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六章　天象的信仰與天變的負責者

古人相信天上有上帝管著人間的事，表現他的最高的權力。然而上帝是無聲無臭的，有什麼東西可作為他的具體表現呢？他們想，天上有日月星，是我們瞧得見的，日月星的變動應該就是上帝的意思吧，所以他們就把天文的現象當作上帝對於人間的表示。一部《春秋》，每年記載人事總是寥寥的幾條，而「日有食之」卻共記三十六次。所以要這樣，正為這是天變，是天降禍患與人們的預示，比了一切的人事都重要。因此，當每次日食，天子和諸侯都要減掉好吃的飯菜，又要從正寢里搬出來；百官改穿素服，樂官在朝中打鼓，祝官在社神前獻幣，史官代他的主子作了冊文，責備自己。此外星辰之變，《春秋》中記載亦多，如「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有星孛入於北斗」、「有星孛於大辰」等都是。他們把天上的星分做幾區，又把天上的區域拍合到地上的國 家，所以哪幾個星變了就是哪幾個國該遭殃了。這種學說，後來叫做「分野說」，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司馬遷曾經發過一句牢騷，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即此可知當時的史官必須懂得星曆。司馬遷說星曆和卜祝相近，這話很對，因為星曆和卜祝本來拆不開。我們看他作的《天官書》，簡直把天上的星寫成了一個國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後宮、藩臣、諸侯、騎官、羽林天軍；屋的方面有端門、掖門、閣道、明堂、清廟、天市、車舍、天倉、天庫樓；物的方面又有帝車、天駟、槍棓、矛盾、旌旗之屬。至於星辰示象，如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不見則兵起；歲星色赤則國昌，赤黃則大穰，青白而赤灰則有憂；狼星變色則多盜賊；附耳星搖動則讒臣在側；木星犯了土星要內亂；火星犯了土星要戰敗……這種法則也講得很多。總之，史官們把天上的星辰組成了一個系統，又把天與人的關係組織為一個系統，使得天人之間發生了密切的感應。他們很用心觀天（劉向常夜觀星宿，不寐達旦。經學家如此，天文家可知），看見天上有一些變動時，就以為人間將有某事發生，並推測它將應驗於某人。如其是凶的，就要行他們的禳解的法術。 古代的國王和諸侯都兼有教主的職務，負著以己身替民眾向天神祈免災患的責任。古書里常提起湯禱旱的故事，說湯的時候大旱了七年，於是湯以自身為犧牲，到桑山的樹林中祈禱。他剪了發和爪，投身在柴上，要把自己燒死。天哀憐他，就下雨了。遇到國君不肯犧牲自己的時候，也可設法使臣下代負這責任。就如上面講過的拒絕祭河神的楚昭王，他臨死的一年，忽然天空中的雲像許多赤色的鳥，夾住了太陽飛舞，一連顯現了三天。太史對他說：「這個禍患固然應由國王去擔當，但請您不要害怕，只要禳祭一下，還容易移於幾個大官；像令尹啊，司馬啊，都是代替得您的。」可是這位硬性的昭王竟毅然地答道：「我倘使沒有大過，天為什麼要使我死！我如真的有罪，應當自己受罰，又為什麼要害我的股肱之臣！」他挺身承受了這個禍患。 到了漢代，由於戰國時自由批評的反動，對於神的信仰增高，這種思想又復盛極一時。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三十日日食，他下詔書道：「我聽說：天生了百姓，就為他們立君；如果這個君的德行不修，或政治不明，違背了立君的本意，天就要用災象來警戒他。現在天下的治和亂，都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不幸我不能盡我的教養人民的責任，以致掩蔽了日月的光明，我的過失真大極了！你們應當把我的錯處都說給我聽，並舉出賢良方正和能直言極諫的人來匡正我才 是！」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他廢掉秘祝之官，為的是他們在禳解時常把災害移給臣下。明年，他又因祠官的祝福專為皇帝而不為百姓，令其停止祈禱。在這種地方，都可看出他的責任心不亞於楚昭王，所以不願享福而但願受過。 後來的皇帝沒有他這樣的好心了，天變的責任只得請丞相擔負了去。當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丞相於定國就繳上侯印，自劾而去。薛宣做了丞相，恰逢到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的隕星和日食，成帝就給他一個冊書，說道：「災異數見，秋收又不好，這都是你做了丞相的緣故。快些把印綬解了罷！」他走了之後，繼任的是翟方進，為相九年，沒有出什麼岔子。不料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熒惑星守住了心星，其凶應在皇帝。有人上書，攛掇成帝讓大臣去擔當。他聽信了，也就發下冊書，把翟方進重重地罵了一頓；並賜給他酒十石，牛一匹，作他最後的餐食。他只得即日自殺了。成帝看他做了自己的替死鬼，未免有些不忍，所以對於他的飾終典禮非常優異。很不幸的，丞相二月自殺，皇帝就於三月壽終了，並沒有達到替災免晦的目的，翟方進只算得白死！ 因為有了這件故事，所以《漢儀注》里就規定了一條慘酷的法典，是：天地有大變時，皇帝派侍中持了使節，乘四匹白馬，帶著尊酒十斛，牛一頭，到丞相家，把這殃咎告知他。侍中走到半路，丞相即上書告病。侍中回朝，還沒有覆命時，尚書就把丞相的死訊報與皇帝。——這個制度雖沒有使用過幾回，但此後逢著天變把丞相免官還是常事，就是不當權的也往往免不了這個責任。商湯和漢文帝之風真是「夐乎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