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十九章　讖緯的造作

古代人最喜歡作預言，也最肯信預言。那時的史官就是製造預言的專家。還有一種預言，說是上帝傳給人們的，叫做讖。相傳秦穆公曾經睡了七天不醒，醒來的時候，對人說：「我是到上帝那邊去的，上帝告我將來晉國怎樣，秦國怎樣。」他叫人把這些話寫出來，稱它為「秦讖」。後來晉國的趙簡子也像他一樣，睡了七天，醒來的時候告訴他的大夫說：「我到了上帝那裡，和許多的神靈游於鈞天，聽廣樂，看《萬舞》，快樂極了。忽然有一頭熊要來抓我，上帝命我射它，一射就死了。又有一頭羆撲來，我照樣一射，羆又死了。我瞥見我的兒子也在上帝旁邊，上帝指著一條翟犬，對我說：『等你的兒子長大時再給他罷！』」這些話也都記出藏好，當然成為趙讖。後來趙簡子滅了晉的世卿范氏和中行氏，知道夢裡射死的一熊一羆就是他們的象徵。他的兒子襄子滅了代國，這翟犬的讖也應驗了。這都是上帝的命令，但上帝不肯明白說出，只管用了仿佛相類的東西來作暗示，逼得人們去猜謎：他為什麼這樣喜歡耍手段呢？ 秦始皇時，這類的預言也常有。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派燕人盧生入海求神仙。盧生到了海里沒有見到神仙，卻得到一本圖書，上面寫著「亡秦者胡也」。於是始皇發兵三十萬人往北去打胡（匈奴），奪取河套地；不知道這個讖卻是應在他的少子胡亥身上的！這個讖既有圖又有書，其形式大概和現在流傳的《推背圖》相像。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天，有一個使者從關東來，晚上經過華陰，忽被一人拉住，那人一手把一塊璧遞給他，說道：「請你替我送給滈池君（長安西南有滈池）；還告訴他，在這一年中祖龍要死了。」使者正要問他，那人已不見。他把這事奏上；查考這塊璧，乃是始皇二十八年渡江時沉在江里的。始皇很不高興，但自己寬慰道：「山鬼懂得什麼！況且祖是人之先，也未必是我呵！」他為要避開這個厄運，就往南方去遊玩。三十七年七月，他果死在路上。大家說，「祖」是始的意思，「龍」是皇的意思，這又是一個應驗的讖言了。 但讖言真是上帝降下的嗎？看下面一件事就很使我們疑惑。當始皇聽得「祖龍死」的前幾個月，有流星墜在東郡，化 為石，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個字。這句話說得太明顯了，用不著猜謎，所以他知道這是自己的臣民所發出的咒詛，便派御史去查問，雖然沒有得到主名，也把石旁的居民盡殺了，連這塊石頭也銷毀了。其實從楚、漢之際看來，這句人造的讖言也是十分應驗的。 西漢時，社會安定，這類刺激人心的讖言當然減少。但到武帝之後，民窮財盡，國本動搖，讖言又得了發展的機會。例如上面提起的，昭帝時，泰山下一塊臥地的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樹忽然重生，眭弘就說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又如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說上帝派赤精子下凡，傳給他一部《包元太平經》，供給漢室再受命的應用（均見第七章）。王莽時，這種風氣更盛了。武功長孟通掘井時發現一塊白石，上面有「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八個紅字，王莽就做了攝皇帝。臨淄亭長發現了一口新井，巴郡得到石牛，扶風得到石文，攝皇帝就去掉了「攝」字。哀章把「天帝行璽金匱圖」和「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送到高廟之後，漢高帝就讓國與王莽了（均見第十四章）。在這些記載里最可注意的，是哀章的「金匱圖」和「金策書」，足見這是既有圖又有書的，和盧生在海里得到的東西相仿。 哀章的圖書里寫著王莽的大臣八人，取了兩個吉祥的名字，喚做王興、王盛，連他自己一共十一個人，都署定了官爵。王莽既登極，就照了這個上帝的單子去任命。