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叢 · 評《清史稿》

清史開館，倏逾十年。去冬草創已就，即付排印，名之曰《清史稿》，意者尚有待於討論與潤色歟？昔清修明史，歷三十二年（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而草稿成，又二十二年而定本出。以今較昔，不為不速矣。夫與其因循延宕，致貽「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之譏，毋寧因陋就簡，先以所成者問世，博征眾見，而徐圖修訂，故吾人於《清史稿》之及今刊布，許為得計。《清史稿》凡百冊。去冬印行者乃紀、志、表、傳之各一部分，凡五十冊；其餘五十冊，雲於今年端午節以前刊竣，未審能如約否耳。（全書定價百元，一次付清，北京東華門內清史館經售。）觀其已印成之部分及其餘部分之目錄，殊多使吾人失望之處，茲分體例及內容兩項，評論如次。 欲明清史體例之所宜，當先確定國史（指國史館所修之史）之任務。 近人喜稱頌章實齋之史學，而於章氏在我國史學上一空前之創見，則罕能識其微旨，此即「記注之史」與「撰述之史」之厘辨是也。此之區別，在西洋史學上，惟晚近義大利學者柯洛齊（Benedetto Croce，今譯為克羅齊）於其所著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今譯為《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中始暢發之。章氏之分記注與撰述，與柯洛齊之分chronide與history其意略同。章氏曰：「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書教篇》下）章氏所謂記注與柯洛齊所謂chronide完全相同，惟章氏所謂記注，實含有教誨與預測之意。客觀的歷史，未必完全於教誨與預測無裨，然不能以此為鵠的。然則撰述將以何者為抉擇去取之標準歟？曰：以現在問題之解答。凡一時代之對於過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尋求追索而待解答之問題，非得解答則不能滿足，撰述之史專以解答此諸問題，而記注為過去之庫藏，雖與此諸問題無涉之資料，亦貯而存之，以備將來新問題發生之取汲。此柯洛齊所認為記注與撰述之區別，而吾人所當贊同者也。 持此以論官修之國史，其當為記注之史歟，抑撰述之史歟？曰：記注之史。此其故有三焉。 其一，記注之史需求極殷，然其範圍廣而取材繁，非個人所優為，必合眾力而易舉，且網羅文籍、採訪調查所需經費，殊非私人之力所能給，藏於公共機關之史料，更非私人之力所能致。若委之於私人或私人團體，何啻俟河之清？故編纂完備之記注，非國史館孰任其責。 其二，撰述之史必有一根本見解或觀點貫注全書，連絡各部。而「眾手修書，道旁築室」，難收貫通一致之效，若強而行之，必產生「非驢非馬」之結果。 其三，記注「整齊世故」，有繩墨可循；撰述操抉擇之權衡，易流於偏激。凡居特殊地位之人，其偏見特多。國史館為國中惟一之機關，國史非私人著作所能取而相代，去取抑揚苟不得當，則史學上之損失極大。 合此三因，可確定國史當為記注之史。（至將來國史館之組織及將來國史之體例不在本文範圍，當別論。）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認清記注與撰述之界限，遂至於「記注、撰述兩無所取」。