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九講 · 第5講　史學及文學

史學 今天我們講清朝的史學和文學。 清朝學術當中，史學的發達程度僅次於經學。中國典籍一般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指經學，史指歷史，子指荀子、墨子等諸子百家之學，集指文集、詩集等文學方面的著作。其中，集部屬於文學範疇，與其他學問有所不同；子部，即諸子百家的研究，在清朝時期未有很大發展。隨著經學的基礎學問不斷發展，人們開始將諸子學視為經學的附庸進行研究。諸子典籍是與經書同時代的產物，或者稍晚於經書出現，成書年代與經書最接近。因此，對治經之人而言，研究諸子典籍的語言文字是很有必要的。經書中意義不明的文字，或許能在諸子典籍中解讀出來；而經書中缺佚的內容，也可用諸子典籍補入。如此，諸子研究便開展起來了。其中，以諸子補充諸經佚文的研究——譬如，經書雖無堯舜時期的詳細記載，諸子典籍卻有記述——諸如此種的補佚實際並未取得太大進展。但之前說過的出於解經需要對諸子語言進行研究的小學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譬如，此前講過高郵王氏之學。王氏著有《讀書雜誌》一書。近年又有大家俞樾寫下《諸子平議》。這些諸子語言的研究被視為經學的附庸，服務於解經。但近年來，也有人開始從事真正的諸子研究。譬如大名鼎鼎的孫詒讓寫過一本關於墨子的非常有名的著述《墨子間詁》。現仍健在的王先謙寫有一本《荀子集解》。總之，諸子研究在清朝時期發展略微滯後。這與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不同。諸子學在日本發展相對較早。荻生徂徠十分關注諸子研究，著有《讀荀子》《讀韓非子》等書。荻生徂徠之後也有人繼續相關研究。而中國的諸子研究則出現較晚。不過，日本的諸子研究並未有像《墨子間詁》這樣的名作，所以雖然起步較早，成就卻不足為道。而中國的諸子研究雖然逐漸開展起來，卻也只是為了補證諸經。張之洞就抱有這種主張。漢代王充早在《論衡》一書中寫道，可以用諸子來補充經書，可惜沒有做出太大成績。總之，諸子的研究範圍十分狹窄，史學研究較之更發達。史學研究也是在經學研究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一、清代史學之祖黃顧二氏 中國起初研究歷史，很少把歷史當作一門獨立的學問來研究。當然，這種研究很早以前還是有的。譬如唐朝、南宋時期，就有很多著名學者像我們理解的那樣去研究歷史。可自從著名的《通鑑綱目》問世以後，效仿《春秋》褒貶黜陟古人的觀念盛行一時。明朝的史學研究無不受其影響，很少有對歷史客觀正確的研究。 但明末時，經學開山之祖黃宗羲、顧炎武開始提倡史學。黃顧二人分別是浙東學派和浙西學派的創始人。黃宗羲雖然閱歷豐富，卻未留下有關史學的重要著述。他的門下弟子萬斯同則著有《歷代史表》，補充歷代歷史年表中缺漏的部分，書中所承為黃宗羲之學問。浙東學派轉入史學的說法，就源自萬斯同此舉。後來，全祖望也十分關註明末歷史，寫下許多文章，堪稱一名歷史學家。此人我們以後還會講到，他對記述古代水道的水經之學也頗有研究。以上就是先後繼承黃宗羲之學的歷史學家。 我們再說顧炎武。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撰有《資治通鑑後編》一書。此書起初只有草稿，近年才得以出版成書。這部書並非由徐乾學一人完成，而是他召集眾多學者，合眾人之力編撰。而顧炎武的歷史編纂思想，在其所著《日知錄》中均有體現。《日知錄》對查詢史料、考辨史實真偽的學問有奠基之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史學著作。總之，黃宗羲、顧炎武可謂清代史學的開山之祖。 二、正史 此後，史學漸漸分成很多流派。在此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正史。何為正史呢？譬如元、明等朝代滅亡以後，接替它的下一個朝代都會為前朝編史，並以此為史籍之正宗。歷史上歷朝各代撰寫的正史共有二十二部，所以又稱為二十二史。二十二史中的最後一部就是清朝撰寫的明史。編修明史時，一個新變化出現了。此前修史大多效仿《資治通鑑綱目》體例，對歷史人物褒貶黜陟，評判其正邪善惡。明史編修機構明史館設立之初，經學方面頗有建樹的著名學者朱彝尊曾上書明史館總裁，主張修史不能一味效仿《資治通鑑綱目》，而應有所創見。以前，宋學家、朱子學者修史立傳時，學者一般被一分為二，分列《儒林傳》和《道學傳》。著錄學者傳記的《儒林傳》最早見於《史記》，唐史當中也有設列。但編修宋史時，《儒林傳》之外又增設了《道學傳》。他們對學者加以區分，將研究朱子學義理空論、偏向哲學的學者列入《道學傳》，而將鑽研經籍治學之人仿照舊例列入《儒林傳》，並自此形成慣例。