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 第四章　漢代受命改制的鼓吹與其實現

自從秦始皇聽了齊人的話用鄒衍的法典去改制度、易服色，又聽了齊、魯儒生的話到泰山去封禪，表明了這是一代受命有天下的大典，漢代的皇帝就不該不這樣辦。不料高帝因秦有青、黃、赤、白四個上帝之祠而沒有黑帝祠，給他補上，算作符瑞，仍自居於水德，制度服色一仍舊貫；而且全國的東部分封了許多王國，天子不便到泰山去，連這一件輕而易舉的封禪之禮也沒有舉行。這真把一班計劃開國規模的儒生和方士急死了。加以這種學說既已風行，仿佛成了社會上的共同的信仰與要求，所以連一班準備看熱鬧的人們也等得不耐煩了。 於是有人屢屢提出這個問題來，督促天子去實行。第一個是賈誼，他以為漢承秦後，當為土德；他就打起一個土德制度的草案來，色尚黃，數用五，改正朔，定官名，把秦的水德之制一切改過。然而他年輕，許多老臣瞧不起他，又怕他擅權，他們設法把他攆走了。第二個是魯人公孫臣，他也以為漢是土德，預言將有黃龍作它的符應，當時雖遭張蒼的反對，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黃龍居然出現於成紀孫，於是文帝信他的先見之明，任他為博士，叫他和諸儒同草這一個學說的新制度。新垣平大約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他一被誅，這件事又擱下了。 到武帝即位，那時漢興已六十餘年，天下太平，家給人足，許多耆老都殷殷地期望他封禪和改制。恰好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又憑著漢家全盛的時代，哪一件事不好做，所以他就招了趙綰、王臧一班儒者作公卿，要在城南立明堂以朝諸侯，又草巡狩、封禪、正朔、服色諸種制度。他們因為這事重大，舉薦他們的老師申公作指導，武帝很敬重他，派人用安車駟馬迎了來。這事眼看成功，想不到武帝的祖母竇太后喜歡老子之言而不愛儒術，借一點小事把趙綰、王臧下了獄，他們都自殺，一切舉辦的事情也就全付了東流！ 到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只過了半年，武帝就舉孝廉，試賢良，董仲舒一班人受了他的特達之知，以前的計劃又有施行的可能了。只因此後十餘年中，忙於徵伐匈奴及南越等國，講不到文治，所以濟北王雖早把泰山獻了出來，也沒有實行封禪。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他才決定到泰山去，可是他身邊的一班儒者依然像一百年前地不解事：他把祭器給他們看，他們說和古代不一樣；問他們古禮究竟怎樣，他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並且各個人說得都不同。武帝到這時候，禁不住發出秦始皇一般的脾氣了，就把他們全都黜免，用了祭泰一（上帝）的禮去封泰山，又禪於泰山下的肅然山。祭的時候，叫人把遠方的奇獸珍禽放了滿山，好像真來了管仲所說的麒麟、鳳凰等一大套。那幾天天氣很好，沒有風雨，顯見得他的福命比始皇強。禮畢之後，他坐在明堂，受群臣的更番上壽。於是下詔改元為元封。此後，他又曾修封過四次。 這一次，從漢代人看來，它的含義真重大。那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職太史令，不知為了何事留在洛陽，不得觀禮，心中一氣，病重了。他臨終時，握著兒子的手，一邊哭，一邊說：「今天子上接千歲之統，封泰山，這是怎樣的盛事，而我不得跟了去，這是命罷！這是命罷！」生在二千年之後的我們，讀到這段話，還可體會到他的信心與傷心。即此可知武帝的大事就是當時統治階級以及受著統治階級麻醉了的人們所共同要求的大事呵！ 又過了五年（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宣布改制：定曆法，以正月為歲首；服色尚黃；數用五；官名的印章改為五字。這年改元太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一百年來的懸案，到此方因運動的成熟而實現；而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直到辛亥革命後才改用了陽曆，這不僅是漢家一代的制度。這件事是司馬遷等鼓吹起來的，新的曆法也是他和幾個天文學家合定的。他做了這件事，高興得跳起來，以為周公卒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許多制度；孔子卒後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許多制度；他真可直接孔子的道統了，所以就在那一年，開始作《史記》以繼《春秋》。改制對於學術的刺激力有這樣的強烈！ 不過我們要問：秦為水德而尚黑，漢為土德而尚黃，這是照著五德說的；但秦以建亥為正月，漢以建寅為正月，並沒有相承的次序，這為什麼呢？推究起來，這一回的改制實在不出於一個系統，他們是用五德說易服色而用三統說改正朔的，因為在三統說里，漢是黑統，黑統建寅。可是我們與其說他們用了三統說而改正朔，似乎倒不如說在實際上早有把建寅之月定為正月的必要，所以三統說中才把漢朝預先排成了黑統。當漢初百年中，所用的《顓頊曆》太不適於實用了，弄得每逢晦朔見了月亮，上弦下弦見了團圓的月亮，民眾們早已厭惡，經師們亦有「孔子傳《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時作《春秋》」等傳說，希望改得與夏曆一致；而這次的改正朔也並不輕易，乃 是唐都、落下閎等一班天文學家精密推算的結果，是有客觀的根據的。不過在那時的思想潮流中，不塗上陰陽五行的色彩總行不通，所以三統說的改變五德說而主張漢當建寅，說不定即是為了完成這個使命。從此之後，漢是確定為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