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九講 · 第3講　外國文化的輸入

明朝遠道而來的天主教傳教士 今天我們來講清朝時期外國文化的輸入。 在日本等國看來，中國原本就有自己的文明，所以應該很少受外國文明的影響。實際上，中國這種大國由於國民性不太堅固，所以對待外邦文明也出奇地包容。由於不像日本一樣大肆宣揚國家主義，所以中國吸收外國文明相對自由許多。我們暫且不提遠古時代。僅元朝時期，外邦君主統治中國之時，這種事情就格外多。元朝時期，蒙古在統一中原以前首先征服了西域地區。西域有多種多樣的中亞文明。蒙古人是接觸這些中亞文明以後才來到中原的，所以即使看到極具特色的中原文明，也不會認為它有多閃耀。這樣一來，中亞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元朝時期幾乎受到相同待遇，甚至漢人的待遇反而不及中亞人。與元朝不同的是，清朝雖也是異族統一中國，但滿人還居於滿洲時期就已深受中原文明的影響。且滿人征服中原以前，也只征服了蒙古。所以滿人對中華文明的感服程度，遠髙於元朝時期的蒙古人。可滿人畢竟是外族，有段時期十分熱衷尋求中華文明以外的文明。明末時期，歐洲文明開始傳入中國。明朝萬曆年間，有名的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這並非耶穌教徒第一次來到中國。元朝還在蒙古時期，就有舊教的傳教士去過蒙古。此外，明朝正德年間，已有傳教士不為傳教，而為貿易來到廣東。繼利瑪竇之後，傳教士紛紛來華，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極大影響。從這一點來說，利瑪竇來華很有紀念意義。 來華的傳教士努力學習中國語言，刻苦鑽研中國學問，費盡心思想要找到中國學問與天主教的契合點。最終，利瑪竇等人將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爭取為信徒。綱目中列出的徐光啟就是重要信徒之一。徐光啟，今上海人，是中國著名學者。他曾為利瑪竇做翻譯，鑽研各種學問，後加入天主教，並獲教名「保羅」。當時，天主教士傳教的一大優勢就是，他們曾在歐洲舊教學校學習各種學問，掌握了中國人最匱乏的天文、算術等知識。明末曆法極其混亂。明朝沿用的是元朝曆法。元朝有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叫郭守敬。郭守敬發明的天文觀測儀器現今還保存在北京。本來有兩件保存下來，前些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一件落到法國人手裡，一件落到德國人手裡。法國拿走的那件後來還回來了，德國拿走的那件卻一直沒有歸還。總之，中國現今保存著這件十分精巧的天文儀器。郭守敬是個曠世之才，參考西域通行的曆法，修訂了元朝曆法。1684年至1687年，這套曆法對日本產生了積極意義。日本的曆法十分落後，1684年以前一直使用唐朝曆法。雖然日食、月食極不準確，但仍沿用這套曆法。晚了四百年之後，元朝曆法才於德川時代貞享年間為日本所採用。中國曆法在此之後也屢經變化。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天文歷算之學，曾召集中亞精通蒙語的人從事天文研究，從而奠定了明朝的曆法基礎。明朝直到萬曆年間，沿用的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曆法。然而，這個時期的曆法已經存在很大誤差。最直觀的就是日食觀測。曆書上雖寫有「今天日食」，當天卻沒有日食出現，這種事情時有發生。由於季節不同，常有兩至三天的誤差，所以日食從未在預測好的時間出現。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這套曆法是有問題的。於是，明朝開始考慮改革曆法。而來自西方的傳教士正好通曉曆法計算。雖然這些可能只是歐洲教會學校教授的一般知識，但由於西方傳教士知曉歷算方法，傳授這些知識便成了他們獲取中國人信任的一個手段。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就是傳播西方曆法的主要人物。 