朱彝尊卻標新創異，認為根本無需做此種區分。這到後來還引發了朱子學者與漢學家之間的一場爭論。最終，《明史》總纂採用了朱彝尊的意見。《明史》以後，學者傳記才又統一列入《儒林傳》，捨棄《道學傳》。以上就是發生在清初時期的有關朱子學的史學思想之變化。 擔任《明史》總纂的人是王鴻緒。經王鴻緒對草稿的整理編纂、修改潤色，才有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明史》。現存的王鴻緒《明史稿》中，《史例義》一文闡述了明史的撰修原則以及它所遵循的編纂體例。文中多有反對朱子學說的言論，主張不蹈襲《資治通鑑綱目》舊例的修史方針，呈現出與宋元明以來史學大不相同的面貌。 三、修補舊史 清朝史學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發展，譬如「綱目」中所列的「修補舊史」和「考證舊史」。其中，修補舊史在明代以前也有，但考證舊史卻是在清代才有的。明代有很多修補舊史的著述；清初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續弘簡錄》等均在明代歷史著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彌補缺漏、訂正謬誤，重新改編舊史。從厲鶚到彭元瑞，清朝修補舊史形成了有別於明代的特有風格。明代人修補舊史時，從不言明自己所用史料是否準確，只是選取自認為可信的材料進行改寫。而清朝的風格則是將自己所用材料全部列出，以便他人也能用此材料進行研究，治學更客觀公允。《遼史拾遺》一書就將參考《遼史》之處一一摘錄列出，供人參考。這就是清朝修補舊史的風格。當然，也不免有人自行判斷、改編歷史。但整體而言，清朝修補舊史採取公正羅列材料的方針，以方便他人繼續研究。這與明代改寫舊史的方法大不相同，可謂獨具清代風格。不過，也有人另闢蹊徑，譬如撰寫《晉略》的周濟。周濟作《晉略》不以考證史實為主，而是將《晉書》當中自認為不合史家筆法之處，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編。周濟是清代屈指可數的大文豪，文筆精煉，提倡回歸唐前的史書寫法。清代修補舊史的學者當中，周濟可謂獨樹一幟。《晉略》這種不證史實、只改史法的做法，幾乎只此一家，十分特別。 四、考證舊史 下面我們來看「考證舊史」。舊史的考證在清朝時期尤其發達。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從宏觀角度研究歷史的著述比較有名。除《十七史商榷》以外，王鳴盛還著有《蛾術篇》，論述經學、歷史。除《廿二史劄記》之外，趙翼還著有《陔余叢考》，其大部分內容也在論史。特別是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可謂開新史學之先河。《十駕齋養新錄》效仿清代史學之祖顧炎武的《日知錄》體例，論及經學、歷史等各種學問。在以「實事求是」著稱的學者中，錢大昕治學也稱得上嚴謹縝密。因此，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放到當下皆不失水準，其研究方法堪稱當代中國歷史學者的圭臬。 雖然王鳴盛、趙翼、錢大昕都很有名氣，但市面上流傳甚廣、在日本也有翻刻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較之王錢二人的著作卻遜色許多。對史學有奠基之功的首推錢大昕。從錢大昕開始，清朝的史學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史學。此後，史學研究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強調通過旁徵博引、多方求證獲取歷史事實。顧炎武等人依託金石碑文研究歷史的主張也開始受到關注。史料的選取儘量傾向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錢大昕之於清代史學，好比戴震之於經學，是一個不容忘卻的人物。後人承襲錢大昕的學術，開展了諸多具體的、局部的研究。 此外，王元啟、梁玉繩、洪亮吉等人兼治歷史和地理，章宗源研究史志目錄，沈欽韓研究《漢書》《後漢書》，吳卓信格外重視《漢書》中《地理志》的研究，張敦仁研究《資治通鑑》，汪士鐸研究《南北史》。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學者，這裡只列舉上述主要人物，並將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展覽出來。總之，正是因為這些名家的出現，清朝史學才取得了巨大進步，一改從前動輒褒貶黜陟、空論歷史的觀念，開啟了依據基本史料求證史實、實事求是的研究方式。