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叢 · 曾國藩與其幕府人物
不管一些人對於曾國藩怎樣痛惡，按他的時代的標準去衡量，他可算得一個並世無兩的偉大領袖。凡偉大領袖所必具的美德之一是能夠鑑識、培植並且善用人才。就這點而論，曾國藩的特長是很顯著的。他的弟子薛福成說他「知人之譽超軼今古，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才。嘗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曾以西學干謁曾國藩的容閎也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總督府幕中亦可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官員。懷才之士，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人才之精華匯聚焉。」他識拔並且培植人才的主要地方自然是他的幕府。晚清同光間比較重要的人物很少不是從他的幕府出來的。我們試將他自治軍長沙以來二十多年間幕府里的賓僚作一統計，看他們怎樣被他吸引來，怎樣受他的影響，怎樣影響他，怎樣被他提拔，則我們對曾國藩的偉大可以得到更深切的認識。而想轉移風氣，甚至轉移運會的人也知所取法了。昔薛福成有《敘曾文正幕府賓僚》一文，所舉自李鴻章以下凡八十餘人，但僅系以爵秩和籍貫而已。本文的作者之一（李鼎芳）曾根據這個名單，稍加增補，參以此諸賓僚的碑傳和著作、曾氏的全集和其他載籍，詳考諸人和曾氏的關係。茲撮其要如下。
曾經供職在曾國藩幕府，或者往來其中的，據現在我們所知，有九十來人，其中最著的，在軍政方面有左宗棠、李鴻章、李瀚章、彭玉麟、劉蓉、李元度、郭嵩燾、薛福成等；在學術方面有俞樾、莫友芝、吳敏樹、汪士鐸、張文虎、華蘅芳、李善蘭、徐壽、張裕釗、王闓運、吳汝綸、戴望、黎庶昌等。這許多人中，固然有的是國藩早年的朋友，有的是他學生，也有建策獻圖，自己投效的（如李元度、薛福成、屈蟠、林長春），好些是曾國藩寄書請來的。不過他們所能夠受到曾國藩的知遇，也不是憑空的，好多人在入曾國藩幕府以前是建過功的。
在未入曾國藩幕府以前，這些人所做的事，大概可分兩方面。
一是辦團練或參加戰事的。如李鴻章本來是跟著呂賢基在安徽辦團防的。周開錫是在湖南益陽辦團練的，吳嘉賓也因辦團練有功賞內閣中書加侍讀銜。高心夔到曾國藩幕府來，也是自己從江西湖口帶了五營團練來的。又如蕭世本在四川辦保甲，堅壁清野，太平軍不敢相犯。程鴻詔在黟城也以辦團練著義聲。梅啟照在南昌也曾用團練和太平軍戰過不少次。其他像李興銳、吳坤修都是打過仗的，而最有名的要算彭玉麟在湖南耒陽的戰績。後來曾國藩就是因此而請他入幕。當時對於辦團練最熱心的要算羅汝懷。他曾作過一篇《團防芻說》。他的重要的主張是：「當舍目前而謀後日，當置小補而思永圖，當舍成法而求更張。若現募之兵果精，則當汰額兵而以新兵充任。而額兵之積弊，不在兵而在將，及綠營循例操演之法。不能選將而新籌操法，弊何由除？」（《綠漪草堂文集》卷五頁二）這主張於曾國藩很有影響的。國藩在長沙辦團練，事事更始，用儒生來做將領，另籌操練的法則，當是採納羅氏的主張。二是參贊他人的幕府的。曾國藩幕中的人，很有從別人幕府來的。最著名如左宗棠，本來在張亮基（湖南巡撫）幕府的。張亮基一切都委託宗棠，所以宗棠便專管湖南的軍事。當時湖南援兵回兵，宗棠尤盡力於策應曾國藩的軍隊。湖南的厘金徵收、地方軍事善後等，大都是左宗棠主持的。又如郭嵩燾，本來在江忠源幕府，助江忠源創辦水師，是後來湘軍水師的先驅。嵩燾的弟弟昆燾，起先也和左宗棠同在張亮基幕府，管理文檄函牘，調發兵食等事。他如汪士鐸、莫友芝、李鴻裔、洪奎、周開錫等，都是參與過胡林翼的幕府。胡林翼死後，才都到曾國藩的門下。胡林翼的《讀史兵略》，是汪士鐸和莫友芝等替他編輯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幕府來的人，多半先立了小小的功名，或者積了豐富的經驗的。他們的出身，大半是舉人、進士或者拔貢。他們在幕府中所做事業大體上可以從下幾方面說：
1.幫國藩鑒拔人才。國藩初出治兵，苦乏人才。當時鄧輔綸在他幕中，早著才名。一時湖南的宿儒碩彥，都與交流。他更保薦給曾國藩許多英能強幹的人。又有陳士傑，是國藩初起時入幕的。國藩在招請他的信中，便說他「於御眾之道，得古人之遺意」。所以後來在幕中，「唯以人才為大計」。國藩所部文武吏士初來時，必先令與士傑會面，陰使相其能否，然後決定分別任用。
2.設計。從許多曾氏幕僚的傳中，可以看到參與機要的記載。舉其著者，薛福成初入幕時，便上了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等八策。後來國藩克服南京後，這些計劃差不多都實行了的。國藩規南京，先清後路，使腳根穩固，再進兵大攻（《曾文正奏稿》卷十五，三四頁），這是汪士鐸策劃的（《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五頁）。克南京後，與彭玉麟設立長江水師，也是汪氏的計劃（《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七頁）。國藩要裁遣湘勇，吳敏樹曾寄書信獻議，兵士就地墾荒。這事後來恐怕也做到的，因為現在江浙地方有好些湖南人是墾荒致富的。
