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講義 · 第四章 嘉、道守文
第一節 內 禪
乾隆間，高宗常自言：踐阼之初，即以周甲歸政告天。至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永琰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為嗣皇帝嘉慶元年。
高宗遵世宗家法，不立太子，惟密定皇儲，緘名於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後。始於乾隆元年，密定元後孝賢皇后所生皇二子永璉為太子。三年殤，追贈為皇太子，諡端慧。時仁宗未生。至三十八年，仁宗生十四歲，被密建為太子。至六十年九月辛亥，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啟密緘，立為太子，並命太子名上一字改書顒字，是為嘉、道兩朝帝諱自避習用字之始。
丙辰元旦，舉行授受大典。帝侍太上皇帝詣奉先殿堂子行禮，遣官祭太廟後殿。太上皇帝御太和殿，親授帝寶，帝跪受寶。太上皇受賀畢還宮，帝即位受賀，奉太上皇帝傳位詔書，頒行天下，覃恩有差。太上皇帝以寧壽宮為頤養之所。太上有所行幸，帝必從。帝聽政，必御乾清門；在圓明園，則御勤政殿。三年之中，太上訓政。當乾隆之季，高宗倦勤，和珅用事，帝之得立與否，和珅頗有關係。既受內禪，高宗已稱太上，耄而健忘，和珅頗能左右其意指。清世所傳如是，然無正大之紀載。及閱《朝鮮實錄》，頗足徵實。節錄如下：
朝鮮《正宗實錄》：二十年，即清嘉慶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見回還進賀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寧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誠勤，譽聞遠播雲，然否？」秉模曰：「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李秉模於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馳啟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禮部知會，詣圓明園。午後，與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長閣。太上皇帝出御閣內後，入參內班。禮部尚書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閣老和珅宣旨曰：『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你們回國問國王平安。道路遙遠，不必差人來謝恩。』……黃昏時，太上皇帝從山高水長閣後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隨之。又令臣等乘舟隨後。行數里許下船，入慶豐園，太上皇帝御樓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設雜戲賜茶，使內侍引臣等乘雪馬行，一里許下岸，仍為引出退歸。……臣等使任譯問：『從今以後，小邦凡有進奏進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進一度耶？』答云：『現今軍機姑未定例，當自有文書出去』雲。申後，禮部又送上馬宴桌於館所。二十六日，禮部知會有傳諭事件，年貢、慶賀各該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時，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與任譯詣禮部，則員外郎富森阿謄示傳諭事件，以為賀使帶來三起方物，業經欽奉敕旨，移准於下次正貢。再現奉敕旨：『此後外藩各國，惟頒查照年例，具表齎貢，毋庸添備貢物於太上皇帝、皇帝前作兩份呈進。』云云。」
據此，則內禪以後，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為出納帝命之人，對外使且然，一切政務可想。但多一已顯明之嗣皇帝，到處侍游侍宴，以全神貫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為仁宗動心忍性之日。
又：二十一年，即嘉慶二年，二月十七日戊子，冬至正使金思穆、副使柳 在燕馳啟曰：「臣思穆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追到燕郊堡，與副使臣，書狀臣翊模，會竣使事間，於皇帝宴戲，輒進參。太上皇召至榻前，親酌御酒，凡三賜之，又頻賜食物，命撰進觀燈詩。臣等各制七言律詩一首以進，賜緞匹筆墨。圓明園宴時，太上皇使和珅傳言：『爾還以平安以過，傳於國王。』又問曰：『世子年紀幾何？』臣等對曰：『八歲矣。』又問：『已經痘乎？』臣等對曰：『未也。』」
又：二十二年，即嘉慶三年，二月十九日癸丑，冬至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馳啟：「臣耆與書狀官洪樂游十二月十八日入北京，陪表咨文詣禮部。清侍郎多永武率諸郎官依例領受後，臣等退歸南小館。二十一曰，太上皇帝觀冰戲。禮部知會，詣西華門外祗迎。太上皇帝乘黃屋小轎，到臣等祗迎處，使閣老和珅傳旨曰：『國王平安乎？』對曰：『平安。』又問：『一國安乎？』對曰：『安。』太上皇帝入西苑門，仍令臣等隨來，伺候於瀛台近處。有旨賜食，引臣等一行，坐於殿門檐階上，俱賜飯桌。又賜臣等御桌上克食。少頃，太上皇帝出御兩龍雪馬，設冰戲，臣等亦隨後觀戲。二十三日，賜臣耆及書狀官鱘、鰉魚各一尾。臣文淳一行，則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到燕京。二十六日，賜臣等書狀官回回葡萄各一小袋。二十九日，皇帝行太廟歲暮袷祭，因禮部知會，臣等等待於午門外。皇帝乘黃屋小轎，侍衛甚簡，出自午門，臣等祗迎。黎明，皇帝還宮。良久，自內賜臣等克食及鹿肉、鹿尾，仍令退歸。三十日，設年終宴於保和殿，臣等兩人共一桌。少頃，皇帝先出御殿，候太上皇帝升殿御榻，皇帝別設小榻，西向侍坐。樂作進爵，文武官亦皆陪食。又饋臣等酪茶一巡。禮部尚書德明引臣等進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舉御桌上酒盞，使近侍賜臣等。宴罷退歸，又賜臣等及書狀官榴、柑各一桶，又自內務府頒送宴桌二座，此則朝宴所受之桌雲。又自光祿寺輸送歲饌桌於臣等及書狀官。今年正月初一日，因禮部知會，臣等與書狀官及正官等，詣午門前伺候。皇帝乘黃屋小轎幸堂子，少頃迴鑾，鳴鞭動樂。太上皇帝御太和殿，皇帝在殿內西向侍坐。文武官循序趨入。臣等隨入殿庭，立於西班末琉球使臣之右，行三跪九叩禮。太上皇帝旋即還內，又鳴鞭動樂。皇帝御太和殿，文武官及臣等行禮，一如初儀。禮畢退出。初五日，皇帝幸天壇，行祈谷大祭，臣等詣午門前祗送。初六日迴鑾時，當為祗迎，而是日太上皇帝與皇帝幸圓明園，兩處迎送，謂難兼行，禮部只以太上皇帝動駕時祗迎之意知會，故臣等與書狀官俱詣三座門外伺候。日出後，太上皇帝乘黃屋小轎，到臣等祗候處，顧盼而過。須臾，皇帝坐馬而出，御乘鞍具，皆用黃色，左右若干官，騎馬侍衛。初十日，臣與副使同往圓明園，住接閭舍，則聞已前期設蒙古帳幕于山高水長之前雲。十一日，通官引臣等入就班次，太上皇帝乘黃屋小轎而出，臣等祗迎後，太上皇帝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動樂設雜戲，親王及蒙古王以下，俱賜宴桌。臣等兩人共一桌，饋酪茶一巡。禮部尚書德明引臣等詣御坐前跪，太上皇帝手舉御桌上酒盞，使近侍賜臣等。宴訖，太上皇帝乘轎還內，皇帝跟後步還。內務府預設賞賜桌於帳前左右，頒賜親王以下及各國使臣。臣文淳錦三匹、漳絨三匹、大卷八絲緞四匹、大卷五絲緞四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臣耆錦二匹、漳絨二匹、大卷八絲綢三匹、大卷五絲綢三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歲初設宴於紫光閣，例有此賞賜。今年不設紫光閣宴，故移給於蒙古幕宴。而琉球使臣賞賜亦如臣等。通官以太上皇帝特旨，引臣等進詣正大光明殿內，俾觀左右鰲山，行中譯員之黑團領
者，俱為隨入，琉球使臣亦許觀光。此則近年未有之事。自殿內至檻外，皆鋪花紋玉石。鰲山制樣，則正大光明殿內東西壁俱有層桌，桌上作五彩蓬萊山之形，岩壑高闊，樓閣層疊，珍禽奇獸，琪樹瑤花，雜遝焜煌，不可名狀。內設機關而外牽繩索，則仙官奼女，自谷而出，繡幢寶蓋，從天而降，扃戶自開，人在其中，急灘如瀉，帆檣齊動。桌下圍以小帳，帳內設樂器，機括乍搖，止作如法，其聲俱是笙管絲鍾。臣等退出後，由禮部知會，撰進觀燈詩，以『上元賜宴觀燈』為題。臣等各制七律一以進。十二日朝，禮部還給前詩，又送他題，而以『承恩宴賚觀燈恭紀』為題。此則昨進詩未登徹，旋更出題雲。故臣等又制七律一以進。琉球使臣亦應制。十四日，擬設燈戲于山高水長，以風緊姑停。十五日朝，先設放生戲，又賜宴於正大光明，通官引臣等入詣殿楹外。太上皇帝升殿，皇帝西向侍坐，動樂設戲，各賜饌桌及酪茶一巡。禮部尚書德明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手舉御桌上酒盞，使近侍賜臣等本班。又賜御桌一器，印花長餅及一盤豬羊。須臾，太上皇帝還內，皇帝隨入。罷宴，通官來傳禮部言：「進詩使臣今當受賞，可留侍。』退待正大光明外門。臣等在東，琉球使臣在西。禮部侍郎多永武傳授御前加賞蟒緞一匹，大小絹紙四卷，福字方箋一百幅，筆四匣，墨四匣，硯二方，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臣等處各賞大緞一匹，絹紙二卷，筆二匣，墨二匣。琉球國王及使臣，賞亦如之。亦設燈戲于山高水長，皇帝於前侍坐，設角牴戲，賜酪茶一巡，饋果盒及豬羊肉鹿尾盤。又以元宵各一器，遍及臣等及從人。次第設燈火雜戲，西洋鞦韆，炮 埋火謂焰火尤轟烈如雷響，煙焰漲空。十六日歸館。十九日更詣圓明園。飯後，通官引臣等山高水長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傳言曰：「你們還歸，以平安以過之意，傳於國王。」臣等叩頭退出班次，各賜酪茶一巡，果盒餅肉之饋，燈戲炮具之設，一如上元宴。幾畢，皇帝先入。宴畢後，太上皇帝入內，禮部官皆退。宦侍手招通官，引臣等隨入山高水長閣內，從後門出，逶迤數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黃屋小轎，載於小船，船上從官不過四五人。時已昏黑，而無燭炬，但有一人以火筒從岸前導，明照左右。筒制以土，外施繪彩，內裝火藥，節次火沖光燭地，似因火禁嚴故。臣等乘小舟從行，琉球使臣亦隨入。其地極深嚴，兩岸皆造山，間有石假山，山亭水閣分六所。舟行幾一里，始泊岸而下，即慶豐園也。皇帝先候於此，侍坐如儀。御屏則紙塗而黃其中，每層安架，燃燭晃朗。前設燈架如屏，而高廣倍蓰。燈架左右俱設燈棚，如白塔形，下廣上尖，四面燈影不可數計。仍賜閣老以下及臣等酪茶一巡，設雜戲於庭前。少頃罷宴，隨入朝官不過數十人。臣等退出，又乘小舟順流下，登岸步行一帿場所謂一箭之地，此是正大光明之後也。仍為出來當即由此而出。二十四曰，因禮部知會，臣等與書狀官及正官等，詣午門前領賞御前年例。回送禮單外，萬壽聖節表緞四匹，里綢四匹，妝緞三匹，雲緞三匹，豹皮七十張，馬一匹，玲瓏鞍 全部，一體祗受。逢授於上通事處，使於臣等復命日，同時呈納。琉球使臣二十五日另領賞。」
乾隆末，荒於游宴，具見《朝鮮實錄》。至授受禮成，太上既自命倦勤，又率帝般樂怠傲，稀御幾務。時禁旅苦戰苗疆，白蓮教紛擾川、楚，天下不謂太平，而視為癬疥，戲愉之態，不為貶損。國史所不詳，屬國陪臣目擊之紀載，足盡當日訓政時情事。
又：三月二十二日丙戍，冬至書狀官洪樂游進聞見別單，中有兩款，關太上皇帝及皇帝情狀：（一）太上皇帝容貌氣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劇。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於舉行，而和珅之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一）皇帝平居與臨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開經筵，引接不倦，虛己聽受。故筵臣之敷奏文義者，俱得盡意。閣老劉墉之言，最多採納，皇上眷注，異於諸臣。蓋墉夙負朝野之望，為人正直，獨不阿附於和珅雲。
和珅之權加重，乃由太上之記憶力益衰，和珅不過為傳太上意旨之人，所傳之真不真，無從質證，不得不畏而奉之，則其對嗣君，不暇計自全之道，假借一時而已。嗣君於政事雖沉默，然講筵猶可擇人自近，其韜晦之程度，不過至不敢預政而止，未嘗至自飾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盡傾陷，則亦非大奸慝。惟乘太上之耆昏而專擅，亦未嘗顧及後禍矣。
又：二十三年，即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辛巳，冬至使李祖源、副使金勉柱，以清太上皇帝崩逝事，及儀注一度，同封馳啟：「……十二月十九曰到北京，直詣禮部呈表咨文，住南小館。二十八日，禮部知會臣等一行詣鴻臚寺，演元朝朝參禮。暹羅使臣同演。二十九日，皇帝幸太廟，禮部知會接駕。五更進午門前祗迎，暹羅使臣亦祗迎，在臣等下。禮部尚書紀昀押班。待皇帝還宮，臣等仍祗迎。少頃，以太上皇旨，引臣等入重華宮。太上皇御漱芳齋，引臣等進前，傳諭曰：『國王平安乎？』臣等謹對：『平安。』仍命臣等退就班次。暹羅使臣亦參班。設宴觀雜戲。三十日，設年終宴於保和殿。禮部知會，曉詣保和殿，坐東陛上。平明，皇帝出御殿內，舉樂設戲，進饌獻爵。賜臣等饌二人共桌。禮部尚書德明引臣等進御榻前跪，皇帝手賜御桌上酒，臣等受領。少頃，皇帝入內。本年正月初一日五更，臣等詣乾清門外等候。天明，皇帝率三品以上行賀禮於太上皇帝。殿庭狹窄，諸王、貝勒門內行禮，三品官及外國使臣門外行禮。禮畢，臣等由右上門至太和殿庭。少頃，皇帝出御太和殿受賀。三品以上官至外國使臣，行三拜九叩禮，一如太上皇帝前賀儀。蓋太上自昨冬有時昏眩，不能如前臨朝雲。初三日卯時，太上皇帝崩逝於乾清宮。戌時，儀注來到，主客司移付。以朝鮮、暹羅使臣等處各頒大布一匹，隨時成服。初四日昏後，禮部知會朝鮮、暹羅使臣等，每日辰、午、申三時，赴景運閣隨班舉哀。初五日黎明，臣等詣景運門外，參辰時哭班。留待午時，禮部以皇旨，引臣等及正官一人，入乾清宮魂殿門外，暹羅使臣亦同入。午時參內哭班，仍退待景運門外。申時又參內哭班，退歸。初六日黎明，又入乾清宮，參三時哭班。在辰時前，以皇旨頒鹿肉三斤，似是解素之意。……初七日……傳訃敕使始差出。上敕散秩大臣侯漢軍張承勛，副使則內閣學士滿人恆傑，通官一大倭克精額，二大太平保，副大倭升額，一次繼文，二次保德。自禮部派定。起程日尚未的定。儀注一度，同封馳啟。」
太上崩在正月初三，前數日歲杪時，猶及見太上臨御問對，其使臣歲幣事宜及成服禮節，不關當日事狀者從略。朝鮮國中猶稱中國敕使為北使，且以成服禮隆重為恥，對故明久而猶慕戀不已，對清則終以夷狄視之，此則直到朝鮮亡國猶然。特乾隆時累記宮庭之富盛，稍異以前詛咒薄菲之口吻耳。
太上有遺誥，朝鮮於敕使到日，敕中即遺誥之文，然不見於《東華錄》。《東華錄》決不肯遺此冠冕文字，其不載，當是《實錄》所本無。遺誥中自述功德，《東華錄》於上諭中述之，即緣以奉上尊諡，而於當日未蕆之軍事，遺誥中作鋪張粉飾之語，上尊諡諭中不之及。別一諭則直發其欺蔽皇考高年之罪，以歸責於將帥，是與遺誥不侔。可見太上初崩，在廷之舉措，旋即有所改正。此與和珅之得罪，皆朝局之小小翻覆也。
《朝鮮實錄》：三月初二日庚申，幸慕華館迎敕，還御慶熙宮，宣敕於崇政殿。敕書曰：「奉天承運，太上皇帝誥曰：朕惟帝王誕膺天命，享祚久長，必有小心昭事之誠，與天無間，然後厥德不回，永綏多福。是以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於天心。誠知夫持盈保泰之難，而慎終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蒼鴻佑，列聖貽謨，爰自沖齡，即蒙皇祖鍾愛非常，皇考慎選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來，日慎一日，當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豐亨之見。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此數事者，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數十年來，嚴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壇大事，躬親展恪，備極精禋，不以年齒自高，稍自暇豫。中間四詣盛京，恭竭祖陵。永惟創業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歲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對章奏，從無虛日。各省雨暘豐歉，卻縈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頻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佑，海宇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滅。凡此膚功之疊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經事日多，祗懼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謂已洽已安稍涉滿假也。回憶踐阼之初，曾默禱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紀年之數。其時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預料六十年時日方長，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數。乃荷昊慈篤祜，康強逢吉，年躋望九，親見五代玄孫，周甲紀元，竟符初願。撫衷循省，欣感交加。爰於丙辰正朝，親授璽皇帝，自稱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為頤養高年計也。是以傳位之後，朕日親訓政，蓋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優遊頤養，則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惟不忍，實所不敢。訓政以來，猶日孜孜，於茲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伙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比歲寰宇屢豐，祥和協吉，衷懷若可稍紆，而思艱圖易之心，實未嘗一日弛也。越歲庚申，為朕九旬萬壽。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內外大臣等，預請舉行慶典，情詞懇切，實出至誠，業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躋上耋，諸福備膺。皇帝合萬國之歡，申億齡之祝，固為人子、為人臣者無窮之願。然朕之本衷，實不欲侈陳隆軌，過滋勞費。每思《洪範》以考終列五福之終，古帝王躬享遐齡，史冊相望，終歸有盡。且人生上壽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滿許期頤，亦瞬息間事。朕惟莊敬日強，修身以俟，豈尚有所不足而奢望無已。朕體氣素強，從無疾病。上年冬臘，偶感風寒，調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歲正朝，猶御乾清宮受賀。日來飲食漸減，視聽不能如常，老態頓增。皇帝孝養盡誠，百方調護，以冀痊可。第朕年壽已高，恐非醫藥所能奏效。茲殆將大漸，特舉朕在位數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貽來葉。皇帝聰明仁孝，能深體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託得人，實所深慰。內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職，精白乃心，用輔皇帝郅隆之治，俾億兆黎庶，咸樂昇平。朕追隨列祖在天之靈，庶無遺憾矣。其喪制悉遵舊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輟。特茲誥誡，其各宜遵行。」
此遺誥於嗣君初無牴觸，而官書竟不載。細繹仁宗諭旨，於剿匪軍事，詞氣與此迥殊。匪焰方張，距蕆事之期正遠，遺誥先作自欺欺人之語，仁宗殆覺其可愧，故於《實錄》去之。檢太上崩日，諭旨欲行三年之喪，諭有云：「服制一節，欽奉皇考遺詔，持服二十七日而除。」此三句即根據遺誥而來，是必有一遺詔也。此詔頒之屬國，而卒不入《實錄》，其於應述功德，改用上諭，即在太上崩逝之日。諭云：
自古帝王，功德顯著，並有隆稱懿號，昭垂萬世，典至巨也。我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極六十年，撫御萬邦，法天行健，遇郊廟大祀，必親必敬。崇奉皇祖妣孝聖憲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彌隆，尊養備至。綜覽萬幾，愛民勤政，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災，蠲貸兼施，以及築塘捍海，底績河防，所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披覽章奏，引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法。禮勛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部，闢地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獻馘，余若緬甸、安南、廓爾喀，僻在荒服，戈鋌所指，獻贐投誠。其台灣等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殲除。此十全紀績，武功之極於無外也。
自此以下，言其詩文全集之富，開四庫，刊石經，集石鼓文，復辟雍制，研六律，纂群編，乃言文德，為遺誥中所未定。其以上則皆遺誥語而渾括之，遂以此代遺誥。而剿匪事則於次日癸亥，別發一諭，正是不以遺誥為然之意。諭云：
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天威遠震，武功十全。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部落，無不立奏蕩平。若內地亂民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不過數月之間，即就殄滅。從未經歷有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兩之多而尚未蕆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為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即如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其自軍營回京者，即平日窮乏之員，家計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實有祭祖省墓之事，不過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此皆朕所深知。可見各路帶兵大員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積弊。試思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幾，豈能供無厭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屢次奏報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於無奈，為賊所脅者。若再加之朘削，勢必去而從賊。是原有之賊未平，轉驅民以益其黨。無怪乎賊匪日多，展轉追捕，迄無蕆事之期也。自用兵以來，皇考焦勞軍務，寢膳靡寧。即大漸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遺訓。仰窺聖意，自以國家託付有人，他無可諭。惟軍務未竣，不免深留遺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軍務一日不竣，朕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臣，同為不忠之輩，何以仰對皇考在天之靈。伊等即不顧身家，寧忍陷朕於不孝，自列於不忠耶？況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任意虛糜坐耗，日復一日，何以為繼？又豈有加賦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申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旨，亦未懲辦一人。即如數年中，惟永保曾經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釋放。其實各路縱賊竄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獲，即鋪敘戰功。縱有挫衄，亦皆粉飾其辭，並不據實陳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將吉祥之語入告。但軍務關係緊要，不容稍有隱飾。伊等節次奏報，殺賊數千名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若稍有失利，尤當據實奏明，以
便指示機宜。似此掩敗為勝，豈不貽誤重事？軍營積弊，已非一日。朕總理庶務，諸期核實，止以時和年豐、平賊安民為上瑞。而於軍旅之事，信賞必罰，尤不肯稍從假借。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大小各員，均當滌慮洗心，力圖振奮。期於春令，一律剿辦完竣，綏靖地方。若仍蹈欺飾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惟按軍律從事。言出法隨，勿謂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諭，而遣使頒發遺誥自遠在其後。是在當時並不隱藏遺誥。雖與諭文牴觸，未計及也。惟可知遺誥乃寧壽宮所出，和坤等所定。又證以諭中言「大漸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遺訓」之說，則遺誥本非實有太上親筆，與歷來遺詔出於顧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轍。本非仁宗所預知，後遂刪去亦不為嫌也。所云 「伊等以皇考高年，惟將吉祥語入告」，明揭前日欺飾之源。又雲「朕心以時和歲豐、平賊安民為上瑞」，明不以捏報吉祥語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與昔日處分張廣泗、訥親等時，作用大異。一和珅得窺其旨，將帥皆從而附和之。仁宗時年已四十，猶自稱幼主，蓋憤於和珅、福長安輩，以太上舊臣相臨也。
