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講義 · 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實
清一代自認為滿洲國，而滿洲人又自別為旗人。蓋即以滿為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國二百六十七年有餘，中國人無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後，又可以無所顧忌，一研八旗之所由來，即論史學，亦是重大知識，然而今尚無有也。蓋今始創為之。
淺之乎視八旗者，以為是清之一種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與兵事之相關，乃滿洲之有軍國民制度，不得舍其國而獨認其為軍也。至《食貨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戶口之內，稍知八旗與戶籍相關矣，然言之不詳，仍是膜外之見，於八旗之本體究為何物，茫然不辨，則以其蛻化之跡，已為清歷代帝王所隱蔽。不溯其源，無從測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難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國體也。一國盡隸於八旗，以八和碩貝勒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屬人對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貝勒分治其國，無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為首長。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憲法。其國體假借名之，可曰聯邦制，實則聯旗制耳。太宗以來，苦心變革，漸抑制旗主之權，且逐次變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據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屬人不能於皇帝之外，復認本人之有主。蓋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備，純以漢族傳統之治體為治體，而尤以儒家五倫之說壓倒祖訓，非戴孔、孟以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稟承於太祖也。世宗制《朋黨論》，其時所謂朋黨，實是各旗主屬之名分。太祖所制為綱常，世宗乃破之為朋黨，而卒無異言者，得力於尊孔為多也。夫太祖之訓，亦實是用夷法以為治，無意於中夏之時，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後人亦可謂之亂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則憑藉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謂大有造於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說，在中國有極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資束縛者不少耳，而國人或自以為已別有信仰，脫離崇儒之範圍，此亦不自量力之談耳。
凡昔人所紀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鮮之與清太祖、太宗同時所聞，皆非身入其中，語不足信。而清代官書，則又抹殺實狀。私家更無述滿洲國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頗難措手。但言清事，非從清官書中求之，不足徵信。於官書中旁見側出，凡其所不經意而流露者，一一鉤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於牛錄額真。牛錄額真之始，起於十人之總領。十人各出箭一枝，牛錄即大箭，而額真乃主也。此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萬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遺甲十三副起事，自後即有牛錄額真之部伍。吞併漸廣，糾合漸多，至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乃擴一牛錄為三百人，而牛錄額真遂為官名，蓋成率領三百人之將官。當時有四牛錄，分黃、紅、藍、白四色為旗，蓋有訓練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廣，招納更多，一牛錄三百人之制不變，而牛錄之數則與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後於乾隆時改葉赫外皆已統一，且蒙古、漢人亦多有降附。蓋十四年之間增至四百牛錄，則為百倍其初矣。於是始設八旗。蒙、漢雖自為牛錄，猶屬於一個八旗之內，而八旗之體制則定於是。後來蒙、漢各設八旗，不過歸附之加多，於八旗建國之國體毫無影響。此《會典》及《八旗通志》等官書所能詳，無庸反覆鉤考矣。
《武皇帝實錄》：「辛丑年：是年，太祖將所聚之眾，每三百人立一牛祿厄真管屬。前此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華言大箭厄真厄真，華言主也。於是以牛錄厄真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處，於是每三百人立一牛錄厄真。五牛錄立一紮攔厄真。五紮攔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
《武錄》文本明了，不明則附註，頗詳原始。其後改修《高皇帝實錄》，屢修而屢益不明。
《八旗通志》：「太祖高皇帝初設四旗。先是，癸未年，以顯祖宣皇帝遺甲十三副征尼堪外蘭，敗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後以次削平諸部，歸附日眾。初，出兵校獵，不論人數多寡，各隨族長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設一牛錄額真領之。至辛丑年，設黃、白、紅、藍四旗。旗皆純色，每旗三百人，為一牛錄。以牛錄額真領之。（原案云：謹案是年為編牛錄之始，嗣後設固山額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官。梅勒章京等名，自天聰八年四月辛酉始定。惟固山額真存。雍正二年，以八旗都統印信「額真」二字作主字解，非臣下所得用，改為固山諳班。茲謹按年月，於改定以後書新名，改定以前仍舊稱，以昭初制。）甲寅年《實錄》作乙卯，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種，為八旗。（原註：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每三百人設牛錄額真一，五牛錄設甲喇額真一，五甲喇設固山額真一，每固山設左右梅勒額真各一，以轄滿洲、蒙古、漢軍之眾。時滿洲、蒙古牛錄三百有八，蒙古牛錄七十六，漢軍牛錄十六。」
以上三百有八牛錄中，有滿洲蒙古牛錄，當是滿、矇混合之牛錄。七十六蒙古牛錄，則為純粹之收編蒙古牛錄。當設四旗時，牛錄額真以上，無統轄之上級官，知其初即以一牛錄為一旗。後來牛錄之數滋多，甲喇、固山，層累而上，亦必不俟乙卯而始有上級之統轄，特至乙卯始勒定製度耳。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屬，各有人民，為並立各不相下之體制。終太祖之世，堅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為便，逐漸廢置，使稍失其原狀，而後定於一尊，有為君之樂。己身本在八大貝勒之列，漸致超乎八貝勒之上，而仍存八貝勒之名。既塗飾太祖之定法，又轉移八家之實權，其間內並諸藩，所費周折與外取鄰敵之國相等，然其遺蹟不能盡泯。至世宗朝而後廓然盡去其障礙。蓋以前於太祖設定之八家，能以其所親子弟漸取而代之，至世宗則並所親之子弟，亦不願沿襲祖制，樹權於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費周章者也。
終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謂八分。分字去聲。恩禮所被，以八分為最優，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別。此所謂八分，亦只存太祖時建立八家之跡象。八分為舊懸之格，無固定之八家，故宗室盡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宗人府事例》封爵：「九不入八分鎮國公，十不入八分輔國公。」案語云：謹案天命年間，方立八和碩貝勒，共事議政，各置官屬，凡朝會燕饗，皆異其禮，賜賚必均及，是為八分。天聰以後，宗室內有特恩封公，及親王餘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貝子，准入八分。如有過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碩貝勒，世無能盡舉其名者。實則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碩貝勒亦本無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碩貝勒為稱，亦竟無八人之多。蓋許為旗主，即稱為和碩貝勒，即未必許為旗主，對外亦常以八和碩貝勒為名號，此皆由太祖定為國體，不得不然。入關以後，乃不復虛稱八和碩貝勒。但旗主之實猶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東華錄·太宗錄》首：「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長子代善，第五子莽古爾泰，弟貝勒舒爾哈齊之子阿敏，並為和碩貝勒。國中稱代善大貝勒，阿敏二貝勒，莽古爾泰三貝勒，上四貝勒。」（《國史》舊《代善傳》，載此事盡同。）
據此，八和碩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齒為序而居最後。今考之《太祖實錄》，則並無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號以前之勸進，已稱「由此四大貝勒為領袖」，則以為建元時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賞典也。《東華錄》所據之《實錄》云然，仍以《東華錄》證之：
《東華錄·太祖錄》：「天命元年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貼黃），及八旗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進表章。侍衛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額爾德尼前跪，宣讀表文，尊上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於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貝勒諸臣行三跪九叩首禮。上復升御座。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慶賀禮，建元天命，以是年為天命元年。時上年五十有八。」
《錄》載此時，已序大、二、三、四貝勒，則以四人為和碩貝勒，應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貝勒冠八旗貝勒之上，似四大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時八旗八和碩貝勒之事實。
乾隆四年修定之《太祖高皇帝實錄》，大致與《東華錄》同。而所敘四大貝勒，則更含混至不可通。
《錄》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及八旗貝勒大臣。……」此以「四大貝勒」四字當太宗，若不知太宗與諸兄合稱四大貝勒者。愈改愈不合。《武皇帝實錄》最近真相。
《錄》云：「丙辰歲正月朔甲申日誤。應從後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諸王率眾臣聚於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進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東蝦蝦為滿語侍衛、厄兒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漢文博士之音譯。後來作筆帖式，亦此音變。接表，厄兒得溺立於太祖左，宣表，頌為列國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於是離坐，當天焚香，率諸王臣三叩首，轉升殿。諸王臣各率固山叩賀正旦。時帝年五十八矣。」
統稱「八固山諸王」，固山即旗。當時自表尊大，對漢稱王，對滿稱貝勒，原無差異，但系隨意自尊，無所謂爵命。於太祖則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稱王，皆隨意為之之事。所叩賀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極之說。自此以下，更不言於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則於後此二年，時已當天命三年，直犯明邊，襲破撫順清河時，稱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從此常以此為稱。則當天命初年，實於八固山中，尤重視此四子則確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無和碩貝勒一爵。蓋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親王之名，即仿明制。後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為十四等。等級較明為多，而待遇實較明為薄。明皇子必封親王，且有國可就，親王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開國八王外，例不世襲，迄光緒中葉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異之怡賢親王也。封王無國，雖其降襲多貝勒、貝子兩等，然皇子受封，或僅封公而並不得貝子，雖亦旋有晉等，乃以示功過賞罰之權，無子孫必貴之例。此亦見清開國以後，能以明宗祿之病國為戒，自為長治久安之慮。而天聰以前之所謂和碩貝勒，實即後來之親王，且即與國君並尊。此非詳考不能見也。
清宗人府封爵之等十有四：一和碩親王，二世子，三多羅郡王，四長子，五多羅貝勒，六固山貝子，七奉恩鎮國公，八奉恩輔國公，九不入八分鎮國公，十不入八分輔國公，十一鎮國將軍，十二輔國將軍，十三奉國將軍，十四奉恩將軍。皇子之封，降至輔國公世襲。親王以下餘子之封，必考授，且降至奉恩將軍乃世襲。
明《諸王傳》首：明制，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立為王世子，長孫立為世孫。諸子年十歲，封為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嫡長孫則授長孫，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皇子皆世襲親王，親王諸子皆世襲郡王，郡王諸子乃降至奉國中尉世襲。
觀清代所定宗室封爵，和碩之號止冠於親王，貝勒所冠之號止有多羅字樣，與郡王同。又崇德以前，清不封親王，崇德改元，仿明制而封親王，並稍定親王以下之宗室封爵。順治九年，始仿明制，設宗人府，即於此時，斟酌明宗人府所掌封爵之制，而行清一代之制。其先，清之大政，皆出八和碩貝勒所議行。宗人府所掌其一也。
《清史稿·職官志》宗人府：「初制，列署篤恭殿前，置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順治九年，設宗人府。」
此所敘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聰以前事。篤恭殿為天聰以前原名。篤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聰以前之舊制。太祖都瀋陽後，以迄天聰，所建宮闕，無外朝與內廷之別。篤恭殿即正寢，亦即正朝。所謂列署，即殿前東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宮前已臨大道，無地可拓，乃於宮之東別建一殿，謂之大正殿，左右列署十，而篤恭殿亦改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為列署。凡此因陋就簡，皆見清創業時，實亦能撙節以養戰士，無致美乎宮室之意。
《清一統志》盛京宮殿：「大政殿在大內宮闕之東，崇德二年建，國初視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為諸王大臣議政之所。又大內宮闕在大政殿之西，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東西廣三十二丈二尺。正門曰大清門，崇德元年，始改國號曰清，則此門名，亦太宗時所定。太祖時， 於門砌旁設諫木二，以達民隱。朝房東西楹各五。舊制：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篤恭殿。」
當清代未有宗人府、未定封爵制之前，並崇德未改元、未知模仿帝制之前，所謂貝勒，乃沿女真舊有尊稱，所謂和碩，據滿洲語譯漢為方正之「方」字。初以此為美名而取之，其後則貝勒之上既累親王、郡王兩級，仍以和碩冠親王，明乎親王即以前之貝勒也。後來之貝勒止冠多羅，與郡王同號。多羅在滿語譯漢乃「理」字，以此冠貝勒上，明乎後來之貝勒非以前之貝勒也。
四大貝勒稱和碩貝勒，原非若後來有封冊之典。考清《國史》清初宗室《濟爾哈朗傳》：「幼育於太祖宮中，封和碩貝勒。天命十年十一月，同台吉阿巴泰等，援科爾沁有功。」敘封和碩貝勒在天命十年前，則濟爾哈朗乃太祖時和碩貝勒，見有明文者。自太祖之子侄，除四大貝勒外，皆稱台吉。惟太祖長子以誅死之褚英，其長子都督後改杜度，以天命九年封貝勒。代善一子岳托，二子碩托，三子薩哈廉，太祖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類，十二子阿濟格，俱天命十一年封貝勒。十四子多爾袞，十五子多鐸，俱雲初封貝勒，不書年，當俱是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後。蓋其時多爾袞年方十五，多鐸方十三，其母被太宗逼從太祖死時，猶以此二子托於諸王，則其先固未有分府置官屬之機會。而於太宗之嗣位，已以貝勒之名義，在誓告天地之列。又太宗長子豪格，初封貝勒，天聰二年，晉和碩貝勒。豪格之封貝勒，亦當是太祖崩時。《傳》言其以從征蒙古功，不過敘所以封之之故。豪格亦與於太宗嗣位誓告諸貝勒之列，蓋皆一時事。凡預於誓告者，亦盡於以上數人。其杜度之貝勒，《傳》稱封於天命九年。是年二月十五日，與科爾沁盟時，杜度尚稱台吉，或封貝勒在其後。濟爾哈朗之封和碩貝勒，《傳》敘在天命十年前，然十一年四月初九，領兵收喀爾喀人民，尚稱濟爾哈朗為台吉，則《傳》文亦未必盡確；即使確矣，太祖諸子侄中，亦惟濟爾哈朗一人，為天命年間四大貝勒以外之和碩貝勒。合之天聰間豪格為和碩貝勒，清一代為和碩貝勒者，不過六人。豪格尚不在天命間，則所云天命間之八和碩貝勒，皆為口語隨意所命，無明文可據。凡為八固山之主，即是和碩貝勒，故求八旗之緣起，但當考其旗主，不當拘和碩貝勒之爵以求其人也。
天命間，既以八和碩貝勒為後來永遠隆重之八分，至天聰間，四貝勒已為君矣。然《東華錄》：天聰八年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與八和碩貝勒同列於第一班行禮。此時第一班仍為八和碩貝勒，尤可見八和碩貝勒為八分之通名，既非天命間原有之人，當時四大貝勒原人，惟大貝勒在列，二貝勒四年幽禁，三貝勒六年死，四貝勒正位為君。至八固山之貝勒，則兩黃、正藍，又歸太宗自將。所云八和碩貝勒，其為永存之空名可知矣。
《八旗通志·蒙古佐領緣起》云：「天聰八年六月，以和碩貝勒德格類、公吳訥格，所獲察哈爾國千餘戶，分給八旗。」德格類本傳不言其為和碩貝勒，而《八旗通志》中有此文。又《東華錄》於德格類死時，亦書其銜為和碩貝勒。恐皆口語所命。而德格類之未嘗獨主一旗，但入其同母兄莽古爾泰之正藍旗為貝勒，則自有證據詳後，今且先詳旗主。
八旗亦稱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實錄》中一見「十固山執政王」之語，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敘為與蒙古喀爾喀五部誓詞，中稱「滿洲國主並十固山執政王」等蓋對外應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為旗主，知當時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應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異。