夫既為記注，則其體例須適應下列兩條件：（1）記述須求賅備，換言之，即須帶百科全書性質。然所謂賅備，非無所不包，雖鄰貓產子亦以入錄之謂也，要之直接或間接有影響於人群，有關涉於文化者為標準。（2）材料之比次須便於檢查。 舊史記傳之體若加變通，尚能適應此二條件，無鬚根本改造。且有清二百餘年來史館所儲之資料，皆為作舊式正史之預備，若根本變革其體例，則成書事倍而功半，更不論其與舊有二十四史之銜接與否也。然若墨守舊史體例，不加變通，則無取矣。今《清史稿》之體例，除諸帝本紀外，志則有《時憲志》《天文志》《災異志》《地理志》《樂志》《輿服志》《選舉志》《職官志》《食貨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藝文志》《交通志》《邦交志》，表則有《皇子表》《諸臣封爵世表》《大學士年表》《軍機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傳則有《后妃傳》《諸王傳》《諸臣傳》《循吏傳》《儒林傳》《文苑傳》《忠義傳》《孝友傳》《遺逸傳》《藝術傳》《列女傳》《土司傳》《藩部傳》《屬國傳》。其中除《交通》《邦交》二志及《疆臣》《藩部》二表為新創者外，余皆不出前史窠臼。此書體例乃採用洪憲時代杭縣吳士鑒所定，而略有修改。吳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載《中國學報》（洪憲時代劉師培等所辦）。吳氏於近世史學毫無所窺，其所起例固無足取，然以吳氏之《商例》較今《清史稿》之內容，則知後此史館中人，識見反出吳氏下。例如吳氏擬立《使臣表》《興學志》及《外臣傳》，而《史稿》無之；吳氏合天文及曆法為一志，而《史稿》分之，此其著者也。《史稿》之體例，一方面病其包羅不賅，一方面痛其濫收不入歷史範圍之資料。茲斟酌損益，以為將來清史定本之體例應如下。 第一，本紀仍舊，記國家大事、中央政令及帝王之重要言行，以年月日為綱。今《史稿》本紀以每年為一段，年中按日，不相連貫之記載悉相聯綴，直無異於不分條之流水賬簿，極不便於閱覽與檢查。宜每年為一節，每月為一條，每月空一格，庶醒眉目。至循例之事，但於適當地位記其成例及偶然之例外便足，其每次之奉行不記載。乃《史稿》不知出此，如屬國循例之朝貢、日食之循例免朝等類，每次必書，何不憚煩耶？ 第二，本紀之下宜增立《疆圻紀事》一項，此實即舊史之有世家。蓋我國幅員廣漠，山川隔分，各區域內文野之程度既不相同，事變之影響或不相及，故宜分載，以見其異。茲立此目以各總督所轄及各藩部為單位，舊時屬國在未喪失以前亦屬焉（如甲午前之台灣則隸於福建）。《史稿》中之《疆臣年表》《藩部傳》《屬國傳》及《土司傳》均歸納於此項中。此項之內容亦為編年體，凡疆臣之政教設施、制度俗尚之興革、災異變亂及其他一切影響一區域內之大事皆屬焉。其不能以年系者，則於適當之年中附及之。 第三，天體及地形之敘述不屬歷史範圍，且今已各成專門之學，故《天文志》及《地理志》可刪。若夫靈台中儀器及技術之改進、觀測及推算上之新成績，則可附入《歷志》中，輿地疆域之變易則可納入《疆圻紀事》中，河道之崩決與遷徙則可納入《疆圻紀事》及《河渠志》中。《歷志》及《樂志》中涉及推算技術之部分，皆成專科，亦宜刪汰。《食貨志》及《藝文志》皆為極重要之部分，惟皆未印出，未知其內容如何。竊以為《食貨志》宜增《海關貿易出入表》。《藝文志》若每書作提要，則不勝其繁，似可不必，惟當註明撰人之年代，若此不可考，則注其成書之約略年代，此亦不可考，則注其書初刊之年代。《災異志》亦未印行，不知其內容如何。