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十三章　通經致用

現在，如有人拿了許多經書堆在我們的面前，問有什麼用處，那麼，我們可以乾脆答道：用處不大。因為《詩經》里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里的占卜是我們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著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尊嚴，決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里記的說話，動不動叫著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這種東西，實在只有一種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漢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現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鐘鼎文之外，可見的只有這幾部經書了。甲骨鐘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幾部經書則是較有系統的；把這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連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於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真實的上古史（完全真實是不可能的）來，使得人們知道我國古代的民族和社會究竟怎 樣，我們的先民辛苦締造傳給我們的是些什麼，這是它的唯一的用處。這用處的表章，也是我們所肩著的新時代的使命。 上面說的，只是現代的我們的話；如果把這番意思說給漢代人聽，他們決不會了解。他們以為無論什麼大道理都出在經書里，而且這種道理有永久性，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道的記載，所以也不變了。易學家說：易理是瀰漫於天地之中的，萬物的現象莫不從易理里變化出來，一切人生日用的東西也莫不是聖人們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來的。春秋家說：《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源的意思，表示它存在於天地之前，作萬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來正天的端兆，還用了天的端兆來正王的政事的（這話很不好懂，但經學的神妙就靠在這不好懂上）。照這樣說，經書不成「天經地義」再成什麼！經既成了天經地義，當然一切的用處都要從這裡邊搜尋出來了。 他們的應用方術，簡單地舉出幾個例，就是所謂「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五篇（即《詩經》）當諫書」。 為什麼「以《春秋》決獄」呢？因為《春秋傳》里說孔子作《春秋》，褒這個、貶那個，都有他的理由；這些理由就是這人那人的功罪，也就是孔子定的法律。審官司時引用孔子手定的法律，這是何等地尊嚴而又漂亮。所以張湯做了廷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他就聘請讀《尚書》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廷尉的史，用古義來判決大獄。淮南王謀反的案子（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去查辦，他不等奏書的批准，就用《春秋》之義一一判定了罪名；武帝也不斥他專斷。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聽了江充的讒言，疑太子據用了巫術咒詛他早死；太子氣不過，把江充殺了。一時長安擾亂，丞相發兵打他，他逃到湖縣（漢京兆尹東部，在今河南閿鄉縣）自殺。這就是所謂「巫蠱之難」。但因太子逃在外邊，很有謠傳說他沒有死的（正和明的建文帝一樣）。