《武皇帝實錄》：「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鴉希諂、庫里纏、希福五臣，齎誓書，與胯兒胯後改喀爾喀部五衛王等，共謀連和。同來使至岡干色得里黑孤樹處，遇五衛之王，宰白馬烏牛，設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對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國同心，故滿洲國主並十固山執政王等，今與胯兒胯部五衛王等會盟，征仇大明，務同心合謀；倘與之和，亦同商議。若毀盟而不通五衛王知輒與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國之好，密遣人離間而不告，則皇天不祐，奪吾滿洲國十固山執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與五衛王和，密遣人離間，而五衛王不告滿洲者，胯兒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魯奧巴歹青，厄參八拜阿酥都衛蟒古兒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稜，孤里布希代，大里汗蟒古兒代歹弼東兔葉兒登褚革胡里，大里漢把土魯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稜，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內七漢位征，偶兒宰兔布兒亥，都厄滕厄兒吉格等王，皇天不祐，奪其紀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國若踐此盟，天地祐之。飲此酒，食此肉，壽得延長，子孫百世昌盛，二國始終如一，永享太平。」
《武錄》此誓詞，後經修改，刪除太不雅馴之文，俱不足論。其「十固山執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實錄》，改作「十旗執政貝勒」，尚存原義。《東華錄》於第一見處，改作「八旗執政貝勒」，第二見處刪去，則竄改無跡。若由王（先謙）氏以意所改，則太謬妄矣。
後復有「帝與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傷害」事。其所謂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貝勒，似此八人即所謂八和碩貝勒。但亦是一時之事。終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貝勒，非此八人也。惟此祝詞於清父子兄弟中大有關係，錄如下：
《武皇帝實錄》：「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與帶善、阿敏、蒙古兒泰、皇太極、得格壘、跡兒哈朗、阿吉格、姚托諸王等，對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祐，吾與強敵爭衡，將輝發、兀喇、哈達、夜黑，同一語音者，俱為我有；征仇國大明，得其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禱上下神祇，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天可滅之；勿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懷理義之心，以化導其愚頑。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孫百世延長。所禱者此也。自此之後，伏願神祇不咎既往，惟鑒將來。』」
此祝詞以名告天者，自是國之主要人物。其人則四大貝勒之外，有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數。此後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遺屬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爾袞，若多鐸，皆不在內，則八和碩貝勒隨時更定，今尚非確定也。惟其告天之詞，謂子孫有不善者，待天自滅之，勿自開殺戮。一念操戈，即天奪其算，又請神祇不咎既往，惟鑒將來。據此云云，乃懺其既往操戈之悔也。後來改本，漸隱約其詞，無此顯露。至《東華錄》則全無此文。要其子弟中先有推刃之禍，則可信矣。今以明朝紀載證之，太祖一弟一子，皆為太祖所殺，而《清實錄》諱之。
《從信錄》：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並其兵，復侵兀喇諸部。《通紀輯要》文同。
黃道周《建夷考》：「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壠而議，既則建台，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死，弟私三都督（兀喇）。酋疑弟二心，佯營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會，入於寢室，鐺之，注鐵鍵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聞。酋悵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長子數諫酋勿殺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從信錄》萬曆四十一年末，引《建夷考》，有云：「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奴酋……長子洪巴兔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之獄。」
速兒哈赤，《武皇帝實錄》作黍兒哈奇，後改舒爾哈齊。太祖殺之而並其兵，復侵兀喇諸部，蓋速兒哈赤有私於兀喇，故殺之也。石齋謂奴酋有「一兄一弟」，此屬傳聞不確。太祖有四弟，同母者二，其母弟雅兒哈齊先卒無嗣，或以此誤傳為太祖之兄。至舒爾哈赤之不得於太祖，則《清實錄》自有可征。石齋謂「私三都督」，三都督殆謂兀喇酋布占泰。太祖圖兀喇，舒爾哈赤輒保持之。太祖兄弟之後母為兀喇女，太祖不得於後母，或舒爾哈赤不然。至布占太為烏喇酋，以其妹配舒爾哈赤。又舒爾哈赤兩女，先後嫁布占太。太祖志滅兀喇，舒爾哈赤屢掣其計，以《清實錄》證之：
《武皇帝實錄》：「丙申年（萬曆二十四）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猶父子，將妹滹奈送太祖弟黍爾哈奇貝勒為妻。即日設宴成配。又戊戌年（萬曆二十六）十二月，布占太不忘其恩，帶從者三百來謁。太祖以弟黍爾哈奇貝勒女厄石太妻之，盔甲五十副，敕書十道，以禮往送。」
己亥年萬曆二十七，速爾哈赤已有被太祖怒喝之事，見《實錄》，尚系征哈達，而非征兀喇。意速爾哈赤於併吞建州近族之外，對海西用兵已不踴躍。其袒兀喇而得罪者則如下：
《武皇帝實錄》：「丁未年萬曆三十五，東海斡兒哈部蜚敖城主策穆德黑謁太祖曰：『吾地與汗相距路遙，故順兀喇國主布占太貝勒。彼甚苦虐吾輩，望往接吾等眷屬，以便來歸。』太祖令弟黍兒哈奇與長子烘把土魯貝勒、次子帶善貝勒，與大將非英凍、虎兒憨後改扈爾漢等率兵三千，往蜚敖搬接。是夜陰晦，忽見旗有白光一耀。眾王大臣盡皆驚異，以手摩之，竟無所有。豎之復然。黍兒哈奇王曰：「吾自幼隨征，無處不到，從未見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師。烘把土魯、帶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見矣，果何據而遂欲回？此兵一回，吾父以後勿復用爾我矣。」言訖，率兵強進。至蜚敖城，收四周屯寨約五百戶，先令非英凍、虎兒憨領兵三百護送。不意兀喇布占太發兵一萬截於路。虎兒憨見之，將五百戶眷屬紮營于山嶺，以兵百名看守，一面馳報眾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相持。兀喇來戰，殺其兵七人，我兵止傷一人。是日未時，三王兵齊至，烘把土魯、帶善二王，各領兵五百，登山直衝入營。兀喇兵遂敗。時追殺敗兵之際，黍兒哈奇貝勒原率五百兵落後立於山下，至是方驅兵前進，繞山而來，未得掩殺大敵。及班師，太祖賜弟黍兒哈奇名為打喇漢把土魯，出燕即烘把土魯之名。後改褚英名為阿兒哈兔後為廣略貝勒土門，帶善名為古英把土魯。常書、納奇布二將，負太祖所託，不隨兩貝勒進戰破敵，領兵百名，與打喇漢貝勒立於一處，因定以死罪。打喇漢把土魯懇曰：「若殺二將，即殺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罰常書銀百兩，奪納奇布所屬人民。」
速兒哈赤之不欲與烏喇戰，太祖之欲殺二將以示懲，皆為明紀載殺速兒哈赤，並其兵，復侵兀喇佐證。常書、納奇布二將，殆即石齋所謂「二名裨」。此時不死，或後終不免。
《武皇帝實錄》：「辛亥年萬曆三十九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漢把土魯薨，年四十八。」
《實錄》不書殺，然於太宗朝《實錄》書太祖坐舒爾哈齊父子罪。《太祖實錄》尚未見，錄《東華錄》：
天聰四年崇禎三年，議舒爾哈齊子貝勒阿敏罪狀十六款，第一款：貝勒阿敏，怙惡不悛，由來久矣。阿敏之父，乃叔父行，當太祖在時，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離太祖，移居黑扯木。太祖聞之，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及其父既終，太祖愛養阿敏，與己子毫無分別，併名為四和碩大貝勒。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體皇考遺愛，仍以三大貝勒之禮待之，此其一也。
據此，則太祖確曾罪舒爾哈齊父子。所云「移居黑扯木」事，《太祖實錄》未見，至天聰間，議阿敏罪時始涉及，可知為當時不欲宣布之事。四大貝勒之名，在天聰間成三貝勒，太宗不欲復居舊名矣。
至烘把土魯之為誅死，《武皇帝實錄》但於戊申年萬曆三十六三月，書阿兒哈兔土門及侄阿敏台吉，克兀喇部異憨山城後，遂不復見。後來修《高皇帝實錄》，乃於乙卯年萬曆四十三閏八月乙巳朔，增書：「皇長子洪巴圖魯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似亦非凶死也者。然《宗室王公傳》褚英本傳則云：「乙卯閏八月，以罪伏誅，爵除。」則清國史中原未盡諱，特《實錄》諱之耳。清室世世以褚英之後為有仇視列帝，欲為乃祖報仇之意，又深明太祖父子之不相容，明代之說益信。
《東華錄》：順治五年三月辛丑，幽系肅親王豪格。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會議，豪格應擬死。得旨：「如此處分，誠為不忍，不准行。」諸王內大臣復屢奏言：太祖長子亦曾似此悖亂，置於國法。乃從眾議，免肅親王死，幽系之，奪其所屬人員。
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廢皇太子允礽，累日諭旨，其中庚寅諭有云：「昔我太祖高皇帝時，因諸貝勒大臣訐告一案，置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燕於法。」丙午諭又云：「蘇努自其祖相繼以來，即為不忠，其祖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燕，在太祖皇帝時，曾得大罪，置之於法。伊欲為其祖報仇，故如此結黨，敗壞國事。」
雍正朝上諭八旗：「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將所奉皇考諭旨，恭錄繕奏。從前拘禁二阿哥時，皇考召眾阿哥入乾清宮諭，有曰：『八阿哥潛結黨與，蘇努、馬齊等俱入其黨。』觀此可知蘇努、馬齊自其祖父相繼以來，即為不忠。蘇努之祖，即阿爾哈圖土門貝勒也，在太祖時因獲大罪被誅。馬齊之祖，原在藍旗貝勒屬下，因藍旗貝勒獲罪，移置於上三旗。伊等俱欲為祖報仇，故如此結黨，敗壞國事。」
以上因八貝勒告天祝詞，考及太祖之推刃子弟，是為天命六年之八貝勒，於四大貝勒外所具名者，為得格壘、跡兒哈朗、阿吉格、姚托四人。及七年三月初三日，更由太祖明示八固山共治國政之國體：
《武皇帝實錄》：「壬戌，天命七年天啟二年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問曰：『上天所予之規模，何以底定？所賜之福祉，何以永承？』（近重譯滿洲老檔，亦有此段。其首數語直云：「皇子八人進見，問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賜之大位，俾永天祿？」）帝曰：『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強勢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於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國，可無失矣。八固山王，爾等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時，如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難任彼意也。至於八王理國政時，或一王有得於心，所言有益於國家者，七王當會其意而發明之。如己無能，又不能贊他人之能，但默默無言，當選子弟中賢者易之。更置時如有難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適，當告知於眾，不可私往。若面君時，當聚眾共議國政，商國事，舉賢良，退讒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此段文字，為太祖制定國體之大訓，非太宗所心愿，故後來悉逐漸變革之。然於修《實錄》時，猶不能不多存幾分原意，因當時諸王之親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揚損益，以就己意，而所載猶如此。近譯滿洲老檔，於不關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緊要眼目，轉不清楚，蓋譯者之不解事也。《實錄》亦從滿文翻出，且為天聰年間原翻，其文乃較後翻者為更無諱飾，則竟讀《實錄》，無庸重錄老檔譯文矣。今詳其意，太祖謂嗣我為君，恐挾國君之勢而獲罪於天，且一人不及眾智，惟八人為八固山王，可以無失。此則明詔以八旗旗主聯合為治，無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諫者，可推為領袖，但一不合眾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願易位而容其戀棧。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無能者，亦於本旗子弟中選人更代，亦不容其戀棧不讓。末言八人公議，不得一二人挾領袖之意專斷。據此，知八旗共治，可以無領袖，即賢能為眾所推而作領袖，要為眾議更易，即須更易，不許戀棧。是推選之制及去留之權，仍操自八旗之公決，則絕非太宗後來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鉗以強權，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諄諄不許者，宜後來多爾袞攝政時有「太宗即位，原系奪立」之語也。
《東華錄》：順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論睿王多爾袞罪狀，有云：擅自誑稱「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奪立」，以挾制中外。
康熙間修《太祖聖訓》，大約皆粗淺之修、齊、治、平語，又多引中國史事，連篇累牘，數典過於儒生，此必為後來增飾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實錄》，多據以增入，《武皇帝實錄》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訓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諭，《實錄》且言其口語既畢，又書其詞與諸王。然則此為成文訓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實錄》時，未能擯棄，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實錄》，亦尚不過稍潤其文，至《東華錄》乃大刪節。未知王氏以意為之，抑另據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實為太祖末命。《武皇帝實錄》雖亦於七月二十三日，始書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並無書事，直接此末命訓詞。乾隆修《高皇帝實錄》，乃於其間夾入七月乙亥（初三日）兩長諭。其詞皆老生常談，必系後來以意添補，隔斷其緊迫之跡。考明人紀載，於是年二月，袁崇煥寧遠之捷，奴酋受創而回，憤懣疽發背卒。朝鮮人紀載，且謂太祖攻寧遠，受傷遂卒。《清實錄》載，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敗，大懷忿恨。則明與朝鮮所紀，當非盡誣。其間尚有用兵蒙古獲勝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長之子囊取，蒙古畏服來歸，喀爾喀五部遂內屬，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揚太宗之武力，於太祖逝後所以能壓服諸兄弟之故，實非太祖於寧遠歸後，尚能力征經營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筆舌兼用之訓詞，雖不自言將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為最後之遺囑矣。
《武皇帝實錄》：「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啟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訓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東郭后改董鄂、王佳、哈達、夜黑、兀喇、輝發、蒙古，俱貪財貨，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爭奪殺害，乃至於敗亡。不待我言，汝等豈無耳目，亦嘗見聞之矣。吾以彼為前鑒，預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間美女及用良馬，須破格償之。凡軍中所獲之物，毋隱匿而不明分於眾。當重義輕財可也。此言每常曾訓誡，慎毋遺忘而行貪曲之事。諸王昆弟中有過，不可不竭力進諫，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諫其過，誠為同心共事人也。以下先言己之訓言，成就汝等，愛之而非以厲之。並言己從艱苦得來，後人勿以安逸僨事。不關八固山國本制度，節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會寧府原註：在白山之東，謂太子曰：「汝勿憂也，國家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商賈積貨，農夫積粟。」爾八固山原註：四大王、四小王。繼我之後亦如是。嚴法度以效信賞必罰，使我不與國事，得坐觀爾等作為，以舒其懷可也。』言畢，書訓詞與諸王。」
此訓詞中，首舉已吞併之各部，自近及遠，自先及後，自親及疏。最疏遠後及者為蒙古，次則海西四部。先舉者則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憐及岐州為較疏，其序亦較後。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後改作「寧古塔貝勒」，則謂興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實言之，恐出附會。太祖本意，當謂建州三衛。寧古塔貝勒乃左衛中一枝部，不得概括三衛也。竊意三衛後來內部各有分立，如《朝鮮實錄》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衛有甫下土、羅下兩酋長；隆萬以來，《明實錄》中，建州衛來朝之都督，其名頗多，縱未必一衛定分為二，或三衛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衛六酋，而由滿譯漢書示諸王時，系滿文時，語稍含混，乾隆時遂作寧古塔貝勒。蓋其時於建州原文亦已不了，修辭時易生誤會，非必有意誣捏也。且景祖兄弟，據《實錄》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氣吞祖衛，六王之後恐其及禍，有謀弭其強暴，欲圖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殺害盡詆六王，並詆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為鑑，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盼於後人者，乃八家分權，深戒一家集權。勉以重義輕財，同謀共事。由後言之，此實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刑驅勢禁，取分裂者而統合之。種種費手，俟下再詳。至訓詞末段，鄭重呼爾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爾大貝勒四，小貝勒四」，直貫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刪「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為八旗旗主。至《東華錄》竟改作「爾諸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據一本。故近代讀清世官書，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實緣無書可證也。惟《東華錄·太宗錄》首，載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則甚明顯。錄以為證：
