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叢 · 嚴幾道（1854—1921）

（一） 1866年（清同治五年）冬，福州造船廠尚在經營中，它附屬的海軍學校「求是堂藝局」已開始招選「少年聰穎子弟」。當時的智力測驗是國文一篇，由船政大臣沈葆楨親自命題，親自閱卷；題目是「大孝終身慕父母論」。投考者當中有一位十四歲的童子嚴宗光。他的父親剛死了不久，他的母親正忍著窮苦撫孤守節。這個題目恰好觸動他的哀思，他特別言之有物；加以他出自書香人家，曾從宿儒受學，文字的根柢是不比尋常的。果然沈葆楨看中了他的卷子，取置第一。次年春初，他便離別了寡母，並且離別了他去年丁艱前新娶的小伴侶，來到福州城南一所古老的定光寺——藝局的臨時校舍，和百多個陌生的少年一同開始學習「旁行書算」。 但有可以使他寬懷的，校中供他飯食，並且每月給他四兩銀養家。 藝局後來分兩部，一教造船的，名前學堂；一教駛船的，名後學堂。當時造船術首推法國，航術首推英國，故此前學堂授法文，後學堂授英文。嚴宗光入的是後學堂，在馬江口。校中的課程除英文外，有數學（自算術至微積分）、物理、化學、地質、天文、航術等，都是用英文教的，教員也都是外國人；還有嚴宗光特長的「策論」，還有《孝經》和《聖諭廣訓》——當時的黨義。校中西文的功課定規：「每三個月考試一次……考列一等者賞銀十元，二等者無賞無罰，三等者記惰一次，兩次連考三等者戒責，三次連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連考一等者，（於每次賞十元外）……另賞衣料。」（《船政奏議》）這學堂星期日沒假放，暑期自然也沒有，只有端午和中秋各放假三日，新年放假若干日。 宗光在後學堂讀了五年，以同治十年畢業，名列最優等。此後五年，他在軍艦上實習，中間他曾「北逾遼渤，東環日本，南暨馬來、息叨、呂宋」（嚴復《海軍大事記·弁言》）。同治十三年日人侵台灣，沈葆楨奉詔赴該地籌防。他命宗光隨往，測繪背旗、萊蘇澳等海口，月余畢功。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應用所學，為國宣力。 福州船廠所雇的洋人陸續約滿歸國，廠中只能維持現狀，不能發展。經過台灣一役之後，沈葆楨越感覺本國海軍人才的需要，於是提議選派大批前、後學堂的畢業生，分赴法國、英國留學。因為經費困難，他的計劃遲至光緒三年二月才得實現。嚴宗光就是這次被遣派的留學生之一。同行的學生中有劉步蟾、林泰曾、方伯謙、薩鎮冰等，都是後來甲午海戰中我方的主要角色。護送的辦事員中有《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 宗光留歐僅兩年零兩三個月。關於這時期他的正式學業，我們只得到這樣的報告：他「先往（英國）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業，隨入格林尼次（Greenwich）官學，考課屢列優等，又赴法遊歷，後回該官學考究數理、算學、氣化學及格致、駕駛、鎔煉、槍炮、營壘諸學」。（《船政奏議》）他專門學的雖然是海軍駕駛，但不像他的同伴，在留學期中，他始終沒有到軍艦實習過。他對於海軍似乎沒有很大的興趣。他雖然屢次考過優等，但在功課上並不算得怎樣傑出。他在「後學堂」畢業時雖列最優等，但當時校中認最為優秀的學生，沒有他在內。據沈葆楨的奏報，「其駕駛心細膽大者則粵童張成、呂瀚為之冠；其精於算法量天尺之學者則閩童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為之冠」。（《船政奏議》）宗光對海軍興味的平常使他的注意轉而及於西洋的政理和哲學。 第一個真正賞識嚴宗光的不是沈葆楨，而是郭嵩燾。嚴留英時，郭正做出使英國大臣。他們不知道怎樣結識的。總之，郭引嚴為忘年交，嚴每逢假日便到使館裡和郭談論中西學術、政治的異同。這本來是郭特別關心的題目。他有一次歸國，想「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條具其（西洋）所以致富之實，其發明，其同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處人者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為一書上之總署。……及至京師，折於眾口，噤不得發」。（《與李鴻章書》）此時在海外忽遇一個「可與之言」的人，自然高興到了不得。他們談論的內容，現在無從得知。但我們試將郭所以蒙謗的見解，和嚴後來初次發表的政論比較，便知他們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他們都以為西洋之勝過中國的地方，不僅在器械，而並在政教風俗，他們都不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法。據云郭曾寫信給一位達官，說「出使茲邦，惟嚴君能勝其任。如某者，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勢，何足以當此？」（嚴璩《嚴先生年譜》，下省《年譜》）郭自身是不得志的人，自然不能給嚴以有效的提拔。嚴歸國後和郭不斷的有書札往還。可惜郭給嚴氏的信，在庚子亂時都丟掉了。後來郭死（光緒十九年癸巳），嚴挽道：「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氋氃，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獨屈靈君。」 （二） 光緒五年，宗光被母校召回，充任教習。這時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方經營北洋海軍，他似乎已聽到宗光的聲名，次年設立北洋水師學堂於天津，即調宗光來當總教習（教務長）。