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十二章　經學的今古文問題

武帝時，正值太平盛世，他很講究藏書，宮廷里的藏書處有天祿閣、延閣、廣內、秘室，宮廷外的有太史和博士的官署；又設置寫書的官，抄寫得很多。到成帝時，還嫌其不足，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謁者陳農四出搜訪遺書，又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六經」、傳記、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天文及占卜等）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醫學）書。因為劉向是學問最博的人，所以每一部書校完，就由他列舉其篇目，並撮其要點，寫成一篇評論奏上去。這是對於古代學術的一種總結的工作，非常有價值的。不幸這位總編輯任職了二十年，沒有做完，於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死了。他的兒子劉歆也是一個學問很淵博、什麼都懂得的人，且已久作襄校的事，所以哀帝很寵他，命他繼續父業。他任了職，就總合群書，編成《七略》：①《輯略》（全書的通論）；②《六藝略》（「六經」和傳記）；③《諸子略》；④《詩賦略》；⑤《兵書略》；⑥《術數略》；⑦《方技略》。這是中國第一部目錄書。後來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就以它為藍本。現在我們所以能約略知道些古學與古籍的情形，這部書實在有很大的啟示之功。 劉歆先前襄校的時候，曾發見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傳》，讀得非常喜歡；他引了《傳》文來解《經》，於是《左氏傳》有了章句。他說：作這書的左丘明是親見孔子的，他所愛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樣，所以講到《春秋》，這是最靠得住的一部《傳》；不比《公羊》和《穀梁》，作者生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後，所記的《春秋》宗旨是由傳聞得來的。講到這件事，我們第一要知道，所謂「《春秋公羊傳》」一名和「《春秋穀梁傳》」一書實在都很後起。孔子作《春秋》，他自己沒有說過，第一個說的是孟子。在孟子時，不知《春秋》已有了《傳》沒有。但戰國諸子以及漢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傳》里的文字，可見這本《傳》出來很早。景帝時所任的董仲舒和胡毋生兩個《春秋》博士，也都是所謂《公羊》學的。在《公羊傳》中，引了許多《春秋》先師之說，有魯子、有沈子、有司馬子等等，也曾兩度引及公羊子，可見公羊子只是《春秋》的先師之一，並不是這部《傳》的作者。不 知何年始稱它為《公羊傳》。有了《公羊傳》這個名稱，於是連帶有所謂《穀梁傳》。「谷」和「公」是雙聲，「梁」和「羊」是疊韻；為什麼這兩個作《春秋傳》的人都是複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複姓，事情竟這樣地巧呢？現在，我們既經明白了漢博士的地位及其勢力，就可以知道這是當時學《春秋》的人看見別經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門戶，把原來的《春秋傳》改稱為《公羊傳》，表示它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唯一的《春秋傳》；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寫一部《春秋傳》，別樹一幟，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為《穀梁傳》。這正和北京的剪刀店有了王麻子再有汪麻子，杭州的剪刀店有了張小全再有張小泉，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只要看《穀梁傳》中極多災異之說，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漢中葉以後的作品。再說《左氏傳》，卻是一部真古書。司馬遷作《史記》時很多根據它，他曾兩次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見這部書實在叫做《國語》。劉歆在皇室的圖書館中見到了《國語》，喜歡它講的春秋時史事詳細而有趣味，比較《公羊》和《穀梁》專從咬文嚼字推求孔子著作的意思的大不相同，立志替它表彰一下，這原是學術界中應有的事，而且是極好的事。但那時是經學的全盛時代，如說這是戰國時的左丘明編的一部春秋時的分國史，大家不會來睬你；現在改說這是春秋時的左丘明為《春秋經》作的《傳》，他作《傳》時曾和孔子商量過，所以這部《傳》是最得孔子的原意的，那麼，它的地位豈止超過《穀梁》和《公羊》，簡直和《春秋經》「分庭抗禮」了。然而《國語》的原本僅是敘事，如何可以改作春秋的《傳》呢？