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個男子頭戴黃帽，身穿黃衣，乘了黃犢車，車上插了黃旗子，投到宮門，自己說是武帝的太子。那時長安吏民聽得太子隔了十二年回來了，驚奇得很，奔去看的有幾萬人。昭帝命令一班大臣驗看，沒有一個人敢說是或不是的。京兆尹雋不疑最後到，立刻吩咐隨從的人把他捆起來。旁邊大官們上前勸止，說：「這是不是前太子還沒有定，你為什麼這樣魯莽呢？」雋不疑答道：「就是真的太子，諸君也何必怕！從前衛靈公的太子蒯聵得罪了他的父親，出奔晉國。後來靈公死時命他的孫兒輒（蒯聵的兒子）繼位。晉國得悉了他的死訊，把蒯聵送回來，輒竟 拒而不納。《春秋》上說他做得很對，因為從了祖父的命令就該這樣。前太子得罪武帝，逃在外邊不死，到現在歸來，依然是個罪人，應當法辦，沒有疑問！」廷尉審訊的結果，這位太子果然是冒充的，腰斬了。昭帝和大將軍霍光聽得，佩服他的能幹，讚嘆道：「一定要用了讀經書的人做公卿大臣，才會這樣明白大道理呢！」這件事固然做得不錯，但《春秋》之學講究「誅心」，實在也免不了流弊。例如《經》上寫「許世子（即太子）止弒其君買」（昭十九年），《傳》中說：許太子並不曾弒君；孔子所以這樣寫，只因依照禮法，父親生病服藥，該得由兒子先嘗，以免中毒，現在許悼公服藥時，這位太子沒親嘗，他吃錯了藥死了，這就是太子的不盡子道，該負弒君的責任的。在這種苛刻的誅心論之下，不知害了多少無罪的人。倘使現在還保留得漢朝廷尉的檔案，我們一定可以找出好多屈死鬼呢。《漢書·藝文志》上載著《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這是「以《春秋》治獄」的一部原理書，可惜現在看不到了。 禹治洪水是古代一件極大的故事；《禹貢》一篇就是記他治水的經過的，列在《尚書》的《虞夏書》中。固然這篇未必真是禹所作，卻也不失為中國地理學史里第一篇大文字。在經書中，講地理最有系統和最有真實性的，也推著它了。漢人治水，用了它作根據，在沒有科舉的地理學和河海工程的時候，也不失為一個辦法。只是《禹貢》本書太簡略了，只能使人知道些水道的大概，不能給人以治水的整個計劃。黃河是最多決口的，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在瓠子決了。過了二十餘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封禪泰山回來，到決口地方，決心把它塞住，就命隨從的官吏們各人背了柴薪填塞下去，工作的徒役有數萬人，柴薪用完了用竹子；果然把決口填平。造一個宮在上面，稱為宣防。他們又導河水北行，分為二渠，減殺它的怒勢，算是恢復了禹的舊跡。但是，過了些時候，黃河又在館陶決口，分為屯氏河，也入海。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黃河又決鳴犢口，屯氏河也絕了。這些下流的變遷使得人們想起了《禹貢》里的「九河」。這九河不知道是整整的九條河呢，還是表示其數目之多呢；是長長的河流呢，還是黃河入海處的三角洲呢；要之，總是黃河下流分汊甚多，禹為了宣洩水勢而分布著的。所以那時的人常想開浚九河，繼續禹的功績。可恨《禹貢》里只提了九河這個總名，沒有說是哪些；費了他們好多的力量，只尋出徒駭、胡蘇、鬲津三條河來。那時有一個博士許商，專治《尚書》，又懂得數學，被任為將作大匠，轉為河堤都尉，研究了好多年的治河方法。到哀帝初年，因平當（先前也是博士）對 於《禹貢》很有研究，使他接管河堤的事。他奏說：「禹的九河現在差不多都湮沒了。按照經義治水，只有分泄和浚深的辦法，沒有用堤防來壅塞的。現在黃河下流的水道太不分明，應當尋覓開河的人才。」但是那時的學術久已定於一尊，讀《禹貢》的人雖多，會開河的卻沒有，所以到了王莽的時候，黃河又大遷徙了一次。 昭帝去世（公元前74年），無子，霍光迎立昌邑王賀（武帝的孫兒）為皇帝。他在自己的王國里是荒淫慣了的，那時他的郎中龔遂曾諫他道：「大王曾讀了《詩》三百五篇，人事應該通曉了，王道也該認識了。試問您所作所為，合於《詩》中的哪一篇？大王雖說做了王，恐怕您的品行連平民都不如呢！」及至他做了天子，霍光見他越弄越不像樣，下個決心，把他廢了；把他帶來的一班臣子都送到監獄裡去，好多人是殺了。只有龔遂和一二人曾經諫勸過他幾次，得減死一等，罰做苦工。還有一個他的太傅王式，查無諫書。審判官責問道：「你為什麼不諫？」答道：「先前我把《詩》三百五篇早晚教王。每當讀到忠臣孝子的詩，沒有一次不對王反覆幾遍的。讀到了危亡失道的詩時，又沒有不流了淚來講的。我已有了三百五篇作諫書了，所以沒有寫諫書。」審判官把這套話奏上去，他也得免於死罪。