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七章　災異說和西漢的國運

上一章所講的是商、周到漢代對於災異現象的觀念及其反應。在這一點上，漢人是完全承受商、周的思想的。但他們畢竟有比商、周進步的地方，就是用了陰陽五行的學說來整理災異的現象，使它在幻想中成為一種極有系統的學問。 司馬談曾批評陰陽家道：「他們依據了陰陽、四時、八位（八卦的方位）、十二度（星的十二次）、二十四節氣，定出許多教令，說：順著這教令的會昌盛，逆著的會死亡；這未免使人太多拘牽和忌諱。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本是自然的法式，人事的綱紀，他們要人家遵循這個次序是不錯的。」看《漢書·藝文志》，列在陰陽家的有鄒衍、鄒奭、南公、張蒼等人，可惜他們的著作全已失傳。猶幸散見各書的五德終始說的資料可以輯出，又有一部完全的《月令》可以借鑑，現在還能知道它的一個約略。我們可以說，自從有了陰陽家之後，天象和人事經過一番系統的整理，比了商、周時代的災異觀念精密多了。 一部《月令》，雖是說得呆板可笑，但它的中心觀念只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個字。陰陽家以為春天是萬物生長的時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應向了生長方面進展，使得可以增加自然界的動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時候，向來關閉的地方要打開，刑罰要停用，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獵要禁止，讓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長。一到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肅殺之氣，草木隨著黃落，國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殺人了。他們立說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他們要使春天像個春天，也要使春人像個春人；因此，他們對於反常的時令非常害怕。他們說：倘使孟春行了秋令將有大瘟疫，仲春行了冬令將大旱，季秋行了冬令將多盜賊，孟冬行了春令將多流民，仲冬行了秋令將有大兵災。這類的話很多，一時也說不盡。總之，這個災異說的系統是建立於時令反常上的。 《尚書》里的《洪範》，它把人事的「貌、言、視、聽、思」和天氣的「雨、暘、燠、寒、風」合在一起。它說：國君的貌正了，雨就會照著時候，不多不少地降下來了；倘若不正，這雨也就降個不歇，成了淫雨。其他言和暘，視和燠……也都有這樣的關係。《洪範》的宗旨和《月令》一樣，要使應 該下雨的時候下雨，應該颳風的時候颳風，得其時，亦得其正，本來是一個平正的意思。但它以為天氣都和君主的一舉一動有關，這卻是一個神秘的排列式了。到漢代，更把這篇文字放大為《洪範五行傳》（編入《尚書大傳》中），說貌如不正，不但有淫雨之災，還會有服妖，有龜孽，有雞禍，有青眚、青祥，有下體生在上身的病；其他四種也有這類的怪現象。後來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各把古來禍福之事分派到各類，著了一部十數卷的災異史；班固錄入《漢書》為《五行志》。這種災異說的系統又是建立於君主的態度不正上的。 因為他們的學說有這樣的精密，所以發生的影響亦是異乎尋常，造成了商、周時所不會有的事實。 卻說武帝之世正值漢家全盛時代，先朝積蓄了六七十年的財產，給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禪，加以四方的征伐，花費個乾淨。到用盡之後，只得立下許多苛捐雜稅，維持他的奢侈慣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竭；再碰著荒年，竟至赤地數千里。人們怨恨之餘，不禁發生了五德說下的希望。這就是說，漢的氣運盡了，該有新受命的天子起來了！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下一塊一丈五尺長的大石忽然自己站起，上林苑中一株臥地的枯柳也自己站起。有一位《春秋》學家眭弘推說其意，以為石和柳都是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乃是帝王受命封禪的地方，可知將有新天子從匹夫中突起；漢帝應即尋求賢人，把帝位讓給他。但堯、舜禪讓的事本是一種傳說，既做了皇帝，還哪裡會讓呢，所以眭弘就以妖言惑眾之罪伏誅了。 京房是專治《周易》的，他曾想出一種卜法，把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離」、「坎」、「兌」四卦分主二分二至，這樣恰恰是一年；更以當時的風、雨、寒、溫的氣候定所卜的吉凶。有一天，元帝召見他，他乘機進言道：「《春秋》一書，記二百四十二年中的災異，給萬世之君看個榜樣。現在自從您即位以來，日月失了明，星辰逆了行，山崩了，泉涌了，地震了，石隕了，夏天有霜，冬天有雷，春凋葉，秋開花，《春秋》所記的災異一齊見了。請您自己想想，到底是治是亂？」聽到這話，元帝也只得嘆一口氣道：「實在是亂極了，再有什麼說的！」這話在當時確是動聽的。但試想，漢的疆域有多大，這樣大的地方，地文上不當有些變態嗎？這種事，武帝時何嘗沒有，只是那時的社會正沉醉在禎祥的空氣里，大家不提罷了。 谷永是繼承京房之學的。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有黑龍見於東萊，成帝派人去問他。他答道：「漢家行夏正，色尚黑。黑龍是同姓之象，恐怕本族中人有舉兵謀反的。」唉，這 條黑龍若出在文帝前，豈不成了漢的水德的符瑞？就是出在武帝後，也何嘗不是漢的黑統的符瑞？為什麼成帝時出來了，就不成祥瑞而反為災異呢？這種話固然不真實，但的確反映了一個動搖不安的社會在後頭，在這個社會裡，大家覺得漢的國運是快完了。可是那時既沒有內亂，也沒有外患，怎樣可以把漢家滅亡，倒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在這沉悶的空氣中，有一個齊人甘忠可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經》，說：「漢家的氣運固然完了，但上帝的意思還許他第二次受命；因此，他派了赤精子下來，傳與我這部書。」這天開的異想，可算是一個轉圜的辦法。不幸因為劉向不贊成，把他下了獄，就病死在獄裡。後來哀帝即位，甘忠可的弟子夏賀良繼續鼓吹，居然成功：哀帝就宣布再受命，大赦天下，改元為太初元將（公元前5年），改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這衰頹的舊國似乎得到一種新生命了。不料夏賀良等志得意盈，就想奪取政權，斥去舊時的三公，為人所嫉忌，不到兩月，哀帝把他殺了，這再受命的滑稽劇便一霎時閉了幕。 換一個人受命罷，沒有這個人。漢家再受命罷，也做不成功。維持下去罷，災異說已把漢家的天位在精神上打倒了。進既不可，退又不能，統治階級及受其麻醉的人們都在這個僵局之下徘徊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