《朝鮮實錄》：三月三十日戊子，書狀官徐有聞進聞見別單，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銜，仍命與福長安晝夜守直殯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學士劉墉、吏部尚書朱珪。珪則為珅中傷，方巡撫江南。乃於初八日，下珅於刑部獄，數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為太上崩之明日，《東華錄》不書免和珅兩職事。至初八日丁卯，乃書以科道列款糾劾，奪大學士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職，下於獄。《史稿本紀》從之。下獄時乃奪和珅大學士職。初四日先奪兩兼職，不相牴觸，但可補史之略。至數珅二十大罪，《東華錄》所紀，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諭：「苫塊之中，每思三年無改之義。皇考簡用重臣，斷不輕為更易，獲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經科道列款參奏，實難刻貸。是以於恭頒遺詔日，即將和珅革職拿問，臚列罪狀，特諭眾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拿問和珅，亦即於是日頒遺詔，是明明有遺誥也。所云「臚列罪狀，諭眾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糾參，由王念孫為倡，見念孫《本傳》，原疏未見。蓋罪狀經上諭乃明，並非言官所盡知也。先以糾參而拿問，繼由王大臣鞫訊，和珅供認，乃有十一日之諭。諭中已言：「鞫訊供認情事，著通諭各省督撫，令將已指出各款，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各據實復奏。」至十五日，直隸總督胡季堂復到，再奉諭始定為二十款。和珅《本傳》遂以宣布罪狀為在十五日，其實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泄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可見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為大罪，不受和珅之籠絡。和珅以仁宗韜晦，疑為庸碌無能，故以擁戴為功，冀邀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親政之日。此見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國史》具詳，今可不贅。十八日，賜和珅自盡，史文遂以諭宣罪狀為在其日，官書蓋未若《朝鮮實錄》能詳現狀矣。
徐有聞聞見別單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為郡王者，及婢妾奴僕，並時囚系，封門孥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別業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孫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寶玩山積，過於王府。皇帝初欲剮殺之，皇妹之為珅子婦者，涕泣請全肢體，屢懇不止，大臣董誥、劉墉亦乘間言曾任先朝大臣，請從次律。正月十八日，賜帛自盡。珅臨絕作詩曰：「五十年來
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汛含龍日，認取香菸是後身。」
遂縊而死。
和珅有婿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詳其人。雖經囚系，亦必旋釋。和珅之獄，概未株連。仁宗初年，亦由操心慮患而來，故頗有意識，不甚為過當之舉也。和珅姓鈕祜祿氏，正紅旗籍文生員，由其高祖尼牙哈那軍功襲三等輕車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衛。四十年冬，始遷乾清門侍衛。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戶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總管內務府大臣。自此遍歷重職，且為翰林院掌院，四庫館正總裁，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累次。蓋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當充乾清門侍衛，即一見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議者也。臨絕作詩，似偈似謠，不甚可解。或謂水汛含龍，似用夏後龍 故事，為孝欽禍清之兆。香菸後身，孝欽或有菸癮，而和珅於嘉慶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當時能吸洋菸者為絕少，至咸、同、光則不足奇。但以此為讖，直謂再生做亡清之禍首，以報身仇耳。此無稽之談，姑存軼聞。其解說則朋輩酒間，拈《朝鮮實錄》此則而推測之詞也。和坤籍沒清冊成專案，今已印行，詳故宮《文獻叢編》。
別單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來，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請皇旨，則輒不省，曰：「惟皇爺處分，朕何敢與焉。」是以坤亦恣行胸臆。至是，處置明決，眾心悅服。又下一諭，以為重治珅罪，實為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貸。初不肯別有株連，惟儆將來，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自有此詔，平日之趨附和珅者，始無疑懼之心雲。
清代兩權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貪黷亂政之罪。和珅之貽誤軍國，正為貪黷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別言之，不過不欲株連，以此開脫行賄者耳。聖祖之於明珠，一經發覺其罪，即授權言官，使振綱紀。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養成大患，免其閣職，仍獲以內大臣效用。於所寵愛，保全實多。高宗自謂英明，方之聖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無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恆足為禍。梁武、唐明，其晚節頹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參明珠，直聲振天下，實由高士奇受聖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為定稿乃上。見李光地《語錄》。且云：「這樣龍、比，很容易做。」然則聖祖之不欲自示聰明，而以風節成就台諫，尤不可及也。
第二節 嘉慶間兵事（一）——三省苗
乾隆末葉，以十全武功自誇大，吏治不飭，滋生變端。得清強長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親、旗下貴介，藉以侈其專征之績。輕調重兵，但張聲勢，不求其肯綮所在。費繁役困，迭殞重臣。草草告蕆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賢有司，而後真有措手之道，歷十餘年乃大定。絕非高宗所信賴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見人君驕侈偏私，雖富強無益於事。嘉慶初平苗一事，官書侈福康安之功，於事實正相反。此亦盛極而衰之一徵象。守文之主，尚能補救於用人之際，盡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為清代平內亂中最有意義之一事。
乾隆間，國威遠震，視邊裔蠢蠢之民，較腹地編氓，尤為魚肉。苗介湘、黔山中，環以鳳凰、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營汛相望，其馭苗也，隸尊如官，官尊如神。民與苗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軍民，各肆其虐。苗無所控，鋌而走險。高宗未嘗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懸，卻急謀私親之封拜。《國史》載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餘年來，讀史者亦從而尊信之，今不能不發其覆，以為後世之遇變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廣提督劉君輔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鎮篁鎮總兵明安圖咨：黔省松桃廳屬大塘苗人石柳鄧，聚眾不法，恐竄入楚境，見帶兵堵截。旋於二十五日，據鎮篁游擊田起龍等稟稱：偵聞永綏廳屬黃瓜寨苗人石三保，糾眾搶劫，由永綏之黃土坡及鳳凰廳之栗林，燒毀民房，殺斃客民，見在竭力保護城池等語。臣恐石三保等或與大塘苗人勾結，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鳳凰、栗林等處聽用。臣帶本標將弁及戰兵六百名，前往辦理。」是為苗亂之始。
是日，諭軍機大臣等：「貴州、湖南等處苗民，數十年來甚為安靜守法，與民人分別居住。向來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來無禁。地方官吏暨該處土著及客民等，見其柔弱易欺，恣行魚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殺滋事。迨至釀成事端，又復張皇稟報。看來石柳鄧、石三保等，不過糾眾仇殺，止當訊明起釁緣由，將為首之犯拿獲嚴辦，安撫餘眾，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帶領多兵前往，轉致啟其疑懼，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眾，成何事體。」云云。此諭深悉苗變原由，則整頓政治，不必倚恃兵威，應有定見。乃甫閱兩日，戊午，湖廣總督福寧奏：「正月二十九日，據辰州府稟報，乾州城已被圍，倉庫被劫。並聞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檢汪瑤，俱已殉難。各路苗人約有數千。鎮篁鎮臣明安圖在永綏、鴨西地方被阻。」等語。奉諭：「逆苗聚眾不法，必須痛加剿除。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機剿捕。」等雲。剿捕而煩此大勛貴，則封拜之欲起矣。再閱八日，丙寅，又諭：「和琳自西藏暫緩來京，接授四川督篆，帶印速赴酉陽駐紮。並諭孫士毅交卸督篆，仍暫留四川。設和琳帶兵策應剿捕事宜，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權貴群集，封拜之欲更熾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諭：「福寧奏：查詢起釁根由，據百戶楊國安供，苗人生計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與苗人爭執，以致生變等語。客民與苗人爭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藉端滋事，良民尚被擾累，何況苗民，豈有不恣行凌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員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爭執，即為起釁之由。此事著福康安於事定後，必須切實查詢，究明嚴辦，以示懲創。」高宗既知苗民激變之有由，其查究應在剿殺之先，待事定後則屠戮已暢，封拜已遂，乃始理激變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賞。和琳旋命專任會剿，川督仍由孫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賞三眼翎，再賞由公爵進封貝子，三賞貂尾褂，四賞官其子德麟副都統，在御前侍衛上行走，五賜御服黃里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內。明年嘉慶元年，更命贈其父傅恆貝子。至五月染瘴卒於軍，加郡王銜，從傅恆配太廟，諡文襄，子德麟襲貝勒，遞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襲罔替。和琳則一賞雙眼翎，再賞封一等宣勇伯，三賞上服貂褂，四賞黃帶，五賞加太子太保、賞元狐端罩；入嘉慶元年，賞用紫韁。福康安卒，命督辦軍務，再賞三眼翎。八月卒於軍，晉贈一等公，諡忠壯，賜祭葬，命配饗太廟，祀昭忠、賢良等祠，准其家建專祠。此苗亂未告蕩平，權貴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詞，則攻破苗寨數十百計，擒獲匪酋吳八月。據稱，八月自詭為吳三桂後，自稱吳王，是為福康安督辦時之功。福康安督七省官兵，計兩廣、兩湖、雲、貴、四川之兵皆集，與苗相持一年余，始既奏麼麼不足數，及老師礦日，則頻以暴雨山潦阻漲為詞，而餉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中暑毒死甚眾，數省轉輸，費巨萬計。及和琳代將，擒石三保，此為和琳督辦時之功。八月和琳又卒，額勒登保代將，又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八月之子吳廷義。此數名酋，皆倡亂以來所指目。其實苗之為亂，不與數酋相終始。不化苗為民，則撤兵以後，苗中為數酋所為者何限。當時以著酋俱獲，平隴賊巢亦克，而白蓮教匪日益蔓延於川、楚，急於移師應之，遂告石匪蕩平。又封明亮襄勇伯，額勒登保威勇侯，德楞泰子爵，鄂輝男爵。時嘉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子也。至奏報中，大帥之運籌，將士之用命，賊勢之兇悍，逆寨之險阻，自是封拜應有之資。以腹地蕞爾數百裡間，勞師七省，用眾數萬，賊巢未平，指目之酋亦未盡獲，而二貴迭封，與開疆拓土之功無異。官文書所載如是。
《聖武記》一書，各篇亦多以官書為本，間采私家著述，或轉有失實者。惟湖、貴平苗，獨不據官書，極得事實。蓋自蕩平宣捷，爵賞既沛之後，苗變復起，經營十年，而後化苗為民，易兵為屯，純得力於政治。魏氏生長湘南，耳目相接，其鄉先輩嚴如熤號樂園者，躬預其事，又專著為書，有《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等作。平苗興屯之傅鼐，大功成於一手。魏氏熟嫻其事，又由傅鼐後任姚興潔招修《屯防志》《鳳凰廳志》，考訂公私文據極詳，故此篇之首即云：「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頗殊雲。」此蓋深悉鄉里近事，無庸作考訂疑似語矣。所敘大帥之失機，奏保之不實，誘擒石三保出於效順之土蠻，而由紳士嚴如熤力白其被誣之頭目張廷仲，始屢收其效。征苗之師，以嘉慶二年三月撤移，應湖北教匪之急，留官兵二萬分防。而苗兵受撫，月給鹽糧銀者三萬七千人，劫掠四出，邊無寧日。撫事由總督畢沅、巡撫姜晟主之。及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於是詔問：久奏勘定，何復有糾眾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前此福康安、和琳奏報不實，及草率蕆事之咎。自是湖、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凰廳同知傅鼐總理邊務，乃有募勇修碉，興屯充餉，苗疆乃安。《國史》亦載鼐《傳》，其平苗之功未嘗不紀。則元年之蕩平封拜，二年之奏凱移兵，其為粉飾何如。《聖武紀》載鼐復總督百齡書，稍見真相。魏氏集中有《傅鼐傳》一首，讀此乃知苗事真相，具錄如下：
鼐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為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累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爭占之滋釁，盡撤苗巢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如豢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齎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盛，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罷，勢難再議興戎。鼐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進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稚莠漸除，良善可康。此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
據此書則事尚未蕆，而既報蕩平撤兵，不能復言兵事。於是所有真實平苗之舉，反作非兵事論。使以前張皇諱飾之軍功，獨專封拜，豈不可笑。然仁宗能盡勞臣之才，官不必高而責猶可負，其功絕非向來勛貴所能企。此時已見滿、漢之優劣矣。
《國史·傅鼐傳》：嘉慶元年八月，調湖南鳳凰直隸廳同知。四年，隨巡撫姜晟截擊苗匪，設法生擒首逆吳陳受。上以傅鼐將首犯擒獲，尤為出力，賞給知府銜，即行補用，仍交部議敘。五年正月，姜晟保薦堪勝知府人員，奏：「直隸鳳凰廳同知傅鼐，於嘉慶元年到任。時值軍務甫經告蕆，該員清理苗占民田，安置歸業難民，苗民畏服。該員才長耐勞，能勝艱巨，而不急功近利，為丞牧中僅見之員，堪勝保薦。見在辦理鎮筸右營一帶荒棄民田，均給長壯丁勇抽撤鹽糧一事，未便遽令離任。俟其妥善竣事，再行給咨送部。」奏入報聞。八月，曬金塘寨黑苗因乏食出擾民村，鼐隨總兵富志那截擊之，殲斃首逆吳尚保，得旨獎勵，交部議敘。又諭曰：「鳳凰廳同知傅鼐，前經賞給知府銜，著加恩即照知府食俸，俟有苗疆道員缺出，再予升補。」六年正月，湖南巡撫祖之望奏：「苗疆建碉置卡，屯勇均田，頭緒紛繁。鳳凰同知傅鼐，克勝巨任，不避勞怨，能得兵民心力，應責成該員，幫同道員，往來督率，獨總其成。」奉旨：「傅鼐實好，朕亦知其官聲。俟奏到時再降恩旨。」十一月，兩湖總督吳熊光奏：「苗疆一應邊務，必得專員親身周曆，隨時督辦。尤須文武員弁，同心共濟，方能妥速完善。見任道員鄭人慶，統轄苗疆，鎮筸地處緊要，應令常駐鎮城，坐鎮辦理，勢不能分身督查。鳳凰廳同知傅鼐，官聲辦事，均蒙聖明鑑察，自應仍令往來督率，以專責成。惟該員究系見任同知，與各廳營不相統轄，未免呼應不靈，即恐不無掣肘。查該員系蒙恩照知府食俸，遇有苗疆道缺准予升補之員，合無仰懇賞給道街，令其總理邊務。」諭曰：「傅鼐平日官聲甚好，在苗疆一年，一切築卡均田等事，俱能妥速完善，著加恩賞給道銜，即令其總理邊務。遇有苗疆道員缺出，准予升補。」七年丁父憂，湖南巡撫高杞奏留原任。諭曰：「傅鼐自嘉慶元年以來，辦理該處邊防妥協，素為民、苗悅服。即見在所辦建城、築堡、設卡、均田，仍系軍務善後事宜，此時未便驟易生手，著准其署理鳳凰直隸廳同知，不必開缺。」八年，永綏九里癲苗隴六生等糾眾滋釁，傅鼐等先期得信，設法擒捕。上嘉其辦理妥速，交部議敘。十年
四月，永綏逆苗石崇四與積匪石貴銀，糾集附近苗人，攻擾邊汛。鼐派員弁分調兵勇馳擊，復督率官兵，奮勇圍剿，疊次追捕，經官兵拿獲石崇四、石貴銀，先後擒斬逆黨三百餘名，眾苗震懾，自行投首，呈繳器械，良苗安堵，地方寧謐。上以所辦殊屬可嘉，交部從優議敘。尋湖南巡撫阿林保奏：「據傅鼐稟稱，嘉慶元年平苗善後案內，奏將查出逆苗叛產，並客民插花地畝，分給無業窮苗耕種。當日並未查明分給，所有田土悉為強苗侵霸。此次剿辦逆苗石崇四名下，已有侵占苗寨田地一千餘畝，其餘各犯亦多有侵占之田。見在分別清查，即照叛產歸公，另佃良苗耕種。正查辦間，遠近寨苗聞風震懾，各願將從前侵占田地全行繳出，請收作良田，分佃良苗，每年納租，以充公用。見在永綏七、八、九、十等里，業已繳出一萬餘畝，其餘乾州、鳳凰、保靖等處，亦紛紛呈繳，懇求一律辦理。鼐又請將邊防撤後，仍挑苗兵分交帶管，即將此項官糧，賞給苗民支食。」疏入，得旨允行。五月，補授辰、永、沅、靖道。十三年二月，來京引見，奏對詳晰。諭曰：「傅鼐由佐貳出身，薦升道員，歷任苗疆十有餘年，剿除頑梗，安撫善良，前後修建碉卡、哨台一千餘座，均屯田土十二萬餘畝，收恤難民十萬餘戶，挑留屯練八千名，收繳苗寨器械四萬餘件；又復多方化導，將苗民妄信巫師椎牛聚眾惡習禁止革除，設立書院六處，義學一百處。近日苗民已知向學，籲求分額考試。所有鳳凰、乾州一帶邊界苗眾，實已革面洗心，輯寧安堵。凡該省歷任大員，及在廷諸臣，多系傅鼐一人任勞任怨，不顧身家，盡心籌畫，克臻完善。朕久有所聞，特因未識其人，尚未特沛恩施。本日召見傅鼐，見其人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屬傑出之才，堪為苗疆保障。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令其先換頂戴，以示獎勵。」十四年，補授湖南按察使。十六年六月卒。此下恤典，照巡撫例賜恤。諭文從略。
《國史傳》最不明了，蓋緣嘉慶元年之苗疆蕩平案不撤銷，封拜不追奪，則苗疆不得為軍事地方。所敘傅鼐之功，竟不知建碉置卡、屯勇均田，一切所為何事。嘉慶四年之生擒首逆吳陳受，五年之殲斃首逆吳尚保，明系戰績，而隱約有似尋常捕盜。既雲獨總其成，又雲幫同道員，因總理邊務一年，而其官僅同知，不足呼應各廳營，乃賞道銜。丁憂不開同知缺，改為署任，是大吏統軍奪情辦法，亦不敘明軍中墨絰之義。元年善後案，既定清查叛產，收繳苗寨器械，乃十年不辦，即是亂事未畢，無後可善。至此由鼐舉行，乃真蕆苗疆兵事。敘述全不明晰。諭中言苗眾革面洗心，輯寧安堵，中外大臣多稱系傅鼐一人籌畫，則前此封拜多人，舉不及此一人矣。而將其出身佐貳，以示資格不及親貴，雖成永久之功，不及塗飾一時之計也。在鼐樂以才器自鳴，功名自奮，原不問區區官賞，但從此知漢人中有人材，非若旗員挾從龍之閥、椒房之親，賴專制之積威，朘舉國之物力，重賞嚴罰，驅策效死之士，僅成焦頭爛額之短計，不顧其後，兵撤即亂事如故。且苗本不出其鄉，窟穴不過數州縣。若有意塗飾，盡可糜爛三省而自謂太平，雖數十年間，亦或不至竄擾天下，震驚宮闕也。故自以為蕩平即蕩平也。知此則七省大兵本不當用，既用而撤移，官書有所牽掣，不言嘉慶元年以後尚有苗變。其實清一代能平內亂者，莫善於苗疆之役，而實在虛報蕩平不許動兵以後。魏氏於《聖武記》之外，作《傅鼐傳》，此則既傳苗事之真相，亦永為平內亂之炯鑒。所謂用武力之成分，少於用政治者甚遠，惟傅鼐足當之矣。錄魏氏《傅鼐傳》如下：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草奏勘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苗氛愈惡，藉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巡撫姜晟至，倡以苗為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筸，當苗沖，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余，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閒，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澗，哨台中邊牆，炮台橫其沖，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逾。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鼐開邊釁罪，又兵備道田灝者，阿大吏意，吝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筸黑苗吳陳受眾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詔，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鼐為擒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並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台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諜曬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即夜三路搗毀其巢，復回要伏苟 岩，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尚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砦並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鄉勇千五百弛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鼐還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岩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鼐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
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炮破之，進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即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為守隘貴州兵擒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勇功最，並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為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鼐遂奉旨總理邊務。鼐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遷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鼐乃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既移出，群苗爭占舊城，彌月槍炮聞黔境。鼐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鼐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鼐按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崇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夯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萬苗突至，四面噪攻，我兵時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槊並前，人自為戰，鏖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崇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即戕良苗，故鼐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余破寨十六，獲槍炮刀矛三千有奇，余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苗讋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鼐並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
以上為平苗之真實兵事。前此七省大兵，乃兵至苗竄，兵過苗集，治標不治本之策。《聖武記》：嘉慶元年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畢沅新任兩湖總督，福寧舊任，調督兩江。遂奏善後章程六事。大抵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有關係而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鼐始按察勒繳四萬餘件雲。《東華錄》不載和琳善後六事疏，殆以善後之說為虛飾，以後十年事實具在，故《實錄》刪之歟？《國史·和琳傳》則曰：「七月，疏陳苗疆善後六事：清釐田畝，歸併營汛，酌改土弁，修復城垣，收繳鳥槍，安插被難民人。上以收繳鳥槍一條尚須斟酌，仍敕和琳籌辦妥善。」然則繳械事反由上意寢之。此亦太上耄昏，和珅用事，知其弟所必不能辦而故緩之也。夫不繳械則何謂善後，給鹽糧以養持械之苗，使遇機而逞，此即熊文燦招安張獻忠故事。和琳於給銀、繳械二事，尚不敢不並言，中旨成就其封拜之盛，亦由教匪日熾，急欲移師，樂得置不遠竄之苗為後圖也。
