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講義 · 第一章 開 國
清之開國，不能謂於國民先有何種功德。本以邊族崛興，難言政治知識。顧其種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種族，其知識能隨勢力而進，迨其入關撫治中國，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歷朝明盛諸帝之下。若非死於安樂，以致亡國滅種，在女真之根性，實一優秀之民族也。
女真種族，至清而已三有國，且愈後而愈盛，已見上編。惟其極盛，乃致滅亡。受漢族之奉養，又消磨其特長，又欲自別異於漢族。既已無能，而又顯非族類。輕視與仇視交並，一旦覆之，無可留戀，此為清亡之實狀。當太祖以前，未能鼓其武力，而狡展即非同種各部所及。以物質之缺乏，仰中國為瞻生之計，此邊族之常態。中國御邊未失道時，因其所求，以為銜勒，順則與之，逆則奪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職，而保其並生並育。自居於興滅繼絕、扶弱抑強之帝德，而實制其兼併坐大之圖，此明以前之邊計也。女真雖狡，固不能不就此束縛。自肇祖至景、顯，清之所謂四祖，今皆考見其受明厚恩，為諸夷最：求高官以夸眾，則予以都督之尊；求託庇以避仇，則徙之遼邊之內。其詳見余《明元清系通紀》。
第一節 太 祖
自太祖以前，可紀之事，較前代帝王開國以前之祖宗功德可謂獨多。余別作《明元清系通紀》，成專書數十冊，今不復複述。述之自太祖始。
太祖自二十五歲以前，景祖、顯祖皆在，在父祖重蔭之下，無事可紀。《實錄》載其不得於繼母等事，與創業無關，亦不述。景、顯二祖，本導明總兵李成梁圖其同種建州右衛酋王杲、阿台父子而為成梁軍中所駢殺。明人謂太祖以夷目餘孽，俘虜孤童，給役李成梁家，成梁撫之有恩，故與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為無因，而亦不能盡確。如謂太祖為四歲孤童，有弟舒爾哈赤更幼，皆由成梁長養，此則不確。二祖死後，太祖即與尼堪外蘭尋仇，年歲相合，斷不能於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撫之二十年，然後長大稱兵。成梁之誅阿台，在萬曆十一年，與《清實錄》相合。不數年間，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寵之以龍虎將軍，亦與《清實錄》略同。而《明實錄》皆有年歲可紀。故四歲孤童受撫於李成梁之說，實出附會。惟太祖始起，正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節，但得太祖表示效順，即保奏給官，甚且棄地以餌之，為廷臣宋一韓等所糾，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見《實錄》及諸臣章疏。又舒爾哈赤之女，有為成梁子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於成梁，自亦無所不至，皆見《明實錄》，亦見《明元清系通紀》。當萬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雖已極狡展，然朝有嚴命，即陽示觳觫遵守，中朝猶視為屬夷首鼠常態。雖朝鮮來報建酋已立國僭號，亦不欲先詰，以為小丑戲侮，見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進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號在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見，並非《實錄》所載之文。今北京大學史料室存有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為再度入關複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實頗有不同，當尚是戊午原狀。事隔十三年，對明之心理尚未變。且明邊內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無謂，故有複述榜發之舉，可信其正是原文。縱有改竄，必最相近。《實錄》之始修，已在天聰九年，時已覺榜示七恨之徒揚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實，乃改竄以錄之。故有《實錄》以後，即是改本。其詳已見北大史學社出版之餘文，亦不複述。）襲破撫順，守將游擊李永芳叛降。繼又破清河，於是為公然犯順，對明稱兵。
明年，萬曆四十七年，即太祖稱天命之四年，明發大兵分四路討建州，用楊鎬為經略。鎬固承平時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鎬等方倚李氏餘威以自壯，固為敵人所嗤。命將調發，期日道路，盡泄於敵。太祖得設伏以待，盡覆其師。師號稱四十餘萬，並調朝鮮兵為助。明四路將帥，忠勇驍健者皆殉，劉、杜松，世尤惜之，坐為經略非人所誤。獨李如楨遲遲不進，聞敗，全師而還。鎬之私李，李之通敵，益為世口實。是敗也，天下震動，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鎬，太祖遂斂兵不動，間以零騎掠邊，如向來夷人草竊故技。廷弼方規劃大舉，事未集而中朝群議其老師怯戰，排擊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敵，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喪失為功，而以不急撻伐為罪，於廷弼所圖制勝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問，以袁應泰代之。太祖知新經略易與，又大入邊。天啟元年三月天命六年十三日取瀋陽，二十一日即取遼陽。袁應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復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則已由故居赫圖阿喇移遼陽，謂之遷都，一改其寇鈔出入、飽即颺去之故態矣。
明既復用熊廷弼，時廷臣只有黨派，無一主持之人。偏私乖戾者不必言，即最和善之首相葉向高，亦以座主袒護門生王化貞，以遼東巡撫抗經略，不用其命，是為經撫不和。而內閣本兵皆袒化貞，再濟之以多數之台諫，毀經而譽撫，廷弼無所措手足。李永芳在太祖軍中，勾通化貞部下游擊孫得功，誑化貞謂永芳內應，共圖太祖。化貞恃為立功之奇秘，益藐視廷弼。廷弼乞休，廷議已允之，而太祖於天啟二年正月，已攻化貞防遼河之兵。得功欲執化貞歸太祖，為他將挾化貞以走，遂棄廣寧。遇廷弼來救，知廣寧已不守，遂偕入關。其實太祖未敢即入廣寧，未敢即犯河西。廷弼憤化貞所為，以為僨事非己之罪，不以死爭廣寧，不以身殉關外，惟冀廷臣敗後覺悟，知重己之才而用之，以收後日之效。此則廷弼之忿恚失計，亦不得為無罪也。當時經、撫已盡棄關外，太祖兵所不到，亦盡為蒙古占領。明旋用孫承宗以閣臣督師，又漸收遼西地。太祖不敢逼，於其間籠絡蒙古，使與己合，以孤明邊。又自遼陽徙瀋陽，蓋由西窺關門、北略蒙古，皆近捷也。啟疆心雖切，而明守關有人，即不敢動，太祖之善待時機如此。遷瀋陽在天啟五年天命十年三月，與承宗相持者三年。
天啟時，魏忠賢肆惡，逐年加甚。閹黨與承宗不相容。五年十月，允承宗致仕，以高第為經略。太祖知有可乘，六年正月，大舉西攻。第急檄，盡棄承宗所復地，退守關門。寧遠前屯衛道員袁崇煥，以職守所在，固守寧遠城，不奉命。第無如何，但撤他列城，委寧遠不顧。將吏不欲棄地者，忿第所為，從崇煥死守。太祖視寧遠城小，圍攻意可立拔。兩日，為崇煥再挫，死傷多，乃撤圍還。咄咄自恨，謂生平未遇此敗。疽發背，以八月歿，稱號十一年。跡太祖所為，謂有積功累德，應主中國，在清代自言之則然，就史實考之則實無有。清之取天下，純由武力。其知結民心，反明苛政，實自世祖入關時始。《太祖實錄》載初起時，以矯健警悟，當大敵不懼，受重傷不餒，以此稱雄。具載清官書，不具錄。要其以勇悍立威，為群夷所戴，遂能驅率夷族，裹脅益多。自是以訓練夷眾見長。《清實錄》轉不載，而《明實錄》載之。錄數則，可知太祖之養成武力，實已橫絕一世。古云：「女真兵滿萬，不可敵。」正以騎射之長，在中國為特殊藝業，在女真為普通生活之必需。所未能得志於中國者，無大隊部勒之法，雖有長技，亦只能零鈔取勝耳。中有大豪，能取得眾人信仰，再以天然識力，悟行軍部勒之道，是即金世阿骨打之流矣。