利瑪竇（左）與徐光啟（右） 另外，地理學從這時起也取得很大進步。元朝時期，中國對西方地理一無所知。利瑪竇來華剛好是在歐洲地理大發現以後，因此傳教士都帶著最新的知識而來，掌握著十分精確的地理學。利瑪竇來到中國以後，中國才有了《坤輿萬國全圖》。《坤輿萬國全圖》對東方學術貢獻不菲，其中有幾張傳至日本，不過大多輾轉流失，所幸京都大學還有一件保存完好。說幾句題外話，這幅世界地圖對日本德川時代三百年間的學術發展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大家都知道，新井白石是德川中期復興學術的著名學者，博學多識，也很關注時事。新井白石很早就知道利瑪竇的這幅世界地圖。朝鮮使者來日本時，新井白石負責接待的事情十分有名。某次，在與朝鮮人筆談時，新井白石提到利瑪竇有幅《坤輿萬國全圖》，朝鮮人聞所未聞，只好含糊作答。前些年我在朝鮮看過一本記有這段筆談的書。這本書後來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可能在朝鮮總督府上。當時與新井白石進行筆談的可能是朝鮮使者趙泰億。趙泰億的藏品後來被悉數出售，其中也有一些新井白石以及其他日本學者贈予他的詩文。雖然他與新井白石的筆談全不在了，但談及《坤輿萬國全圖》的那頁卻保存完好。或許朝鮮人也對新井白石的見識感到佩服，才特意取這一頁收藏保存的吧。新井白石等人之所以能先於日本，甚至東方各國學者關注世界形勢，很大程度就得益於《坤輿萬國全圖》。如今，朝鮮併入日本，回頭再看這份筆談，也別有一番趣味。 接著我們來看《天學初函》。這本書也與天主教有關。當時的天主教傳教士都很有想法，譬如有人想在中國開辦歐式大學。有本《西學凡》就介紹了歐洲大學的結構體系，包括理科大學教授什麼課程，宗教大學教授什麼課程，醫科大學又教授什麼課程，並表達了作者希望開辦這樣一所大學的願望。後來明朝滅亡，這些想法未能實現。起初，中國人對待天主教的態度很公正。他們認為，天主教拜天與中國祭天是一個意思，天主教就相當於是西方的儒教。很多人也把利瑪竇等人當作西儒，即西方的儒士來對待。利瑪竇一生著述豐富，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去世以後，又有大量傳教士紛紛來華。中國當時出現了很多關於天文學的著述。西方天文學漸漸開始批評中國皇家天文台的錯誤，最終引起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學者之間的衝突。雖然這於儒教並無大礙，但與掌管天文台的天文學家卻有直接利益關係。對他們而言，受到西方歷算學家的攻擊，意味著自己有失職之嫌。因此，中國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學家不遺餘力地進行反擊，與西方歷算學家展開了一場論戰。 《坤輿萬國全圖》 明清時期的歷算學家湯若望以及其他傳教士 明朝末年來到中國的湯若望十分擅長推算天文曆法，曾與中國天文學家發生多次爭論。中國當時已有一些官員相信西洋歷算。湯若望在中國官員的舉薦下，掌管朝廷天文，不過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當時，外行一般很難對專家之間的爭論判別高下。但到後來，外行竟然也能看懂天文領域的專家爭論了。這是通過測算日影實現的。譬如，某月某日正午，立一根幾尺長的杆，計算太陽的影子會有幾尺，算得準不準便一目了然。如此一來，複雜高深的學問就簡單多了。這不失為讓外行看懂其中門道的一個好辦法。湯若望等人為此做了充分準備。由湯若望親自製造的日晷儀今天也陳列在展室，是現居於京都的羅振玉帶來的。只要立起日晷儀，就能根據日影的投射方向來判斷時間，測算十分精確。不過，還有一種外行也能明白的方法，就是剛才提到的立竿測影。西方傳教士在這方面深得人們信任，勢力日漸強盛。但如上所述，直到明朝滅亡，相關爭論也不曾休止。湯若望還一度失勢，鋃鐺入獄。 湯若望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大多熱衷歷算之學，幾乎快要忘記自己的傳教本分。由於傳教環境非常寬鬆，所以各地都有大量傳教士前來傳教。但因為遭到中國學者的攻擊，傳教士一度被驅逐出境。