《傳》又言：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湖南提督劉君輔進五路平苗策，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鼐則偵諜闃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其來。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絀。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法，御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雕剿法。鼐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巇，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驀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眾，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回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失，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饑渴寒暑，此三長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煙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趑趄者去，貪掠者去，即徒勇而昧機宜、昧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既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故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以鼐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塹，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
以上為平苗兵來歷及編練。就地發自愛身家之人，以地方官為帥，不用勛貴之重，七省調發之煩，批卻導竅，不用泰山壓卵大而無當之力，此因兵事而詳其兵制者。以下乃可言善後。非元年賊巢平隴未下，和琳等遽奏善後六條，後悉作廢之比也。
《傳》又言：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御苗錯舉，皆於十年蕆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今獨載鼐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鼐竭心籌之，無出碉堡為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即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載乾隆五十九及六十兩年用兵以來，苗亂奏報，以六十年正月為始。湖南本省用兵，乃先一年已起。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自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為田畝多少。鳳凰廳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千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逼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兵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即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此所以謂之均田，始本民願，後有訟言，不為主者罪。況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其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為盜賊，為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
以上為善後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撫，在嘉慶七年至八年，時辦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養丁。興屯之田，視需丁之數而定。均之於民戶，而計其所養之丁，仍為各戶子弟親族。又有但輸屯租，不以田別授者。後來首禍已弭，民思故業，不免興訟，遂於鼐有間言。當其初不費國家給養，而得節制精勁之兵，功成之後，民有觖望，國家當設法代彌之，而反為任事者之謗議。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項，師亦無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傳》又曰：積久制益密，田益辟，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葺繕，以賙恤，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別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為經費。以苗養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碉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為一以相衛，民、苗為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無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眥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
以上為真善後。《先正事略》又詳之云：「又以詩書禮樂化其獉狉之氣。請將乾、鳳、永、保四廳縣，編立邊字號，廣鄉試中額一名。苗生編立苗字號，外加中額一名。苗益感奮。」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詳，然大致用魏氏說稍補苴耳。當時收拾人心，以科舉為最有力，新疆於清末行科舉數次，遂與滿、蒙、藏情態迥殊，苗疆善後，至此而攻其心矣。
《傳》又言：雍正間，張尚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鼐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為其難。即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眾，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加按察使銜。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匭，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閱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為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天子方將擢鼐巡撫湖南，而六月卒於官。事聞震悼，贈巡撫，賜祭葬，敕祀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御大患，有大功德於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志例當有傳，乃傳。
以上略舉興屯之與所憑藉，為三省安邊，民得蘇息。不當以事後之浮議為據。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專祠，較之配享太廟，入祀京師賢良等祠，純出於君主恩私者，其榮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國史》作四歲。四歲嗣子主鼐後，故無碑狀，則本無諛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鳳凰廳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當有傳故為傳，更非有傅氏後人請託之，此誠地方人士之公論矣。
《傳》後論曰：魏源曰：方鼐之苦於大吏以掎齕也，則鎮筸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雲。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畀之，故鼐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碉設險之利，鼐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之利溥哉。二妾遺孤，飪粥不給，而議鼐者至今齗齗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為太息也。
傳論亦敘事也。鼐築碉堡而苗出爭阻，大吏遂將罪以開釁，事在三年。保全之者總兵富志那，其並以歲給降苗數萬金者，時所以餌苗苟安之費，鎮筸鎮應給此數。既平吳陳受，可以裁此費而不以自私，不以要功，獨畀能事之廳員為展布地。且築碉之法，鼐亦從受之。武臣中有此人，旗員中有此人，仁宗能用此等人，清中葉之所未墜盛業也。鼐既能且廉，議者猶未盡相諒；必如福文襄王，世以威望之。悠悠之口，何足問哉？
《嘯亭雜錄》謂：「福文襄王惑於幕客言，欲養賊自重，以邀封拜，乃頓兵不進，與川督和公琳日夜飲酒聽樂。苗因玩視王師，煽惑勾連者日眾。加以山岩險阻，我兵不能寸進，又有不肖將士，與言以價贖地，苗益肆無忌憚，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繼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習知苗中情形，文裏王倚重之，明參政亮因薦公為風凰廳同知。公受命時，乾州、鳳凰各廳苗民出沒，居民逃竄。公翦荊棘，招逃亡，團練鄉勇，數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時宿將如福王者，尚不敢攖吾鋒，藐爾微員，何足污吾刃。』轉戰數旬，苗大敗，奔遠寨。公圍之，苗請降。公與約：『嗣後闌入漢界，檄誅不貸。』匪稽首惟命。公乃撫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撫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無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昭槤以宗室親王，於福康安亦作此語。然其曰「養賊自重邀封拜」，則無是理。封拜則已封拜矣，蕞爾山寇，養之何足自重？若不死，則久頓兵必且無以見天下，其不進乃計無復之，非養賊也。
乾隆間辟新疆二萬里，自是事實。然純由天予，將帥無足稱。余所謂「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強之勢耳。至征苗而亦於太上訓政時告蕆，務與十全之語相配。其後十年，傅鼐成功，然後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實平苗，為清代武事之足訓於後世者，不可不知其詳也。
第三節 嘉慶間兵事（二）——三省教匪
三省教匪之役，為清代第一次長期之內亂。旗軍之不得力，亦顯露於此。其亂象與明季流寇相仿：眾股迭發，不相統率，殘破各處，不據城池，出沒三省，大股人數動輒數萬。事亦起於乾隆中葉以後，而大發其毒於內禪告成太上訓政之日。蓋吏治至乾隆朝而壞，內亂之源無不出於吏虐。康熙間崇獎清廉，大吏中有若湯斌、于成龍、張伯行、陳璸諸人為尤著，風聲所樹，為大吏者大率端謹。雍正時亦勤於察吏。至高宗則總督多用旗人，風氣大壞。時方自謂極盛，亂機已遍伏矣。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壽張清水教民王倫，以治病練拳號召徒黨，於八月間起事，襲城戕吏，連陷旁邑。方據臨清舊城奪新城，援軍大集，擒倫於城中，凡一月而平。明年，而白蓮教事發河南鹿邑，遂為川、楚巨匪之嚆矢。
《聖武記》：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為名，偽造經咒，惑眾斂財，而安徽劉松為之首。乾隆四十年，劉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徒傳教，遍川、陝、湖北。日久黨益眾，遂謀不靖。倡言劫運將至，以同教虎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明裔朱姓，以煽動流偽。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捕獲，各伏辜。王發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颺。是年，復跡於河南之扶溝，不獲。於是有旨大索。州縣吏逐戶搜緝，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陷死無算。時川、湖、粵、貴民，方以苗事困軍興，而無賴之徒，亦以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至是益仇官思亂。奸民乘機煽惑，於是發難於荊、襄、達州，駸淫於陝西而亂作。
以上為教匪緣起。《東華錄》不載，當出方略。《東華錄》於嘉慶元年正月戊申朔，鋪張內禪盛典。二十五日壬申，枝江、宜都白蓮教匪聶傑人、劉鳴盛等糾眾滋事，令惠齡剿之。惠齡，時湖北巡撫也。二月，擒聶傑人，而當陽教匪林之華陷城戕官，命西安將軍恆瑞率滿兵二千往剿。三月初三日己酉，命烏魯木齊都統永保往會剿。三月，襄陽匪姚之富與教首齊林妻王氏，陷竹山、保康，施南之來鳳亦陷於匪，擾及四川酉陽。而恆瑞復竹山。四月丙子朔，命將鄖縣鄖西匪，責陝甘督宜綿督屬辦理；竹溪至保康匪，責永保、恆瑞；當陽、遠安、東湖匪，責湖廣總督畢沅；枝江、宜都匪，責惠齡、富志那；襄陽、谷城、均州、光化匪，責侍衛鄂輝等；來鳳匪，責四川總督孫士毅，各剿辦。於是匪遍三省之交。三省大吏又益以北來禁旅盡赴軍，聲勢浩然矣。未幾，孫士毅且以剿來鳳匪功晉男爵。又命直隸提督慶成、山西總兵德齡，各以兵會。又散蒙古竊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助騎隊。六月，永保復請調湖南苗疆兵二萬移剿。前督湖廣之福寧，已調任督川，留辦賊，與荊州將軍觀成破賊於旗鼓寨。投出者二千餘，誘坑之，而以陣斬報，加宮保，益堅脅從附逆計。大帥麋集，各頓兵避賊，久無功。賞復頭等侍衛明亮追襄陽賊，賊竄河南唐縣，官軍勞頓，復請增調山東、直隸兵四千，簡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九月，以和琳卒苗疆，詔明亮馳往湖南，遂受平苗封爵而返。十月，四川達州奸民徐天德等激於胥役，與太平東鄉賊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四川故有嘓匪，蓋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溫福以大學士督師，於乾隆三十八年，敗歿於木果木，逃卒無歸，與悍民以剽掠為生計，散處於川東北者也。官捕之急，遂合於教匪。襄陽敗賊亦多竄入川，皆習戰鬥為悍匪。孫士毅已卒，新川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陝西巡撫秦承恩，皆無敢掩其烏合者。畢沅惟力請罷苗疆兵移剿。賊蹤愈蔓延，所過則官軍報捷蒙獎，賊本不堅留一地也。總兵大員累有戰死者。
二年正月，苗事報大定。額勒登保奏移荊州將軍興肇兵回襄陽，總兵張廷彥兵二千餘赴長陽，都統德楞泰、將軍明亮率兵六千赴達州。賊又有王廷詔、李全諸股，出沒豫西。河南巡撫景安尤怯敵，其人和珅族孫，任用別有徑竇，仁宗親政後乃發之。在鄂境之姚之富、齊王氏，亦入河南南陽，虜脅日眾，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豫西之賊則被追又入陝，齊、姚各股又與合。官軍尾追，每後數日程，所奔突無迎阻者。去則謂之撲滅，來則謂之滋擾，謂之蹂躪。四月，詔言：「明季流寇，緣其時紀綱不整，朋黨為奸，文恬武嬉，置民瘼不問。方今吏治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偏災，多費帑金，蠲賑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應知感。邪匪不過烏合亂民，國家威稜遠播，荒徼無不賓服。若內地亂民，糾眾滋擾，不能立時殄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云云。勤求民隱，實有此意。蠲賑兼施，實有此事。其不至為明之流寇者在此。至雲吏治肅清，根本即為欺謾。教匪蠢動數十年不已，豈得與吏治並存。時太上訓政，和珅當事，錮蔽聰明，矛盾不自覺也。同日即免應山等匪區五縣額賦。後七日，又予達縣等三州縣被賊難民三月口糧及修屋銀。此皆恤民之可證者。後復常有其事，然未知實惠及民否也。
剿匪軍事，嘉慶初中制之最謬者，為嚴斥明亮、德楞泰奏請守堡守御事，事在二年九月。《東華錄》竟不載，《國史·明亮、德楞泰傳》亦無之。《聖武記》：「明亮、德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燼，蓋藏皆已搜劫，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恤，未擾者尤宜提防。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賊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恃一二隘口鄉勇，或遠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為賊有，且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驟馬芻草以奪騎更換，有逼脅之人為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為急，則村市已被虔劉；以保荊、襄為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為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衛民，莫若飭近賊州縣，於大鎮市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或十餘村為一堡，或數十村為一堡。賊近則更番守御，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賊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即少一賊，滅一路即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谷等築堡團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東各屬，多有險峻山寨，只須令鄉民臨時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予以御賊安民，必可剋期撲滅。奏上，雖奉旨以『築堡煩民，不如專擒首逆』，而堅壁清野之議實始此。」魏氏不指當時之失計，而以後卒築堡收功，謂實始於此。《史稿·本紀》：十月戊戌初二日，明亮、德楞泰請廣修民堡，以削賊勢，詔斥其迂緩。而列傳不見此事。可知《實錄》本無，而《東華錄》自無可錄矣。
是時匪情，據九月癸巳諭：「聞近日匪至一村，先將年壯平民逼令入伙，遇官兵輒令當先，賊匪隨後接應。當先者被剿敗，匪即先竄。官兵殺掠報功，節次折稱殺賊無數者，皆逼脅平民，而真匪早遠颺，所以日久不能成功。而新起入伙之賊，未必不由官兵驅迫所致。」至十二月癸亥，勒保奏言：「賊匪隨處焚掠，即隨處勾脅，是以日久愈多。川、陝、楚三省，犬牙相錯，數千里崇山峻岭，處處有險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擇隘堵御，賊又向無兵處滋擾。致有賊之地無兵，有兵之地無賊，並有賊過而兵未來，兵到而賊已去者。東剿西竄，南擊北馳。以言兜剿，即數十路難以圈圍。以言堵御，雖敷十萬兵亦不敷分布。」等語。其為清野之法不行，任匪肆竄，官兵以備多而見少，匪以所向隨意而見多。徒以朝旨急於滅賊，不許先為滅賊之備，雖亦真有奏捷之時，清軍亦屢喪敢戰之提鎮大員，得失略相當耳。三年正月，以明亮、德楞泰追剿高均德，責其不先殲齊王氏、姚之富等，盡奪世職及優賞，止留本職，戴罪圖功。
二月，並將明亮革職，拿交刑部治罪。而是時明亮、德楞泰已破齊、姚於鄖西，賊隕崖死，梟其首以奏。諭尚以未能生擒為不滿，僅予明亮副都統銜花翎，且言此時陝省首逆，系高均德、李全，其次張天文、阮正通，不可再令自斃逃戮。
賊之熾也，由於吏虐。僅憑匪鼓眾之口實，未可為信。教匪之擾，則有反證焉。四川南充縣知縣劉清，以貴州廣順拔貢官蜀，適當匪擾。清數以鄉兵破賊，所撫兵民，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為死。賊自為民時知清名，戰莫為用，故遇清輒逃。賊分青、黃、藍、白為號，白號賊王三槐橫於蜀，總督宜綿命清親入三槐營。三槐跪謁清，隨至謁督，約率所部出降。清知降非誠意，設備以待。三槐於所約納降之日，詭來投，伏匪沿途接應，將為掩襲計，清大敗之。此二年四月事也。三年，總督勒保受命專責剿辦三槐，委清署廣元縣事，再議撫三槐，令清迭赴三槐營宣諭。三槐詣軍門，勒保擒以奏捷，符詔書「生致首逆」之旨。勒保由侯晉公，晉和珅由伯為公，封珅黨福長安爵侯。時距平賊尚遠，只得群匪首中之一耳，賞亦不及劉清。清既為總督所賣，然有所招徠輒遣清。清仍累至賊營，賊懲三槐事不敢出，以清廉吏，不忍加害。其非著目信清者仍黟，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皆遣散歸農。清撫賊有恩，戰賊亦最勇，所練鄉勇尤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大小百十戰，斬馘萬計，見奏牘者十僅二三。入賊營撫賊，出賊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論者以為史冊所稀有。三槐被紿俘至京，廷訊時供：「官逼民反。」帝問：「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於是劉青天之名聞天下。以軍功累進官至建昌道。嘉慶十年，匪已平，清入覲，仁宗賜詩，首有「循吏清名遠邇傳，蜀民何幸見青天」之句。丁艱起復，授按察使，升布政使，自陳才力不勝藩司任，懇開缺，斥其冒昧陳奏，降補員外郎。十八年，清已補山東鹽運使，教匪李文成起河南，煽及山東，清再從戎，破扈家集功最，諭以布政使缺與伊不甚相宜，以二品頂戴留運使任。二十一年，因病請開缺，令來京醫治，旋授山東登州總兵，調曹州總兵。年老休致回籍，卒於家。奉旨入祀貴州賢良祠、山東名宦祠，給子孫蔭。
川、楚之役，以劉清事為最奇特。尤奇者，賊皆頌劉青天，被斬馘而不仇，被招撫失信而不怨。非一二匪目之特性，蓋凡匪皆戴青天，然則良民之盡禮於賢長官，能過是乎？且能及是乎？以如此有性情之匪，而卒不樂為良民，是可知官逼民反之非藉口矣。當三槐供及劉青天時，太上尚訓政。明年正月太上崩，和珅獲罪，仁宗諭：「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為詞。昨冬賊首王三槐解到，訊供亦有此語，聞之惻然。是以暫停正法。我國家百數十年，厚澤深仁；皇考臨御六十年，在抱。普免錢糧漕糧，以及蠲緩賑貸，不啻億萬萬，百姓安土樂業，焉肯鋌而走險？緣親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激變至此。然州縣剝削小民，不儘自肥己橐，半奉上司；而督撫之勒索屬員，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珅。是層層朘削，皆為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百姓當之。見在大憝已去，各省官吏自當大法小廉，湔除積習。民無擾累，可遂其生。」等語。蓋已認官逼民反之語為真，而一委其禍本於和珅，或未可盡其事理。以廉吏僅得劉清，而不用以整率百僚，乃使浮沉吏議，至不欲為藩司之官，改武職而後守職數載，仍以老休致，一以尋常禮數待之。視康熙時激濁揚清，使成風俗，度量之相越，何其遠也。故知去和珅為積年隱忍之憾，非真為去吏治之蠹也。國家愛惜廉吏之心，尚不如三省普遍之匪。以吾輩今日計之：若以異等之禮待劉清，以能識劉青天之良心獎匪，直使清主兵，點召匪眾，大甄汰地方長宮，大籌措歸農生計，或不至更閱五六年，而後仍以武力靖亂。不數年絡續匪禍，兵及宮廷，知守文之主果不足與大有為也。
二月辛卯初四日又諭：「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來，所過劫掠焚燒，迫脅煽惑。良民不得已，從賊日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室廬焚盪，田畝拋荒，欲返無所歸，即歸無所食，勢不得不託賊巢棲身，借盜糧餬口。此非徒作招撫空談，能收解散實效者也。前經降旨，剿撫兼施。大約謂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廢寢食。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第思既歸之後，目前何以食？將來何以居？務使此番安集，即成永遠規模。設非慮及，他時必倍難於今日。凡從各股賊匪中受撫來歸者，應如何綏輯安插之處，令勒保就近傳喚同知劉清，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縣，俾其悉心妥議具奏。劉清既素諧民望，必能深識民情。他鄉流落者如何資送還農？失所無依者如何編丁占籍？朕幾余檢閱《明史》，成化中，項忠、原傑先後辦理荊襄流民一案，具有章程，或可採取其法，施之當今。或因事異時移，不宜泥古，可一一詳細奏閱。至陝省撫輯情形，馬慧裕新授藩司，正伊職分中事，亦著詳議具奏。」此諭亦知從官逼民反之後，求其癥結而理之。顧首稱「邪教逆匪」，意少矜憐，既不重視劉清，僅與他州縣同被勒保傳喚，即非有清勇於任事之地。在受撫者意中，見傳喚者為旗下紈絝之勒保，被傳喚者有靦然與劉青天並列之多員，固已索然意盡矣。項忠與原傑並稱，前例已未能確辨性質，固知其知識在明昧之間。既知貪污害民，不向百姓告罪，而作此是非矇混之語，知亂事之不能豁然立解也。清居官廉，逢陋規必裁，為大吏所不便。任州縣，所礙大吏者僅一州縣，若任藩司，則礙一省矣。清後為藩司，勒保即劾以「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降運使。清知若任財賦，終不見容，致改武職去，帝竟聽之。編修洪亮吉於四年上書，即云：「進賢退不肖，似尚游移。劉清尚為州牧，僅從司道之後辦事，似不足盡其長。」亮吉幾殺身，特宥猶獲遣戍。劉清則終不大用。此足以見仁宗之持國是矣。
築堡御賊之策，二年已被斥不行。及仁宗親政，有蘭州知府留川督宜綿軍中充左翼長之襲景瀚，復上堅壁清野之議，備陳調兵、增兵、募勇三害，征剿四難。謂：「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即少一賊，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有一日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用堅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為守。民有恃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其要先慎簡良吏，次相度形勢，次選擇頭人，次清查保甲，次訓練壯丁，次積貯糧谷，次籌劃經費。如是行之有十利。」反覆數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舉仿其法，民獲自保，賊無所逞，成效大著。論者謂：三省教匪之平，以此為要領。以上《史稿·循吏·景瀚傳》《史稿·循吏·景瀚傳》略具全文，不備錄。四年六月，庚寅初三日詔曰：「朕聞湖北隨州未被賊擾，因民人掘溝壘山，足資捍禦。民間村堡，盡可照辦。勒保、松筠、吳熊光，即曉諭百姓知之。」時勒保為經略，松筠督陝甘，熊光撫河南。四川則勒保兼督，湖北則勒保經略所在也。十一年，續修《皇清文穎》，仁宗出此議付館臣載入，蓋深賞之。而明亮、德楞泰前所奏為始行矣。
