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九章　尊儒學而黜百家

墨子的政治主張，以為做天子的應是天下最好的人，這個人是從人民中選舉出來的。有了天子，再由他去尋好人做三公和諸侯。除了選舉之外，還有禪讓的一法：天子年紀老了就找一個最好的人做他的繼承人。墨子是根本否認貴族的存在的，他以為下層的人民只要有最大的本領，也可做得地位最高的天子。他舉的古人的例是堯、舜。他說：舜本來是一個歷山下的農夫，又會做過黃河邊的陶工，還曾在雷澤摸過魚，常陽販過貨，是一個純粹的平民；但他的德行和才幹給堯知道了之後，他就受了堯的禪讓。這種說話經墨家一宣傳，居然成為史實，便是承認貴族地位的儒家也引用起來了。 儒家的宗旨主於舊有階級的維持。他們以為不是君主十分壞，壞得像桀、紂一樣，總是不該推翻的。推翻之後，換了新主，階級制度還是照常。這一點是儒、墨兩家絕對不同的地方；所以墨家要提出天子和諸侯的來源問題，而儒家則不問。儒家所問的，只是朝廷的儀式怎樣；貴族的繼承條例怎樣；王國和侯國的典章如何不同；這一代和那一代的禮樂如何有別；祭祀鬼神、宴會賓客、聘問列國，以及冠笄、婚姻、喪葬等事應當怎樣辦。從表面說，他們要使在上的撫養子民，在下的恭敬長上，一切都有軌道，沒有爭，沒有亂，風俗益臻淳厚。若從骨子裡說，這簡直是蒙蔽民眾，叫他們安心做奴隸。 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之後，還想做統一思想的工作，他把學問聚在皇室，立下嚴酷的法令，民間有偶語詩書的就犯殺頭的罪名。這一下當然使儒家失色。過了四年（公元前209年），陳涉起兵，魯國的儒生為要出這口氣，就抱了孔家的禮器跑到他那邊去，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做了他的博士。不滿半年（公元前208年），陳涉被殺，孔鮒也隨著死了；可是魯國的儒生又從此獲得了講習禮樂的自由。後來漢高帝滅了西楚霸王項羽，西楚的地已全奪了過來，只有魯國不降，於是他帶了很多的兵把魯城重重圍住。但這班儒生還在那裡行禮奏樂，弦歌的聲音飄散到城外。高帝也感動了，不忍打進去把他們屠盡，就舉起項羽的頭給他們看，他們才降了。 卻說高帝是平民出身，他的胸中沒有什麼貴族的架子，所以他很討厭這班專講架子的儒者。他剛起兵的時候，凡戴了儒 冠去見他的，他總要使蠻把他的冠解了下來，撒一泡尿在裡邊，表示他的侮辱。有一個秦博士叔孫通從關中逃了出來，輾轉到他那邊，知道他有這種怪脾氣，便扔去了儒冠，改穿了楚國式的短衣。他見了果然喜歡，拜為博士。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統一，諸侯尊漢王為皇帝；這即位的儀式就是叔孫通所定。那時雖說是定了君臣的名分，然而群臣多從草野中發跡，不懂得什麼叫禮節；他們在殿上飲酒，往往爭論功勞；喝醉了也就大叫起來，拔劍向柱子砍去。這位平民化的高帝因為自己有了身份，對於這些粗魯的舉動漸漸覺得可厭了。叔孫通趁著這個機會，就進言道：「儒者固然不能圖進取，但守成是會的。請您下個命令，召集魯國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同商訂朝儀罷！我想現在應當採取古禮和秦儀，造成一種新制度。」高帝道：「你可以試一下，但不必太瑣碎，只就容易實行地做去好了。」叔孫通奉了旨，立刻自己趕到魯國去，招訪儒生。別的都欣然，只有兩人不肯走，他們說：「現在天下初定，死的沒有葬，傷的沒有復原，哪裡可以興禮樂！要興禮樂，且待積德百年！」叔孫通聽了笑道：「你們真正是不識時務的鄉下佬兒！」他就帶了招到的三十三人到京城，和他自己的弟子百餘人，用綿索在野里圍了一個圈子，插了許多茅草當做君臣的位次，演習禮法。一月之後，他請高帝去觀禮；高帝以為很好，命令群臣照樣學習。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就是正月），長樂宮初造成，群臣都到那邊去賀年。天剛亮，謁者就按照文武官員的等級，一次次引進了殿門。那時殿廷之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張了旗幟。上面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有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譁失禮的。斟酒斟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靜靜地退出。於是高帝說：「吾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呵！」他就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起先，叔孫通初歸漢時，有一百多個弟子跟著他，他們都想做個小官；但這位老師只向漢王面前推薦慣做強徒的漢子，永不提起他們。他們氣極了，常常背後罵他。他知道了，向他們說：「漢王正在冒了矢石和敵人爭天下，他所要的是能斬將搴旗的人，這種事你們會幹嗎？你們還是安心等著，我總不忘記你們的。」自從長樂宮朝賀之後，叔孫通就向高帝說：「這一班弟子們跟了我好久了，這次的朝儀是他們共同的功勞，您給他們一個官罷！」高帝立刻答應，都任他們為 郎。叔孫通出來，把賞下的五百斤黃金完全分與他們。他們大喜道：「叔孫先生真是最識時務的聖人！」 高帝去世，惠帝即位，他又拜叔孫通為太常，對他說：「先帝的園陵和寢廟的儀式，群臣中沒有能定的，還是請您老先生草擬了罷！」凡漢初的種種制度，都是他做太常時所討論規定的。他似乎沒有受到五德說的影響，所以他所定的禮，我們見不著五行的色彩。 秦代統一之後，等不及訂立許多新法制，國已亡了。漢興，各種制度都待創立，所以好言禮樂的儒家急欲發展他們的抱負。不幸文帝、景帝、竇太后都好黃老和刑名，而歷來當國的丞相，蕭何、曹參、陳平、周勃、張蒼之類，他們的出身，有的是刀筆吏，有的是戰將，有的是策士，有的是道家，有的是陰陽家，他們對於儒家都沒有信仰；對於制度也只要夠用就算，因此只望因襲舊的，不想創造新的。所以自從叔孫通死了之後，這制禮之業竟停頓了。