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十七章　經古文學的建立

劉歆在哀帝時要立四種古文經傳，碰了博士們一個大釘子，他忍氣吞聲，出來做了幾任外官。但他的幸運終於到了。他少年時任黃門郎，恰好那時王莽也是一個黃門郎，兩人都很博學，意氣十分相投。自從平帝元年（公元1年），王莽當了權，他就回到朝內，任右曹太中大夫，又任羲和、京兆尹。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起明堂和辟雍等，規復古代的建築，就是由劉歆主辦的。因他有功，封為紅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這時候，劉歆已成為文化事業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構成一個文化的系統了。於是《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毛詩》都立於學官。向來反對他的博士們只得忍氣吞聲地領受他的報復。 他立了這四種古文經傳，還不以為滿足，索性更掀起一個大規模的學術運動。「六經」裡面的《樂》，本來是有譜而無 經的，他也找出了《樂經》而立於學官。又增加博士員，每經五人，「六經」共三十人；每一博士領三百六十個弟子，總共有一萬零八百個博士弟子。他還以為不足，奏請徵求天下異能之士，凡是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和懂得《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歷算、鐘律、月令、兵法、小學、史篇、醫術、本草的，地方官就替他備了車馬，送到京城裡來。在元始四、五年間（公元4—5年）到的數千人，都令在未央宮的廷中討論記錄，要他們改正前人的乖謬，統一各種的異說。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既把古文學的種子散播到民間，又令今文學增加許多敵人，凡是古文學家眼光中感到的「乖謬」和「異說」都被打倒了。這是用了利祿的引誘來統一學術思想的辦法，實在還是武帝立「五經博士」的老手段。 當時這一班人，現在已經不可考了，只知道那時通知鐘律的有一百多人，他們的議決案是羲和劉歆領銜奏上去的。又知道那時說文字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以沛人爰禮的學問為最高，就任他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取他們討論的結果，編成了一部《訓纂篇》。漢代通行的文字，據《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現在《訓纂篇》就有五千三百字了。到居攝時（公元6—8年），大司空甄豐又奉命校文書，給他改定的古文字也不少。那時有六種書法：一是「古文」，說是孔家壁中書的遺文；二是「奇字」，是古文的變體；三是「篆書」，就是小篆；四是「左書」，是秦的徒隸們寫的簡筆字；五是「繆篆」，是用來刻印的；六是「鳥蟲書」，是用來寫旗幟的。有了這個分別，於是今文經歸入了「左書」，地位遠在古文經之下了。這是文字學的一回大整理。他們用了這手段奠定了經古文學的基礎。從此以後，文字愈多，東漢時班固作的《續訓纂篇》就有六千一百多字，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有九千三百多字了。 我們知道，這些古文奇字有的是他們雜湊起來的，有的是完全杜撰的，也有從古器物上鈔寫來的。但他們決不承認是零碎集成，屢次聲明為整個的材料。他們說：壁中書是魯恭王毀壞孔子宅時得到的，其中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諸位應記得，哀帝時劉歆責備博士的信上說孔壁里出來的東西只有《禮》和《書》，而今又添出了三種了！）還有漢初丞相張蒼也獻上古文的《春秋左氏傳》。他們說：這種文字或是孔子手寫，或是孔子同時人所寫，所以古文經是最可靠的，它確為孔子的真傳。我們翻開《漢書·藝文志》來，哪一種經書不是今古文並列，這可見他們建立古文學的工作是怎樣的急進呵。所以，今文學是由春 秋、戰國以來五百年間漸漸構成的；古文學則是劉歆一手包辦，在十餘年間一齊出來的。我們說劉歆作偽，人家聽了往往以為言之過甚，說他一個人的精力如何造得了許多。須知他一個人的精力固然有限，但他借著帝王的權勢，收得三十個博士，一萬零八百個弟子員，數千個奇才異能之士，漫說十幾部書，就是幾百部書也未始做不出呢！