有本名為《破邪集》的書匯編了各種相關資料，收集天主教與中國人之間發生的論爭史實。當時，南京一帶的傳教士雖遭驅逐，卻尋找各種藉口不願回國，留了下來。我手上的這本《破邪集》在水戶刊刻成版，即使拿去問中國人也鮮有人知，或許在中國已經失傳了。 一方面，傳教士因傳教之事慘遭迫害。另一方面，西方歷算被用於明末的明清戰爭當中。傳教士雖為傳播教義而來，卻個個知曉天文，精通器械。明朝政府於是想到，何不讓他們幫政府造些火炮呢？如此一來，傳教士擔起了為明朝鑄造火炮的職責。這些火炮在與清朝的戰爭當中發揮了巨大效力。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起兵滿洲與明朝交戰時，所用兵器皆為弓箭。明朝這邊當然也是弓箭。但由於清朝兵力強盛，明軍不敵，因此清朝先是攻取遼東，後又挺進遼西，入侵遼西大部，直到緊逼寧遠附近。這時，明朝政府才萌生了利用傳教士的想法。奏效最明顯的當數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攻打寧遠一役。當時的守城將領是大名鼎鼎的袁崇煥。近日《大阪每日新聞》上寫道，袁崇煥是袁世凱的祖先，十惡不赦，深受京城百姓憎惡。他去世時，京城百姓爭相分食其肉。袁崇煥死後，其軀體被分食雖確有其事，但此人並非那麼十惡不赦。而且，袁崇煥戰績顯赫，無人能出其右。袁崇煥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向明末皇帝進言，主戰需做好作戰準備，主和也要做好議和準備的人。袁崇煥籍貫廣東，十分年輕，駐守寧遠時不過二十七八歲。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以為只是尋常明軍，一路攻來。起初，袁崇煥偃旗息鼓，清兵如入無人之境。等到清兵抵達城下，袁崇煥點燃西洋人鑄造的大炮，大破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之兵。寧遠戰役的失敗對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打擊很大，甚至有人說他就是因此負傷。一個朝鮮人親眼目睹了這場戰爭，並記下此事。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想不通明軍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強大，鬱郁成疾，含憤離世。總之，袁崇煥這一戰對清朝打擊不小。明朝此番大獲全勝雖離不開袁崇煥的戰略，但頭功還得歸於西洋炮火。後來滿洲打敗明軍，靠的也是西洋炮火。昨天我們講到，山東一帶有人向清朝投降。現今朝鮮西海有一座遠離海岸的島嶼[58]，明朝時期由大將毛文龍駐守。當時降清的就是毛文龍的部下。毛文龍雖為一員大將，卻有點像地痞流氓，手下率領一眾爪牙嘍囉。由於隸屬明軍，所以他們也都裝備火器，經常從背後牽制威脅清朝。毛文龍是個很難纏的主兒。雖然島上駐守兵士不過兩三萬人，但他卻向明朝政府索要十萬人的餉銀。當然，即使按照流氓頭子的作派，他也應該不會把錢都裝進自己腰包。總之，毛文龍當時過著十分奢侈的生活，不時從背後威脅清軍。袁崇煥考慮到作戰需要大量軍餉，有必要對此加以整頓，便將毛文龍叫到現今旅順西部的雙島灣，將他斬殺。毛文龍被斬以後，他麾下的眾多大將都帶著火器投降了清朝。當時，清朝極度重視火器製造，凡可製造火器之人，皆予重賞。如此，清朝也用上了西洋火器，還為它取過一些很奇怪的名字。譬如，人們曾給大炮取名為「紅衣大將軍」。這裡的「衣」字其實本是「夷」字，只是清朝討厭被稱為外夷，才改用「衣」字，意指來自西洋的火器。有了這些火器，清朝得以對抗明軍，直至最終打敗明朝。因此，明末時期的傳教士在中國內部可謂發揮了重大作用。「綱目」所列的馬爾蒂諾·馬爾蒂尼[59]《論韃靼之戰》才得以留傳至今。我們大學收藏的就是當年出版的珍本。這本書對了解當時的情形很有幫助。 袁崇煥 清代的大炮 除以上這些實際事務以外，傳教士在學問等其他方面也對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西洋人來到中國後要學習中文，而中國人也開始學習西洋事務，所以便漸漸有人研究起了音韻學。