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九講 · 第4講　經學

宋學 今天我們講經學。之前也說過，我這次的演講會儘量避開政治方面，主要講文化方面。截至目前，我們首先講了作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後來又講到清朝的特有文化，也即這種異邦語言的相關情況，以及貿易對財政經濟的一些影響，對文化的奠基之功。再後來，我們還講到帝王對外國文化的吸收。從今天起，我們開始講中國國內的、本國的文化。 像中國這種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每逢太平盛世，國家穩步發展之時，一般都會復興本國傳統文化。清朝國泰民安、國力強盛之際，本國文化也得到了極大發展。中國自唐朝以來，即使偶有戰亂爆發，也幾乎沒有因連年戰事造成的黒暗時代，文化傳承得以綿延不斷。所以，清朝的文化興盛是指早前就很繁榮的文化隨著時代的變遷有了新的發展。 清朝文化當中發展最繁榮的首推學術，而經學又居於學術之中心。清朝經學達到了兩漢以來前所未有的興盛程度。經學研究推至一般學者，而且開始具有真正的學術性，這是兩漢時期不曾有的。清朝的經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可謂史無前例。當然，經學並非在清朝時期突然興起。明朝時期，受宋、元時期的影響，宋學十分盛行。雖然籠統地將其稱為宋學，但除程朱理學以外，還包括陸王心學。明初，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分營對壘，不相上下。到明末時，學者之間興起一股講學之風。所謂講學，是指不僅鑽研學問，還要像我今天來這裡演講一樣，以所做學問為演講材料，用禪宗的問答方式，通過口頭空論來研究學問。不就事實進行研究，而以口頭空論來做學問被稱為講學派。參考書目最開始列出的顧炎武、黃宗羲二人則極力反對講學派。儘管如此，講學派仍有學者輩出，譬如這裡列出的孫奇逢、李中孚等人，他們都延續了明末的治學方法。明末講學派中，陸王學派的講學之風較之程朱學派更盛。萬曆年間以小說批評家之名為日本人所聞的學者李贄曾剃髮，穿僧服，拄手杖，允許男女混雜一堂聽他講學。這在中國是非常忌諱的。顧炎武一派對此極力反對。顧炎武本為朱子學者，在對講學風氣的批判過程中開始傾向於以事實來研究學問，漸漸疏離朱子學說，成為清朝與程朱理學對立的漢學一派的開山之祖。同時，顧炎武不失宋學精神，可謂既取宋學，也為漢學開山。我們再看黃宗羲。明末時期，黃宗羲起兵抗清復明，曾遣使日本請求援兵，後來看到明朝大勢已去，才棄政從文。他與王陽明是同鄉，雖所學出自王陽明，但由於自己前朝餘黨的身份，不願拋頭露面，因而排斥講學，傾向於以事實研究學問。隨著研究的日益興盛，後來又分出了浙西學派和浙東學派，分別由顧炎武和黃宗羲開其端。我們來看看浙東、浙西的大略地圖。錢塘江就在浙江，浙江以東的學派稱為浙東學派。這裡是寧波。寧波有個地方叫餘姚。餘姚既是黃宗羲的出生地，也是王陽明的故里。除這兩人是浙西、浙東學派的開山始祖以外，參考書目中還列了很多名字，由於時間關係，這裡就略去不提了。顧炎武后面寫著徐乾學，意思是徐乾學對顧炎武的學問有所繼承。黃宗羲下面的萬斯大、萬斯同也繼承了黃宗羲的學問。徐乾學後來深得康熙寵信。之前我們講過，徐乾學曾經深居洞庭山，邀請眾多學者編纂《一統志》。此外，他還有別的匿名編纂的著作。徐乾學下面所列的納蘭性德是個年輕的滿洲旗人學者。徐乾學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曾經編書並讓名於納蘭性德，以此拉攏滿人。現今保存下來的《通志堂經解》就是徐乾學編纂，但冠以納蘭之名的一部巨著，收羅了宋元明三朝經解。清朝那時只有宋學。本著將宋學著作全部收羅在內的初衷，《通志堂經解》得以問世。其實，這部著作完全就是徐乾學用早前搜集來的資料，掛納蘭性德之名刊刻成書的。徐乾學是顧炎武的外甥，雖然對顧炎武之學有所繼承，但兩人性情大不相同。顧炎武一生拒絕仕奉清政府，而徐乾學卻比較精於人情世故。不過，顧炎武學說中宋學的相關部分對徐乾學影響頗多。以上就是清初宋學一支獨秀的情形。 顧炎武 黃宗羲 宋學當中又有孫奇逢等兼采陸王程朱之學的一派、程朱派和陸王派三個學派。