《明實錄》：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沖前。前雖死而後乃復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所為，與西北虜精銳在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所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御之。」
又：天啟元年正月壬寅，戶科給事中趙時用疏請練兵，言：「臣聞奴酋練兵，始則試人於跳澗，號曰水練；繼則習之以越坑，號曰火練。能者受上賞，不用命者輒殺之。故人莫敢退縮。」
凡此皆明廷之所聞奏，事在太祖稱天命之第五、第六年。此可以知清興之武力。
太祖又習知中國事，據《明實錄》，朝貢親到北京者三次。萬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衛女真夷人奴兒哈赤等一百八員名，進貢到京，宴賞如例。案上年九月乙卯，始命建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為都督僉事。蓋受此升職以後親來朝貢也。《清實錄》敘太祖受明都督職，在二祖為李成梁所斃時，並將授龍虎將軍，亦並為一時之事，皆故事簡略之語。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衛進貢夷人奴兒哈赤等，遣侯陳良弼待。是為二次入京。又，二十九年十二年乙丑，宴建州等衛貢夷奴兒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陳良弼待。是為三次入京。
又有言太祖以傭工禁內，窺 多年者。
《明實錄》：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奏保京師三議：一曰皇城巡視應議。「聞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懸首藁街時，奴懷忿恚，尋即匿名傭工禁內，窺 多年。夫大工詎今日急務，已停而復興，就裡夾雜奸人，亦所時有。今須急停，以防意外。」
案乾清、坤寧兩宮災，在萬曆二十四年，自後乃有所謂大工。太祖或冒名充工入內。但亦傳聞之詞，似無確據。官應震意在請停大工，述此流傳語耳。
又：五月癸未朔，戶科給事中李奇珍，以陷城覆將，疏論原任遼東巡撫李維翰、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並應逮問。又稱：如柏曾納奴弟素兒哈赤女為妾，見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鎮守，未知遼東落誰手」之謠，速當械繫，以快公憤。不報。
此事當是事實。太祖與李成梁結托極深，中間並有此女為李妾之援系，又不待勾結叛將佟養性、李永芳而始一一贅為額駙也。
第二節 太 宗
太宗名黃台吉。往時蒙古酋長每有此名，即華言「皇太子」之音譯。譯音無正字，或又作「皇太極」。《清實錄》以為天意預定，有此暗合之佳名。此亦無可附會之附會。
蔣氏《東華錄》：太宗文皇帝，太祖第八子，諱皇太極。史臣云：太祖名子為□□□者，國中原無漢與蒙古籍。及為汗，閱漢、蒙古書，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繼位者曰皇太極，天意已預定矣。
太祖創業，以軍隊立國，軍編為八旗，每旗主以一貝勒，八貝勒並立。崩年遺訓，以此為後金國定製，不立一人為主器之子。太宗在八貝勒中，其序為第四，謂之四貝勒。在太祖時，四貝勒戰功獨多。太祖崩時，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獨挾兩旗，勢陵諸貝勒上。兄代善為大貝勒，與其子岳托、薩哈廉兩人議戴太宗為八貝勒領袖。始猶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並坐而治，余稱小貝勒，不敢與諸大貝勒齒。然太祖八旗並立之遺訓未遽改也。既為領袖，乃自稱天聰皇帝。天聰四年，以罪廢鑲藍旗貝勒阿敏。阿敏有弟濟爾哈朗，早與本旗攻戰之事，與兄共為旗主，故阿敏廢而旗屬濟爾哈朗。然並坐之大貝勒則已少一人矣。至天聰六年元旦，乃正位南面專坐，代善、莽古爾泰旁侍。是為後金國進一步之君主政體。是年，莽古爾泰死。後三年，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又死。未幾，所屬追首莽古爾泰兄弟罪惡，削爵除宗籍，收所部正藍旗歸太宗自將。太宗獨領三旗。蓋兩黃始終由太宗兼領，至是並正藍得三旗，而諸貝勒分領各一旗，其勢力大不侔矣。是為後金國又進一步之君主政體。是年為明崇禎八年，即天聰九年，得傳國玉璽於元裔插漢林丹汗之太妃蘇泰所。明年四月，遂廢后金號，改號曰清，亦創年號曰崇德。以前天聰皇帝乃與太祖之天命同為尊號，用以紀年，乃相沿借用；至是則有年號，以天聰十年四月以後，為崇德元年矣。是為更進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體。
太宗始被推為八貝勒首，袁崇煥遣使來吊，以覘金國內情。太宗以禮報使，而明廷譁然，謂崇煥通敵。太宗以其間與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鮮，以絕其從後牽掣之患。朝鮮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盟，多所約束，使朝鮮不為明助。旋以袁崇煥約和無成，遂回軍指中國。明廷論方指摘崇煥，太宗乘機以反間中之。兵越山海關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龍井關入遵化，京師戒嚴，崇煥入援。明廷有右毛文龍者，有不慊於通吊建州者，並為一談，雖無反間，崇煥猶將不免。太宗之用間殺崇煥，直襲小說中蔣干中計故事，本極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見，與相湊合，壞此干城，而崇煥伏法，為清室驅除矣。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禎二年十一月。明能戰之將，趙率教、滿桂先後戰歿。清兵薄德勝門，起前大學士孫承宗視師，清兵退，歷破京東各州縣，大掠數月。至崇禎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邊。永平、遵化及所屬各城皆復。時明流賊已熾，清兵又屢侵擾，明廷大困。明崇禎九年，即太宗天聰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號曰清。
天聰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諸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即以是年為崇德元年。追尊始祖為澤王，高祖為慶王，曾祖為昌王，祖為福王，上太祖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太后尊諡曰孝慈昭憲純德真順承天育聖武皇后。定太廟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後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皇伯祖禮敦神位。禮敦亦於是時追封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時之意識，據《東華錄》所載如此。此合後來記載，有可考證者數事：