這是清代史學最顯著的特點。 五、地理 隨著歷史研究的展開，人們也開始研究地理。地理研究早在此前就有人陸續在做。譬如，「綱目」中列舉的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就是記述中國歷史地理的著作。即使放在今天，歷史地理學也是歷史學中一門很不成熟的學問，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作為立足政治的歷史地理著作，其研究可謂系統而全面。書中首先分述各地形勢，引征各種文獻資料，考訂古代地名、現今地名；其次分省記述，譬如山東省、河南省……各省都寫有一篇通論，論述其政治形勢；最後再從整體上總結中國歷代地理的沿革變遷。因此，《讀史方輿紀要》既有分論，也有綜述。這種中國式的研究雖不合西方範式，卻是系統而全面的。《讀史方輿紀要》對今天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功不可沒，堪稱是一部偉大的著作。我們從《讀史方輿紀要》中也獲益頗豐。與此同時，閻若璩、胡渭等人依託經學研究歷史地理。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編修《一統志》時，以上這些人都應邀參加。不過，這些研究並非為編修《一統志》而做。歷史地理學早在那時就顯露興盛之兆。顧祖禹等人的研究也已取得顯著成果。不過，顧祖禹等人受徐乾學之邀編纂《一統志》，得以博覽群書，研究因此才取得更大進展。總之，在康熙年間，徐乾學等人對學者有提攜和扶持之功，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齊召南撰寫的《水道提綱》是一部非常特別的著作。《水道提綱》不考論古代地理，而是記述當代地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水道提綱》與第三講提到的西方傳教士所繪地圖頗有淵源。傳教士所繪地圖中的水道，也就是水路、河道，與齊召南《水道提綱》中的記載完全一致。由此可見，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其實是依據傳教士測繪結果的漢語文本寫成。後來，道光年間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人開始研究海外地理，新地理學自此興起。譬如，昨天提到的魏源就寫有一本《海國圖志》。總之，海外地理的研究日盛。近來，一個叫鄒代鈞的人曾前往海外。他主張以西法研究地理學。新地理學雖然逐步取得一定發展，但仍然遠不夠發達。 六、塞外史學和地理 之前說過，錢大昕在清代的歷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錢大昕以來，塞外史學、西北地理學發展十分迅速。所謂塞外史學、西北地理學，就是對蒙古等地的研究。錢大昕讀《元史》後，認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粗劣的史書，於是心生重編元史之念，開始研究元史。錢大昕發現了一本用蒙古語寫的記述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兩代事跡的《元朝秘史》，便據此研究元史，並最終寫成百卷《元史稿》。《元史稿》如今是否保存完好，這點尚不可知。總之，錢大昕此舉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元史也被稱為蒙古歷史。蒙古歷史的研究和蒙古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共同將清代史學推向了高峰。 除錢大昕之外，也有人出於政治方面的實際需求研究西北地區。譬如祁韻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皇朝藩部要略》記述了清朝建立以來蒙古藩部諸事，是一部難得的佳作。遺憾的是，《皇朝藩部要略》的草稿還未完成，祁韻士就離世了。後來，經其同鄉張穆之手，《皇朝藩部要略》才得以完稿成書。張穆也對蒙古之事興趣頗濃。他本想寫一部關於蒙古歷史地理的書，卻也在即將完稿時與世長辭。後來，何秋濤繼承張穆的遺志，完成此書。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是皇帝御賜的書名。只是今天的《朔方備乘》大部分經人改動，已不足為信。《朔方備乘》原名為《北徼匯編》，是一部論述中俄邊境問題、涉及西北地理的著述。 上述這些人的研究使蒙古之事漸為人知，也讓中國的西北地理學取得長足發展。無論是張穆還是何秋濤，都十分欽佩錢大昕的學問。