他們與顧炎武、黃宗羲不同，都出自講學派。孫奇逢、李中孚等人到了清朝也仍四處講學，名噪一時。雖然也有人借著講學沽名釣譽，但也不乏像李中孚這種清政府屢召不仕的名士。總之，以上這些都出自講學派。 李光地 清初的宋學就是由這些人締造的。不過，這個時代——主要指康熙以前的時期——清朝的宋學尚未形成氣候，只是初具清朝特色。所謂清朝特色的宋學，就是講學的同時，雖不至考究事實，卻也遍覽經書，腳踏實地去做研究。這些人當中，程朱學派中的李光地曾研讀當時已經脫離宋學的顧炎武的著作，漸漸流入顧氏之學。因此，康熙以後的清朝宋學和明朝時期大不相同，不再空談講學，開始注重讀書。 再下面所列姚鼐、方東樹等人的宋學，其實已是後來之事。這裡暫不說。姚鼐以下的宋學是指受到清朝漢學影響之後的宋學，以後我們再講。 漢學 清朝經學當中最具特色的是漢學。雖然凡是中國學問，日本都稱之為漢學，但清朝所謂的漢學是指漢朝學問。隨著宋學漸漸被世人嫌惡，人們開始上溯漢朝，鑽研漢世之學。所謂漢學，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講學。這是治學方法上的不同。此外，漢學派十分崇尚樸學。簡單來說，樸學就是閉門窮經，注重考據。中國人做學問，流於浮華的大有人在，譬如上面說到的以演說為主的講學，或者撰文作詩以博取名聲的做法。而樸學則對追名逐利、迎合世人的學問棄若敝履，只是關起門來潛心治學。在清人對樸學的推崇下，學問不再流於裝飾，開始成為經世致用之學。因此，漢學派貫徹如一的治學主張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即治學必須從事實出發，不能只是空談。這就是清朝漢學派的學術主張。 一、初期 歷經變遷，經學發展到了這裡所列的閻若璩、朱彝尊、胡渭等人的時代。綱目中寫著「以上清初之學尚屬草創」，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漢學發軔之初的學者。不過，他們其實並非純粹的漢學家。譬如閻若璩就出身宋學，只是他對程朱理學從不盲從，而是親自一一考據經籍來做學問。閻若璩有本很有名的著述，叫《尚書古文疏證》。歷史上廣為流傳的《古文尚書》編於東晉時期，沿用多年。宋朝時期，朱子等人開始懷疑《古文尚書》中混有偽作，閻若璩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將其偽跡一一辨出。不過，這都基於朱子的懷疑。此外，閻若璩還著有《四書釋地》。宋學雖研究四書，可到後來，純粹的漢學只研究《論語》和《孟子》，不研究《大學》和《中庸》。而閻若璩仍然研究四書，可見他尚未脫離宋學。下邊的毛奇齡是蕭山人，學問多受王陽明影響。因出自陸王學派，他對程朱理學百般抨擊；又因批判朱子學說，他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也持反對態度。閻若璩漸趨漢學。毛奇齡雖出自陸王學派，也漸趨漢學。總之，康熙時期，能人學者輩出。宋學等以講學為主的空疏學風受到猛烈批判；漢學興盛之兆初現。此外，還有張爾岐研究禮學；朱彝尊研究經書提要，並撰寫有名的《經義考》；胡渭則深入研究《尚書》中的地理內容以及部分《周易》。這些人雖稱不上是純粹的漢學派，卻開啟了樸實無華、實事求是的治學之風，為漢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中世極盛期 此後，漢學不斷發展壯大，漸成氣候。同時，因地域、師承、家學不同，漢學分成了不同派別。「綱目」中的吳派、皖派等，有些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有些則是一些廣為流傳的說法。這裡列出吳派、皖派、北學、揚州學派、閩學、浙東學派、常州學派，並標有「以上為中世極盛之期」，意思是從吳派至常州學派都屬於漢學全盛時期。漢學全盛時期形成了以上眾多派別。漢學全盛始於乾隆時期。康熙時期尚屬宋學的天下。雖然初有顧炎武，後有閻若璩、毛奇齡等人，但總體仍是宋學的天下。而且，康熙帝十分尊崇宋學，身邊有宋學名臣李光地。雖不謂之為師，但康熙帝卻常與他探討學問。李光地後來還奉旨編修《朱子全書》，輯錄朱子的全部著述文字以及相關書籍。不僅皇帝尊崇宋學，民間亦是宋學的天下。從這時起，皇帝已經有了為古來經學做定說的想法。