宗光在這裡一直住了二十年。在光緒十五年由總教習升為會辦，次年又升為總辦。到庚子亂起，他才離開天津，逃難到上海，而水師學堂也跟著停辦，李鴻章也跟著去世了。 宗光在天津時，有信（家藏未刊）給他的堂弟某說，「兄自來津以後，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於上司，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則三者無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最使他抑鬱的，李鴻章雖調他來在身邊，卻沒有重用他。皋比虛擁，十年才一遷轉。後來他的朋友陳寶琛說，「法越事變（光緒十一年）文忠為德璀琳（Detring，德國顧問）所紿，皇遽定約，惎言者摘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陳撰嚴君墓志銘）這也許是真的。但宗光也有不自疏的時候。他升任總辦後給他堂弟的信里說，「用吾弟言，多見此老（鴻章），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這信里有附筆說，「兄吃煙事，中堂亦知之，雲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後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他開始吃煙，不知在那一年，要當在歸國來津之後。他的信里雖然托堂弟找戒菸丸，但他的煙癖似乎未曾戒去。（據說他吸菸的法子卻與眾不同，像吃飯一般，乾乾脆脆地吸了幾口，便馬上起床讀書做事。）他於本業，並非傑出，而又有惡習，鴻章用他長海軍學堂已是過分，何況於負更大責任的職位？至於別方面實行的才幹，他未嘗有以自見，又怎能怪鴻章不大用他？或者有人會問，李鴻章既知道他是一個人才，何不置之幕府？但嚴氏所長在西學。當時李所主持的新事業（最重要的如海軍）已大受阻撓，沒有發展的希望。何況於更根本的改革？李鴻章實在沒有用得著嚴氏的地方。（嚴雖不見用於李，對李始終無惡感，李死，嚴挽道：「使生平用盡其謀，其成功或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如何？」）他最適宜的活動，還是他後來所採用的，以言論開風氣。 但他始終不甘心做一個僅僅坐言的人。海軍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他不相信海軍是有根本的重要，因此他想借科舉的階梯，走上政治的路。從乙酉（光緒十一年）到癸巳八年間，他曾兩應福建鄉試（乙酉、癸巳），兩應順天鄉試（戊子、己丑），但都失敗了。我們從他後來答友人鄭孝胥的解嘲詩中的話，可以知道他這時期的野心和失意： ……少曰賤子賤，身世隨所遷。與官充水手，自審非其腳。不祥固金性，時時冶中躍。每逢高軒過，氣欲偃溟渤。懾然為之下，肩聳足自躩。竊問客何操，乃爾勢旁魄。咸雲科目人，轉瞬即台閣。不者亦清流，師友動寥廓。忽爾大動心，男兒宜此若。私攜比皇墳，背人事鑽灼。更買國子生，秋場期有獲。誰知不量分，鉛刀無一割。當時利市者，自有干與莫。熒冥短檠鐙，悽慘長屈蠖。…… 他本來想等「博一第入都，以與當軸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年譜》）所以直至此時，他還沒有正式發表過什麼政論。第四次秋闈罷後，他覺得科舉的路又絕望，不再去試了。跟著就是甲午戰爭，跟著就是乙未和約。這次的奇恥大辱掀動全國士大夫的情感。他覺得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緘默了，就在乙未年，當合議告成後不久，他開始在天津《直報》發表文章，他開始翻譯有名的《天演論》。次年梁啓超主辦《時務報》於上海，嚴在《直報》發表的文章全被轉載了。次年夏，他自己又和夏曾佑等創辦《國聞周刊》於天津。這時他已經改名復，字幾道。他的譯著都署新名，宗光一名遂不為世人所知。但又陵的別字卻是與宗光相副的。 他乙未年在《直報》發表的文章有《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篇。它們的大旨如下。西洋人者所長，不僅在「擅會稽」「擅機巧」，他們的「德、慧、術、知」皆「為吾民所遠不及」。西洋文明的「命脈之所在」，「苟握要而談，不外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己以為公可已」（這就是後來提倡新文化的人所謂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兩位小姐）。我們想救亡，要效法西洋，想效法西洋，要從這兩方面效法。當時「中國本位」的學問，在他看來，是完全要不得的。「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註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於今之經義、八股（為黨義之名者其知道乎！不然，何其與經義之名遙相伉儷也！）則適足以破壞人才耳。」只有西學才真是學。「夫西洋之於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言學，則先物理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善喜疑而慎信。故其名數諸學，則藉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皆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於魚兔而已矣。」