先是諭斥清野策為迂緩，嚴敕諸將力戰。三年正月，擒覃加耀，以蕆事緩，奪額勒登保爵職。六月，破齊王氏、姚之富，逼令隕崖死。七月，擒羅其清，又斬冉文儔，又誘擒王三槐，遂封拜勒保、和珅、福長安等，並釋勒保弟永保於獄，而匪竄仍如故。四年，仁宗親政以後，三月，斬蕭占國、張長更，又殲冷天祿一股。額勒登保迭進爵至一等男。七月，斬包正洪。八月，擒龔文玉，又擒卜三聘。九月，斃汪正漋。十月，德楞泰奏生擒首逆高均德，封二等男，授參贊大臣。德楞泰前亦奪爵職。十二月，擒王登廷。五年二月，斃王金桂。三月，擒冉天元，晉德楞泰三等子。四月，殲匪首雷士玉、孫嗣鳳。五月，以殲淨陝西逆首劉允恭、劉開玉，擒獲頭目王洪儒，晉額勒登保三等子。七月，教首劉之協就擒於湖南寶豐，訊明正法。八月，殲斃教首伍金柱、宋麻子。九月，斃匪首唐大信。十月，獲張子聰。十二月，殲首逆楊開第、齊國謨。六年正月，斃首逆張世隴等，又斃首逆徐萬富等。二月，射死王士虎，生擒王廷詔。四月，生擒首逆高三、馬五及馬五之子，餘黨悉平。並前擒王廷詔功，晉額勒登保二等子，予提督楊遇春騎都尉世職。德楞泰又斃首逆張允壽。六月，德楞泰等奏，追剿青號匪，淹斃首逆徐天德。額勒登保等奏，督剿冉逆等股匪，生擒首逆張天倫、伍懷志，余匪肅清。七月，吳熊光等奏，殲斃白號匪首王鎮賢。勒保奏，生擒徐天壽、王登高等。八月，勒保奏，生擒首逆冉學勝等，賞還一品頂戴，本年四月，以剿匪不力，革勒保翎頂封三等男。是月，以三省大功將蕆，撤盛京兵歸伍。十月，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斗及其總兵蘇啟志。德楞泰奏，殲斃首逆龍紹周，全股掃蕩。十一月，額勒登保奏，督剿通江一帶殘匪，擒獲元帥冉天璜、頭目龐思宇等，又奏殲擒首逆高見奇、周萬友等。十二月，陝甘總督長麟奏，提督慶成殲擒苟文明股匪。額勒登保奏，斃苟文明匪頭目苟朝獻。七年正月，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聰，殄除餘黨。吳熊光等奏，生擒首逆張允壽之子德貴，並將青號余匪全數撲滅。二月，額勒登保奏，道員劉清生擒首逆李彬及辛聰之弟辛文，殲滅余匪。三月，勒保奏，殲斃首逆張天倫、魏盛及其元帥陳國珠等。德楞泰奏，截剿線號教匪，斃首逆龔其堯，生擒老教師李世漢、李國珍等，全股洗淨。五月，勒保奏，生擒首逆庹向瑤，並老教掌柜徐天培、張思從及頭目多名。慶成奏，剿捕張、魏余匪，生擒元帥康二麻子、總兵張昌元等。六月，德楞泰奏，冒雨趕剿樊曾秀匪股，淹斃首逆樊人傑等，並其妻子弟侄，全行殲滅。晉三等侯。勒保奏，殲斃匪首楊步青。七月，勒保又奏，殲除黃、白、青、藍四號教匪，生擒首逆劉朝選。晉一等男。額勒登保奏，殲斃匪首苟文明。晉一等伯。勒保奏，斃
楚省竄匪首賴先鋒，撲滅全股，並兜截張長吉一股。十二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齡、吳熊光等，奏報川、陝、楚剿捕余匪一律肅清。自成親王、儀親王以下，論功行賞有差。額勒登保、德楞泰俱晉一等侯，勒保、明亮俱一等男，賽沖阿、楊遇春俱輕車都尉世職。八年，詔四川、湖北、陝西、甘肅、河南被擾各州縣，自元年至七年，帶徵、緩徵逋欠錢糧，普予豁免，與百姓休息。
是時三省之靖也，不過著名匪首絡續擒斬，大股匪眾無復橫行。山林藪逋逃，未可核也。詔經略、參贊毋遽來京，諸帥分扼三省要衝，窮搜遁伏之匪。匪皆百戰之餘，出沒為變，誘官軍入林，突出格殺。翼長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與楊遇春同為經略翼長，俱以敢戰名，經略痛惜之，詔世襲輕騎都尉。諸帥擁勝兵，分多路會哨排搜，並予招撫，先後降青、黃、藍及有名號之股匪多起。八年五月，額勒登保奏陝境已無賊，川、楚各有零匪數百，散竄延喘，已成從前嘓匪，別籌搜捕之策。乃與勒保、德楞泰督諸將分二十餘路，排搜老林。七月，三大帥再報三省肅清。官兵凱旋，鄉勇遣撤，每人以銀五錢繳刀矛，二兩資回籍。各勇多驍桀習戰，無家可歸，復入山澤，與匿賊合。匪有苟文潤者領其眾，復猖獗，戕副將朱槐。此眾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騰矯如猱，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兔脫，三省不得解嚴。十一月，德楞泰剿賊山中，前隊鄉勇忽與賊中鄉勇舊識相訴苦，官軍大敗，陣亡副將以下數十。鄉勇中以功曾得翎頂者，遣往招諭，苟文潤殺之。詔懸賞購捕苟文潤，與向購苟文明等重。大帥統重兵，與畸零之匪角逐，時圍逼一隘，輒復竄逸。將士且久役思歸，額勒登保時已改任欽差大臣督師，乃先汰遣疲病兵勇，又下令四卒擒一賊者，即優遣回籍。既募搏賊，亦資遣兵。而賊反糾散遣鄉勇以益數，牽綴甚久。至九年夏，詔書切責，而暑雨時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三大帥皆病。時尚無欺飾報竣之弊，則諸帥尚得人也。八月，賊黨趙洪周乃應購斬苟文潤出降，匪乃渙散。官軍又奮起搜捕數著目，於是重報肅清，以九年九月班師。其不為明季流寇之續者，以全盛博一隅，勢不同耳。明年五月，追思堅壁清野功，加勒保太子太保銜，明亮由一等男晉一等子。
用兵易，撤兵難。兵歸原額則易，撤無歸之兵大難。教匪之役，用鄉勇無幾，撤時尚綴大兵經年而後定，其不先籌消納之生計，仍是國無吏治也。鄉勇之起，以劉清為始。一縣令無領兵之分，而有需兵之急。以德惠相感，團民御匪，為功甚大。鄉勇中成就兩大將，最著之羅思舉，即由清所拔。桂涵與思舉，同應募，皆東鄉人，皆積功至官提督，加宮銜，歿膺上諡。思舉後且以平江華瑤叛，得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為軍興特著之材武。山鄉用奇，非二人之矯捷不濟。智勇為其天資，思舉尤壯烈。少為盜，積案累累，名捕不獲。既貴，不自諱。檄川、湖、陝各州縣云：「所捕盜羅思舉，今為國宣力，可銷案矣。」世始知其所自來。嘗再入覲，仁宗問：「何省兵精？」曰：「將良兵自精。」宣宗問：「賞罰何由明？」曰：「進一步賞，退一步罰。」要言不煩。其為提鎮，官俸外不名一錢。終日練兵，如臨大敵。然奇功皆在未建節 時，軍中號羅必勝。蓋有三必勝：晦夜劫營必勝，岩溝間道必勝，冒旗誘敵必勝。貧時得重疾，無以自療，妻請鬻身以給，不得已，涕泣別去。病得藥乃已。貴後具重金贖妻還，為夫婦如初。魏源言：「陶尚書澍備兵川東時，與思舉同城駐，常共飲。一日酒酣，袒身示戰創斑斑。別有刲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乃為親病致此雲。」
清自國初用兵，皆以八旗為主軍，始命將皆親貴。至乾、嘉時，已酣豢不足臨敵，而猶用旗籍庶姓勳爵之裔，最疏遠亦必為滿洲世仆，時尚能得人。若額勒登保、德楞泰為將，為有方略及忠實可任使。《史稿》言仁宗親政，以三省久未定，卜宮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膚功。」遂常以勒保參兩帥，功非其比也。而敘勞以清野策由勒保首行之，膺上賞，封伯爵，加宮保，正揆席，領軍機，卒贈一等侯，諡文襄。殆亦自應其兆歟。漢人立功，楊遇春後由武轉文，為總督，亦為異數。滿人文武不分，漢人當時則僅有。與遇春起稍晚而齊名者為楊芳，時稱二楊，三省平時為提督。道光初回疆有變，乃以功封侯，以宿將屢平川、滇邊夷。至鴉片案起，對英吉利兵乃頗怯，為粵人所笑，則國防將轉變矣。未幾亦卒，幸以功名終焉。
第四節 嘉慶間兵事（三）——海患
海盜之為患，至明而始大且久，統名之曰倭。與萬曆間之出兵朝鮮御倭，截然非一事也。嘉靖平倭之說，亦不過殪其名酋，稍殺一時盜焰耳。至明末乃歸結於鄭氏。鄭芝龍受撫而並殲他盜劉香，鄭成功用其遺眾而開台灣，則為明之遺忠。清用綠旗各營，舉不足以與海盜爭長技，則於漳、泉習海之人中，物色其能勝大任者，要亦皆鄭氏舊部，有內釁而離鄭自歸，且亦視清為可與共功名者耳。台灣平後，經營海疆，習海者既開功名之路，亦遂暫分盜業，而倚海為巢，盜故時有。海上言剿捕之事，日有所聞，至乾隆末而大熾。舊盜以安南為外援，得大肆於粵、閩海濱也。安南黎氏自明宣德間有國，入清累世臣服。其強臣阮氏，世逼其君，至乾隆五十四年，阮光平終逐其君黎維祁而代之。清廷先救黎氏，維祁已一次復國。及阮氏復逞，王師大敗，總督孫士毅退入鎮南關。帝撤士毅歸，以福康安代將，光平乞降，而請主其國，懇賜封號，福康安遽受之，帝亦俞允，而轉以福康安不能於此役受王封為惜。是為高宗之昵於所私，而猶以安南已降，張大武功，為十全之一。此高宗之汰侈，而亦清室之衰征也。
阮光平之發難，由佛蘭西教士阿蘭特為介，乞得佛國兵船為助。又仿造船械，訓練其兵，頗師西人海上余技。既以兵篡國，國用不足，乃遣烏槽船百餘，總兵官十二，以採辦軍餉為名，多招中國海盜為嚮導，為寇海疆。當乾隆五十七年，光平死，子光纘嗣。嘉慶初，各省奏擒海賊，屢有安南兵將及總兵封爵敕印，詔移咨安南，尚不謂國王預知。安南黎氏甥阮福映以暹羅兵為黎氏復仇，號舊阮，而以篡黎氏者為新阮。光纘既與舊阮構兵，益苦費絀，其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肆掠海中。浙定海總兵李長庚御盜，獲安南艇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又有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目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於閩，閩乃用其式以造艇。蓋是時盜有較堅巨之艇，官軍弗及也。浙撫阮元訊倫貴利供，備得安南伙盜為患狀。光纘謝罪，委之舊阮，而以倫貴利為罪首。時貴利已於取供後磔死，朝廷又以川、楚匪日棘，未取深問，以國王不知赦之。嘉慶二年，光纘解盜犯六十餘名至廣東，降敕褒賜，而盜不止。七年，舊阮克新阮，光纘被擒。八月，福映縛送光纘所招中國盜犯莫觀扶等三名，皆受光纘封東海王及總兵職者。十二月，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並陳復仇始末，又言其國本古越裳，乞以南越名國。帝以南越古兩廣地，不可予此名。八年，改為越南，封福映為越南王。越南不復通盜，而盜已得船械駕官軍之上，為海疆巨患矣。盜以同安人蔡牽為魁，有鳳尾、水澳諸幫，皆附牽。商船出洋，勒稅番銀四百圓時銀圓乃外國幣，謂之番銀，回船倍之。結陸地會匪濟其糧械。官無艦，有艦亦不可用，雇商船載兵任戰。既而粵仿商船造艇有效。浙撫阮元先奏，以李長庚總統浙定海、黃岩、溫州三鎮水師，旋升提督。阮元率官商捐金付長庚，造大艦三十，名霆船，鑄配大炮四百餘。而粵撫孫玉庭尚奏言：「古有海防，不聞海戰。」蓋入海搏賊，固非時議之所擬及也。而詔特行之。六年，艇成，兵威大振，迭獲盜中著目。八年正月，迫盜首蔡牽於閩，牽窘，乞撫於閩督玉德，納之。牽請勿令浙師由上風來逼我，玉德調長庚兵居下風，牽遂繕器備物揚帆去。以畏霆船故，厚賂閩商，更造大於霆之船，載貨出海濟牽，而
以被劫報。牽得大船，復振，橫渡台灣，劫米數千石，分濟閩、粵、溫盜米，遂與合，大船至八十餘，勢甚熾。長庚建議，禁商造大船，免資盜。海上馳逐累年，牽未就獲。十一年二月，扼賊於鹿耳門，復脫去，詔奪長庚翎頂。長庚奏言：「船不得力，臣坐船尚較蔡牽船低五六尺，諸鎮船更下於此。曾與諸鎮議，願預支廉造大船三十號，督臣以為需時費財，不肯具奏。」詔褫玉德職逮治，升湖南巡撫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至，連疏密劾長庚，請革職治罪。帝疑之，密詢浙撫。時阮元以憂歸，代者為清安泰，頗能與元同意倚長庚，為疏辯。帝意解，切責阿林保。疏言當時海軍狀甚悉，《東華錄》不載，清安泰《本傳》亦無之。諭旨中稍述數語，其原文詳《聖武記》，而《先正事略》采之入《長庚事略》。今錄之，以見中國前所無之技術，官與盜皆習海者，而後爭此奇勝。後則為歐洲尤習海而兼科學先進，海上技術更非此比，則非徒不習海者不足言海事，中國之習海者亦相去甚遠。此世運之不同，而善事之必先利器則一也。
清安泰奏言：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舵，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屢冒危險。八月中剿賊漁山，圍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戰不退，故賊中有「不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實水師諸將冠。惟海艘越兩三旬，若不燂洗，則苔沾 結，駕駛不靈。其收泊非逗留長庾函署督溫承惠言，以七月十日收港燂洗。阿林保抵任得其書，疑為私自回署，為具劾之首。且海中剿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數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濛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眾我寡，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
大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鐮去其皮網，以大炮壞其舵牙蓬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浩瀚，則無船可掠，無岙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剿急時，始間以為逋逃之地。徜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逭誅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常屢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沖則堅。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製，而閩省商船無定製。一報被劫，則商船即為賊船。船愈高大多炮多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為功，不以擒獲為功。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積，而不能為擒賊擒王之計。且水陸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
帝責阿林保，謂：「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於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連次參奏，殊屬冒昧。朕又不昏聵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朕已降旨，將剿辦蔡逆責成該提督，若阿林保因參奏不遂，遇事掣肘，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朕惟執法懲辦。浙省既無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閩省雇募，迅速解交李長庚。口糧火藥，亦須源源接濟。」事在十一年八月。疏內皮網、鉤鐮雲者，蔡牽船用牛皮網紗多層，淋海水使濕，以御炮火。必用長柄鉤鐮拉去之，炮始有效也。嗣是長庚迭擊賊。至十二年十二月，率閩水師提督張見升追牽，窮所向，至黑水外洋，當粵潮陽縣地，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舷篷，自以火攻船，維賊船後，賊急發一炮，適中長庚喉而殞。時閩、粵水師合剿，船械數十倍於敵，而張見升見總統船亂，即麾舟師退，牽乃遁，未就獲於此役。
《嘯亭雜錄》：上罷玉德，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見賊勢難結局，置酒款長庚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然海外事無佐證，公但斬一假蔡牽首至，余即飛章報捷，而以余賊歸善後辦理。則不惟公受上賞，余亦當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鯨波，僥倖萬一哉？」長庚慨然曰：「石三保、聶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為。且久視海舶如廬舍，不畏其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閩督不懌。丁卯十二月，賊以三舟艤某島，去官軍半里，長庚以舟師圍港口，計日就擒。閩督飛檄促戰，動以逗橈為詞。長庚斫舷怒，下令誓一日擒賊。賊決死戰，有卒跳上賊船，幾擒牽者再。牽奴林阿小素識長庚，暗中由篷窗出火槍，中長庚胸而薨。
親貴記事，不滿於旗員，而悼惜名將如此，其時滿人之信望已墜矣。然核其言，殊未可信。玉德以五月革，阿林保由湘撫升閩督，奉命在五月十九日丙寅。七月間連劾長庚，諭旨明謂其到任不過旬月，於長庚更未謀面。但據稱拆閱長庚致代督溫承惠書，有「七月初十，將兵船進港燂洗」，疑其私行回署。又於七月二十一日盜首李按一事，尚未知悉，遽迭參其玩誤縱賊，力請革職治罪。疑忌參劾，自是實情。長庚在浙逐賊不暇，安有暇赴閩督置酒宴。新督亦知舊督以不得於長庚而奪職，因此謂「非去長庚，督威不立」則有之，若敢於以大不韙之語要長庚同意，以無是理。長庚本海中搏賊，並非困之於一島。浙、閩會剿，何能飛檄專促長庚？長庚與阮元交最密，剿海盜事互助為功。元撰《長庚傳》，於長庚中炮時事則云：「見升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則閩督與長庚自有芥蒂，亦屬事實。但未必如禮邸所錄之甚也。
長庚死事聞，帝諭有「覽奏心搖手戰，震悼之至」等語。追封伯爵，諡忠毅，命以所部王得祿、邱良功嗣任。軍無總統，命阿林保擇駐廈門、漳州一帶調度。海盜巨酋，自蔡牽外有粵盜朱渀，與牽時合時分，互寇海疆。十三年，渀為金門鎮總兵許松年轟斃，弟朱渥復領其眾。浙洋復有土盜張阿治、駱亞盧等，為浙兵邱良功等所殲。十四年，朱渥以眾三千餘，船四十二，炮八百餘，降於閩。旋邱良功為浙江提督，王得祿為福建提督，浙、閩將帥無間，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牽於定海之漁山。乘上風逼賊，轉戰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見水已綠，近內洋，懼日暮敵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駢敵舟，閩舟又駢浙舟。賊死戰，毀浙舟篷，扎傷良功腓，浙舟脫出，閩舟又駢賊舟。賊余舟皆為諸鎮所隔，不能救牽，牽船中創斃餘三十人，鉛丸亦罄，以番餅作炮子，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復以坐船沖斷其舵，牽乃首尾舉炮，自裂其船沉于海。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粵洋尚有安南余艇之賊，百齡代吳熊光督粵，嚴斷接濟，糧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外洋無可掠，賊乃冒死入掠內河。官兵守待捕斬，有以制賊，而尚有總兵許廷桂敗死，賊突圍遁走一事。賊終以窮蹙，各幫先後降。百齡所降賊至二萬餘眾，船三百餘，炮千數百。粵事平，賞百齡輕車都尉世職。蔡牽餘黨亦降於閩，尚有千餘人。時澳門葡萄牙人備兵舶二，英吉利備兵舶四，各願助剿海賊，朝議不許。見《聖武記》。自後海上外國船械日精，官與賊舊法皆見絀，遂開新海防時代。
第五節 嘉慶間兵事（四）——畿輔教匪
嘉慶兵事，有何可紀？紀兵事，見吏治之敗也。乾隆以前，非開闢疆外之兵不紀，乾隆中葉以後，台灣已為內屬後之兵事，亦略之。臨清一役，乃嘉慶教匪之先見者，以為時甚暫，亦不專述。而內亂之萌孽，實始乾隆朝之驕泰，為種敗亡之因。嘉慶間苗匪、教匪、海匪，皆內地子民。所以為匪者，皆緣官吏之非人；縱不盡由迫壓，亦必由縱弛而後容奸。寸土皆官治之地，民皆受治之人，豈有省、道、郡、縣層層統攝，而為變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釀成大亂之理？海事甫靖，教匪又興。此事前接川、楚，後接金田。秘密黨會之無法解散，於劉清之不見用驗之。
嘉慶十六年春，有星孛見紫微垣，教匪指為惑眾之具，謂應在二年後之九月十五日。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東巡啟鑾，秋獮並謁東陵。九月甲子朔，命隨扈之皇次子綿寧、皇三子綿愷先還京。綿寧即宣宗諱，以先還，故得以宮中禦寇立功，封智親王者也。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莊迴鑾，而是時匪已事露先發。蓋距九月十五日之期已近，一則伏戎於道，要迴鑾之駕；再則竄跡入宮，起事即在禁中。皆匪所預謀，以應期會。匪之主名則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為分股之目。《聖武記》謂：「天理教聚眾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可知民之從教，亦由官迫也。從教則何以減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詳。清末之天主耶穌教，教民以事繫於官，教士往往力出之，故為群不逞之所託庇，而教士以此為傳教之餌。意當時胥吏多奉教，入教則城狐社鼠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魚肉耳。教首在河南者，為滑縣李文成；在直隸者，為大興林清。匪眾謀久，自必外泄。會知滑縣者為強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憒憒。有退吏訟系，感克捷白其誣，告以匪謀。克捷密封白巡撫高杞，申衛輝知府郎錦騏，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知事急，於九月初六日突執文成，先刑斷其脛，及其黨二十四人，鐍之獄。夜半，匪黨牛亮臣劫獄出文成等，屠告發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屬均死之。時高杞已調任熱河都統，新任方受疇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台斐音署巡撫，而滑縣失陷事，由直隸總督溫承惠奏聞行在。十二日乙亥諭：「溫承惠奏河南滑縣老安地方，有匪徒黃興宰、黃興相併宋姓，為首興天理會。於本月初七日聚眾滋事，滑縣已失，縣官被戕，長垣縣亦有習教之人。高杞若尚未離豫，著督同河北鎮總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又以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馬瑜馳往長垣、滑縣剿賊。又令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協剿。又命山東巡撫同興巡防山東邊境，剿捕賊黨。十三日丙子又諭：「據素納當是正定鎮總兵奏，東明縣朱煒稟報：縣屬齊五集鐵匠張文典首稱，長垣縣南樂集人姜復興，托打鋼刀十把，該縣盤獲姜復興，究出伊與滑縣白家道口宋義升、長垣縣馬塞村馬文隴，夥同習教。當將姜復興收禁。又於初十日，長垣縣典史劉世治稟報：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陳夢熊首告，知縣被害，都司領兵搶出該縣屍骸，遍身有傷，身首異處。又知開州於曉稟報：東明縣城被圍危迫。恤長垣知縣趙綸，量賞鐵匠張文典。」十四日丁丑諭：「色克通阿奏，滑縣匪徒牛亮臣等，殺入縣署，劫放獄囚，著添兵併力殲除。」十五日戊寅，駐蹕 髻山行宮。山東巡撫同興前奏，拿獲金鄉縣編造歌詞、斂錢惑眾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張文明等十八人，至是又奏：崔犯供，先從城武縣劉燕習八卦離字教，又從直隸長垣縣徐安國習震卦教，徐安國告以今歲九月交白洋劫，屆時老教首給白布小旗插門首，可免殺戮。又據奏：定陶縣城於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又遞到十三日由五百里馳奏摺，十一日曹縣續陷被據。敕溫承惠與東省併力夾擊。此皆九月十五日以前各日事。由強克捷先破賊謀，刑傷賊首，致三省交界窟
匪，不及期盡發，而行在無警矣。十六日己卯諭：「綿寧、綿愷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賊入蒼震門，經總管太監擒獲。未刻，內右門西又有賊越牆入，綿寧倉猝取進鳥槍，擊墜牆上一賊，又擊斃手執白旗在上指揮之賊。」又諭：「儀親王等遞到折，稱剿辦事已大定，訊取活賊供詞，賊進禁城二百名，殲斃及活拿者三十一名；又供地安門外尚有賊五百名。此項余賊如何辦法，著回奏。」旋知已為留守京師王大臣入衛官兵將所殲擒。此為九月十五剋期直犯內廷之賊拒退情狀。十六日，詔停謁陵回京。十七日，下詔罪己。是日，步軍統領英和等選派番役，於近京之宋家莊拿獲林清。蓋由前同興奏，首犯劉真空潛匿離京二十八里之沙河，即諭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拿獲。供稱前生姓劉，所有十五日禁城賊匪，由伊派撥屬實。又據賊供，太監劉得財等夥同入教，引賊入東華門者，劉得財、劉金；引入西華門者，張太、高廣福；又王福祿、閻進喜在內接應。又究出楊進喜一犯，亦由西華門引賊。復嚴詰林清，堅供太監在內同謀者止此七人。凌遲處死完案。此辦理禁城賊犯情形也。
直、東、豫三省失守各州縣，以李文成為首逆，既戕官據滑縣城，脛斷不能遠行，遂不能與京畿股匪相應。林清竟不知外賊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無援而敗。滑縣賊萃精銳於距縣十八里之道口鎮，鎮臨運河，有積糧，據以號召諸所據州縣，而出兵圍浚。時溫承惠督兵大名，巡撫高杞軍浚，皆按兵不動。同興亦聞報逾旬不發兵。劉清於川、楚軍罷，仁宗從其志辭布政使，改任山東運使，力爭於同興始發。身先士卒，攻賊皆清。總兵陳某反隨其後做策應。而奏報中以同興在山東戰績獨佳。帝不滿於溫承惠，詔以陝甘督那彥成代為欽差大臣，節制三省兵剿賊。那彥成以阿桂孫蒙倚任，又調禁軍及西安、徐州兵益之，至衛輝，聞滑賊盛，請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倫兵五千而後進。詔以「遠道徵兵，非數月不達，任賊蹂躪，束手坐視，停留長智，或奔突四出」，嚴旨斥之。賴楊遇春能戰，在東省又有劉清，諸大帥亦因以有恃。至十一月，各縣皆復，惟滑堅厚而多糧，賊脅居民守，無敢仵。官軍圍之久，賊黨擁李文成出收外賊，西入太行為流寇計。文成脛創，以車載乃行。招賊四千，入輝縣山據司寨。總兵楊芳追之，累戰，殺賊二千，奪司寨，李文成自焚死。獲其屍，然後並攻滑。滑城外官軍已屢隧地謀轟城，輒為賊覺阻之。楊芳來，乃成掘隧計。十二月十日，藥發城崩，賊震死千百。官軍奪城，巷戰自晡至夜，共殲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餘，俘賊首牛亮臣、徐國安等。滑賊平，那彥成加宮保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男，楊芳、劉清賞賚有加。是役，敢戰者惟平川、楚舊將，而那彥成居功首，劉清則徑改武職，各從其志，抑可謂失人矣。時用人之柄，滿洲固例居人上，漢人以科目為重。若劉清起拔貢，與苗役之傅鼐起吏員，皆不易自顯。視雍正時之用田文鏡、李衛，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擠，雖未必盡當，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強克捷以先發，且刑賊首已斷脛，弭患於先，功甚大。事後又賜諡忠烈，世襲輕車都尉，官其二子，於原籍韓城及滑縣各建專祠，並加韓城學額。匪擾各縣中，惟金縣知縣吳堦守御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沈寶麟撰堦《傳》，詳其城守功，乃頗得義和團之力。此知義和團由來已久，與天理會向仇敵，故官收其助。寶麟，嘉慶三年舉人，官湯溪教諭，所紀自當時事。然則義和團乃不以反政府為職志，光緒間仇洋扶清，猶初志也。近言秘密會黨者，謂白蓮教在北變義和團，又言諸教會皆明遺忠。世持種族見，皆迎合潮流語。今滿族去矣，各省紅槍、黑槍、大刀、小刀之會如故，此又何說？在理會瀰漫全國，亦不聞有他變。說者又附會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呂四娘之說，余親見吾鄉許國英偽造，當時責其紊亂史實，為失記載之道德，許唯唯。今許君歿矣，而其說為淺薄好事者所樂述。又以《聊齋·俠女篇》為證，夫《聊齋》多脫胎《廣記》，以筆墨自娛，原不負紀事之責。且蒲松齡卒於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後事？以好奇之故而不顧常識，願談歷史者自重，勿蹈此陋習。