許多著述紛紛問世，其中最有名的是《三禮義疏》。禮學之興意味著學問開始不尚空談，轉向注重事實，漸漸呈現出了康熙時期宋學的特徵。參與禮學研究的學者有方苞等人。宋學雖仍為宋學，卻不再囿於四書，開始研究禮學，可謂清初學問的一大特徵。總之，這時仍是宋學的天下。但乾隆時期，學術風潮突然從宋學轉入漢學。乾隆雖自幼接受宋學教育，但他崇尚學問，廣讀博覽。久而久之，民間學風也為之一變。「吳派」所列的第一個人惠周惕是吳派的開宗立派之人。雖然惠周惕尚未脫盡宋學之風，但到了第三代惠棟時，漢學已真正確立。惠氏是蘇州經學世家，三代相傳，影響深遠。余蕭客、江聲等人深受惠棟影響；兼治經史的王鳴盛、錢大昕等人也深受惠棟影響。余蕭客、江聲是直接受其影響；王鳴盛、錢大昕則是間接受其影響。 錢大昕 再下邊是「皖派」。這裡的皖指地跨長江的安徽。長江以南多為深山，民風頑固剛強。皖派就興起於此地。皖派的中心人物戴震師承江永。江永治學兼采漢宋，承襲顧炎武之學，對顧炎武的部分學問進行了更細緻的研究。到戴震時，學問取得極大發展。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直到此前，顧炎武等人的治學方法雖謂為實事求是，卻很空泛模糊，並未有家法或師法形成。所謂家法和師法，是指某個學派系統的治學方法。漢朝時期，各家均有專治學問，研究《易經》的只研究《易經》，研究《書經》的也只研究《書經》，各有各的家法。因此，研究必須在家法的約束下開展。清朝學者繼承了這個做法，主張治學不能沒有師法，也不能沒有家法。不過，清朝的師法和家法與漢朝時期稍有不同。漢朝時期，如研究《易經》，就只能傳授所承之學；研究《書經》，也只能傳授所承之學。研究《書經》的又有兩至三家，方法各不相同，各自傳承。到清朝時，師法和家法變得更學術化和系統化。對此有奠基之功者就是戴震。顧炎武的部分學問，譬如中國稱為小學的傳統語言音韻學雖已自成家法，但所有學問均有家法，形成一套放之四海皆準的法則卻始於戴震。所以戴震可謂清朝漢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極其重要。戴震壽命不長，只活了五十幾歲，但其學術地位卻很高。戴震沿承顧炎武的研究，主攻語言音韻學。語言音韻學的研究為什麼很重要呢？研究距今兩三千年以前的事情時，宋學家往往以今義解古文。就好比讀日本《萬葉集》[67]時，將詩歌中的語言擅自按照現代意思解釋，註解既不充分也不準確。而漢學派主張，古代的語言必須要用古義去解。因此，研究語言的學問就變得很有必要。西方稱研究語言的學問為語言學，中國則稱之為小學。小學既有分析字形的學問，也有研究字音的學問，分為文字、音韻、訓詁三個部分。小學的研究法則始於顧炎武，至江永、戴震時得到確立。此外，江永等人這時已開始關注禮學。後來，戴震等人為部分禮學奠定了更準確的基礎。禮學當中，尤以《考工記》最艱深。《考工記》記述的是周朝工具的製造方法。譬如車輿如何製造，大鐘如何製造，木器、銅器又如何製造。如果不知道這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周朝的生活。戴震認識到了這項研究的重要性，便開始著手研究《考工記》，考察當時實際使用的工具以及所有與生活相關的實物。不過由於那時很少挖掘遺物，所以他主要是從書本上做研究。除音韻學、訓詁學以外，戴震也很注重思想方面的研究，並寫下《孟子字義疏證》一書，考證宋學家之言論是否如實地闡釋了古人思想，有無曲解。清朝漢學在思想方面並未取得很大進步，倒是上面提到的小學和禮學取得了很大發展。總之，戴震以這三種學問為治學之基礎，可謂他的一大特點。 戴震 皖派與吳派的不同之處在於，吳派之學、惠氏一家的學問因興於蘇州這個喧鬧繁華的文明中心，治學同時也作詩文，學問自然偏於活潑。惠棟作為漢學元祖，雖對《易經》《尚書》深有研究，卻未能拋開詩文。治學之餘，他還為大詩人王漁洋的詩文作注，聊以消遣。所以，吳派的治學態度可謂玩樂之餘，悠閒治學，一開始並不確立法則，而是每有成果，再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研究。皖派則相對規範些，開始時便確立目標，按照既定法則開展研究。這種情況，法則錯了會很麻煩，所以皖派治學會儘可能在一開始就確立正確的法則，依照既定法則開展研究。以上就是清朝漢學的兩大派別，可謂清朝漢學的特色。而清朝漢學特色中的特色，當數戴震。