3.治理軍餉。曾國藩初出治軍，規模狹小，並沒有計及別省的事，更不料湘軍將來會成全國的軍隊。所以起初一切都是自己請地方紳士和幕僚管理。就是軍餉，也沒有請朝廷派人來經理糧台。從咸豐三年初辦團練到咸豐七年（1857）十二月，糧台都是派幕僚經理的。始終其事的是李瀚章和甘晉。咸豐七年以後，雖然把糧台撤毀，歸併江西省局由司道辦理，籌餉的還是李瀚章他們。此外如郭嵩燾、昆燾兄弟，楊象濟、李興銳等，或是替他辦捐輸，或是替他收集厘金。尤其是厘金，到咸同之際，因為戰爭持續了好多年，各省糜爛，它便成了惟一的餉源，經理厘金局的都是幕中的賓僚。所以在這一方面，曾國藩受他們的幫助要算最大了。
4.帶領軍隊。從戰爭方面而言，曾國藩幕府的人，親自將兵出戰的很多。最著名如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吳坤修、李元度、唐訓方，或領陸軍，或領水師。而曾國藩改變了清末的兵制，這是一例。不過左宗棠從咸豐十一年以後，專任了浙江的軍事。李鴻章從同治元年以後也專任了江蘇的軍事，便都脫離了幕府，獨當一面去了。李鴻章仿湘軍的營規、營製成立淮軍，更成了另一集團，這是後話。惟有彭玉麟在曾國藩幕中差不多二十年，專以帶領水師為事，所以他在軍事方面對曾國藩的貢獻是最大不過的。此外從幕府出而將兵的，有李榕、李鶴章、林長春、左楷、屈蟠等。
5.治文書章奏。雖然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譜》里說文正公一生的書牘奏疏，都是親自屬筆，從不假手他人，但是我從別的記載中，知道曾國藩在這方面借重於他人的正多。幕府中人實以文士居多，而他們所最能做的事還是在筆墨上頭。曾在曾國藩幕府里治理文書章奏的人，舉幾個重要的，有許振禕、劉蓉、李鴻章、吳汝綸、李元度、程鴻詔、向伯常、柯鉞、錢應溥、羅萱、馮焌光等。他們不但都是文章的能手，而且有膽識很大的。譬如曾國藩在咸豐四年戰敗靖港，朝廷革他的職，照例革職人員不能專疏上奏的，李元度卻代草奏疏，請出湖南境後，仍許專奏，以速戎機。曾國藩倒遲疑不敢決，李元度竭力堅持，後來朝廷竟許國藩單銜專奏。其中筆翰敏捷的，如許振禕曾經在一個晚上做過八十通官書。曾國藩眼病，自己不能作書，便嘴裡說，要羅萱起草。萱隨手寫下來，往往不必修改。其他如劉蓉、程鴻詔、錢應溥，寫文章都有捷如夙構之稱。吳汝綸的文章，更是受曾文正的奇賞，常常把他比作漢朝彌衡的。他後來到了李鴻章的幕府，在這方面，李鴻章依賴他的地方很多很多。
上面我們所舉出的五點，差不多完全是在軍幕方面而言。曾國藩在軍事上的成功，受到他幕府的幫助可見是很大的。自從太平天國覆亡後，曾國藩總督兩江，便專心注重文事和吏治。他薦方宗誠來做棗強知縣，是他用儒術來潤色吏治的表征。在金陵，在安慶，都創辦書局，校刊古書，恢復遭兵燹蹂躪的各地的文化事業。幕府中的文士如劉毓崧、汪士鐸、洪汝奎、唐仁壽、張文虎、莫友芝、倪文蔚、李善蘭、成鏡蓉、戴望等，都到書局經理，分任校刊。江南學術，乃蒸蒸復盛矣。
國藩在一生事業的幾個嚴重關頭裡，曾大受他的幕友的影響。
其一，他出來治軍，是經郭嵩燾和吳敏樹、羅汝懷勸駕的。咸豐二年，曾國藩放江西學政，丁母憂歸家守制。這時太平軍已經到了湖南，朝廷便命他幫辦團練，他堅持守制，不肯出。郭嵩燾到他家裡，勸他出來保衛桑梓，同時吳敏樹也寫了一封信給他，申明「衰絰從戎」的道理（《拌湖文集》卷六十九頁），國藩才奉朝命，赴長沙。這是他初出時的事。到了咸豐七年，他又丁了父憂，又要堅請守制。這時太平天國的聲勢正盛，所以許多地方官都攻訐他畏難而退。他沒法，和吳敏樹商量。吳敏樹又作了一篇《為曾侍郎論金革無辟》的文章（《拌湖文存》卷一十五頁）。同時羅汝懷也寫信來勸他重新出山。國藩才不堅持終制，第二年便出來了。此二事關係曾國藩的事業甚大。曾國藩倘使起初就堅持不出，朝廷一定會准許的，因為當時他並沒有以軍功著名。到咸豐七年，太平天國定都甫四年，曾國藩功還未立，他真要不干也可能的。
其二，咸豐四年，曾國藩初率兵從衡陽北上，到岳州便打了敗仗。那時候王鑫帶了他自己的九百兵死守岳州空城，曾國藩和他意見不合，不願救他，經陳士傑再三的勸告，才派了水師赴救。王鑫的兵後來歸左宗棠，平定浙江定新疆的將領多半是這次遇救的。岳州敗了以後，曾國藩自己帶了水師，守湘川中流，聽天由命。王闓運和陳士傑便商議勸告，要他援救湘潭，圖根本立足之地。國藩才飛檄塔齊布救湘潭，大勝，湘軍才有再圖進取的根據。按這兩次戰爭，是湘軍初出時的主要戰役，國藩只知感情用事，不審利害。要是沒有陳士傑等的勸告，王鑫陷死在岳州城，自在意中。國藩若困守湘川中流，靖港和湘潭的太平軍上下都是半天可到，他又何嘗不是自處絕域呢？這兩次戰爭，一勝一敗，和湘軍後來的進展是很有關係的。