他們繼錢大昕之後，對記述成吉思汗事跡的《皇元聖武親征錄》做了進一步的研究。而後又有洪鈞出使西方，根據西方材料研究元史，寫下了《元史譯文證補》。此外，辭世已十年有餘的文廷式與今仍健在的沈曾植雖然沒有留下著述，卻也潛心研究元史。沈曾植手中存有一本未完成的《元史譯文證補》草稿。近來，屠寄寫了一本《蒙兀兒史記》，柯劭忞寫了一本《新元史》。 與此同時，松筠開始實地考察蒙古、新疆、西藏等西北地區，並根據這些考察結果開展研究。松筠是蒙古人，曾屢次被任命為西北地區的大官。他對歷史很感興趣，相關著述也很豐富，對徐松等人影響頗深。徐松為官時，由於一些過錯，曾被流放到伊犁。流放期間，徐鬆通過對當地的實地考察，做出很多研究成果。在此期間，魏源等人也已出現。魏源等人主張將國內研究與海外研究綜合併舉。總之，清代的歷史地理學成為清代史學當中成就斐然、相對突出的一部分，這一點是需要重視的。 七、酈學 接下來我們看酈學。《水經注》是一部中國古代記述河道情況的名著。清代研究《水經注》始於全祖望。戴震和趙一清等人後來也研究了《水經注》，他們的門下弟子紛紛指責他人抄襲，掀起一場諸如趙一清剽竊戴震學說或者戴震剽竊趙一清學說之類的爭論。總之，《水經注》的研究因戴震和趙一清等人進展巨大。後來，董祐誠、陳澧等人也從事相關研究。最近去世的楊守敬可謂此前研究《水經注》的集大成者，雖然他的書稿尚未出版，但他的研究已然大成。 八、古代地方志 除研究地理以外，清代還研究古代地方志。畢沅所著《關中勝跡圖志》是關於古都的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種》為查考古代地名的現今所在地構建了一套方法。六嚴[76]是李兆洛的門下弟子。楊守敬承六嚴餘緒，集以往地方志研究之大成。 九、古史 清代也有人專治古代歷史，譬如康熙年間的馬驌。馬驌因精研上古三代歷史，被稱為「馬三代」。後來，滿洲人李鍇繼承了馬驌的研究。李鍇原籍朝鮮，是曾經征伐日本的名將李如松的後人，撰有《尚史》。除了馬驌、李鍇，研究古代歷史的還有林春溥、陳逢衡、崔述、程恩澤等人。 十、掌故 除上述研究以外，清代還有掌故之學。不過掌故學並非清代獨有的學問。所謂掌故學，就是研究官府典例故實之學。明朝時期，基於坊間傳聞編寫的歷史在市面上十分流行，大有混淆真實歷史之勢。清朝幾乎沒有野史，代之而起的是更確實的掌故學。掌故學這種關於官府故實的學問，不像野史一般基於未經考證的傳聞而作，所引皆為確切可考的材料。這也是清代史學思想比明代更進步的一個體現。掌故學方面的著名學者已在「綱目」中列出，其中盛昱、文廷式雖然沒有留下著作，卻都十分精通典例故實之學。 十一、經濟 經濟學算是歷史學的附屬學問。中國通常把經濟學歸入歷史學中，作為政策論研究。我們先看「綱目」中列在最開始的包世臣的《安吳四種》。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就治理黃河提出了非常獨到的見解，還就中國利用運河調運糧食一事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說，包世臣復興了顧炎武以來久已湮滅的經世實學。此外，魏源助賀長齡編撰《皇朝經世文編》。《皇朝經世文編》分門別類地輯錄了大量文獻資料，是一本了解清代經世政策的必備之書。我們從《皇朝經世文編》中也獲益頗多。龔自珍、俞正燮等人也有部分著述論及經濟學。藍鼎元撰有關於台灣的著作。陶澍著書論述對中國影響重大的鹽務。那時的苗人和台灣生蕃很相似，嚴如煜於是研究苗防之事，為防苗御苗出謀劃策。馮桂芬可謂中國最早呼籲改革的先驅人物。他在著作《校邠廬抗議》中就中國的諸多問題提出了很多見解深刻的經世之策，對中國今天的經世思想影響重大。近來康有為等人的改革思想都出自他的主張。總之，馮桂芬是個值得關注的人物。張之洞等人近年來也寫了許多著述，闡述經世致用的思想。 以上就是清朝史學的大致情況，其中有自古就有的學問，也有新發展起來的學問。新發展起來的學問有舊史的考證和西北歷史地理等。古代地方志的學問中也有一些新內容。掌故學雖然以前也有，但在清朝時期格外興盛。 十二、史法 關於歷史整體的研究，還需注意史法之學。史法研究始於唐初劉知幾的《史通》。《史通》是一部關於歷史編纂方法的名著。南宋時期，鄭樵編著《通志》，留下許多精闢的史論。到清朝時，方苞等人開始討論文章的作法，主張修史應當效法韓退之的記事之文——需要寫的地方如何寫，不需要寫的地方如何省略——這些都要講求義法，否則就會文不成文，史不成史。之前說過，章學誠寫有一部《文史通義》。《文史通義》使《通志》以後中斷的史學理論研究得到復興，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史學理論著述，備受中國人推重。近來，張爾田效仿《文史通義》寫下《史微》。雖然《史微》無法與《文史通義》相提並論，但這說明《文史通義》儘管不至經久不衰，卻也會偶爾被人念及得到復興。張爾田所著《史微》即使放在今天也頗有與眾不同之處，因此特列於此。