戴震一派當中，段玉裁、王念孫在小學研究上造詣頗深。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亦受其影響，心向禮學。這些人共同為清朝的漢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就是說，吳派和皖派是清朝漢學的兩大根基。 紀昀 這裡還列了個「北學」。北學是我自己取的名，也可以有別的叫法。由於這些人大多來自北方，所以我命名為北學。其中，張之洞雖是後來之人，不屬於這個時代，但他的思想承襲北學一派，所以也在列。北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筠和紀昀等。朱筠雖然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著述，但他對文人學者關懷備至，可謂清朝漢學的保護人。他還曾向皇帝進言，力倡漢學，並提議編纂《四庫全書》。總之，漢學得以興盛，朱筠有提倡扶植之功。朱筠是北京人，巧的是，北京附近的河間地區還有一個倡導漢學之人。此人就是紀昀，是有清一代的大學問家。朱筠提議編修的《四庫全書》實際就由紀昀完成。紀昀還為這部薈萃中國典籍的鴻篇巨製編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然眾多學者參與其中，但紀昀作為總纂修官，事必躬親，修改潤色了所有底稿。所以，可以說朱筠發起之事實際是由紀昀完成的。紀昀編寫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處處體現著漢學精神，百般抨擊宋學，無處不對漢學偏袒庇護，多有失偏頗。因此，這部典籍總目可以說是為尊崇漢學而編。出生於北方直隸的還有一人，就是張之洞。張之洞雖然沒有特別的經學著述，但他授人方針、勸人治學這點，與朱筠、紀昀二人頗有相似之處。所以，雖然時代相隔很遠，我也把張之洞列入其中。綜上所述，北學一派雖然在奠定漢學的基礎上沒有太大作為，卻有將漢學傳播於世的功績。 接下來我們說說「揚州學派」。揚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劉台拱、阮元、焦循、劉實楠、劉文淇、江藩等人。清朝時期，揚州鹽商雲集，一度極盡繁華。鹽在中國十分重要，主要產於淮南、淮北，兩淮地區是中國最大的鹽產地。中國雖然實行鹽業官營，但也允許商人承辦經營。在中國，農民很少能發大財。尤其在清朝時，巨富多是鹽商出身。這些鹽商在揚州修造邸宅，生活極盡奢侈。揚州的學問就產生於這種奢靡的社會風氣之中。揚州學派的學者寒窗苦讀、鑽研經學的同時，也傾心於詩詞文學。譬如「綱目」中列在第一位的汪中，不僅經學一流，文章也屬一流。至於他在文壇的地位，我們下次再講。總之，能在經學和文學上同時躋身名家之列的，恐怕只有揚州人了。再譬如，焦循既是經學家，也研究詞曲。詞曲雖不至庸俗下流，卻是一種產生於市井坊間、風月場所的學問。焦循對這種學問很有研究。整體而言，揚州學派的學問都有這種特點。列在最後的江藩也是如此，既研究漢學，也從事文學。而且江藩的文學極具清代特色。何為清代特色的文學呢？我們幼時誦讀的唐宋八大家之文，經宋、明時期的發展達到鼎盛；但清朝時，反對唐宋八家的風氣漸興。江藩就曾極力批判唐宋八家之文。較之江藩，聲名更為世人所知的是阮元。阮元和北方的朱筠一樣，也是文人學者的保護人。阮元以及後來的畢沅都曾不遺餘力地提攜幫助當時的學者，將他們招至門下編纂書籍。閉門窮經的漢學家從這時起變得活躍起來，漢學漸生高調活潑治學之勢。阮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生於富貴人家，早年及第，又深得皇帝賞識，早早便成為一代大家。他少年得志，官運亨通，一直活到八十多歲，可謂一生得意。或許是揚州一帶的風氣使然，也或許是生平境遇使然，阮元一改此前漢學家埋頭故紙的治學風貌，開始大張旗鼓地研究學問。總之，如同阮元一般，積極從政之餘，也鑽研經學文章，做起學問張揚活潑，可謂揚州漢學的一大特點。而這也是它後來受到宋學批判的一大原因。 再下邊的「閩學」是指福建一帶學者形成的學派。傑出代表人物不過陳壽祺、陳喬樅兩人，影響不是很大。 其次是「浙東學派」。浙東學派起初研究小學，後來漸漸轉向史學。章學誠對經學有諸多論斷，見解獨特。