（一）太祖時已定國號為金，或稱大金，亦稱後金。是猶以女真先世帝號為榮，欲為紹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為未足，易一號以自標幟焉。顧其金之改為清，意義何在？余向者持論，謂清即金之諧音，蓋女真語未變，特改書音近之漢字耳。聞者駁之，謂金、清非同音字，金為侵覃韻之合口音，與庚韻之清大不同。吾以為女真何知音韻之學，從其效漢語時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漢語呼夫人則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晉」。金與晉固非音韻學家所謂同音，金與晉及人字，不相距尤遠乎？而滿漢譯文可以相通，何以「金」之不可為「清」也？然此究為無據之空談。近乃得一確證：滿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紀》，亦稱清即金之諧音，並舉瀋陽撫近門額，漢文稱大金天聰年，其滿文即終清世之大清字樣。是可知金之為清，改漢不改滿，有確證矣。
（二）太宗追尊先代，太祖本已用汗與帝並稱，顯祖以上，乃僅稱王號。後至順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興、景、顯四祖之稱。在太宗時，惟以始受明都督官職者為始祖，謂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則自高祖起，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時所封慶王，後來所尊為興祖，不必有何勛望，無庸疑其為建州左衛以外，別有傳說。
（三）當太宗時，高、曾、祖、考，俱在四親之內，不應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與始祖俱安奉後殿者，以別於手創大業之太祖而已。後世乃以後殿為祧廟，此中國士大夫之禮學，實非太宗所知。顧一成不改，遂為清一代之廟制。自雍正以後，顯祖以上，適在可祧之列，遂以後殿為祧廟耳。
（四）後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禮敦儼然與四祖並尊，此亦當時草昧之制。後於崇德四年八月，退禮敦為配享之列，此惟見《清史稿·禮敦傳》，而國史於乾隆間，補武功郡王等列傳，直以禮敦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廟，配享則應在兩廡。且《東華錄》對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為費英東、額亦都兩人。時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蓋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廟制之非，後殿乃獨存四祖矣。
（五）崇德建元，實是紀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聰皆尊號，非與一國臣民紀年之用。說已見前。
太宗之建清國，其動機在上年八月，得元代傳國玉璽於元裔林丹汗之蘇泰太后。林丹汗為元順帝後，居察哈爾，逼明邊，明謂之插漢。自以為蒙古大汗，虎視近邊蒙古諸部，為諸部所不附。清於天聰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傳國璽，乃定立國之計。
先由諸王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勸進，並告朝鮮，使預勸進之列。朝鮮忠於明，不肯從。太宗既改號，首伐朝鮮，滅其國，脅其君伏罪而復置之。自是朝鮮不敢復通於明，稱臣質子，永為清屬國矣。明方苦流寇。崇德二年，即明崇禎十年，既下朝鮮，明年即復入塞，明督師侍郎盧象升戰死。又明年，移剿賊之總督洪承疇御清，流賊益熾。承疇與清相持於寧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疇降，遂下錦州。冬十一月，又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至明年四月乃北還。時為明崇禎十六年，流賊已遍蹂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齡嗣位，遂為代明有國統一華夏之主。
第三節 世 祖
世祖名福臨，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襲父位。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從叔父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詔以明年為順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擾，累犯關外諸城，然不能薄關門也。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師內城，帝自經。自成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啟攝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潛為啟佑，正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成丕業以垂休萬祀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中原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間有一二攖城固守，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我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今日當任賢以撫眾，使之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往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宣撫者，是當嚴申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風聲翕然，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王於眾論，擇善酌行，聞見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進取，要於入邊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
文程此言，於清之開國，關係甚巨。攝政王時非一人，故文中累稱攝政諸王。清僥天幸，以多爾袞入關成大功，其明達足以聽納正論。然其時能持論者，實無幾人。舊人中惟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疇，為有見地，而多爾袞皆能虛受其言。此文為文程預定大計之始，蓋猶但知義軍之必將亡明，未知明帝之已殉國也。《東華錄》所載如此，國史本傳已修飾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雖未見初修之《太宗實錄》，要知《東華錄》中文程之文，必猶近原狀，以其暴露清軍以往之態度，尚非有成大業之志，必為後來之所諱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勁矣，招降納叛之道得矣，惟要結關內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鈔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為言。多爾袞深納之，此為王業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丙寅啟行。十三日庚午次遼河，已知義軍陷京師，以軍事諮洪承疇。承疇上啟，略如文程旨，皆為清有天下之大關鍵。而多爾袞之能聽受，則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質也。承疇略言：