宣宗御賊有功，相傳因此而得大位。然據《東華錄》，《宣宗錄》首云：「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親書上名，緘藏鐍匣，默體先志，慎簡元良。由是壽皇展拜，則命隨行；裕陵敷土，則命恭代。隱然以神器攸歸，面稽列聖，寅承對越，胥寓深心。」云云。則建儲不待立功後矣。雲「緘藏鐍匣」，不雲「緘名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其鐍匣究藏何所？緘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後。但高宗兩緘儲名，一則先夭，一則親行內禪，俱不待受遺而後啟鐍。仁宗則緘鐍而不書正大光明匾。文宗以後，穆宗系獨子，德宗、宣統系西後援立，以便其私，無所用其緘鐍。高宗作《儲貳金鑒》，發明從古立儲之害，若千聖百王，早定太子，皆為不智。此實因噎廢食之拙計。父子兄弟，一片機心，天倫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正大光明匾不過在乾清宮內，苟欲竊視，有何阻難？仁宗以後，更不置匾後。據當時紀載，乃托之於內侍之身畔。以內侍之身，當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內侍，懷此重器，在宮中給事歷數十年，以小人挾此神秘，其變幻何所不有。其未肇清室之大變者，別有天幸，謂為可作家法，可傲千聖百王，則真夷狄無知之見矣。宣宗已名在鐍匣二十餘年，宮中更有禦寇大功，又仁宗元後所生惟此一子，依歷代立儲法，亦為天定無可改移之事。乃仁宗崩後，遍覓鐍匣不得，大臣搜索御篋，最後於內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內侍於帝崩後，猶不自陳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為出於情理之外，雖夷狄亦不若是之荒誕也。《清史稿》於戴均元、托津兩《傳》，俱載其事；尤詳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世臣童試時即受均元知，均元歷官中外，世臣從游數十年，得之口授，不應無據。且墓碑傳拓行世，方當宣宗在御之時，豈能以無據之言誣衊宮寢，將不為戴及己身家計乎？然則語必可信，錄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慶二十五年春，拜文淵閣大學士，晉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滿相托文恪公名托津，扈濼陽圍。甫駐蹕，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公與文恪督內臣檢御篋十數，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恪擰金鎖發盒，得寶書。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隨瑞邸成禮。乃發喪，中外晏然。
所云「鎖固無鑰」，以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謂無鑰為不可開，是何異俚俗語謂箱篋被盜取去？主人自慶云：「鑰尚未失，盜無如此篋何也。」
第六節 道光朝士習之轉移
嘉慶朝承雍、乾壓制，思想言論俱不自由之後，士大夫已自屏於政治之外，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達官自刻奏議者，往往得罪。紀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韙。士氣消沉已極。仁宗天資長厚，盡失兩朝鉗制之意。歷二十餘年之久，後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若趙翼之《皇朝武功紀盛》，嚴如熤之《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皆有涉世務之作。但在嘉慶朝為極少數。至道光時，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鹽，曰河，曰漕。議論蜂起，當時亦竟有匯而刻之以傳世者，賀長齡之《經世文編》是也。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為倡，林則徐之譯各國圖志，徐繼畲之譯《瀛寰志略》，皆為篳路藍縷之功。而紀蒙古之遊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於此時。道光間學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謂非嘉慶朝所有矣。鹽、漕、河三事，能文績學之士皆有論述，而當事之臣採用之，朝廷聽納之，頗有改革。惟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咸豐初天然潰決，不可收拾，而後改道，乃得苟安數十年。此道光朝之國事，亦即道光朝士習所由成也。分述如下。
鹽務之壞，坏於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賦為永制。不加賦雲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孫之以侈得禍也。聖祖六次南巡、東巡、西巡及親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聞所過病其勞費。高宗亦六次南巡，則昭示太平，蹕路所過，皆有點景，尤以揚州為極盛。高宗所謂「商人捐辦，不礙務本之民」。此即取之鹽業，一時自謂得計。實則節次內亂用兵，平教匪者三，平海盜者一，何一非由私鹽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發其覆。至道光間國課積虧，乃始譁然鹽法之弊，此士論以鹽為集中之點者一也。
考唐以前榷鹽之法，偶行輒罷，不為經制。劉晏以善理鹽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見於史。繼晏者更累加鹽賦，而私之利益厚，積私販為梟盜。有厚利以歆之，而趨附日眾；有拒捕以習之，而獷悍日增。捕以公戰怯，梟以私鬥勇，既常苦於不相敵，而為他劫掠之盜，民必仇之，助官蹤跡除患；為梟盜則與國爭利，無累於民，民反得廉價購鹽之益，故不加嫉視，或反陰庇之。至秕政更多，善良失業，倚盜為生者益多，則大亂成矣。黃巢之亡唐，張士誠、方國珍之亡元，皆最著之鹽梟。明之倭寇，清之海盜，倚海為巢，即依鹽為活。其餘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黨，無資糧不能團結，為匪盜之資糧，莫如私鹽，此必然之事，無待疑議者也。官鹽價平，至私鹽無利而梟自散，無所用其捕也。以捕勝私，則為盜練抵抗之力，使由小盜為大盜而已矣。
《史稿·食貨志》：「垂輿屢次巡遊，天津為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此說蓋指高宗之南巡。夫謂長蘆、兩淮因供億乘輿而致困商耶？則正不然。虧帑許其病國，加價許其病民，商挾帝眷以揮霍於其間，正是最得意之日。蘆商海寧查氏，聲氣之廣，交結之豪，世稱天津水西莊。至所謂查三臕子，歷見諸家筆記，至今流為戲劇。淮商則《揚州畫舫錄》所載，園林櫛比，盡態極妍，備一日之臨幸，即為諸商家豪侈娛樂之所。河道稍寬，則就鑿為湖，所鑿之土壘於湖中，名小金山。岩石嵌空，樓台曲折，經營於其上，導御舟至其地登岸。蒙允則一夕造成御碼頭，白石廣平，翼以欄盾，登岸即天寧門外上下街，諸商所造園林盛處。今雖一片荒涼，遺址猶人人能指點也。《食貨志》又言：「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此商倚國而為豪舉。帝自以為不累民，而鹽貴私盛，養成梟盜，不知凡幾。國取潤於商資，商轉嫁於民食，國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謂民食貴鹽而即有礙生理，其說為主張加價者所笑，謂斤加數文，人食鹽多不過三錢，斤鹽可供兩月主食，一人一月多負擔數文，何至告病。不知商品賤則銷，貴則滯，所爭在毫釐之間。官鹽價貴，即為梟販驅除。內亂之萌，起於梟販。梟販必有結合，則所謂秘密社會，皆發生於是，長養於是。近時人留意秘密社會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鹽價不敵私鹽，有以造成之耳。
乾隆間，帝王與鹽商之自生，尤可怪嘆。《食貨志》言：「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余息銀，數逾千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恆、普福、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
國史館《彰寶傳》：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調江蘇。六月，兩淮鹽政尤拔世奏繳本年提引征銀，諭曰：「此項銀兩，歷來鹽政並不奏明，顯有矇混侵蝕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後，每年二十萬至四十萬不等，以每引三兩計，應有千餘萬兩。著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查。」尋查得前任鹽政高恆、普福，運使盧見曾，借端侵肥狀，俱伏法。
此一案，各書敘述不明。《東華錄》雖諭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來源未著。清世《三通》述鹽法，皆不及此事。各記載中，以盧見曾之牽涉多為一代文學名流，往往道及盧之得罪。所謂「盧雅雨都轉獄事」，王昶、紀昀、趙文哲等皆得罪，高恆、普福定斬候，盧定絞候。時盧已七十八歲，未伏法死於獄。合《食貨志》與《彰寶傳》觀之，知高宗借帑給商，規取利息，本利齊拔，年數十萬。前後套搭，永無清日。其實則商人按引提銀備繳，所提之數甚巨，而繳者則年止二十萬至四十萬而止，其餘商又中飽，鹽政、運使則坐享其饋送，代為矇混，不報提引確數。事歷二十餘年，忽於尤拔世為鹽政時，題明所提為每引三兩，則至少以年銷五十萬引計，亦應有三千萬兩，以故興此大獄。夫鹽引所提，皆鹽價所出。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財貨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來。理財者以為取於鹽為最輕微而易成大數，是誠然矣。殊不知有私鹽以擬其後，此則國危之真諦，聖賢所垂戒，斷非揣測過甚之詞也。
乾隆中葉以後，教匪海盜，迭起不止。民生之糜爛，軍餉之耗費，不可數計。而養盜之源，尚無人指陳鹽弊者。商人營求鹽政，定為封輪之制，輪到售鹽，不准爭先搶售，致有跌價。把持愈甚，鹽價愈堅，私銷愈暢。道光元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奏請楚岸開輪。二年，鹽政曾燠奏稱：「輪規散後，有虧商本。」玉庭奏駁之。湖廣總督陳若霖亦言：「本年較前實溢銷二十六萬餘引。」既而楚督易李鴻賓，又徇商求，言搶售難免。八年復封輪。時兩淮私梟日眾，鹽務亦日壞。淮鹽歲應行綱額百六十餘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虧歷年課銀五千七百萬；淮北銷二萬引，虧銀六百萬。於是朝廷始認為切己之事，召江督蔣攸銛還京，以江蘇巡撫陶澍代之。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後，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於湖南。所謂首倡《經世文編》之賀長齡，亦善化人。而澍以學問為實行，尤為當時湖南政治家之巨擘。下開咸、同戡亂諸名臣，皆當時學風所成就，胡林翼為其女夫，左宗棠為其子之師，而即為其子娶宗堂之女為婦者也。澍之治鹽務，先見於其嘉慶末為川東道時。川東道駐重慶，私鹽橫行，沿江千百成群。當事議令營汛開銃擊遏，澍謂是必激變，請減價敵私，計減四分之一，居民盡食官鹽，私販遂絕，數郡安堵，而商銷亦倍額。此川鹽事。川鹽之減價，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淮鹽則積重更難返。而減價敵私為根本之計，則天下所同也。
道光十年，澍既為兩江總督，朝命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赴江寧，與澍會商改革鹽法。京朝官所陳變法有二：一、就場定稅，二、立廠抽稅。皆主一稅後聽其所之。澍用運使俞德淵議，皆以為未可遽行，主申明舊章，以除弊為興利，奏定章程十五條。欽差亦密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於是先行票鹽法於淮北，廢淮北綱商，以裁陋規為輕本敵私之根本辦法。陋規悉在槓壩，起槓過壩，歷五壩十槓，再改捆大包赴岸，官吏胥役，層層需索，每引成本至十餘兩。今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不由槓壩淮所舊道，而改從王營減壩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場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每引五兩有奇，減於綱鹽大半。民販由州縣給照，付場買鹽，分司給以三連票之一連，立限運岸，不准票鹽相離及侵越到岸。始則官胥吏舉囂然議其不便，澍委員領運倡導，使人灼知其利，遠近輻輳，鹽船銜尾到岸，未及四月，請運已逾三十萬引。無改捆之攙雜，鹽質純淨，而本輕價賤，私販無利，改領票鹽乃有利，販私皆販官矣。非特完課有贏無絀，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本為鹽引附納之項，以銷暢收旺，百廢俱興。蓋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一綱行兩綱之鹽，即一綱行兩綱之課也。又是歲海州大災，饑民賴販運之多，轉移傭值，全活無算。此淮北徹底變法之效也。
淮南則厘除積弊，大端有三：（一）曰裁浮費。淮鹽自正課外，揚商大費，謂之公費；岸商有費，謂之匣費。公費舊定七十萬兩外，總商復浮用數十萬兩。蓋存留普濟、育嬰、書院、義學等項，而裁其御書樓、務本堂、孝廉堂等處掛名董事歲支二十餘萬兩。又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書役辛工紙飯，並乏商月折等項，歲需銀八十餘萬兩，則加刪除。於本身所管鹽政衙門，即裁十六萬餘兩。揚州每年正開支三十萬，匣費則湖廣漢岸，每引征至一兩二錢，已有百餘萬兩。乃奏定公費、匣費兩共每引正征四錢，永不加增，各費共減銀百十餘萬兩。至綱商並不自運，沿自前明，即得國家特許，謂之窩家，亦名根窩。其運鹽之商，先向有窩之家買單，然後赴場納課，以一紙虛根，先正課而享厚利，致商本加重，昂價病民。但既未革綱商之名，定為每綱每引給一錢二分，亦省費百四十餘萬兩。領運舊例，名目過多，致運司衙門書吏多至十九房。商人辦運請引，文書輾轉至十一次。鹽務大小衙門，節節稽查，為需索陋規之具，交運司查明刪並。（二）曰慎出納。鹽課入庫，向來不分正雜，遇有緊解，百計挪應，始則以帑本抵額課，迨帑本罄，則令商預納、減納，而以預給印本抵課。迨商墊復窮，則又令其以印本帖息質貸，而以減帖額數攤於後數綱。輾轉葛藤，莫可究詰。又有總商管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名為報效，實出庫墊冒支，從無報銷。乃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內庫，專候部撥；以雜項貯外庫，不許以正項挪墊。革去總商管庫，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以截虛抵。俾勿貽後患。（三）曰嚴糧私船私。向日糧艘回空，夾帶蘆私，每占正綱三月額銷。澍派弁力查，令行禁止。至十三年，漕督貴慶奏請漕舟許帶蘆鹽，仍完淮課，以劑家丁。御史亦以為言。澍三奏駁之，謂不但病鹺，亦且誤漕。蓋漕船回空帶私，即有隨幫風客，除本分利，此出貲附和者即是梟犯，坐占淮南數十萬引綱額，隨路停泊賣私，尤誤回空歸次之期，即誤下年趲運。丁情苦累，止可准帶土宜免稅津貼。若以鹺綱為丁舵沾潤之計，則以天庾正供之船，為聚集匪黨之藪，所賣盡長蘆之私，所缺盡淮南之課。澍力爭絕之，此嚴於糧私也。鹽船遭險，例予津貼，並許批補沉失之鹽，免其輸課。自准封輪，守輪待售，遷延時日，船戶盜賣後，鑿沉空船，運商例有津貼批補，且可分裝多船，越輪先售，是為淹消之名。盡出賣私虛報，又重斤夾帶，一船所裝，不止報運之數。鹽船由埠頭串通商伙，勒扣水腳，甚且由船戶出錢買裝，倒賠水腳，共圖販私之利。澍定水腳按例價照實核發，各船擬次統號，連環保結，蹈故習者，船戶埠保一併治罪。漢岸派員會鹽道辦理散輪，永不許再有整輪，以杜延滯。如實有淹消，准其補運，不准免課，並停津貼。又從前淮鹽必由儀征全數運漢，驗實後折回下游各口岸行銷。糧船、江船販私則隨路售鹽。官鹽水腳加重，益不敵私。澍請查明各口岸額銷，預發防杜越運之水程，照例匯繳，以省周折。又挑浚儀征內河，利運道而輕商本。此嚴於船私也。三大端既定，綱商自乾隆間所積弊混，固不容複試，然恤商亦無所不至，尤恤實在運鹽之商。而坐享根窩之利者，則予以限制。此淮南雖不徹底變法，而亦收化私為官之效者也。
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只行六綱，淮北尤只行三綱。每年奏銷報解，恃有二途：一則全虧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貽患後來納課之商。一則設預納、減納、帖息名色，寅支卯糧，以數十年後之課，預虧之於數十年之前。以致舊商累倒，新商裹足。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已無可挪墊，無可借貸。遇報解則庫如懸罄，遇開綱則只收空本。澍改章以後，年清年款，又帶徵還未銷印本積欠殘課三百數十萬。所不得志者，游食於淮鹺之士紳官吏，揚州人家至有以紙牌繪桃樹，另繪一伐樹之人，以寓詛咒者。十一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兼聞揚人相鬥紙牌，繪一桃樹，另繪一人為伐樹狀，以寓詛咒，其切齒若此。恐誤全局，請易專管為兼管，以順物情。」宣宗不許，只有避讓之語，初無根究之心。足國利民，內省不疚，得行所學，固已幸矣。
黃河奪淮數百年，淤墊已甚。至道光間，岌岌不可終日。士大夫以籌河為急務。河底已高於平地逾丈，賴堤以夾之，行全河於人家屋脊之上，斷無可以安心之理。於是議者爭言改河。或謂堤外築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為堤之一面。或謂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礙難行，徒有議論駁辯而已。至咸豐五年，河決蘭陽銅瓦廂，奪大清河入海，始聽其自然改道。當道光間，所爭議而得行者，惟築壩改用石為用磚，事易實驗。然且勘駁停廢，爭而後復。其實用石擁堤，亦起於嘉慶之末，而行於道光之初。初用石時，亦多異議。既用石十餘年，議者亦以石為便，而反對磚。總之，胥儈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學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則以經驗而得善法。中樞無定識，往往易於動搖。略志之以見科學未明時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於水，以地域水，所謂堤工，不過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墊而已。其時即有護堤之法。大約堤內隔若干距離，置一當水之物，使水不直衝堤土。蓋視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當之沖，則為之布置當沖之物也。舊法束柴秸為之，其形如帚，遂名之曰埽。嘉慶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費糜，於長河埽工挺險處所，兼以碎石填護，埽遂無失，秸值亦平，遂奏減值十之一。又奏御黃、束清兩壩，址過深，請積石基之。俱有效，而胥儈側目，異議蜂起。世序言：昔賈讓策言「為石堤五」，師古云：「聚石堤旁衝要之處，激去其水。」《水經注》載王誨言：「大河以竹籠石、葦葺上為遏，壞敗無已。請疏山採石，壘以為障。」工防宜石，古籍顯著。為固工節帑計，遂於道光元年，與總督孫玉庭合奏，略云：「徐城舊有護堤碎石，即濱山工埽，亦以填護墇御湍溜，碎石既利於徐，於長河宜無不利。夫河防平時恃埽，水盛沒灘始恃堤。至河流紆曲，溜勢逼堤，則又恃埽衛堤。埽壩專用柴秸，即堅實亦易朽腐，每歲拆舊使新，費倍力殫。自間埽填石，上下均倚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則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緩無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鞏固。故有石之埽，恆少蟄陷。其上下無石之埽即朽塌，補築亦易為力。難者謂石數衝擊，漸入中深，恆病梗閼。不知南北堤相距千餘丈不等，至狹率七八百丈，河流經者不過二三百丈，余盡灘淤旁溜，遷徙靡常，攻塌南堤，則北堤生灘，逼扼此堤，則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則溜且去而刷灘。夫以廣千丈之河，豈懼此十餘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獨埽前溜激，始鎪齧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護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歲行之為例。時議始息。此河工用石護提之一爭議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東河道。時串溝久為河患。串溝者，在堤河之間，始僅斷港積水，久而溝受河，又久溝尾入河，於是串溝遂成支河。而遠堤十餘里之河，變為切近堤身，往往潰堤。毓美蒞任，乘小舟周曆南北兩岸。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榮澤諸灘水，畢注堤下。兩泛素無工，無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毓美乃收買民磚，拋成磚壩數十所。工甫就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堤不傷，於是始知磚之可用。疏陳辦理情形，以圖說進。尋奏請設窯造磚。御史李蓴疏言其不便。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肅親王子尚書敬徵赴東河查辦，並令李蓴隨同往勘。七月奏云：「密采輿論，用磚搶辦險工，未可深恃。治河之法，不外以土製水，鑲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剛。碎石質重體堅，取其剛以制柔。磚本土成，可濟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鹼，斷難堅實。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應請停止。燒磚已停，應以改辦碎石為急務。請自本年始，將豫堤防險銀十萬兩，盡數採辦碎石，限明年伏汛前運工。其舊例於添料銀十萬兩內，以六成購石，仍照常發辦。」奉旨，如所請行。毓美疏爭言：「豫省歷次失事，皆在無工處所。堤長千里，未能處處籌備。一旦河勢變遷，驟遇風雨，輒倉皇失措。幸而搶護平穩，埽工費已不貲。鑲埽引溜生工，久為河工所戒。昧者轉謂非此別無良策。查北岸為運道所關，往者原陽分溜，幾掣動全河，若非用磚，費何可數計。今祥符下汛，陳留一汛，灘水串注堤根，形勢正與北岸同。濱河士民多有呈請用磚者，誠有見於磚工得力，為保田廬，情至切也。夫事有益於民，斷無不利於國。特事近於創，難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眾議紛如，良由工程平穩，用料減少，販戶不能居奇。工簡務閒，遊客幕友，不能幫辦謀生，是以妄生浮議。賴聖明獨斷，敕下東河試辦，至今永慶平成。惟自用碎石，請銀幾七十餘萬兩，嗣改辦六成碎石，然因購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經費仍未能節省。自試辦磚，三年未生一新工，較前三年節省銀三十六萬。蓋豫省情形與江南不同，採石只濟源、鞏縣，採運維艱；磚則沿河民窯不下數十座，隨地隨時無誤事機。且石性滑，入水流轉。磚性混，入土即粘。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磚塊值六兩，石價則五六兩至十餘兩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尺磚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均實。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磚重九千餘斤。是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拋磚一方，可當石兩方之用也。或謂磚塊入土易損裂，不知磚得水更堅，拋成磚壩，一經游泥，即已凝結。或謂拋築磚壩，近於與水爭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爭。自來鑲埽之法，堤前必先築土壩
數十丈，然後用埽鑲護，磚則無須乎埽。師土壩之意，不泥其法，拋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築土壩而不可築磚壩者。所占河面無幾，安得有與水爭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則險，水淺則平，水近則險，水遠則平。自拋築磚壩，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淺且遠。尚書敬徵來豫，據道廳密稟，謂「磚辦險工，未可深信」。連年水小，未敢自謂必可施行。今十八年盛漲，較二年、十二年尤為猛迅，磚壩均屹立不移，並未出險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且上年春間儀睢廳，秋間中河廳，河水下卸，塌灘匯壩，搶鑲埽段，旋即走失。因磚拋護，均能穩定。磚辦險工，較鑲埽更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灘陷不能鑲埽。馬工失事，因補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磚，運磚易於運石，則費省而工已固矣。各廳有工之處，皆易為力；惟無工之處，串溝隱患，必應未雨綢繆。若於黃沁下南，預儲磚塊，則可有備無患。應儲之磚，仍令向民間採買，不必廳員燒造。此外別無流弊。」疏入，奉諭：「該河督既確有把握，朕即責成辦理。」毓美又言：「從前治河用卷埽法，並有竹絡、木囷、磚石、柳葦。自用料鑲埽，以秸料為正宗，而險無定所，亦無一勞永逸之計。緣鑲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過數尺，鑲埽數段，引溜愈深，動輒數丈，無工變為險工。溜勢上提，必須添鑲；溜勢下坐，必須接鑲。片段愈長，防守愈難。新工既生，益形勞費。埽工無法減少，不得已而減土工，少購碎石，皆為苟且因循之計。自試拋磚壩，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護舊工，無不著有成效。且磚工不特資經久，而堆儲亦無風火堪虞。從此工固瀾安，益復培增土工，專用力於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無衝決之虞。」宣宗嘉納之。巡撫牛鑒入覲，諭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此河工改用石為用磚之又一爭議也。
漕運之制，未行海運以前，為承明代軍運之法。明軍制遍設衛所，復唐府兵之舊。而漕則始由民運，後乃兌與衛軍。明代軍制既紊，除邊衛尚有任戰之軍外，腹地衛所，有漕之處尚充運，其餘調充班軍，只以供役。萬曆末年以後，衛兵不可用，紛紛召募，兵已重出，餉已不盡由各衛之屯田。屯田亦輾轉侵變，原額紛舛。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余則招降之官兵及群盜，不編為漢軍旗者，悉隸綠營。向所謂衛所屯田之軍，不任戰守之事，惟於有糧運之處，仍任運糧而已。
《清通考》：順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衛設守備一員，兼管屯田。量設千總、百總，分理衛事。其原設指揮、副指揮等，俱裁去。改衛軍為屯丁。凡衛所錢糧職掌，及造船事務，並都司、行都司分轄，皆仍舊。七年，令衛所屯田，分有無糧運科征。先是衛所屯田，分給軍丁家種，因有操練、城守、捕盜、領運之責，科征較民地稍輕。至是裁汰衛軍，凡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征。其無運糧衛所，屯田俱照州縣民田例，一體起科。十三年，定屯丁貼運之例。浙江金鄉等衛，有屯無運；杭、寧、溫、台各衛，嘉、湖、嚴、衢各所，有屯帶運；金華等所，處、紹等衛，無屯有運，應均算津貼。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畝有奇。今議定帶運衛所，照數分派，余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至有屯無運衛所，若有願運者，照例給田僉運；若無領運者，計田征租銀，拔貼無屯衛所運丁。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額，定每船給田一百一十三畝。
