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 · 十二 光武下

光武之得天下與高祖異，古無匹夫而爲天子之事，韓、彭之視高祖，猶儕輩耳。光武之起即人心思漠之勢，以宗室中興，此其大異於高祖一也。光武即位於群雄並峙之時，君臣之位素定，非如高祖於天下大定後諸侯尊之爲天子，此其大異於高祖二也。漢初去戰國未速，人人不忘六國之事，光武諸將所封不過大縣數四，衣食租稅，無地可資以爲叛逆，（賈云：「曩令類、、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在可也。」）此其大異於高祖三也。光武之得保全功臣，形勢本與西漠不同，稱美光武君臣者過也。功臣任職，本爲西漢初年之弊政，以諸將與高祖共圓天下，未能去之，光武不以功臣任職，非光武一人之私見，乃識者所共見。鄭興上疏云：「道路流言，成口陛下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繆矣。」言光武之不以功臣任職，乃矯前漠之失。《馬武傅》云：「帝後與功臣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賞學周，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封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雌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速方百珍甘，必先編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得保其福祿，終無誅者。」《賈復傳》云：「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京師，乃與高密侯禹亞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又云：「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束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鄧禹、李通、賈復皆南陽人，因得參議國事，光武之忌刻功臣可見也。馮異、寇恂新立大功，即自憂懼，耿弇平膏之後，即無尺寸之功，當時諸將惟馬援雄才大略，差與光武相假。光武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而馬援以食功不止，因此見忌，光武以於西漠之福而防之深密也。又光武之遇降將亦與高祖異，高祖之時所與爲敵者乃項羽，高祖厚遇降將，所以弱項羽之勢。光武所遇群盜耳，本無能爲，故光武於降將無尺土之封。《王昌傳》云：「威請求萬戶侯。（杜威然王郎請。）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劉盆子傅》云：「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及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赤眉諸師。）賜宅人一區、田二其餘降卒則使之道復民伍。」《異傅》云：「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中諸。）」《耿弇傳》云：「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其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幅重七千餘雨，皆翟遣歸鄉里。」 光武於建武元年即位部南，十三年平公孫述，法物始備，光武既以興復漠室相號召，故其制度多依西漠之，其所愛革者不過數事。一日省官省縣。建武六年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吏員，國不足置，長史可併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本紀》建武十三年云：「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寡，至十存一焉。」省事典省官相因而至，不能省事，則不能省官。）二口罷郡國都尉。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七年韶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申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三日斷州牧自還奏事，事在建武十一年。（罷郡國兵則集兵權於中央，斷州牧自還奏事；則中央派遣之刺史由監察官變爲行政官，地方行政由二級制變爲三級制，太守之權遂輕於西漢。）四曰增吏祿。建武二十六年韶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西京惟六百石以上有罪先請，建武三年詔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長相有罪先請。）此四者爲光武之改制 光武起自民間，被服儒業，知天命之無常，故建武七年上占不得言聖，十九年自謂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其小心翼翼如此。《循吏傅》言其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衡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聘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光武之敬事愛民，略可知也。束漢初年之政治無急於田宅奴婢，王莽以禁田宅奴婢不得買宣致亂，光武中興常有所省改。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河南尹張及諸郡守十餘皆下獄死。《劉隆傅》云：「是時，田多以不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韶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饒豪右，侵刻贏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周，河南、南陽不可周。』帝潔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束海公，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救，當欲以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周？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制，不可爲準。帝令虎將間吏，吏乃實首服爲顯宗對，於是遣考實，具知狀。明年隆坐微下獄，其儔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常時宣施之法不可知，以王莽大亂之後，占田當有限制，若豪右占田太多，則不足以安置貧民，此事殺刺史太守十餘人，郡國大姓兵長群盜處處並起，其嚴重可知也。於奴婢則解放之。建武二年韶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有拘執論爲律。」六年韶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官奴婢。）不舊法者，皆免爲庶人。七年韶曰：「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選，以賣人法從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乃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十一年韶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韶曰：「敢炙灼奴婢者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韶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是光武雖承認奴婢制度，於不合法之奴婢則免之，於奴婢之身體則加以保護，於施於奴婢不平等之法律則除之，不如王莽之康除奴婢制，於奴婢之保護則優於前也。