《東華錄·太宗錄》首云：「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議。上隨侍征討，運籌帷幄，奮武戎行，所向奏功，諸貝勒皆不能及。又善撫億眾，體恤將士，無論疏戚，一皆開誠布公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莫不欽仰。遇勁敵輒躬冒矢石，太祖每諭令勿前，諸貝勒大臣咸謂聖心默注，愛護獨深。天命七年三月，諭分主八旗貝勒曰：『爾八人同心謀國，或一人所言有益於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賓天，大貝勒代善長子岳托、第三子薩哈廉，告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眾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協，其誰不從。』次日，代善書其議，以示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詞請上即位。上辭曰：『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懼弗克善承先志，又懼不能上契天心；且統率群臣，撫綏萬姓，其事綦難。』辭至再三。自卯至申，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
此段文尤明顯。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貝勒中，尤有戰績，尤冒險圖功，為眾所不及，此當是事實。所敘天命七年三月之諭，即上文已載之諭，而雲「諭分主八旗貝勒」，旗各有主，語亦分明。惟於「擇一人嗣登大位」之下，節去隨時可以更易之語，則是後來剪裁訓詞，以順太宗固定大位之意。當時論實力，太宗手握兩黃旗，已倍於他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揮。惟余有兩大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爭位之列；莽古爾泰以嫡庶相衡，亦難與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擁戴，事勢極順。而代善之所以盡力，由兩子之慫恿。觀於清開國八王，世所謂「鐵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宮中之胞侄一人，其餘二人乃皆代善之後，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襲。而此兩郡王，一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為順承郡王，即薩哈廉之子勒克德津。清之所以報酬者如此，蓋代善實為清之吳泰伯，從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訛鐵帽子王內，為有英王，此實不然。英王誅死，僅復宗籍，久之乃襲一鎮國公。王爵不終其身，何「鐵帽」之足雲也。
鐵帽王必湊成八數。中間若太宗子承澤親王，後改號莊王世襲者，功績聲望遠在諸王之下，其必湊一世襲罔替之數，正由太祖以來，八固山、八和碩貝勒、八家八分等舊號，傳為定說。於英王既必不願其復爵，姑以莊王充數。睿王之復爵，終在意中，而睿王未復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襲罔替之列，至睿王復時，而得九鐵帽矣。至孝欽垂簾之獄，鄭王后得端華並其弟肅順兩罪魁，不廢鄭王爵，怡王后得載垣，亦始奪而旋復。莊王后載勛，拳匪時為罪魁，爵亦不奪。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緒間恭、醇兩王，一則中興有功，一則有子入承大統，皆得世襲罔替，猶為有說。至宣統即位，慶王亦世襲罔替，此則國無綱紀，見攝政載灃之無能，雖孝欽亦未必為此矣。
太祖遺訓中之「四大王」，自並太宗在內。其「四小王」究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與胯兒胯部巴玉特衛答兒漢巴土魯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則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爾哈赤女，棄其故土，而以我國為依歸。若不厚養之，則穹蒼不佑，殃及吾身。於天作合之婿子而恩養無間，則天自保佑，俾吾子孫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壘台吉、戒桑孤台吉、跡兒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長，永享榮昌。」據此則八固山諸王台吉所可以對外及對天起誓者，四大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則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執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謂十個在固山中執政之王，非謂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與廓兒沁部盟。先由太祖自與設誓，復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壘台吉、戒桑孤台吉、跡兒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馬烏牛，對來使同前立誓書而焚之。其預於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則是年之固山執政王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謂。乾隆修改《實錄》，本年前一誓，於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之名，遂刪去太宗之名；於後一誓則又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四貝勒。《東華錄》則盡去之。開國時草昧之跡，士大夫往往欲代為隱諱，初不虞其失實也。
旗主中四大貝勒為定名，四小貝勒則求其確定，於《宗室王公傳》中，檢得一據。蓋太祖最後遺命以阿濟格即《武實錄》之阿吉格、多爾袞、多鐸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貝勒，已得七旗，其餘一旗，別有考訂。今先錄《阿巴泰傳》，以明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各主一旗之事實。
清《國史·宗室王公·多羅饒余郡王阿巴泰傳》：「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貝勒。阿巴泰語額附揚古利達爾漢曰：『戰則我擐甲冑行，獵則我佩弓矢出，何不得為和碩貝勒？』揚古利等以奏。上命勸其勿怨望。天聰元年五月，上親征明錦州，同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爾昂坤杜稜來歸，設宴，阿巴泰語納穆泰曰：『我與小貝勒列坐，蒙古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實恥之。』納穆泰入奏。上宣示諸貝勒。於是大貝勒代善率諸貝勒訓責之曰：『德格類、濟爾哈朗、杜度即舊作都督之改譯、岳托舊作姚托、碩托舊作芍托，早隨五大臣議政，爾不預！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皆先帝分給全旗之子，諸貝勒又先爾入八分列。爾今為貝勒，心猶不足，欲與和碩貝勒抗，將紊紀綱耶？』阿巴泰引罪願罰。於是罰甲冑、雕鞍馬各四，素鞍馬八。阿巴泰舊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據代善所責阿巴泰語，八固山之主，四和碩貝勒外，惟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人各主一全旗，是為七旗已各有主。其餘諸貝勒，但稱其或早隨五大臣議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謂其主一旗者，則太祖所擬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餘一旗何在？則尚為太宗所兼領。未知太祖之意，究擬屬之何人，但當歿時，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奮勇之功，多將一旗，亦所應得。但觀遺訓，累以八王共治為言，並以恃強倚勢為戒，終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挾有兩旗者，乃臨終倉卒，未及處分，亦意中無有一定可與之人，以故遲遲有待耳。今更舉太宗於太祖崩時挾有兩旗之證：
《東華錄》：「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議疏脫逃人罪畢，又召傅爾丹至前曰：『此人於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爾等共聞之，是以明數其罪……太祖皇帝晏駕哭臨時，鑲藍旗貝勒阿敏遣傅爾丹謂朕曰：「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饒余貝勒與超品公揚古利額駙、達爾漢額駙、冷格里、納穆濟、索尼等至，諭以阿敏有「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當使我出居外藩」之語。若令其出居外藩，則兩紅、兩白、正藍等旗，亦宜出藩於外。朕已無國，將誰為主乎？若從此言，是自壞其國也。皇考所遺基業，不圖恢廓，而反壞之，不祥莫大焉。爾等勿得妄言。復召鄭親王問曰：「爾兄遣人來與朕言者，爾知之乎？」鄭親王對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謂必無是理，力勸止之；彼反責我懦弱，我用是不復與聞。」傅爾丹乃對其朋輩譏朕曰：「我主迫於無奈，乃召鄭親王來誘之以言耳。」』」
據此則知太祖崩時，太宗挾有兩黃旗，故謂「各旗若效鑲藍旗出外，則兩紅、兩白、正藍、皆可出外」，不數兩黃旗也。又知阿敏所主為鑲藍旗，則八旗中三旗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紅旗主，實為大貝勒代善。
《東華錄》：「太宗天聰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內殿，諭諸貝勒大臣曰：『朕欲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於此，如朕言虛謬無當，爾諸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從。夫各國人民呼籲來歸，分給爾貝勒等恩養之，果能愛養天賜人民，勤圖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撫育，致彼不能聊生，窮困呼天，咎不歸朕而歸誰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將何以為治乎？大凡國中有強力而為君者，君也；有幼沖而為君者，亦君也；有為眾所擁戴而為君者，亦君也。既已為君，豈有輕重之分？今正紅旗固山貝勒等，輕蔑朕處甚多。大貝勒昔從征北京時，違眾欲返；及征察哈爾時，又堅執欲回。朕方銳志前進，而彼輒欲退歸。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養，彼既不從，反以為怨。夫勇略不進，不肖者不黜，誰復肯向前盡力乎？今正紅旗貝勒，於賞功罰罪時，輒偏護本旗。朕所愛者彼惡之，朕所惡者彼愛之，豈非有意離間乎？朕今歲託言出遊，欲探諸貝勒出師音耗，方以勝敗為憂，而大貝勒乃借名捕蟶，大肆漁獵，以致戰馬俱疲。及遣兵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時，正紅旗馬匹以出獵之故，瘦弱不堪。倘出師諸貝勒一有緩急，我輩不往接應，竟晏然而已乎？誠心為國者固如是乎？......』」
以上為數代善之罪，而俱指其為正紅旗貝勒者，大貝勒與正紅旗貝勒互稱。今取其足證大貝勒即正紅旗貝勒而止。又其後有一款云：
「往時阿濟格部下大臣車爾格有女，揚古利額駙欲為其子行聘，大貝勒脅之，且唆正藍旗莽古爾泰貝勒曰：『爾子邁達禮先欲聘之矣！爾若不言，我則為我子馬瞻娶之。』夫阿濟格乃朕之弟，豈可欺弟而脅其臣乎？」
此段又可證阿濟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脅其臣」，則其旗下所屬，太宗是時亦認其為阿濟格之臣也。又見「正藍旗莽古爾泰貝勒」，則正藍旗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為讓位與太宗而擁立之者，發端先言種種為君之來歷不同，既已為君，即不能有所重輕。是因代善不免挾擁立之故，對太宗不甚嚴畏。經此挫抑，後不敢復然，乃得以恩禮終始。此亦見太宗之自命為君，絕不認太祖遺訓為有效。然其對代善猶止挫抑而已，未嘗欲奪其所主之旗。至正藍旗之待遇則不同，是猶未忘代善擁立之惠也。
正藍旗旗主為莽古爾泰，既見上矣。至此旗為太宗所吞併，即在本年，正可與正紅旗之待遇相較。蓋代善之罪，經諸貝勒大臣、八固山額真、六部承政審擬畢，議請應革大貝勒名號，削和碩貝勒，奪十牛錄屬人，罰雕鞍馬十、甲冑十、銀萬兩，仍罰九馬與九貝勒。斯時除代善父子外，可知執政之貝勒，蓋有九人。薩哈廉貝勒，應罰雕鞍馬五、空馬五、銀二千兩，奪二牛錄屬人。奏入，上免之。罰代善、薩哈廉銀馬甲冑，然則聊以示威而已。至藍旗貝勒之獄，則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過三月耳。惟在莽古爾泰死後，並在其同母弟德格類死後，未嘗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訓「寧待天誅，勿兄弟間自相推刃」之影響也。但固山則為太宗所並，是為後世天子自將三旗之由來。然自將三旗，後世乃以兩黃及正白為上三旗，尚非此正藍旗，此則順治間之轉換，別詳於後。今先詳正藍旗之歸結。
《東華錄》：「天聰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碩貝勒莽古爾泰薨，年四十六。上臨哭之，摘纓，服喪服，居殿側門內。丙寅，送靈輿至寢園，始還宮。」
又：「天聰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戶部事和碩貝勒德格類薨，年四十。上臨其喪，哭之慟，漏盡三鼓方還。於樓前設幄而居，撤饌三日，哀甚。諸貝勒大臣勸至再三，上乃還宮。」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貝勒莽古爾泰與其女弟莽古濟格格，格格之夫敖漢部瑣諾木杜棱，於貝勒德格類、屯布祿、愛巴禮、冷僧機等前，對佛跪焚誓詞云：『我已結怨皇上，爾等助我，事濟之後，如視爾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鑒之！』瑣諾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陽事皇上，而陰助爾，如不踐言，天其鑒之！』未幾，莽古爾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類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機首於刑部貝勒濟爾哈朗，瑣諾木亦首於達雅齊國舅阿什達爾漢
阿什達爾漢為葉赫金台什族弟，故為太宗諸舅，稱之曰達雅齊國舅。
隨奏聞於上。諸貝勒大臣等會審得實，莽古濟格格並其夫瑣諾木及莽古爾泰、德格類之妻子，同謀屯布祿、愛巴禮，闔門皆論死；冷僧機免坐，亦無功；二貝勒屬人財產，議歸皇上。上以冷僧機宜敘功，財產七旗均分；命集文館諸儒臣再議。尋議莽古濟格格謀逆，不可逭誅，兩貝勒妻子應處斬，若上欲寬宥，亦當幽禁。冷僧機宜敘功。瑣諾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則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則我蒙古不知作何狀矣。」
此事亦見前議紅旗貝勒罪時，涉及哈達莽古濟格格，情節宜互詳。
上亦微喻其意。彼時上待莽古爾泰、德格類、莽古濟正在寵眷之際，瑣諾木雖欲直言，豈容輕出諸口，今瑣諾木先行舉首，應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祿、愛巴禮，罪應族誅。兩貝勒族人戶口，應全歸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於邦國。國寡都眾，亂之本也。』如上與諸貝勒一例分取，則上下無所辨別矣。於是諸貝勒大臣覆奏，誅莽古濟，免瑣諾木罪。先是，莽古爾泰子額必倫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時事在天聰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與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袞首告，上隱其事。至是罪發，乃誅額必倫。莽古濟長女為岳托貝勒妻，次女為豪格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謀害吾父，吾豈可與謀害我父之女同處乎？』遂殺其妻。岳托亦請殺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處死。昂阿喇為莽古爾泰母先適人所生子，蓋其同母異父兄也。屯布祿、愛巴禮及其親支兄弟子侄，磔於市。授冷僧機世襲三等梅勒章京，以愛巴禮、屯布祿家產給之，免其徭役，賜以敕書。莽古爾泰六子：邁達禮、光袞、阿喀達舒，孫謀納海，德格類子鄧什庫等，俱黜為庶人。二貝勒屬人財產俱歸上。賜豪格八牛錄屬人，阿巴泰三牛錄屬人，其餘莊田財物，量給眾人。以正藍旗入上旗，分編為二旗，以譚泰為正黃旗固山額真，宗室拜尹圖為鑲黃旗固山額真。後籍莽古爾泰家，獲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國皇帝之印』，於是攜至大廷，召貝勒臣民，以叛逆實狀曉諭於中外。」
正藍旗於是為歸太宗，併入兩黃旗，別設兩固山額真，則是兩黃旗有四旗，而其實則正藍一旗分為兩也。此與後來自將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滅一正藍旗，而由兩黃旗分轄其眾，又不徑入兩黃旗，乃成原設兩黃旗，後又分正藍旗為新兩黃旗，皆歸自將，幾乎破八旗之定製矣。要為八固山少一強宗，始為太祖遺訓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爾泰之積釁，據《實錄》之已見《東華錄》者，所載亦夥。其應否消滅此一固山，卻與莽古爾泰之罪狀無涉。推太祖之意，將永存八固山之制，則以其屬人更立一固山貝勒可也。乃諸貝勒等議以歸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財產七旗均分，又命文館儒臣再議。夫分財產非分其人眾也，結果莊田財物量給眾人，即七旗均分之謂矣。
太宗之意，非利其財產，而特欲並其人眾，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諸貝勒議，而由儒臣議。儒臣乃以「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之古訓，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當除，於是有此改革。若藍旗貝勒之罪狀，則轉為借端焉耳。茲並撮其釁之所由生，為太宗兄弟間明其變態。
蔣氏《東華錄》：「太祖元妃佟甲氏，諱哈哈納札青，生子二：長褚英，次代善。繼妃富察氏，名袞代，生子二：長莽古爾泰，次德格類。」此皆在孝慈高皇后來歸之前。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繼妃富察氏，名袞代。為莽塞杜諸祐女，初適人，生子昂阿拉原註：昂阿拉，天聰九年十二月，坐知莽古濟格格逆謀，並處死，後復歸太祖。明萬曆十五年，生皇五子原封貝勒莽古爾泰，逾數年，生削籍皇三女莽古濟格格，二十四年，生皇子原封貝勒德格類。天命五年，以竊藏金帛，迫令大歸。尋莽古爾泰弒之。」
《滿洲老檔秘錄》大福晉獲罪大歸：「（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上先已告宮婢納札私通達海曰：『大福晉以酒食與大貝勒者二，大貝勒皆受而食之；以與四貝勒者一，四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晉日必二三次譴人詣大貝勒家，而大福晉深夜私自出宮，亦已二三次矣。似此跡近非禮，宜察之。』上聞此言，遂命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巴克什額爾德尼、雅孫、蒙噶圖等四人，徹底查究，知泰察所告非虛誣。大福晉因上曾言「俟千秋萬歲之後，以大福晉及眾貝勒悉托諸大貝勒」，故傾心於大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詣大貝勒家，每值賜宴會議之際，必艷妝往來大貝勒之側。眾貝勒大臣雖微有所知，亦不過私自腹非，決不敢質直上聞，以觸大福晉、大貝勒之忌也。上聞言，不欲以曖昧事加罪大貝勒，乃假大福晉竊藏金帛為詞，遣使查抄。查抄之使至界凡，大福晉急以金帛三包，送至達爾漢侍衛所居山上，還宮後遣人往取，為達爾漢侍衛所覺，即與查抄之使同見上曰：『福晉私藏財物於臣家，臣豈有容受之理！今福晉私藏一事，臣實未知覺。即遣人來取，上亦未知，顯系臣家奴婢所為，請予澈究。』上聞奏，立遣人往達爾漢所居山上查察，果系屬實，即殺容受財物之奴婢。蒙古福晉告查抄之使言：『小阿哥家藏有大福晉寄存之彩帛三百端。』使者聞言，往小阿哥家，果獲彩帛三百端。又在大福晉母家抄出銀錢盈篋。大福晉告使者言：『蒙古福晉處亦存有珍珠一串。』使者以問蒙古福晉，蒙古福晉認為大福晉所寄藏，使者遂取其珠。又聞總兵巴都里之二妻，曾獻大福晉以精美倭緞若干端；又大福晉曾以朝服私給參將蒙噶圖之妻；以財物私給村民，秘不上聞。使者查抄既畢，遂將前情復奏。上歷問村民，皆認為大福晉所賜，且舉所得財物悉數送還。上乃大怒，遂以大福晉罪狀告眾曰：『大福晉私藏金帛，擅自授受，實屬罪無可逭。惟念所出三子一女，遽失所恃，不免中心悲痛。姑寬其死，遣令大歸。』遂取大福晉遺留宮中之衣物，發而觀之，所有私置庋藏之物，已無多矣。因命葉赫之納納寬烏珠、阿巴該二福晉來觀，且告以大福晉之罪狀。遂以大福晉所制蟒緞被褥各二，衣飾若干，賜葉赫之二福晉。其餘衣物，悉賜大福晉所出之公主。又以皇妃泰察不避嫌怨，首先舉發，遂命侍膳。」
