邊吏，習知胡事」的大行王恢就提出：「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史記·韓長孺列傳》）但大多數朝臣仍不同意與匈奴開戰，這主要是漢王朝方面對戰爭的準備尚未就緒。漢武帝也不主張與匈奴立刻決裂，決定答應匈奴「請和親」的要求，滿足了他們的願望。
漢武帝一方面允許與匈奴和親，同時又為同匈奴交戰作準備，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他就派張騫出使月氏[150]，目的是聯合月氏圍困匈奴，以斷匈奴右臂。這是一項有遠見的戰略措施。關於張騫出使的情況將在下節詳述，僅從漢武帝即位後第三年就派張騫去聯絡月氏這件事就可看出：漢王朝統治者一直沒有放鬆反擊匈奴的準備。為準備反擊匈奴，漢武帝即位後就鼓勵、尊寵主戰、習武的臣下，史載「上（指漢武帝）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韓）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史記·佞幸列傳》）。雖然韓嫣並非真正的武臣勇士，他是為了取寵於皇帝才「習胡兵」的，但從武帝對他讚賞的態度「益尊貴」，可以想見武帝備戰的迫切心情。還有一件事也值得注意：《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載：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剛剛即位以後，就派六十歲的博士公孫弘出使匈奴，顯然這也是為了偵察敵情，了解匈奴的情況，是有計劃地進行反擊匈奴的備戰活動。漢武帝還把長期與匈奴作戰的、威名遠震「天下亡雙」的將軍李廣調任為未央衛尉，把名將程不識調為長樂衛尉。這樣安排目的是加強首都和宮廷的保衛，一旦需要則可直接派遣他們率兵出征。果然，當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答應匈奴的「和親」請求之後，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就任命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駐守雲中（內蒙古托克托東北），任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駐守雁門（治善無，今山西右玉南）。在這一時刻將他們調往前線邊郡，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種種跡象表明：在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前，西漢王朝雖同匈奴維持著「和親」關係，但匈奴的威脅並未消失。以漢武帝為首的西漢統治階級也十分清楚地了解這一現實，所以從漢武帝即位以後，就在悄悄地進行著全面反擊匈奴的準備。
二 拉開全面反擊匈奴的序幕（前133年至前127年）
從元光二年（前133年）開始，漢武帝下詔開始反擊匈奴，邊境上響起的戰鼓打破了掩蓋著殺機的沉寂，從而拉開了漢、匈此後數十年長期戰爭的序幕。
馬邑之謀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門馬邑人（山西朔州）聶壹通過大行王恢向漢武帝獻策：匈奴與漢和親已久，可趁目前其麻痹無備之機，將馬邑做為誘餌，佯贈給匈奴，待其主力來後，漢軍則出兵圍攻，必能獲勝。對這一建議，西漢朝廷中有兩派意見：王恢認為可行，御史大夫韓安國等認為不可取。最後，武帝決定採用聶壹此計，王恢的主張取得皇帝的支持。
當年六月，漢武帝派韓安國為護軍將軍，李廣為驍騎將軍，王恢為將屯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埋伏在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令聶壹逃入匈奴向單于佯稱：我可將馬邑令、丞殺死，以城降匈奴。然後又回至城中將死罪囚徒斬首，懸其頭於城下，偽稱「馬邑長吏已死」令匈奴派兵速來。匈奴信以為真，單于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今朔州境內，漢屬雁門郡）。還未至馬邑就見牛羊牲畜布滿原野，而無人放牧。這原是漢軍為誘敵而設，誰知做得太露骨，引起匈奴懷疑。於是攻城外之亭捉得雁門尉史，怕死的尉史將漢方的計謀向單于招出。單于大驚，急率兵還，慶幸未中計，特封尉史為天王。漢朝的三十萬大軍空埋伏了一陣，無功而還。武帝一怒之下欲殺王恢，王恢替自己辯解，甚至向丞相田蚡行賄求免一死，終不得武帝寬恕，最後被迫自殺。[151]馬邑之謀雖然失敗，此後雙方仍然「關市不絕」（《漢書·匈奴傳》）。但是，從此以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同上）。漢朝也加緊籌劃公開與匈奴交戰。結束了「和親」的「和平」時期。（以上見《漢書·武帝紀》《漢書·匈奴傳》《漢書·竇田灌韓傳》）
衛青首建戰功 自與匈奴關係公開破裂以後，漢王朝計劃第一步先向河套地區的匈奴進攻。因為這裡是距漢最近的所謂「河南」地，秦曾在這裡趕走匈奴開闢「新秦」墾區，是為匈奴入侵中原的前沿陣地。為此，元光六年（前129年）春，武帝派公孫賀、公孫敖、李廣等各率萬騎出擊。與這些老將同時率兵擊匈奴的還有年輕的車騎將軍衛青。衛青字仲卿，父鄭季是給事侯家的小吏，母為武帝姊信陽長公主家之女婢衛媼。衛青出身貧賤，曾牧過羊，因是其母之私生子，而受到歧視，「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後因其姊衛子夫在平陽公主家得幸於武帝，被選入宮中，衛青才得入建章宮，為侍中，子夫為武帝夫人後，衛青擢為太中大夫，成為貴戚。[152]元光六年的這次軍事行動，是衛青初次率兵與匈奴作戰，但就在這初試鋒芒中，衛青就脫穎而出，表現了軍事將領的指揮才能。在同時出擊的幾路大軍中：公孫賀出雲中，無所獲；公孫敖出代郡，被匈奴打敗，損失達七千人；名將李廣出雁門敗得更慘，自己被匈奴生俘，後憑機智、勇敢奪得一匹快馬才隻身逃回。[153]只有青年將領衛青一路首建戰功，他率兵出上谷，直到龍城，斬虜敵人七百名，被賜爵為關內侯。這次戰役是漢代名將衛青同匈奴戰鬥的一生中第一次勝利，也是漢武帝決定反擊匈奴侵掠的第一次告捷。這只是一次小勝，更大的戰役緊接著就要開始了。
「河南」的收復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繼續向上谷、漁陽（今河北懷來與北京密雲附近）一帶進擾。次年，又向遼西（今河北盧龍至山海關一帶）進攻，殺死遼西太守。又由遼西打到漁陽，把駐守在漁陽的大將韓安國打得大敗，千餘騎幾乎全軍覆沒。匈奴兵又由漁陽進入雁門，殺三千餘人，漢王朝的首都長安直接受到威脅。
這時，衛青又奉武帝命率三萬騎出雁門迎擊匈奴，同時率兵迎敵的還有李息出代郡，取得勝利，暫時控制了匈奴的攻勢。
第二年，即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又到上谷、漁陽一帶侵擾，殺略吏民千餘人。衛青這次率兵由雲中郡出擊，沿黃河北岸西進，至高闕，又沿黃河南下，擊敗匈奴白羊王和樓煩王的軍隊，收復了河套地區的「河南地」。後來，漢朝在這裡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在原九原郡，今內蒙古達拉特旗、准格爾旗一帶），招募內地十萬口遷居朔方，又修繕了秦代的長城及沿河要塞，鞏固了這一塊前沿陣地。河南地是在秦末被匈奴占領的，經過八十餘年，至此，終於收回。
河南地距漢朝首都長安不過千數百里，匈奴騎兵一二日即可到達，漢朝統治者常以此為憂。收復河南地開始改變了西漢王朝同匈奴戰爭中的不利形勢，為長驅深入反擊匈奴準備了條件。此後，就進入向匈奴大舉進攻的交戰階段。
三 漢王朝向匈奴全線出擊（前126年至前117年）
漢匈間展開拉鋸戰 從元朔三年到元狩元年（前122年）漢同匈奴的戰爭在邊界上全線展開，雙方互有勝負，出現了拉鋸戰的形勢。
元朔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伊稚斜與軍臣單于之子於單爭權，結果伊稚斜取勝，自立為單于。於單戰敗後，投降漢王朝，被封為陟安侯。匈奴內部的政變並未影響他們對漢王朝的侵擾。陟安侯於單降漢後數月即死去。伊稚斜單于在元朔三年夏率萬騎侵入代郡，殺死太守共友，掠去千餘人。當年秋，又入雁門殺掠千餘人而去。次年，匈奴又從代郡、定襄、上郡入寇，略殺數千人。同時，匈奴右賢王也不甘心喪失河南地，又一次次地向河南地進攻，還侵擾朔方，殺略甚眾。
此時，西漢王朝已有足夠的實力進行還擊。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派衛青率十萬騎兵由朔方出高闕山口向北進攻，又派李息、張次公出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出兵牽制匈奴主力。衛青所率之十萬鐵騎飛速出塞長驅七百里，突然出現在匈奴右賢王駐地附近。右賢王根本沒有料到漢軍能如此迅速殺來，尚在酣醉中，就被漢軍包圍，全軍潰敗。匈奴男女一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都成了漢軍的俘虜，只有幾百人隨同右賢王及其愛妾倉惶逃走。漢王朝取得一次對匈奴反擊的勝利。
不久，逃走的匈奴右賢王又收攏萬騎再次襲擊代郡，殺死郡守朱央，掠走千餘人。事實證明：上次對匈奴的反擊並未能制止匈奴的入侵，若不對其進行更有力的打擊，邊境將永無寧日。
元朔六年（前123年）漢武帝又一次部署反擊：派衛青率十餘萬騎兵由定襄（呼和浩特）向匈奴進攻，一直向北推進數百里。這一戰役中，有位年輕的將領像顆新星耀然升起，他就是18歲的霍去病。[154]這位青年將領初試鋒芒，就表現出驚人的勇敢和出眾的統帥才能。他只率八百輕騎就深入敵陣，竟獲大勝，俘虜單于祖父、叔父及許多重要首領。凱旋後，霍去病得到朝廷嘉獎：因功冠全軍，故被封為「冠軍侯」。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此次戰役是他隨從舅父第一次出征，初露頭角，在以後的年代，衛青、霍去病多次協同作戰，屢建奇功，皆成為伐匈奴的名將。但是元朔六年的這次戰役，衛青的另外兩個部下——蘇建和趙信所率的漢軍卻遭到慘敗，蘇建突圍逃回，趙信則向匈奴投降。
趙信原來就是匈奴的小王，後來投向漢王朝，被封為翕侯，這一次率兵被匈奴包圍又投降匈奴，單于得到趙信後喜出望外，立即封他為自次王，地位僅次於單于，又以單于姐妻之。趙信為單于出謀劃策：將匈奴根據地遷到漠北，以避開漢軍鋒銳，待誘漢軍深入後，再聚而殲之。單于採納趙信之策，將王庭暫時移到漠北，不與漢軍正面接戰。次年（前122年）匈奴又入上谷騷擾，但漢之正北已很少大戰，從此漢、匈戰爭重點移至西北，在河西走廊展開激烈的爭奪戰。
河西走廊的爭奪戰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青年將領霍去病奉命出兵隴西，過焉耆山（亦名焉支山，刪丹山。在今甘肅山丹境）。漢軍一路取勝，在皋蘭山（今蘭州黃河西）與匈奴血戰，深入焉耆山千餘里，殺匈奴二王，俘虜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等大小首領，獲虜首八千九百餘級，還繳獲了休屠王祭天的兩個金人。[155]
霍去病墓及墓前石刻（在陝西興平）
同年夏，霍去病又和公孫敖各率萬騎出北地，對匈奴進行包剿，目的在於給匈奴右部諸王以打擊。為分散敵人兵力，武帝又命李廣和張騫自右北平出塞，進擊匈奴左賢王。霍去病所率漢軍迅速越過居延海，在今張掖一帶同匈奴展開激戰，結果匈奴大敗，單桓王和酋塗王及相國、都尉等七十餘人被俘，士卒降者二千五百，戰死者達三萬之眾。不過，出擊左賢王的李广部卻遭到匈奴的包圍，此時李廣所率只有四千騎，張騫所率之萬騎尚未趕到，而匈奴左賢王則以四萬騎將李廣所部圍住，形勢異常危急，只是由於李廣鎮定勇敢和士兵平時對他的畏服，才避免全軍覆沒的結果。[156]
甘肅武威出土的漢簡（《王杖詔令書》）