其實，早在明末時期就有人關注音韻學，還寫了一本《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羅馬字研究漢語發音的著述，由金閣尼所寫，已陳列在展室。隨著翻譯事業的發展，這種學問的重要性日漸凸顯，也得以不斷進步。 如此，西學在中國得到了大發展。進入清朝以後，明朝時期慘遭迫害的天文學家湯若望也迎來了他人生的巔峰。湯若望的歷算之法深得清政府信賴。自清以來的曆法都是基於西洋歷算制定的。利瑪竇、徐光啟、湯若望等人的肖像在基歇爾[60]記述中國情形的著作當中都有，也已陳列在展室。 來華傳教士馬爾蒂諾·馬爾蒂尼 來華傳教士基歇爾 歷算的成功者南懷仁 天文歷算方面，人們越來越信任西法。到康熙帝時，南懷仁取得了巨大成功。前面說過，康熙帝十分熱衷西洋學問，胸懷統一各族的雄圖大志，並不獨尊中國學問。他很尊重中國學問，同時也尊重西洋學問，積極任用洋人。南懷仁深得康熙帝寵信。清朝此前一直使用元朝製造的觀測儀來觀測天象。南懷仁奉康熙帝之命，開始製造新的觀測儀。這些觀測儀現今保存在北京天文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前，觀測儀一直保存完好。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以後，儀器被法國人和德國人掠走。由於德國始終拒不歸還，中國只好做了一個小型觀測儀充數。總之，南懷仁所造的大部分觀測儀一直保存至今。從那時起，中國國家天文台欽天監規定：欽天監監正除中國人擔任以外，必須有一名洋人擔任。這項制度延續至道光年間。也就是說，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清朝的天文制度都規定要選用一名洋人擔任要職。這項規定對中國的一般學問影響極大。最直接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天文、數學。當時的中國學者不僅研究本國數學，而且開始研究西洋算術。梅文鼎的《歷算全書》就是一部中國人研究西洋數學的偉大著作。 來華傳教士南懷仁 南懷仁製造的天文觀測儀 康熙乾隆年間的地理探險以及外交（傳教士的任用） 從重用南懷仁起，康熙帝已經意識到，西洋人比中國人掌握的知識更精確實用，於是打算將其應用於其他學問和政治實務上來。其中，地理探險以及地圖測繪方面的應用最成功。這些都是天文學的應用成果。中國地圖在此之前十分奇怪，粗糙簡略得不成體統。繪圖師基本採用計里畫方的方法，畫一個四四方方類似棋盤的東西，上面填入地名，大體拼湊而成。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天文學不夠發達，學界也從未測量過土地的經緯度。康熙帝時，清政府首次測量土地經緯度，確定主要城市位置；確定土地位置以後，再制定方針，繪製地圖。當然，這些都是西洋人提出的想法。如此，中國終於繪製出了全新的地圖。繪製這幅地圖的過程可謂艱苦卓絕。西洋人中地理測繪方面的專家大量被遣往中國內地、蒙古及滿洲，後來還被遣往中亞。西洋人去不了的地方，譬如西藏，則由西洋人挑選蒙古人中的有識之士，教授簡單的測繪知識，然後將蒙古人遣往西藏，讓西藏人為他們做嚮導，繪製西藏地圖。從那時起，中國地圖才變得精確起來。不僅如此，之後再也沒有出現更好的地圖。也就是說，這時的地圖雖己十分精確，可越往後來，地圖測繪卻越是退步。康熙年間由於任用洋人，中國的地圖得以繪製得十分精確。道光年間的地圖卻一代代地退回到以前那種粗劣的中國式地圖畫法。即便現在，我們要看中國的大致地形時，參考的還是康熙時期的地圖。西洋人也一樣，儘管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書籍，但看中國地形時，參考的也都是舊時的地圖。譬如，法國出版的唐維爾的《中國新圖集》是根據當年分赴各地探險的人們繪製的各地地圖整合而成。京都大學收藏了唐維爾的《中國新圖集》，已經陳列在展室。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也一同展出。這些地圖都是根據滿文記注的中國地圖繪製的。而這些滿文記注的地圖現今也都保存完好。我和小川琢治教授分別在奉天、北京給部分地圖拍了照，今天都陳列在展室。西洋人應該就是以這些滿文記注的地圖為底本，標註羅馬字以後，將其送回了國內。