劉歆何須親手做，只消他發凡起例，便自有人承應工作。這承應的工作雖成於他人之手，難道他就可不負造意的責任嗎？ 錢玄同說：「古文經對於今文經的態度是這樣：『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釋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沒有的書，而你所有的我卻一概都有。』因為他是這樣的態度，所以就上了今文家一點小當。今文經中漢朝人偽造的文章，古文經也居然有了，如《易》之《說卦》以下三篇和《書》之《太誓》皆是。古文經據說非得自孔壁，即發自中秘，或獻自民間，總之皆所謂『先秦舊書』也。先秦人用『古文』寫的書中居然有漢朝人偽造的篇章，這不是作偽的顯證嗎？」 他們不但要造偽經，而且要造偽經的傳授系統。例如《毛詩》，本來沒有什麼傳授可說的，但他們也會想出一個很長的系統來（他們自己的記載是失傳了；依據唐人書上寫的是孔子傳子夏，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傳毛公，毛公做河間獻王的博士；從此傳下來，直到王莽時）。他們說：《詩經》該有三百十一篇，但今文經只有三百五篇是不全的，他們失去的六篇是《小雅》里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來了。錢玄同說：「漢初傳詩，即分魯、齊、韓三家，這三家各自傳授，並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轅固、韓嬰三位老先生都把這六篇詩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記住了？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豈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詩》，這六篇的篇名雖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們的詞句也亡缺了！今文《詩》據說是靠諷誦而傳下來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樣地背不出這六篇，而古文《詩》據說是從子夏一代一代傳到大毛公，作《故訓傳》，被河間獻王所賞識，立博士，則早已著於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這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樣地缺了這六篇。這種奇蹟，居然能使自來的經學家深信不疑，劉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王莽自從輔了平帝之後，處處模仿周公，所以那時就有《周官》一書出現，說是周公作的，供給王莽許多模仿的資料。當居攝三年，王莽的母親功顯君死了，太后詔議他的服 制，羲和劉歆和博士等奏道：「攝皇帝要使漢朝和唐、虞、三代同樣的興盛，所以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以成天功。他聖心周至，有獨見之明；又發見《周禮》一書，可供損益古代禮制的參考。現在功顯君薨了，攝皇帝承皇天之命，奉漢大宗之後，不得顧私親。《周禮》里說，『王為諸侯緦縗』。應請用這天子 諸侯之服，以應合聖制。」在這段話里，已親切地告知我們，《周官》（即《周禮》），這部書是王莽發見的。在這樣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這樣支配現實政治的時候，恰巧發見了這一部書以供他制禮作樂時的參考，這部書的來歷不是很可疑嗎？因為有了這個參考，所以《周官》里「兆五帝於四郊」，他就建郊宮；《周官》里「辨廟祧之昭穆」，他就定祧廟；《周官》里有「九命作伯」，他就受九錫；《周官》里有「嘉量」，他就制嘉量；《周官》里說「羞用百有二十品」，他就吃一百二十樣的飯菜；《周官》里有「六宮」和「九嬪、世婦、女御」一班妃妾，他就於皇后之外列「和、嬪、美、御」之位：三個和人位視三公，九個嬪人位視九卿，二十七個美人位視大夫，八十一個御人位視元士。一共納了一百二十個女子，比較古代的天子超過了十倍。 在其餘的古文經傳里也多尋得出幫助王莽做成皇帝的痕跡。例如《春秋》隱公元年只寫「元年春王正月」，不寫「公即位」，《春秋》家推求孔子所以不寫的緣故，說隱公本有讓國於弟桓公之意，故孔子以不寫他即位來表顯他的志願。