我兵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掃除逆亂，期於滅賊，抗拒者誅；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降者官則加升，軍民則秋毫無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誅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寇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聞我軍至，必焚宮殿府庫西遁。賊之騾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倘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庶逆賊撲滅，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明守邊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于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屢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睹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來攻，流寇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
承疇此言，已知自成據京師，猶未料其先已東來，供我迎擊，則所謂天相之矣。吳三桂導引入關，並不用馬步疊代之法，懸兵度險，天之所啟，事半功倍。然承疇則老謀深算，久熟敵情，其言固非無當。而變鈔掠之暴，為吊伐之仁，則其識與文程等也。
先是寇棘，明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棄關外諸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入衛。三桂徙寧遠兵民五十萬眾而西，抵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賊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賊之唐通、白廣恩率兵向關門。三桂聞家口被掠，怒作書絕父，且急遣使至多爾袞軍前乞師。多爾袞時尚未至寧遠，得書即進，途次復得三桂趨進之書，兼程而行，距關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鋒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多爾袞逆擊，敗通等於一片石。翌日，師至關，三桂出迎，大軍入關。自成率眾自北山橫亘至海，嚴陣以待。是日大風，塵沙蔽天，軍少不及自成之半。多爾袞命三桂兵居右，滿洲兵在其左，令曰：「賊陣大，首尾不能顧，可鱗次集我兵，對賊陣尾突之，必勝。」三桂受命，先搏戰嘗賊，風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全軍呼噪者再。風旋止，滿洲鐵騎橫躍入陣，所向摧陷。自成方挾明太子諸王於高岡觀戰，俄塵開，見甲而辮髮者，驚曰：「滿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數十里，斬獲數萬。自成走京師，焚宮殿，載輜重西遁。多爾袞令三桂及阿濟格、多鐸兼程追之，勿入京。即軍前承制進三桂爵平西王，令關內軍人皆薙髮。誓諸將曰：「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違者罪之。」榜諭官民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自關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竄山谷者，皆還鄉里，薙髮迎降，用文程、承疇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爾袞至燕京，故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爾袞入居武英殿。蓋宮殿遭焚殘破，惟此殿獨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傳檄直省郡縣，歸順者官吏進秩，軍民免遷徙，文武大吏籍戶口錢糧兵馬，親齎至京，觀望者討之。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在京職官及避賊隱匿者，各以名聞錄用。卒伍欲歸農者聽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軍民為明帝發喪，三日後服除，禮部太常寺具帝禮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初八日乙未，阿濟格等報及賊於慶都，擊敗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諸郡縣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莊烈帝、後周氏、妃袁氏、熹宗後張氏、神宗妃劉氏，並如制。先是，自成以三月二十八日丙辰，遷帝後梓宮於昌平，昌平人啟田貴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禮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並設故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護焉。
霸者假借仁義，亦可與王者同功。要其優禮前代之意雖假，而於寬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圖蘇息，則事實不可誣也。當天命、天聰間，未嘗不厚結關外之人及關內來歸之人，然未能推此意於關內。觀其累次犯塞，輒挾告天七大恨榜文，向關內軍民布告，此於收拾人心有何益處？豈明之軍民，見此榜而代為不平，亦有仇明順敵之意乎？因知天聰以前，清固以悍夷自處，絕未有得天下之意識也。崇德改元以後，亦未見若何改觀。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師，居然大異於蠻夷寇盜。多爾袞於徵朝鮮時，《朝鮮實錄》中載其舉動，在滿洲中獨為溫雅得體。固其資質之美，即天之所以啟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獻納，莫如范文程。節錄文程國史《傳》如下：
文程從師渡遼河。吳三桂來乞師，文程曰：「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既敗流賊二十萬于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諭曰：「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所誅者惟闖賊。師律素嚴，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北京，建議備禮葬明崇禎帝。時宮闕灰燼，百度廢弛，文程收集諸曹冊籍，布文告，給軍備，事無巨細，咸與議焉。
以上見攝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議擬。其尤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則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樂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賦為祖訓，為定製，此則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與契合可想也。《文程傳》又言：
明季賦額屢增，而籍皆毀於寇，惟萬曆時故籍存。或欲於直省求新冊，文程不可，曰：「即此為額，猶恐病民，豈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除天啟、崇禎年間諸加派，民獲蘇息。