中國也制了漢字版本。康熙年間所制地圖有總圖和分省圖，我們手上只有分省圖。這些分省圖雖然沒有加入經緯度，卻也十分精確。一眼看去，最醒目的就是將山峰繪成了山脈。以前的中國地圖上，山峰只是散亂分布，不會繪成山脈，而康熙時期的地圖卻繪有山脈。不過，這也僅限於康熙時期的地圖。乾隆帝以後的地圖上，山峰又變成了獨峰，沒有連成山脈。所以，康熙時期繪製的地圖相比之下是最好的。這都得益於清政府對洋人的任用。在此之前的中國地圖都非常粗略，滿洲、蒙古一帶的地圖更是如此。雖然可以想像這些地圖有多麼低級，但前些年在北京時，我有幸發現了一幅以前的地圖。當時，為了把地圖全部複製下來，我沒日沒夜地花了三四天，才把地名標好，帶回了日本。大家看看它就能知道以前的地圖有多幼稚，有多不成體統。後來，中國地圖的繪製技術憑著西洋人帶來的知識得以突飛猛進。直到今天，西洋人仍以那時的地圖為準，在中國各地實地測繪，進行完善。可中國國內的地圖測繪日漸退步，直至清朝末年才開始重新研究西洋的地圖測繪方法。總之，當時的地圖測繪取得極大發展，與此相關的東西都已陳列在展室。 西洋人不僅在繪製地圖方面深受重用，還在外交方面得到任用。昨天我們提過，考慮到與俄國打交道時需要用到西洋知識，康熙帝派遣內大臣索額圖前往黑龍江與俄國談判時，還派了西方傳教士徐日升、張誠作為顧問一同前往。中俄邊境所立碑石的碑文當中，除俄文、中文以外，還刻有拉丁文。由此可見，西方傳教士也曾參與中俄外交。 總之，康熙帝在一些重要事務上積極任用洋人。乾隆帝後來也繼續任用洋人，讓他們繪製地圖。不過，乾隆時期國家富庶，比起實務領域，娛樂消遣方面的發展更大。 西洋藝術的應用 一、繪畫 清朝對西洋人的任用突然轉向藝術方面，可謂一大奇觀。康熙年間，西洋技法在藝術方面已有所應用。康熙帝曾命人繪製有名的《耕織圖》。自古以來，中國皇帝都需了解民間疾苦。繪製《耕織圖》也成為表達帝王體恤民情之意的慣例。我們去京都的寺廟時，經常能看到元信[61]的畫。畫作描繪百姓耕種情形，與《耕織圖》比較相像。康熙帝時的《耕織圖》由學習西洋畫法之人——焦秉貞所作。這幅畫的特別之處在於融入了西方透視畫法，使遠景和近景均清晰可見。以前的中國畫透視畫法很不成熟。而焦秉貞的《耕織圖》則採用西洋畫法，清晰表現了遠近縱深。焦秉貞深受康熙帝寵信，畫作無數。只是近年來已經很難看到他的真跡。幸運的是——雖然對中國是個不幸——革命戰亂使這些畫作又重現世間。我們再說《南巡圖》。《南巡圖》描繪的是康熙帝南巡時的情形，用筆細膩精緻，採用遠近法也是其一大亮點。這幅《南巡圖》是羅振玉先生的藏品。此外，由於市面上出現許多西洋畫作，所以研究西洋透視畫法的書籍也開始被翻譯出版。這些都與中國繪畫趨向採用西法不無關係。不過，西畫東漸發生在更早以前。 順序有些亂了，下面我們來看「綱目」中所列的「自然的影響」。之前說過，明末已有大量西洋人來華，並帶來了許多畫。而且，既然是天主教，必然要興建教堂，繪製壁畫。那些精美絕倫的典型的西方壁畫一定也對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其中，受西洋畫法影響最大的就是這裡列出的畫家吳歷。吳歷是清初畫壇六大家之一，極負盛名，畫作多採用西洋畫法。雖然他也有不用西洋畫法的作品，但大多都是西洋畫法。大原先生[62]所藏吳歷的《枯木圖》用的就是西洋畫法，今天也借來陳列在展室中。從吳歷的傳記和別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他與天主教頗有淵源。由於信仰西洋宗教，吳歷還去過有「洋人集中地」之稱的廣東、澳門旅行，留下一本類似見聞記的東西。展室展出一封吳歷寫給王石谷的書信真跡。王石谷是清朝無人可及的大畫家，在當時頗負盛名。從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吳歷是信奉天主教的。書信內容如下：「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違闊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眾，但百年一著，為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為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傾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嘗，虔領耶酥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質。」