天體現象如日月食、彗星見之類，舊史視為凶變而記錄之者，今當削去；其水旱及大地震等類影響民生者，可按其地域歸入《疆圻紀事》中，故《災異志》亦可不立。 此外當增三志：（1）《學志》，載國子監及各省大書院之史跡，及清季興辦學堂、厘定學制之經過。（2）《宗教志》，敘黃教、喇嘛教及釋、道等在清代之情形。又如雍正以前耶教之輸入與傳播，及其後衰廢之故，道咸以降新教之輸入，及《江寧條約》以後民教之相仇，皆宜詳敘。今《史稿》中關於此方面敘述極缺略，清初耶教狀況僅《南懷仁傳》中數十字了之，何簡陋乃爾耶！（3）《食貨志》專記國民經濟，其關於國家財政宜別立《財政志》載之。 第四，書中七表（《交聘年表》未印行）僅列人名，直數十冊點鬼簿而已。竊以為表不必獨立一門，宜附於有關之紀志之後。除《疆臣》及《藩部》二表采入《疆圻紀事》外，余如《交聘年表》可附於《邦交志》之後，《大學士》《軍機大臣》及《部院年表》可附於《職官志》之後。又《邦交志》宜增《歷朝外交條約表》，《交通志》宜增《電報及鐵路興建次序表》。其他《食貨》《兵》《形》等各志中材料，當以表馭者更夥，是在作者隨處制宜，茲不能一一列舉。其《大學士》《軍機》《部院年表》不當僅舉人名，並宜摘記大事。其不甚重要之大臣，若一一立傳，則嫌煩冗，若悉擯不錄，則又嫌缺略，存之表中，恰稱其宜。《皇子》及《封爵》兩表，乃點鬼簿式之帝王家譜及封爵傳襲表，最無意義。夫其人苟無關於社會，無補於文化，則雖膺顯號，雖演天潢，亦何殊於編戶之民？必一一著其名氏，則四萬萬人何擇焉？茲宜並加刪汰，其皇子及世爵苟有可傳者，則立為傳，不可立專傳者，則擇適當地位附於紀傳之後。 第五，忠義、孝友、遺逸等事非不當表揚，然歷史非褒善錄，亦非修身教科書，《史稿》中上列各傳所收人物，苟非真可泣可歌，行為影響於當時而流風被及於後世者，皆宜刊落。合併其餘為《懿行傳》，后妃及諸王之立傳亦以有關朝政者為限，其不足立傳者但附於本紀中。 第六，舊史悉不註明資料之來源，最為憾事。然《史記》及「兩漢書」猶恆或於敘述中附及之。例如《史記·三代世表》言本於譜牒舊聞，《漢書·藝文志》言本於劉歆《七略》，《後漢書·西域傳》言本於班勇所記。後世並此例亦不知循守，今讀《史稿》絕不見有聲敘史源者。夫國史卷帙浩瀚，若必如阮元之作《國史館儒林傳》（見《揅經室集》），幾於每句皆加小注，則不勝其冗，而勢有所不能，惟當於每節每篇或每卷之後，註明所據，如需要時，並作考異，此後來續修清史之人所必當注意者也。 偌大史書無一序跋，亦是怪事。竊謂主纂者宜作一長序，說明清代國史館之情形及民國後纂修之經過，歷來參預修纂此書之人，亦著其姓名履歷及所參預之部分，列為一表。 此上略論體例之宜增革者竟。其內容之缺憾可得言焉。 其一，《史稿》既不著史源，故其所已取及未取之資料為何，不易考察。然觀其記多爾袞與博爾濟錦氏之關係，記平三藩及鋤明裔之用兵，記康熙末年宮闈之慘劇，記清初諸文字獄，事實及觀點俱無殊於官書，則知本紀所據蓋不出《實錄》《東華錄》及諸方略。觀其列傳，恆類於諛墓之文，例如李光地之醜行揭於謝山，而《史稿》之傳光地，直無瑕可擊之完人。又如王鴻緒之竊《明史稿》，本傳中絕不言其事。又在鴉片戰爭時，海齡之守鎮江，臨難苟免（見《出圍城記》），偽報死節，而《史稿》信以為真，則知列傳所據多不出宣付國史館之形狀。又如其傳陳資齋，不及其《海國見聞錄》，其傳洪稚存，不及其《意言》，則曷若勿傳，此蓋亦受行狀撰者之累也。 其二，其中根據官樣文章，致成笑柄之處頗多。茲舉數例如下：（1）《本紀六》記康熙五年「朝鮮、荷蘭入貢」。（2）十七年「朝鮮、西洋入貢」。