攝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員率師先定山東、山西，蓋由近漸及各省。明福王以五月戊子朔，由馬士英以兵擁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監國位，十五日進稱帝，建號弘光。當擁立福王時，向時持清議者，皆以北都黨案反覆，王為鄭妃孫，鄭氏乃造成各案之主體，又以王失教無善行，意不欲贊定策議。為士英所脅，而諸不快意於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挾有意見。以諸正人於擁立有異議，激王疏遠正人，出史可法於外，以士英當國，起用閹黨阮大鋮，盡翻逆案。國事皆在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為。而攝政王於六月十一日丁卯，與諸王大臣定議，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車駕。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陽門入宮。十月乙卯朔，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頒大清《時憲歷》。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允植，封衍聖公，其五經博士等官襲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極門頒詔天下，大赦。乃議佐命開國親郡王及滿洲諸臣封爵，所司損益前典以聞，並察歸降文武官紳。其先後輕重之序如是。詔中除宣赦外，悉屬蠲除明季苛雜加派賦稅。地畝錢糧，悉照前明會計錄，自順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額徵解。鹽法亦然。凡加派各餉，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額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數十種款目錢糧，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當是指雖無民欠實據，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後之蠲免，則大軍經過地方，仍免正糧一半，歸順州縣非經過者，免本年三分之一。關津商稅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稅，則永遠豁免。曾經前明因兵災全免錢糧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衛軍人，明時派供內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辦買充用。京城行商車戶僉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東、山西等省截銀，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現行事例蠲除。京師東、中、西三城，因屯紮禁衛軍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遷讓。其遷居之戶，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處，概免租賦三年。南北城居家雖已遷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於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處，概免租賦一年。丁銀不照原有定額，查核老幼廢疾，並予豁免。軍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銀兩，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掛欠及明系浸沒之錢糧，已經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釋放。經寇劫失之錢糧亦同。凡此皆從明末人民生計之苦，曲折體貼，又於明時已有之惠恤，不因現在加惠之通令，轉有廢閣。此開國第一恩詔，適合人民苦於征納、思解倒懸之心理。與未入關前對待關內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極詔書，實即攝政王聽納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結果。其餘培風化、收人望，敬禮先代帝王賢聖，守護明代陵寢諸端，皆合中國舊來崇尚，無復夷風。攝政王樂引漢人，為滿洲舊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詔榜今尚有存者，《東華錄》亦載全文，不能備錄。《清史稿·世祖紀》已有所刪節矣。
方世祖將即位時，明使左懋第、馬紹愉、陳洪範奉金幣求和，為割地偏安計，不報。既繼位後，逾兩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進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軍民屯堡，所過悉平。閱數日，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西討李自成。兩王皆攝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綏德取延安州，斷自成西竄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於潼關，連敗賊至西安，自成被迫東遁出陝。乃命豫王移師向江南，英王專剿自成。時在順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師至揚州，諭明督師閣部史可法等降，不從。二十五日丁丑，克揚州，可法不屈見殺。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師渡江，明守將鄭鴻逵等舟師潰，遂陷鎮江，由丹陽、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擁獄中所囚崇禎太子出監國。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勛臣趙之龍、閣臣王鐸、部臣錢謙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盡。以後隆武之在閩，魯監國之在海上，永曆之在兩粵、滇、黔，奔迸流離，苟存名號。士大夫之思用世者，爭就新朝矣。
崇禎太子之獄，始於是年三月。弘光及馬、阮，以北來之太子為偽，下之獄，而朝士多信為真。士民不慊於時政，亦誹議君相。其先於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見崇禎太子，清廷以為偽，殺之，並殺認太子為真者。至南中復見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訊，知太子已被害於北，不附和繼至之太子，朝士則謂可法受馬、阮脅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實不偽，即南都太子非真也。（別有專論已出版，不復贅。）六月，明總兵田雄、馬得功等執弘光獻於豫王。閏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廣，窮竄入通城之九宮山，自縊死（從《明史·流寇傳》）。是時，明唐王聿鍵即帝位於閩，建元隆武。魯王以海稱監國於浙。豫王多鐸既克南京，並下杭州，旋召還，以貝勒勒克德渾代將。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長子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軍平閩，隆武帝殉。豪格亦斬張獻忠於西充。會明遺臣復立桂王由榔於肇慶，改元永曆。流寇張、李餘孽巨萬數，先後歸之。南明之兵，多為寇孽，自隆武倚鄭芝龍立國，鄭氏即前時受撫之海寇。至永曆，盡收張、李殘寇，不收則無兵可作聲勢，收之亦無彈壓之力，非惟不足圖功，亦且備受屈辱。清對南明，亦用漢人為前驅，使相屠殺，是為吳、尚、耿、孔四王之兵。