此清初以來規定之漕制。至道光時，漕事弊極，其大弊與河患相連，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論政之可為炯戒者。蓋屢次開捐，到省候補之員多，無缺可補，則以差委為調劑。鹽、漕、河皆容納差委之大窟穴。以漕而論，據當時包世臣《剔漕弊說》：「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糧道督押，又別委同通為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趲，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倉臣親驗米色，而委之花戶。兩處所費不貲。又一總運費二三萬金，一重運所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趲，費皆浮於千金。又沿途過閘，閘夫需索，一船一閘，不下千文。故幫丁專定運糧，其費取給於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此幫丁之受朘削於大吏也。」又據江督孫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為刁制。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廒即已滿貯。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須先兌，每借看米色為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兌。致使糧戶無廒輸納，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應其求。或所索未遂，即藉口米色未純，停兌喧擾。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便開船，冀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此旗丁於受兌前刁制州縣之弊。「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而過關出自尖丁。尖丁者，積年辦事旗丁也。眾丁及運弁皆聽指揮。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幫公費，故有尖丁後手及程儀等項名色。州縣不遂其欲，則通關勒靳不交，至使州縣枉罹遲延處分。」此弁丁於既兌後刁制州縣之弊。此州縣之受勒索於幫丁也。又據江督蔣攸銛《擬更定漕政章程疏》：「州縣既須貼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包戶挾制。縉紳之米，謂之衿米。舉貢生監之米，謂之科米。素好興訟之米，謂之訟米。縉紳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即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並有虛收給串，坐吃漕規，以圖買靜求安。受制於刁衿劣棍，仍取償於弱戶良民。良善鄉愚、零星小戶，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始則忍受剝削，繼亦漸生機械，賄托包戶代交，較自交加五六之數，所省實多。包戶日多，鄉戶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漸趨於莠。吏治民風士習，由此日壞。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積重無已之實情也。」
至運河受黃河之累，當嘉慶間，已成不可救藥之勢。《史稿·河渠志》：「嘉慶十四五年間，淮揚運河三百餘里淺阻，兩淮鹽政阿克當阿請俟九月內漕船過竣，堵閉清江三壩，築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議，復稱：『近年運河淺阻，固由疊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黃水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黃濟運，以致積淤潰決，百病叢生。是運河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暢出敵黃，並分流濟運，則運口內新淤不得停留，舊淤並可刷滌。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運河為事，恐旋挑旋淤。運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勢愈猛，決堤吸溜，為患滋多。』命尚書托津等偕河督勘辦。」此勘辦未言結果。蓋河無辦法，運河終無辦法，部復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慶之季，黃河屢決，致運河淤墊日甚。而歷年借黃濟運，議者亦知其非計，於是有籌及海運者。道光五年，上因江督魏元煜等籌議海運，群以窒礙難行，獨大學士英和有『通籌漕、河全局，暫雇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資治河』之議。下所司及督撫悉心籌畫，卒以黃、運兩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詔於明年暫行海運一次。時議論之士，多有力促海運之成者。齊彥槐有《海運南漕議》，謂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適滋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舵水須另招，事非且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無慮。出吳淞迤南多磯島，水深瀾巨，非烏船不行。迤北多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烏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烏船，不能越吳淞以北也。不足慮者一。沙船聚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須銀七八千兩，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號，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至上海年千餘萬石；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問其每歲漂沒數不過百之一。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視江寧、清江為遠路，而關東則每歲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無虛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為說也。不足慮者二。秦、漢、唐漕粟入關，未言官艘，唯《劉宴傳》有官漕之說，諒亦雜雇民船。國家除南糧外，百貨採辦，皆官與民為市，且間歲有採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山東、江南撥船，皆由雇備。僱船未嘗非政體，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百餘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並無客伙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今若於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准帶南貨。至天津卸於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載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腳一百七八十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定可抵淀。住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兌費、津貼、旗舵名目，借詞浮勒，一舉而眾善備。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陳錢，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於鷹游門，以資彈壓護送。而淀、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淀、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阻滯，挽行順速。惟裝卸及發水腳，若任吏胥剋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專意，了此一節，亦非難事。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舵水，清查屯田，皆有條理可循矣。」
彥槐在嘉慶季年，上此議於蘇撫，蘇撫召與詰駁，終以不必改章為言，寢其事。至陶澍撫蘇而辦海運，世以鹽、漕兩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議也。當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挽維艱。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嘉慶間駁斥之海運議復興。當嘉慶時，蘇撫之寢彥槐議，亦承朝旨而然。蓋勒保督兩江，時有患運河阻滯，建議海運者。勒保挈浙江大吏，會奏海運十二不可行。於嘉慶十六年，奉諭：「海運既多窒礙，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盈絀不齊，惟有起駁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等語。明旨煌煌也。海運議再起，詔江督、漕督、蘇浙巡撫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其時前任江督孫玉庭，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上令琦善往查，復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御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駁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帝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暫停河運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運。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霉濕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從？」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遷延半載不決。會澍由皖撫移蘇，與總督琦善奏言：「海運雖屬創行，海船實所熟習。折漕變價數百萬，勢必銀涌貴而谷陡賤，恐官民交困。請以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則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駁費巨，仍由河運。」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徠商船，籌議駁運兌裝等事。澍又親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運米百五六十萬石。朝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於天津。復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留難需索諸弊。海道水師會哨防護，並如十餘年前齊彥槐所議。
六年正月，各州縣駁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損。穆彰阿赴驗米色，瑩潔遠過河運。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價。且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其出力之商，優給頂帶，皆踴躍過望，先後共用銀百餘萬兩。不請一帑，而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其海關免稅不過萬餘，視河運又省費過倍。此商民具有組織能力，而國家始利用之；書生具有政治通識，而公卿能採取之，皆世運之漸變也。明年，江督蔣攸銛再請踵行，而朝議以河湖順軌，又不許。歷二十年，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二十六年，詔復行海運，始為常例。至輪船通行，益無風險之說，而招商局且攬為國營公司專利，不許外國商船承運，則無復河運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議論，且交通既便，亦無庸議漕。而古來代有煩言，清世於道光朝作一改革，在當時為極可紀載之事實。撮述之以見昔人知識之無法驟開，而士大夫之明通強幹者，能救一時之弊，已不可謂非難能可貴矣。
第七節 鴉片案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張格爾之役，十二年有叛瑤趙金龍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將：楊遇春、楊芳之於回，羅思舉之於瑤，轉戰迅速，而賞功必以旗籍大員居上。實則平回大帥長齡，主張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東四城；平瑤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責，均暴露勛貴之無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鴉片一案，則為清運告終之萌芽。蓋是役也，為中國科學落後之試驗，為中國無世界知識之試驗，為滿洲勛貴無一成材之試驗。二百年控制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於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
三代以後，至清中葉以前，國無外交名義。外交二字，作罪惡之稱。《禮記》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穀梁傳》所謂「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至於國君，則名為天子，即無敵於天下。四征不庭，乃為王者。至力屈於敵，明明卑以事之，仍稱彼來曰款，我往曰撫。此古來夷夏相對之通例。鴉片案乃引起事變之端。中國之盲於外交，應受事變之教訓，則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萬國就臣妾之列；學問不自量力，致使國防民用皆自趨於弱與貧，而以強與富讓人。苟非如此，鴉片案何由發生？即發生鴉片害人，烏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鴉片非主因，中國之政與學相形見絀，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鴉片案之來歷。
中國自古有罌粟，詞賦家皆或賞艷其花，農學家或採用其實，為濟荒之用，從未有發明其為毒品者。明萬曆間，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時珍解云：「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罌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醫林集要》，言是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者。作《醫林集要》者為王璽，當與李時珍時代尚近。天方國用以入藥，據云紀元前早已傳自希臘，既而流行各國，印度尚為最後。取漿凝為干塊，款客嚼食如檳榔。明末始有蘇門答臘人吸食之法。康熙中，台灣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國吸菸特色，流行各省，至開館賣煙。雍正七年，定興販鴉片罪至充軍，開館賣煙，照邪教惑眾律擬監候，船戶地保鄰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關監督嚴加議處。是為鴉片定罪之始，時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慶十五年以後，一再飭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後，制煙土益精。英商以販煙為大利，始猶泊於澳門，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為卸載轉販地，既且移之黃埔，於貨物中夾帶私售。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具結，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方准開艙。若行商容隱，查出加等治罪。開館者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粵商十三家，經官立案，開設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販貨來者。其初十三家謂之洋商，而外商則曰夷商。後訂約諱言夷事，遂稱外商為洋商，洋行並廢，外商得自設行棧銷售。乾嘉以來不如是也。當有洋行時，外商非投行不能銷貨。英人設公司經理貿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來粵，率寄寓洋行。洋行優其供應，而朘削之無所不至。初定行用，每兩貨價奏抽三分，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又與關吏相比，課稅增規費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而十三洋行為世業，悉索於外商，養尊處優，駕兩淮鹽商之上。今所傳粵中富家刊刻叢書，若海山仙館潘氏，粵雅堂伍氏，皆當時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鴉片不過商品之一，其實即無燒煙案，通商既久，必有變端。一緣葡萄牙擅澳門之先占利益，二緣粵關之加重規費。葡商在澳門，築高樓而居，其商船到者，只納船鈔，別無課稅。他國之商，船泊黃埔，鈔課並納，又非投行，無寄頓銷售之策。既銷之後，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賃葡人之屋，謂之住冬。葡人儼然為各國之東道主，各國皆羨之。而英人商務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鴉片之銷行，視中國貿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據。嘉慶間，一再窺澳門，葡人輒請中國援助。粵督輒宣諭不許相犯，或且絕其互市，迫令退師。其時英人不敢深抗。中國固地主，有主權，而心不能平，必欲謀一相當之地，以雪見絀於葡人之憤。此一事也。中國關征之法，應本寬大，守稽而不征之訓。各關所定征額甚微，以粵關論，《乾隆會典》所載十八年奏銷之額，廣東海關五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為天下額徵最巨之關。其時江蘇海關額徵只有七萬七千五百有九兩。今以上海關為收數最高，年必數千萬。可知通商以後，國家之受惠實多矣。昔時額徵之外，或解羨餘，不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討關。關督愛才者，過客投一詩，以為可觀，即許其滿載而去。百年以前，中國國民為別一種風味。但國家並無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課賦之外，加以規
費；關員之外，加以行商。所領軍需貢價，未嘗不為公用，而又決非正供。洋行求取於外商者多端，遂分內用、外用名目。當康熙間平定台灣，始開海禁，外商通互市之處，原不限定粵中。康熙三十七年，設定海關，英人始來通市。然粵近澳門，寄寓近便，多聚於粵，粵關即迭增重費，外商爭執不見應。雍正中控於大府，稍稍裁減，未幾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粵督爭之，奏請浙關增稅使倍於粵。朝旨亦以寧波番舶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將示限制，許增浙關稅。未幾復定製，外商不准赴浙貿易，歸併粵港。粵洋行益據壟斷之利，誅求不已。於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輝仍赴浙，請在寧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定海關夷館。聞又有舟泊舟山，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洪任輝憤甚，自海道至天津，乞通市寧波，並訐粵關陋弊。七月，命福州將軍來粵按驗，得其與徽商汪聖儀交結狀，治聖儀罪，而下洪任輝於獄，久之乃釋。後又禁絲斤違禁出洋，亦為英商所不便。隱忍既久，乃於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馬戛爾尼等來朝貢，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寧波、舟山、天津、廣東等地，並求減關稅。不許。六十年復入貢，表陳中國大將軍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國曾發兵應援。的密即廓爾喀也。奏入，敕書賜賚如例。
英國兩次入貢，其後一次有表文，無專使，特由在粵大班名波朗者呈粵督請轉奏。《東華錄》具載之。故宮復發表原檔，蓋為前一次貢使回國後之回訊耳。附帶土宜，作為貢物，亦不過大呢六箱。所欲就此次說明者，為廓爾喀之役曾有助力，補述之以見好於中國而已。其動機為欲避粵關，改市赴浙。商人請之不得，由國王具禮命使代請之。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資本主義之實行，與當時中國人心理不同。轉譯表文，亦失原意。在康熙、雍正朝當不如此盲昧。
英國經此鄭重聲請，仍不得當。嘉慶中，英遂有一再謀占澳門之舉，中國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稟控於粵撫，謂貿易資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崶飭司議，寢不行。二十一年，英國復遣使分入京、粵，其入粵者，先以謁見儀注起爭執。蓋舊制，外夷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英使加拉威禮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許免拜伏禮，使者免冠致敬，大府離席立受。在粵主賓，尚為成禮。其入京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司當東，舟抵天津，朝命戶部尚書和世泰就津賜宴，有司諭以謝宴應跪叩，不可。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覲儀注，不答。和世泰導使臣至圓明園，仁宗御殿受覲，使臣稱病。帝怒其無禮，卻貢不納，旋雖酌收數事，仍頒敕賜以珍玩以答之。然為粵關規費事而來，本意竟未能達，怏怏而去。
乾隆五十八年覲見禮節，據故宮檔案：八月初六日，字寄留京王大臣，有「使臣遷延裝病，不知禮節。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等語。次日又有寄字，有「該使臣等經軍機大臣傳諭訓戒，頗知悔懼。既遵天朝法度，自應仍加恩視，以遂其遠道瞻覲之誠」等語。則是此次英使曾為中朝勉行拜跪禮也。然據嘉慶二十一年英使來聘檔案，司當東原系乾隆朝貢使之子，隨帶來京，此次責以拜跪，並據當時已行之禮為諭。而司當東言「彼時禮節，雖經目睹，實系年幼不記得」等語。或者彼時中朝有自行斡旋之處，對外言貢使已悔懼，而實未面行覲禮，但留其文於案牘中耶？
至道光時，外商已自立公局為寓所，不住洋行，不復循回澳住冬之例。會粵城外大火，民居蕩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舊址，為民所控。粵撫朱桂楨督役拆毀，英商稟訴，以八事相要挾，移泊外洋，停止開艙，相持半年始解。凡此糾葛，外商率致怨於粵。此二事也。
有以上兩種積嫌，國家不足酬遠人僥惠之恩，即惟有震以畏威之策。若示以威不足畏，則要挾狡展，勢必有變端矣。鴉片則會逢其適之物也。當時有一派，目擊煙銷日旺，銀錢外泄，成中國絕大漏厄，昌言自種自銷，抵制英印所產，收回利權。此光祿卿許乃濟所奏陳。知名之士若吳蘭修、儀克中，皆有是說。疆臣則盧坤約略言之，不敢明請。粵撫祁填則具稿請鄧督領銜，鄧亦允之，而為粵紳持清議者所阻。同、光間，有偽撰《洪經略奏對筆記》行世，其中主張種煙抵制印土，殆即許乃濟、吳蘭修輩所為，托之洪承疇以惑宮寢。蘭修有《弭害論》，見梁廷枏《夷氛聞記》，暢發此旨。十八年，鴻臚卿黃爵滋有「漏厄宜防，請置重典」一奏，詔下內外諸臣，廣收眾議。眾無敢言開禁者，獨湖廣總督林則徐言尤悚切，且規畫防禁之法尤備。宣宗為所動，譴言弛禁者。降太常卿許乃濟六品頂戴，召則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書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驛赴粵，會督撫商辦。定販賣、吸食皆死，著為令。則徐至粵，粵督鄧廷楨亦賢者，體朝旨厲行禁約。除嚴拿販煙吸菸之犯，又窮治外來煙土，務盡毀之以絕根株。時英商盡匿煙土於躉船，泊碇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欽差、粵督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轉諭英商公司，呈報存儲煙土實數。時公司大班名義律，得諭遷延不復。則徐偵知英最巨之煙商查頓已遁，其次顛地，尚與義律在夷館謀遁，乃錮其所用買辦華人，而調巡船圍泊夷館後，使不得下河。又筏斷河口。義律計無復之，乃請就黃埔棧房及碇洋躉船所有，合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盡數呈繳。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奏請派員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乃開池引滷水入，隨投隨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蓋以火燒之，菸灰亦為吸品。同存性之石灰，隨水糜爛，乃與灰粘合，無復煙之用也。則徐之布置周密如此。
奏定繳煙外商，計箱賞茶葉五十斤。當時出洋茶稅石二兩五錢。洋行會館，由公司包餉費六兩七錢，並運至海口水腳，及武夷山買價。恩賞則一律蠲兌，所得亦頗抵煙值。遴隨員知府余保純、劉開域頒漢夷字結式，令諸國繕繳。義律堅不具結，負氣繳還所賞茶斤，謂：「遵結則後有煙土夾帶，貨沒入官，人則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煙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認此責。」時在澳門會議，葡商亦謂：「貨可充公，人則西國無斬首例，請不具正法字。」則徐以所請不與內地辦法畫一，斥之。保純亦無以難義律之說，為具牘代請，而義律則謂委員已許之矣。既為則徐駁斥，乃怨大吏反覆，以護貨之兵與我舟師抗。我舟攻其躉船於零丁洋，毀其二艘，義律率貨船屢戰，皆中於炮而退。有英船願繕結紙求入者，義律揮兵阻之。具結請入之船，見提督巡洋，坐船樹紅旗，又誤以為來戰，亦燃炮迎擊。接仗凡六次，卒為舟師擊斃無算。時別國貨船向不帶煙者，皆遵令具結，惟英船不就範。大理卿香山曾望顏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下粵中議，則徐以違抗只有英商，不拒各國正可以夷制夷；粵人以海為生，尤不宜設禁自窘。奏覆而止。