儘管如此，這一年在前線的戰鬥對匈奴打擊是沉重的，是年秋，匈奴單于因西部首領昆邪王和休屠王屢遭失敗，欲召去嚴懲。休屠王、昆邪王遂商議向漢王朝投降，並得到霍去病的應允，但休屠王突然反悔，於是昆邪王殺休屠王，率所部數萬人降漢。[157]昆邪王降漢後，被送往長安：「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對於匈奴士卒，漢王朝也予以妥善安置「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元狩二年的這次勝利具有很大意義，由於休屠王身死及渾邪王降漢，整個河西走廊全部控制在漢王朝勢力範圍之內「金城，河西並南山（今祁連山）至鹽澤（今羅布泊）空無匈奴」（《漢書·張騫傳》）。漢王朝的西方邊郡得到安寧，人民也得到喘息機會。當年武帝就下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徭役」（《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這對於恢復和發展生產無疑是有利的。此外，這裡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掃清了匈奴勢力之後，就為「通西域」，將西域諸國同內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創造了重要條件。也割斷了匈奴同西羌（在今青海境內）的聯繫，嚴重地削弱了匈奴勢力。後來，漢政府又在此建郡、移民、進行屯墾，對開發邊郡經濟、發展生產都是有很大好處的。
在這次戰役中，霍去病榮立首功，得到漢武帝嘉獎，「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其他有功的將領也都得到不等的賞賜。張騫則因延誤軍機受到懲處：「後期，當死，贖為庶人。」李廣也因功、過相當「亡賞」（《漢書·李廣蘇建傳》）。
但是，匈奴的勢力並未遭到徹底摧毀，更大的戰役還在後面。
「幕南無王庭」——匈奴遠遁 元狩三年（前120年）又有匈奴從右北平、定襄侵入，掠去千餘人。作為草原民族，匈奴人為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向南境農業地區索取其需要的物資、財富和奴隸，乃是勢所必然的。但以農業為基礎的西漢王朝，則需要穩定、和平的環境，才能保障生產的正常進行。所以，漢、匈之間一場決戰是無法避免的。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派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十萬騎兵擊匈奴，加上步兵及輜重運輸的部隊共數十萬人。因匈奴根據地已遷至漠北，所以此次出擊也決定深入漠北。衛青、霍去病率軍分別出定襄、代郡長驅進擊。衛青一路穿過戈壁在沙漠中行進千餘里，才與匈奴單于伊稚斜所率主力相遇，一場鏖戰就在茫茫大漠中展開，在暮色蒼茫中「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書·衛青霍去病傳》）。衛青以武剛車（兵車的一種）自環為營，以五千兵同匈奴萬騎對陣，而以重兵埋伏於兩翼。大戰一日，漢兵兩翼伏兵將匈奴團團圍住。漢兵愈戰愈勇，「士馬尚強」（同上）。匈奴力不能支，「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漢書·匈奴傳》），遂與數百名親信衛士向西北突圍而逃。衛青率兵追之二百餘里，邊追邊戰，俘虜、斬首匈奴達一萬九千餘。至顏山趙信城（今鄂爾渾河以南，系趙信所建）終未追到單于，而得到匈奴貯存在這裡的糧食。漢軍在這裡留一日，食其積粟後，「悉燒其城余粟以歸」（《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這次對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以至匈奴部眾都以為單于伊稚斜已經被殺，其右谷蠡王竟自立為單于。後來，伊稚斜逃回後，才復其故位。
另一路由霍去病率的軍隊也取得很大勝利。大軍出代二千餘里，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今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旗北）大敗匈奴左賢王，俘七萬餘人。霍去病親自到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封禪，祭告天地表示將此地收歸漢朝，然後班師回朝。
這次大戰雙方損失都不小，匈奴軍隊損失達八九萬；漢朝損傷軍隊也達一萬餘，馬匹十餘萬。而由衛青指揮的前將軍李廣，因所率部隊迷路，未能參與戰鬥，得罪被迫自殺。[158]
然而，此次戰役是漢武帝時期——也是西漢時期對匈奴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從此以後匈奴再不敢貿然進犯，向北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
百餘年的匈奴為患，至此基本得到解決。
四 雙方暫時休戰（前116年至前101年）
沉寂的前線 自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漢與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規模戰爭，出現了暫時的平靜。當然，所謂「沉寂」並非沒有一點戰鬥，只是形勢稍有緩和而已。
這是因為雙方都需要休戰。
匈奴自遭到幾次打擊，特別經過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河西、漠北兩次戰役以後，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秦以來同中原王朝的力量對比，其勢力範圍也不得不大幅度地向西、向北轉移。據《漢書·匈奴傳》記載：西漢初，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這裡說左賢王轄地東界是貉、朝鮮，西界是「直上谷」即今張家口市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而經過河西、漠北戰役「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自是後（元封六年），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此時其勢力範圍已西移至「雲中」即今呼和浩特市至包頭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區。而匈奴的王庭更在遙遠的北方，可見，匈奴已喪失大片地區，軍事實力遭到嚴重損失。他們暫時已無力單獨進攻漢朝邊境，只能一面恢復喘息；一面繼續壓迫、聯絡其統治下的西域各屬國，以便共同進擾漢王朝，所以，匈奴需要暫時的休戰。
在漢王朝這一面，也同樣需要休戰。首先，因在幾次戰役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國庫空虛，「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漢書·食貨志》），不得不暫時收縮陣線。而由於匈奴勢力向西轉移，漢王朝的軍事戰略部署也不能不隨之將重心西移，而西線的戰略布置重要的內容即聯絡西域諸國，但聯絡西域諸國的前提必須開發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漢書·西域傳》）為「斷匈奴右臂」，必須做大量的準備工作，此刻漢王朝政府還要應付其他方面的戰事「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這樣，漢朝也需要把同匈奴的正面戰爭暫時停止下來。
當然，這並不是說雙方完全停止了衝突，事實上，邊境上的零星戰鬥仍在不斷。漢王朝還準備著繼續向匈奴進攻。
在這段戰爭低沉時期，兩位抗擊匈奴的名將霍去病和衛青先後於元狩六年（前117年）和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史載：「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漢書·匈奴傳》），看來對伐匈奴也有影響。
開發河西的措施 為鞏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衛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斷匈奴右臂」，漢王朝在此期間大力開發河西。其具體措施有以下幾項：
置郡。收復河西後，漢王朝先後在這裡置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159]置郡後，河西地區同內地一樣，在統一的郡縣制行政系統下正式納入漢王朝統治版圖，這就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的統治，從而促進了各族勞動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對生產進步，文化發展和增進各民族團結都具有深遠影響。
漢代烽燧遺址（甘肅安西西部）
徙民。置郡以後，漢王朝有計劃地向這裡進行移民：據《漢書·食貨志》載：元狩年間「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資治通鑑》元鼎六年（前111年）中記載：「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族起事，被鎮壓後，也「分徙酒泉郡」（《漢書·武帝紀》），還有一些罪犯「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師古注）。以後還不斷有貧民、刑徒等被遷徙到這裡。不斷向河西移民的結果，使這裡戶口數迅速上升，改變了人煙稀少的狀況。至西漢末年河西四郡的人口已達二十八萬多人（見《漢書·地理志》），有人估計連同戍卒則達「五十萬人」（劉光華《漢武帝對河西的開發及其意義》，見《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這無疑對發展生產和鞏固邊防都有重要作用。
屯墾。開發河西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進行屯墾。建郡、移民以後在當地墾田生產，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河西地區自然條件良好，土地肥沃、水草豐美，本就宜於農牧生產。移民後，漢政府又給徙民和田卒提供必需的農具，並注意開發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記·河渠書》）。河西的屯墾在武帝晚年取得成績最大，將在下章詳敘。
由於上述諸項措施，河西的防務工程建設也大規模地興建起來，「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燧」，「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漢書·趙充國傳》《史記·大宛列傳》）。防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對保障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有直接作用。
「和親」的試探 在此期間，匈奴有意迴避漢軍，無意進行戰爭。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漢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及匈河將軍趙破奴分別率兵出九原和令居擊匈奴，結果「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漢書·武帝紀》）。顯然是匈奴不願交戰。相反，他們不斷向漢王朝作「和親」的試探。
約在元狩末年，伊稚斜單于「遣使好辭請和親」。這是趙信出的主意，其目的無非是恢復武帝之前漢與匈奴的不平等關係。這當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漢朝廷大臣雖有認為可以恢復「和親」的人，但占上風的意見則是丞相長史任敞所提的「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書·匈奴傳》），即應臣服於漢王朝才能通好。這一方案同樣也不為匈奴接受。結果，談判破裂，使於匈奴的任敞亦被扣留。