清代史學的發展情況大體如此。 文學 一、古文 下邊我們說說清代的文章。「綱目」中最開始列著「古文」，後面還列有「駢體文」。要想了解中國文章的變遷，就必須了解這裡的古文和駢體文。「古文」一詞在中國不只一個意思。文章中的古文與經學中的古文就大不相同。這裡的古文是指文章中的古文。在經學中，古文與今文相對。古文指上古文字，也就是篆書以前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今文指隸書以後的文字。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分別指以古文寫的經書之學和以今文寫的經書之學。在文章中，古文與時文相對。日本如今說起中國的時文，一般都指中國的詔敕、書信或者奏章。不知這種說法是如何訛傳來的，因為詔敕、書信或者奏章在中國並不叫時文。中國的時文是指文官考試中所採用的八股文。八股文從四書五經中取題，要求作文多用對偶，分成八個段落來寫。不會這種文體就無法通過科舉考試。古文與八股文相對，是唐宋八大家以來廣為流傳的一種文體。入清以後，除時文以外，人們開始格外關注駢體文。這是清代特有的現象，後邊還會講到。我們先從古文說起。 （一）古文草創期 因襲明朝，清朝在初期時多習唐宋八大家之文。唐宋八大家中，金、元以來蘇東坡一家之文尤其盛行。清人創作紛紛效仿唐宋韓退之、蘇東坡之文，一時蔚然成風。「綱目」所列的清初三大家中，魏禧和侯方域就屬此派。而汪琬作起文來苛求文法，中規中矩，與魏禧、侯方域的風格大不相同。總之，效仿韓退之、蘇東坡等唐宋古文是當時的文壇主流。 後來，情況有所改變。人們不再一味拘守古文筆法，開始強調學問才是文章之本。譬如，黃宗羲和顧炎武從不刻意追求文采，卻自然而然地寫得一手好文章。清代後來不少考訂古學、文采蜚然的人為文大都效法黃宗羲和顧炎武。因此，可以說黃宗羲和顧炎武奠定了清代特色的文風。朱彝尊和姜宸英等人的文章遊走於黃宗羲、顧炎武以及從前的古文派之間，已經極具清代特色。朱彝尊和姜宸英等人的文章筆法和從前效仿韓退之、蘇東坡的一派大不相同，強調為文要以學問作為根底。 到清朝中期時，袁枚等人出現了。袁枚天縱奇才，既作得了古文，也寫得了駢體文，可謂來去自如。我們稍後再講駢體文。袁枚雖才華橫溢，文風自由，但為人輕佻放縱，頗受世人非議。總之，袁枚等人開創了有清一代的文風。但這時的清朝文章初露頭角，還未分出很多流派。 （二）古文極盛期 古文草創期以後，清代文章才開始分門立派。作古文的有古文派；寫駢體文的有駢體文派。我們先說說駢體文。駢體文俗稱四六文，因為追求文章美感，多以四字、六字相間成句得名。由於文章全篇多用對偶句，所以又稱四六文為駢體文。而古文則是奇句單行，儘量不用對偶。四六文或為四字句，或為六字句，句中字數多為偶數；而古文當中，句子字數多不成偶。清代興起古文之時，已有人開始作駢體文。「綱目」中「駢體文」項下的「舊派駢體文家」就是那時的駢體文家。也就是說，古文家和駢體文家幾乎同時出現，只是由於經學的影響，才有了不同的發展。當時，治經之人都很反對宋學。而朱子學派的文章大多取法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曾南豐的文章。因而朱子學者十分推重古文。漢學家們對朱子學不滿，以至於對曾南豐等唐宋八大家之文也心生厭惡，處處攻擊古文，批判作古文之人根本不懂文為何意。中國古代之「文」只指駢體文——這個極端論斷是阮元提出來的。阮元指出，「古人所謂的文筆是兩個相對概念。有文采者謂之文；沒有文采、只為表意論事則謂之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筆不是文，真正的文章只有駢體文」。因此，漢學家為文大部分都用駢體。方東樹猛烈抨擊了此種言論，並積極地為唐宋八大家辯護。總之，古文反對派站出來的同時，古文家們也形成了一個派別，那就是「桐城派」。 蘇東坡 桐城派古文的淵源，可以追溯至明代歸有光。歸有光反對荻生徂徠十分崇尚的明代李王七子[77]之文，尊奉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曾南豐之文為文章典範。入清以後，方苞繼承歸有光的餘緒。隨後，劉大櫆上承方苞，下啟姚鼐。姚鼐因在學術上與漢學分歧嚴重而抽身漢學，轉向古文研究，標舉古文旗幟，引來許多當地學子拜入門下。由於此地名叫桐城，故得名桐城派古文。總之，桐城派十分推崇唐宋八大家之文，尤其喜歡師法曾南豐的文章。有些反漢學傾向、獨樹一幟的桐城派興起過程中，喜作駢體文的漢學派曾極力貶低古文，其中以阮元最甚，方東樹等人挺身應戰。後來，桐城派古文分出一支流派——陽湖派古文。陽湖派古文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惲敬、張惠言、董士錫、李兆洛等。陽湖派是古文派中逐漸向駢體靠攏的一支流派，雖與桐城派同宗，但又有所不同。 