後來成帝時有一位匡衡，他是學《齊詩》的，上疏戒后妃道：「夫婦之際，是生生之始、萬福之原，所以一定要婚姻之禮正了，然後天命可以保全。孔子編《詩》，為什麼把《關雎》列在第一篇？只因後夫人的品行如果不合於天地，就沒法接續神靈的統緒。《詩》上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說女子的貞淑之德可以不改她的操守，情愛的刺激又可以不表現於她的容貌，這樣的又堅貞（淑），又幽深（窈窕），然後可以和至尊的皇帝相匹配。這真是人倫綱紀的第一項，教化的開端呵！……」詩是主於發抒情感的，情感與理智常常不容易得到平衡，所以這三百五篇里有的憤怒，有的頹廢，有的浪漫，本來不盡可作道德的規律看。就是第一篇《關雎》，原是一首單相思的情詩，何曾和後夫人配至尊發生關係。但那時的經學家要求「通經致用」著了迷，一定要用了道德的觀點把全部書拉到一種訓誡的目標之下，以便做他們的諫書的材料。所以他們對於理智的作品（像《雅》、《頌》里的讚美文王、武王），就以為這是太平盛世的榜樣，孔子選進去作鼓吹之用的；碰著了情感的作品（像《國風》里的數十篇情詩），就曲解為「思賢才」，或徑說為孔子特地留著做炯戒的。他們為要勸道君主，又把任何私人的喜怒哀樂之情都說成了君主的善惡的感應，以至人民只成了木偶。大家如去一讀東漢初年衛宏作的《毛詩序》，就可 知道一部活潑潑的《詩經》已如何被他生吞活剝地諫書化了。 講到致用，最重大的莫過於政治；現在試舉一個應用經學的例。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人爭奪單于的位子，國內大亂。許多人以為他們侵害中國已久，現在內亂了，正好趁這機會把他們滅了。大鴻臚蕭望之獨持異議，他說：「春秋時，晉國派士匄去打齊國，走到半路，聽說齊靈公死了，士匄就帶了兵回去。孔子很稱讚他，因為敵國不幸遭了喪事，就表示同情，停止征伐，這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前年握衍單于派人來請和親，中國人知道不打仗了，很喜歡；現在他死於內亂，我們反而進兵征伐，這完全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不義之兵是不會有成功的。我們只該遣使弔問，救他們的災難。」這種態度確實大方，所以宣帝依從了他，後來呼韓邪單于就自來歸順了。還舉一個例。武帝平了南越，在現在的廣東海南島上立了儋耳和珠崖兩郡。那邊風俗強悍，受不慣漢官的干涉，隔了幾年即起一次反抗，把官長殺了。因為反抗的次數特別多，朝廷感覺派了很多的官員去管理也無謂，便把儋耳併入珠崖。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崖又反，當時很想多開些軍隊去攻打。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必。元帝派人問他：「你的意見在經義上有什麼根據？」他道：「堯、舜、禹是最大的聖人，然而他們的地方不過數千里，《尚書·禹貢》中載明了疆界。至於四方夷狄，來歸化的他們固然受了，不歸化的也不去勉強。秦始皇不學聖人的好樣，專想開闢四境，弄得天下潰叛，他的基業也就一敗塗地。珠崖是海中的一個島，多毒草和蛇蟲，那邊又沒有文化，本來不值得立郡縣的。我的意見，以為凡不是戴冠束帶和中國人相類的地方，凡不是《禹貢》所說到的和《春秋》所記著的，都可以把我們的政治機關裁掉。」元帝聽了他，海南島就不算當時中國的地方了。這件事的功罪卻很難說。秦皇、漢武的闢地固然有些窮兵黷武的野心，然而倘使他們死守了黃河下游的文化區域，到今天中國或者已不是這個樣子。那時漢人看做與天地相終始的經書中所記的道理，既然絕不主張向外發展，讀者們受了這個暗示，自然要以《禹貢》的疆域為滿足了。 上面敘述的改制、封禪、巡狩、郊祀以及災異、禎祥諸說，無一不和通經致用有關係。固然有許多是經書里所沒有的，但狡猾的經學家總會設法講得它有，或者竟把假材料插入真書，算做確實的證據。 經書中的事實在古代都有所以發生的背景，要一一在後世復現，固然不會全無價值，但也決不會完全對，因為時代背景已變換了。自從漢人把「五經」看做天經地義，又把自己的意見和當代所需要的東西塗在上面，弄得今不今，古不古。要致 用罷，卻時常以今古不同，真假不明，逢到窒礙。說研究學問罷，學問的基礎不建築在求真上，先聖先師的權威又特別大，既不能跳出他們的圈子，如何可以有進步的希望。弄到底，經既不通，用又不達，大家所有的只是繳繞文句的技術和似是而實非的智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