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漢、匈雙方仍在不斷進行通好的試探，但均因各自堅持原來的立場而無結果。如烏維單于初立，武帝即親自巡狩邊郡，三年以後又巡邊至朔方，並率兵十八萬向匈奴示威，同時派使臣郭吉親見匈奴單于。郭吉至匈奴雖「卑禮好言」，但口氣十分強硬，條件不能動搖，他對烏維單于說：「（今）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漢書·匈奴傳》）告訴匈奴：是歸服還是決戰由其選擇。結果匈奴單于大怒，扣留郭吉「遷辱之北海上」（同上）。但仍不擾掠漢邊境，並繼續不斷派使來漢請求和親。後來，武帝又先後派王烏、楊信出使匈奴，提出令匈奴太子入質方可議和親，匈奴亦不肯。雙方使者往還，也相互扣留使者「必得當乃止」（同上）。總觀元鼎至元封十餘年間，匈奴不斷作和親的試探，漢朝也有意休戰。但始終未能達到目的，其原因在於雙方的要求不同：匈奴企圖恢復與漢朝大戰以前的關係，這在形勢早已變化的當時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漢朝則以勝利者自居，要以匈奴為「外臣」，這在一貫以漢王朝為掠奪對象的匈奴來說，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和親」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和議破裂準備再戰 曠日持久的「和親」試探，終於因無共同基礎而破裂，至太初年間（前104年至前101年）雙方又開始準備開戰。
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派王烏出使匈奴，烏維單于偽稱願親自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漢書·匈奴傳》）。武帝表示歡迎，專為其在長安建邸。但單于又以種種藉口不來，而派匈奴「貴人」入漢。不料這位「貴人」在長安患病而死。漢朝派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持厚幣以隆重禮儀還送其喪。但烏維單于仍懷疑「貴人」為漢害死，扣留路充國，此後既不提入漢事，亦不派太子來漢，並開始向漢邊境騷擾。漢朝於是拜郭昌為拔胡將軍，與浞野侯趙破奴屯守朔方，準備出擊匈奴。形勢開始緊張起來。
元封六年（前105）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此後和議已陷中斷，漢王朝一面加強邊防力量，修建工事，如「（太初）三年……遣光祿勛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漢書·武帝紀》）；另一方面，漢朝又加緊分化匈奴力量，因詹師廬初立，年幼，匈奴左大都尉有殺之降漢意，武帝即極力策動，築受降城迎接，太初二年（前103年）特派浞野侯趙破奴率二萬騎出朔方迎接。不過，由於匈奴單于及時發覺，殺左大都尉，出兵擊趙破奴，結果破奴所率之軍全軍覆沒。分化匈奴之計劃遂告破產。次年詹師廬單于攻受降城，尚未至就死去。
此後，漢與匈奴的戰幕又拉開了。
五 戰局重開及漢軍失利（前100年至前87年）
武帝末年，自天漢（前100年至前97年）經太始（前96年至前93年）、征和（前92年至前89年）至後元（前88年至87年）年間，漢與匈奴重開戰局，但漢軍已不能保持前一時期的優勢，而不斷失利。
蘇武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取得很大勝利（見下節），武帝欲以李廣利得勝之師制服匈奴。當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假意對漢卑謙，聲稱「我兒子，安敢望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書·匈奴傳》）並將以前扣留而並降服的漢使放回。
武帝見匈奴表示和好，就派中郎將蘇武為使，以中郎將張勝和假使常惠為副出使匈奴，送回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臣，並持厚禮作答。不料，蘇武等到匈奴後，單于態度十分傲慢，正巧在匈奴中又有人準備謀劫單于母閼支而降漢，事未成被單于發覺，連及副使張勝。單于怒欲殺死蘇武等漢使，經匈奴貴人勸阻，決定召蘇武等投降。蘇武為杜陵人蘇建之子，為人重氣節，堅不投降，自稱「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漢書·李廣蘇建傳》），決定自殺。經搶救才得脫險。匈奴以威脅利誘的方法勸蘇武投降，均遭到蘇武義正辭嚴的拒絕。後來，單于將蘇武囚禁於曾裝米的空窖中，不供給飲食。天降雨雪，蘇武就吃雪，吞旃毛充飢，竟數日不死，這種堅強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驚，就將蘇武遷至北海（今貝加爾湖一帶）無人處牧羊，並規定；要公羊產子才得歸。這顯然是決意將蘇武無限期流放下去。
蘇武在北海歷盡艱辛，常掘野鼠穴覓食，但所持之漢節，從不離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堅貞意志。後來，丁零人又將蘇武所牧之牛羊盜走，使他更加困窘。但任何困苦亦未動搖蘇武對漢朝的忠心。
在蘇武使匈奴的次年，漢將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單于企圖利用李陵勸蘇武投降，蘇武向李陵曉以大義，結果李陵不僅未能使蘇武投降反而被蘇武的精神所感動。蘇武在匈奴被扣19年，至昭帝時才得歸還，出使時尚是壯年的蘇武，回來時「鬚髮盡白」（《漢書·李廣蘇建傳》）。
蘇武出使匈奴，堅貞不屈，在威脅利誘之下不辱使命，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氣節，在歷史上留下耀目的光輝。是我們中華民族永遠應當繼承和發揚的愛國主義精神。
李廣利失敗和李陵投降 就在蘇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漢二年（前99年）五月，武帝又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李廣利是武帝寵後李夫人之兄，曾率兵伐大宛（見下節）。但此次出擊匈奴，結果被匈奴包圍，幾乎全軍覆沒，最後隨百餘壯士突圍，才得生還，「漢兵物故什六七」（《漢書·匈奴傳》）。儘管李廣利打了敗仗，歸來後仍受到漢武帝的安慰，並拜為中郎將。
接著，漢武帝又派因禛將軍公孫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共擊匈奴，無所得而還。
同時，武帝又派騎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李陵是名將李廣之孫，字少卿，「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漢書·李廣蘇建傳》）。曾奉武帝命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里，後在酒泉、張掖統五千精兵備匈奴。當天漢二年武帝派李廣利出兵酒泉時，曾令李陵為李廣利負責後勤，運輸糧餉。李陵請求自率一隊，武帝命強弩都尉路博德接應，但路博德不願為李陵作援兵。最後李陵只好自率五千步兵孤軍深入。李陵軍出居延行三十餘日至浚稽山與單于兵相遇，匈奴兵三萬餘騎兵將李陵率之五千步兵圍住，但李陵布陣嚴密，千弩俱發，將匈奴兵擊退，並追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又召集八萬餘騎兵包圍李陵軍。李陵率兵邊戰邊退，退至山谷中，殺匈奴首級數千餘，最後，五十萬矢皆盡，戰士用車輻、尺刀與匈奴拼搏，敗局無法挽回。李陵原欲自殺，後來想到若能有幸脫圍，歸漢也好向武帝報告戰況。於是令戰士尚能突圍者，準備糧和水，相約突圍至遮虜鄣會合。夜半，李陵與壯士十餘人突圍，匈奴數千兵追擊，結果被匈奴生俘。李陵被俘後覺得「無面目報陛下」（《漢書·李廣蘇建傳》），遂投降匈奴。
李陵的失敗固然有一定客觀原因，在其投降匈奴後也曾長期感到內疚和不安，痛恨自己失節，甚至伺機反正歸漢。因此，當時為太史令的司馬遷曾上書為李陵辯解，認為李陵之投降「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報任少卿書》）。因而使武帝大怒，至將司馬遷處以宮刑。司馬遷為李陵的辯解情辭懇切，是一篇名作。但無論如何李陵之投降卻是不能原諒的，這同蘇武之堅持不屈服的氣節，成為鮮明的對照。
李陵在匈奴中曾與蘇武會面，其對蘇武的氣節敬佩也反映他本不甘心降敵，只是由於漢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後將其老母及全家殺死，使李陵絕望，從而斷絕回歸之念。[160]然叛變已成事實，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均改變不了變節之罪名。
李廣利投降匈奴 李陵降匈奴後，武帝於天漢四年（前97年）派李廣利、路博德、韓說等率兵分別出朔方及五原，派公孫敖率兵出雁門。李廣利與匈奴戰十餘日，其他各軍與匈奴接戰，均無所得而還。此後五六年雙方無甚衝突。這時，匈奴且鞮侯單于在公元前96年死去，狐鹿姑單于立，匈奴內部忙於繼位問題，暫時停止進攻。漢王朝方面也因發生「巫蠱之禍」而無暇外顧。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狐鹿姑單于多次向上谷、酒泉、五原進攻，殺死吏民甚眾。次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李廣利率七萬人出五原，派商丘成率二萬人出西河、派馬通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匈奴將部眾遠徙而北，商丘成追至邪徑，未遇匈奴。還軍時遭到匈奴派來降將李陵率兵襲擊。馬通軍亦一無所獲。李廣利一軍在羊句山，遇到匈奴，大破之，乘勝追至范夫人城。
正當李廣利乘勝追擊之時，傳來李廣利的妻子被漢朝政府逮捕的消息。原來李廣利出師之前，曾與丞相劉屈暗中約定，望劉屈
設法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李夫人即李廣利之妹，而李廣利之女又是劉屈兒子之妻。所以二人謀圖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不料，此事被內者令郭穰告發，丞相劉屈以大逆不道罪，在六月被斬於東市，而貳師將軍李廣利之妻子亦被捕入獄。正在前線的李廣利聞此消息十分憂懼。部屬中有人勸李廣利降匈奴，廣利動搖不定，又欲深入邀功，希冀以此救妻子。於是深入追擊匈奴至郅居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率二萬騎軍與漢軍大戰一日，李廣利部下又有人圖謀不軌，被發覺處死。漢軍撤至速烏邪燕然山，此時漢軍已勞倦，單于親率五萬騎殺來，前後夾擊，漢軍大亂。早已動搖的李廣利終於投降匈奴。
李廣利之為將，本因李夫人之寵，其伐大宛，擊匈奴均系武帝有意安排，使其立功得爵。因而不惜授以精兵重權。但李廣利貪慾無限，終因妻子被囚而動搖投敵，投敵後妻單于之女。
李陵、李廣利相繼投降匈奴，標誌著漢王朝同匈奴的戰爭處於失利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漢王朝也不免有小勝，但總的趨勢乃是失敗。因此，武帝末年，匈奴對漢朝的態度又傲慢起來，曾遣使致書漢廷，聲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同時還要求「取漢女為妻，歲給我櫱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漢書·匈奴傳》）。漢武帝雖未答應這一無理要求，但也可看出匈奴又漸漸兇橫起來。不過，終武帝之世，雙方未發生大戰。
輪台「罪己詔」[161]由於對匈奴長期戰爭，消耗了漢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賦稅徭役負擔，結果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武帝統治末期，國庫空虛，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漢武帝忙於鎮壓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對匈奴的用兵。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廣利投降匈奴之後，漢武帝「悔遠征伐」（《漢書·西域傳》），對無限制地同匈奴的戰爭感到得不償失，正在這時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書，請遣屯田卒在輪台以東屯田，他們提出：「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他們還為這種軍事性屯田設計出較為周密的方案：「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這些校尉、假司馬的任務即率領屯田卒「益墾溉田，稍築列亭」。同時嚴敕邊郡太守、都尉，加強邊防烽火。這樣以屯田所獲供應邊境戍卒，當是一種好辦法。
