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實行

我們翻開古書來看，覺得秦以前的國家宗教是很簡單的。最大的祭禮是郊，一年一次，祭的是天，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周人，他們的始祖是后稷，后稷在農事上是有大功勞的，所以他們在郊祭時便以后稷配天，連帶祈求年穀的豐登。其次是社，這仿佛像現在的城隍廟和土地堂一樣，無論大都小邑，都有社廟；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的社。他們不但在那邊祭后土之神，就是碰見大水、大火等災難，或是日食等災難的預示，都要擊鼓殺牲而祭。逢到打仗，出兵和班師時都須祭社；獻俘也在那邊。因為那邊成了軍事機關，所以即在太平的時候也要借著社祭陳列軍器，好像開國防博覽會似的；齊國的社尤其有名。社既是代表國土，又作國防的中心，再加上了民食的稷，國家的意義已完全，所以「社稷」二字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郊社之外，又有宗廟，是祭祖先的；又有旅和望，是祭國內的名山大川的。寥寥落落，只有這幾種。要拿陰陽五行之說來分配，至多把郊配陽，社配陰；五行便無從說起。好在那時還沒有系統的陰陽五行說，用不著人們發愁。 那時的祀典比較可和五行說接近的，是秦國的祀上帝。然而秦文公在鄜衍祭白帝，秦宣公在渭南祭青帝，秦靈公在吳陽祭黃帝和炎帝，都是隨時隨地建立，並沒有顧到五行的方位。到漢武帝時，他在長安西北的甘泉建了泰畤壇去祭天，在長安東面的汾陰建了后土祠去祭地，也沒有按照著方位。這種不擇地的設置，足見其時尚沒有極嚴密的陰陽五行說，所以不曾處處受著這些規律的束縛。武帝又喜歡求神仙，任方士，以致許多的民間信仰都變成了國家宗教。 武帝以後，陰陽五行的學說經過經師們的鼓吹，這空氣愈來愈濃重了，簡直籠罩著一切。他們以為屬於木的一定居東，屬於火的一定居南，屬於土的一定居中，屬於金的一定居西，屬於水的一定居北；少陰為西，太陰為北，少陽為東，太陽為南，都是一定不移的方位。既有這些嚴格的學說，於是以前的種種宗教建設大家看得不順眼了。成帝初即位（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丞相匡衡奏言：「帝王的事務沒有比郊祀更重的，所以從前的聖王都盡心極慮地規定這制 度。他們祭天於南郊，為的是就陽；祭地於北郊，為的是就陰。上天受天子的祭饗是在天子的都城裡的。現在天子住在長安，祭天反到太陰方面的甘泉去，祭地反到少陽方面的汾陰去，和古禮太不合了。應當把這天地的祀典搬到都城來舉行，從此祭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回復古帝王的規模。」會議的結果，照辦了。匡衡又奏：「甘泉的泰畤太奢華，有采鏤黼黻的裝飾，有鸞路騂駒的祭物，又有玉幾玉器的陳列，又有童男童女的歌樂，這也和古制不合。古代的祭天之禮質樸得很，祭具是陶製或瓠制的，牲只用犢，席只用稽。現在也應當復古。」他還說：「秦國所立的上帝祠本不合禮，應當和其他不合禮的祠廟一齊罷廢。」成帝都接受了。那時國家奉祀的祠廟本有六百八十三所，審查的結果只有二百零八所是合禮的，其他都廢了。候神方士等七十餘人，也都免職歸家。這是把原有的祠宇作一次總整理、大淘汰，把漢武帝在封禪郊祀的狂熱中的建設完全破壞了。實在說來，這是儒生對於方士的威脅，他們用了純粹的陰陽五行說把隨時隨地發生的神仙廟祀打倒了。他們反對的是鬼神，保留的是術數。他們說是古代聖王如此，其實只是他們心目中的聖王是應該如此的。 成帝沒有兒子，王太后急於抱孫，疑心為了遷廢諸廟，受到鬼神的責罰，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她下詔把泰畤遷回甘泉，后土祠遷回汾陰，又恢復了許多祠廟。可是到底沒有用，成帝也死了。王太后十分生氣，她說：「皇帝遵了經義定郊禮，原是不錯的。為了求福，所以又遷回去。現在到底沒有得到一些福佑，還是順了皇帝的原意，回復了長安的南北郊罷！」 哀帝即位之後也常常生病，為要求福，又徵用方士，把以前所廢的祠廟完全恢復了。他在一年之中祭過三萬七千次。過了一年（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病還沒好，又把泰畤和后土祠遷回原處。到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又請復長安南北郊，並請把高帝、高后配享：冬至日，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夏至日，祠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王太后都照准了。三十六年之間，天地之祠搬徙了五次。 因為王莽是一個篤信陰陽五行說的人，所以他既繼承了匡衡的主張，用陰陽說定了南北郊，還要更進一步，用五行說定群神的祭祀。他和太師孔光、羲和劉歆等八十九人議，說道：「天子以父禮事天，以母禮事地。」現在應稱天神為皇天上帝泰一，兆（兆是祭壇）為泰畤；稱地神為皇地後祇，兆為廣畤。此外，再把群神以類相從，分為五部。這五部是： ①中央黃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地兆（照十二辰的方位，「未」在西 南角上）。 ②東方帝太皞、青靈句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 ③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 ④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 ⑤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 這就是《周官》里所說的「兆五帝於四郊」，他把這制度實現了。這五帝的名目，讀者應當記得，便是第十六章里《五德終始表》的第一層。那時已是居攝中，正在醞釀著受禪，所以這五方之帝便是五行相生說下的古史系統中的帝王。再替這五帝添上五個輔佐，太皞之佐是句芒，炎帝之佐是祝融，黃帝之佐是后土，少皞之佐是蓐收，顓頊之佐是玄冥，使得這個系統的地位可以更加鞏固。他們把這宗材料插入古文學的兩部經典：第一是劉歆重編的《左傳》，就附在「漢為堯後」說的一章之下，說這是五行之官，生時封為上公，死後祀為貴神的。第二是王莽徵求通曉之士的《月令》，說太皞是春季的帝，句芒是春季的神；炎帝是夏季的帝，祝融是夏季的神；黃帝是中央的帝，后土是中央的神；少皞是秋季的帝，蓐收是秋季的神；顓頊是冬季的帝，玄冥是冬季的神。一年本來是四時，到這時硬把它拉長，成為五時了。 皇天上帝泰一是最高的天帝。太皞、炎帝們為五帝，是次一級的天帝。這個方式固然和漢武帝的泰一壇相像（見第五章），但武帝時的五帝只是五種顏色之帝，沒有同傳說中的古天子發生關係，而王莽定的制度則天帝的系統即是古史的系統了。這一點的差異，不能不說是王莽設下的陰謀，也不能不說是經古文學的中心問題呵！ 《月令》這一篇，講的是天子居明堂之禮。這篇的大意，是天子每一個月應當順著時令做天人相應的工作（見第一章）。自從王莽當權，建築了明堂，又徵求通《月令》的人，一時祭祖先，封諸侯，行大射，都在那邊，做得很有聲有色。王莽失敗之後，長安的明堂毀廢，光武帝繼續在洛陽興造。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下詔祀光武帝於明堂以配五帝，又頒發時令，迎氣於五郊：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和句芒，車騎服飾都青色，唱的是《青陽》之歌。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和祝融，車騎服飾都赤色，唱的是《朱明》之歌。前立秋十八天，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和后土，車騎服飾都黃色，唱的是《帝臨》之歌。立秋之日，迎秋於西 郊，祭白帝和蓐收，車騎服飾都白色，唱的是《西皓》之歌。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和玄冥，車騎服飾都黑色，唱的是《玄冥》之歌。 從此以後，「順時令」一義遂為帝王施政的總綱。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詔道：「春天是生養萬物的時候，應當息事寧人以奉天氣。」這年的秋天，又下詔道：「《月令》冬至之後，但有順陽助生的明文，而不載鞫獄斷刑的政令。天子的生殺是應當順著時氣的。現在特定一種法律：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不許送上刑獄的報告。」那年十一月冬至，又依照《月令》，把關梁閉起。元和三年二月，又下詔道：「《月令》說孟春之月，應當好好地去視察丘陵土地所宜以備種植。現在荒地尚多，著即分給貧民，令他們各盡地力，勿得游手。」就在這一月里，他因要到中山去，又令道：「現在方春的時候，所過的地方不得有所砍伐。天子雖尊貴，但在不適當的時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順天，也就是不孝。巡行之際，凡車馬可以避開的，便避開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七月，又詔道：「依照《秋令》，這一月里應當養衰老，著賜高年者每二人布帛各一匹，讓他們自己備些醴酒和酪漿罷。」章帝之後，歷朝帝王也多在春天養幼賑貧，在秋天養老恤刑。 一般的學者，把《月令》的著作時代說得早是周公作，說得遲是呂不韋作。但此書既在漢前，何以在西漢時不能發生什麼影響而在東漢時便會發生大影響？何以漢武帝初年要立明堂只為朝諸侯，後來在汶上造明堂只有取資於方士的圖畫，而古制的再現必有待於王莽制禮作樂的時候？何以西漢時討論明堂有紛紛之說，而一到東漢即翕然無異議，一切都有固定的方式可以遵循了？所以我覺得，這篇書的出現是很有問題的。雖則這篇書還見於《呂氏春秋》等書中，難道他們就不能把它插進去嗎？ 古時最大的祭禮是郊和社。到這時，郊是析為南郊和北郊了。北郊由后土祠來，祭地神，性質和社實在沒有什麼分別。但漢代在后土祠外另有官社，所以王莽更立官稷，又把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恢復古代的社稷之祀。這個制度傳下來，永遠沒有什麼大改變。我們看，北京前門外有個天壇，這就是南郊；安定門外有個地壇，這就是北郊；天安門西邊的社稷壇（今為中山公園），就是官社和官稷。還有一個先農壇，在天壇的對面，是祭農神的，好像和社稷壇的「稷」重複了，這是漢代所沒有的。推原它的由來，當出於周人的「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壇祭地，先農壇祭后稷，社和稷都有了著落了，為什麼還要立社稷壇？原來社稷一名已習用為國家的代名詞，其本義已經送給地壇和先農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