以上為莽古爾泰兄弟之母。據《實錄》：「癸巳年，九國來侵海西四部、蒙古等部。太祖安寢，袞代皇后推醒，問是昏昧，抑是畏懼？」則天聰間尚以皇后稱之。至乾隆修本，則改作妃富察氏。此大歸事，《實錄》不載，而《老檔》詳之。莽古爾泰之弒母，亦見《太宗實錄》。《東華錄》所錄，太宗謂「皇考於莽古爾泰一無所與，故倚朕為生，後弒母邀功，乃令附養於德格類貝勒家」云云，語殊矛盾。壬子年，見莽古爾泰與太宗同擊兀喇貝勒布占太，則固早從征伐。後於天命元年，同為和碩貝勒，稱三貝勒，亦稱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屬人及財產，何至倚其弟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後，借弒母邀功，始令附養於其同母弟家耶？語不近情，則知太宗之罪狀莽古爾泰，不必符於事實，不過欲殺兄以殖己之勢耳。錄如下：
《東華錄》：「天聰五年八月甲寅，大凌河岸一台降，攻城東一台，克之。上出營，坐城西山岡。莽古爾泰奏曰：『昨日之戰，我旗將領被傷者多。我旗擺牙喇兵，有隨阿山出哨者，有隨達爾漢額駙營者，可取還乎？』上曰：『朕聞爾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違誤？』莽古爾泰曰：『我部眾凡有差遣，每倍於人，何嘗違誤？』上曰：『果爾，是告者誣矣。待朕與爾追究之。若告者誣，則置告者於法；告者實，則不聽差遣者亦置於法。』言畢，面赤含怒。將乘馬，莽古爾泰曰：『皇上宜從公開諭，奈何獨與我為難？我止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順，乃意猶未釋，而欲殺我耶？』言畢，舉佩刀柄前向，頻摩視之。其同母弟德格類曰：『爾此舉動大悖！』遂以拳毆之。莽古爾泰怒詈曰：『蠢物！何得毆我！』遂抽刀出鞘五寸許，德格類推其兄而出。代善見之，恚甚，曰：『如此悖亂，殆不如死！』上默然復坐，區處事務畢，還營，憤語眾曰：『莽古爾泰貝勒幼時，皇考曾與朕一體撫育乎？因一無所與，故朕推其餘以衣食之，遂倚朕為生。後欲希寵於皇考，弒其生母，邀功於皇考，皇考因令附養子德格類貝勒家，爾等豈不知耶？今莽古爾泰何得犯朕。朕思人君雖甚英勇，無自誇詡之理。朕惟留心治道，撫綏百姓，如乘駑馬，謹身自持，何期輕視朕至此！』怒責眾侍衛曰：『朕恩養爾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爾等奈何不拔刀趨立朕前耶？』又曰：『爾等念及皇考升遐時，以為『眼中若見此鬼，必當殺之』之言乎？乃今目睹犯朕，何竟默然旁觀？朕恩養爾輩無益矣！』薄暮，莽古爾泰率四人止於營外里許，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飲酒四卮，對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請罪於上。』上遣揚古利達爾漢傳諭曰：『爾拔刀欲犯朕，復來何為？』時有塞勒昂阿喇者與俱來，並責之曰：『爾輩以爾貝勒來，必欲朕兄弟相仇害耶？爾等如強來，朕即手刃之矣。』拒不納。昂阿喇即莽古爾泰異父兄。」
又：「十月癸亥，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擬莽古爾泰御前持刃罪，議革去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奪五牛錄屬員，罰馱盔甲雕鞍馬十匹進上，馱盔甲雕鞍馬一匹與代善，素鞍馬各一匹與諸貝勒，仍罰銀一萬兩入官。」
以上為莽古爾泰得罪太宗之事實。及身後所被屬人出首，則皆隱昧未遂之犯。至其女弟莽古濟其與太宗相怨之起因，乃由女嫁豪格之故。茲並詳其始末：
《武皇帝實錄》：「乙亥年，太祖征哈達，海西四部之一，生擒孟革卜鹵明作猛骨孛羅，哈達遂亡。後太祖欲以女莽姑姬與孟革卜鹵為妻，放還其國。適孟革卜鹵私通嬪御，又與剛蓋通謀，欲篡位。事泄，將孟革卜鹵、剛蓋，與通姦女俱伏誅。辛丑年正月，太祖將莽姑姬公主與孟革卜滷子吳兒戶代為妻。萬曆皇帝責令復吳兒戶代之國，太祖迫於不得已，令吳兒戶代帶其人民而還。哈達國飢，向大明開原城祈糧不與，太祖見此流離，仍直收回。」
《清皇室四譜》：「吳爾古代夫婦復來，歸依太祖，人稱皇女為哈達公主，亦稱哈達格格。天命末，夫亡，天聰元年十二月，復嫁瑣諾木。」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瑣諾木之莽古濟公主，又稱太祖有女嫁吳爾古代，不知所自出，列為兩人，蓋未考也。莽姑濟之名，後修《實錄》刪去，故列表時失察。其實太祖之女，舊《實錄》皆載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則在天聰九年：
《東華錄》：「天聰九年九月丁巳，諸貝勒議奏：貝勒豪格娶察哈爾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爾汗俄爾哲圖福金，上諭其請。時上姊莽古濟公主聞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與豪格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還宮。是日，移營將還，大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人員各自行獵，遠駐營。時哈達公主怨上，欲先歸，經代善營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復親迎入帳，大宴之，贈以財帛。上聞之大怒，遣人詣代善及其子薩哈廉所，詰之曰：『爾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達公主至營，設宴饋物，以馬送歸。爾薩哈廉身任禮部，爾父妄行，何竟無一言耶？』」
明日壬申，議大貝勒罪，並哈達公主罪，上皆免之；於大貝勒罰銀、馬、甲冑，哈達公主亦僅禁其與親戚往來。到十二月，遂成大獄，而正藍旗為太宗所並。又其先有處分鑲藍旗事。
鑲藍旗主為二貝勒阿敏。太宗亦先於天聰四年六月乙卯，宣諭阿敏罪狀十六款。蓋以阿敏等棄永平四城而歸，因並及他罪，免死幽禁，奪所屬人口奴僕財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僕牲畜，俱給濟爾哈朗。鑲藍旗旗主遂由阿敏轉為濟爾哈朗。其未能奪之者，濟爾哈朗原為天命年間和碩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遺囑中，有四大王、四小王為八固山之訓，後止有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應無越於濟爾哈朗之上者，而鑲藍旗遂為濟爾哈朗所專有。至世祖入關，濟爾哈朗被貝子屯齊等訐告。當上遷都燕京時，將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後之鑲藍旗，同上前行，近上立營，又將原定在後之正藍旗，令在鑲白旗前行，革去親王爵，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奪所屬三牛錄。此由世祖即位時，濟爾哈朗原與睿王同為攝政，至睿王獨定中原，功高專政，不平相軋，遂為睿王所傾，有此微譴，未幾復爵。及睿王薨，且極擠睿王，定其罪案，報復甚力。此不具論。但可證濟爾哈朗之保有鑲藍旗，又可證正藍旗併入兩黃旗，旗色未變，特於兩黃旗添設固山額真以轄之耳。
兩黃、兩藍、正紅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兩白及鑲紅三旗，自必即為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濟格固用事在天命間，而多爾袞、多鐸於太祖崩時，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諸兄而均主全旗，自緣母寵子愛，英雄末年，獨眷少子。太宗乃挾諸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倫理之一變，為清室後來所諱言，惟《武皇帝實錄》詳載之，改修《實錄》既定，一代無知此事者。今錄舊《實錄》文如下：
《武皇帝實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為國事、子孫早有明訓，臨終遂不言。及群臣輪班以肩帝柩，夜初更至瀋陽，帝不豫，詣清河溫泉沐養，大漸回京，崩於靉雞堡，離瀋陽四十里。入宮中，諸王臣並官民哀聲不絕。帝後原系夜黑國主楊機奴貝勒女，崩後復立兀喇國滿泰貝勒女為後，饒丰姿，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為國亂，預遺言於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後，後支吾不從。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後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於地下。吾二幼子多兒哄、多躲，當恩養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於是後於十二日辛亥辰時，自盡，壽三十七。乃與帝同樞。巳時出宮，安厝於瀋陽城內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跡根、代因扎，亦殉之。」
《錄》言：「為國事、子孫早有明訓，臨終遂不言。」明乎六月二十四日之遺囑，既口語，又書示，乃太祖末命之最要根據也。本錄此諭後，遂接七月二十三日之帝不豫，以至八月十一之崩，更無一語，所謂「臨終遂不言」也。後修《實錄》，於不豫前竄入閒冗之諭文數則，詞意不貫。其敘殉葬事則云：
先是，孝慈皇后崩後，立烏喇國貝勒滿太女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時而殮。巳刻，恭奉龍輿出宮，奉安梓宮於瀋陽城中西北隅。又有二庶妃亦殉焉。
今以太祖立國之計言之，以八固山平列，阿濟格等同母兄弟得三固山，倘以一母聯綴於其上，勢最雄厚，五固山均覺畏之。去其總挈之人，可使分析。乘多爾袞、多鐸尚無成人能力時，一阿濟格不能抗，特矯遺命以壓迫之，可推見也。太祖特因寵其母而厚其子，不思其所終極而適以害之。以八分立國，根本涉於理想，子孫世世能矯正之，於親屬為寡恩，於數典為忘祖，然為國家長久計，亦有不得已者，此亦貽謀之不善耳。茲更舉兩白旗屬睿、豫二王之證。
《東華錄》：「順治八年正月甲寅，議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罪。先是攝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濟格赴喪次，旋即歸帳。是夕，諸王五次哭臨，王獨不至。翌日，諸王勸請方至，英王途遇攝政王馬群廝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馬群廝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納、都沙，問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曰：『勞親王英王子名勞親系我等阿哥，當以何時來？』眾對曰：『意者與諸王偕來，或即來即返，或隔一宿之程來迎，自彼至此，路途甚遠，年幼之人，何事先來？』蓋因其來問之辭不當，故漫應以遣之。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等私相謂曰：『彼稱勞親王為我等阿格，是以勞親王屬於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輩，必思奪政。』於是覺其狀，增兵固守。又英王遣穆哈達召阿爾津、僧格二人豫王屬下人。阿爾津以自本王薨後，三年不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應與攝政王下諸大臣商之，於是令穆哈達回，遂往告公額克親及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額克親謂阿爾津曰：『爾勿怒。且往，我等試觀其意何如。』英王復趣召，阿爾津、僧格乃往。英王問曰：『不令多尼阿格詣我家豫王子名多尼，攝政王曾有定議否？』阿爾津等對曰：『有之，將阿格所屬人員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隸兩旗，正欲令相和協也。攝政王在時既不令之來，今我輩可私來乎？此來亦曾告之諸大臣者。』英王問曰：『諸大臣為誰？』阿爾津、僧格對曰：『我等之上有兩固山額真，兩議政大臣，兩護軍統領，一切事務，或啟攝政王裁決，或即與伊等議行。』英王曰：『前者無端謂我憎多尼、多爾博二人皆豫王子。多尼襲豫王爵，多爾博嗣睿王，我何為憎之？我曾拔劍自誓，爾時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等遂往告之，自此動輒恨我，不知有何過誤。』既又曰：『退讓者乃克保其業，被欺者反能守其家。』此二語蓋謂豫、睿二王皆死，而己獨存。又言：『曩征喀爾喀時順治六年十月，睿王征喀爾喀，兩日風大作，每祭福金順治六年十二月，睿王元妃薨，皆遇惡風，蓋謂睿王多遭天警。且將勞親取去，見居正白旗睿王之旗為正白，爾等何為不來？意欲離間我父子耶？』阿爾津、僧格對曰：『似此大言，何為向我等言之？王雖以大言抑勒，我等豈肯罔顧殺戮，而故違攝政王定議乎？』英王曰：『何人殺爾？』阿爾津、僧格曰：『僅違攝政王定議，諸大臣白之諸王，能無殺乎？』於是英王大怒，呼公
傅勒赫屬下明安圖曰：『兩旗之人，戈旗森列，爾王在後何為？
兩旗謂睿、豫二王之兩白旗。爾王謂多尼。時兩旗惟一王。可速來一戰而死？』阿爾津、僧格起欲行，英王復令坐曰：『不意爾如此，爾等系議政大臣，可識之。異日我有言，啟令爾等作證。』阿爾津、僧格對曰：『我等有何異說？兩旗大臣如何議論，我等即如其議。』睿王嗣子即豫王，時兩白旗為一。語畢還。具告額克親、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於是額克親、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阿爾津議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兩旗，既得我兩旗。必強勒諸王從彼。諸王既從，必思奪政。諸王得毋誤謂我等以英王為攝政王親兄，因而向彼耶？夫攝政王擁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當抱王幼子，依皇上以為生。』遂急以此意告之諸王，鄭親王及親王滿達海曰：『爾兩旗向屬英王向下當有不字，英王豈非誤國之人？爾等系定國輔主之大臣，豈可向彼。今我等既覺其如此情形，即當固結謹密而行。彼既居心若此，且又將生事變矣。』迨薄暮設奠時，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欲共議攝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隨於攝政王帳前系馬處，乘馬策鞭而去。端重王獨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爾等防之，回家後再議。』又攝政王喪之次日，英王曾謂鄭親王曰：『前征喀爾喀時，狂風兩日，軍士及廝養，逃者甚多。福金薨逝時，每祭必遇惡風。守皇城柵欄門役，竟不著下衣。』又言攝政王曾向伊言：『撫養多爾博，予甚悔之。旦取勞親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鄭親王答曰：『不知。』又言：『兩旗大臣甚稱勞親之賢。』此言乃鄭親王告之額克親、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者。又謂端重王曰：『原令爾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議一攝政之人？』又遣穆哈達至端重王處言：『曾遣人至親王哈達海所，王已從我言，今爾應為國政，可速議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者。至石門之日，鄭親王見英王佩有小刀，謂吳拜、
蘇拜、博爾惠、羅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來迎喪，似此舉動叵測，不可不防。』是日，勞親王率人役約四百名將至，英王在後見之，重張旗纛，分為兩隊，前並喪車而行。及攝政王喪車既停，勞親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舉動甚悖亂。於是額克親、吳拜、蘇拜、博爾惠、羅什、阿爾津，集四旗大臣盡發其事，四旗當是兩白兩藍。說見下。諸王遂撥派兵役，監英王至京。又於初八日英王知攝政王病劇，乃於初九日早，遣人往取萬丹之女。以上情罪，諸王、固山額真、議政大臣會鞫俱實。議英王阿濟格應幽禁，籍原屬十三牛錄歸上。其前所取叔王七牛錄，撥屬親王多尼，叔王即豫王。所取七牛錄，即前所云阿格所屬分隸兩旗者也。投充漢人出為民，其家役量給使用，餘人及牧畜俱入官。勞親王先欲迎喪，令阿思哈白於敬謹王、順承王，二王勿許。後英王欲謀亂，密遣人召勞親王多率兵來，令勿白諸王。勞親王遂不白諸王，擅率兵前往，應革王爵，降為貝子，奪攝政王所給四牛錄。挾有四牛錄，是以能率兵來應。所率約四百人，其調發之權力可知。」
兩白旗為睿、豫二王所有，尚待下詳，此已明正白之為睿王旗矣。細尋其跡，每旗或每牛錄，既屬某王，即調發由己，不關朝廷。可見太祖所定八固山並立之制，難與立國。時經太宗力圖改革，祖訓不易全翻，真象如此。
阿濟格與多爾袞相較，明昧之相距太遠。清初以多爾袞入關，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權中央，又不無因攝政之故。沖主與強藩，形成離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識，當睿王之喪，奔赴急難，扶植兩白旗，為兩旗之人所倚賴，則席攝政之威，挾三旗之力兩白、正藍三旗，其說詳下，中立之兩紅旗不致立異，懷忿之鑲藍旗不敢尋仇，世祖雖欲收權，尚恐大費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驅除，鄭王乘機報復，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挾天子以臨之，英王既除，睿、豫二王僅有藐孤，登時得禍，一舉而空四旗，大權悉歸皇室。此所謂天相之矣。
正藍旗亦屬睿、豫二王旗下之經過，更當細考。此旗本系三貝勒莽古爾泰所主，天聰六年已歸太宗自將。至順治八年，當攝政睿王故後，漸發露睿王之罪，及正藍旗為睿王所有。
《東華錄》：「順治八年二月癸未。初，羅什、博爾惠、額克親、吳拜、蘇拜等五人，出獵歸，越數日，謂兩黃旗大臣曰：『攝政王原有復理事端重王、敬謹王親王之意。』時兩黃旗大臣即察見其言動不順。又端重王謂兩黃旗大臣云：『羅什敬我，過於往日。彼曾召隋孫言，攝政王有復以端重王為親王之意，順治六年三月，二王由郡王進親王。七年二月命理事。八月以事復降郡王。已告知兩黃旗大臣矣。』又穆爾泰往視博爾惠病時，博爾惠言：『攝政王原有復理事兩王為親王之意，我等曾告於兩黃旗大臣，今兩王已為親王否？』於是穆爾泰歸語額爾德赫，額爾德赫云：『此言關係甚大，爾既聞之，可告之王。』穆爾泰懼，未以告，而額爾德赫告於敬謹王。王因遇有頒詔事，黎明至朝會處，遂以告端重王。既入朝房，又以告鄭親王。其時端重王同兩黃旗相會云：『此為我輩造釁耳，可訴之鄭親王。』敬謹王云：『博爾惠所語穆爾泰之言，予先曾告知端重王，入朝房後，又以告知鄭親王矣。』於是二王及兩黃旗大臣，跪訴於鄭親王。兩黃旗大臣言：『羅什、博爾惠、額克親、吳拜、蘇拜等，皆有是言，來告我等，既又私謂二王，皆我等兩黃旗大臣遲延其事耳。夫二王乃理事王也，若非二王發伊等之奸，豈不令二王與我等為仇，而伊等得以市其諂媚乎？又前撥正藍旗隸皇上時，業已以和洛會為滿洲固山額真，侍衛顧納代為護軍統領，阿喇善為蒙古固山額真。攝政王言：『予既攝政，側目於予者甚多，兩黃旗大臣侍衛等，人皆信實，予出外欲賴其力以為予衛，俟歸政然後隸於上。』 其時曾致一書於貝勒拜尹圖，一書於譚泰。此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又將無用之巴爾達齊撥於黃旗，而不與正藍旗。此豈羅什、博爾惠等所不知乎？言知睿王約正藍旗，俟歸政後仍隸於上。羅什自恃御前大臣，陰行蠱惑，為欺罔唆構之行，以多尼王歸正藍旗，給多爾博阿格兩旗，而分為三旗，其意將奈誰何？當謂其意誰奈之何。今照此分給，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爾博反有兩旗矣。』於是鄭親王以下，尚書以上，公鞫之。以羅什、博爾惠謂動搖國事，蠱惑人心，欺罔唆構，罪狀俱實，應論死，籍其家。」
據此錄，當時攝政王已薨，其旗下用事之人，猶以故見傳王意，即欲指揮天子之大臣，自成罪狀。天子之大臣亦僅稱兩黃旗大臣，則以八固山平列，幾乎復太祖所定故事矣。端重、敬謹兩王，本媚事睿王而得理事及親王之爵，既降而復，當亦求之於睿王而得其生前之允許者。至是睿王屬人為傳白王意，有惠於兩王，而兩王見朝局將變，反為舉發之人，分其財物。至十六年乃議其「諂媚睿王，王死，飾為素有嫌怨，分取人口財物」之罪，時二王亦已前卒矣。
其中敘睿王取正藍旗於天子自將之日，其立說為兩黃旗人多信實，足恃為禁衛之用，己則出外需加衛兵，調取歸己，俟歸政同時還返。王既死，而羅什輩以多尼入正藍旗，多尼原有之旗，並歸其弟嗣睿王之多爾博，是此時正藍旗為多尼所主矣。至雲「照此分給，皇上止有一旗，多爾博反有兩旗」，蓋謂將無用之巴爾達齊，由睿王當時撥於黃旗，已將黃旗分隸無用之人，雖有兩黃旗而實止一旗，多爾博則獨擅兩白旗也。多尼之調正藍旗，事在七年十二月乙巳，睿王已死十七日。
《東華錄》：「順治七年十二月乙巳，議政大臣會議英親王罪。議罪事，詳書於後十日，明年正月甲寅。此時蓋未定議。既集，上命譚泰、吳拜、羅什傳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國家政務，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賢否。吏、刑、工三部尚書缺員，正藍旗一旗緣事，固山額真未補。可會推賢能之人來奏。諸王議政大臣，遇緊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諸細務，令理政三王理之。』諸王大臣議奏：『吏、刑、戶三部，事務重大，應各設尚書二員，吏部擬公韓岱、譚泰；刑部擬濟席哈、陳泰；戶部擬巴哈納、噶達渾；工部擬藍拜。調王多尼於正藍旗，以公韓岱為固山額真，阿爾津為護軍統領。」
