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八章　黃老之言

中國的上古史，說它長也真長。看傳統的史書，從夏禹到現在有四千年，從黃帝到現在有五千年，從三皇到現在約有十萬年，再前一點就是開闢天地的盤古氏了。照這樣說，自從有了天地就有我們的歷史記載，從此不曾斷過，真是極大的光榮。可是我們翻開東周以前的書，其中只有稱說夏、殷，夏以上就一字不提，這為什麼呢？記孔子之言的《論語》、墨子之言的《墨子》、孟子之言的《孟子》，提到夏以前了，但也只有堯、舜。因此，儒家編集的《尚書》就托始於《堯典》。堯以前有無帝王，這問題是沒人提起的。看孟子說的「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仿佛堯的時候還是洪荒初啟，堯以前不能再有別的帝王，就使還有也是無從知道的了。但稍後於孟子的鄒衍，他的歷史說就從當時直序到黃 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際，可見他以為黃帝是堯、舜以前的帝王，歷史記載的開頭。這一變便使上古史換了一個新面目。司馬遷作《史記》，列《五帝本紀》於《夏本紀》之前，而以黃帝為其魁首，黃帝的歷史地位就益加鞏固，直到如今不會動搖。 但是為了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黃帝，他們的經典《尚書》也沒有敘述到堯以前，所以黃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勢力的。至於陰陽家、道家、神仙家、醫家、歷家……都常說起黃帝，而且把他看做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個極偉大的偶像，由他開創了中國的全部文化。依我想，這完全是時代因緣的湊合。假使他的傳說發生得早些，自會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對象。假使堯、舜的傳說發生得遲些，那麼也就會變為「百家言不雅馴」的箭垛。這立言的諸子何嘗像我們這樣用功研究古史，他們只是拉了一個當時認為最古而且最有力的人作為自己的學說的保護者而已。黃帝是怎樣一個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別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傳說普及於學術界是戰國末年的事，其發展直到西漢，則是一個極明顯的事實。所以我們如果研究黃帝，切勿以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應當看做戰國秦漢史，因為他的傳說只是戰國、秦、漢間的思想學術的反映，只是表現了戰國、秦、漢間的文化。 老子，名聃，說是周朝的史官，作有《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他在學統中的地位正像黃帝在帝統中的地位一樣高。大家說：他是孔子的老師，他是先秦諸子中的第一個，他是道家的開創者。因為作師的老子開創了道家，他的弟子孔子開創了儒家，所以一向公認道家在儒家之前。可是到了現在，我們從種種方面研究，都得到相反的結論：老子這個人必在孔子之後，《老子》這部書又在老子之後；老子不是道家的開創者，道家的成立又遠後於儒家。這些結論的理由複雜得很，現在我們且不談考據，先講一講孔子以來的學術界的情形。 學者們的思想不是順著時代就是反著時代，孔子是反時代的一個人。他在世時候，舊式的社會組織已漸崩潰，他目睹「君不君、臣不臣」的樣子非常生氣，所以提倡「正名」和「禮治」，要維持舊制度，又改良舊制度。他造成了一個新學派（這學派後來喚做「儒家」），常把舊制度加上自己的理想來鼓吹和演習。他又因宗法組織將連帶崩潰，所以提倡孝道，說父母生時應怎樣的奉事，死了要怎樣的喪葬，借著親子的感情作維持它的工具。後來列國內外吞併愈烈，成年的打仗，殘餘的貴族又奢侈得厲害，人民陷於水火之中；如何可以作迫切的救援，這一點就不是儒家所能負的使命。所以墨子 起來，打破孔子的維持舊制度的政策，直接痛快，主張「兼愛」以毀滅宗法組織，主張「尚賢」以破壞世族專政。他不要什麼帶有貴族性的禮樂，只要一般平民都有飯吃，可以過他們的正當生活。他四面奔跑，勸止戰爭，簡直只看見人民，忘記了自己。但不久出來一個楊朱，他對於救世問題又換了一種看法。他覺得世界之所以亂都由於心的外騖，一個人的欲望是永遠填不滿的，不幸大家要求儘量的滿足，就激起了許多鬥爭。他以為人人肯不奪別人所有以利己，也不讓別人奪去自己的所有，那時世界就太平了。他以為墨子固然一團好心，但只見別人而不見自己，這也算是騖外，和縱慾的人有同等的弊病，所以他主張保全自己的精神和形體，不受外物的引誘，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人是不做的，把天下的東西來供一己的使用也是不取的。