然而，就是對這樣一舉兩得的辦法，漢武帝也表示不同意。他下詔說：「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漢書·西域傳》）這時的漢武帝已經感到：連遣卒屯田這樣的事，也是疲弱不堪的西漢王朝無能為力的了。國力急需恢復，人民需要休息。而為緩和已經開始激化的階級矛盾。這個雄心勃勃、北伐西征幾十年的最高統治者，對自己過去濫用武力的行為也不能不表示一點悔過：「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遣貳師將軍」，「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漢書·西域傳》）承認自己「不明」，無非是籠絡人心。然而，這畢竟反映漢武帝已認識到：當時已無力再繼續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了。因此，在這個「罪己詔」中，漢武帝一反以往的方針，公開宣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同上）這表示：從此不再主動向匈奴進攻，而要提倡農耕以恢復生產。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於徵和四年（前89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漢書·西域傳》）。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推廣代田法，並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力農」（《漢書·食貨志》），這標誌著漢武帝的政策開始有根本性改變：由崇尚武功，到重視農耕，對匈奴的戰爭開始告一段落。不過，在下輪台之詔不久，後元二年（前87年）71歲的漢武帝也就去世了。
如何看待漢與匈奴的戰爭 總括武帝時代漢與匈奴的戰爭，總的趨勢是漢朝由失敗轉向勝利，在武帝末年匈奴勢力雖又有抬頭，但終未能恢復至漢初的形勢。當然，對漢王朝說來，匈奴的問題遠未能解決，武帝以後一直至西漢末，直至東漢，匈奴才最後不能為患。不過，武帝時代匈奴和漢王朝之間的關係比起以前，則有一根本性的改變，即由屈辱、妥協變為征服，這是不能忽視的。
與此有關，歷史上匈奴同漢王朝的關係及戰爭性質問題，曾長期為史學界討論而不能得出一致看法。近年來絕大多數史學家認為：「歷史上的所謂中國，不只是指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央王朝，同時也包括了那個中央王朝以外的、由少數民族先後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那些割據政權。」（鄧廣銘、張希清《略論愛國主義和民族英雄》，見1981年12月8日《人民日報》）既然如此，漢朝政府同匈奴乃是中國境內的兩個政權，漢人同匈奴人同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這就不應將他們之間的戰爭視為「侵略」和「反侵略」性質，而應視為「中國內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農業民族對北方蒙古草原遊牧民族間進行的戰爭」（譚其驤《對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和邊疆的幾點看法》，見《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11期）。
然而，這並不是說這樣的戰爭不存在是非問題。應當遵照列寧所作的分析：「這個戰爭具有什麼樣的階級性，它是由什麼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階級進行的，它是由什麼樣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經濟條件造成的」（《列寧選集》第3卷第70頁）。根據這一原則，可以看出：漢代的匈奴是在奴隸主貴族統治下的奴隸制國家，其向中原王朝的侵擾，對中原較高的經濟、文化發展地區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漢武帝要不是對匈奴進行反擊的話，那歷史就要倒退」（見上引譚其驤文）。因此，漢王朝對匈奴的戰爭是正義的。
第二節 西漢王朝同西域諸國的關係
在我國古老的典籍中，記載著一則帶有濃厚神話色彩的傳說：周穆王（姬滿）曾命御者造父，駕八駿、率六師，放轡西馳，行數萬里到西方的瑤池。在這裡，他會見西王母國君。1978年在甘肅酒泉丁家閘發掘出土的西涼時期五號墓前室的壁畫上，還可看到周穆王和西王母的形象。周穆王是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至前841年）的第五代君主。西王母國據傳就是在西域。從上述流傳得很廣的周穆王會見西王母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西域和中原的交通往來，從很早就開始了。不過，根據可靠史料，「西域」這一名稱，始見於漢人的記載[162]，而西漢政府與西域地區的往來，也是從漢武帝時才開始的。所以史載「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漢書·西域傳》），正是指的這種正式的交往（包括戰爭和友好）關係。
一 西漢政府與西域諸國的正式接觸
「西域」的範圍及漢以前同中原的關係「西域」所指的地區有狹、廣兩種含義。狹義指蔥嶺以西和以東的廣大地區；廣義泛指凡是通過狹義的西域所能達到的地區，包括亞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島、歐洲的東部和非洲的北部。
在漢代人的觀念中「西域」的界限也並不是十分精確的。因為從當時的記載中看，「西域」的廣、狹兩義常常任意使用。如《漢書·西域傳》中記述的「西域……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根據這個記載，「西域」的範圍基本上就是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爾以東的今新疆地區，即狹義「西域」的界限。但在同書中記載的「西域」諸國及有關事實，又遠遠超出狹義「西域」的範圍。本書所述的「西域」屬廣義範圍。
在漢武帝即位前後，在廣闊的西域有多種民族建立了大小數十個國家。這些國家中在西漢時期與漢王朝有直接和間接關係的，大約在蔥嶺（對帕米爾高原和崑崙山、喀喇崑崙山脈西部諸山的總稱）以東的有三十六國，在蔥嶺以西的還有數十國。能考訂出地理位置的有：
（1）塔里木盆地組。在塔里木盆地，共有十七國：
樓蘭 （後改名鄯善），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羅布泊一帶，王治扜泥城。
且末 即今車爾成一帶（以下不標明者皆在新疆）。王治且末城。
精絕 即今克里雅之東，尼雅北沙磧中。王治精絕城。
扜彌 （《史記·大宛列傳》作禛罙，《漢書·西域傳》作扜彌）在今克里雅一帶，扜彌故城在今克里雅河旁。王治扜彌城。
于闐 即今和田、洛浦、墨玉三地。王治西城，今洛浦北阿克斯比爾一帶。
皮山 即今皮山境。王治皮山城。
莎車 即今葉爾羌、莎車、葉城一帶。王治莎車城。
以上七國在塔里木盆地之南部，為漢通西域之「南道」（《漢書·西域傳》）必經之地。
疏勒 今喀什噶爾、迦師一帶，王治疏勒城。
溫宿 今溫宿、烏什境。王治溫宿城。
姑墨 今阿克蘇至哈拉玉爾滾一帶，王治南城，在溫宿東南。
龜茲 今庫車、拜城境。王治延城，今庫車城。
倉頭 今輪台南約25公里地有故城遺址。
烏壘 今輪台策特爾南砂磧中。
渠犁 今尉犁西境砂磧中。
尉犁 今阿滿溝至紫泥泉子一帶。王治尉犁城，今紫泥泉子一帶。
危須 今哈拉沙爾之東曲惠附近有其遺址。王治危須城。
焉耆 今哈拉沙爾一帶，旁博斯騰湖。王治員渠城，今哈拉沙爾北。
以上十國，皆在塔里木盆地之北，是漢通西域之「北道」（《漢書·西域傳》）必經之國。
（2）崑崙山谷組。散布於崑崙山谷中者有十國：
婼羌 今青海達不遜淖爾一帶，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小宛 今且末南山中。王治扜零城。辟南不當孔道。
戎 在今克里雅南山谷中。王治卑品城。辟南不當孔道。
渠勒 今策勒南山谷中。王治韃都城。辟南不當孔道。
西夜 今葉城南山谷中，奇盤山一帶。王治呼犍谷。
蒲犁 今葉城西南，王治蒲犁谷，今塔什庫爾干。
依耐 今英吉沙南山谷中。王治盧城。
烏秅 《皇清通考》云：在今巴達克山地。王治烏秅城。
難兜 《西域圖考》云：今巴達克山西境。
以上十國多數不當孔道。
（3）蔥嶺山谷組。以帕米爾為中心，有一子午山脈，史稱「蔥嶺」。這裡有三國：
捐毒 在疏勒之西，克子爾河上源依克斯塔木一帶。王治衍敦谷。
休循 在今阿賴高原一帶，王治鳥飛谷。
桃槐 地無可考，疑今阿姆河上源小帕米爾一帶。
（4）天山山谷組。分布於天山山谷之間有九國：
尉頭 今烏什吐魯番西境，迦師之北。王治尉頭谷。
單桓 《西域圖考》雲，在今烏魯木齊一帶。王治單桓城。
劫 當在今孚遠山谷中。王治天山東丹渠谷。疑在今阿拉癸溝中。
卑陸 《西域圖考》云：今阜康縣南山谷中。王治天山東乾當國。疑今博克達山一帶。
且彌 疑在今焉耆北山、察汗通格一帶，後分為東、西兩部。王治分別在天山東的兌虛谷和於大谷。
郁立師 疑在今奇台縣南山谷中，王治內咄谷。
孤胡 （又作狐胡）當在今吐魯番北白楊河、達坂城一帶。王治車師柳谷。
墨山 （簡稱山）在今吐魯番南庫魯克山中。
姑師 在今吐魯番，後分為四：車師前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王國、車師後城專國。
（5）蔥嶺以西組，共六國：
賓 在今阿富汗境內，王治循鮮城。
烏弋山離國 《西域圖考》云：在波斯（即今伊朗）國南境，給爾滿、法爾斯等部地。
安息 今伊朗北境。王治番兜城，今盤杜瓦一帶。
大月氏 在媯水（烏滸水）流域，今巴克特里亞地。王治監氏城，今巴爾克地。
康居 在今蘇聯境內花剌子模。王治卑闐城。
大宛 在今蘇聯所屬費爾干盆地。王治貴山城。
以上諸國除大宛外，一般不被視為西域「三十六國」，即不在狹義的「西域」範圍之內（黃文弼《漢西域諸國之分布及種族問題》，載《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上諸國位置均據此文）。此外，在安息以東，印度庫什山西北，還有大夏國，在康居屬下尚有奄蔡國（見馮承鈞編《西域地名》）在大夏以南還有身毒國（即印度）等等，在漢代的史籍中，都將其列入「西域」的範圍。當然這就是廣義的「西域」。
西域的諸國林立，人種也很複雜，這裡是各民族交湊之地，據有人研究：這裡除漢人外尚有「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黃文弼《漢西域諸國之分布及種族問題》）。不過，這一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深入探討。
早在秦朝以前，居於黃河流域的中原人民就同西域地區的人民有著交往。本節開頭轉述的周穆王會見西王母的故事，正是這種交往的反映。在《楚辭·離騷》《淮南子·原道訓》《山海經》中也可見到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只是由於秦以前統治中原地區的國家政權版圖範圍還沒有達到西域，官方的往來和聯繫尚無迫切需要，所以，當時的「西域」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在秦代，西域各民族和中原民族有了更多的交往，但由於有匈奴在中間阻隔，秦王朝統治者也不曾把西域視為秦帝國的版圖。
西漢王朝始通西域 西漢初，匈奴的勢力已先於漢而達到西域，冒頓單于先後征服了由敦煌、祁連退至天山以北和伊犁河谷的烏孫、月氏，又迫使樓蘭等國投降，蔥嶺以東的二十餘國均歸屬匈奴。匈奴西部日逐王在焉耆、危須（在焉耆縣東一百里）和尉犁（庫爾勒）間設「僮僕都尉」對這裡的各國、各族人民進行統治，「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漢書·西域傳》），壓榨得十分殘酷，這裡成為匈奴向中原進攻的重要基地。