案林文忠禁菸之切實，備戰之嚴密，分別各國之審慎，皆無可議。惟嚴催具結而不急為英商裁革粵關規弊，無以慰其積年希惠之心，未免視外人之弊害稍有隔膜。即取結亦稍操切。但嚴厲禁菸，為民除害，外人輿論亦不甚以為非。若有恤商之德意，平眾商之怨尤，義律雖狡，無能鼓煽，事可不至擴大。且體念遠人，保其商利，亦大國應持之正義也。文忠未免忽之。繳煙每箱賞茶葉五十斤，計煙價略相當，出《夷氛聞記》。然《文忠政書》原奏作五斤，且總計賞十餘萬斤，合五斤之數。豈《聞記》之誤耶？
英市既絕，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於義律，不得入，咸怨咎之。義律懼，請許率諸商還澳，俟本國信至，開艙貿易，詞頗婉順。而朝旨雖允不禁海，然對英封禁甚嚴，則徐不敢更張，峻拒之。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購接濟。則徐自出駐海濱，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備，民多感愧，相戒無復私售。九年冬，朝命改則徐督粵，調廷楨督兩江，旋改浙閩。英國自得粵中焚煙之訊，其國會議禁菸理直，當聽中國之命。而義律以商人煙土被焚，請國庫給價。且印度煙銷為大利，慫恿發兵。英廷爭議洶洶，卒決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本國兵船十餘艘、駐防印度兵船數十艘，聯 東向。則徐自奉旨斷英市，首責諸國毋聽英假借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激勵美法，使不直英國所為。又以俄舊親華，而與印度鄰，英俄相忌，又約屬夷廓爾喀伺印度之隙。且知英遠來費巨，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決其持久必蹙。與提督關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懸賞購捕斬義律，及白夷黑夷價有差。獲其船者，財物盡充賞，移會閩、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則徐奏聞，尚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為」之諭。英船至粵月余，無隙可乘，駛三十一艘赴浙，經福建，突攻廈門。浙督鄧廷楨駐閩，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守御，炮擊沉其兵船一，水師焚攻其一船，斃英兵數十。英全 駛至浙之定海，陷之。朝命江督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視師。革浙撫烏爾恭額職，旋定罪絞候，以劉韻珂代。經此一挫而朝旨突變。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執成命以行事，亦世變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辦意甚堅決。則徐對英人請求較近情之語，亦不能留伸縮之餘地。當上年九月義律以兵抗戰時，九龍炮台擊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而於折內又累加旁批。折文云：「苟知悔悟，盡許回頭。」其旁批云：「不應如此，恐失體制。」折文云：「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其旁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系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
十一月初八日，有詔：「英夷反覆，先放大炮。未絕其貿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茲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區區貨稅，何足計論。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兇犯亦不值令交出，著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云云。則徐接此字寄，所以對義律之婉求，無從通融也。洎定海一失，粵中之蜚語亦即上聞，謂「繳煙時先許以值，後負之而致激變」。此事當時有數說：
《夷氛聞記》云：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洋行總散各商，僑寓其側，備日夜傳訊。義律呈繳稟至，夜傳總商入見，責以「汝為官商，倘有私許以價，而後設法賠補事，慎汝腦袋」。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蓋是時粵人紛紛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以事後給價。及聞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負約以自保，不暇復計夷怨，而夷已稟繳無及。然語皆出揣測，事秘，罔有顯據也。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傳》云：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義律懾公威重，與廣府余保純、洋商伍姓者密議，願繳在海船土二萬一千箱，易絲茶償。余乃常州紳士，為公撫吳時激賞，素以干力著。伍則與義律最昵，知使節不久留，欲彌縫其間，而陰與洋行分年償其直。其稟牘恭甚，公據其詞入告，奉旨嘉獎，有「不慮爾等孟浪，但慮爾等畏葸」語。公乃馳檄宣示英國王，詞意剴壯，外國爭傳其文。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毀數月始盡。陶文毅卒，旋奉旨調兩江總督。樞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請以鄧調兩江，而移公為粵督。命下，余、伍之初計沮。
據上兩說，許給煙價事有之，而非則徐所知。但釁之由生，亦不由償價負約。義律並未形諸文牘。因勒令具結，致成決裂。且即給價購焚，亦不甚失禮。果有其事，則徐盡可先奏，何必諱言。朝廷以此罪則徐，上欲加之罪耳。當浙陷定海之際，英船留澳門者，忽焚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閘，為守閘之前山營都司炮傷英兵數十，沉其小舟。七月十八日，則徐所遣副將陳連升率游擊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戰勝，以捷聞。奉批斥則徐貪功啟釁。則徐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罪赴浙，竭力圖克復。不報。
奏言：「竊臣奏報拿獲雅片煙犯折內，欽奉朱批：『外而絕斷通商，並未絕斷；內而查拿犯法，亦未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又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欽此。』」此為當日所奉嚴旨，亦未有許給價後負約之說。但轉變太速，殊乏君人之度。
是月，伯麥偕義律駛天津陳訴，出一漢文奏本，上直隸總督琦善轉奏。其文為英人所具，可證則徐無許給煙價之語。文惟見《夷氛聞記》，錄以明以前粵中英人所藉口之真相：
奏云：英吉利國臣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多兔，謹呈天朝大清國大皇帝駕下：竊巴兒多兔現奉敝國主命，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帶領水陸軍兵戰船，前來貴國。緣為去年本國之正領事官義律，暨來貴國貿易之商民，竟被廣東欽差林、鄧總督，凌辱無道，以眾欺寡。並一向敝國之商民到廣東，被該省大憲等欺壓無辜，為此奉命前來上訴。惟思船多兵眾，夫用兵必須水陸擇地，護船安營，是為首要之機。熟思貴國各直省大憲，以為業已封港，不通貿易，決不納言，不肯接呈代奏，准有相拒之勢，此即必彼此相鬥，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營有所倚。去年林欽差到廣，不幾日，首先將西洋各國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內，立即封艙，連日不准出入，兼絕伙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內之煙土。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殺。如於限內繳出，則仍前交易買賣也。竊思貴國新例，禁買禁賣煙土，但既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洋人亦必不再來。即有愚人帶來，亦無人敢買，然則帶來何益。且去年所繳之煙土系在洋面，並非起運入內地，而外國商人亦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人等如不繳，則不受殺亦要餓死，雖不懼殺而饑渴難當，只得舍恨忍氣以繳之，後再酌議論。詎料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如有嗣後查出船內夾帶煙土，即將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即正法』等語。但查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西洋各國古今通行。惟正法條，西洋古今無殺頭之刑。況且船多人眾，萬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夾帶，不拘多少，豈不累人。貨物入官，而人亦受殺戮之慘。即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之原委也。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眾，未得具結，即著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國荷蒙通商已來百十餘年，貿易買賣場中豈無賒欠通融。今計貴國洋行商人，前後共欠已有數百萬兩之多，一旦封港，不獨不能貿易，又壞了到廣東船內之貨物，不勝枚舉。英國商人所失之本，何可勝言。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曾與義律商允具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夾帶煙土，方准入口，否則逐回，不准貿易。奈林、鄧二憲，前言不對後語，反覆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甘受正法之結也。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後，適有英國兵船巡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遞呈，系請詢封港之由，以為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師
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拒，是以不得不還炮相喧矣。去年林、鄧二憲禁止買辦，不准供辦伙食之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貨船同泊洋面，正欲回航之際，適其船內人過來英船探望，即或隨送些少食物，林、鄧二憲責言呂宋人不應與英船人往來，不應送食物，竟用毒計，命人於黑夜之中，將呂宋船隻燒毀，並傷斃三人。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共憤。切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呂宋國與英國，火煙相益，非親即故。今同在異邦客地，過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系人情之常事。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里，不獨無分統屬，而且只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不能到西洋。今林、鄧二憲系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管中國廣東事，豈能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國主仁慈，憐含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即命如數賠其鋃兩。但未審林、鄧二憲，此事如何奏報？
此奏中只言林、鄧於具結事反覆，即上所云「余保純允為具牘代請，義律謂委員已許之」之事也，並不言許給煙價，則並余保純等亦未嘗許之可知也。今以理度之，當是實是以商捐茶葉，用給賞之名以代給價。故《夷氛聞記》較量其值，言計每箱給茶五十斤，鑿鑿可據。林折只言五斤，乃不欲多舉其數。以本系捐辦，無需奏銷，對朝旨嚴辦之意為合。此正余保純之幹才。其後因具結有違言，義律亦未受賞，其為五斤、五十斤，更無可辨。竊謂此為事實也。
英帥奏辭溫雅，其於初次兵船開仗，直曰「還炮相喧」，輕儇已極。要於中國並無必用武力之意，特視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實。奏意雖出自英帥，而達意必有漢奸。以兵官而具此辭令，程度自高。當時中國去文，動足招侮。《中西紀事》載英人在定海遞書，內言：「二月間遣使暫討煙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天朝大臣粵憲回復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洲四海，兵精糧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天朝，請提神兵猛將，殺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
此語出自英人所遞書中，或非實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數語云：「此蓋回復外夷之詞，不嫌俚俗也。」然則著書之人有此寒陋，亦見當時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與西人比也。奏文外又出其國會致我國相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船貽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琦善以聞，又令嫻習西文之鮑鵬作復書，稱義律為公使，謂「上年繳煙，必有曲折，將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並犒以牛酒。詔革則徐、廷楨職，令俱在粵候勘，而命琦善馳驛至粵，代則徐職。琦善在天津見英帥語平和，謂不難馴伏，畜意稍給煙值，仍許貿易，即當了事。而給值則意粵關監督即能任措。既至粵，義律輩亦回粵守待，見新欽差易與，求索益高。而粵關利厚則費亦素巨，無餘存，乃知棘手。惟撤海防兵以示無敵英意，冀英人鑑諒。詰開炮創英者將加罪，軍心解體。又欲從英人訴詞，謂則徐拒不上聞，將奏譴之，欲證成於巡撫怡良，怡良不敢應。檢案牘則又無可指摘，不得發。先是，則徐防海所募，擇海濱漁疍亡命熟沙礁險要者，一旦撤裁使失業，為英購漢奸招引而去。向之所憚，轉濟其用，形便曲折盡泄，要挾益無顧忌。堅索香港為埠地，以抵葡之澳門。琦善不敢決允，但許增煙價，冀就範。提督關天培請添兵設守，則峻拒以媚英。義律以議遲遲不決，突攻陷沙角、大角兩炮台。敢戰之將，副將陳連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數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琦善委罪於天培，奏請重治，仍請續與夷議款。天培與鎮將請增發兵藥，琦善靳之。然亦恐再有失陷，重得罪，亟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為市地，以明年正初旬為期，還以煙價。其與義律伸約，則稱之為公使大臣，許以香港全島相畀，而以浙江所獲英俘易定海。義律復文，請繳還兩炮台，及所掠粵船，願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代遞伊里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英船兵目。琦善依言達浙，而伊里布亦遂無守御意。時朝旨以兩炮台失陷，又決痛剿，革琦善、天培頂戴，調湖南、四川、貴州及南贛兵馳赴粵。琦善不知，猶自出閱視虎門，與義律晤商條款。義律耀兵炮以示之，琦善更張皇入奏。奉嚴旨：「朕斷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受夷書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此諭見《東華錄》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辛亥，其失態固與琦善相稱矣。
其前，於正月初七日甲午，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方入覲，道皖，命折往粵，與戶部尚書隆文同為參贊大臣。前往粵候勘之林則徐、鄧廷楨，亦於上年十二月中奉旨著琉善督同辦理。於是杜門候勘之林則徐復出，則詢知舟勇已盡撤，無可為計。正月初五日，義律已知朝議復變，驅船攻橫檔炮台，台藥不繼，關天培陣亡。嗣是英艦進攻岸台，輒領鴉片舟尾入，約窯戶艇泊其旁載運。粵兵名為迎敵，亦與通同以護販為利。忠勇之軍，撤潰已盡。利之所在，對敵如戲。楊芳以宿將負威望，官民望其來，道佛山，一路呼噪相迓，既至則謂：「夷炮命中，能在船舶蕩漾中擊我實地，較我實地所發轉有準，此必邪教挾術所致。」傳令地方甲保，遍收婦女溺器為厭勝具，載以木筏，約聞炮急眠器口向敵，伏卒即抄出夾攻。敵掠筏而過，守筏副將先遁，芳急勒兵入城，敵船未敢猝入省河，亦震芳威聲，恐有布置，乃使人持書至鳳凰岡台營，求入城面致芳。營將總兵長春遽引使入，迨返而敵盡知虛實，分攻獵德及大黃滘炮台皆下，芳猶奏長春有禦敵功，賞花翎勇號。時在二十一年二月。其先義律、伯麥以琦善已允給香港，聯名出示香港居民，稱為英國子民，有事須稟英官治理。並以此照會大鵬協副將賴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則徐勸怡良實奏，怡良遲徊，為粵紳所懇促乃允。奏入，而江督裕謙參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適至，詔革琦善職，拿解赴京，籍其家。以奉命駐江西理餉之刑部尚書祁填代粵督，而楊芳亦有攻守八難之奏，乞允通商，意多與琦善合。奕山、隆文繼至，芳亦勸其勿浪戰取敗，意在徐就撫議。而奕山忽為人言所動，以三月晦發兵衝突省河英船，搜義律於夷館。義律先遁，官兵遂掠其貨物。越日，英船反攻，官軍潰退，輜重船筏盡失，乘勝奪北門外山顛耆定炮台，俗名四方炮台，於是俯瞰城中，窺以遠鏡，纖悉畢見。子彈時以城中官署為的。城守始洶懼。而楊芳獨以鎮定聞，火箭巨彈，肅肅聲過耳畔，笑罵而已。或勸稍避，不顧也。於時民居遭毀，兵多擅逃，城守岌岌，款夷之議遂決。則徐已於上月奉旨以四品卿銜赴浙候旨。蓋裕謙以欽差大臣入浙，與閩督、浙撫先後皆奏則徐在粵無誤故也。粵城上懸白旗示服從，軍帥以下會印付保純，縋城出，就商義律，旋議定：餉軍六百萬元，計四百二十萬兩，作清還商欠，限五日內交足。大將軍挈外來兵離省遠駐，英船亦退出虎門。洋行括銀不足額，僅得百二十萬兩，由藩、運、關三庫墊足。由大將軍奕山，參贊隆文、楊芳，駐防將軍阿克精阿，督祁填，撫怡良，副都統裕瑞，會奏給商欠銀議款事。其銀是否即作煙價，及香港是否停給，款議未之及，奏中亦不以陳明。其實英兵方缺餉，得資為窺犯要脅地也。款成，耆定台未退出，伯麥自台下率眾闖諸村落淫掠，至奸及老婦。舉人何玉成柬傳南海、番禺、增城諸村，各備丁壯，出護附郭三元里。各鄉義憤集至數萬人，夷目畢霞率眾與戰，始民稍卻，旋各鄉眾大至，圍之竟夜，天明搜殺，伯麥、畢霞皆死，收其調兵符券及防身兵器，夷兵乞命之聲震山谷。村民圍耆定台英兵，計令餓斃台上。義律密遣人求救於保純，或勸以兵助民並縛義律，重與約法。所給商欠銀時僅交四之一，當事以款銀已去，敗盟無利，事在和後，不欲為戎首，不用其策。粵督令南、番兩令隨廣府保純出，步向三元里拱揖代夷乞免，民乃解圍。粵人至今舉三元里為快。嗣是粵人踵行團練，遂為後數年拒夷入城督撫封爵之用。
三元里役之後，民氣極盛，英兵已約定退出虎門，粵督大修守備，義律因不欲復入虎門，請與粵久市，不忍肆擾，別營市地於香港，請官為示，召商民就港貿易。請之至再，而內商以越海不願往，又請以退出之尖沙嘴、九龍山二地易香港，當事以未奉諭旨卻之，反勸其入市黃埔。義律以入市須經虎門，阻我興築炮台。糾紛不已，款市仍滯不行。五月，革則徐卿銜，發伊犁，廷楨亦遣戍。會英國王別派朴鼎查為將，巴葛及思亞剌、力巴、敦時為副，增兵增艦來粵。義律遂返英。朴鼎查以軍官兼管商務，與伯麥為將時又有異。奕山偕隆文離省，居三水縣之金山，撤湖南兵歸，而獨留楊芳駐省彈壓。隆文居金山，獨以憤不食死。朴鼎查按義律所議約，止收商欠而撤在粵兵，無與他省事。思嘗試覘中國意，或不止就義律已成之功，於是舍粵洋北抵潮之南澳，泊船於長山尾，且登陸秣馬，漸造屋為層樓。澳官無止之者。澄海縣諸生在粵受課作海防論，乃及此事。書院監院梁廷枏發之，祁督飭海陽令查毀，朴鼎查遂以七月初十日犯廈門，投書駐廈提督，自稱公使，巴噶稱水師提督，敦時稱陸路提督，謂不照上年天津所議事款，應有兵事，暫借廈門屯軍，定議即繳還。提督陳化成適改官江南去，閩海亦奉旨以粵夷就款撤兵，總督顏伯燾倉猝迎擊，大敗，將士多死喪，遂失廈門。伯燾故有志殺敵，且非議鄧廷楨在閩，謂能守而不能攻，事前購船鑄炮，稱有備。其置炮在台牆深處，炮口止能對一點，英船窺知之，避其中點，鼓行無阻，奪台反炮向內攻，所備適以自殺。英既破廈門，不留據其地，即分擾台灣、定海，而尤以定海為注意，犯台灣者為小股嘗試。守台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早以海警戒防，瑩尤以練達通博知名。當鄧廷楨督閩時，已請奏起泉州在籍提督王得祿，故李長庚部下，平蔡牽封子爵者，出襄軍事。八月十五日，英船挾三板犯雞籠杙，越日進口，炮壞二沙灣兵房，台炮擊中其船，遁而觸礁，生擒黑夷二百數十，殺數十，白夷殺二人，沉一人。後一日，又搜殺白夷五，獲其圖冊。九月十三日，英船再撲二沙灣，擊斃二夷，遂退。其擾定海者，亦以八月十二日至。自伊里布以欽差入浙，一意附合琦善，撤防待義律交還定海。定海名交還，尚留船盤踞。伊里布示諭居民毋敵視，並以已起碇之船數移慰巡撫，又奏收復定海。巡撫劉韻珂以敵方築炮台，開河達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門開兩處民房，又出偽示招居民接濟，縷奏其患。會朝命於粵又主剿，逮琦善籍其家，遂革伊里布大學士職，仍留江督任，命裕謙馳往代之。旋召伊里布入京，六月，革職發軍台。裕謙入浙，奏保則徐，恃為謀主。未幾，則徐遣戌去。至聞廈門失守，急檄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會同定海鎮總兵葛雲飛，以兵五千守焉。至是，敵至，連日拒擊小勝。至十七日，敵大舉猛攻，三總兵同時陣亡，定海城再陷，進犯鎮海，分攻金雞、招寶二山炮台。金雞山奮擊斃敵數百，提督餘步雲守招寶山，先有二心，前數日，裕謙召步雲盟神誓師，見裕謙無退志，稱足疾不跪。敵至，不令兵開炮，甫抵山麓，遽棄台走。敵據招寶山，俯攻鎮海域。城陷，裕謙殉節。裕謙故誠勇公班第曾孫，壯烈思無忝祖先，劾琦善、伊里布，慕林則徐，蓋旗籍之佼佼者。既陷鎮海，即攻寧波，步雲又奔上虞，道府從之。時為八月二十九日。巡撫急守紹興，扼曹娥江，防其犯省。九月初，英兵迭入餘姚、上虞、奉化肆掠，毀其倉庫，旋退而亂民乘之，浙東蹂躪甚慘。
九月初四日乙卯，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大將軍，馳驛赴浙辦理軍務，所命參贊大臣皆不果行，旋以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又命怡良為欽差大臣赴福建，擢河南巡撫牛鑒督兩江。出琦善於獄，使効力軍前。奕經客宿遷，舉人臧紆青勸奕經奏召林則徐來浙勷辦，止琦善，斬餘步雲。奕經庸懦不敢用，僅止琦善，乃改發倚善軍台，未幾即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旋仍柄用如故。蓋有首相穆彰阿為之內主也。二十二年正月，奕經軍次紹興，與文蔚定議分襲寧波、鎮海，預泄師期，兩處皆敗。二月，敵攻慈谿，金華協副將朱桂與戰，督抬槍兵匿崖石樹林自蔽，斃敵四百餘，兵無傷者。軍無後繼，桂請文蔚發兵數百為援，不許，至暮發兵二百，敵已分兵繞出桂兵後，桂與其子武生昭南死之。文蔚從隨員侍衛容照等議，防敵夜攻，棄軍走，軍資盡失。時朴鼎查方嗾兵艦再攻台灣，姚瑩督官兵御之於大安港，別設伏於迤北土地公港，誘敵艦入，觸礁不能駛，盡覆之。除淹斃殺斃外，擒紅白夷十九、黑夷三十。上年獲禁之百三十餘夷，言官請無庸解京，就台正法。及是，並新獲者皆斬於台，僅留禁其夷目勿殺。後遂為朴鼎查誣控所殺非兵，而系商民。穆彰阿主於內，使怡良就訊虛實。怡良嫉台灣鎮道未以功歸欽差，證成之。鎮道皆下獄，以饜英人意。旋釋之。至三十年，宣宗崩，文宗宣示穆彰阿罪，始正言鎮道之受屈。而擾浙之英人既得志，又以浙為無可戀，更北擾，乃可脅成前約。有鄭鼎臣者，前戰死之處州鎮鄭國鴻子，志復父仇，投軍自效，率定海水勇，多挈火具，附敵船焚攻，輒燼其船，多有斬擒。文蔚退還浙西，盡撤戰火諸船，鼎臣不從，隨行請治以法，奕經心重鼎臣忠孝，諾而未行。鼎臣於三月中累焚英船，焚溺英兵五六百。奕經、文蔚前經因敗奪翎頂，至是因焚攻有功，皆蒙賞復。而浙撫劉韻珂意在羈縻，奏請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又以殺零夷為非，以鼎臣等為虛報冒功。鼎臣具四大艦，載所獲夷級衣械及擊碎船板送核，事乃白。時朝廷已復命宗室尚書耆英為欽差大臣入浙，並署杭州將軍。耆英滿洲親貴，為一時庸劣之尤，足以顯清室之王氣已盡者也。三月二十七日，英軍棄寧波北犯，奕經遂奏收復郡城，旋又棄鎮海，未及誇張克捷，乍浦已於四月初九日失守。駐防副都統長喜投水死。駐防橫暴，平時已與土人不洽，至有警，更多所指摘，謂為漢奸，於調集助守之福建水勇亦凌辱之，戰時遂舉火為內應。英水兵登岸，頃刻而城陷，平湖、海鹽大擾，會城亦戒嚴。事聞，以乍浦頃刻潰散，皆餘步雲屢
走屢失城池，未議重譴，有以倡之。始奉嚴旨拿解治罪。久之，至歲杪乃伏法。鴉片之戰，失律逃潰者相望，正法者止步雲一人。當時朝議，能卻敵者既以挑釁得罪，其逃避者自應以彌釁邀賞，則步雲之見法亦冤也。
浙撫劉韻珂，以煦煦為惠，得民心。浙中軍事，有大將軍、參贊及欽差輩先後坌集，責亦不在巡撫。其竭力贊和，惟恐失敵意致敗，則不可掩。然民乃諒其弭禍，亦頗感之。伊里布之再來，韻珂所請，專為議款。乍浦既失，伊里布詣英船商款事，英人氣驕甚，無成而返。韻珂意鄭鼎臣輩屢獲英俘，未還俘，故仇不解，乃奏出所獲白黑夷於獄，載送乍浦，則英又棄乍浦，虜其軍資去矣。追送鎮海，俘還船不謝，受俘者亦默無一言以復。五月己酉朔，朝命乃以伊里布賞四品頂戴，署乍浦副都統，而英船於是日已泊吳淞。江督牛鑒以辦防駐海口。初三日，英攻寶山。至初八日，提督陳化成在南門外海迎戰，炮沉英船二，折一船桅。英船以炮彈火箭，焚及民舍。牛鑒方與化成分守海口，炮彈落其近處，失色退走還城，所督諸軍從而皆潰。英軍大進。餘步雲舊部徐州兵先遁，化成余親軍不及百，為夙所訓練，隨化成不退。化成手燃巨炮擊賊，臨危猶破一舟，中炮遽卒。鑒遁而城亦陷，駐上海文武官皆走松江。英船隨入上海，城已空矣。十四日，更向松江。先奉調來援之壽春鎮總兵尤渤，沉船塞港，置炮相拒於城外八里之地，英兵亦緣道示威，無意深入，被拒遂出吳淞，改駛長江口。六月七日甲申，牛鑒奏請仿照乾隆年間征緬罷兵事，准予英人通商。奉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淺矣，曷勝憤懣。」又批：「朕之用兵，實出於萬不得已。若將征緬之事比擬，事不相類，擬甚不倫。想卿必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憂憤。儻將士有所窺伺，稍有解體，將成瓦解，可設想耶？總因朕無知人之明，自恨自愧。」先是，寶山失守之報至，朝命伊里布、耆英馳赴上海，會同牛鑒籌防堵。至是，又命伊里布回乍浦副都統任，止留耆英會辦防剿。其時江防蕩然，英船已過江陰、瓜洲抵鎮江矣。牛鑒遁還江寧，京口副都統海齡守鎮江，忌漢人，謂有漢奸，搜索騷擾。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以兵至，亦拒不延入。相持二三日，英軍梯陴而上，鎮江陷，海齡自縊，家屬多殉。江寧相距，一日可達矣。