其三，國藩初出治軍的時候，嚴刑峻法，手段非常的辣，他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合。但是到咸豐八年再起時，便完全改變了態度。他的老友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卷上十頁）里說：「先是文正與胡文忠書，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書篆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國藩亦自言，「自八年夏間再起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謂激於一時之意氣，非養之有素者）之弊」。（《求闕齋弟子記》二十）這重大的改變似乎與羅汝懷的勸告有關。他第二［次］守制時，羅給他一封十分諒直的信，責他「追尋怨懟，苦索瘢疣，不用雅馴之辭，惟抒憤懣之氣，亦何弗游心廣大之域。是殆德性學問中或有窒□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歸結，勸他虛己下人，「使官無怨」為第一要務。這封信是不能不使國藩感動的。蓋國藩的幕僚多是他的故友，故遇事敢言，非如後世的梟雄，剛愎自大，所日與處的無非只能說「是」的人，無望其變化氣質，改易途徑，袁世凱其例也。
以上敘曾國藩所受他的幕僚的幫助和影響，下文將記國藩直接對他的幕僚的影響，同時也就是間接對全國學術和政治的影響。國藩論學，以義理、經濟、詞章、考據並重而相成，於以調和漢宋之爭，故奉國藩為師的學者（多半曾居其幕府的）絕無漢宋門戶之見，而多半以調和漢宋自任。這是道光末至光緒初年間我國學術界的風氣，經曾氏光大的。國藩論文雖崇姚鼐，然實和他有別。「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辦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疏之飾。」（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這是湘鄉派文章的特色，而與後來維新派（譚嗣同、梁啓超等）文體的解放是有淵源關係的。其實湘鄉派可以說是對於桐城派的第一度解放和改進，維新派可以說是對於桐城派的第二度解放和改進。傳曾氏文派的著名作者如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等，都是他的幕府中人。
曾氏理學家的修養法很自然地會影響他的幕僚。他一生操行的宗旨可以「誠敬」二字包括。誠是不欺己欺人，敬是勤慎有恆。「居敬」「存誠」原是孔門修養論的總原則。敬是禮的原則，誠是仁的原則。禮是外的，仁是內的。仁是禮之本，禮是仁之用。宋儒的貢獻，從行理的觀點看來，是將這兩原則深刻化、具體化、理論化。曾氏從宋儒得到這兩原則的深切認識，而一生咬實牙齦地堅守力行之，並且得到儒家所希求的理想機會，在政治上發展他的人格。故此我們可以說曾國藩是儒家最典型的人物。他所認定的修養宗旨，他永遠不憚煩地拿來向下屬或後輩提誨，這是可以從他的書札里看出的。他的幕僚所受的影響我們可以舉李鴻章為例。薛福成記：「傅相（李）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陸續而至，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為之悚然。」但鴻章始終沒有把他的誠字傳授到家，而只傳授得他的敬字。國藩的生活秩序甚嚴整。我們看手書的日記，每日某時起，某時理公牘，某時見客，某時圍棋，某時看書，幾如刻板。李鴻章亦然。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里記他「每日起居均有常度。早間六句鍾起，稍進餐點，即檢點公事，或隨意看《通鑑》數頁，臨《聖歌序》一紙。……（午飯後）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晚間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凡歷數十百日，皆無一更改」。
其他像薛福成的凝重，黎庶昌的勤黽，吳汝綸的忠實，都是受曾國藩的教導和生活上的習染的結果。在出處辭受之際，國藩的宋學的精神，影響於他的賓僚尤其深刻。
從政治方面說，清末採用西「藝」的風氣，也是曾國藩開其端，而後來做的幕府舊僚繼續發揚的。李鴻章所倡辦的新政除開礦、建鐵路及關於商業的外，皆秉曾國藩之志而行的。國藩在咸豐四年的時候，便設炮局，仿造西洋水雷，雖然沒有什麼效果，卻是一種創試。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了容閎到美國購買機器，創立江南製造局，自造機器和輪船。不久他便提議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清廷許之，同治十一年才有第一批留學生派赴美國。不過在同治二年，總理衙門有委李泰國購買炮船助攻南京一事。李泰國和阿思本定合同，允許阿思本做總司令，總理衙門嚴厲駁斥，重訂合同。結果阿思本不願，所以炮船買了來又出賣了。這次購船的事曾國藩是反對的。推測他反對的原因似乎在：（1）根本反對洋人助戰；（2）南京勢在必下，不願他人分曾國荃等的功勳；（3）畏懼外人索重酬（咸豐十年俄人已經給了一個教訓了）。有人說（例如陳恭祿），曾國藩反對僱傭外國海軍人員是見識短小，是不對的。總理衙門向外國買炮船沒有成功這一年（同治二年，1863），便是曾國藩派容閎到外國去買機器那一年。