西漢王朝的統治者在同匈奴作鬥爭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西域的重要性，到漢武帝即位後才決心同西域聯繫。西漢朝廷同西域諸國官方往來，是從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
原來，在今天的甘肅西部的敦煌一帶，居住著一個稱為大月氏的部落[163]，在漢武帝即位前，大月氏就被匈奴人從水草肥沃的祁連山下趕走向西逃去，匈奴老上單于還把被他殺死的大月氏王的頭蓋骨製成「飲器」（《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大月氏人雖遭匈奴如此攻擊和欺侮，對他們恨之入骨，但無可奈何。只好一步步向西遠遁。漢武帝即位以後，從投降過來的匈奴人口中得知此信息，甚為重視。他企圖利用大月氏對匈奴的仇恨，與其結為同盟，共同對付匈奴。但是，大月氏離開敦煌原地後，究竟遷徙到何處，當時並不清楚，對於神秘而遙遠的西域情況，所知也甚少。要達到聯絡大月氏的目的，必須派人親赴西域尋找。而欲至西域又必須通過匈奴占領的廣闊地區，這確實是一個艱難而又危險的任務。
建元三年（前138年）漢武帝懸賞招募自願承擔這一任務出使西域者，漢中城固（今陝西漢中）人張騫以郎官的身份勇敢地應募。當年，這位偉大的探險家帶著漢王朝派給他的堂邑氏奴甘父等一百多個隨從人員，肩負著溝通中原和西域聯絡、往來的任務，冒著極大的危險，踏上那陌生、遙遠而神秘莫測的途程。
張騫率領的出使西域的隊伍出隴西，當他們剛一進入匈奴的勢力範圍內，就被匈奴人捉住送至單于王庭。單于聽他們說欲去西域當然不肯放行，將張騫一行人扣留下來達十餘年之久。單于扣留住張騫，但不把他殺害，而且給他娶妻生子。這是匈奴對待漢朝歸降匈奴的大將或使節的策略，如李陵、李廣利投降匈奴後，匈奴單于均為其娶妻、生子，其目的無非是籠絡他們，以便為匈奴所用。然而，張騫在十餘年中「持漢節不失」（《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毫不動搖，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從匈奴逃出。
從匈奴勢力範圍逃出後，張騫等向西奔走數十天。越過蔥嶺（今帕米爾）來到大宛國。[164]大宛國王對漢朝的富饒早有所聞，想與漢通使而不得，見張騫來到十分高興。張騫便對大宛國王說明來意，並應許他回國後，將送給大宛豐富的財物。於是大宛王便派人將張騫一行送至康居[165]，又由康居轉送至大月氏。經過十多年的時間，張騫終於找到了大月氏。
張騫雖歷盡千辛萬苦找到大月氏，不料在這十幾年中，大月氏的情況卻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大月氏的國王被匈奴所殺以後，國內就立其夫人為王。他們從敦煌一帶西徙以後，大部分人均遷至伊犁河流域（少部分仍留在原地，後來稱為小月氏）。但他們來到伊犁河流域不久又被烏孫人壓迫，就繼續向西遷徙，最後來到帕米爾以西的媯水（烏滸水）流域，將這裡的大夏[166]征服，而定居下來。這裡土地肥沃，又很少有敵人騷擾，大月氏人安居樂業，早把向匈奴報仇之心拋在九霄雲外了。況且，漢朝距此太遠，大月氏對與漢聯合對付匈奴之事已無興趣，所以，張騫在大月氏、大夏盤桓、逗留一年多，「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沒有達到結盟的目的，只得返回。返回時，張騫選擇了另一條路，即「沿南山」今塔里木盆地的南邊和柴達木盆地，欲從羌人地區繞回。這樣走，可能是有意避開匈奴的勢力範圍，以免再次被攔劫。但孰料這一路也在匈奴控制之下，張騫又被匈奴扣留。一年以後，恰逢匈奴內部發生爭奪單于地位的鬥爭，國內大亂，張騫才與胡妻及堂邑父一同逃回。他們到長安時，已是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了。
張騫從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至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以13年的時間跋涉於大漠荒原之中，周旋於敵國異域之間，匈奴的威逼誘惑不為所動，路途的險惡不為所阻，一路上常常依靠善射的堂邑父「射禽獸」充飢，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大月氏。雖未達到原來結盟的目的，卻經歷了中原使者前所未有的途程。其意志、精神和實際收穫都不愧為歷史上有名的探險家。而西漢王朝與西域的關係也從此正式開始：「張騫始開西域之跡。」（《漢書·西域傳》）正因如此，漢武帝封張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並根據他們帶回的報告，確定了以後對西域的戰略方針。
張騫再次出使西域 張騫回到漢朝以後，將在西域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向武帝詳細報告，《史記·大宛列傳》記載了張騫的報告。這一報告是對西域諸國詳細的、較全面的、真實的首次記錄。但是，對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漢武帝說來，張騫的報告最大的吸引力有二：一是西域之地域廣大，物產豐富，如大宛之馬以及大夏、條支、安息等國的土產異物，這是推動漢武帝急於打通河西走廊的原因之一；二是得知從蜀地還有一條路可通西域，這是促使武帝通西南夷的動力。（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已在上一節記敘，通西南夷將在下一節記敘。）因此，在張騫歸來後的十餘年間，曾被派往擊匈奴的前線和通西南夷的道路上。至於與西域的聯繫，在此期間尚提不到日程上來。
到元狩四年（前119年），通西域的事，終於又提到漢王朝的日程上來了。這時，河西走廊地區已從匈奴手中收回，「幕南無王庭」，匈奴勢力已轉向西北。西域成為匈奴向漢王朝進攻的主要陣地。要進一步打擊匈奴，非從匈奴手中奪回對西域的統治不可。此外，這時的漢王朝軍事、政治勢力正處於鼎盛階段，漢武帝早就想向西域耀武揚威，並羅致這裡的寶物異獸，於是，通西域就成為漢王朝當務之急了。
這一次通西域的直接目的是聯絡烏孫。
以前，烏孫「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漢書·西域傳》）。因遭到大月氏的攻擊，而歸服匈奴，將大月氏趕到伊犁河流域。後又在匈奴支持下，占領了大月氏新居住的伊犁河流域，並在那裡留居下來，「不肯朝會匈奴」（《史記·大宛列傳》）。匈奴曾發兵攻擊，不能得勝，無可奈何。張騫了解烏孫同匈奴的這種矛盾，就向漢武帝建議：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漢書·張騫傳》）。
這個建議有兩個要點：一「斷匈奴右臂」；二因烏孫是伊犁河流域的一個擁有六十三萬人口的強國，所以「既連烏孫」西域諸國皆可望成為漢王朝之「外臣」。這當然十分符合漢武帝的願望，於是就派張騫於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往烏孫，進行第二次通西域的遠征。
張騫以中郎將率三百人，馬六百匹，牛羊萬頭，並持金幣帛等財物「數千巨萬」（《史記·大宛列傳》），浩浩蕩蕩地直達烏孫。
張騫到烏孫後，正值烏孫內部發生動亂：烏孫老王稱昆莫，時已年至六十，因其太子早亡，昆莫就準備將王位傳與太子之子岑陬，但昆莫之次子大祿不服，擁眾萬餘騎謀攻岑陬，老王昆莫見此情形就分給岑陬萬餘騎，自己也掌握萬餘騎自備。一時國內分成三派。這樣，張騫同烏孫談判結盟問題，當然不會得到熱烈響應。同時，烏孫距漢較遠，又臣服匈奴較久，其大臣多願維持現狀，不欲同匈奴動干戈。因此，儘管漢朝提出：若能共擊匈奴「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漢書·西域傳》），但仍未得到烏孫的允諾。
聯絡烏孫共擊匈奴的目的雖未達到，但張騫這次出使的作用是很大的。首先是遠離漢廷的烏孫國王，首次看到漢朝天子派來使節及其所攜帶豐厚禮物，覺得漢朝的富足，是個了不起的大國。於是，特派使將張騫送回，並獻馬數十匹給漢天子。到長安來的烏孫使臣，見到這裡人多物產豐富，回國後向烏孫王報告，從此，烏孫對漢王朝更加信賴，為以後的通好奠定基礎。其次，此次隨同張騫出使的副使，其活動範圍遠遠超過烏孫。他們通過烏孫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彌等國。張騫於公元前115年歸漢，其副使在兩年多以後才陸續歸來，這些距漢廷十分遙遠的國家，通過漢使知道漢王朝的情況，大部分均願與漢通使往來，有的國家就派使節同漢使一起來至長安：「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史記·大宛列傳》），從此開始了漢與西域諸國的正式往來。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後，被拜為大行一年以後，即元鼎三年（前114年）這位大探險家去世，結束了他充滿艱難險厄的一生。張騫前後兩次出使西域，正式開闢了西漢王朝同西域的往來通道。因之史稱「鑿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因張騫曾封為博望侯，在其死後，漢通西域之使者「往往皆稱博望侯」以取信於外國。可見張騫在西域影響之大。經其「鑿空」，漢與西域的關係正式開始了。
二 征樓蘭、破姑師、通烏孫
自張騫兩次通西域後，漢王朝就進一步加強同西域的聯繫，打破這條通路上的障礙，削弱匈奴的勢力。
征樓蘭破姑師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即今之羅布泊，漢代的樓蘭就在羅布泊北岸，孔雀河入海處，正當由漢去西域的必經之路。[167]姑師後稱車師，在今新疆吐魯番盆地，為當時出玉門通天山之要衝。樓蘭自漢初至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前「為匈奴屬國」（黃文弼《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姑師則更是直接受控於匈奴：其前庭在通天山山路的南谷口，南行可至焉耆，其後庭在北谷口，西行三百里可達烏魯木齊，東行七百餘里可達蒲類海。這都是匈奴的勢力範圍，其負責奴役、統治西域各國的僮僕都尉，就「常居焉耆、危須、尉犁間」（《漢書·西域傳》），而蒲類海即匈奴右部之南邊。匈奴人對這一地區控制得十分嚴密，普遍實行奴隸制的統治。從出土的佉盧文簡牘中，可以看到樓蘭的奴隸買賣和使用十分盛行[168]，姑師當也相去不遠。由於這兩個小國處於漢王朝去西域的必經之路上，必須承擔迎送漢朝使節的任務，而漢使往來頻繁「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漢書·西域傳》），使這兩國「不勝其苦」，再加上匈奴對他們一直不放鬆控制，所以樓蘭和姑師常常充當匈奴耳目，替他們刺探情報，甚至劫殺漢使。於是，樓蘭和姑師成了通往西域道上的嚴重障礙。
元封三年（前108年）漢王朝派大將趙破奴率漢王朝屬下的少數民族組成的軍隊「屬國騎」和郡兵共數萬人向姑師進攻，漢使王恢曾多次被樓蘭留難，這次也被派來佐趙破奴統兵。趙破奴先以七百輕騎突襲樓蘭，俘樓蘭王，接著又破姑師。漢軍勝利的捷報，遠傳至烏孫、大宛等國，漢朝更將邊防要塞向西修至玉門關。從此敦煌以西的通路較為安全了。
樓蘭被漢征服後，向漢王朝貢獻禮品，並將樓蘭王一個兒子送至長安為質。這樣一來匈奴當然不滿，於是發兵攻樓蘭，樓蘭王又將一子送匈奴為質。後來樓蘭就不得不追隨匈奴，如太初四年（前101年）當漢朝派李廣利征大宛時，匈奴即令樓蘭襲擊漢軍，阻止其通過。武帝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刻命駐守玉門關的將軍任文率兵至樓蘭，將樓蘭王捕至長安審訊。樓蘭王對漢武帝直言不諱，他說：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漢書·西域傳》），不得不如此，並表示願將其國遷入漢王朝內地。武帝也只好將其放回。可見，樓蘭也自有其苦衷，其對匈奴和漢王朝的態度實取決於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不過，自此以後直至漢武帝末年，樓蘭對漢朝基本是服從的，由是匈奴「不甚親信樓蘭」（同上）。