雖有賈誼、公孫臣等鼓吹改制，也沒有什麼效果。 在這時，一班儒者等得不耐煩了。董仲舒是專精《春秋》的，他在文章里說：「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為什麼呢？就因新王是受命於天的，不是繼承前王的。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繼承前王的還有什麼分別！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別提拔的人，一個人奉事他的父親尚且要先意承旨，何況是天。現在上天特別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沒有把舊制度變更一點，顯不出這提拔的好意，這是天的意思嗎！所以遷都城、換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都不為別的，只為順著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罷了。」這樣說來，這種改制度的事並不為適合民眾的需要，只是要使上帝喜歡。更老實講，不過替皇帝裝點，使得他的地位經過神秘的渲染而更高超而已。 自漢興到武帝之世凡六十餘年（公元前206—前140年），魯兩生所說的「積德百年」的話已差不多了。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他過不慣道家的淡泊生活，覺得儒家講得「天花亂墜」的各種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趙綰、王臧等儒者為公卿。他們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在城南造一個明堂，為皇帝朝見諸侯之用。這制度還保存於《禮記》。書上說：明堂是明諸侯的尊卑之堂，在這堂里，天子背著屏風，南向而立。三公站在中階之前，北向；諸侯站在阼階之東，西向；諸伯站在西階之西，東向；諸子站在正門的東隅，諸男站在正門的西隅，都北向。九夷在東門外，西向；八蠻在南門外，北向；六戎在西門外，東向；五狄在北門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門外，北向。這樣的「萬國衣冠拜冕旒」，天子的 尊嚴哪裡想像得盡；再看叔孫通的朝會之禮，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覺其規模的狹小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等大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是科舉制的濫觴。舉來了一百多人，武帝把他們問了再問。策問的結果，以董仲舒為最優，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說：「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統。現在百家異說，各人有各人的主義，使得國家沒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好。據我的意見，以為凡不在《六經》里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進的道路。等到邪說息了，然後政治可以劃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確的道路了。」武帝正心醉著儒家，他的話很中聽，就諷令丞相衛綰奏說所舉的賢良們，有的治商鞅、韓非的刑名之言，有的習蘇秦、張儀的縱橫之言，足以惑亂國政，請都黜退；於是這一次的選舉就只剩下了儒家。五年（公元前136年），他又置五經博士，提倡儒學的色彩愈加鮮明。人民為謀自己的出身計，大家湧進了這條路。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禪、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舉行。自從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禮，又集合了一個歌曲的班子，喚做「樂府」，用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作詩賦。每年正月第一個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時，童男女七十人一齊歌唱，從黃昏直唱到天亮。儒家鼓吹了幾百年的禮樂，到他的手裡而一齊實現。 但勸武帝罷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嗎？聽了董仲舒的話尊崇儒家的武帝，他真行孔子之道嗎？這不勞我細說，只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記武帝事實最詳細的《史記·封禪書》去比較《論語》，就會知道。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裁製；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勸始皇統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家大師荀卿的弟子；勸武帝統一思想的董仲舒，他是《春秋》專家。他們對於孔子尊敬的分量雖不同，但政策卻是一貫的。儒家主張復古，承認階級的存在；自從武帝定為國教，這偶像直維持了兩千多年。所以戰國之末雖已把舊制度一齊打破，而舊思想的種子還由儒家傳了下來，經武帝的栽種而發芽開花，造成了無數宗法組織極嚴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記了國家，下面忘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