吳三桂原為明將，所統為明之官軍；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龍舊部，亦盜類也。清用此諸軍，自有八旗為中堅以臨督之，其勢自不敵。然猶亘十餘年，終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聖祖即位後，永曆帝乃為緬甸所縛獻，魯王亦卒。自是無與清對立之明。以國統言，自康熙元年以後，始為真統一中國，在述清史者可認為主體，不復以清與明為分別之詞矣。
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為根本外，余皆尚襲明制，幾乎無所更改。明之積重難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頗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時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實有可以修明之價值，若閉關之世不改，雖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極應研究其製作。清之代明，綱紀仍舊，惟有節目之遷流，自非詳考不足標其大異之點。八旗制已有詳考，余從略。其馭宮庭閹宦之法，清實大勝於明。但在世祖開創時，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設內十三衙門，嚴為限制，令宦官不得過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鐵牌，禁內官干政。此皆有復蹈明閹禍覆轍之漸。十五年三月，有大學士陳之遴、前恭順侯吳惟華，賄結內監吳良輔之獄。之遴、惟華流徙籍沒，之遴遂死貶所，吳監被旨嚴飭，而世祖卒愛昵之。崩前五日，《實錄》已書不豫，而是日尚幸憫忠寺，觀吳監祝髮，其為自知不起，令吳監避禍耶？抑自恐命促，令所愛代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於此。要之世祖御世時，無改革閹寺之計。其處斬吳良輔及廢十三衙門，乃世祖崩後，太后及輔政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詳，見余《三大疑案考實》。
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攝政自守臣節耳。
屢飭廷臣致敬於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薨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當時猶用帝禮，祔廟上諡，稱成宗義皇帝，以稱其實。乃未幾以屬下首告「王曾制八補黃袍，令與大東珠、朝珠、黑貂褂，潛置棺內」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號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為不可犯，此與追尊之詔豈非矛盾？惟王與肅王不合，囚肅王致死而又娶其福晉。肅王為世祖長兄，於此事不無懷憤。又於順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詔，專稱王為皇父，世乃傳太后有下嫁攝政王之事。今見之筆墨者，惟明遺臣張煌言之《蒼水詩集》有「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之句，確為當時人語。然蒼水以鄰敵在遠，仇恨鄙夷，因傳聞而作揶揄之詞，難為信史。世所傳則謂「春官」指禮部尚書，而其人則坐以錢謙益，以附會謙益之所以為高宗深惡，且傳有謙益撰太后大婚詔文，清亡後頓見傳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謙益未為禮部尚書，多爾袞稱皇父時，謙益去世已久。且考《朝鮮實錄》，當時有「擬議攝政稱皇父」之語，並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詔之明證。惟舊《東華錄》議多爾袞罪時，有「身到皇宮內院」一語，或可為事有暖昧之據，但不必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與下詔大婚、公然稱慶有別。以其坦然尊為皇父，轉信其非有曖昧之慚，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詳見余《三大疑案考實》，不具錄。攝政王之身後獲咎，固緣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鄭親王濟爾哈朗始本同為攝政，後以多爾袞功高，己為所掩，後於四年七月又停其輔政之職，而代以多爾袞之同母弟多鐸。多鐸於定天下實亦功高，先攝政而死，至攝政死後，鄭王再起輔政，有報怨之心，益構攝政之罪。觀高宗之為攝政昭雪，極道世祖沖年受惑，誣此賢王，則其子孫自有公論。要為開創時之一大反覆，不可不紀者也。
當世祖時，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見開明之象。前七年為攝政代行，親政以後，雖有攻異端、寵側妃，不無太過之失，然資稟英明，不至妨政。世傳世祖之崩御非實，乃緣愛寵董鄂妃，妃死而帝為僧以殉之，蓋以媚佛寵妾並為一談。余別有《世祖出家考實》，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寵妾而不以女謁苞苴干政，惟見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篤，蕭然忘其萬乘之尊，真美質也。自攝政王好延攬漢人，用陳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薦起。親政以後，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實力，天子則樂就漢人文學之士，書思對命，綽有士大夫之風，居然明中葉以前氣象。正、嘉以後，童昏操切之習略無存者，天下忘其為夷狄之君焉。順治朝，通攝政、親政兩時期觀之，其有君人之度，略無更改。摘數事為例：
二年五月壬午朔：河道總督楊方興進濟寧州瑞麥，有三四歧者，有八歧、十歧者。得旨：「時和年豐，人民樂業，即是禎祥，不在瑞麥。當惠養元元，益加撫輯。」
是月丁酉，故明中樞張朝聘輸木千章，助建宮殿，自請議敘。諭以「用官惟賢，無因輸納授官之理」。令所司給直。
三年七月壬戍：江西巡撫李翔鳳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
四年正月丙午：河南巡撫吳景道以芝草產於嵩山，表賀，得旨：「政教修明，時和年稔，方為祥瑞。芝草何必稱奇？」
八年正月己未，世祖將親政之前一日，戶部尚書覺羅巴哈納等入奏事畢，上問曰：「外間錢糧，有無益之費否？」巴哈納等奏曰：「有。京師營建，用臨清磚，土質堅細，遣官一員燒造，分派漕船裝載抵通，又由五閘撥運至京，給與腳價。」上曰：「營造宮殿，京師燒磚，盡可應用，又費錢糧撥運，甚屬無益。漕船遠涉波濤，已稱極苦，再令裝載帶運，益增苦累。臨清燒造城磚，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越三日壬戍，江西進額造龍碗，得旨：「朕方思節用，與民休息。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造此何益？以後永行停止。」
此可知入關以後，攝政與親政時代無殊，皆能用中國賢明之君為法，定天下固自有氣度也。明季習於苛斂，攝政時用范文程言，一切釐革。然亂世宵人，伎倆百出，嘗試不已，非有明決之識，真實之意，輒為群小所眩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順治朝不肖疆臣，時時有規復加派之請，輒廢黜不行。舉例如下：