於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封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封嘉新公；哀章為國將，封美新公；以上四人稱為四輔，居上公之位。又甄邯為大司馬，封承新公；王尋為大司徒，封章新公；王邑為大司空，封隆新公；這三人居三公之位。又甄豐為更始將軍，封廣新公；王興為衛將軍，封奉新公，孫建為立國將軍，封成新公；王盛為前將軍，封崇新公；這四人稱為四將。王興、王盛，朝中並沒有這兩人，但姓這個姓、叫這個名的卻很多；王莽訪得同名姓的十餘人，其中以退職的城門令史王輿、賣餅人王盛的容貌為最合於卜相的標準，就登用了他們，從此這二人躋於闊人之列，這種好運真是他們夢裡也沒有想到的。大家看見做官有這一條捷徑，於是爭作了符命獻上去；雖已得不到公爵，也可以望封侯。至於不屑幹這種事的，見面時常常戲問道：「你還沒有得到天帝的委任狀嗎？」有人勸王莽道：「這實在開了奸人作福的門路，又是亂了天命，應當除去其根源才是。」王莽也覺得這種事情幹得膩了，於是獻符命的往往下了監獄。起初，甄豐和王舜、劉歆們都是王莽心腹人；王莽從大司馬做到皇帝，甄豐也曾出過不少的氣力，定過不少的計謀。到這時，他雖由了《金匱圖》 而得著公爵，但和賣餅的王盛同居於四將之列，反不及一個無賴的哀章，終覺得不高興。他的兒子甄尋知道他的意思，就作了一通符命，說新室當依照周、召的故事分陝立二伯：更始將軍甄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王莽因他們都是舊人，也聽從了。當甄豐任了右伯，尚未動身的時候，甄尋貪得無厭，又作了一通符命，說以前的漢平帝的皇后，漢亡後稱為黃皇室主的，應當改嫁甄尋。平帝的後是王莽的女兒，他這一回可不答應了，怒道：「黃皇室主是天下之母，這是什麼話！」他發吏收捕甄尋，那追隨多年的右伯甄豐就只得自殺了。 王莽自從作了真皇帝，為要替自己宣傳，派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頒發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都是說些漢的火德是怎樣的消亡，他的土德是怎樣的興起，皇天的符命是怎樣地一次一次給予他的種種故事。文帝時黃龍出現於成紀（見第四章），不是公孫臣主張漢為土德的證據嗎？但在這四十二篇里，居然把這事列為王莽的土德的符瑞了。經他這樣一宣傳，把這些觀念深深印入國民的腦里，於是光武帝做皇帝時便非自承為火德不可，所以《赤伏符》就是跟著這四十二篇來的。 且說王莽時有個公孫述任道江卒正（那時改蜀郡為導江，太守為卒正），到王莽滅亡，四方兵起，他就自立為蜀王；後來又自立為天子（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國號成。他根據王莽的五德系統，以為土生金，他在王莽之後應為金德，所以色尚白（現在四川奉節縣東邊有白帝城，即由此來）；又建元為龍興。他也和王莽同癖，好作符命。他以為讖書里說的「孔子作《春秋》，為赤製作，斷十二公」，赤是漢，高帝到平帝是十二代（連呂后數在內），可見漢的歷數已經完了；一姓不得再受命，所以劉秀雖有《赤伏符》還是無效的。他又引《錄運法》說，「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說，「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說，「西太守，乙卯金」，以為他姓公孫，應當受命；又他以西方的太守起家，應當去乙（軋）絕卯金（劉）。他又說：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所以他據西方而尚白，確是得到了帝王的正統。他屢次發出檄文，把這些意思宣傳到中原來，要使大眾相信他是一個真命天子。光武帝不怕打仗，卻怕在讖書里真有別人做天子的證據，就給他一封信，說道：「《西狩獲麟讖》上說的『乙子卯金』，是漢高帝以乙未年受命。『光廢昌帝，立子公孫』，是霍光廢掉昌邑王而立皇孫病已（宣帝）。『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乃是姓公孫的黃帝作了土德之君，也與你無關。