他主張從其他角度研究經學，而不是以經學經。章學誠從史學看經學的做法其實是立足於學問之根底，大處著眼，不拘細節。他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十分有名。章學誠的著作我是很佩服的，也常常推薦給別人去讀。此人可謂不世出之學問奇才，他的學問也很難後繼有人。至於章學誠學問的淵源，說來話長，這裡就略去不提了。總體而言，浙東學派就是以史學之見來研治經學。 再下來是「常州之學」。常州學派後來得到了大發展。此前，漢學主要分為以惠氏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後來，常州學派大有取而代之的勢頭。常州學派的始創人是莊存與，之後又陸續出現許多學者，使公羊之學日益盛行。與戴震相比，公羊學派做起學問來規則更嚴苛。戴震以前的漢學十分籠統，只將漢朝分為前漢與後漢，或稱西漢與東漢。吳派與皖派都復東漢之古，或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中心研究小學，或研究鄭玄經學，謂為「許鄭之學」。而常州學派則反其道而行，反對東漢之學，尊崇西漢之學，認為治學本該上溯西漢。西漢中期漢武帝時，學術發展進入全盛時期，公羊之學十分盛行。《春秋》共有三傳，《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公羊學派認為，《左氏傳》與《穀梁傳》都是偽作，只有《公羊傳》才是真正的學問。孔子作《春秋》，意在於書中以君王、皇帝自居。因此，孔子其實是以無冕之王，行皇帝之事，以一部《春秋》治國平天下。這種思想在西漢時期十分盛行。公羊學派的主張就是要研究這種西漢之學。雖然其中還有許多別的學問，但常州學派認為，西漢之學比許鄭之學更得孔子真傳。常州學派始於莊存與，興於劉逢祿。劉逢祿是個頭腦縝密之人，對事物見解獨到，十分聰敏。他只憑自己的判斷來做學問，對樸學派多有厭棄。全盛期一過，出現一眾怪人，不過其中也不乏天才。這些人認為，終日閉門家中，伏案考究細枝末節未免太過煩瑣。其中有個奇才，名為龔自珍。之前說過的皖派的段玉裁——戴震學派屈指可數的學者——就是龔自珍的外祖父。但龔自珍這個狂傲不羈的天才並未承其所學。龔自珍自己並未留下什麼著述，但他大力提倡公羊之學，使公羊之學日漸盛行，以至於今天中國的年輕學者竟無人不受公羊學影響。不過，今天學者所受公羊學的影響，大多來自久居日本的康有為。康有為的學問源自現居湖南的一位八十歲老人——王闓運。王闓運門下有個弟子名為廖平，現居四川。廖平生性古怪，孤僻乖戾，雖治學思路詭異多變，但學問功底十分深厚。康有為雖非廖平的門下弟子，卻被其詭異多變的學說深深折服。他的著述中到處採用廖平之說，幾乎可謂為剽竊。由於廖平深居四川山中，不問世事，康有為又廣收門徒，所以近年來康有為的學問大為盛行。但其實那些都是廖平之說。 康有為 總之，如今的中國年輕學者無人不受公羊之學影響。其中，也有人本著樸學精神，默默無聞地研究公羊之學。譬如下邊的皮錫瑞。此外，這裡列出的戴望曾以公羊學思想注訓《論語》。雖然公羊學者都是些古怪天才，但公羊之學在今天卻十分盛行。六七十年前，漢學是吳派、皖派的天下。而六七十年後的今天，公羊之學幾乎居於漢學的統治地位。這就是漢學發展的大體情形。 此外，公羊學者還有一個與揚州學派十分相似的特點——大多公羊學者治經之餘也通曉文學。譬如，莊存與曾著有《春秋正辭》一書，極具文學價值。公羊學派的這一傾向在那時已稍有顯露；後來更有龔自珍、魏源等人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文豪；如今又有康有為等傑出的擅長詩文的文學家。因此，雖然經學方面，揚州學派與吳派更接近，但這一點上公羊學派與揚州學派是很相似的。 三、晚清的大家　附清朝中葉以後的宋學 以下是清朝末年的一些大家。列在最開始的是俞樾，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俞曲園。俞曲園的學問兼采高郵王氏之學以及公羊之學。孫詒讓對《周禮》的研究兩百年來無人望其項背。黃以周以禮學會通諸經，從宏觀上研究禮學，也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鄭珍生於貴州，而貴州是中國的偏遠地區，可見隨著文明的發展，偏遠地區也漸有大家出現。