《國史·土國寶傳》：五年五月，仍授江寧巡撫。蘇、松、常三府白糧，明季僉民戶輸運，民以為苦，至是復明初官運制。國寶言：「民戶一遇僉點，往往傾家。今改官運，一切皆給於官，而經費不敷。請計畝均派運費，民皆樂從。」諭曰：「僉點固屬累民，加派豈容輕議？」下部察核，官運經費果不敷否。部臣言：「經費未嘗不敷，惟嚴絕克減虛冒諸弊，則用自裕。」黜國寶奏不行。華亭縣有義田四萬八百餘畝，明光祿寺署丞顧正心置以贍宗族助差徭者。國寶初撫吳，即令有司收其米四萬三千餘石給兵餉。及國寶降調以擅殺非陣擒之吳易黨，降調，周伯達代為巡撫，以改充織造匠糧入奏。戶部議：「今勘察義田在明時曾否題明，創置者有無子孫？」至是國寶以實復奏。戶部尚書巴哈納、謝啟光等核議：「義田所以恤貧助徭，非入官之產，宜仍令顧正心子孫收穫。至兵餉匠糧，皆有正項取給，其擅用義田米，責國寶償還。」六年，國寶疏請加派民賦佐軍需，給事中李化麟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窮盜起，大亂所由。我朝東征西討，興師百萬，未嘗累民間一絲一粟。今國寶遽議加派，開數年未有之例，滋異日無窮之累。」上復黜國寶奏不行。
此皆攝政時事，後亦持之甚謹。終清一代，以永不加賦為大訓，真所謂殷鑑不遠，以實心行之，非高呼愛民，圖一時宣傳之用者比矣。明之餘弊，窟穴於其中者迭試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撲滅之。復舉廠衛緝事之弊，再見一例：
《清史稿·季開生傳》附《張國憲》，疏言：「前朝廠衛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錦衣為鑾儀，此輩無能逞其故智。乃臣聞有緝事員役，在內院門首訪察賜畫；賜畫特典，內院重地，安所用其訪察？城狐社鼠，小試其端，臣竊謂宜大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議禁止。得旨：「鑾儀衛專司扈從，訪役緝事，一概禁止。」廠衛之禍始息。
世祖善畫，得自天授，侍從之臣，往往蒙賜，且見諸家記載。此賜畫自必指此，亦見其稟質之美。
世祖朝為人詬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兩事。此為國初瞻徇滿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時，督捕逃人，歷時較久，相傳為清朝之罪惡，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據《東華錄》及《史稿·世祖紀》，諭戶部清查無主荒地，給八旗軍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餘日己未，順天巡按柳寅東奏，已言清查無主地，麵條陳其圈換五便，則朝議當已發動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監吳添壽等請照舊例，遣內員徵收涿州寶坻縣皇莊錢糧。攝政王諭：「差官必致擾民，著歸併有司，另項起解。」是為畿輔原有明代不屬民有之地，發動於內監，思擅其弊藪，有此自效，而攝政王不從。近畿皇室及勛貴，本系占奪民間之地，已經積久，取以給入關之旗軍，未為不合。自朝議將定，柳寅東始以圈換為請，則紛擾起矣。然亦圖一勞永逸耳。寅東奏言：
無主之地與有主之地犬牙相錯，勢必與漢民雜處，不惟今日履畝之難，日後爭端易生。臣以為莫若先將州縣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滿洲自占一方，而後以查出無主地，與有主地互相兌換，務使滿漢界限分明，疆理各別而後可。蓋滿洲人共聚一處，阡陌在於斯，廬舍在於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滿人漢人，我疆我理，無相侵奪，爭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賦，各自承辦，滿漢各官，無相干涉，亦無可委卸，其便三；處分當，經界明，漢民不至竄避驚疑，得以保業安生，耕耘如故，賦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換者換，漢人樂從，其中有主者歸併，自不容無主者隱匿，其便五。
此奏下戶部詳議速復，越十餘日，諭行清查撥給，則以滿漢分居，各理疆界為言，則用寅東策矣。是為圈撥所由起。若但撥無主地，即無所謂圈矣。
諭戶部：「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畫。然此等土地，若滿漢錯處，必爭奪不止，可令各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
圈而後撥，其兌換能否公平，當視承辦之長官。然動必有擾，自不可諱。至外省駐防，亦有故明藩府莊田等在。又有滿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韓慕盧所記蘇州城內所居里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軍興時之變態，不足論矣。夫圈地之擾，若清代竟永遠行之，其國祚必不能如此之久。當開國時不得已而暫行，則在歷史上固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較之明代溺愛子弟，向國民婪索莊田者，尚較有羞惡是非之心。至後來之永停圈地，則在康熙年間。其時親貴已漸就範，不需屈法以奉之，故於康熙二十四年，有順天府尹張吉午一奏，戶部不敢議准，而聖祖特旨俞允，此可見圈地一事之可已則已，清於病民之政，實未嘗如明代之甚也。
《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戍，戶部議復順天府府尹張吉午奏，請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間開墾田畝，永免圈取，應不准行。上諭大學士等：「凡民間開墾田畝，若圈與旗下，恐致病民，嗣後永不許圈；如旗下有當撥給者，其以戶部見存旗下余田給之。」
（二）逃人。當清室在關外，為明建州衛時，往往掠漢人為奴，視為大利。被虜者逃至朝鮮，朝鮮輒解送中國，建州恨之，時為寇於朝鮮，以為報復。此積世糾纏之事，具見《朝鮮實錄》。太宗既以兵力壓伏朝鮮，乃嚴約不許解送，而漢人尚有逃入朝鮮以求庇者，朝鮮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視中國人為奴，私自縱還中國者，清必予以重罰。是為滿洲督捕逃人舊法。入關以後，各旗風習如故，所欲得保障於國家者，以有逃人法為最要。而其時則情偽又不同。因立法之嚴，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為厲民之大者。世祖雖知之，時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違國俗，拂眾情也。《史稿·李裀傳》獨詳此事，錄如下：
八旗以俘獲為奴僕，主遇之虐，輒亡去。漢民有願隸八旗為奴者，謂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議：「匿逃人者給其王為奴，兩鄰流徙；捕得在途復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過嚴，命再議。仍如原議上。十二年，裀上疏極論其弊，曰：「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別為之名曰東人，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謂滿洲役使軍伍，猶兵與民不得不分；州縣追攝逃亡，猶清勾逃兵，不得不嚴核，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洶懼，有傷元氣，可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眾，當思其何利乎隱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東人為奇貨，挾以為囮，殷實破家，奴婢為禍，名義盪盡，可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即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貢賦，殺一人即傷一人之培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今乃用逃人法戕賊之乎？