王石谷並非天主教徒，可吳歷的口吻卻完全把他當成了信徒，可見其信教之狂熱程度。所以他的畫作肯定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響。如今我們有幸一睹畫作的真跡，也是一樁樂事。來到日本的也有一些有名畫家，譬如喜畫觀音的黃檗宗高僧陳賢。看陳賢的畫時，多少能看到一些西洋畫的影響。因此，不僅僅是吳歷，那個時代與西洋人直接接觸的畫家，恐怕多少都受到了西方的影響。 康熙帝南巡 19世紀中期的澳門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總之，康熙帝時期，在皇帝的倡導下，中國人漸漸開始關注西洋畫。不可思議的是，後來西方畫家竟也反過來作起了中國畫。其中有個很有名的義大利人，叫郎世寧。郎世寧是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的人，在中國去世，是中國最有名的西洋畫家。此人傳世作品很多，部分被收藏在京都大學。雖然郎世寧是個西洋畫家，但他在中國生活六十年之久，期間開始學習中國畫，創作中國畫。據中國史料記載，郎世寧多畫中國山水畫。西洋人畫中國畫常常缺少一種中國人叫做「士氣」的東西，而郎世寧的作品則士氣十足，為中國人稱道。不過今天看來，郎世寧的畫作重在寫生，山水畫並不是特別出眾。總之，西洋人學作中國畫也是件新鮮事。郎世寧的西洋畫也很不錯，此處列出的《竹葉亭雜記》中就詳細記載過此事。書中寫道，康熙乾隆時期，大天主教堂共有四個，分別是東堂、西堂、南堂、北堂。其中南堂的壁畫就是郎世寧畫的。壁畫完全採用西洋畫法，遠近縱深表現清晰，人物幾欲浮出畫面。總之，郎世寧熟練掌握西洋畫法，對中國畫也頗有興趣。他深受乾隆帝的寵信，是乾隆帝的御用畫師，奉命畫過許多作品。雖然也有其他西洋人學作中國畫，但郎世寧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中國曆朝都設有畫院。康熙至乾隆年間也仿此例設置畫院，命名「如意館」。皇帝喜歡的畫師都被召到這裡供職，郎世寧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也有畫山水畫或寫生畫的畫師供職於此。清朝畫院在乾隆帝時達到鼎盛。宋徽宗設置畫院之初，出現一種院體風格。明朝宣德年間設置畫院，徵召大量畫師，也畫出一種院體風格。帝王大多喜好消遣遊樂之畫，不求氣韻高雅，富有奇趣，但求畫面精美，生動有趣。因此，即使在繪畫的鼎盛時期，院體畫也多有這種傾向。清朝的院體畫也不例外，形成一種院體風格。民間的山水畫名家不管平常作品如何氣韻高雅，一旦進宮奉命作畫，作品便也成了院體風格。與其他畫作對比來看，畫院裡畫師作品的特點再突出不過了。關於這點，等到講清朝書畫時，我們再邊看畫邊講。總之，西洋人在畫院當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我挑了一些畫院畫家的畫放在展室，以供大家參考。其中陳枚、郎世寧、吳歷等人的畫作都是中國院體畫的一些代表作品。總之，清朝時，中國的繪畫風格受到了西洋藝術的極大影響。 《乾隆帝雪景行樂圖》，郎世寧繪 郎世寧創作的山水畫 二、銅版畫 西方的美術工藝也漸漸影響了中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銅版畫。日本也有從西方傳來的銅版畫。司馬江漢[63]將銅版畫引入日本，開創一種日本畫法，以其妙趣橫生的特點廣為流傳。銅版畫傳入中國則更早一些。中國的銅版畫並非都出自洋人之手。有證據表明，早先的銅版畫雖出自洋人之手，但後來大多由中國人繪製。乾隆時期，銅版畫達到鼎峰。乾隆帝是個好大喜功的人，只要出征某個地方打了勝仗——中國所謂勝仗並不可靠，達成和議往往也叫勝利——就要作詩留念。若是大些的勝利，還要在太學立碑。不僅清朝如此，中國自古以來打了勝仗都要在太學立碑。日本若也如此，一定很有趣。中國有所名為辟雍的太學，打了勝仗一般都會在此立碑告功。