總之，清朝末年，禮學研究十分盛行。 其次是吳大澂。這裡寫的「小學之新派」是什麼意思呢？以往的小學，言字形者以《說文》為宗，言音韻者像顧炎武一樣上追《唐韻》，言訓詁者研究《爾雅》《廣雅》。吳大澂卻以新興的金文研究來治小學。所謂金文就是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清朝以來，大量古代遺物出土了。吳大澂對此十分關注，並以出土物上的文字考辨古籍文本之正訛。也就是說，小學的研究對象從先人著作變成了出土古物。現今住在京都的羅振玉也是這方面的大家。雖然這種研究並非始於吳大澂一人，但吳大澂的研究做得極好，引起世人廣泛關注。因此就把他作為代表列在了此處。 再下邊是陳澧。說起陳澧，就得說回此前的宋學。隨著漢學日漸興盛，宋學一度歸於沉寂。但待漢學發展達到鼎盛時，宋學又再度回到人們的視野。當時有個叫姚鼐的人，文章寫得極好，同時也是一名經學家。雖然姚鼐的文章名氣很大，但他在編修《四庫全書》時卻不甚得意。姚鼐治經並不獨尊宋學。當時唐宋八大家中尤以曾南豐的文章備受推崇。所以姚鼐是在接觸古文的過程中，才開始研究程朱理學的。姚鼐一生未有關於漢學的著述，但後來的方東樹著有《漢學商兌》一書，對漢學家大加貶損。方東樹是古文大家，也是宋學的積極辯護人，對漢學家的諸多行徑心存不滿，書中不僅貶損其經學，還貶損其文學。方東樹言辭過激，也與此前阮元和江藩對古文的攻擊有關。總之，方東樹不僅批判漢學，還批判漢學家做的文章。宋學因方東樹等人的影響，雖然呈現幾分抬頭之勢，但遠不至興盛。道光年間，湖南人唐鑒、蒙古旗人倭仁等在北京一帶大力提倡恢復宋學。他們認為，漢學家治學追究細枝末節，如同用顯微鏡觀之，難得其大義；欲知學問大義，就必須研究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從湖南來到北方的曾國藩對此種觀點深以為是。羅澤南等人也深受其影響。當時正值咸豐年間，長毛之亂正甚。曾國藩、羅澤南等人更多將宋學用於修身，而非治學，因此學問方面並未取得太大發展。總之清朝中期，漢學鼎盛，宋學式微，但後來宋學又因這些人一度復興。 接下來我們說說來自廣東鄉下的陳澧。陳澧力排漢宋門戶之見，主張漢宋兼采，撰有著名的《東塾讀書記》。雖出身鄉野，他的學問卻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譬如，張之洞等人十分欽佩他的學問，對他稱讚有加。清朝末年，漢學的全盛期一過，餘下的便只有陳澧與公羊學派的學問。當然，陳澧早捨棄了宋學家講學空論的那套做法，只是兼采宋學家的學說而已。也就是說，清末的學問是漢宋兼采的學問和公羊學派的極端學問。今天中國學者也大多承襲這兩個派系。至此，清朝學問的主要綱目就出來了。此派治學不尚空談，講求實事求是，研究近於漢學，因此仍屬舊學。 曾國藩 四、宋學別派 此外，近年來常被人們提及的還有顏元、李塨之學。明朝末年，清軍闖入長城，顏元的父親被俘。入清以後，顏元曾只身前往遼東，尋找父親的下落。顏元以明朝末路為鑑，認為漢人之所以在滿人面前不堪一擊，都是宋學務虛不務實的學風使然，因而主張以實代虛，研究宋學。王源以後，顏元、李塨之學基本絕傳。直到近年治公羊學的戴望廣求顏李著作，顏元、李塨之學方又復興，得以重現生機。顏元、李塨憤慨中國之不敵外邦，皆因外邦採用兵農合一之制，因此主張兵農合一，寓兵以農。 與此類似的還有一個名為劉獻廷的人。除以上主張以外，劉獻廷還提倡做學問必須廣泛涉獵，匯通諸學，志趣宏大博遠。可惜他的學問一代而絕，也未留下什麼著述，只能通過他所撰的《廣陽雜記》一書窺其梗概。劉獻廷不僅治學志趣宏遠，而且和顏元、李塨一樣注重實踐，對時事形勢頗富遠見卓識。以上是顏元、李塨、劉獻廷一派的學問。 還有一位胡承諾。胡承諾雖出身宋學，卻遠離宋學的空談義理，注重實學。只是他的著作多被遺忘，直到七八年前，在擅長古文的李兆洛的提倡下，才得以復興。如今，他也有了一眾追隨者。 還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乾隆年間以後，清朝研究佛學的風氣盛極一時。羅有高、汪縉、彭紹升、楊文會等人都屬此派。彭紹升至楊文會之間，研究佛教者多為公羊學者。之前說過的龔自珍、魏源、俞樾等人也都研究佛學。彭紹升以前，佛學研究承自明朝高僧雲棲。雲棲雖屬淨土宗，卻主張融淨土和華嚴於一體。