（今之主持教育的人們有幾個懂得此理）。至於政治方面，為實現「屈己以為公」的原則，嚴氏以為必須「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在《辟韓》一文里，他借韓昌黎的《原道》做筏子，發揮極左派的民約論。他反問，「韓子何不雲，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這簡直是預替後來的革命黨張目了。無怪此文轉載《時務報》後，張之洞看見，大為皺眉。據說他本來想給作者一些過不去，經旁人勸解，結果在《時務報》上登出「屠梅君侍御」奉命寫成的《辨〈辟韓〉書》了事。在甲午左右，嚴氏給他堂弟的信里還說，「兄北洋當差，味同嚼蠟，張香帥於兄頗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時建樹耳」。此時他才知道張香帥之所以為張香帥！嚴氏晚年與其弟子熊純如的書札里說，「當《時務報》之初出也，復嘗寓書戒之（梁啓超），勸其無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聞當日得書，頗為意動，而轉念乃雲，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之論」。其實梁氏在《時務報》的言論還沒有他的「辟韓論」這樣偏宕、驚奇。難道此文廣布後，他旋自惱悔，抑或他晚年的追想不盡可靠？ 蔡孑民說，「嚴復譯《天演論》的時候，本來算激烈派，聽說他常常說『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個字的主義」。（《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他的思想解放程度可以一事為例。乙未殉職的海軍提督丁汝昌遺有一個很美的夫人。此時嚴復已喪偶，不以寡婦為嫌，想設法娶她，並且寫了一封托人轉交她的求婚信。也許他的朋友不以此事為然，沒有代轉此信，其事遂罷。（聞此信今存謝冰心女士家。） 《天演論》（赫胥黎《演化與倫理》論集中頭兩篇的譯本）是嚴復在乙未年譯成的（他在水師學堂里曾用此書做教本），後來大約經過修改，但一直到戊戌年才刊行。我們在這裡沒工夫去談及原書的大旨、譯法的講求和譯筆的優美。現在只引胡適之先生把這部小書的影響形容得最盡致的一段話：「《天演論》出版不久，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麼？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樣風氣底下的紀念品。」（《四十自述》） 這部極得意的書卻是嚴氏極失意的時候寫的。忠厚地說，他是一個熱心的人；刻薄地說，他是一個熱中的人。不管怎樣，甲午前後的時局一方面煽動他的「熱」，一方面沒有給他一個發泄的處所。和他「風誼兼師友」的吳汝綸勸慰他道：「執事博涉，兼能文筆，學問淹有東西四萬里之長；子云筆札之工，充國四夷之學……鍾於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儔。竊以為國家長此因循不用賢則已耳。如翻然求賢而登進之，舍執事其將誰屬？……一時之交疏用寡，不足以芥蒂於懷，而屈賈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傷心之事，舉不得援以自證。」像這類的話，對他只是畫餅。到了戊戌年，就是《天演論》初刊行的一年，康梁等所造成的維新局面像要給他一個揚眉的機會了。他被人薦給光緒帝了，他被光緒帝召見了，光緒帝命他把近作《擬上今皇帝萬言書》抄呈了。但這篇大文未及抄好而政變忽起，而西太后垂簾聽政，而六君子就義，連累得他才辦了一年的《國聞周報》也不幸短命死矣。此後兩年間，他在天津匿跡銷聲，收拾閒心來譯他的《原富》（即亞當·斯密的《國富的性質和原因探究》）和《若干己權界論》（即穆勒的《自由論》），並且續他八年久斷的「弦」。（他的元配王夫人在光緒十八年死後，他只納一妾。） （三） 從庚子變亂到辛亥革命約莫十一年間，他的生活的流轉和以前二十年間生活的固定恰成一對照。庚子五月，他倉皇避難，拋卻藏書，偕著新妻，跑到上海。上海的名流開政治大會，討論東南互保的事，舉他為副會長，容閎為正會長。閏八月，他參加一個中西人合組的慈善團體，來京津救濟，十月底返上海（陸樹德《救濟日記》）。次年他被招赴天津，主持開平礦務局事。次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吳汝綸被聘做總教習，他被聘做大學堂的編譯局總辦。這時他的《原富》（此書上半在庚子離津前譯成）已陸續出版，梁啓超在是年的《新民叢報》第一期里大為此書吹噓，並且昌言「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後來大學堂禮聘吳、嚴，他又在《叢報》里說，「迴鑾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吳、嚴）深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但嚴氏對此新職並不怎樣看重，做了兩年無所建白，他也覺得無味，索性辭了。他出都時，一班閩籍的名士在陶然亭給他餞行。林紓為作《江亭餞別圖並記》。他也有一留別詩，內中一段說道：「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嗟吾衰。自慚厚糈豢非才，手版抽將歸去來。頗擬廛岑結精舍，倘容桐瀨登釣台。長向江河狎鷗鳥，夢魂夜夜觚稜繞。」這時他已五十二歲了。次年，開平礦務局在英國打官司，他被請到倫敦做幫手，旋順道游法蘭西、瑞士、羅馬，至日內瓦乘德國郵船歸。據說他到倫敦時，孫中山特去訪問。談論之間，「他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也』。