清朝時期，乾隆帝打了勝仗，譬如平定伊犁以後，也在太學立了塊很大的碑，記述戰爭經過。不過，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後來不再滿足於在太學立碑告功，開始想用繪畫傳播他的功績。由於傳教士會作西洋銅版畫，乾隆便想用它來宣揚自己的戰功，銅版畫就此興起。今天展室展出的兩幅銅版畫是銅版畫中最早的和新近的作品。最早時期的銅版畫可能出自西洋人之手，因為中國人的衣服畫得很像洋人的衣服，年號也是用洋文寫的。後來，西洋人開始教中國人作銅版畫，漸漸便有了中國人的畫作。因此，道光年間的銅版畫中，面孔成了中國人的面孔，山水也是中國風格。但銅版畫最終還是日漸衰落。我們在展室陳列了一些樣本。銅版畫在中國只是皇帝的一種消遣娛樂，並沒有像在日本一樣普及流行。不過，到底是皇家御製，做出來的銅版畫都十分精美。如此，西洋事物逐漸被中國吸收採用。 乾隆時期的銅版畫《解圍黑河》 《乾隆平定西域得勝圖》 三、玻璃器 下面我們說說尚有諸多疑問的乾隆玻璃。我去問中國學者羅振玉時，他也說不清楚。這些玻璃器物近年在西方極受追捧，大量被出口西洋。我有個朋友中川忠順[64]，去年到今年的這段期間，都在波士頓鑑賞審查美術品。他在那邊看到乾隆玻璃後，也是一頭霧水，搞不清楚。可西方人斷定這些玻璃絕非西洋人所造，而是由中國人在中國造的，將其稱為「乾隆玻璃」。其中也有一些不同年份的製品，但應該都制於康熙至乾隆年間。我也去中國的日本古玩店打聽過，據古玩店的人說，這些玻璃產于山東博山。總之，很多情況直到現在依然搞不清楚，也沒有發現相關記載。反正西洋人認為，那時的中國玻璃比現在的玻璃要精美得多。雖然如今尚有許多疑問，但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實物。 四、音樂 魏源 音樂方面，中國也深受西洋影響。今天我們去中國聽音樂時，最能聽出西方元素的就是洋琴。洋琴的音色並不怎麼好聽。根據史料記載，中國還對西洋音樂做過研究。康熙帝對音樂頗有興趣，曾敕令編纂《御製律呂正義》，對歷代音樂家關於中國樂理中的十二律呂，以及十二調之本黃鐘之宮的爭論下了定說。因為這時已有西洋人來華共同參與研究，所以《律呂正義·續編》當中還論及西方樂理知識。中俄外交時任用過的葡萄牙人徐日升就精通音律，將西方樂理傳入了中國。他把弦音高低與聲音高低的相和稱為「和聲」，以此為基準論述樂理。此後來到中國的義大利人德禮格也很精通音律。這兩人的理論大體相同，並無二致。除闡述樂理之外，《律呂正義·續編》還詳細記述了西洋音樂的記譜方法——從如何畫橫線到如何標記西洋音樂中的符號——可謂事無巨細。由此可見，康熙帝時已經有了研究西洋音樂以供中國參考的想法。除皇家研究以外，民間也有人對西洋音樂抱有興趣。譬如著有《聖武記》的著名歷史學家魏源。為研究西洋事務，魏源曾前往澳門。日本人學習洋務去長崎，中國人則去澳門。魏源去澳門以後，在一個西洋人家裡做客時，有一個眼神清澈的外國女孩為他彈奏了一首鋼琴曲，令他嘆服不已。他為此還作了一首長詩。可見，魏源是個很新潮的人。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如何，但他確實深深為西洋音樂所折服。較之皇家的研究，這些研究可能更使西洋音樂真正走進了中國。不過，如今的中國音樂還是純粹的中國音樂。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國這種古老的國家，即使研究外國事物，也只會將其內化成自己的東西。雖謂之研究，卻也只停留在興趣層面。 五、數學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說說數學。我對數學一竅不通，所以可能講得不是很清楚。之前說過，在西洋數學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很多數學著作。道光年間，有位西洋數學造詣很深的大數學家，叫李善蘭。近來研究西洋數學的著作，大多是由他翻譯的。其實，除數學家以外，西洋數學對中國的歷史學家和經學家也影響巨大。西洋數學盛行之際，需要研究天文歷算的經學家和歷史學家也無不對它加以留意。因此，中國學者中不乏數學造詣頗深的歷史學家和經學家。譬如歷史上的長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邀請，在不遠萬里前往中亞覲見的途中看到了日食。