因此，劉歆只得引了《傳》文來解《經》，並為它加進許多經說了。所以《左傳》是一部真材料的偽書，它的其名是《國語》，它的偽物是經說。它不解經，它的價值在《公羊傳》上；它一解經，反成了《穀梁傳》的後輩。至於現在的《國語》，那是劉歆的刪削之餘。《左傳》能不能再和《國語》並家，這須看我們將來的努力如何了。（關於這問題，可讀清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崔適的《春秋復始》和《史記探源》，今人張西堂的《穀梁真偽考》。） 劉歆既編成了一部《春秋左氏傳》，後來又說尋出了一部《毛詩》、一部《逸禮》、一部《古文尚書》。到他代了父職，當了學術的重任，就請國家把這些都列入博士之官。哀帝叫他先和「五經博士」討論一下，但許多博士全不贊成：有的不肯表示意見；有的說：《尚書》二十九篇已經完備了，用不著更立《古文尚書》；有的說：左丘明是不傳《春秋》的，哪 里會有《春秋左氏傳》。他於是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責備博士們，大意是：「孔子為了他的道不行，所以修訂「六經」；但經過了戰國的打仗、暴秦的燒書，他的原本已經看不見了。漢興之後，一切制度沒有可根據的，幸而得到一個叔孫通規定了些禮儀。那時天下的書只有卜筮用的《周易》，沒有別的。惠帝時雖說廢了藏書的禁令，但大臣們也不曾把經書放在心上。文帝叫晁錯到伏生那邊去受《尚書》，因為這部書剛從牆壁里拆出來，有的朽折了，有的散亂了。到武帝時，然後鄒、魯、梁、趙之間很有些《詩》、《禮》、《春秋》的先師。在這時候，一個人的力量不能獨管一部《經》；舉《詩》來說罷，有專管《雅》的，有專管《頌》的，要幾個人合起來方成為一部完全的《詩經》。後來得了一篇《泰誓》，集合了許多博士才把它讀出。那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開全本的經遠得很了。後來魯共王要造自己的宮殿，把孔子的舊宅也圍了進去，正在拆卸牆壁，忽然發見了許多古文字的書簡；整理一過，知道其中有《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因為這《禮》是在博士的十七篇之外，所以稱為《逸禮》；因為這《書》是用古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尚書》。如倒過來稱為《古文禮》和《逸書》，也是一樣）。天漢（公元前100—前97年）之後，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獻了上去，適值戾太子的巫蠱之難，沒有施行。又《春秋左氏傳》是左丘明所作，也是古文字的舊書，藏在秘府里。成帝命我們校書，得到這三種，來比較博士的本子（例如博士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里也有），有的經是脫了幾片簡了，有的傳是編排錯亂了。到民間去調查，也有和這幾種相同的。既經找出了這種好東西為什麼不讓立博士呢？以前所立的經和傳，大都是相傳的口說，現在已獲得古人的真本了。難道你們寧可信口說而不信原本書嗎？難道你們只信近代的經師而不信真的古人嗎？你們只想守住一些殘缺不完的東西，而沒有從善服義的公心，這是我所深以為不合的！」這封信發出之後，許多儒者都怨恨他，幾個大官對他攻擊得尤其厲害。幸而哀帝幫助他，他沒有吃眼前虧。他怕遭著意外的禍殃，請求外放，到河內等郡做了幾年太守。 劉歆在秘府里找到幾部古書，正和我們今日在敦煌千佛洞中找出許多唐人寫本、在北京圖書館的亂書堆中找出幾部內閣大庫舊藏的宋版書一樣，照現在想來，只該欣幸，哪有受怨恨攻擊的道理。所以他會得如此，在漢儒大抵是出於嫉妒，怕古代的、詳細的東西一立了博士，就把近代的、殘缺的東西打倒了，把他們的飯碗摔碎了。至於我們對他下攻擊，則因他不是客觀地整理古書，而是主觀地改編古書，使得許多材料真偽混雜，新舊錯亂，他隨意一動筆，害我們費了不知多少工夫才得 糾正；而且沒有原本對照，還不知道所糾正的恰當與否。他的作偽的痕跡是很顯然的，例如他的信里所說的魯共王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史記》里就沒有；共王死在武帝初年，巫蠱之難作於武帝末年，經過了三十餘年的長時期，以古文經的價值之大，加以武帝的喜歡錶章「六經」，哪會在數十年中寂寂無聲之理。又那位獻書的孔安國已早死了，也挨不到巫蠱之難。他寫的信尚會當面說謊，何況私下竄入書內的東西。他逢著的便宜，是漢人太沒有歷史知識，幾位博士只會捧住了自己的破書硬反對，不會在歷史裡找了證據來質問，所以給他騙過了好多年中的好多人。 劉歆以為經書中什麼都殘缺，有待於古文真本的校補；博士們反對他，就以為什麼經都已完全了。這是兩方面的觀念截然相反的一點。劉歆表章的幾部書，都說是古人用了古文字書寫的，所以稱為古文經；對比了用漢代文字寫的，自然那邊應當稱為「今文」了。所以今文一名是後起的，在沒有古文經與它對立的時候是不會有的。從此以後，經學分為兩派；今文家與古文家不但本子不同，即經文的解釋和所說的古代制度也都不同。東漢時，許慎為了分別今古文的異同，特作了《五經異義》一書。在這書里，我們可以看出，經書的內容是給漢人有意播弄得這樣紛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