是時世祖未親政，親政禮行於明年正月庚中。今之稱上命會議，所議皆睿王意旨。傳諭之譚泰、吳拜、羅什，皆睿王用事之人。所傳之諭，當亦是名義如此，其實皆攝政餘威也。多尼之調正藍旗，即在會議中決之，至明年二月，則以為羅什等之罪狀矣。其前正月十九日，尚追尊睿王為成宗義皇帝，妃為義皇后，同祔太廟。王氏《東華錄》已削之，蔣《錄》具在。今原詔書亦存，是為親政後八日。二月癸未為初五日，既議羅什等罪，再逾十日癸巳，則有蘇克薩哈等首告睿王，而追論其罪。蔣《錄》所載，亦較王《錄》敘睿王罪狀多出「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等語。又有「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攝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等語。其處分之詞，王《錄》則云：「將伊母子並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奪。」蔣《錄》則云：「將伊母子並妻，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一則尋常處分人臣之語，一則曾經祔廟恩赦，尊以帝號後之追削也。昭示罪狀詔書，首言「皇上沖年，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多爾袞獨專威權，不令鄭親王預政」。是則怨毒之所在，猶是鄭、睿二王之反覆，故自瞭然。世祖之不慊於攝政，在詔書內以「威逼肅王，使不得其死，遂納其妃」為最重大。則肅王固世祖長兄，其欲為報怨宜也。
睿王之功罪，後來自有高宗之平反，不足置論。惟其為兩黃兩白旗分之爭，則據《東華錄》尚有顯然可據者：
《東華錄》：「順治八年四月辛亥，駐防河間牛錄章京碩爾對，以戶部諸臣給餉不均，於駐防滄州兩白旗兵丁，則給餉不絕；於駐防河間兩黃旗兵丁，則屢請不發，訐告尚書覺羅巴哈納等。部議巴哈納阿附睿王，曾撥令隨侍皇上，乃依戀不去，又將庫內金銀珠帛等物，私送睿王府中，又私厚兩白旗兵丁，給餉不絕，有意刻待兩黃旗兵丁，竟不予餉。」
以此益證明睿王所主者兩白旗，本系正白，而又兼領豫王故後之鑲白旗也。正藍則取之朝廷。睿王遂有三旗。至英王則本不理於攝政時，未能一致為用。但其旗分，則其他七旗皆有確實主名，惟余鑲紅一旗，應為英王所主，但無可據，尚不如謂克勤郡王所主。其說見下。
清一代所紀八旗，分上三旗為天子自將，下五旗為諸王、貝勒、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為兩黃正白。夫兩黃之屬天子，太宗嗣位時早如此，已見前矣。正白則攝政時確屬睿王，其歸入上三旗，必在籍沒睿王家產之日。英、睿二王皆為罪人，當時朝廷力能處分者，蓋有兩白、正藍、鑲紅四旗。其鑲白旗，以豫王已前歿，此時難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藍、鑲紅兩旗，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貝勒原來之舊勢力，則固已不足挾太祖遺訓與天子抗衡。而正紅之禮王代善，鑲藍之鄭王濟爾哈朗，各挾舊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檢順治以後下五旗之設定包衣佐領，則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為之主，亦一旗非復一主。從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親子弟，若德格類之亦稱藍旗貝勒，則固莽古爾泰之同母弟也。其他類推。
《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諭滿漢諸臣，中有云：『馬齊、佟國維與允禵為黨，倡言欲立允禩為皇太子，殊屬可恨。』又云：『馬齊原系藍旗貝勒德格類屬下之人， 陷害本旗貝勒，投入上三旗。問其族中有一人身歷戎行而陣亡者乎？』」
據聖祖之言，藍旗貝勒為德格類。在天聰六年治藍旗貝勒莽古爾泰之罪，牽及德格類。今觀此諭，則德格類亦在藍旗中稱貝勒，亦自有屬人，亦似與其兄各分所轄者。當時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濟爾哈朗未得阿敏之遺業時，亦必在阿敏之鑲藍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屬。太祖於八固山，本以八家為言，指其所愛或所重為八固山之主，而其餘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優其所親，非其所親則屬旗下為屬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為通法，太宗以來，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強固，英王內訌，仇敵得間，乃一舉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變革也。今檢嘉慶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於其下五旗設立之包衣佐領，可見各旗之入而為主之王公，皆時君隨意指封，略無太祖八固山之遺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滿洲語「家」也。房屋亦謂之包。蒙古氈帳，謂之「蒙古包」，世以其為氈帳而始名包，其實不然，即謂蒙古人之家耳，雖不氈帳亦當謂之包也。「衣」者，虛字，猶漢文「之」字。「包衣牛錄額真」即「家之佐領」。旗制以固山額真後改名都統者，為一旗之長官。在八貝勒尊貴時，都統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嚴。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當為國家效力。佐都統者，每旗兩梅勒額真，額真既改章京，又改漢名為副都統。下分五甲喇，始稱甲喇額真，繼改甲喇章京，又改漢名為參領。一參領轄五牛錄，始稱牛錄額真，繼改牛錄章京，又改漢名為佐領。此皆以固山之臣，應效國家之用。別設包衣參領佐領，則專為家之輿台奴僕，即有時亦隨主馳驅，乃家丁分外之奮勇，家主例外之報效。立功後，或由家主之賞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則由天子自將。其初，八旗本無別，皆以固山奉職於國，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詞，後則作為職名奉職於家。其後，上三旗體制高貴，奉天子之家事，即謂之內廷差使，是為內務府衙門。內務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總管之謂。凡各省駐防，必謂昂邦章京，後即改名總管。其源起於世祖入關，於盛京設昂邦章京，即漢文中之留守。後推之各省駐防，又改名為將軍，其下轄副都統。所以不稱都統者，都統專理旗務；留守及駐防，對一省有政治之關係，非止理本旗之務也，是以謂之總管。而包衣昂邦實為家之總管。當其稱此名時，猶無特別尊嚴之意。至稱內務府大臣，在漢文中表示為天子執御之長，其名義亦化家為國矣。
清代宮禁，制御閹宦較明代為清肅。此亦得力於內務府之有大臣。縱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餘私昵，若明之司禮秉筆等太監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時代，為兵法所部勒，故較漢人認婦人女子為家者有別。清之內務府，可比於各君主國之宮內省，不至如明代宮閹之黑暗，此由其故習而來。世祖雖設十三衙門，復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習，故世祖崩而又復包衣之舊。夫上三旗已化家為國，不復為宗藩私擅之資，可以別論。欲考見八固山遷流之跡，亦能化家為國，一固山非復一家獨擅之武力，雖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順、康以來，以漸蛻化，直至乾隆末為止。見之《八旗通志》者，輯而錄之，可見其絕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順治初諸王分占之八旗矣。
《八旗通志》 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包衣佐領不著編立所由。下五旗
一、正紅 包衣參領五 第一參領下佐領一、分管二。
第二參領下佐領二、管領二。
第三參領下佐領一、分管二。
第四參領下佐領一、分管二。
第五參領下佐領一、分管三。
第一參領第一滿洲佐領。謹案此佐領系國初隨禮烈親王編立，原系世管。乾隆十六年，因本族無現任五品以上應襲之員，經本旗奏改為公中佐領。又乾隆十八年，將第三參領所屬第二分管繳回，所有人丁併入本佐領內。禮烈親王即大貝勒代善。清初分屬時，此旗原為代善所主，故溯其由來，猶有遺蹟。
第一參領第一滿洲分管。謹案此公中分管，系國初隨謙襄郡王編立。謙襄郡王即代善子瓦克達
第一參領第二滿洲分管。謹案同上。
第二參領第一滿洲佐領，繫於第一參領內撥出。
第二滿洲佐領，繫於第三參領內撥出。
第一管領，亦繫於第三參領內撥出。
第二管領，繫於第四參領內撥出。
第三參領第一滿洲佐領。謹案此佐領系國初隨禮烈親王編立，原系世管。乾隆七年，因本族無五品以上現任應襲之員，經本旗奏改公中佐領。又乾隆十八年，將本參領所屬第二分管繳回，所有人丁併入本佐領。
第三參領第一旗鼓分管。謹案此分管系國初隨禮烈親王編立。乾隆十八年，本參領第二分管繳回時，所有人丁併入本分管。
第三參領原第二分管。謹案此分管系雍正年間康修親王之子永恩賜封貝勒時編立，乾隆十八年，貝勒襲封王爵，將此分管繳回，分並在王分各佐領分管下。永恩，代善玄孫，即作《嘯亭雜錄》昭槤之父。
第四參領第一滿洲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順治年間隨恭惠郡王編立。恭惠郡王亦代善孫，即順承郡王勒克德渾。
第四參領第一旗鼓分管。謹案此分管系順治年間隨恭惠郡王編立。
第二旗鼓分管。謹案（同上）。
第五參領第一滿洲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順治年間隨貝勒杜蘭編立。杜蘭亦代善孫，父穎親王薩哈廉。勒克德渾為薩哈廉第二子，杜蘭為薩哈廉第三子。
第一旗鼓分管。謹案此分管（同上）。
第二旗鼓分管。謹案（同上）。
第三旗鼓分管。謹案（同上）。
皆公中。
由此可見，正紅旗為代善世有，久而不變。惟勒克德渾之後亦為鐵帽王，其受封之旗分亦在正紅，即此旗旗主已分屬兩世襲罔替之王，其餘暫分之王貝勒不論。
二、鑲白包衣參領五 第一參領下佐領三、管領四。
第二參領下佐領一、新增佐領二、管領四、新增管領一、分管一。
第三參領下佐領一、管領四。
第四參領下佐領一、管領四。
第五參領下佐領一、管領三、分管二。第一參領第一滿洲佐領，系國初編立。
第二滿洲佐領，亦系國初編立。
第三滿洲佐領，系順治元年編立。
第一管領，系康熙四十八年，自第一佐領內分出。
第二管領（同上）。
第三管領（同上）。
第四管領（同上）。
第二參領第一滿洲佐領，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第一管領（同上）。
新增第二佐領，乾隆四十四年，多羅儀郡王高宗第八子永璇分封時增立。
原第二管領，亦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新增第一管領，乾隆四十四年，多羅儀郡王分封時增立。
謹案第一、第二管領、於乾隆二十八年和碩履親王聖祖十二子允祹薨後，封多羅履郡王時裁汰。履郡王永瑊，高宗第四子，嗣履親王后。
原第三管領，亦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原第四管領（同上）。謹案第三、第四管領，並於乾隆四十二年，多羅履郡王薨後，封貝勒綿慧時裁汰。
第一分管，系雍正九年編立。
第三參領第一滿洲佐領。
原第一管領，系康熙六年自內務府分出。謹案此管領於乾隆五十一年，和碩裕親王薨後，多羅裕郡王襲封時裁汰。和碩裕親王為世祖第二子福全所受爵，乾隆五十一年之裕親王乃福全孫廣祿，襲郡王乃廣祿子亮煥。
第二管領（同上）。
第三管領（同上）。
第四管領（同上）。
第四參領第一滿洲佐領，系康熙三十九年分立。
第一管領（亦同）。
上第二管領，系康熙四十八年編立。
原第三管領（同上）。謹案此管領於乾隆四十年，和碩恆親王薨後，多羅恆郡王襲封時裁汰。恆親王為聖祖五子允祺爵。乾隆四十年薨者，允祺子弘晊，襲郡王者，弘晊子永皓。
第四管領（同上）。謹案此管領於乾隆五十四年，郡王降襲貝勒時裁汰。
第五參領第一滿洲佐領，初系包衣昂邦漢文稱總管、內務府大臣瑚彌塞管理。謹案此佐領系康熙十四年，封純親王時，由鑲黃旗包衣分出。純親王為世祖第七子隆禧，康熙十三年封。
第一管領，系康熙十四年分立。
第二管領（同上）。謹案此管領多羅淳郡王薨後，乾隆四十二年，永鋆襲封貝勒時裁汰。聖祖七子允祐，封淳親王。子弘暻，襲郡王。
原第三管領（同上）。
下脫二分管。
此旗原屬豫王多鐸。順治八年，睿王獲罪，豫王牽及，此旗中已無豫王遺蹟。為世祖以下諸帝之子陸續分封。
三、鑲紅 包衣參領五 第一參領下佐領二、旗鼓一、管領四第二參領下佐領二、分管二、管領三第三參領下佐領一、分管六。
第四參領下佐領一、管領一、分管五。
第五參領下佐領一、管領一、分管五第一參領第一佐領，系國初編立。
第二佐領（同上）。
第一旗佐領，系雍正年間隨莊親王分封時立，王府派員兼管。
雍正元年，以弟聖祖第十六子允祿，嗣太宗孫博果鐸之莊親王。博果鐸之父，為太宗五子承澤親王碩塞。
第一佐領下第一管領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管領（同上）。
第三管領（同上）。
第四管領（同上）。謹案此管領裁汰。
第二參領第一佐領，亦系國初編立。謹案此參領下佐領、管領，俱隨克勤郡王分封時立。崇德間，追封代善第一子岳托為克勤郡王，子羅洛渾改衍禧郡王，孫改平郡王。至玄孫訥爾蘇，當康熙四十年起，至雍正四年，正為平郡王。子福彭，孫慶明，皆襲號平郡王。乾隆十五年，從弟慶恆襲。四十三年，復克勤號。
第二佐領（同上）。
第一佐領下第一分管，亦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二佐領下第一管領（同上）。
第二管領（用上）。
第三管領（同上）。
第三參領第一佐領，亦系國初編立。謹案此佐領隨貝勒褚英分封時立。褚英，太祖長子，誅。
新增第一佐領，系乾隆五十一年，隨貝勒綿懿分封時立。
下第一管領（同上）。
第二管領（同上）。綿懿父高宗第三子永璋，封循郡王。其本生父即成親王永瑆，清代親王以能書名。
第一分管原隸第一參領內，初為管領，康熙五十年改為分管。雍正七年，由第一參領撥隸。謹案此分管隨奉恩輔國公絕克堵分封時立。絕克堵遍檢未得。其分封時立此分管，如即為改分管時，則在康熙五十年。如並在初為管領時，則當更早。若以輔國公之爵名及絕克堵之對音字當之，則阿敏之曾孫齊克塔，於康熙二十五年封輔國公，或是。
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
第五分管（同上）。謹案此五分管，俱隨貝勒褚英設立。上本參領下第一佐領，言系國初編立，而案語又言系隨褚英分封時立，則褚英非雍正七年始封也。此雲雍正七年增立，又雲隨褚英設立，殆褚英時已立而廢，雍正七年乃復立，遂以後立為增立耶。
第四參領第一佐領，亦系國初編立。謹案此佐領系隨貝勒喀爾初琿分封時立。喀爾初琿，岳托二子，《皇子表》作喀爾楚渾。順治六年由鎮國公晉貝勒，蓋亦克勤郡王之支裔。知此旗為褚英誅後，轉入代善子克勤王屬。
新增第二佐領，系乾隆四十六年隨貝勒綿億分封時立。綿億為高宗第五子永琪之第五子。
下第一管領（同上）。
第二管領（同上）。
原第三佐領下第三管領系雍正七年由第一參領撥隸。謹案此管領久經裁汰佐領亦不見管理人，其並裁耶，抑即第一參領下之第三佐領，案語亦謂裁汰者耶？
第四佐領下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謹案此四分管，俱系隨貝勒巴恩漢設立。
岳托第二子，順治六年，由鎮國將軍晉。《皇子表》作巴恩哈。亦順承王系。
第五佐領下第五分管，系雍正七年由第三參領撥隸。謹案此分管系隨貝勒褚英設立。
第五參領第一佐領，亦系國初編立。
下第一分管，系康熙十七年分立。
原第二佐領下第一管領，系雍正七年由第一參領撥隸。
第三佐領下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由第三參領撥隸。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
第五分管（同上）。
以上下五旗包衣參領所屬佐領、管領、分管等，例隨各王公封爵增減。鑲紅旗包衣參領，舊轄佐領九員，管領十一員，分管十九員，兼管二員。乾隆元年，撥去佐領一員、管領三員，新增佐領二員、管領四員。
此旗只有克勤王遺蹟，及褚英亦有遺蹟。至莊王則在雍正時封入，可不論。夫褚英被罪時，八旗尚未分定，未必有分封故事，或封其子杜度，即以為名耶？克勤王在此旗，所分包衣甚多，自是此旗旗主。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折，聖祖指令以鑲紅旗王子為其婿，當時以克勤王后之平郡王為鑲紅旗主。
四、正藍 包衣參領五 第一參領下佐領三、管領一、分管四。
第二參領下佐領五、管領一、分管四。
第三參領下佐領三、分管九。
第四參領下佐領三、管領五。
第五參領下佐領五、管領一、分管五。第一參領新增第一佐領，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新增第二佐領，系乾隆二年和親王分府時設立。世宗第五子弘晝，雍正十一年封和親王。
新增第三佐領（同上）。
新增第一管領（同上）。
第一分管，系雍正四年編立。
第二分管。
第三分管。
第四分管。
第二參領新增第一佐領，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新增第二佐領，系乾隆二年 親王分府時設立。聖祖第二十四子允祕，雍正十一年封 親王。
新增第三佐領（同上）。
第四佐領。謹案此佐領系國初饒親王分封時設立。饒親王當即饒余親王，太祖七子阿巴泰，崇德元年由貝勒加封號饒余。順治元年晉為郡王，三年薨，康熙元年追封親王，當是順原郡王封。
第五佐領。
新增第一管領，系乾隆二年 親王分府時設立。
第一分管。
第二分管，系順治九年編立。
第三分管亦（同上）。
新增第四分管，系乾隆三十九年弘旿封貝子設立。弘旿，親王第二子。
第三參領第一佐領。謹案此佐領系康熙十四年恭親王分封時設立。世祖第五子常穎，康熙十年封恭親王。
第二佐領。謹案（同上）。
第三佐領。謹案此佐領原設第五參領所屬第一佐領，乾隆四十三年分封睿親王，將此佐領移入。
第一分管。謹案此分管系康熙十四年恭親王分封時設立。
第二分管。謹案此分管系國初設立。
第三分管，系國初設立。
第四分管。
第五分管。
第六分管。謹案此旗鼓分管系公慶怡分內，國初設立。公慶怡，不詳。
第七分管。謹案此分管原系第五參領所屬第三分管，乾隆十三年復封睿親王，將此移入。
第八分管，系乾隆四十三年復封睿親王時增立。
第九分管（同上）。
第四參領第一佐領。
第二佐領。謹案第一、第二佐領，俱系雍正元年分封怡賢親王時設立。聖祖第十三子允祥，封怡親王。
第三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雍正九年分封寧良郡王時設立。怡王第四子弘晈，分封寧郡王。
第一管領。
第二管領。
第三管領。
第四管領。謹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管領，系雍正元年分封怡賢親王時設立。
第五管領。謹案此管領系雍正九年分封寧良郡王時設立。
新增第一佐領，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第二佐領。
第三佐領。謹案第一、第二佐領，系國初設立豫親王屬下。據《東華錄》，當是嗣豫王時，由攝政王所付與多尼者，此第一、第二，即第二、第三，乃未有新增以前事。
新增第四佐領，系乾隆四十四年分封定郡王時設立。高宗一子永璜，封定親王。永璜一子綿德襲，後降郡王，降後又革，改由二子綿恩襲郡王，五十八年仍晉親王。
新增第五佐領（同上）。
新增第一管領（同上）。
第一分管。
原第二分管。謹案此原系貝勒弘昌屬下。乾隆五年弘昌獲罪，將此分管存公。乾隆四十一年，本旗奏將分管內官員兵丁，分與近派王公門上，其分管之缺裁汰。弘昌為怡王第一子。
新增第三分管，系乾隆四十二年公綿德分封時，將前項人丁撤回設立。綿德四十一年革郡王爵，四十二年封鎮國公。
第四分管。謹案此分管系國初設立。
第五分管。謹案此分管原設在第一參領所屬第五分管，後移於第五參領所屬第四分管。然則由第四、五分。
此旗原系莽古爾泰所主，為太宗所自取，順治初又歸睿王，後又暫屬豫王子多尼。睿王得罪後，遂為諸王任便分封之旗分。
五鑲藍 包衣參領五 第一參領下佐領四。
第二參領下佐領四。
第三參領下佐領四。
第四參領下佐領三、管領一。
第五參領下佐領四、管領二。
第一參領第一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順治年間，鄭親王分封時編立。
第二旗鼓佐領。謹案此旗鼓佐領亦（同上）。
第三佐領。謹案此系管領亦系（同上）。
第四佐領，系康熙三十九年自花色佐領內分出。謹案此佐領亦改管領。第四參領第二滿洲佐領，順治間鄭王分封時編立，其第五任管理名花善。
第二參領第一佐領。謹案此佐領亦改管領。
第二滿洲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順治年間，鄭親王分封時編立。
第三滿洲佐領。謹案（同上）。
第四滿洲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雍正元年，隨理郡王允礽二子弘皙分封時編立。原《志》失載，今增入。雍正六年，晉弘皙理親王，乾隆四年革爵。
第三參領第一滿洲佐領。系康熙三十七年分立。謹案此佐領改為管領。
第二滿洲佐領，系雍正元年分立。
第三佐領，系雍正九年分立。謹案此佐領改為管領。
第四佐領，系雍正六年分立。
第四參領第一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順治年間，鄭親王分封時編立。
第二滿洲佐領。謹案（同上）。