他的主義就稱為「為我」。在那時，孔、墨、楊三派鼎足而峙：一派主張復古，一派主張捨身救世，一派主張舍世救身。 既已三派分立，叫後來的人何所適從呢？於是起來了一個孟子。他的生地極近孔子，早受了儒家古禮的薰陶；他遭逢的時勢比墨子更壞，也感染了墨家救世的風氣。他倡導一種主義，稱之為「王政」，到新近稱王的幾個國家去，對國王說：「你們稱王不是想統一天下嗎？須知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先行我所說的王政不可。」他的主義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想限制貴族的權利，使平民都有溫飽的生活可過；又要使德行最好的人成為政治地位最高的人：這些意見都和墨子之說很相近。但一提到家族制度，則他完全承受孔子之說，維持父權，提倡厚葬和三年之喪，因此，他罵主張兼愛的墨子為「無父」。同時他因反對個人主義，也連帶罵那主張獨善其身的楊朱為「無君」（這個君不是說掌握大權的君主，只是泛指國家與社會，說楊朱不肯為人所用，不盡國民的責任而已）。我們可以說，孟子決不是純粹的孔子之徒，他乃是孔、墨兩家的調和者。在孟子時，還有一個人是調和墨與楊的，叫做宋鈃。他的學說有兩方面：在外的是「禁攻寢兵」，在內的是「情慾寡淺」。這就是說，他用墨子之學做事業，用楊朱之學修身心。他要兼顧別人和自己，使之得到同樣的滿足。他說：「一個人所以和人鬥爭，只為受了別人的侮辱。但你自己的人格並不因為別人的侮辱而有損傷，所以你受的侮辱並不是你的真羞恥。而且一個人的欲望是本來不多的，只要你心有所主，不使外面的東西擾亂了你的心，增加了你的欲望，那麼，你既不侵犯別人，別人也就不來侵犯你了。」這不能相容的三大派，有了他們二人的調和，居然漸漸地接近起來。 楊朱和宋鈃都討論到人性的本質、人和外物的關係，以及 如何可保全自己的真性等問題。以戰國時思想的解放，學術界進步的急速，這個趨勢就使一班學者超出於實際的政治論而向哲學方面走去。他們要討論宇宙的本體了，要討論智識的其實性了，要討論人生的究竟意義了。於是有的以清虛為目標，不願立自己的主張，只想像鏡子這樣，照著萬物。有的說，智識是靠不住的，而且也求不盡的，何必這樣自尋苦惱呢，只消委心任運好了。他們看出一切的觀念都只是相對的，所以有大小、高下、是非、壽夭等等差別；但實體是絕對的，沒有差別的。他們喚這個絕對的實體為「道」；以為得道的人的心中就不存著這些差別，所以由他們看來，萬物都是一齊的。「道家」這個稱謂就從這裡來了。他們的話都說得非常玄妙，使人不全懂也沒法駁。然而因為他們要得到這個最高的「道」，把人世間事看得很輕，社會的規律無形中都給打破，使得統治國家的人感到棘手。又因一般人民學會了他們的辯論法，死里說出活來，弄得任何事情都沒有固定的是非可據，尤使統治者痛苦。所以到戰國之末，激起了一個新學派，稱為「法家」，專為統治者說話；他們主張遏滅私家之學，禁止游談之士，平民都須專力農作，不得隨便發議論。把這個意思講得最清楚的是韓非的《五蠹》和《顯學》，其後秦始皇的焚書滅學即是這個政策的實行。 說了一通戰國學術界的大勢，再回到老子身上。老子是主張柔弱和謙下的。他所以這樣，並不是愛這樣干，乃是因為用了這種手段可以達到勝過剛強者的目的。他以為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先要使對方不想欺侮。我柔弱了，好勝的人就不來和我生事了。如果對方決心要欺侮我，那麼我就讓他，他得其所欲也就完事了。但是他嘗到了這個甜頭，一定以為欺侮人是容易的，他將愈敢放開這手腕，終至碰到了一個比他更強橫的敵人把他打倒而後已。所以，我的讓他並非我的吃虧，只是騙他走上倒霉的第一步，依然是我的勝利。而且愈肯吃虧的愈能獲得別人的同情，地位也就高起來。所以他說，事情往往是相反的：吃虧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虧。這種見解，我猜想是宋鈃的「見侮不辱」的演進，是楊朱的「全生」學說的變相。如果猜得對，則老子應是宋鈃的後輩，怪不得孔、墨、孟的書里全不曾把他提起，他如何做得孔子的老師！至於《老子》這書為什麼說不是他作的，則因書中說「絕聖棄知」、「絕學無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等話完全是戰國末年的思想；這時以前的聖知正是社會上所崇拜的，它不曾在民間生出流弊，沒有棄絕的需要。而且戰國時人每提到老子，只有說他主柔弱，沒有說他想毀滅文化，可見這些話不是他固有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說他生於 戰國之末，可以把這些意思寫進了自己的書里呢？這因到了那時，他為孔子之師的傳說已起來了，叫人錯認了時代的人一定是過去的人，所以他不會生得太晚。因此，我們以為老子這人是戰國中期的，《老子》這書是戰國後期的。戰國後期的人作的書為什麼要托老子的名？大概因為這部書里採用他的話最多，所以就用他作代表了；或者作者並非有心托他而被後人誤認了。 