而且讖書上又說：『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你是不是丞相當塗高呢？你年紀大了，應當替妻子們想一想，不要爭奪這天下 的神器罷！」公孫述看了這信，不答覆，仍做他的皇帝。但到龍興十二年上，究竟他的「西太守」靠不住，給「《赤伏符》」滅掉了。 在公孫述和光武帝二人的文告裡，可以注意的事情有幾項：第一，他們作天子的根據都出在讖書上。第二，他們對於讖書，各有各的解法，好像後人的詳簽詳夢一般。第三，他們不諱言自己統治權的滅亡。光武帝是一個中興之主，正在開國的時候，而已公開表示他的亡國的日期和亡他的國的人名，這是何等的度量！所以然之故，就為讖書里是這樣說的，他不敢不信。讖書里何以這樣說，則因他們相信做天子的也像做官一樣，多少年後須換一個新任的，他們已在讖書里把五個德的帝王年代都規定了。第四，公孫述引的《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光武帝引的《西狩獲麟讖》，都是讖書的名目，以前的人所沒有見過的。《春秋經》的最後一條，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可知這《西狩獲麟讖》定是屬於《春秋》的讖書。此外，《援神契》是屬於《孝經》的，《錄運法》和《括地象》是屬於《河圖》的。 讖緯的著作，他們說是孔子編成了「六經」之後，深恐經文深奧，將來的人不能洞悉他的意思，所以別立緯和讖，講說得通俗一點；又說有許多是黃帝、文王等九個聖人傳下來的。讖，是預言。緯，是對經而立的：經是直的絲，緯是橫的絲，所以緯是解經的書，是演經義的書，自「六經」以及《孝經》都有緯。這兩種在名稱上好像不同，其實內容並沒有什麼大分別。實在說來，不過讖是先起之名，緯是後起的罷了。除了這兩名之外，還有「圖」和「書」。我們在上邊，知道符命都是有圖有書的。最早的圖書是什麼呢？他們說：是黃河裡出來的圖，叫《河圖》；洛水裡出來的書，叫《洛書》。劉歆的意思，以為伏羲氏王天下，受了《河圖》，照樣畫出來，就是八卦；禹治洪水，天賜《洛書》，照樣排列出來，就是《洪範》。緯書里更描寫得好玩些，說：《河圖》是龍馬馱出來的，《洛書》是神龜獻上來的。不管它究竟怎樣，《河圖》和《洛書》一定是最古的讖緯。因此，讖緯里以屬於《河圖》和《洛書》的為最多，就現在看得見的材料說，已占有了全部的四分之一。大概凡是歸不進《六經》的，都歸到這方面去了。就是光武帝受命的《赤伏符》，也是《河圖》中的一種。這些書的名目，多半是不可解的；隨便舉出幾個，讓大家猜一猜：《稽曜 》、《帝覽嬉》、《皇參持》、《闓苞受》、《帝視萌》、《運期授》、《甄曜度》、《靈准聽》、《寶號命》、《洛罪級》、《考河命》、《准讖哲》——你們看，這些名詞是多麼神秘呀！因為有圖、有書、有 讖、有緯，所以這些書的總稱，或是「圖書」，或是「圖讖」，或是「讖緯」，或是「讖記」，或是「緯書」；又因《尚書緯》中有十數種為《中候》，亦總稱為「緯候」。 這些讖緯真是從黃帝到孔子許多聖人們所作的嗎？恐怕除了喪失理性的人誰也不敢答應一聲「是」的。但尚有許多人說這些書在西漢時早就有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反證。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房中術和劾鬼術諸書尚連篇地登載，那時如有讖緯，則即使因它怪誕而不收於《六藝略》，那《術數略》中總應有分；為什麼不見影兒呢？讖緯的中心思想，是陰陽五行，是災異禎祥，這正是極合漢代經學家的脾胃的，為什麼他們都不引，必待至公孫述和光武帝們而始大引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七略》不錄讖緯，沒有別的原因，只因那時尚沒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向、歆父子校書之後才出現的，這種東西是王莽時的種種圖書符命激起來的。零碎的讖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緯的形式，以書籍的體制發表它的，決不能早於王莽柄政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