毋庸諱言，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漢王朝，對於少數民族地區和屬國的統治，是建立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大漢族主義基礎之上的。這當然不能將雙方的關係處理得很恰當。同樓蘭的關係就鮮明地反映出這個問題。樓蘭歸漢後，長期有一王子在長安為質。征和元年（前92年）樓蘭王死，其國派人來請求將為質的王子放回繼位。誰知這一王子因犯漢法被處以宮刑，漢王朝不願讓樓蘭國得知，偽稱這個王子「天子愛之，不能遣」（《漢書·西域傳》），令樓蘭另立國王。在新立的樓蘭王即位後，漢王朝又責令其派一子入漢為質。樓蘭王只得從命，同時為維持與匈奴的關係，樓蘭又派一子至匈奴為質。不久，樓蘭王又死，匈奴先得到消息，立即派為質的王子歸國繼位。漢王朝得知後就令新王入漢，宣稱「天子將加厚賞」（同上）。但是，樓蘭的統治者見先後二王子入漢皆不歸，當然有所猜忌，然又不敢公開拒絕，只好拖延，託辭「新立，國未定」（同上）。答應後年再入朝。更為樓蘭不堪忍受者，是漢朝官兵的騷擾。雖樓蘭王曾有遷居之請求，但終未得到允許，所以其國始終居於西漢王朝入西域的東端，這裡漢使、漢軍往來不斷，樓蘭要負責迎送，負水擔糧，招待住宿以及當嚮導。而其國所處之白龍堆又是極為貧瘠之地「乏水草」，特別又常常「為吏卒所寇」（《漢書·西域傳》），這是漢武帝實行的專制主義民族政策的必然結果。正因為這樣，樓蘭的統治者對西漢王朝和匈奴總是首鼠兩端。他們多次為匈奴內應，「遮殺漢使」（同上），暗地幫助匈奴為患。
儘管如此，自元封三年（前108年）破樓蘭和姑師以後，在通往西域的大門口的障礙，總算掃除了。
與烏孫的和親 征服樓蘭和姑師以後，漢王朝在西域的影響迅速擴大。當時漢王朝的使節有的已越過蔥嶺，到達裏海南部的安息。由於通道已開，安息以及附近之諸小國皆隨漢使至長安，入見天子。安息還以鴕鳥卵，黎軒國還以雜技演員獻給武帝。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也常常率遠方來的使者「巡狩海上」，並在這些使者面前顯示漢王朝的「富厚」。這些使者「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史記·大宛列傳》）。這些使者歸國後自然盛言漢朝之強大。
早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烏孫就曾派使隨張騫入漢，當時的烏孫對漢尚抱觀望態度。但其使者到漢以後，見漢王朝之殷盛，歸國向烏孫王報告，從此烏孫對漢王朝更加信賴。然而，匈奴得知烏孫欲與漢通好以後，竟準備發兵攻擊，對烏孫施加壓力。匈奴這樣做不僅未能阻止烏孫與漢通好，反而起了加速作用。烏孫為取得漢王朝的保護，特派使獻馬給漢王朝，並請求與漢和親「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漢書·西域傳》）。漢王朝答應了烏孫的請求，元封六年（前105年），烏孫獻良馬千匹為聘，漢王朝則把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作為公主嫁與烏孫王昆莫，又「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漢書·西域傳》），贈送了豐厚的禮物。匈奴見漢與烏孫和親，也趕忙把女兒送給昆莫。結果烏孫昆莫就以細君為右夫人，而以匈奴女為左夫人。
可以看出：漢與烏孫的和親同以前與匈奴和親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建立在友好的基礎上的關係，是有利於兩個民族團結的。
細君出嫁烏孫在政治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她至烏孫後「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漢書·西域傳》），加強了漢王朝與烏孫的聯盟。但細君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與其個人生活的悲歡並不是一回事。當時的昆莫已老，加之語言不通，細君的悲愁是不難想像的，其痛苦心境從她自作的歌中充分地表達出來：「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漢書·西域傳》）為安慰她，漢武帝每隔一年便派人給她送去「帷帳錦繡」等。後來，烏孫王昆莫由於年老，欲將細君嫁給自己的孫子岑陬，細君不願，上書向武帝報告。武帝答覆說：要從其國俗，以便鞏固與烏孫的聯盟，共同對付匈奴。細君顧全大局遂為岑陬之妻。老王昆莫死後，岑陬繼位，細君生一女名少夫。不久，悲痛思鄉的細君便離開了人世。
細君死後，漢王朝又將楚王劉戊之女解憂嫁給岑陬。後岑陬死，傳位給其叔父之子翁歸靡，按照烏孫之習慣，解憂公主又嫁與翁歸靡為妻。解憂同翁歸靡共生三男二女：長子叫元貴靡、次子叫萬年，後為莎車王，三子叫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他們在加強漢王朝與西域各國聯盟、發展雙方經濟文化交流方面都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漢武帝時同烏孫的和親，對加強封建中央集權、鞏固雙方友好關係，進一步打擊匈奴，以及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儘管對於漢代的貴族公主來說，離開漢王朝前往「蠻夷」之地的西域，並不都是十分愜意的，但和親這一措施還是值得肯定的。
三 伐大宛、爭姑師
漢王朝的勢力在西域雖有所增強，但匈奴對這裡的控制仍遠未消除，故漢王朝又有伐大宛、爭車師之舉。
伐大宛的原因 大宛為蔥嶺以西之一小國，距長安萬里，曠漠阻隔、人跡罕至。漢武帝為何興師動眾大張撻伐呢？
首先由於漢王朝欲驅逐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儘管烏孫等國與漢通好，但大宛以西即蔥嶺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地近匈奴的小國，仍然對漢王朝懷有異心，而順服於匈奴之統治。匈奴之使節持單于一信，在這些國暢行無阻，迎送招待，不敢留難。但漢王朝之使節至此，則「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史記·大宛列傳》）。可見，這些距漢較遠的國家畏匈奴甚於畏漢。欲改變這種形勢就得動武。
其次，大宛及其附近的物產，對漢代統治者也有極大的誘惑力，如這裡「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以及馬喜吃的苜蓿，都是漢朝所無。漢朝的使節曾帶回苜蓿和蒲陶種子，在長安種植。尤其是聽說大宛產善馬，名汗血馬，更令愛馬的武帝動心。這就更刺激了漢武帝伐大宛的欲望，除此，當時的方士對武帝灌輸的求神成仙的思想，認為大宛馬是「天馬」「神馬」（《史記·大宛列傳》）。漢武帝決心已下，認為小國大宛如果不能攻下，將會使大夏等國輕漢，於是堅持繼續攻大宛，並把主張與大宛停戰的鄧光等治罪，釋放囚徒材官，徵發惡少年及壯丁，籌集馬匹準備再戰。
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令李廣利再次攻大宛。這次征大宛之軍隊達六萬人，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駱駝等萬數。為支援伐大宛的軍事行動，徵兵集糧，運輸供應「天下騷動」（《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兵源不足竟至「發天下七科謫」（同上）以補充。
這一浩蕩的隊伍，對沿途小國發生了震懾作用，所至之處無不爭先迎送，只有輪台不睬，漢軍攻數日「屠之」（《史記·大宛列傳》），從此直到大宛一路毫無阻礙。不過即使如此，到達大宛的漢軍也只剩三萬人了。
在大宛城下，漢軍遇到激烈的抵抗，攻四十餘日不下。最後還是大宛貴族殺掉國王毋寡求和，漢軍才得取勝。大宛投降後，漢軍挑選善馬數十匹，中等良馬牡牝三千餘匹，並立與漢友善的大宛將味蔡為王，然後結盟而還。武帝原以為取勝是輕而易舉的，故派李廣利統兵，並拜其為「貳師將軍」，以取悅於廣利之姊，武帝寵姬李夫人。誰知，李廣利此次出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漢軍經過沙漠和鹽澤就已疲憊不堪。一出鹽澤就碰到當道諸國的阻擋，這些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史記·大宛列傳》）。漢軍必須攻下這些小國才能取得糧食、給養，只好邊戰邊進，及至到達郁成國時，飢乏的漢軍士卒又被「殺傷甚眾」（《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李廣利見取勝無望，只好率殘兵敗將撤回。太初三年（前102年）漢軍退至敦煌時，所剩的士卒只有十分之一二了。
漢武帝原想給李廣利立功的機會，沒想到他卻大敗而回。所以，當李廣利派人向朝廷報告並要求罷兵時，漢武帝大怒，竟派人在玉門關阻止李廣利等入關，並宣布「軍有敢入者輒斬之」（《史記·大宛列傳》）。這時，趙破奴所率之二萬漢軍也被匈奴所敗，朝廷大臣有的主張先放棄攻大宛而專力攻匈奴。但武帝不聽，又有方士在一旁鼓動也許對漢武帝決心征大宛起了一點作用。[169]
總之，鞏固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客觀需要，加上封建統治者的貪慾，就是漢王朝遠征大宛的原因。
李廣利兩次征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派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等到大宛，欲換取大宛之貳師（今蘇聯境內之Mapxa-MaT）出的名為「汗血馬」的善馬。但大宛國王認為漢遠在沙漠和鹽澤之東，很難派兵出擊，就拒絕漢使要求。漢使車令遭到拒絕後大怒，口出不遜，並「椎金馬而去」（《史記·大宛列傳》）。大宛統治者就聯絡其東鄰郁成國劫奪漢使財物，並殺死漢使。
消息傳至長安後，武帝大怒，立刻發兵攻大宛。他輕信浞野侯姚定漢所妄言「兵不過三千人」「即盡虜破宛矣」（《史記·大宛列傳》）。馬上派李廣利率「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出征。
李廣利得勝歸來，受到武帝厚賞：封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不過，這次勝利乃是武帝傾全國之力，「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換來的。李廣利並無統帥的德才。所以，11年後這個依裙帶關係而成名的將軍，終於成了投降匈奴的變節者。
儘管漢武帝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征大宛，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但在客觀上也有益於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勢力。自漢征大宛勝利後「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鹽鐵論·西域》），西域諸小國紛紛派人入質，與漢通好。漢朝也在敦煌以西至西域的路上置亭障，設田卒，並「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使西域同漢王朝的聯繫更加緊密了。
爭姑師 漢武帝統治時期，在伐大宛以後，對西域的重大軍事行動，還有二次出兵車師。早在元封三年，漢就在征樓蘭時，破姑師（即車師）。不過那只是給車師以初次打擊。由於車師所處的位置正在匈奴控制之下，所以車師往往站在匈奴一方與漢為敵。而漢軍征匈奴時，也不能不同時進攻車師。
天漢二年（前99年），當李廣利、李陵率軍攻匈奴時，同時派匈奴降者開陵侯率樓蘭兵伐車師。如前所述，此次出擊匈奴的漢軍大敗而回，開陵侯所率擊車師之軍也因匈奴數萬騎援軍救車師，而無功返回。
漢再次攻車師也是在擊匈奴之時，征和四年（前89年）李廣利率兵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莽通出酒泉擊匈奴。莽通所率之四萬騎必須經過車師，所以在進軍中特派開陵侯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地兵攻車師，以防車師襲擊，結果車師王降，漢軍得以順利通過。