中國的歷史學家已經開始嘗試據此計算當地的經緯度，判斷那次日食相當於歷史上的哪次日食，進而考證其地理位置。諸如此種，其他領域也受西洋數學影響頗多。中國人向來注重面子。為了證明不只西洋有數學，中國古代也有數學，清朝還興起了研究中國古代數學的風氣。一時之間，不夠發達的中國古代數學獲得一片叫好聲。 數學領域大家輩出的同時，鴉片戰爭的爆發使林則徐等人開始關注西方。《瀛寰志略》隨之問世。《瀛寰志略》在日本也廣被翻刻。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對西洋的認識大多來自此書。《海國圖志》也對日本人了解西方起了巨大作用。另外，經小川琢治教授提醒，今天展室還展出了一些地質學方面的書。這些書籍都是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關注西方的成果，大都被翻刻成了日文，極大地推動了日本對西方的研究。所以，日本西洋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離不開中國的這些書籍。 李善蘭 林則徐 六、兵器 下面我想稍微講講兵器。清朝末期，李鴻章為平長毛之亂，僱傭英國將軍戈登率軍作戰，便使用了西洋兵器。自此，西洋兵器才傳到了各地軍中。不過，清朝也因這些兵器而亡。明朝時期，明軍使用的西洋兵器後被敵軍所用，導致明朝滅亡。而清朝也是由於使用西洋兵器，致使湖北一帶暴動，最終走向了滅亡。 戈登 七、中日採用西法之異同 其次所列為「中日採用西法之異同」。首先我要說明的是，雖然中國自古以來都積極吸收西洋文明，但始終難以將其融入本國學問，進而形成中國人的思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外來思想的吸收。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方式方法的問題。日本廣泛吸收西洋文明始於幕府第八代將軍時期。與中國一樣，日本最先引進的西方文明也是天文歷算。之後，西洋學問開始在民間盛行。在中國，數學這些形而上的東西更盛行，而在日本則是醫學、實驗科學更發達。杉田玄白[65]等人的積極倡導為今日盛行的西學奠定了基礎。這些先行者多為醫生。後來許多醫生還搞起了副業，旁及地理學、兵學等。所以，德川幕府末期，醫生成為兵學家的事情常有。他們從事的方向甚為廣泛，但根本還是醫學。這就是中日之間的不同之處。在中國，西洋歷算、藝術的吸收由君主的個人好惡決定，與百姓實際生活中的需求相去甚遠。而在日本，雖然學習西法同樣始於歷算，但民間學者很快便參與其中，開始從事與人們生活關係密切的醫學研究。也就是說，西學是從實用領域傳入日本的。可能正是這一點，才使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容易接受西方人的思想。當然，日本不像中國擁有根深蒂固的文明，所以可能更容易接受外來思想。但西法採用方式的差異也是造成其不同結果的一大原因。文明在中國只屬於君主、貴族等上層社會。這些人並不看重實驗科學這些人們生活中所必需的東西。無論百姓過著如何貧困生活，貴族階層都不大可能關注。他們只會習以為常地研究數學這些接近空想的學科。而在日本，學者大多都是窮人。只有蘭學[66]算是依靠大名的保護髮展起來，貴族才多一些。相比之下，中國民間不僅不向學問，反而認為做學問是極為煩瑣、令人生厭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國才會天文數學一枝獨秀，人才輩出；經學史學略受影響；而根本的國民文明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時至今日，西洋文明在中國依然偏屬於上層社會，與下層人民關係不大。而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採用始於醫學，對人民的根本生活產生了廣泛影響。因此，西洋之優秀文明使日本文明得以改頭換面。這就是中日之間的不同之處。今天就講到這裡，明天開始講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