與此同時，「崇佛家的古文」一派——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出現了。也就是說，佛教居士當中，也有人習作古文。譬如，「綱目」中列出的羅有高、汪縉、彭紹升等人都研究佛學文章。他們的文章雖然佛教思想平平，文筆卻令人佩服。總之，這些人研讀佛教典籍，以佛教文章自成一派，雖然流傳不是很廣，卻對後來龔自珍等人的文章產生了極大影響。 姚鼐 再下邊的「選體」是駢體四六文中的一種。後來，治古文的人作文時也不時採用選體。包世臣認為，如果通篇都是古文，未免太雜亂無章，索然無味；要想把文章寫得韻味十足，光彩照人，大可取法選體。清朝時期，很多治古文的人雖然從古文起步，卻慢慢向選體即駢體文靠攏。這種發展路徑是清朝特有的現象，在明代少之又少。 以上就是乾隆至道光年間古文的一些發展情況。後來，曾國藩登上了歷史舞台。曾國藩不僅是位頗負盛名的政治家，還是有清一代的文章大家。曾國藩的文章最早師承姚鼐的桐城派。在博覽群書的過程當中，曾國藩漸感取法曾南豐的桐城派古文有氣度狹小之弊，決心廣泛涉獵，博採眾長。於是，他一改桐城派奉唐宋八大家為圭臬的做法，廣泛涉獵經史諸子，最終成了有清一代的古文大家。曾國藩雖師承姚鼐，卻融會貫通，自成一派。張裕釗以及最近去世的吳汝綸都是曾國藩的門下弟子，也都是古文名家。此外，薛福成以及曾經出使日本的黎庶昌也是文章大家。這些人取法曾國藩，文風規模宏大，與桐城派迥然不同。曾國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千古文章名家。鄭珍也是名聞天下的文章大家。這時的古文可謂迎來了它的極盛時期。古文源起桐城派，它不斷發展、壯大的這段時期統稱為清代古文的全盛期。 二、駢體文以及駢散不分家 接下來我們看駢體文。駢體文在清朝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駢體文作家被稱為舊派駢體文家。明代也有人寫駢體文，只是他們一味追求對偶，導致文章多成俳諧之文。清朝的駢體文作家大多兼治經學，認為文章無需處處強求對偶，而應追求根柢深厚、剛健有力。他們身體力行，強調駢體文創作要效法《文選》，追求莊重典雅，不能戲謔輕佻。古文與駢體文同步發展，並逐步向對方靠攏。之前我們說過，桐城派古文雖然完全取法唐宋八大家，但後來的陽湖派古文已經多少跳出原有範圍。再後來，主張為文兼收古文、駢體文兩體之長的人愈發打破藩籬；治古文之人也開始創作與駢體文相近的文章。曾國藩一派中的吳汝綸等人尤其如此。吳汝綸雖然最初主張為文應效仿唐宋八大家，但後來開始取法《史記》《漢書》作文。《史記》《漢書》中有很多既非古文也非駢體文的文字。吳汝綸受《史記》《漢書》影響，文章漸向駢體靠攏。駢體文也由起初的俳諧之文轉向內涵深重的選體文。如此，駢體文與古文逐漸向彼此靠攏，最終出現駢散不分家的局面。 駢散不分家出現在清朝選體文發展的鼎盛時期。汪中等人創作的駢體文從不刻意精工對偶，淵深厚重，文才艷麗，頗具《文選》風采。汪中等人因此成為清朝人公認的有清一代文章大家。但如果讓方東樹來評說，必是一番貶低之辭。後來，承汪中餘緒的有汪士鐸以及現仍健在的王闓運等人。王闓運今已八十多歲，居於湖南，是個生來就寫得了文章的天才。他所作的文章駢散交融，不落窠臼。此外，譚獻等人也工於文章，且主張駢散合一。譚獻認為，好文章就應該不拘駢散，穿行其中來去自如。漢魏文章亦是如此，文才艷麗而不失趣味，辭藻絢麗而不淺薄輕佻，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譚獻的門下弟子袁昶也主張駢散合一。袁昶因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向西太后慈禧進諫而被殺。駢散不分家是清朝興起的最後一種文體。縱覽清朝各個時期，最具清朝特色的文章，便是這種駢散不分、合二為一的文體。這些雖是文章之事，卻也與經學大有關聯，這一點是需要注意的。 到了近代，梁啓超等人來到日本，看到日本的報紙文章以後，被這種自由自在表達見解的報章文體吸引。文體改革始於來自廣東的駐日參贊官黃遵憲，勃興於康有為時期。到梁啓超時，中國的文章竟像是從日文翻譯過去的。康有為的文章雖駢散不拘，但不如梁啓超的那麼新派。梁啓超的文章與日本的報章文體已經十分接近，因其實用性強在中國非常流行。不過，是否只是流行一時就不得而知了。文章之事我們先說到這裡。 三、詩 接下來我們說詩。清朝的詩歌發展可以追溯至明朝時期。綱目中的李夢陽、何景明工古文辭，詩文遣詞造句都摹仿古人。詩歌復古的主張始於此。隆慶年間，王世貞等人主張為文應當效仿經書古籍、諸子百家，寫得莊嚴肅穆。王世貞還提出，詩歌方面應標舉盛唐。唐朝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李太白、杜子美等人就是盛唐時期的詩人。何景明則傾向於取法更早的初唐詩歌。