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年譜》）次年，嚴復既歸國，安徽巡撫恩銘聘他為安慶師範學堂監督。這時他不獨名滿國中，而且內外達官漸加青眼了。次年，他應直隸總督楊士驤的聘請赴天津，旋又應榮祿的聘請，任學部附設的審定名詞館總纂。次年，宣統改元，海軍部立，他被授協都統的頭銜。不一會，朝廷又賜他文科進士出身。同時，度支部和憲政編查館都要禮聘他。次年，資政院成立，他又以碩學通儒被征為議員。這時他頗有扶搖直上的希望了。但轉眼間，革命軍起，共和成立。他新得的榮寵遂隨舊潮的煊赫一同消逝。剩下名詞館總纂的職位，他還留戀什麼呢？ 在從庚子到辛亥的一時期中，嚴復在智識界的表現除繼續他的翻譯工作，成《原富》、《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即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研究》）、《社會通詮》（即甄克思的《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鳩）、穆勒《名學》（穆勒的《邏輯系統》上半部）等外，在言論上，他一方面反對張之洞一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一方面反對革命。關於後者，他的根本理由在和孫中山的談話里已舉及。他又認為，當時自強自救的急務在實行軍國主義，而民族革命足為當時軍國主義發展的障礙。關於張之洞派的思想，他在壬寅年有一篇很痛快的駁議，大意說：「言主中學而以西學輔所不足者，驟而聆之，若中正之說矣。措之於事，為不然也。往者中國有武備而無火器，嘗取火器以輔所不足矣；有城市而無警察，亦將取警察以輔所不足矣。顧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後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質干根荄，而後有其支葉華實。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相同，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他積極的主張，以為「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惟求之為得，不暇問其若中若西若新若舊也」。他以「中」「舊」與「西」「新」對舉，是表明他不贊成「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這時他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由「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變為「憂民而不叛君，師今而不叛古」了。他以為「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別擇其故作善矣者，保而存之。方其洶洶，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垂創，累葉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別擇之功，非曖昧囿習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這簡直是預先替現今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者說話了。但畢竟誰能任這別擇之功呢？別擇的結果的具體細節是怎樣的呢？關於這些嚴復和他後來的同調者都不能作什麼答覆。但嚴復的智慧和忠實，使他不致如後世淺學妄人之所為，拿一個空題目來大吹大擂，以逢迎思想界的惡勢力。 民國改元時，嚴復已交六十之年了。但他的身體比他的年紀更老，而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身體一起衰老。他要提倡「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賢相付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墮」了。他「又悟向所謂合一爐而治之者徒屬虛言」了。他作《民約平議》（民國三年甲寅），攻打自己「辟韓論」的嘴巴，「並且為籌安會導乎先路」了。經過歐戰以後他於辜鴻銘之「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也深以為然了。他死於民國十年，正當新文化運動極熱烈的時候。他晚年不大看新書報，在這個運動中他只看見學生干政和胡、陳輩提倡白話文。此時他的精力已不容許他去做反對的文章，他只能在給弟子的書札中發發牢騷而已。對於當時奔走吶喊的學生，他只有冷笑：「咄咄學子！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則可決也。」（與熊純如書札）當日的學生領袖現在不少騰達的了，嚴復的預言不能說沒有應驗。關於白話文，他說，「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文言），寶此康匏，正無為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這種懶人的理論使他沒有成為「新青年」們攻擊的目標。自從洪憲帝制失敗以後，他已經被智識界忘卻了。 （四） 嚴復和袁世凱發生關係遠在民國前。當庚子以後，袁氏聲勢最煊赫的時期中，袁氏曾幾次邀聘他，他沒肯就。