於是我們再來提出一個問題：老子為什麼會成為孔子的老師？我以為這不是訛傳的謠言，乃是有計劃的宣傳。老子這個學派大約當時有些勢力，但起得後了，總敵不過儒家。他們想，如果自己的祖師能和儒家的祖師發生了師弟的關係，至少能聳動外人的視聽，爭得一點學術的領導權。於是他們造出一件故事，說孔子當年到周朝時曾向老子請教過，但他的道力不高，而且有些驕矜之氣，便給老子痛罵了一頓。他知道自己的根底差得多，羞慚得說不出話。回得家來，只有對老子仰慕讚嘆。借了孔子的嘴來判定了老、孔的高下，顯見他們的門徒之間也是這等比例，道家的身價就可提高。想不到他們這種宣傳不但如了願，竟至超過了預期，而使儒家承認為事實；又不但如此，而使儒家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說孔子曾向老子問過許多禮制，把老子也儒家化了。可憐的是《老子》里既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話，《禮記》中又有老聃答孔子問廟主、問葬禮的話，逼得他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們這個工作成功了，索性再進一步，使出手段來拉攏黃帝。他們把本學派里的貨色儘量向黃帝身上裝，結果，裝得黃帝也像了老子，而後道家裡以老子為「太祖高皇帝」，黃帝為「肇祖原皇帝」，其學派的開創時代乃直頂到有史之始了。至於發蹤指示的楊朱，早被一腳踢開，學術系統從此弄亂。《漢書·藝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黃帝四經》、《黃帝銘》等篇，注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這就是黃帝與老子合作的成績，而「黃、老」一名也從此打不破了！ 《老子》這書中，主張君主應當清靜無為，對於人民要使他們吃得飽飽的，不存什麼野心，這和漢初承大亂之後與民休息的條件極相合，而且這書的文字簡短有韻，容易記憶，所以就風行於世。曹參為齊王的相，那時天下初定，百姓流亡，聽得膠西住了一位蓋公，善治黃、老之言，就用厚幣請了他來，把自己住的正房讓給他，常去請教。一連做了九年，果然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後來漢相蕭何死了，惠帝命他繼任。他一切遵照蕭何的原樣；把好出風頭的屬員都免了職，換用了樸訥的人。他自己天天飲醇酒，不管事。有人想勸他做事，他等那人來時就請他喝酒，那人正想說話時又敬上一杯酒，直灌 到醉了，那人終沒有說話的機會。丞相府的後園靠近府吏的宿舍，他們常常飲酒，呼叫和歌唱的聲浪鬧得人不安靜。有人討厭了，請丞相去遊園，以為他聽得之後一定會喝止的；哪知他就在園中斟起杯子來，一樣地呼叫和歌唱，竟同隔牆的吏人們相應答。惠帝看他不辦什麼，覺得可怪，問他：「是不是為了我年輕，瞧不起呢？」他道：「請您想想，您比高帝怎樣？我比蕭何怎樣？我們既都不及他們，只該遵守他們的規模。請您垂了裳、拱了手坐著罷！」 文帝即位之後，非常的儉樸。有一次他想造一個露台，喚匠人估計，說需百金。不料這一個微小的數目竟使這位皇帝吃了一驚，嚷道：「百金，這是十個中等人家的家產呵！」就不造了。這樣的風度，固由於個人的生性，但漢初道家的勢力正瀰漫一世，說不定也是接受了黃、老的「寡慾」的遺訓。他的皇后竇氏極好黃、老之言，叫他的兒子景帝和自己母家的人都須讀《老子》。那時有一個《詩經》博士齊人轅固生瞧不起這書，批評了一句，她聽了大怒，逼他到獸圈裡去打野豬。景帝知道他危險，但又沒法改變太后的命令，只得揀一把快刀給他。他進了圈子，用勁一刺，居然刺中了豬的心，應手倒了；太后才沒奈何他。後來武帝即位，他喜歡鋪張，和他的祖父不同；好任儒生，和他的祖母不同，於是這位竇太后又同自己的孫兒衝突起來了。當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趙綰等議立明堂以朝見諸侯，她心裡已嫌其多事。想來她總有牽掣他們之處吧，所以到了第二年，趙綰奏請武帝不必向長樂宮（太后所居）奏事，希望免掉許多麻煩。給她知道了，立刻下個辣手，把丞相和太尉都免了職，趙綰也就死在獄裡。在這種地方，都可見漢初的儒家遠不及道家之得勢。 道家的興起，《老子》的盛行，固有許多原因，而漢初的時勢實為其重要條件。自從春秋末年以後，為了消滅許多地方勢力，推翻許多特權階級，大規模地流血戰爭，人民挨受了二百五十年的苦難和犧牲，到這時天下初平，著實應該休息了。把黃、老之言作為休息的原理，本是適合於當時的社會條件的。所不幸的，只是這種柔弱和退讓的思想竟致滲透一些人的骨子，作為有永久性的人生觀，結果使得他們在長時期中減低了對自然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熱力，逢到大事要把它化為小事、無事，逢到難事要以沒辦法為辦法，聽它自然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