近年來又有夏曾佑等人的研究。再到後來的章炳麟時，研究就更廣泛了。有人研究天台，有人研究華嚴。總之，儒家學者紛紛開始研究佛學，可謂一大奇觀。雖然中國歷史上也有儒家學者研究佛教，但他們研究的主要都是禪學，而這時天台、華嚴也都開始流行。雖然也有人研究禪學，但不同於宋明時期的是，這時的禪學主張通過鑽研經籍來做研究。因此，龔自珍等人的禪學研究與明朝時期並不相同。雖然這些別派中也有公羊學者，但整體仍屬宋學別派。以上就是清朝主流學問以外的一些其他學問。 校勘學 再下邊是「校勘學」和「金石學」。這些學問的發展對清代經學，甚至對清代所有學問都有奠基之功，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講講。 所謂校勘學，就是對書本進行校對勘正的學問。古代典籍在流傳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文字訛誤，因此便產生了比照古本、勘正錯誤的校勘學。我在「綱目」中加了一些簡單註解，大家一看便能知其大概。校勘學在清朝風行一時。朱筠曾倡議編修《四庫全書》，這在之前也講過。因此，朱筠自己雖不做校勘，卻可以說是校勘學的發起人。紀昀負責編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甄別典籍之好壞，也是校勘學的大家。 自古以來，學問繁榮之際，學界都會掀起研究經書文本的熱潮。而經書又多有文字謬誤。因此，自漢朝起，為了防止訛誤流傳，經書便被刊刻於碑石之上，立於太學門前。自此，石經問世。這些石經校勘嚴謹，其中的部分文字一直保存至今。只是古代拓本大多散佚，如今留下的只是一些殘片。近來，贊岐[68]的大西見山[69]得到一套宋代拓本。這套宋代拓本是日本首次出現的珍貴拓本。中國的石經研究十分盛行。漢、魏、唐、五代後蜀以及南宋都刻有石經；乾隆帝認為清朝也應刊刻石經，便有了乾隆十三經。由於乾隆十三經是新近刊刻的，無論何處也不見其拓本，所以很遺憾不能給大家一睹真容。這是我的疏忽。本想著這些石經就在北京，隨時能夠看到，就沒將它拓印下來，導致今天無法展示給大家。刊刻這部石經時，彭元瑞奉乾隆帝之命負責考訂經文。因為一些很滑稽的理由，有人對彭元瑞的考訂提出異議，並加以磨毀。此人就是深受乾隆帝寵愛，後被嘉慶帝賜死的和珅。富岡謙藏手上還有當時和珅找人撰寫的攻擊彭元瑞的文章，這可是難得的材料。當時奉命抄寫石經的是書法家蔣衡。田中文求堂[70]藏有蔣衡的書作，今天也陳列在展室。至於漢代刊刻的石經始祖《熹平石經》拓本，我也向大西見山借了出來，放在展室了。 清代校勘學之端緒自此而啟。由於身處太平盛世，為官再高也難建功立業，畢沅、阮元便廣招學者校訂經籍，以圖名聲。而這也為清代校勘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還有很多個人的不懈努力。譬如，廬文弨在校勘方面成就斐然，對清代校勘學有奠基之功。再有顧千里等人，雖然才華出眾，但由於出身貧寒，未能及第，常常寄食於他人門下，以為他人校訂古籍、編寫書稿謀生，留下不朽功績。再後面的黃丕烈、秦恩復、張敦仁等人都是校勘名家，顧千里也曾在他們門下做過食客，助其校刻書籍。陳鱣著有精良的《論語》校勘本。嚴可均和顧千里一樣，也是一名食客。孫星衍既為他人校勘，自己也有著述。曾國藩的幕僚莫友芝名氣很大。他曾得到一本《說文》的唐寫本，將其出版。前些年我在端方[71]那裡看過實物，確實十分精良。近來，陸心源等人在校勘方面的成就也很多。他的兒子後來將其藏書賣給了日本岩崎氏[72]。 和珅 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些書籍也與清代校勘學有關。荻生徂徠門下有個弟子叫山井鼎[73]。山井鼎聽聞下野的足利學校藏有古經書，就長年呆在那裡校訂諸經，最終寫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山井鼎的同窗根本武夷[74]也一同前往足利學校，校定刻印了皇侃[75]《論語義疏》。這兩本書傳到中國以後，引起中國學界很大震動。中國人雖聽聞有些善本傳到了日本，但沒想到日本竟有皇侃《論語義疏》這麼古老的經書，並有人對此進行了研究。因此，《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和皇侃《論語義疏》極大刺激了中國的校勘學。