第三佐領。謹案此佐領後改管領。
第四管領。謹案續增第四管領，系乾隆元年隨奉恩輔國公永璥分府時編立。允礽三子弘晉之三子。
第五參領第一佐領。謹案此佐領系順治年間貝勒商山分封時編立。商山，《皇子表》作尚善。舒爾哈齊八子費揚武之二子。順治六年，由貝子封貝勒，十六年降貝子，康熙十一年復。
第二佐領，系康熙四十七年自三探佐領內分出。謹案此佐領後改為第二管領。第二參領第二滿洲佐領，順治間鄭親王分封時編立。初系三探管理，三探年老辭退，以七品典儀官姜汝亮管理。
第三佐領，系雍正十三年編立。謹案此佐領後亦改為第三管領。
第四佐領，系康熙三十九年自翁阿代佐領內分出。謹案此佐領亦改為管領，後因公弘晀獲罪，將包衣人等，分給各王公門上。乾隆四十一年，將此佐領裁汰。第一參領第三佐領系管領，順治間鄭王分封時編立。第二任管理名翁郭代。
新增第三佐領，乾隆五十九年，十七阿哥分封多羅貝勒時編立。
高宗十七子永璘，五十四年封貝勒，嘉慶四年晉慶郡王，二十五年晉慶親王，諡僖。奕劻即其孫。
第六管領（同上）。
此旗原系阿敏所主，後歸鄭王濟爾哈朗，故多有鄭王遺蹟。順治年間，已將貝勒商山封入；雍正以後，多任意分封。
由以上所考得，八固山惟正紅尚保存代善之系統，次則鑲藍旗，亦留濟爾哈朗遺蹟，其餘皆盡屬後起之王公。蓋自順治八年後，已盡破太祖八固山分立之制：上三旗既永為自將，下五旗亦故主罕存。
強宗各擁所屬之弊已掃除矣。然王公分封之旗，既入而為之主，體統尚尊。旗下臣於旗主，其戴朝廷為間接之臣僕，旗員惟旗主之命是遵，故雍正諸王心存不服，尚能各樹黨羽以抗朝廷，非諸王之能要結，在祖訓家法有所稟承，旗員自視此為天經地義，不可違也。再通考其遷流如下：
《東華錄·太宗錄》首：「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上既即位，欲諸貝勒共循禮儀，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率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岳托、碩托、薩哈廉、豪格，誓告天地曰：『皇天后土，既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業。今皇考上賓，我諸兄及諸弟侄，以家國人民之重，推我為君，惟當敬紹皇考之業，欽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義之事而故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過愆遂削奪皇考所予戶口，天地鑒譴。若敬兄長，愛子弟，行正道，天地眷佑。』諸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侄，詢謀僉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憑，臣民倚賴。如有心懷嫉妒，將不利於上者，當身被顯戮。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有違善道者，天地譴責。如能守盟誓，盡忠良，天地保佑。我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岳托、碩托、薩哈廉、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訓，而弗矢忠藎，天地譴責。若一心為國，不懷偏邪，天地眷佑。』誓畢，上率諸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拜，不以臣禮待之，各賜雕鞍馬匹。」
此段誓文，猶見滿國俗，以各貝勒相誓為正名定分之道。豪格，太宗子也，而亦與此誓，居奉上嗣位之功，又可作「不利於上，身被顯戮」之約，此在帝制定後，必為極失體之夷風，而在當時，則父子兄弟，互相角立，為根本當然之舉，猶是八大貝勒之制。不過欲使親生之子，亦於諸強宗內分割一席，在太宗為得計。群雄對立之勢迫，父慈子孝之說微，此猶謹守八固山共治之訓示也。有太宗與諸貝勒之合誓，又有諸貝勒合誓，然後有三大貝勒與十一貝勒之相對而誓，終之以三大貝勒受太宗率諸貝勒之拜。依然前此四大貝勒與小貝勒之體統。自此直至天聰五年末，猶守太祖八家並立，但分大王小王之意。未幾，阿敏獲罪幽系，三大貝勒又止存其二，對立之勢愈弱。又未幾，而二大貝勒復屈就臣列。此為太宗改更父訓之一勝利。
《東華錄》：「天聰五年十二月丙申。先是，上即位，凡朝會行禮，代善、莽古爾泰並隨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順。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酌定儀制。』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上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命代善與眾共議。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面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外國蒙古諸貝勒，坐於我等之下，方為允協。』眾皆曰善，並議定行禮。奏入，上是之。至是諭曰：『元旦朝賀，首八旗諸貝勒行禮，次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行禮，次滿洲、蒙古、漢官率各旗官員行禮。官員行禮時，先總兵官、固山額真，次副將，次參將、游擊、擺牙喇纛額真、侍衛，又次備御，各分班序行禮。』」
此為太宗改定朝儀，不與從前平列之大貝勒仍講均禮之始。先由漢人發端，而諸貝勒乃以本年莽古爾泰有御前持刃議罪事，以莽古爾泰不當並坐，迎合太宗之意。豈知太宗志在改革，轉命代善議，而代善不得不並己之並坐議改。奏入，上乃是之。於是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
太宗時革共治制為君主制，然於諸旗主之各臣其所屬，猶立法保障之。
《八旗通志·典禮志》：王府慶賀儀：「崇德元年，定親王生辰及元旦日，該旗都統以下、佐領以上官員，齊集稱賀，行二跪六叩頭禮。郡王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屬員齊集稱賀，行二跪六叩頭禮。貝勒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屬員齊集稱賀，行一跪三叩頭禮。若該屬官員無事不至府行慶賀者，治罪。」
據此，崇德元年之親王，皆為旗主，故皆有所謂「該旗都統以下、佐領以上官員」，郡王即無之。因此可為太宗時之旗主加一考證。凡崇德元年封和碩親王者，即是旗主，亦即是天命間之和碩貝勒。自此以後，貝勒只有多羅之號，尤可見和碩親王之即為和碩貝勒所蛻化也。考崇德元年封和碩親王者，凡六人，追封者一人：代善為和碩禮親王，多爾袞為和碩睿親王，多鐸為和碩豫親王，濟爾哈朗為和碩鄭親王，豪格為和碩肅親王，薩哈廉於是年正月死，不及封而追封為和碩穎親王，以其子阿達禮襲為多羅穎郡王，岳托為和碩成親王，至阿濟格則為多羅武英郡王，直至順治元年始封和碩英親王。則於太宗時，阿濟格雖有太祖遺命，命為全旗之主，迄未實行，至籍沒時，僅有十三牛錄，即系他旗中分受之少數。蓋當在睿王之正白旗內分給，而豫王又分以七牛錄，仍非全旗之主也。阿濟格之為人，狂稚無理，不足重任，雖有遺命，靳之亦無能為。而太祖所云四小王：濟爾哈朗、多爾袞、多鐸三人，自無疑義，又其一必為代善長子岳托。豪格乃太宗親子，固不應徑取阿濟格所受遺命而代之，其同封和碩親王，不過示將來可以代興之意。即欲使主一旗，亦當在太宗自領旗分內給之。岳托封和碩親王，必為旗主。阿濟格於是年封郡王，即非旗主。再證以鑲紅旗之包衣，只見克勤郡王之遺蹟。克勤郡王乃岳托由親王降封，子孫遂以此世襲，列為八鐵帽之一。薩哈廉之後，雖亦以順承郡王世襲，然非太宗時旗主，故包衣遺蹟，順承王之包衣盡在正紅旗內。兩黃、正藍為太宗自領，餘五旗歸一大王、四小王，至此而主名定矣。
旗主及近親子弟之有郡王貝勒爵者，屬人於生辰及元旦不詣慶賀，即須治罪。此其本旗主臣之分，有國法為之保障。特旗主則並旗內大臣亦為其臣。旗主之近親，則以府內官屬為限，即包衣內旗員為純粹之家臣。本旗旗員兼為國之臣，對本旗惟盡臣禮於旗主，不必盡於旗主之子弟也。
本旗旗員之盡臣道於其主，生辰元旦如此，昏喪等事可知。而《八旗通志》於婚喪禮，惟詳乾隆時之見行制，不及初制。惟於雍正朝上諭八旗，得有反證：
《上諭八旗》：「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嗣後貝勒貝子公等，如遇家有喪事，將該屬之文武大臣，著吏、兵二部開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員內有在緊要處行走者，著各該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辦事。特諭。」
此所云「該屬之文武大臣，著吏、兵二部開列」者，及旗下人見為文武大臣，非旗內之大臣。旗內大臣惟有都統及副都統，無所謂文武，亦無庸吏、兵二部分開。至其他官員，則並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許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則旗下屬人之不容專盡臣道，且有明諭。至本非屬人，由朝命任為本旗之都統以下等官，更不待言。雖對貝勒、貝子而言，親王、郡王或臨於屬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與崇德元年之規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傳言，松文清筠既為相，一日召對不至，詢之，乃主家有喪事，文清方著白衣冠，在主家門前執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為主家所壓抑。此說固不確。文清乃蒙古，非滿洲，其生在嘉、道間，為相在嘉慶十八年以後，已在雍正諭禁之後。此或雍正間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諭，要皆為世宗革除八旗舊制之一端也。
太宗雖兼併他固山，乃求強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負擔，仍以八家為均分之准，則兩黃旗未嘗不作兩家負擔計也。滿洲新興之國，地廣人稀，得人力即可墾地。聚人先資養贍，八家負擔養贍之費。在天聰八年，正藍尚未取得，而兩黃久歸自將，初不因自將之故而與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將兩固山而不負兩家之費也。
《東華錄》：「天聰八年正月癸卯，眾漢官赴戶部貝勒德格類前訴稱：『我等蒙聖恩，每備御幫丁八名，止免官糧。其餘雜差，與各牛錄下堡民三百五十丁，一例應付。我等一身，照官例贍養新人，較民例更重，所幫八丁，既與民例一體當差，本身又任部務，所有差徭從何措辦？徭役似覺重科。況生員外郎尚有幫丁，望上垂憐，將所幫八丁准照官例當差，余丁與民同例。』德格類以聞，上遣龍什、希福察訊差役重科之由，所訴皆虛。因前買婦女，配給新人，未會發價，故云。詔戶部即以價償各備御。又諭禮部貝勒薩哈廉曰：『此輩皆忘卻遼東時所受苦累，為此誑言耳。若不申諭使之豁然，則將些少之費，動為口實矣。』於是薩哈廉奉上命傳集眾官諭曰：『爾眾漢官所訴差徭繁重，可謂直言無隱，若非實不得已，豈肯前來陳訴。然朕意亦不可隱而不言，當從公論之。朕意以為爾等苦累，較前亦稍休息矣。何以言之？先是，爾等俱歸併滿洲大臣，所有馬匹，爾等不得乘，而滿洲官乘之；所有牲畜，爾等不得用，滿洲官強與價而買之；凡官員病故，其妻子皆給貝勒家為奴，既為滿官所屬，雖有腴田，不得耕種，終歲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給。是以爾等潛通明國，書信往來，幾蹈赤族之禍。自楊文朋《八旗通志》作楊文明被訐事覺以來，朕始宥爾等之罪，將爾等拔出滿洲大臣之家，另編為固山，從此爾等得乘所有之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為奴，擇腴地而耕之，當不似從前典衣鬻仆矣。」』
此段見建州始之待漢人，實視為奴虜。漢人中本為明之官吏，則招徠之輒妻以女，稱為額駙，若李永芳、佟養性之類皆是。由是漢奸亦相率歸附。凡自天命至天聰初，來附者頗見於《貳臣傳》中。然所挾以俱降之士兵，或無所挾之漢人，陷於建州者，困苦如此，此清代官書之自述供狀也。漢人因此思歸，通書反正，太宗發覺其事，不惟不用威虐，反以此自反其過，改善待遇，此見建州之有大志，迥非平凡所能為。惟漢人另編固山，據清代官書，在前則太祖初設八旗，事在萬曆甲寅乙卯年間，其時有漢軍牛錄十六，在八旗之內，此即所謂「歸併滿洲大臣」時也。其另編固山，不詳何時。惟於崇德二年七月乙未，言分烏真超哈一旗為二旗，則其先必有編為一旗之時，是即另編時矣。今於八年正月有此諭文，則另編必在其前。考清《貳臣·馬光遠傳》：「明建昌參將，本朝天聰四年，大兵克永平，光遠率所部投誠，授副都統，隸漢軍鑲黃旗，賜冠服鞍馬。五年，上親征明，圍大凌河，光遠從，招降城南守台百總一，男婦五十餘人，即令光遠撫之。七年，詔於八旗滿洲佐領分出漢人千五百八十戶，每十丁授綿甲一，以光遠統轄，授一等子爵。」據此，則另編漢軍為一固山，即七年事。《東華錄》：「七年七月辛卯朔，命滿洲各戶漢人有十丁者，授綿甲一。共千五百八十人，命舊漢兵額真馬光遠等統之，分補舊甲喇缺額者。」此文亦敘此事，然敘述不明。
蓋其誤在傳錄時已自不了，故語不可解，當以《光遠傳》改正之。而《光遠傳》文亦有誤。如雲「投誠，授副都統，隸漢軍鑲黃旗。」
當天聰四年，漢軍尚未分旗，即至崇德初，旗所分一旗兩旗，亦止由整旗而分左右翼，兩翼旗猶純用玄青，並無鑲黃之名，況在天聰四年乎？以意度之，當雲「隸鑲黃旗漢軍」，舊隸於滿洲鑲黃旗內之漢軍牛錄耳。漢人於旗制隔膜，清中葉以前，史館諸臣已不了如是，宜及今不可不加以研究也。
「爾等以小事來訴，無不聽理，所控雖虛，亦不重處。是皆朕格外加恩，甚於滿洲者也。困苦之事，間或有之，然試取滿洲之功與爾等較之，孰難孰易？滿洲竭力為國，有經百戰者，有經四五十戰者，爾等曾經幾戰乎？朕遇爾等稍有微勞即因而擢用，加恩過於滿洲，若與滿洲一例較傷論功以為升遷，爾今之為總兵者，未知當居何職？爾漢官皆謂：『滿洲官員雖嫻攻戰，貪得苟安，不知憂國急公；我等戰功雖不及滿洲，憂國急公則過之。』及覽爾等章奏，較前言有異矣。爾等另編固山之時，咸云：『拯我等於陷溺之中，不受滿洲大臣欺凌，雖肝腦塗地，不能仰答上恩於萬一。』今覽爾等所訴之詞，前言相忘。爾等訴稱苦累甚於滿洲，盍向熟諳差役者問之。若以滿洲相較，輕則有之，甚則未也。古聖人有云：『以家之財養賢，則取國而國可得；以國之財養賢，則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言皆爾等素所知也。國小民稀，朕及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養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聖人所謂『家財國財』之義也。既知此例，所輸大凌河數人贍養之資，遂出怨言，爾等何其言行不相顧耶？朕謂爾等博知典故，雖非聖賢，必有通達事理者。自朕以及貝勒，尚散財無吝，使爾等果能達於事理，豈以隨眾輸納為苦耶？他國之主，皆斂民間財賦以供一己之用，有餘方以養人；我國賦稅，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乎？我國民力，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役乎？妄取國賦糜用於家，役民力以修治宮室，不以國事為念，止圖一己便安，爾等當諫之。朕為國家朝夕憂勤，荷天眷佑，殊方君長頭目接踵來歸，猶恐不能招致賢才，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凡賞賚歸附之人，皆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於爾等乎？禮部亦有漢官，試往問之，八家每年出羊若干，貂裘、野獸、酒米、筵宴若干，明告於爾。當國中年歲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賑濟貧民，朕與諸貝勒又散給各固山滿洲、蒙古、漢人贍養之，爾等豈不知乎？朕與八固山貝勒於新附之蒙古、漢人、瓦爾喀、虎爾哈、卦爾察以及舊滿洲、漢人、蒙古等，凡貧窮者，給與妻室奴僕、莊田牛馬、衣食贍養，何可勝數。此皆爾等所明知者。爾等果憂國急公，其間縱有愚昧無知，自言其苦者，爾等猶當勸諭，乃反因此些小之費，遂出怨言，所謂急公過於滿洲者，徒虛語也。」
此段見其自矜無私費，無私役，皆以朕躬與諸貝勒並提。雖以君主自居，未能不以諸貝勒為有共治之分，是太祖遺意之未遽泯滅者。八家並稱，仍以八固山為出治之主名。君主雖臨於上，不能獨居其功，其自將之固山，仍與他固山平列，惟己以一人超乎其上，此是太宗時八旗制蛻化真相。
「爾等曾奏云：『一切當照官職功次而行之。』我國若從明國之例，按官給俸，則有不能。至所獲財物，原照官職功次，加以賞賚；所獲土地，亦照官職功次，給以壯丁。先是，分撥遼東人民時，滿、漢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餘俱照功以次給散。如爾等照官職功次之言果出於誠心，則滿、漢官員之奴僕，俱宜多寡相均。爾漢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亦不下百丁，滿官曾有千丁者乎？果爾計功，論理滿洲一品大臣應得千丁。自分撥人丁以後，八九年間，爾漢官人丁多有溢額者。若謂新生幼稚耶，何其長養之速？若謂他國所獲耶，爾漢官又未嘗另行出征。此如許人丁，不知從何處增添也。爾等之過，朕知而不究，其貝勒滿洲大臣以爾等隱私人丁，孰不懷怨？若不任爾等多得，而有較滿洲更加苦累之心，豈不將滿洲、漢官戶下人丁和盤計算，照官職功次再為分撥乎？倘如此分撥，爾千丁者，不識應得幾人也。爾眾官在明國時，家下人丁若干，今有若干，何不深思之？滿、漢官民雖有新舊，皆我臣庶，豈有厚薄之分？今既如此，爾等亦同滿洲，三丁抽一為兵，凡出征行獵，一切差徭，俱一例分毫不缺，爾等以為何如乎？試取朕言與爾等所言，從公忖量，有欲言者不必疑慮，切直言之可也。且滿洲之偏苦於漢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年牛錄出守台人八名、淘鐵人三名、鐵匠六名、銀匠五名、牧馬人四名、固山下聽事役二名，凡每牛錄下當差者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種以給新附之人，每牛錄又出婦人三口。又耀州燒鹽，畋獵取肉，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巡視邊牆，守貝勒門。又每牛錄派兵一名，防守句驪河《通志》作巨流河，注即句驪河，每牛錄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買補。征瓦爾哈時，每牛錄各餵馬二三匹從征，又派擺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來馳使，差回又令餵養所乘馬匹。遇有各國投誠人來，撥給滿洲見住屯堡房屋，令滿洲展界移居。又分給糧谷，令其舂米納酒，每年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發帑金於朝鮮，貿易布匹，仍令滿洲負載，運送邊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爾哈，於教場看守貂兒猞猁猻等皮，兼運送新米。朝鮮、蒙古使至瀋陽，擺牙喇章京各出人一名，逐日運給水草。夏月至，更有運給水草之役。又每年
采蓡，負往朝鮮貨賣此當即是皮島通商，每固山以一戶駐英格地方，巡緝盜蹤，又以一戶駐瀋陽渡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偏苦之處，若不向爾等詳切言之，爾等亦未必深信也。」
此段見滿洲開國，此草昧之部落，而內政外交有條不紊。尚無錢幣之制，純恃實物為交易，所恃者土地閒曠，山林產珍貴之物。當天下未定，滿洲人居然任其勞費，而處外族以優逸，用廣招徠。生事簡單，然使有久計。文字無多，細繹之，民生國計盡心經理之法，皆見於此。尤不易者，投誠人來，授以滿人見住之屯堡房屋，而原住之滿人展界移居以讓之。此非滿洲上下真能一心，何以得此？國無大小，實心為政，虛心待人，事必有濟。自太祖初興至此，傳經兩代，時逾五十年，銳意圖強，有進無止，而中國以萬曆、天啟之朝局應之，思宗有志救亡，而用聚斂之臣以奪民生，信刑餘之賤以斥士類，好谿刻瑣細之才以拒純正遠大之議論。對敵情固茫然，對民情尤漠然。為淵驅魚，為叢驅爵，非兩兩對照，不易了也！其宣諭漢官之詞，和平誠懇，有以服其心，絕不壓以威力，較之思宗明知民力不任，猶曰「暫累吾民一年」，一年之後，更不提「暫」字。興亡之判，非偶然矣。諭畢復有末尾一段，並錄以盡其曲折：
「總兵官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及副將、參將、游擊皆曰：『控訴之事，我等不知，皆眾備御所為。』遂將為首八人執之。薩哈廉問曰：『爾等既雲不知，當戶部貝勒遣布丹往問時，何雲知之？又何為將苦累之事備呈於部耶？』對曰：『各備御向我等不曾言差役重科，但言欲訴幫丁八人之事，故布丹來訊我等，答雲知之。至具呈之事，乃龍什、希福令我等將所有差徭備細開寫，我等無知，故爾開送奏聞。』上曰：『諸舌既雲不知，可將備御八人並釋之。倘治其罪，後有苦累，亦更無敢言者。各官及備御，勿令謝恩。若謝恩，則是欲罪而復赦之也。』」
委曲周至，真能買漢奸之心。統觀全文，猥陋僅能達意，自是關外原來記載，非經中國文人以瞻天頌聖之格調為之潤色。且出兩造口語，非虛捏之宣傳文也。下各官惶恐語略之。
太宗時雖收各固山之權，而處分之法仍視八固山為八家私物，以奪此予彼為懲勸。夫牛錄而可隨時予奪，必非太祖八固山並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奪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根據。然自將之三固山，亦在予奪處分之內，則並立之遺蹟尚存也。崇德改元時，正藍已歸太宗，故云三固山為自將。