不過這僅是隱公的志願而已，至於魯公之位終究是他實任的。《左傳》卻說「不書『即位』，攝也」，這樣說來，隱公就不是實任的君而是用了臣的資格來攝行君事了。這對於王莽的做攝皇帝是怎樣地給予他一種有力的根據呵！又劉歆所表章的《古文尚書》里有一篇《嘉禾》，其中的一段是「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這是不是王莽做「假皇帝」的一個很好的先例？天下竟有這樣的巧事，後世的人要什麼就可以在古書里找出什麼來！ 古代的歷史，古代的書籍，都為供給他們的需要而弄亂了。無數的知識分子，也都受了他們的麻醉了。光武帝雖說「光復舊物」，但在文化上，他已經認不清誰是舊的，誰是新的。而且他以《赤伏符》受命，固已根本接受了王莽的學說。所以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他就依照王莽的制度，築起明堂、辟雍、靈台來。明帝繼續了他的事業，坐明堂而朝列侯，升靈台以望雲氣；又臨幸辟雍，親袒割肉，行養老之禮；饗射禮畢，他正坐講經，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數萬個冠帶齊整的紳士們環繞橋門，靜靜地聽著（北京的國子監就是漢的辟雍遺制，可以到那邊去想像那時的情形）。因為漢的火德 只有用了王莽的歷史系統才能說明，而這個系統，除了圖讖之外，在古書中只有《左傳》是尋得到證據的，所以《左傳》被重視了。當光武帝時，就想立《左傳》的博士，有一個老博士范升竭力反對，說道：「《左傳》不祖孔子而出於左丘明，又沒有相傳的師徒，又不是先帝所立的，為什麼要立博士呢！」他和幾個古文學者辯難了好久，又提出《左傳》的不合處十四條奏上去。光武帝不聽他的話，立了；後來又因許多人的反對，廢了。到章帝初年，令賈逵自選二十個高才生，把《左傳》教他們。建初八年（公元83年），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等古文家的經典，又任賈逵的弟子為郎官，學者都欣欣地嚮慕。既有許多的高才生替它宣傳，它在學術上就取得了新的生命，漸漸地成為《春秋》之學的正統，把原來唯一的《春秋傳》（《公羊》）擠出去了。 東漢一代，博士共十四人，都是今文經之學。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學的勝利；然而這勝利只有在表面上而已。所以然之故，古文視今文為後出，經過了一次整理，當然比今文進步；況且《左傳》的記事何等詳細，《周官》的典制何等綿密，今文經里哪裡找得出來。因此，東漢時幾個最有名的學者，如賈逵、服虔、馬融、鄭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到了魏、晉之後，五胡內遷，中原士大夫忙著南渡，今古文的經典和漢人的經說散失很多，今古文的界限就記不起了。到唐初作《五經正義》：《易》用晉王弼《注》，《書》用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劉歆的《古文尚書》已是假，這乃是假中之假）和偽孔安國《傳》，《詩》用毛《傳》和鄭玄《箋》，《禮記》用鄭玄《注》，《左傳》用晉杜預《注》。後又加上《周禮》和《儀禮》的《義疏》，都用的鄭玄《注》。鄭玄所以在經學界中握有絕大權威，就為這七部正統的經典的注釋，他一個人占據了四部之多。但他是兼修今古文的，常用古學說去改今學說，又用今學說去改古學說，所以後人罵他為攪亂家法的罪魁。這幾種經典里，純粹是古文學的，有《周禮》和《左傳》的本身和《詩經》的毛《傳》。雖然古文學還沒有把經學界統一，但比了湮沒了的今文學究竟占了絕大的優勢，劉歆的勢力賴此維持到清末。自從清代中葉（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劉逢祿作了《左氏春秋考證》，他的地位才開始搖動；到清代末葉（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康有為作了《新學偽經考》，他方受了致命傷而倒壞了。劉歆為什麼要造偽書偽史，這是漢代史中的問題。他造的偽書偽史在古書古史里發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文籍考訂學中的問題，也可說是上古史中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這一千九百餘年來的攪亂古書和古史的總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