此外，早前傳到日本的還有《古文孝經》《今文孝經》等。但對中國校勘學有奠基之功、引起中國學界極大震動的還數《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和皇侃《論語義疏》。後來，林述齊編錄《佚存叢書》，收集中國久已失散但在日本保留下來的書籍，並以活字刻印使其重現於世。《佚存叢書》回傳中國後，也引起了中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因此，日本校勘學為中國校勘學的發展立下了很大功勞。 端方 中國歷來有藏書、刻書之風。到清朝時，這種風氣尤盛。這裡我只列舉了一些主要代表。這些名人收藏或翻刻之書，對清代校勘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得益於此，清朝學者便依據正確無誤、未經改動的古本開展研究，治學也都研讀原本，不去輕信隨意改動過的文本。以上就是清朝校勘學的大體情形。 金石學 下面我們說說金石學。所謂金，是指青銅器銘文的研究；石則指石刻碑碣的研究。我們之前提過的吳大澂就以金石學開創了小學新派。清朝最早關注金石學的是清學開山之祖顧炎武。顧炎武撰有《金石文字記》一書，主張金石研究對經學和歷史大有裨益。金石學之淵源雖然可以追溯至更早時期，但清代顧炎武對它尤為提倡。自此，人們開始依據銘文或碑文勘正典籍訛誤，為金石學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翁方綱熱衷金石之學，對碑文逐字研究，不肯放過任何一處錯誤。王昶收集歷代碑刻銘文，將其編篡成書。黃易遍訪漢代石刻，並作拓本。阮元幕下的朱為弼、趙魏等人致力於編纂銘文。後來又有張廷濟、劉喜海、張燕昌、翟雲升等人出現。到近來陳介祺、徐同栢、吳式芬時，金石之學尤其是銘文研究大有進步。陳介祺、徐同栢、吳式芬之前，青銅器的鑑定尚不發達。乾隆帝時著名的《西清古鑒》一書雖然水準很高，卻也難免混淆真偽。陳介祺、徐同栢、吳式芬時，器物辨偽、銘文考證風靡一時。後來又有吳大澂和如今仍然健在的劉心源等人加入其中。我的朋友羅振玉也是金石學的名家之一。端方雖不做學問，卻對青銅器興趣頗濃，有為學者提供研究材料之功。端方是政治家，也很有學問。總之，中國的金石學研究對經學和歷史學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再下邊的倪模、初尚齡、鮑康、李佐賢四人都是古泉學家。古泉學是金石學的一個分支。雖與經學研究沒有太大關係，但古泉學對歷史研究大有裨益，在陳介祺時大為盛行。這些人都留下了十分優秀的著作。 此外，金石學近年來又延伸出了許多分支，譬如古印學、璽印學等。璽印學經過演變，又有了封泥學。西方人在信封上封蠟；中國古代則用繩子卷好信，在繩結處用粘土壓住蓋上印記，稱為「封泥」。由於近年來封泥大量出土，封泥研究也盛行起來。中國人起初並不認識這些出土物，後來才知道是封泥。 另外，近年興起的還有羅振玉等人的殷墟甲骨學。中國古代經常利用龜甲獸骨進行占卜，甲骨文就是刻在上面的文字。這是金石學中最古老的東西，距今已有三千年的歷史。1902年我去中國時，還看到了1901年左右發現的甲骨。那些甲骨是在修鐵路進行挖掘時發現的。近年來，羅振玉寫了很多相關著述。甲骨學幾乎成了他的獨家學問。金石學延伸至甲骨學，可見其枝葉之廣。而這些枝葉在學術上又各有貢獻。譬如之前說到的，吳大澂研究金文開創了小學新派；再譬如隨著古代器物與甲骨一同出土，禮學研究愈發盛行。總之，即使在今天，中國學問仍然有很大發展空間。 以上就是中國漢學的大致情形。雖然還有很多別的學派，但清朝的學問以漢學為主。整體看來，漢學歷經變遷，今後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然，這也取決於中國今後的國勢。這些學問傳到日本，在日本更盛行也未可知。一切還不能斷言。總之，清朝學問之繁榮在中國可謂前所未有，學問真正具備學術性也可謂前所未有。這是了解清朝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用了一天時間來講。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