從二次攻車師的原因可以看出：漢攻車師主要在於匈奴在這裡的勢力很大，成為牽制漢軍的力量。不將匈奴從這裡趕跑，車師是很難站到漢朝方面的。但是，在漢武帝時並沒有達到趕走匈奴的目的，所以，爭奪車師的戰略任務並沒有完成。
第三節 漢王朝統治下的西南、東南和東北各民族
漢武帝時期，漢王朝同西南、南方、東南、東北地區的各族關係也有了新的發展。
一 通「西南夷」
處於今雲、貴、川一帶的少數民族即所謂「西南夷」地區，早在秦代就已置於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統治之下。秦亡以後，中央王朝對這裡的統治曾一度中斷。漢初，雖然民間往來並未中斷，但西漢政府只是在高后六年（前182年）於僰道（今四川宜賓）和青衣（今四川雅安）置關市，管理貿易，此外就顧不上這些地區了。
唐蒙出使夜郎 漢初，「西南夷」地區有許多部落，其中有滇、夜郎、邛都、嶲、昆明、徙和笮都、冉駹、白馬等等。其中「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據考證，夜郎原屬於百越中的駱越族，到漢初才形成一個新興的夜郎部落聯盟，故其名稱不見於西漢以前之史籍。到漢武帝時，夜郎國已據有今貴州興義與廣西凌雲一帶，即桂之西北角與黔之西南角均為夜郎國，成為西南地區的大國（朱俊明《夜郎族屬為駱越證》，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一輯）。
儘管這樣，漢初統治者對西南地區的情況，包括夜郎國在內是不甚了解的。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漢王朝派大行王恢擊破東粵後，王恢派番陽令唐蒙出使南粵勸其內屬。唐蒙在南粵吃到枸（jǔ音矩）醬，詢問此物從何而來，才知枸醬是蜀之特產，商販從蜀地將其運往夜郎，再從夜郎的牂牁江（今北盤江）運至南粵的。回到長安後，唐蒙又從蜀地來的商人報告中得知：從夜郎通向南粵的牂牁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於是就向武帝上書「通夜郎道，置吏」（同上）以利用夜郎十萬精兵，沿江而下，征服南粵。武帝即刻批准唐蒙之建策，拜其為中郎將。率兵千人，後勤部隊萬餘人，經巴苻關進入夜郎。統治該地的夜郎侯多同原不知漢有多大。唐蒙到後，贈給他豐厚禮物，宣揚漢王朝「威德」。多同見漢軍威武之陣營，聽到漢王朝之強大、富饒，自然甘心向漢。唐蒙與其約定：在該地依漢制度置吏，並答應讓其子任縣令。
唐蒙完成使命回到長安後，漢王朝就在夜郎地區置犍為郡，並派巴蜀士卒修築由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這就是史稱的「南夷道」。
在唐蒙通使夜郎之時，曾徵發蜀地大量士卒，又曾以法誅殺了一些部落首領，引起巴蜀當地居民驚恐。武帝得知此情況後，立即派為郎的蜀郡成都人司馬相如前往安撫。司馬相如到蜀地後，以武帝名義發布檄文，說明唐蒙興師動眾，「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漢書·司馬相如傳》）並非皇帝本意，敦令當地官吏曉諭百姓安心生產，勿生異心。這件事反映了漢王朝對西南地區問題的處理是十分謹慎的。自唐蒙通夜郎以後，漢王朝同西南地區的聯繫密切多了，犍為郡的設置，標誌著「西南夷」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司馬相如通「西南夷」自夜郎歸屬漢朝以後，居於今四川宜賓一帶的僰人亦歸屬於漢。[170]接著，邛、笮等小國的國君也都要求歸附。這些小國均因聽說漢王朝強大、富饒，又見夜郎等「南夷」歸附後「得賞賜多」（《漢書·司馬相如傳》），所以願同「南夷」一樣，請漢王朝派官吏來治理。漢武帝問剛奉使歸來的司馬相如應如何處理，司馬相如認為：邛、莋、冉駹這些「西夷」地近於蜀，道路較易開通，秦時曾設過郡縣，至漢初才罷棄，現欲重新設置，遠較「南夷」容易得多。武帝以為然，就在元光五年（前130年）派司馬相如出使，並以王然於、壺充國、呂越人等為副使，用巴蜀的財物為禮品送給「西夷君長」。結果邛、莋、冉駹、斯榆等部落均願歸附，拆除了這裡的邊卡。同內地一樣，設置了一都尉，置十餘縣。從此，西達若水（雅礱江）和青衣江（大渡河），南到牂牁江的少數民族地區行政制度同內地統一起來。並開通了靈關道（四川蘆山縣東南），在安寧河上架橋，直達邛都（西昌）。不過，由於在「西南夷」地區修築道路費用浩大，為集中力量對付匈奴，「西夷」的開發並未大規模地進行（參見1977年出版《雲南各族古代史略》）。
對開發「西南夷」的不同主張 在統治階級中間，對開發「西南夷」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武帝即位之初就以很大力量對付北方的匈奴，需用大量的人力、財力；二是在唐蒙修治「西南夷道」的過程中，徵發巴蜀地區的徭役過度，引起當地人的不滿，所以在朝野間均有人反對漢王朝花很大力氣開發「西南夷」。當權的官僚中，以博士公孫弘為代表，認為「西南夷」對漢王朝來說是「無用之地」（《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建議漢武帝放棄它，其實他的這種主張不僅是對「西南夷」，就是對匈奴也是如此，當時正置朔方郡來對付匈奴，公孫弘也同樣主張「罷之」（同上）。後來漢武帝令朱買臣等與公孫弘辯論，提出的十條理由，他一條也回答不上，最後只好承認自己無知，但仍堅持「罷西南夷」而「專奉朔方」。當時，與公孫弘看法相同的大臣不只一個，如徐樂、嚴安等也都認為「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非天下之長策」（《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以公孫弘為代表的這一種意見，雖然並未動搖漢武帝伐匈奴，通西南夷的決心，但多少還是有一點影響的。如公孫弘堅持放棄西南夷，而「專奉朔方」就得到漢武帝「許之」（《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西南地區開發的緩慢，顯然與此不無關係。
在野的「耆老」反對開發西南夷者，主要是蜀地的地方勢力，「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史記·司馬相如傳》）。他們反對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於在西南夷修路和賞賜，增加蜀地人民負擔，使「百姓力屈」，另一方面也怕漢政府侵犯了地方勢力。而不論是在朝或在野的反對派，其反對漢政府經營匈奴、西域或西南夷的一個共同的理論根據，則是「華夷之別」。他們認為「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顯然，這是一種「外夷狄而內華夏」的古老的、守舊的理論，是奴隸制時代的周天子對周邊少數民族統治的方針。在進入封建時代，尤其是自秦統一後近一百年以後，仍然用這種理論和方針處理中央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無疑是與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發展背道而馳的。
當然，漢武帝不可能自覺地認識到上述守舊觀點的實質，但作為封建皇帝他要求加強中央集權，嚮往「大一統」的局面。所以，當蜀地「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又向朝廷唱起上述論調的時候，武帝便授意司馬相如作《難蜀父老》進行駁斥。在這篇文章中，司馬相如以歷史進化論的觀點論證了封建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政策理論，他指出：若永遠照古老的傳統「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連巴蜀之地也是「蠻夷」之地，哪裡有今天的進步呢？如今漢王朝將西南地區統一起來是順乎當地人要求的，「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史記·司馬相如傳》），而這些地區統一於漢王朝之下也是有好處的「遐邇一體，中外褆福，不亦康乎」（同上）。如果漢王朝放棄這些地區，是不符合「拯民於沉溺」之義的。哪能以「勞民」為藉口而放棄此「急務」呢？司馬相如的這些說法固然都是從封建地主階級立場出發的，但其主張統一的觀點及歷史進步的理論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因而是進步的。那一批守舊的縉紳先生被說得啞口無言，茫然不知所措「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最後只好「遷延而辭避」（同上）。
關於西南夷的爭論，反映了漢代地主階級內部對民族問題的不同看法。以漢武帝、司馬相如為代表的維護統一的主張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從以後的歷史發展就可以得到證明。反對的意見雖是一種陳腐的、守舊的觀點，但其在地主階級中影響很大，直到兩漢以後還不時有類似意見出現。[171]
益州諸郡的設立 由於北方伐匈奴的戰爭方熾，以及朝野的反對，通西南夷的進程在司馬相如歸來以後，曾一度停滯。但自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由西域回到長安以後，又激起了漢武帝對西南夷的興趣。原來，張騫在大夏時曾見到蜀布和夜郎產的邛竹布，據說這些東西是從身毒運來的。身毒既在大夏東南方，並有蜀和西南夷的物品，此處必距「西南夷」地區不遠。所以，張騫歸來後就向武帝建議：若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由身毒去大夏等西域諸國必然可通，這就可以繞過通往西域路上的匈奴阻礙。這一設想儘管與實際有很大距離，不可能實現，卻激起漢武帝通西南夷的熱情。當即派使者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區，這些使者雖然沒有找到通往大夏的道路，也未到身毒，卻有一批使者到滇、昆明地區，並了解到昆明以西千餘里有「乘象國」，名叫「滇越」（今雲南騰衝）。另一批使者到了滇池地區，得到滇王的幫助「留為求道」（《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找尋通往身毒的道路，達四年之久。雖然因昆明阻擋未能找到，但從此使滇王知漢之廣大，對漢產生好感。漢使先後歸來後「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同上）從而引起漢武帝注意。自元狩三年（前120年）漢朝便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漢書·武帝紀》注引臣瓚曰）準備進攻昆明。
隨著北方對匈奴的勝利，對西南方面也加緊進行：元鼎六年（前111年）漢王朝擊破南粵後，又接著平「南夷」，設置牂牁郡（今貴州西部和雲南東部）。又因「西夷」的邛君、莋侯作亂，將其殺掉，改邛都為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地區，雲南楚雄州北部），改苲都為沈黎郡（今四川西部漢源一帶），在白馬氐族地區設武都郡（今甘肅武都地區）。這些地區也同內地一樣，實行了郡縣制。
由於滇王不聽勸說，不肯「入朝」，元封二年（前109年）漢王朝發巴蜀數萬兵先擊破追隨滇的兩個小部落——勞深和靡莫，「以兵臨滇」，在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滇舉國降」（《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漢王朝在這裡設置益州郡，並賜以「滇王」印。1958年在雲南晉寧出土「滇王之印」金印一方，證實了文獻的記載。
與此同時，漢王朝派郭昌、衛廣攻擊屢次攔截漢使的昆明，元封四年（前107年）和元封六年（前105年）郭昌兩次率兵擊昆明，終於在幾年後將其降服，以其地併入益州郡。
益州諸郡的設置標誌著漢王朝統一的進一步加強。這些少數民族地區在行政上正式併入漢王朝，對於發展文化、經濟交流、推動生產和社會進步都是有進步意義的。漢王朝採取了一些措施加強同內地的聯繫，如修路、屯戍以及規定在一定時期不徵收賦稅，等等，都有利於改變這些地區的落後面貌。因此，通「西南夷」之舉是值得肯定的。
二 東甌、閩越、南越的統一