講到晚清的外交，近人多知道稱許李鴻章，而不知李鴻章在外交上的根本策略是受自曾國藩的。《庚子西狩叢談》里保存著晚清外交史的一段重要材料，值得我們全錄於下：
公（李鴻章）又曰，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功名事業是老師（曾國藩）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只是為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與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
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啟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須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占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屁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門生准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奉行，真有此理。」
這番話至今還值得我國辦外交的人傾聽。
以上述曾國藩對他的幕府人物的影響竟。最後讓我們看看曾氏關於人才的見解和用人的態度。他在早年的《原才篇》□便□定風俗的厚薄，繫於在上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可由處高明之地位的人，依己之所□，陶鑄而成。咸豐即位之初，他應詔陳言，即謂當日所須講求的唯在官吏得人。他又說過，「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求闕齋弟子記》卷二）關於廣收者，薛福成記他在籍辦團練時所用諸人「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盡所長」。（《庸庵文編》卷一）關於慎用者，國藩有雲，「將帥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精神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書札》卷十八）李元度赴安徽時，他與約不用好大言的文人，又雲「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問樣子。辦事無警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生氣。……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吾欲以勞苦忍辱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始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弟子記》卷二七）關於「教」與「繩」者，國藩有云：「大抵人才約有二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即薪水稍優，夸許稍過，冀有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務使循循乎規矩之中方好。」（仝上）
國藩待對下屬的態度亦不外「誠」。將吏來謁見的沒有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的事件，難言的苦衷，必博訪周知，代為籌劃。別後常通信告誡，像師長督課學生，父兄期望子弟一般。見人有好處，必極口稱讚，大而李鴻章虹橋之戰，小而錢警石、衎石兄弟的家書，皆引愧不如，而樂為稱道。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他部下時，他奏稱其才勝己十倍，胡遂受不次的擢用。這些還是表面的。李元度曾兩次被國藩參劾，因此終身不得志。但國藩歿後，元度哭以詩云：
記入元戎幕，
吳西又皖東。
追隨憂患日，
生死笑談中。
末路時多故，
前期我負公。
雷霆與雨露，
一例是春風。
我們於此可以想像曾國藩對僚屬的魔力。
李鼎芳與張蔭麟合著，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36期，193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