《八旗通志·兵制志》軍令：「崇德三年諭：凡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臨陣交鋒，若七旗王貝勒貝子卻走，一旗王貝勒貝子拒戰，七旗獲全，即將七旗佐領下人丁給拒戰之一旗。若七旗拒戰，一旗卻走，即將卻走人丁分與七旗。若一旗內拒戰者半，卻走者半，即以卻走人丁分給本旗拒戰者。有因屯札他所，未拒戰而無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戰之王貝勒貝子，別行給賞。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貝勒貝子拒戰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獲多寡賞之。野戰時，本旗大臣率本旗軍下馬立，王貝勒貝子等率護軍乘馬立於後。若與敵對仗，王貝勒貝子大臣不按隊伍輕進，或見敵寡妄自衝突者，奪所乘馬匹及俘獲人口。」
觀此軍令，八旗於戰時，皆以王貝勒等為主將。大臣即都統以下，其責任乃主將負之。大臣可以進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則以旗下人丁為賭勝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屬人為旗主之臣，使號令得行也。
自此經睿王攝政之局，天子與親王各挾固山之武力，與政權為消長。世祖親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為充實，而收為自將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屬諸王貝勒之五旗，謂之下五旗，已絕不足言平立之舊矣。以天命間之四大王論：一王化帝，一王剝奪莽古爾泰之正藍旗，一王遞嬗阿敏之鑲藍旗，移轉於弟濟爾哈朗，其為原主者，僅一代善之正紅旗。以天命末遺囑所定之四小王論，其三可知者，乃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太祖有此殊寵之三子之母，遂遭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奪阿濟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兩旗，無可分給而暫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濟爾哈朗，始具四小王之數。實則入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謂下五旗，其中已無原來旗主。供朝廷隨意分封者，兩旗鑲白、正藍；有原來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間原屬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紅，子孫眾多，逐漸分封，世襲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禮親王、克勤郡王。其餘郡王、貝勒，隨世遞降者不計。倘亦漢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後，原屬小王之旗，則有二旗：一由原主獲罪，遞嬗而來鑲藍之濟爾哈朗；一由不遵太祖遺囑，別授充數鑲紅之岳托。其權源本不強固，故皆有隨時封入之王貝勒，而鑲紅為尤甚。蓋旗主之武力已減削無餘，各旗自有固山額真，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於旗，乃養尊處優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則不啻有庳之封也。親貴雖或典兵，所指揮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臨禁旅之上，而鎮攝後來歸順之雜軍。所謂八旗皆朝廷之所運用。天子特於六卿兵部之外，自為一積世之軍閥，而親貴則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養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消散而禁旅歸公，威稜所由極盛，旗人墮落而異軍特起，種族所以漸衰，此一代興亡之大數也。
順、康間，八旗之武力已為國家所統一，而親王之體制，乃因從前八和碩貝勒之平行，對國家猶存各臣所屬之舊，此已無礙於立國之大計。故聖祖臨御甚久，尚無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統不無取巧，諸王間不盡誠服，而諸王各有臣屬，視各忠其主為祖宗定製。此本八固山以來，太祖設定特殊之綱紀，旗員中有視為天經地義者。世宗於諸王，束縛馳驟，呵譴誅戮，諸王所飲恨，所屬亦間與同抱不平，此為高宗以來絕無之事。蓋經世宗朝之鏟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諸王之帖服，與朝士至無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對抗朝廷之習，可謂無餘。而宗室與士大夫間，隔絕氣類，積數十年，衣帛食粟，養尊處優，盡為尸居餘氣，種族益不可溝通，行能益無從比較，是為滿人衰亡之漸。
康熙間，諸王皆通賓客，或羅致文學之士助其編纂書籍，以務聲名。最著最大者，如《圖書集成》《律歷淵源》二書，皆世宗兄誠親王允祉，招致文學士陳夢雷、楊文言等所作。世宗即位後，以此為大罪，誠王幽禁而死，禍及子嗣；陳、楊則坐以敗類之名，譴逐擯斥。此事可詳述別為專冊。至如校勘家何焯、詞臣秦道然，皆以王府賓禮而獲重罪。清通禮：朝士與王貝勒等，但有途遇避道之禮，並無詣府通謁之禮。清一代，帝室近親，絕少宮庭燕閒之樂。天子之尊嚴，諸王之觳觫，較之歷代史書，親屬間君臣之希闊特甚。此亦一代之特色。
清代皇子不一定封王，是制度之善者。然旗下俗稱，遂以封爵與王號分離。雍正間，有明諭禁止。又對諸王不敢稱名，亦有明禁。此於政體未嘗非不私其親，要亦世宗防宗室間之作用。
《雍正上諭八旗》：「元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親王、郡王等俱有封號，所以賜與封號者，蓋為稱呼設也。如無封號之王、貝勒，即應直呼其名耳。至九貝子、十四王之稱，國家並無此例。嗣後凡無封號諸王、貝勒等，即呼其名。若再如前稱呼，斷然不可。將此曉諭八旗並各部院衙門，至各省督撫等。如奏章內不書其名，仍有寫九貝子、十四王者，該部即行奏聞。再，小人等並將閒散宗室亦稱為王，又有貝勒王、貝子王、公王之稱，嗣後若有如此稱呼者，決不寬恕。著該部嚴行禁止。特諭。』」
至旗人主屬之分，太祖所遺之跡，及世宗而盡破除之。八旗之軍政，先已移歸都統。其戶婚田土之事，都統雖亦理之，尚不足盡掣諸王之肘，亦並不欲旗人旗產盡隸於本旗都統。於是逐事諭禁之，設御史稽察之，令各旗交互代管之。於是一旗自為主屬之界限盡去。
《雍正上諭八旗》：「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諭：『下五旗諸王屬下人內，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縣令以上，該王輒將子弟挑為包衣佐領下官，及哈哈珠子執事人王子之隨從人，曰哈哈珠子，挫折使令者甚眾。嗣後著停止挑選。其現在行走人內，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選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後挑選者，俱著查明撤回。或有過犯，該王特欲挑選之人，著該王將情由奏明，再行挑選。特諭。』」
此為加高旗員身分，以抑旗主之尊之始。
又：「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從前皇考之時，凡上三旗大臣侍衛官員人等，俱不許在諸王門下行走，即諸王屬下人，非該屬處亦不許私相往來。著領侍衛內大臣及旗下大臣等，各將該管侍衛官員等嚴行稽察，嗣後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經查出，即行參劾。如不糾參，經朕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定將該管大臣一併從重治罪。將此詳悉再行曉示。特諭。』」
此先斷各旗屬下互尊他旗旗主之路。
又：「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諭：『下五旗旗下官員兵丁，原不在諸王阿哥門下看守行走。朕與大阿哥曾經奏請，始令看守，其餘並未具奏，亦盡皆仿效。今不得復行如此。且旗下官員亦不敷用，著撥回旗下當差。行走三阿哥門上者，亦著撥回。若即行撤去或有不便之處，亦未可知。著都統詳議，令諸王具奏。特諭。』」
此亦縮小諸王役使旗丁之範圍。凡世宗在藩邸時自蹈之弊，此時皆禁斷。如此者亦多。若結交外廷，需索帑項，皆有自犯於先、自禁於後之事。可見聖祖時待諸王本寬，世宗特加嚴峻，要亦本非惡事，不具錄。
又：「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凡旗員為外吏者，每為該旗都統參領等官所制。自司以至州縣，於將選之時，必勒索重賄，方肯出給咨部。及得缺後，復遣人往其任所，或稱平日受恩，勒令酬報；或稱家有喜喪等事，緩急求助；或以舊日私事要挾。至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等，分外勒取，或縱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求，種種勒索，不可枚舉。以致該員竭蹶饋送，不能潔己自好，凡虧空公帑、罹罪罷黜者，多由於此。嗣後如有仍蹈前轍，恣意需索等弊，許本官密詳督撫轉奏。督撫即據詳密奏。倘督撫瞻顧容隱，即許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轉為密奏。倘又不為奏聞，即各御史亦得據揭密奏。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外任旗員，勿得隱忍畏懼，朕不治以干犯舉首之罪。將此著內閣通行八旗、直省督撫，遍諭內外旗員知悉。特諭。』」
凡世宗所力破旗下痼疾，皆自太祖以來使旗各自主所釀成。清代若不經此裁製，主權安得而尊，國本安得而定？世宗之得位或有慚德，逆取順守，或亦不讓唐宗也。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諭：『滿洲御史，事務無多，八旗各派御史二員，亦照稽察部院衙門之例，一應事務，令其稽察。如旗下有應密奏及應題參事件，俱著密行具奏。再五旗諸王，有不按定例，使令旗人及濫行治罪者，亦著查參。這所派監察御史，著調旗分派。特諭。』」
自是八旗為政府以下之八衙門，非各自為政之八國矣。痛改祖制，然列祖必深讚許之。
八旗都統，舊為八旗臣屬，已見前矣。雍正間，每以親王郡王任各旗都統，皆萬不能臣屬他王貝勒者。先是康熙末年，屢以皇子辦理旗務，即不欲假手於本旗王貝勒，而特命皇子出為代辦。其辦旗務，正居都統地位，非該旗王貝勒地位。但不能臣屬於該旗王貝勒，則無可疑。惟尚非竟任為都統。至雍正間，乃明任為都統矣。都統為八旗之行政官，不為臣屬。於是旗之行政，盡屬都統。該旗王、貝勒只受其分得之包衣，受俸餉於旗內。於是旗主不但無耦國之嫌，並不預旗之內政矣。
《清史稿·聖祖諸子傳》：「《淳度親王允祐傳》：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正藍旗滿洲都統延信征西陲，命允祐管正藍三旗事務。」《輔國公允 傳》：「康熙五十七年，命辦理正藍滿洲、蒙古、漢軍三旗。」《履懿親王允祹傳》：「五十七年，辦理正白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事。」
此為康熙間已用各旗王貝勒所不能臣屬之親貴，分別干與各旗之始。其每一旗色，合滿、蒙、漢三旗者，京師八旗宿衛駐地以旗色分區，而以滿、蒙、漢按色相次也。今再考其所以派皇子辦事之故：
《八旗通志》敕諭：「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諭議政大臣、內大臣等曰：『每旗都統、副都統，或有起家微賤，專意徇庇，一應補放官員並佐領等事，恆有遲至數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故已久，數年尚仍給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曠廢。近聞都統石文英，不出門戶，亦不見人，有事來奏，每不待事畢，只圖早歸，亦不瞻仰朕容，甚屬不堪。正藍旗都統顏信，前往出兵，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七阿哥辦理。正黃旗都統巴賽，署理將軍事務，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阿哥辦理。正白旗滿洲都統何禮，差往雲南，其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辦理。如此辦理，別旗各相效法，自必發憤勤事也。』」
觀此諭，康熙間旗務掌於都統，而王、貝勒不之問。其間正黃、正白，本屬上三旗，由天子自將，即派皇子辦旗務，亦無權限之分別。而正藍則為下五旗，旗務廢弛，不令該旗王、貝勒整頓，乃另派皇子，固已視本旗王、貝勒為享有包衣祗候之地，無過問旗務之權矣。
雍正間則直以親王為都統，自後更為常制，不必復言。今舉雍正時之親郡王為都統者：
禮親王后改號康親王時，崇安，雍正間官都統，掌宗人府。
克勤郡王后改號平郡王時，雍正四年，訥爾蘇削爵，子福彭襲，授右宗正，署都統。
順承郡王錫保，雍正四年諭：「錫保才具優良，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可給與親王俸，授都統。」
果郡王允禮，《雍正上諭八旗》：三年九月初八日，有諭鑲紅旗都統多羅果郡王允禮。
此皆見《清史稿》本傳及諭旨。蓋雍正間始創此例，以後則諸王之歷官都統為常事，不足復道。惟康熙末之都統，似以同色旗中滿洲都統有干預蒙、漢二旗之權。當亦是雍正以後，始各自為政。其滿、蒙、漢各旗之都統、副都統，本不分界限，滿人可作蒙、漢旗都統、副都統，蒙、漢旗人亦可作滿洲都統、副都統。參領以下，則各自用本族之人。
上諭八旗：「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諭：『將八旗滿洲、蒙古人員，屢放漢軍參領，則該旗缺出，反致乏人。漢軍旗下，亦還得人，嗣後漢軍參領缺出，即將漢軍旗下人員引見具奏。特諭。』」
雍正初革除各旗旗主之權，復有專諭。當上三旗、下五旗既分之後，所需革除者，亦只有五旗，較太宗時本易為力。太宗雖始終握定兩黃旗，究亦非太祖遺囑所許，對諸王較難操切。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諭：『看來下五旗諸王，將所屬旗分佐領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過失，輒行鎖禁，籍沒家產，任意擾累，殊屬違例。太祖太宗時，將旗分佐領分與諸王，非包衣佐領可比，欲其撫循之，非令其擾累之也。從前朕之伯叔為諸王時，雖漸失初意，尚未過甚；至朕兄弟輩，所分包衣佐領之人既少，而差役復多，因而不論旗分佐領，包衣佐領，一概令其當差。其餘諸王，遂亦從而效之，或有不肖王等，因漁色之故，多斃人命，人所共知。且護衛等尚無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則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關甚大。著嗣後仍照舊例，旗分人員止許用為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校、親軍，或諸王挑取隨侍之人，或所屬人內在部院衙門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務，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補用王府官職，或令隨侍子侄，著列名請旨。將奉旨之處，知會該旗都統等，令都統等覆奏。其旗分人員不許擅行治罪，必奏聞交部。如不請旨，斷不可也。倘仍有將旗分人員，妄行擾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職，著該旗都統等奏聞。若都統等隱匿瞻徇，一經御史參劾，即將該都統等治罪。特諭。』」
世宗鉗制諸王至此，較之太祖分付八固山之意，判若天淵。然後來帝所欲鉗制之諸王，旗分中人，尚有不顧天威而效忠本主者，則祖制之約束甚久，旗人固視為綱常大義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儒家名分之說壓之，始無閒言，可知儒教之入人深，過於開國之祖訓也。
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老安郡王（太祖八子饒余郡王阿巴泰子岳樂）居心甚屬不善，諂附輔政大臣等，又恃伊輩長，種種觸忤皇考之處，不可悉述。皇考寬仁，加以容宥。以如此之深恩，而安郡王之諸子，全然不知感戴竭誠，效力行走。馬爾渾、京喜、吳爾占等兄弟之中，互相傾軋，恣行鑽營；塞恆圖又生妄想，冀得王爵，殘害骨肉，以致皇考鬱悶等事，系眾所共知者。安郡王諸子之中，馬爾渾尚屬安分，其子華啟，亦無惡處，上天不佑，將應襲封王爵之人，令其絕嗣，因此皇考稍加躊躇審度，而安郡王之子孫，即怨及皇考，以至吳爾占、塞恆圖等，屢次形於辭色之間。夫國家恩施，豈可倚恃而強邀乎？今廉親王以不襲封安郡王之故，鑽營讒害，離間宗室，搖動該王屬下人等之心。以累世仰受太祖、太宗、世祖、聖祖恩施之舊人，豈肯倚附此輩，以遂其擾亂國家之意？今強欲令襲封安郡王，則朕從容施恩之本意俱不可行矣。將襲封安郡王之本發回，不准承襲。其屬下佐領，朕俱撤出，另賜他人。』將由安郡王之屬下撤出給與廉親王、怡親王之佐領下人等傳集，宣旨諭云：『爾等俱系朕之臣下，國家惟有一主，朕將爾王不准承襲者，其故如此。爾等若知爾王之罪，當即仰遵朕所辦理，中心悅服，竭誠為國效力行走。倘仍顧念舊日屬王，違背大義，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額致怨於朕，爾等即將爾王屈抑之處，表白聲明具奏。若所陳得理，朕即襲封爾王，並將爾等給回舊屬；如謂王本無功，其罪案是實，略無游移，則更有何言？不於奉旨賜給之王處，效力行走，仍願戀舊主，以廉親王為爾王屬下之婿，鑽營行走，朕必誅之。』再將賜給廉親王之安郡王屬下佐領，俱撤出給與怡親王，並降旨與怡親王：『此所給人內，如有為其舊日屬主，致怨於朕及不肯奉爾為主、一心效力行走者，以至形於顏色之間，或有仍瞻顧鑽營於其間者，王即奏聞，朕必將伊置之於法。特諭。』」
諭中亦以旗下屬人顧戀舊主為效忠，不敢遽以遵守祖訓為罪，故有此反覆開諭之文。惟其取咎之故，實在廉親王之欲助安郡王。廉親王即後來之阿其那，乃安郡王之外孫婿。安郡王功在國史，此忽謂其無功，則挾帝王之勢以臨之，人亦無敢反駁。要之，雍正諭旨，皆支離詞費，半由對兄弟有慚德，半由所革除者為祖制，不能不煩瑣言之，冀達其意也。
又：「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諭，旗下所存之官房，若令各該旗管理，參領等或有作弊之處，亦未可定。相應調旗管理為善：鑲黃旗之房，著正白旗管理；正白旗之房，著鑲黃旗管理；鑲白旗之房，著正藍旗管理；正藍旗之房，著鑲白旗管理；正黃旗之房，著正紅旗管理；正紅旗之房，著正黃旗管理；鑲紅旗之房，著鑲藍旗管理；鑲藍旗之房，著鑲紅旗管理。特諭。」
雖一房產之微，亦不能由各旗自為窟穴，太祖所命八固山各自為主之制，可雲摧滅無餘矣。是時乃始開屠戮兄弟之隙，知其助之者寡。然世宗猶刻刻防舊屬之戴主，有決無其事而故為周內者，若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述康熙年間面奉皇考罪狀允禩之旨，中有云：「蘇努、馬齊，自其祖父相繼以來，即為不忠。蘇努之祖，即阿爾哈圖土門貝勒也，在太祖時，因獲大罪被誅。馬齊之祖，原在藍旗貝勒屬下，因藍旗貝勒獲罪，移置於上三旗。伊等俱欲為祖報仇，故如此結黨，敗壞國家。」夫蘇努可云為祖報仇，馬齊特先世為藍旗貝勒屬人，亦云為祖報仇，乃為其祖代報故主之仇矣。考馬齊以鑲黃旗著籍，姓富察氏，父米斯翰，登朝已在康熙年。祖哈什屯，乃曾隸正藍旗者，天聰時改隸鑲黃旗，即由太宗治兄莽古爾泰、弟德格類之罪，而奪其正藍旗。世之相距遠矣，其說已不足信。且按之聖祖原諭，今載《東華錄》者，與允祉等所述正相反。今錄以互證如下：
《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諭有曰：『馬齊原系藍旗貝勒德格類屬下之人，陷害本旗貝勒，投入上三旗。問其族中，有一人身歷戎行而陣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勢。朕為人主，豈能容此？馬齊之弟李榮保，妄自尊大，虛張氣焰，朕屢加警戒而怙惡不悛，亦當治罪。馬齊等著諸王大臣會集，速審擬奏。』是日，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鞫馬齊等，覆奏：『馬齊系正藍旗貝勒德格類屬下，陷害本旗貝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並無一人行間效死者。今馬齊圖謀專擅，欲立允禩為皇太子，且馬齊於御前拂袖而出，殊為可惡，不可留於斯世者也。李榮保妄自尊大，虛張氣焰，亦甚可惡，俱應立斬。馬武與馬齊、李榮保，系親兄弟，亦應立絞。馬齊、馬武、李榮保及馬齊之兄馬思喀等之子孫，有職者革職，概行枷責。其妻子並發黑龍江。馬齊之族護軍參領壯圖等，有職者革職，其護軍披甲及閒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諭曰：『馬齊原不諳事，此數年中起自微賤，歷升至大學士。其處心設慮，無恥無情，但務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潛窺朕意，而蓄是心，殊為可惡，理應立斬，以為眾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即誅，著即交允禩，嚴行拘禁。李榮保著免死，照例枷責，亦聽允禩差使。馬武著革職，其族中職官及在部院人員，俱革退。世襲之職，亦著除去，不准承襲。』又諭：『馬思喀在日，曾有效力之處，著將伊子佐領三等侍衛衲爾泰，從寬釋放。』」
以上康熙間議馬齊罪原文，迭諭及康親王等審鞫復奏，反覆成一讞牘，必非虛假。所云馬齊之祖，乃屬於德格類，而陷主以歸太宗，得收入太宗親將之鑲黃旗者。豈但不為藍旗貝勒報仇，如果有忠於藍旗之人，且當甘心於馬齊，以為藍旗貝勒報仇耳。允祉等記憶聖祖諭旨之說，或亦世宗所授之辭，非其本意。但此矛盾之說，實為世宗惟恐諸王貝勒舊屬之為主報仇，且覺諸兄弟之尚有心腹忠黨，故有此蛇影杯弓之見解。總之，諸王有黨，原於舊有主屬之分；主屬之必應效忠，原於太祖之遺訓。明乎此，而世宗朝文煩意曲之處分諸王諭旨，皆有物焉為之梗，不能不曲折以達之者。其梗何在？即太祖八固山之制是已。至馬齊之罪案，根本為無意識，亦非聖祖之所深罪。其後李榮保之裔大盛，女為高宗孝賢皇后，子為忠勇公傅恆，孫為文襄王福康安等，固與康、雍間偶被之譴責無影響也。