夫稍有常識者，當知是時西洋諸國斷無向中國入貢稱臣、自儕於朝鮮之理，不謂數百年前我國人盲目之誇大狂，猶存於今日之國史中。（3）《阮元傳》之「祖玉堂活降苗數千人，有陰德」，堂堂「太史公」，識見乃同於鄉曲之婦孺乎？ 其三，書中論贊，於前清諸帝頌譽備至，幾於人人皆足與堯、舜、禹、湯比肩。雖以胤禛之刻薄兇殘、弘曆之驕暴淫侈，猶曲為阿諛。書首發刊通啟，兩處皆用甲子，不書民國正朔，一望而知編纂之人多為亡清遺老也。夫興悲麥秀，對泣南冠，士各有志，無用詆譏，然若使此種態度影響於史跡之論述，則殊乖實事求是之精神。革命時代之宣傳，以天下之惡皆歸於滿洲，固是偏見。若處處立意為亡清掩護，其失均耳。不幸本書即犯此病，其紀傳之謹官書無論矣。他如清初平定東南，屠戮壓迫之慘，又如康乾兩朝號稱黃金時代，然其時民生之疾苦，若唐甄《潛書》、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中無意敘入者，吾人皆不能於《史稿》中得絲毫之印象。所謂信史，固如是夫？ 其四，書中亦頗有訛誤之處。例如（1）《阮元傳》謂元「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按《疇人傳》實總述歷代歷算諸家，上起秦漢以前，其書極通行，可按覆也。（2）《林則徐傳》謂義律呈繳煙土二萬餘箱，按據林文忠公奏疏，實萬五千餘箱耳。（3）《交通志》記我國鐵路權喪失之歷史云：「法自越南筑路以達雲南省，自龍州築路以達鎮南關。德據膠州灣築路以達濟南。葡據澳門築鐵路以達廣州。……此各國以鐵路侵略中國之大略也。」按葡萄牙並無在澳門築鐵路以達廣州之事，亦從未有此議。事關國權，堂堂國史中豈容衍此巨謬？史館中人，陸沉若此，吾不禁擲卷而驚起矣。 署名「燕雛」，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附： 清史館來函 《大公報》鑒：先讀貴報（《文學副刊》第二十期）所載論《清史稿》一文，正深欽佩，又蒙賜示，感幸至矣。此次校刻史稿，原非定本，意在藉以求益，徐再修正。既辱不棄，倘能代為廣達此意，使海內外通人碩學源源指教，則尤幸甚。開館修史，雖逾十年，而迭經變亂，倉卒付印，急就成章，實無異於明修《元史》。至體裁全仿《明史》，不合新史，此則為舊史體例所拘，無可如何。當俟當代名人合二十五史，而另編通史，庶足為史學界啟一新紀元。同人拙陋，萬萬不能及此也。文末承示錯誤各節，定當於校勘記中正之。如更有賜教者，並望函寄北京清史館金息侯。至願拜嘉，匆匆即請撰安。燕雛先生能示姓名，尤感。 清史館啟（陰曆）四月十二日 【編者附言】按本報於每期《文學副刊》出版後，必寄贈該期中所批評介紹之書籍、雜誌之編輯人及其發行之書店各一份，俾得知曉，是為定例。來函有關係者，亦必刊登，以諗讀者。又本副刊立論，力求大公無我，專重批評精神，但論其書，不問其人。然鑒於常人每喜於人的關係肆為推求，於是毀譽輕重，妄為曲解，而友好親知亦多顧忌，故本副刊於作者（除來稿自願用真名者外）例不署名，或則謹志別號，而真姓名亦約定不以告人，俾作者、讀者兩得自由。作者可以暢所欲言，而讀者亦就文論文，就書論書，不為其他之推測，如是方可得精確嚴正之批評。此意於本副刊第一期《本副刊之宗旨及體例》第三段之末，已申言之。故清史館賜函函末所詢一節，恕不能答覆（此層兼答北京何季琨君）。又本副刊雖由多人執筆，然各篇互相照應，內容實為一貫，望讀者合其而後全體而觀之，勿專注意尋求某作者或某種題目，則幸甚矣。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