總之，這些人的詩歌多為擬古仿古之作。復古思潮在文壇盛極一時的同時，反對仿古的聲音出現了。譬如，鍾惺、譚元春、袁宏道猛烈地批判了復古思潮。他們提出，詩歌是個人性情的真實流露，創作本該隨心所欲，率性而為。這種詩論雖也流行了一段時間，但在中國畢竟屬於極端，最終未能廣為流傳。明朝末期，陳子龍等人雖然也像此前李夢陽、何景明一樣提倡詩歌復古，卻不再一味受其拘束。明代令人眼花繚亂的詩文論爭終因陳子龍復歸於正。 梁啓超 （一）清初大家 清初的詩壇大家有錢謙益、吳偉業等人。他們雖已另立門戶，卻都深受陳子龍的影響。錢吳二人可謂清代詩歌的開山之祖。顧炎武的詩歌雖然學問根底深厚，水平極高，對後世也並非沒有影響，但卻不至廣為流傳。總之，開有清一代詩風的是錢謙益和吳偉業二人。後來，錢謙益的名字漸漸被人遺忘，或者準確地說，是被人抹去的。錢謙益本為明臣，降清以後再次位居高官。雖然位居高官，他卻詆毀清朝，屢屢作詩暗示自己並非心甘情願向清朝夷狄之族臣服，只是明已滅亡，仕清實乃無奈之舉。錢謙益此舉引得乾隆帝大怒，並將其詩集盡數禁毀。久而久之，錢謙益之名也就被世人遺忘了。多年後，大名鼎鼎的王漁洋繼承錢謙益、吳偉業遺風，成為奠基有清一代詩風的大家。此外，龔鼎孳與錢謙益、吳偉業並稱江左三大家。再下面的吳兆騫是個詩歌天才。他曾因獲罪被流放至滿洲，因此他的詩作多與滿洲有關。感情充沛的南方詩人來到寒冷荒涼的北方之地，這種經歷使吳兆騫的詩別有一番風味。總之，清代詩風的奠基人是錢謙益和吳偉業。 錢謙益 吳偉業 （二）康熙雍正年間的大家名家 再下來的王漁洋也堪稱「清詩之祖」。王漁洋的詩風被世人稱為「神韻派」或「格調派」。他的詩歌多沿用古代文字，從不隨意遣造，讀來餘韻不絕，備受推崇。有人曾評價王漁洋的詩歌「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此話出自《華嚴經》，原意是彈指之間《華嚴經》中極樂世界的宮殿樓閣便會現於空中，這裡則形容王詩之神韻。總之，王漁洋的詩歌標舉神韻，獨具一格。但王詩也有一大弊病，那就是用典堆砌。用典雖能顯示詩人的學識，但用得過多便有無法自如駕馭，才力薄弱之嫌。施閏章曾批判道，「王漁洋作詩有如施展魔法，一個彈指，便有樓閣現於空中；而自己作詩則好比築屋，從打地基、立柱子到蓋房頂，一磚一瓦，皆由平地起」。總之，人們對王漁洋的詩歌褒貶兼有。王漁洋雖然不似李夢陽、何景明那般拘守盛唐詩風，卻也極為推崇唐詩。幾乎同一時期或稍晚些時，詩壇還有一位名為查慎行之人。查慎行不喜盛唐艱澀的詩風，而取法白樂天、蘇東坡作詩，如此便奠定了他自然流暢的詩歌基調。朱彝尊也是這個時期的詩壇大家。朱彝尊早期作品晦澀嚴肅，後來則以學問入詩，變得隨性自由。以上王漁洋、朱彝尊、查慎行三人均為康熙雍正年間的詩壇大家。 此後，詩壇名家輩出。王漁洋雖被推舉為一代詩宗，但也漸漸遭人反對。王漁洋有個親戚名為趙執信。趙執信曾向王漁洋請教古詩，但王漁洋沒有教他。趙執信於是靠著自己摸索作詩，處處貶低攻擊王漁洋。這時的詩壇已有柴紹炳、毛先舒等人，號稱「西泠十子」。西泠十子在杭州創登樓社，組織詩會活動。廣東一帶的詩壇名家則有屈大均、梁佩蘭等人。以上就是康熙雍正年間詩壇的一些大家名家。 （三）乾隆嘉慶年間的名家 乾隆嘉慶年間的詩歌繼承了康熙雍正年間奠定的基本風格。繼承王漁洋一派的是大名鼎鼎的沈德潛。沈德潛是個長壽之人，深得乾隆帝寵愛。王漁洋詩派備受沈德潛尊崇，後由王昶傳衍其宗派，是為王漁洋之正脈。只是當時詩壇的整體風尚已漸從王漁洋轉向別的流派。譬如，頗負盛名的袁枚就曾極力反對王漁洋的詩歌。王漁洋作詩謹遵古法，注重神韻，中規中矩；袁枚作詩卻更自由自在，隨心所欲。袁枚所代表的就是與格調派針鋒相對的「性靈派」。性靈派主張只有直抒胸臆才可謂之為詩，反對泥古不化，墨守陳規。乾嘉三大家就是此處所列的袁枚以及蔣士銓、趙翼。蔣士銓為人認真嚴謹；袁枚和趙翼卻比較極端，其中又數趙翼最極端。趙翼認為，詩歌只要是率性而為，俳諧之作亦無妨。歷代大家當中，趙翼最推崇查慎行，也多取法於查慎行。趙翼雖然沒有公然反對王漁洋之說，但卻尊奉查慎行為詩壇之正統。總之，袁枚旗幟鮮明地反對王漁洋；趙翼則取法查慎行，暗中反對王漁洋。清朝中期，詩壇本就對王漁洋之詩頗為反感，加之這些主張，更成一時風氣。 在此前後出現的詩人都列在了「綱目」當中，其中也有不屬於袁枚一派的。乾隆至嘉慶年間，隨著時間的推移，詩歌不再像乾嘉三大家那麼遒勁有力，而是變得清雅婉麗。「綱目」中張問陶、楊芳燦及其之後的詩人都以清雅婉麗的詩風著稱。有趣的是，在中國人看來，凡作詩必是心中有所感慨；詩歌貴在吐露內心、真情流露；單純追求婉麗和技巧並非詩之正道。因此，道光咸豐以後，詩風又發生了變化。 （四）道光咸豐以後的名家 道光咸豐以後，世道動盪不安。詩人受到了極大的刺激。他們發現，那個可以悠然自得吟唱和平之音的年代已經遠去。道光咸豐以來的詩人當中，龔自珍狂傲不羈，作詩從來不拘一格。與此同時，魏源、歐陽紹洛、毛貴銘等一眾湖南詩人出現了。