又：「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諭有云：『當時伊等見二阿哥廢黜，以為伊等奸計之所致，邪黨愈加堅固，公然欲仗邪黨之力，以東宮之位為可唾手而得，慢無忌憚，竟有敢與皇考相抗之意。此實朝廷之大患，國家之深憂。是以朕即位以來，百凡經理，費盡苦心，乃三年之久，頑邪尚未盡化，風俗尚未丕變。爾等滿洲大臣，急宜醒悟。當日世祖章皇帝御極，正在沖齡。睿親王輔政，大權在握。一日以黃色衣示在廷大臣，問可否衣著，因此時大臣尚力爭以為不可。凡滿洲耆舊內，此等行事，不可枚舉。剛方正直之風，權勢所不能奪者，歷歷可考。當時上三旗風俗，只知有君上。後因下五旗之人與上三旗之人並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習。然從前下五旗之人，雖各有該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於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於此？如昨日都統五格，在朕前奏對，尚將獲罪削籍之允禟，稱之為主。五格乃一無知武夫，此則風俗頹壞，大義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宗，忠誠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臣子之於君上，乃天經地義，苟懷二心而存游移瞻顧之念，即為亂臣賊子。天理國法，豈能容乎？如阿靈阿、鄂倫岱等之奸惡，不明大義，其存心行事，爾等當以為戒。當日滿洲風俗醇樸，尊君親上之心，最為肫篤，雖遇天潢宗室，未嘗不加禮敬，而君臣之大義必明，金石之心腸不渝。朕今日之諄諄訓誡，不憚反覆周詳者，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昇平之福耳。』」
世宗改革旗制，明明不法祖宗，而偏以法祖為言。又言旗人之祖如何尊君不尊主，其實乃兩黃旗之尊主，其主即君耳。又以世祖初之上三旗為言。世祖之初，何嘗定為上三旗？世宗亦含混言之，欺彼旗員，亦不甚明了八十年前故事。至以孔孟之說相壓，其時教化無有二義，無人敢於非聖，遂將太祖違理之制淘汰。中國歷代草昧時之陋態，經儒家以六經為標幟，以孔子所舉之堯、舜為歸極，乃漸入於國家之正軌，此所以為萬世師表也。今特以科學為不及人，以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藝兼賅。若欲令人於學問中通一二科學以應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則何嘗不知推步之術？然豈肯僅僅與疇人子弟爭一日之短長哉？「疇人」一詞，見《史記·天官書》；清史以通算學之仕，均稱為疇人。若以藝術傲聖賢，孔子謝之曰「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孟子亦可謝人曰「吾不如歐幾里得」而已矣。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實亦有得力之處。能將軍閥熔化於其中，無立時裁兵之棘手，而使習斗之兵、積悍之將，安插能滿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勢力甚微，享用卻甚可恃。且部曲不必盡散，包容於旗制之中，其世襲皆以佐領為單位，得一部人即編一佐領。其始於女真各部，其後推之蒙古、漢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設佐領者，若俄羅斯佐領，若高麗佐領，皆以安其俘獲投順之人。苟非其遺丁自就衰微，清廷實能長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心。
蒙古之編為八旗也，其大宗為兩次征服所得之眾：一為喀爾喀部，二為察哈爾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勞兵力而來附者，則與為盟好，謂之藩部，不收編其人，不設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較少。滿漢軍旗，每旗五參領，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參領。此其大概也。
漢軍編在招徠漢人之時，至入主漢土則舊兵還為地方之兵，別其旗色於八旗之外，謂之綠旗，其兵即曰綠營。而明季宿將之有選鋒者，巨寇之有死黨者，不可使之散在一地為患，則以八旗之制編之，使分得滿洲豢養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聖武記》謂：漢軍舊名烏真超哈，乃滿洲八旗附屬之漢人，自尚、耿、孔攜來大軍，乃編為天祐、天助二軍，遂附益之而成漢軍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說。其實不盡合事實。當其為天祐、天助等軍名，即是未能變更其組織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後就其力屈受編者，編為漢軍。惟吳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脅外，悉發邊遠充軍，不編佐領，則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龍江，聞台站之軍役，皆吳三桂舊部之子孫，當可信也。蓋觀漢軍各佐領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獨無吳後，知必另有安插矣。
漢人在滿洲軍中自成為牛錄者，名烏真超哈。天聰七年，始編為一旗，前已據《貳臣·馬光遠傳》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敘漢軍緣起，特從崇德二年始，各官書亦從此始。此特由一旗分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則在滿洲八旗中分出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書不能言之，幸有《馬光遠傳》可據。其自崇德二年以後之演變及清初軍事大定以後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國，使數十年縱橫之兵匪得告安謐，於漢軍之編制，實有關係。惟編制八旗，分設佐領，自賴有滿洲八旗為之根柢。組成漢軍八旗以後，又賴有滿洲八旗鎮壓而率領之，故能追隨於宿衛之列，聽調於駐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祿之階，後有長養子孫之計。武夫悍卒不散為游手無業之徒，非擾亂無謀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後賴此而定。中葉用兵，不甚添募，不覺安插之苦。至咸、同軍興，舊兵不可用，清所恃為武力中堅之八旗，盡不可用，於是兵盡召募。事平以後，無舊安插法可用，裁者為會黨，覓食於游手之中；存者亦為駢枝，糜餉於舊額之外。故有兵事時，兵尚得將而可用；無兵事以後，兵乃被裁而無可消納，終致一決而不可收拾也。明之開國，納兵於衛所；清之開國，納兵於八旗。今後已見擁兵之多，未定納兵之計，論者欲納之於地利實業，是誠然矣。國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實業盡，旋乾轉坤，在當國者。刻苦以持己，為國民塞已漏之巵；誠懇於便民，為國民扶僅存之力。無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鑒往以知來之事也。終之以《漢軍佐領考略》，為清代盡其八旗之作用，此治清史之實有借鑑者矣。
漢軍佐領考略
崇德二年七月，分烏真超哈漢文稱漢軍一旗為兩旗。以昂邦章京漢文稱總管章京，為將軍訛音石廷柱為左翼一旗固山額真，以昂邦章京馬光遠為右翼一旗固山額真。
四年六月，分烏真超哈二固山官屬兵丁為四固山，每固山設牛錄十八員，固山額真一員，梅勒章京二員，甲喇章京四員。正黃、鑲黃兩旗，以馬光遠為固山額真，馬光輝、張大猷為梅勒章京，戴都、崔應泰、楊名遠、張承德為甲喇章京。正白、鑲白兩旗，以石廷柱為固山額真，達爾漢、金維城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國蔭、佟代為甲喇章京。正紅、鑲紅兩旗，以王世選為固山額真，吳守進、孟喬芳為梅勒章京，金礪、郎紹貞、王國光、臧國祚為甲喇章京。正藍、鑲藍兩旗，以巴顏為固山額真降清之李永芳之長子，李國翰、土賴為梅勒章京，張良弼、曹光弼、劉仲錦、李明時為甲喇章京。初，兩固山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馬光遠纛以玄青鑲黃，石廷柱纛以玄青鑲白，王世選纛以玄青鑲紅，巴顏纛純用玄青。兩白旗缺一甲喇章京。原文各書同。
七年六月，初，烏真超哈止設四旗，至是編為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養正子、石廷柱、巴顏、墨爾根轄李國翰八人為固山額真；祖可法、張大猷、馬光輝、祖澤洪、王國光、郭朝忠、孟喬芳、郎紹貞、裴國珍、佟代、何濟吉爾、金維城、祖澤遠、劉仲錦、張存仁、曹光弼為梅勒章京。是年七月，以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屬兵丁，分給八旗之缺額者。其餘男子婦女幼稚共二千有奇，編髮蓋州為民。又蒙古男女幼稚共四百二十有奇，又漢人八名，分賜恭順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六口；懷順王耿仲明：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二口；智順王尚可喜：男子十名，漢人一名，婦女幼稚十二口；續順公沈志祥：男子五名，婦女十六口；察罕喇嘛：男子三名，婦女幼稚三口；其餘分賜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養之。
順治二年十一月，以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等招降公、侯、伯、總兵、副將、參、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員，撥入八旗。三年四月，分隸投誠官於八旗，編為牛錄。
十八年十月，戶部請將新投誠官員分旗安置。現到偽漢陽王馬進忠之子、都督僉事馬自德，准入正黃旗；偽國公沐天波之子沐忠顯，准入正白旗；未到偽延安王艾能奇之子、原鎮國將軍、今左都督艾承業，准入鑲黃旗。
康熙元年三月，允義王孫徵淳所請，令屬下投誠各官，均撥三旗。
二十年九月，兵部題准耿昭忠等呈稱：家口甚多，難以養贍，照漢軍例，披甲食糧，既可當差效力，又可均贍老幼家口，編為五佐領，令在京佐領管轄，每佐領下設驍騎校一員，小撥什庫漢文稱領催各四名，馬甲各五十四名，步軍撥什庫兵各十三名。此五佐領俱系耿昭忠、耿聚忠等屬下，不便分晰，應將伊等本身，一併俱歸入正黃旗漢軍旗下。
二十一年十二月，戶部議准建義將軍林興珠既歸併鑲黃旗漢軍，令該都統歸與缺少壯丁。其佐領下應給地畝籽粒口糧，照例支給，俟支俸後裁去。所居房屋，工部給發。
二十二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壯丁，分為五佐領，隸鑲黃旗漢軍旗下。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安南黎維祁及屬丁人等，奉恩旨令其來京，歸入漢軍旗，分編一佐領。
摘錄尚、孔、耿軍收編，以明其非在稱天祐、天助軍時，沈志祥附。
鑲黃旗漢軍：第一參領第四佐領，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佐領，康熙二十二年進京，撥隸本旗。孔有德早亡，而其所屬，亦至三藩平後乃進京。原有佐領名色而不隸八旗。
第二參領第二佐領，原系隨續順公沈志祥駐防廣東之佐領，初以蔣有功管理，康熙二十二年進京，撥隸本旗。《貳臣·孔有德傳》：「八年天聰三月，詔定有德軍營纛旗之制，以白鑲皂，別於滿洲及舊漢軍，號天祐兵。」
又《尚可喜傳》：「四月天聰八年，詔至盛京，賜敕印，授總兵。軍營纛旗，以皂鑲白，號天助。」
又《耿仲明傳》：「是年天聰八年秋，從征明。由大同入邊至代州，屢敗敵兵。仲明每奉命出征，輒與有德偕，其軍營纛旗，亦以白鑲皂，號天祐兵。」
第二參領第七佐領，原系駐防福建人丁，康熙二十二年進京，始編佐領，分隸本旗。
第三參領第三佐領，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人丁，康熙二十二年進京，始編佐領，分隸本旗。孔軍亦不盡有佐領名色。
第三參領第八佐領，原隨續順公沈志祥駐防廣東人丁，康熙二十四年進京，始編佐領，分隸本旗。《貳臣·沈志祥傳》：「崇德六年，率所部隨大軍圍錦州。七年，凱旋，賜貂裘及降戶。志祥請令部眾隸八旗漢軍，於是隸正白旗。」案雖有此文，殊未能符事實。見下各文。
第四參領第八佐領，原系隨平南王尚可喜駐防廣東人丁，康熙二十二年進京，編為佐領，分隸本旗。
第五參領第七佐領，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佐領，初以劉進孝管理，康熙二十二年進京，始隸本旗。
正黃旗漢軍：第一參領第一佐領，系康熙四十八年，將定南王孔有德所屬官兵編為佐領。孔部亦有先於平三藩而編佐領者。第二參領第一佐領同。
又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年編設。《通志》案：此佐領系耿昭忠、耿聚忠因所屬家口人眾，分編為五佐領。雍正十一年，作為世管佐領。乾隆三年，奏定為勛舊佐領。又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正黃旗漢軍都統奏：「臣旗耿姓三個公中佐領，奉旨改為世管佐領，其佐領下人等，應作為屬下，或作為另戶，恭請欽定。」奉旨：「此佐領照前所降諭旨，仍作為世管。其佐領下人等，俱實系另戶。著曉諭伊等知之。」
第三參領第八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編設，初隸鑲紅旗。三十七年，此佐領撥隸本旗。《通志》案：此佐領原系耿精忠屬下，隨將軍馬九玉征雲南兵丁一千，於康熙二十一年進京，編為五佐領之一，屬蘇彥卓克托公。
第四參領第一佐領，系康熙二十四年，將隨續順公沈熊昭駐防廣東之壯丁一百四十八名，編為佐領。沈氏家兵至易世後，猶待編旗。
又第七佐領，系康熙二十年編設。《通志》案：此佐領原系和碩額駙耿昭忠等，因隨伊祖投誠人多，不能養贍，部議編為五佐領之一。陳都策第五任革退後，因盧世英呈控，經王大臣議，請將五佐領內航海舊人、關東舊人、公主媵人，七百餘名編為公中佐領三；其福建等省隨來壯丁，及耿姓各戶下家人三百餘名，編為耿姓世管佐領二。此即三公中佐領之一也。乾隆三年，又因耿化祚呈控，後奏請將三公中二世管，俱照鑲藍旗尚維邦佐領例，一體作為福珠里佐領。奉旨：兩世管佐領作為福珠里佐領，三公中佐領作為世管佐領。乾隆十五年，奉旨仍為公中佐領。
福珠里，華言勛舊。
第五參領第二佐領，康熙二十年編設。《通志》案：此佐領亦系以耿昭忠等隨來壯丁編立。雍正十一年，另編為公中佐領，以金通保管理。金通保本參領，承耿化祚緣事革退後。乾隆三年，作為世管佐領。乾隆十五年，奉旨仍為公中佐領。
又第五佐領，系康熙十八年，將隨定南王孔有德駐防廣西之官兵，編為牛錄。
正白旗漢軍：第二參領第三佐領，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佐領，初以王守仁管理，康熙二十一年進京。
第四參領第四佐領，系康熙十八年，將定南王孔有德所屬官兵編為佐領。
又第八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平南王尚可喜所屬官兵，編為佐領。
第五參領第二佐領，系康熙二十四年，將續順公沈熊昭進京之兵丁，編為佐領。其第一佐領內，亦有續順公沈鐸、續順公沈廣文兩次管理。
又第八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廣東進京之兵丁，編為佐領。
正紅旗：第一參領第一佐領，系順治元年，將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人丁編為牛錄。初隸正黃旗，雍正四年，始撥隸本旗。
第三參領第三佐領，系駐防福建佐領，康熙二十二年進京，分隸鑲藍旗。四十六年，撥隸正黃旗，雍正四年，始撥隸本旗。
又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駐防廣東兵丁，編為佐領。初隸正黃旗，雍正四年，始撥隸本旗。
第四參領第四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駐防廣東兵丁，編為佐領。初隸正黃旗，雍正六年，始撥隸本旗。
第五參領第五佐領，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佐領，初以陳述林管理。康熙二十二年進京，分隸正黃旗。雍正四年，始撥隸本旗。
鑲白旗：第三參領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廣西駐防兵丁，編為佐領。初隸正白旗，雍正四年，撥隸本旗。
又第六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廣東駐防兵丁，編為佐領。初隸正白旗，雍正四年，撥隸本旗。
第四參領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編設，初隸正白旗，以三品官線緘管理。線緘故，以其弟線緒管理；線緒故，以阿恩哈尼哈番石顯爵管理。石顯爵故，雍正四年，此佐領撥隸本旗。以後乃均不由線姓。案線國安於康熙十三年， 從吳三桂叛，十五年病死；子成仁復歸順，原系孔部。又第六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廣東駐防兵丁編為佐領。初隸鑲黃旗，雍正九年，撥隸本旗。
正藍旗：第四參領第六佐領，系康熙十八年，將定南王孔有德所屬官兵，編設佐領。
第五參領第六佐領，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屬佐領，康熙二十二年進京，分隸正白旗。雍正九年，撥隸本旗。
鑲藍旗：第二參領第三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將福建駐防兵丁編為佐領。
第五參領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三年編設。《通志》案：此系康熙年間賞給尚之隆五佐領之一。於乾隆三十九年，因佐領出缺，奏請調取擬正人員。奉旨：「此佐領雖系尚之隆親子孫，分定三佐領內之一，但既經管理兩個，若仍令伊支派管理，未免過優。著將此一佐領，作為伊合族內公中佐領。」案尚之隆五佐領，皆在本旗內，其孰為之隆親子孫管理之兩個佐領，志未明載。其佐領數如下：
第一參領第六佐領，系康熙二十三年編設。初以王國瑞管理，王國瑞因病辭退，以尚崇垣管理。以下皆歸尚氏世管。
第二參領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三年編設。初以田毓英管理，田毓英故，以驍騎校劉思義管理，劉思義故，以尚崇廢管理。以下歸尚氏世管。
第三參領第五佐領，系康熙二十二年編設。初以尚崇志管理。以下皆尚氏世管。
第四參領第六佐領，系康熙二十三年編設。初以李芳臣管理，李芳臣緣事革退，以拜唐阿尚之縉管理。以下歸尚氏世管。
《兵制志》二
雍正八年，上諭：「前漢軍懇請出兵效力，朕諭該都統等，漢軍騎射生疏，平時不肯演習，而務出徵效力之虛名，於事無益，可於每旗操演兵丁千名備用。昨據都統等奏：鑲黃、正黃、正白三旗，除常行當差兵外，現在輪流操演，可得千人。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五旗，除當差外，不敷千人之數。我朝定鼎，漢軍從龍入關，技勇皆可用。今承平日久，耽於安逸，是以武藝遠不如前。自今官至提鎮、副參者，寥寥無幾，而在內簡用都統、副都統時，亦難其人。朕思漢軍生齒日繁，當籌所以教養之道，而額設之兵，為數又少，似應酌量加增，於國家營伍，旗人生計，均有裨益。且如在外駐防漢軍，子弟日漸繁衍，即本身錢糧，各有定數，難以養贍，應令余丁回京當差。又如外任官子弟，往往以隨任為名，遊蕩荒廢，前曾有旨嚴禁，悉令回京當差，學習弓馬。又如候缺微員，一時難以銓選者，若情願入伍當差，到選班時，仍許輪流補用。又如內府人丁亦眾，於充役當差外，其閒散人丁，撥入八旗，充驍騎亦可。再五旗諸王之漢軍佐領，仍屬本王外，其貝勒、貝子、公等之漢軍佐領，實無所用，應撤歸旗下公中當差，且可免掣肘之虞。其如何增設漢軍佐領，永遠可行，著詳議具奏。」
嗣議定：漢軍鑲黃旗，四十三佐領有半；正黃、正白二旗皆四十二佐領；正紅旗，二十七佐領有半；鑲白旗二十八佐領；鑲紅旗二十七佐領；正藍、鑲藍各二十八佐領。通計領催、槍手、炮手、棉甲兵、教養兵、銅鐵匠、弓匠、聽差、護城、守門、守炮、守火藥局、守教場以及步軍、門軍，共萬七千五百二十八人。今應於原有之二百六十五佐領及兩半分佐領外，增設三佐領，並增兩半分為兩整分。上三旗每旗定為四十佐領，下五旗每旗補足三十佐領，共二百七十佐領。其新設佐領下，應增領催十五名，步軍領催三名，步軍四十八名。每佐領增足槍手四十名，棉甲兵八十名。上三旗每旗補足教養兵一百八十八名，下五旗補足教養兵一百四十九名。共增兵二千四百七十二名，以足二萬之數。至所增各項兵丁，應於在京閒散壯丁及外省駐防漢軍余丁、外官隨任子弟願充驍騎者，並候選未得之微員內選補。再下五旗漢軍佐領，除王等仍舊分設外，貝勒、貝子、公等佐領，悉歸各旗，作為公中佐領。
案漢軍佐領，皆天下初定時，招納之叛降驍悍。清既為之編制，始終未嘗歧視。歷世既久，尚悉心理其傳襲之糾紛，使之得所，倚恃朝廷，為世世豢養之計。此亦清之取信於降人，不使生心。觀《封爵表》貳臣所封之爵，多傳至辛亥失國乃止。此亦見清初之消兵誠意。
其所謂諸王、貝勒下之漢軍，則包衣內之佐領，非漢軍八旗之佐領。包衣內漢人投入願為奴隸者，尚不得與漢軍旗比。漢軍旗尚以殘餘武力受編，在國家為息事寧人之計，包衣乃自願受役而投旗者。又清初漢官過犯免死者，往往令入漢軍旗，乾隆時則以漢軍生齒繁多，又准其自願呈請出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