但後來當袁氏罷政，謗者四起時，他卻極力替袁辯護。袁氏自然感激他，及做了大總統，馬上聘他任京師大學堂監督。但不知因為什麼原故，他做了一年，就站不住。袁於是聘他做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並指定選他做約法會議議員。袁氏總算他的晚年知己。但他對於袁氏還有時不甚恭維。民國四年，當籌安會未起時，他說：「大總統固為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有才督撫耳。欲望與列強相抗衡，則太乏科哲智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望其移轉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耳。」（與熊書札，下同）在民國元年，嚴復已認為：「天下似須定於專制……舊清政府，去如芻狗，不足重陳，而應運之才，不知生於何地，以雲隱憂，真可憂耳。」但不得已而思其次，只有袁氏。「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當高興的時候，他也會說，「今大總統雄姿蓋世，國人殆無其儔」。那麼，袁氏應當稱帝，似乎是很邏輯的結論。故此他認為「楊、孫之議，苟後世歷史，悉絕感情，固未必厚非」。但有時他又不敢承認這結論。關於袁氏之應否稱帝，他在理智的良心上似乎是猶豫的。至於冒天下的大不韙，附鳳攀龍，獵取祿位，則絕對非他的道德良心所容許。但當他被邀請加入籌安會的時候，拒絕的決心他是沒有的；當他被列作籌安會的發起人以後，抗議的勇氣他是沒有的。因此「葬大夫」的名字就不免加在他身上了。但他的被動卻有個限度。據他的弟子侯毅（《洪憲舊聞》）所記，「會中人招其議事，輒稱疾謝之。直至籌安會解散，未嘗一蒞石駙馬街，望籌安之門。……未幾，梁任公有痛斥項城稱帝之文，流布海內。項城謂非侯官（嚴）無能為駁議，乃署四萬金支劵遣使持諭侯官，文成以是為壽。侯官卻其幣，語使者曰，吾苟能為，固分所應爾，殊不敢叨厚賜。容吾熟思之，然後報命。使者既去，侯官得要脅之書無慮二十函，或喻以利害，或嚇以刺殺，或責其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侯官籌慮數日，乃詣前使者舉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為文，所祈在祛天下之惑，而有禆於事耳。閩中諺雲，有當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粲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轉於事有損。吾以是躊躇不輕落筆，非不肯為也。為之則有禆於事，吾寧不為哉？至於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使者以白項城，項城知其意不可奪。駁任公之文乃改令孫毓筠為之」。 袁世凱死，嚴復有很悲壯的輓詩三首，錄如下：「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多難，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為別賢奸。（其一）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灑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然嵩室暮，極眼送雲。（其二）夙承推獎分，及我未衰時。積毀驚銷骨，遺榮屢拂衣。持顛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其三）」 袁世凱死後五年，嚴復也悄悄地死在福州的郎官巷裡。死前他書有遺囑（家藏未刊），節錄如下： 民國十年，歲次辛酉，十月三日，愈懋老人，喻家人諸兒女知悉。吾自戊午年以來，肺疾日甚，雖復帶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勉為身後傳家遺囑如左。非曰，無此，汝曹或致於爭。但有此一紙親筆書，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務知此意。吾畢生不貴苟得，故晚年積儲，固亦無幾。然尚不無可分，今為汝曹分俵…… 嗟嗟，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固本吾身閱歷，贈言汝等，其諦聽之。 一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一須知人亦樂生，以身體康健，為第一要義。 一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 一須謹思，而加以條理。 一須學問，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一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 審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貴，亦當不貧賤。貧賤誠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則前哲嘉言懿行，載在典策，可自擇之，吾不能縷爾。 愈懋老人力疾書。 王栻和張蔭麟合著，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41期，193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