在武帝以前，越（又作粵）人聚居的地區還有東甌、閩越、南越等以王國的形式存在，漢武帝統治時期，這些地區也統一於漢王朝的郡縣制，使漢族同越的經濟文化，進一步融合。
東甌的內徙 惠帝時封越東海王搖為王，都東甌，世稱東甌王。吳楚七國之亂時，東甌曾追隨吳國叛亂。吳王劉濞兵敗後，逃到東甌，被殺于丹徒，已如前述。吳王劉濞有子名子駒，逃亡至閩越，常鼓動閩越向東甌進攻，為其父報仇。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果然發兵圍東甌。東甌糧盡援絕，派人向漢武帝告急求援。當時朝廷中之大臣對東越諸小國不甚重視，武帝問太尉田蚡以對策，田蚡說「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史記·東越列傳》），主張不管。武帝派謁者汲黯前往調查，汲黯到中途就回來，報告說「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漢書·張馮汲鄭傳》）。但有一些大臣則主張干預。中大夫莊助就認為：東甌以有危難前來求救，若不管「又何以子萬國乎」（《史記·東越列傳》）。武帝支持莊助的對策，即派莊助持節發會稽兵救東甌。但會稽太守拒絕出兵，莊助執行軍法斬一司馬，令其服從，才得率會稽兵赴東甌。
閩越風聞漢軍來救東甌的消息以後，立即撤兵，因此，莊助所率之軍未至，東甌之圍已解，但東甌畏懼閩越攻擊，向漢王朝請求舉國內徙，得到准許。於是東甌之越人即遷居江淮之間。其遷往內地人數約四萬餘人，居於廬江郡（見《史記·東越列傳》集解引徐廣曰）。這部分越人同當地人民雜居，從而與中原人民融合，「大致複合於中夏系統矣」（羅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
閩越國的滅亡 閩越在漢初是較為強大的一支越人，其所居之閩中之地又十分險要，「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漢書·嚴助傳》），所以甚為兇橫。建元六年（前135年）閩越又發兵攻南越。此時南越王趙佗已死，為王者是趙佗之孫胡。胡向漢王朝上書說明「不敢擅興兵」（《史記·南越列傳》）請求武帝裁決。武帝讚賞南越王朝「守職約」（同上）立即派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率兵伐閩越。閩越王郢聞漢軍來征，「發兵距險」（《史記·東越列傳》），但閩越王郢之弟余善與相、宗族聯合將郢殺死，獻其頭於王恢。漢軍乃罷兵而還。不久武帝詔封未參與同漢軍對抗的原閩越王無諸之孫丑為越繇王，又封余善為東越王。共治閩越之地。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丞相呂嘉舉兵反漢，漢派樓船將軍楊仆等征伐。東越王余善也請求以八千士兵跟隨楊仆征南越，但暗中卻與南越反叛勢力勾結。直到楊仆等已破南越叛軍，尚不見余善的越軍。此時，東越王余善的反端已見。只因漢軍剛剛討伐南越「士卒勞倦」（《史記·東越列傳》）而未發兵。
元鼎六年（前111年），余善公然舉起反旗，自立為武帝，命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並攻入白沙、武林、梅嶺等地殺死漢三校尉。漢武帝立即派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仆分四道向閩越進攻。元封元年（前110年）幾路大軍攻入東越，但東越憑其地勢險要「敗樓船軍數校尉」（《史記·東越列傳》），戰鬥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進行。最後還是由於東越內部有越衍侯吳陽率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又有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將余善謀殺，以其眾降漢，戰爭才勝利結束。東越滅亡後，漢王朝將其地居民遷往江淮一帶，與當地漢族人民雜居。其繇王居股等有功之越人，皆論功封侯。從此，東越（閩越）即不復以王國的形式存在了。
南越相呂嘉叛亂 南越國自趙佗於建元四年（前137年）死後，繼位之國王同漢王朝的關係一直很好。尤其是漢王朝為南越解圍而消滅閩越之後，南越王胡對漢王朝更是感恩戴德，曾向漢使者莊助表示：「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史記·南越列傳》），並派太子嬰齊入長安宿衛。同時表示隨後自己也赴首都入見天子。但莊助走後，南越國大臣紛紛勸胡不要入漢，胡遂偽稱有病，十餘年終未至長安。胡死後，宿衛長安之嬰齊歸來繼位。嬰齊在長安時娶邯鄲女樛氏，生子興。越王嬰齊死後，子興嗣立，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派安國少季赴南越，宣諭南越王興及太后入朝，並以衛尉路博德等率兵屯桂陽為後盾。王及王后均願「內屬」，唯丞相呂嘉反對。呂嘉為南越老臣，曾在三代越王下為相，其宗族為顯宦者七十餘人，在國內耳目甚眾。他曾屢次反對王及王后「內屬」，不願放棄獨立王國之地位，但「王弗聽」，於是，呂嘉即利用其在國內的威勢「得眾心愈於王」（《史記·南越列傳》），及太后與安國少季有奸[172]，煽動越人陰謀作亂。
呂嘉的反狀已明，但漢武帝認為南越王及王后均已附漢。僅一呂嘉為亂不須興師討伐。欲派莊參率二千人前往宣諭，莊參認為人少。故濟北相韓千秋大言：「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史記·南越列傳》）於是武帝派韓千秋和南越王后弟樛樂為將率二千人入南越。
呂嘉見漢朝派兵入越，於是公然舉兵反叛，殺越王、王后及漢使者，立明王（趙佗子）長男越妻所生之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同前來的漢軍展開正面戰爭。
南越地置郡 韓千秋率兵入越後，雖取得小勝，畢竟由於人少，未至番禺就被越兵消滅。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漢武帝派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率江淮以南十萬樓船之師征南越，另從零陵、巴蜀又有幾路大軍前往配合，分路進擊，元鼎六年（前111年）樓船將軍楊仆大軍先至番禺，伏波將軍路博德後至。兩路大軍併力攻城。由傍晚攻至天尚未明，城中越人即投降。呂嘉等與其親信數百人逃入海中，路博德派人追趕，最後越人都稽將呂嘉捉住。延續93年的南越國從而滅亡。
南越滅亡後，漢王朝將其地置九郡：即南海（治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鬱林（今廣西桂平西，治所布山）、合浦（治所合浦，今廣東合浦北）、珠崖（治所瞫都，今廣東瓊山東南）、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島儋州西北）、蒼梧、交趾、九真、日南郡。
南越改郡後，使這裡同內地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了，特別是漢族地區人民不斷南遷和越族許多人民遷居內地，更促進了南方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漢族、越族人民的進一步融合。因此，這是有進步意義的。
三 漢武帝時期的東北各民族
漢代東北各族及分布 居住於東北地區的民族，除漢族外，在西漢時期主要的有夫余、肅慎、挹婁、高句麗、烏桓、鮮卑、沃沮、貊等。
肅慎與挹婁為居住於東北的兩支古老民族，有人認為他們就是一族而異稱，如《後漢書·東夷傳》說：「挹婁，古肅慎之國也。」近世學者也有據此而斷言：肅慎「亦即挹婁」（金毓黻《東北通史》上編，第74頁），有人認為「挹婁人是古代肅慎人的後代」（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二冊），也有將漢代的肅慎與挹婁視為不同之兩族的（丁謙說，見《東北通史》引）從現有史料分析，肅慎與挹婁可能是一族中的兩支，到漢代這兩支都同時存在。[173]挹婁在肅慎北，大致在今張廣才嶺和牡丹江以東，松花江一帶。
夫余、貊、高句麗也屬同一族（金毓黻《東北通史》第76頁）。夫余居於今吉林松花江伊通河流域，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與中原有著經濟、文化的往來，其居住地區土地肥沃，盛產貂、豽等毛皮及良馬、赤玉，至漢武帝時已出現階級分化，有了軍隊、牢獄和宮室。高句麗在夫余之南，今鴨綠江以西，分為消奴、絕奴、順奴、灌奴、桂婁等五部。其生產也較發達，主要從事農業，善釀酒。
烏桓與鮮卑都是由東胡族發展、衍化而來。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其中一支退居烏丸山（今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西北四十里，興安嶺南行正干大山），遂稱為烏丸（丸與桓通）。當時，烏丸還處於原始社會階段，以畜牧業為主，隨水草而居。人人均會騎馬射箭，強健勇敢，婦女會織毛毯，男子能製造弓、矢。但匈奴正強大，烏桓受其奴役，每年須向匈奴進貢大量財物。鮮卑也是因東胡中的一支逃到鮮卑山（今內蒙古洮兒河與西拉木倫河之間）而得名，與烏桓為鄰，其狀況與烏桓相似。[174]
武帝時期與東北各民族關係 漢武帝時期封建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大，東北地區各族同漢政權的關係亦日益密切。首先是受匈奴奴役的烏桓，由於匈奴的失敗而脫離匈奴的統治，回到漢王朝屬下。霍去病擊敗匈奴左部以後，即將這裡的烏桓遷至上谷、漁陽、遼東等地。西漢政府還在那裡設立了烏桓校尉進行統治。烏桓從此成為西漢政府監視和打擊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漢武帝時又在高句麗置縣，屬玄菟郡（在今遼寧省新賓西），由西漢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漢武帝還賜給「鼓吹伎人」（《後漢書·東夷列傳》）。沃沮等族皆在其屬下。
漢武帝時期雖未把經營東北作為政治、軍事的重點。但由於北方匈奴勢力的敗退，東北各族人民同中原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繫空前加強。從考古發掘的材料可以證明：西漢以後東北地區同中原地區的文化、經濟融合、交流比以前顯著加強，如1954年發掘的遼陽三道壕遺址，在揭露的一萬多平方米麵積內，共發現居住址七座，並有成套鐵農具出現（東北博物館《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1972、1977年在綏芬河流域東寧大城子、團結兩處發現的挹婁人遺址，據對大城子F2出土的木炭測定，其絕對年代為距今2100±85年，正當西漢初期或漢武帝時代，這裡發現的鐵器，尤其是一件鐵鐮，非常類似於漢代中原地區的同期鐵鐮，而據考古工作者研究：當時挹婁人是不能製作鐵器的，這類鐵工具當系中原傳去（轉引自《黑龍江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黑龍江省古代歷史的新見證》）。此外，在東北各省均不斷發掘出許多文物，反映了當地「原始文化由於汲取了新的滋養，社會生活出現過顯著變化。漢族居民，漢代文化對於促進祖國東北歷史的發展曾發生過巨大的積極影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見證》，載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本章小結
漢武帝時期是漢民族同周邊民族關係大發展的時期。首先，在這個時期漢王朝改變了對匈奴忍辱妥協的方針，進行大規模的反擊，並取得輝煌戰果。匈奴對西漢政府和中原人民的威脅從此解除，這對於生產發展和各民族友好往來，都是十分有利的。武帝時期對西域戰爭的勝利，使眾多的少數民族歸附於漢王朝，加強了統一，這對於各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有好處，是符合各民族利益的。西漢王朝同其他各族關係進一步密切，也是有利於我國多民族的國家統一和發展的。毋庸諱言，漢武帝時期各民族關係的發展，是伴隨著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同時存在的，這是封建時代的局限性。無須迴避，但也不必苛責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