（光武之田制雖無明文，以此假之，當亦承認私有田產，而加以限制也。）喪亂以來，多所枉。光武中興，故解放磐囚。建武五年韶曰：「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七年韶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繁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馬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解釋繁囚，乃與民更新之意，雖關係不及田宅奴婢之大，亦安民之要務也 《循吏傅》云：「光武長於民間，頗述情，見稼稍娘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敷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瘓，觀納風謡，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遺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酷吏傅》云：「自中典以後，科網稍密，史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是光武不僅能以循吏養民，且能以文法防止官吏也，而《循史停》又云：「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謡言單醉，轉易守長，故朱浮敷上諫書，切峻政，離意等亦規諷股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在此之「吏事刻深」，即《酷吏傅》之「科網繁密」，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何哉？此由不知取吏與治民之分耳。欲求安民，必吏治，此實無可奈何，俗儒不察，故宣帝、光武皆蒙焉。（光武之重循吏，范亦知之，其曰：「建武之初，群雄方，呼者速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德不暇之日，卓茂斯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侵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立館何異哉」）經王莽大亂之後，而能致異平者，非光武勤於史事之效歟？ 光武自建武六年即不欲用兵，其時隗囂、公孫述猶未平，且欲置之度外，何暇於四夷，此由王莽改制以來，社會大變，民不安案，起爲群盜，不安輯之，則旋波旋起、福患摩止。《西域傅》云：「建武中皆遺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永平中始置都。）」其後絕通。其不食邊功可知也。西羌舊在涼州，與漠人雜處，置護羌校尉以領之，光武從班彪之言，復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邯卒而職省。建武十年先零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大破之。十一年先零復寇臨洮，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隨西、扶風三郡。十二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西羌在光武之世，未爲大害也。匈奴與彭相結，復立盧芳，使居五原，共侵北邊，建武九年命吳漢擊之，經歲無功，匈奴轉盛。十三年遂寇河束，於是徙幽，並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匈奴左部遂轉居塞內，乃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人寇日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北邊無復寧。會匈奴早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乃遣使詣漁陽求和，二十四年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據《本紀》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在十五年，修烽燧築亭侯在十二年，《匈奴傳》倒置）烏桓，鮮卑皆與匈奴爲寇，鈔掠北邊，自匈奴款塞，烏桓大人郝旦等於建武二十五年率眾向化，鮮卑大人於仇責、滿頭等率種人詣朝賀，慕義內屬。光武報臧宮，馬武書曰：「舍近謀遠者勢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食人有者殘，殘誠之政，雕成必敗。」光武之不務邊功，於其利害之際，等之熟矣。 光武之政有最爲人詬病者，曰不任三公，政歸臺開。仲長統《法誠篇》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令，枉過直，政不任下，置三公，事歸臺，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貓加，而橘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登。」請人草湛恩《後漠三公年表序》，益推演之，此不可以不辨也。西漢之有強臣，自霍光始。臺者，尚書也。自霍光以來，強臣執漢柄者，有不領尚乎？光武懼大臣之專，故不以三公録尚害，束漢録尚害爲章帝以後之事。尚書爲政事之本，猶清代之軍機處。武帝以後之尚書，猶武帝以前之御史。西漢初年相臣皆起軍功，專朝政，故御史爲丞相之副，如此制度，天子爲虛位也。武帝以後，尚害起而代之，武帝之尚害即中害，故又稱中尚善。霍光時代中害、尚善並置，以至成帝時，皆有中書、尚書之爭。自成帝翟中書，王鳳以至王莽皆録尚書，以尚書爲政事之本，執政者非録尚書不可也。《漢書·龔勝傅》云：「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間常。」《王莽傳》云：「太后韶尚書具其事。太后令尚書令恂詔之曰：『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西漢末年之尚害，非西漢初年之御史乎？是則政歸臺閣爲霍光以來之事，《王莽傅》言莽之獨攬事，則雲尚書不得知，是尚害之重，西漢已如此也。光武初年以禹爲大司徒，司徒即丞相之職，鄧禹置身行，不政務，乃以伏湛爲司直行大司徒事，此政在三公之證也。《宋均傅》云：「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趟熹傅》云：「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此非建武、永平之世政在三公之證乎。光武責三公以吏事，故不使功臣任職。《侯霸傅》云：「後千乘陽歙，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魏郡馮勤，皆得薨位。」（《馮勤傅》云：「先是，三公多以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則光武之三公非無所職明矣。仲長統生於漢末，習見權臣擅政，三公徒擁虛名之事，遂以爲光武之制，故曰「三公之職，催員而已」。又曰「然政有不理，獵加譴責」，三公既是備員，復加以譴責，豈人情乎？光武之不以三公録尚書，乃內外相持之道，三公行政，天子亦知政事，既非如宣元時代之中善專政，（以內製外。）亦不如漠初之以御史副丞相，與霍光以來以大臣領尚書也。（以外製內。）權臣、外戚、宦官之福，乃君主制度下必有之，人君操天下之柄，非英明之主必有竊之者，不在此則在彼，故法家重主術，然無使術必行之術。仲長統之論，乃發憤之言，歸罪光武，失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