朴鼎查先奉英王命，仍赴天津請議約通商，故由寧波迭退而北。闖吳淞，闖長江，皆視可侮而取勝以壯聲勢。既陷鎮江，其部夷馬理遜者，其父為貢使，曾至北京，父亦名馬理遜，當時謂之秧馬理遜，自命為知中國地理故事，進言於朴鼎查，謂江寧為南北咽喉，踞以要挾，無不得志。或且揚言將沖挖高家堰堤，壞河防，阻運道，北京必洶懼，勝往天津。朴鼎查從之，令諸船齊進。一路聲炮，焚毀瓜洲、儀征所有鹽舶商船殆盡。以六月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逼江寧城。伊里布以議款情熟，仍具奏馳抵江省，其先既奉有「設法招撫，許便宜行事」之旨，遣其家僕張喜赴英船，以候款開導。英果不攻城，但責成議甚亟。初六日，耆英亦至，復遣員與張喜再詣英船。朴鼎查用馬理遜預議，索三千萬圓，稍減為二千一百萬，以六百萬為補償煙價，三百萬為續還舊商欠，一千二百萬為軍費。本年先交六百萬，余分三年帶交。又索香港為彼商僑居地，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通商貿易地。稅項公立章程，遵中國例則征輸，先占廈門、寧波、鎮海、定海、乍浦、寶山、鎮江各城岸，俟五口通商即退還。貿易各口設關，自設領事官經理。貨至，責成領事官赴關納稅。裁去官設行商，由來商自行交易。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後彼此釋放俘虜。語畢，即促歸商定。委員佐領塔芬布等還報，當事以不但悉如英初意，且所索更奢，遷延不敢復。更往返議擬，英船已易白旗以俟，忽於初八日夜令易紅旗，約次日復開仗。謂聞之諜者，中國用緩兵計，實調兵來決死戰也。
總督、欽差急遣布政使黃恩彤，偕前委員侍衛咸齡見英帥，開誠告以無他，並一切勉循所請，船眾歡呼。於是牛鑒、伊里布、耆英會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貪利無厭，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尚非潛蓄異謀可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局。所索紋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百一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本年先交四百二十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圓扣抵外，英攻鎮江，揚州鹽商賂以五十萬圓，稱犒師，祈勿過江擾累。令江蘇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粵稅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計數實應歲三百五十萬，故意輕減，為掩耳盜鈴計。彼國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此則甚確，較用兵費實不及三之一。至廈門，夷雖退，尚未收復；香港、鼓浪嶼、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占踞，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輸稅課，即屬悔過向風。此後彼因自獲馬頭，我即藉以捍蔽海疆，以為國家之利。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本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囚以講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聞。奏入，帝甚怒。穆彰阿委曲曉譬，為東南數百萬民命強為抑遏，加恩勉如所請，而諭令反覆詳議，永銷後患。耆英等同詣英船，與立《和約》十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鈐以關防。海關丁書巡役陋規，亦悉予禁革。八月初十日，恭值萬壽，英官仰祝純嘏，虔請代奏。英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此所謂壬寅白門約，即所謂不平等條約之第一締結也。
第八節 鴉片案究竟
鴉片案之賠款割地，戰敗以後事也。所異者，當時歐亞交通之難，兵艦炮械亦遠非後來堅利之比，中國以毫無設備而敗。若稍講設備，則如林、鄧之辦海防，亦頗使英人卻顧。惟海岸線長，不能得復有如林、鄧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內，始以忌刻而欲敗林，繼則務反林之所為，並譴及力能卻敵之鄧，乃至並譴及禦敵獲勝之達洪阿、姚瑩。此皆滿首相穆彰阿所為，而漢大學士王鼎至自經以尸諫，請處分首輔，而為首輔所抑，竟不得達。林則徐褫職，裕謙奏請入浙勷辦，則必令遠戍伊犁，惟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則徐助塞河決，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為穆黨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嘆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與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議。琦善既議斬而復大用，耆英則議和之後專任為通商大臣。蓋帝猶遵祖制，重任必歸滿洲，滿洲無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濟之，以乞和為免禍之至計，故口憾之而實深賴之也。王鼎尸諫之事，《國史》不載，私家紀之，《清史稿》乃直書於鼎《傳》。蓋據湯紀尚之《書王文恪事》，陳康祺之《郎潛紀聞》。康祺又取證於孫衣言之《張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間一大事。
湯紀尚《書蒲城王文恪遺事》：樞相穆彰阿秉政，張威福，尤深嫉兩廣總督林公勛名出己上，乃巧構機牙，媒蘗其短，以觸上怒。由是林公罪廢，虎門防撤，海氛益熾。逮公還朝奏對畢，痛陳御座前，力諍不可得。退草疏請罪大帥，責樞臣。懷疏趨朝，待漏直廬中。燈火青熒，遽自縊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駭愕，事隱秘，莫測其端。……惜乎，公子孫下材，無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艱隱愍，卒幽隱而不彰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蒲城王文恪公鼎，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議初成，公侃侃力爭，忤樞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懷，閉閣自縊，冀以尸諫回天聽也。時軍機章京領班陳孚恩，方黨穆相，就公家滅其疏，別撰遺折，以暴疾聞。設當時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罷，豈待咸豐初年？蕞爾島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驕橫如此。……康祺初入京，聞老輩言是事，猶以為未確，不敢遽筆也。嗣見馮中允桂芬《顯志堂集》有公墓銘，稱公自河上還，養疴園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詞意隱約，殆公後人諱言之。朱侍御琦記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頃見孫方伯衣言所撰《張文毅芾神道碑銘》……又云：「蒲城，深臏太息。閉閣草奏，忠奸別白。疏成在懷，遂縊以絕。或匿不聞，聞以暴疾。」則情事昭然矣。
吳增祺《清史綱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學士王鼎自殺，予諡文恪。鼎自河防歸，為遺疏數千言，極言穆彰阿等欺君誤國之罪，並薦林則徐可大用，遂服藥自盡。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為《清史稿·王鼎傳》所本。吳增祺閩人，或得諸林文忠之後。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與湯紀尚所云「公子孫下材，無以成公志」之說合。後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狀，不及王相尸諫事，蓋遺疏既改上，官書中無此一事矣。
白門約定，牛鑒革職拿問，以耆英為江督，而以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辦理善後事宜。奕山、奕經、文蔚，均議斬候，後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訴台灣鎮道，妄殺遭風被難洋人。蓋朴鼎查於約成後交換俘虜漢奸，始知台灣所俘，先已正法，無以對所部，遂冀泄憤於鎮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辦。怡良以欽差兼署閩督，台灣為轄境，戰勝由台專奏，怡良心嫉之，兼體樞臣意媚夷，遂證成夷訴，逮鎮道入都下刑部獄。輿論譁然，尋釋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於粵，贈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辦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國皆在粵通商，燒煙之役，二國頗居間和解，且不直英之所為，示善意於中國。英約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諸國市舶就彼按船抽鈔，而後入黃埔輸稅中國。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憤訝，英始不敢持前說。而法、美以必得中國許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許之，自後援例者紛起矣。
通商非辱國也，中國當時則以為不得已而允之。白門約十三條，其於賠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時之事。其於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縛我也。不過以中國不用平等相待，於優待儀式爭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國，彼此立約，從無需此。英人與中國約，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關署胥役之徵求，英人所視為創巨痛深，國家亦本不當為此黑暗。若照白門約通商範圍與各國訂定，原無不平等條約發生；其不平等者，中國君臣強要之，使英人不得不復，而後節節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願承受之端，復辭責中國官不應退讓至此者。略舉如下：
傳教在西國實非惡意，且確有利益於人。中國從前視教會為蛇蠍，深信挖眼采生等說，以為西人技術之神，必借人眼人胎等物以濟其惡，教堂即收集此等物之機關，因而謂傳教之訂入約章，亦始於白門約。今檔案具在，白門約十三條中無有也。而《中西紀事》言之，近劉氏《續清通考》亦載之，殊失檢點。傳教入約，自咸豐八年始。自此中國受教案之害者數十年。非無駐外之使節、留學之學生，於教案之癥結竟無人了解。至清末大批留學日本，法政之書嫻習者眾，始知教士本無干政之理，奸民無復倚教為惡之緣，於是教案截然而止，信教者反多上流人士。此亦外交知識之一進步。
條約十三條，與善後事宜八款，原非同時所定。自定約奏聞，奉旨指出顧慮各節，著耆英等向該夷反覆開導，不厭詳細，應添注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力杜後患，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於是耆英等與朴鼎查再定善後事宜八條，乃中朝求商於英而加訂。名為章程，尚非條約。至咸豐八年，《中英續約》第一款，乃言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寧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章，既經併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紙。則英人所可執為侵占之根據者，併入約中，並廢前日之補充非正式之文字矣。因既作廢，外務部公布之條約中，遂不見此八條原文。今惟《夷氛聞記》獨存之。逐條皆中國向英要求，而由英酋照復允行之語。總之，國際知識太淺，遂至無事生事。自以為不厭求詳，正所以畫蛇添足也。八條為他紀載所不具，錄以見當時外交真相。其形式蓋為八項照會，每一項一去照一來照也。
一、廣東洋行商欠。除議定三百萬圓，官為補交外，此後英國自投之行，即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為著追，不能官為償還。查此項業據該夷照復：嗣後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追，萬不可再求官為償還。
此為第一款。洋行商欠，並非官為擔保，本不應官為償還。以後所謂洋行，且由洋人自設，即其時洋人尚未定自設洋行，洋貨或需華商百貨行代售，更屬商民貿易常例。因其關涉外商，遂由國家於常法之外特別加以聲明，希冀解除責任。其為畏洋人如虎狼之心理，烏得不引狡猾西人生心。
一、和議既定，永無戰爭。所有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止可貨船往來，未便兵船游弋。其五處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隸、奉天、山東、天津、台灣諸處，非獨兵船不便往來，即貨船亦未便貿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一俟五港開關則例頒行，即由英國君主出示，曉諭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至該國向有水師小船數隻，往來各口，稽查貿易，亦當協同中國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並請中國地方官嚴禁華民，除議明五港外，不准在他處與英商貿易。
此為第二款。既有五口通商之約，他口之不通商已明。多此詞費，卻輕輕將兵船游弋引入，且並不阻止。正緣英人謂兵船之來，乃協同中國官阻商船他往，中國官不敢與外商煩言，反有借重外國兵船之意。英早已窺之矣。
一、既經和好，各省官兵應撤應留，須聽從中國斟酌。其內地炮台、墩堡、城池，業經殘毀者，均應次第修整，以復舊規。實為防緝洋盜起見，並非創自今日。英國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懼，或行攔阻。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以上各事宜，均聽中國斟酌修整如舊，系屬正辦，英國斷無阻止之理。蓋此次和好，惟賴中國誠信踐約，而英國亦當專心以信守為務。
此為第三款。中國竟不敢自行修復軍備，且不敢增減兵額，請示於英國而後定，則早放棄其獨立自主權矣。英在當時不願再開玩笑，設若作難其間，宣宗之為君，穆彰阿之為相，耆英之為欽差，其驚惶哀乞必有可觀者矣。
一、廣東、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寧較遠之處，不知和好信息，見有英國兵船駛入，或相攻擊，均須原情罷戰，不得借為口實，致乖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兩國和好消息，業經由火船速行曉示，所有英國水陸軍師，自必與中國兵民互相友愛。倘有攻擊之誤，未足為仇。惟求臣等速將議和情由，飛行各省一體知照，免起紛爭，更屬欣幸。
此為第四款。廣東等三省有伊里布、祁填、怡良、劉韻珂等在，自無向英攻擊之事，而猶必請英國不復藉口攻擊，其情如繪。
一、和好之後，付給本年所交銀兩，各兵船自應退出江寧、京口；即福建、廣東、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須約定同時退出，散遣歸國，方堅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據議仍留英兵暫為駐守，但不便多駐兵船，致中國百姓暗生疑忌，與該二處通商之事，轉多窒礙。所有每處泊船若干只，自應預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俟本年銀兩交清後，所有兵船自應退出江寧、京口等處。其他省停泊船隻，除舟山、鼓浪嶼二處酌留兵船數隻管理貨船，及香港仍須留兵駐守外，其餘均可遣散歸國。蓋留兵於他國未免重費，英國意在省費，必不多留兵船。中國不必多慮，致傷和好。
此為第五款。
一、舟山、鼓浪嶼泊有兵船，須令帶兵官約束兵丁，不得侵奪民人，致乖和好。並聞鼓浪嶼所泊兵船，曾有攔阻中國商船，扣收貨稅之事。此時既經通商，應令各兵船不得於中國商船再行攔阻抽稅。查此款業經該夷照復：各處兵船本應帶兵官嚴為約束，此時和議已定，尤當彼此親愛。所有攔阻商船，即行飭放，不得再行抽稅各情，早經行文各處，曉諭在案。嗣後倘有不遵，致有侵奪攔阻情弊，即當嚴行訊究，不致有乖和好。
此為第六款。
一、英國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難保無與內地居民交涉訟獄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歸中國訊究，俾免釁端。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甚屬妥協，可免爭端，應即遵照辦理。
此為第七款。當時為英人夢想所不到。不自意處人法律管轄之下，竟能不受管轄也。是為領事裁判權之由來。領事裁判權乃日本所定之名，舊譯作治外法權，謂統治之外能行使法權也。英所未請，中國強予之。英人報以「甚屬妥協」四字，不平等之禍，遂延至今而未已！日本對歐洲交涉，初沿我弊，甲午戰勝後乃爭回。我日夜痛心不平等條約，當時則推出此權以為得計。蓋官畏夷而不敢臨其上以損威重，士大夫則以夷狄為禽獸，不屑以中國之法律治之，聞此損權之條件亦未嘗以為非也。故許英通商，彈劾者紛起；贈人領事裁判權，反歷久無詆斥之聲也。
一、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船、兵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違信誓，致傷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內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國貨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斷不庇匿。其英國及屬國逃民、逃兵，若潛逃內地，中國亦須送交英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敦和好。
此為第八款。
後耆英以伊里布死，改調入粵，再訂《通商章程》九條，即咸豐八年《續約》所云善後及通商章程皆併入約文者也。《通商章程》無大關係，不錄。要之，此兩章程，今皆不見官書，惟恃《夷氛聞記》存此耳。宮中所存官修之《籌辦始末》亦尚不載，則《夷氛聞記》所存之史料多矣。
其所謂強予英人而不受反遭斥者，白門約善後第七款以治外法權奉英，尚雲「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則似有所靳於無約國人矣。乃後於咸豐八年《中英續約》附件中，又有去照稱：「其無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只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為定見。」云云。英人來照則稱：「至於未立條約各國民人，貴大臣來文詢以作何辦理，此語揆之本大臣，似難置答。何則？因有不歸本國所屬民人，諸凡作為，本國不任其責。除此，當立將茲款轉報秉政各大臣，奏候御覽外，合為先奉一詞。果在各口海關，派員曉暢練習著名誠實之人，征餉皆從一律辦理，相待商民，毫無偏袒，諒貴大臣所指情弊，定必大半消除。來文所稱因貴大臣等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訪，思貴國原謂大邦，貴大臣職推大員，本大臣中懷敬慎，敢問中土大員何以必措不明外事之詞？泰西各邦並無難達秘密之景，各國都城，人皆可履其地，恭遇大皇帝特派稱任大員，前往西土，命以凡有益於國體，保其無礙，應知之學，必得明了。本大臣不論別國，而本國則必以實心友誼接待，如有意博防審察各節，任便諮詢通徹。由此兩邦永存和好之據，日見增廣，保全周妥矣。」
英人於無約國拒絕干預，且訓斥中國議約大臣如此。其時英、法、美三國同訂《續約》，前項商詢無約國人事，亦及法、美。法則復言：「有約之國，不與無約之國視同一律。貴大臣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設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為定見。本大臣查此甚屬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令法官之在無和約之國者，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云云。美則復言：「本大臣身為和好大國奉使之員，向知此事自應變通。然因稍有難行，今請將中國所能行者略為陳列。首應與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也。前大呂宋即西班牙國，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爾，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國公使，凡此國領事奉遣至別國者，若不得所往之國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稱領事而中華國家或省憲地方官不肯明作準信延接者，彼即無權辦事。是則中國於此等兼攝領事，立即可以推辭不接。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聲明不與交往。設有美國人兼攝無約領事，藉以作護身符以圖己益者，既屬美國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卻，不與延款。遇有事故，著彼投明美國領事，自應隨時辦理。間或美國人兼攝領事，而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礙於情面代為辦理者，亦可以對彼說明，並非職守理所當然，乃只由於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稱領事，有與海關辦理船隻餉項事宜者，地方官可卻以必須按照條約遵行之語。倘彼固執己見干犯制例者，中國或出於不得已，地方官自應用強禁阻。當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時，本大臣照會桂中堂、花冢宰，以中國必須購造外國戰艦、火輪、船隻者，特為此故。足征所言非謬也。」云云。據此，則法尚答以圓滑語，不過中含調笑。美複詞則枝節橫生，既為他國說項，請允通商，又稱無約國外商固執己見干犯制例，則有強權禁阻。先當購造戰艦，事勢誠然，然大出中國議約大臣虛衷請教之意外。畢竟無約國人，任其投有約國領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則不平等之領事裁判權，適為推擴至無窮盡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約雖成，士民洶洶，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謂條約之不平等，乃以夷入華地為大戚。傳聞洋人如何無禮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粵人嫉夷尤甚，屢起糾紛。余保純為大府奔走款事，為粵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後任廣州府劉潯，因杖沖道之民於路，民遽訛言府署藏納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為解釋，搜府無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頗通官署，照約講鈞禮。粵人則習見暹邏、越南貢使，隨貢物乃入領宴，必易中國冠服成禮，英人以夷服若入會城，視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視粵垣城門為禁地，益欲臨門窺探，必為守門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譟聚眾，使之驚遁乃散。亦有闖入而輒遭毆擊者。城外則西人向本不全禁遊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備通事導遊近處。約定後洋行已裁，西人輒自適野遊獵，動輒與住民齟齬。二十七年廈，城西黃竹岐村有英遊船駛至，婦女見而嘩，村人畢集，英人舉槍擬眾，眾激憤，殺三英人。時徐廣縉始任巡撫，為縛殺三人以償之。英人照會耆英，謂游處必不能廢，應保後無效尤乃可。粵紳民持之，官亦無以應英人。先是，英人謂其國雖宮院名勝地，他國人至，必導以游觀為樂，豈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時時訟言於督撫。耆英與巡撫黃恩彤患之，將以約宴為酬酢禮，他日非延請無緣自至。與約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為權宜兩全之計。未定期日而省紳已聞之，具呈力爭，遂據以拒英人。英人嘵嘵不已，且據約謂可租地建屋，指地請諭民議租值。託詞阻止，則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厭煩，窮於應付，婉轉商拒，仍以得許入城為請。且由香港運兵雜貨闖越虎門，入駐夷館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則恐壞約啟釁，不逐則人心惶惶，乃予訂二年後入城之約，謂當於此二年間調解紳民。英兵乃退。且報其國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國者，屆期觀禮。耆英於二十八年奏請述職，明年春即行，請以巡撫徐廣縉佩欽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葉名琛署撫，先英約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領事以文來踐約，廣縉、名琛商拒無效，乃用紳民為後盾，鼓三元里之餘焰，就其以編團練之名籍，張皇用之。士紳人人以為夷夏大防在此一舉，一時而集至十萬人，武裝旗幟，如臨大敵。法、美顧商利勸阻英人，入城之說暫輟。督撫奏報張其事，朝廷亦以為不世之偉績，與蕩平巨虜獻俘功等，封廣縉一等子爵，世襲，賜雙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襲，賜花翎。粵垣官以軍功議敘，紳士許祥光、伍崇曜等皆優獎。督帶壯勇者三百七十餘人，有職者進一階，無則給以九品職。是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醞釀至咸豐間，廣縉以御粵變失機，褫職籍沒論斬，旋釋出從軍自贖，予四品卿銜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粵，英再請入城不允，為英所虜，居之印度一樓上，自署所作書畫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卒於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