這些湖南詩人追求生澀瘦硬的詩風。曾國藩也同屬此派。這些人的詩文主張頗為個性，一般被稱為「江西詩派」。他們提出，作詩應當先學宋代蘇東坡、黃山谷，再至唐代李義山、杜子美。即便沒有天分之人，也能照此學會作詩。只要肯下功夫鑽研學問，加以勤學苦練，就能學會蘇黃之詩，尤其黃山谷之詩。之後便可進一步師法李義山之詩。李義山之詩委婉含蓄、不直不露。再上一層便是杜子美了。不過，大多數人在黃山谷左右便停滯不前了。因為要想達到杜子美的詩歌境界絕非易事，也確實鮮有人能做到。總之，江西詩派主張照此順序學作古詩。這是道光咸豐以後的情形。再早些時期，詩壇受查慎行等人的影響，力戒乾隆嘉慶年間性靈派的纖佻輕薄之風，提倡以學問入詩。可道光咸豐以後，世事變遷令人們唏噓感慨。剛健有力、沉重悲壯的詩風漸成主流，直到近日仍是如此。 此後列出的詩人大部分也同屬江西詩派。其中，張之洞等人格外推崇江西詩風。「綱目」中寫有「乾嘉以後諸家多由蘇黃入玉溪生，以窺工部」，其中的玉溪生是指李義山，工部則指杜子美。江西詩派盛行之際，詩風一度發生轉變，趨向以學問入詩。如同文章從唐宋八大家表情達意之文轉為以學問為根底的駢體文一樣，詩歌也漸漸轉向以學問入詩，趨於《文選》風格。「近時作家往往宗選體」就是此意。其中，王闓運在效仿選體詩歌方面極具天賦，幾乎可以達到亂真的地步。較之王闓運，譚獻等人的詩歌風格更雋秀柔美。這些都是近來詩壇上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中國凡作詩之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以上就是清朝最後的詩風。清朝的詩歌和文章最終都歸向了選體。 四、旗人文學 下面我們稍微講講旗人文學。由於清政府鼓勵皇親國戚讀書治學，滿清旗人中也出現了大量的詩人學者。嘉慶年間，鐵保所編《熙朝雅頌集》就收錄了蒙古旗人常安的詩文。常安在作詩為文方面天賦異稟。此外，盛昱還收集旗人文章，編成了《八旗文經》。《八旗文經》中雖有他人代筆之作，但也有旗人自己的創作。滿洲人與蒙古人很不一樣。精通中國文學的蒙古人甚少，但也不至於完全沒有。譬如，西域蒙古人的子孫後代也有能文善詩之人。不過在金、元時期，像滿洲旗人這般競相學習中國文學、熱衷編撰詩詞文集的情形是不曾出現過的。相比之下，滿人被漢化的成效格外顯著。詩文大體就講到這裡。 五、詞曲傳奇小說 最後我們再稍微講講「詞」。我們所說的詩在唐前都是可以唱的。唐朝初期，詩都可以和著樂器的伴奏來唱。唐朝中期以後，詩漸不入樂，代之而出的就是詞。日本有一種名為「端歌」的小曲，除原曲以外，還可以再配新詞，謂之為「替歌」。譬如，《春雨》有《春雨》的曲調，《黑髮》有《黑髮》的曲調，都可以重新填詞。中國的詞與日本的小曲很像。詞中也有各種曲調，譬如《百字令》就是一種曲調。詞人可以根據曲調進行填詞。宋代以來，外族入主統治中國期間，詞得到了很大發展。對滿洲人、蒙古人來說，一點底子也沒有的情況下去學中國文學實非易事。而詞相對接近口語，平日又總吟唱，時常入耳。這種別具妙趣的事物與外來的民族文化更加契合。在徐乾學的幫助下編纂《通志堂經解》的納蘭性德就是一位天賦異稟的詞人。乾隆帝熱心於各種學問，對詞學的發展也頗費心血。康熙時期，很多優秀的詞學著作已經面世。到了乾隆帝時，他則特命研究古詞曲的名家黃文暘審校古代詞曲。 至於「曲」，其實就是以詞入樂，並輔以人的動作的戲曲的原型。清朝有很多名曲，譬如清初的《桃花扇》。清朝還有一位戲曲天才，名叫李笠翁。因詩名被稱為乾嘉三大家的蔣士銓也是戲曲大家，作有《九種曲》。戲曲作家輩出，使戲曲在清朝得到大發展。雖然元明時期戲曲也很興盛，但研究戲曲卻始於清朝。孔藝亭曾奉乾隆帝之命研究戲曲。 此外，「傳奇小說」在清代也有所發展，其中名氣最大的首推《紅樓夢》。《紅樓夢》是一部西方人讀過也都嘆為觀止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外文。這些小說中雖然也有一些近於淫猥低俗之作，但像《品花寶鑑》這種能夠反映清朝民族性的作品，是很有研究價值的。此外，中國人喜愛怪誕故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都是志怪小說。大名鼎鼎的漢學家紀昀雖曾奉命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不屑再著新作，只在閒暇之餘寫下了志怪小說《閱微草堂筆記》。袁枚也著有志怪小說《新齊諧》。這些都是從通俗文學方面研究中國民族性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如今，圍繞清朝文學代表作《紅樓夢》的研究已經展開。 關於清朝的史學、文學，我大體就講到這裡。由於時間關係，大部分講得比較粗略。今天就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