可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恩義維繫，但欲窮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審赴質，道路驛騷，雞犬不寧，無論其中冤陷實繁，而瓜蔓相尋，市鬻鋃鐺殆盡。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為皇上赤子？可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為然，饑民流離，以譏察東人故，吏閉關，民扃戶，無所投止。嗟此窮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斃？可為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溝壑，強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迫逐，勢必鋌而走險。今寇孽未靖，招撫不遑，本我赤子，乃驅之做賊乎？可為痛心者七也。臣謂與其嚴於既逃之後，何如嚴於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請敕今後逃人初犯即論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當仿竊盜刺字之例，初送、再逃，皆於面臂刺字，則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後十餘日，下王大臣會議，僉謂所奏雖於律無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惡，當論死。上弗許，改議杖徙寧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陽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過苛，重絀王大臣議罪裀。十三年六月，諭曰：「朕念滿洲官民人等，攻戰勤勞，佐成大業，其家役使之人，皆獲自艱辛，加之撫養，乃十餘年間，背逃日眾，隱匿尤多，特立嚴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連數家，以無知之童僕而累及官吏，皆念爾等數十年之勞苦，萬不得已而設，非朕本懷也。爾等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爾能容彼身，彼自體爾心；若專恃嚴法，全不體恤，逃者日眾，何益之有？朕為萬國主，犯法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後宜體朕意，使奴僕充盈，安享富貴。」十五年五月，復諭曰：「督捕逃人事例，屢令會議，量情申法，衷諸平允。年來逃人未止，小民牽連被害者多，聞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將殷實之家指為窩主，挾詐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認領，指詭作真，種種詐偽，重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橫行，許督撫逮捕，並本主治罪。」逃人禍自此漸息。
《裀傳》所載，其奏疏見蔣氏《東華錄》，而王《錄》不載。世祖兩諭，則王《錄》有之，蔣《錄》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據《實錄》不書裀奏，蓋不欲彰當時之過。裀意重治逃人，並不責旗下主家，而已為滿人所忌恨如此。可見入關後之逃人，絕非關外時之比。乃恃國家設立重法，而旗下奸人與民人之黠者，合成訛詐之局。原立法止罰重窩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護還歸之家奴仍為舊主操作。奸人於是專放囮誘，投殷實之家寄宿，即以窩主誣之，以遂其索詐取盈之計。故重處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旗下之囮也。順治間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頗多，不能備錄。惟其漸次救正，《裀傳》言由於世祖之兩諭，觀其事實，則順治朝猶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時乃並無所事於督捕，則弊根為已拔矣。茲先詳督捕衙門之設立。
《史稿·魏琯傳》：「八旗逃人，初屬兵部督捕，部議改歸大理寺。琯疏言其不便時琯為大理卿，乃設兵部督捕侍郎，專董其事。」
即以琯為督捕右侍郎。見《東華錄》十一年正月甲辰，《琯傳》失載，《貳臣·琯傳》亦失載。
《國史·吳達禮傳》：「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眾，增設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專理緝捕事，擢吳達禮為左侍郎。」
《史稿·職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滿左侍郎、漢右侍郎各一人，漢協理督捕太僕寺少卿二人。尋改左右理事官，滿、漢各一人。滿、漢郎中各一人。員外郎滿洲七人，漢軍八人，漢一人。堂主事，滿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漢主事六人，司獄二人，分理八司（當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營將弁隸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員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併入刑部。刑部止設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順治朝以八旗逃人為一大事，至兵部內專設衙門，而以京畿巡捕三營隸焉。官職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無所不至。魏琯以職掌論逃人事，流徙尚陽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繼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於律無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惡，當論死」，是論罪並不依律，但旗人以為「可惡」，即當「論死」耳。世祖亦曲從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於戍所，故逃人事實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葉，已盡革此衙門，並刑部僅為一司，所掌乃與各省應捕逃犯為同等，且旗下竟無逃人案，督捕司對旗務，轉以防禁旗人無故離京為專責，則立法已平。旗人無所利於逃人，國法亦無所庇於縱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滅。則一時之弊害，特國基未固時有此，尚非一朝怙惡不悛之事，如明之廠衛閹人比也。
世祖朝於明季朋黨相攻，概不願理其說。馮銓為閹黨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輒罪言者。當時用銓，取其明習故事，內閣票擬等明之舊法，由銓復行之。從前邪正派別，固非所當問，又其招降納叛，封賞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與同盡者甚多。此亦見定天下之氣度，能使武夫悍將、流賊餘孽，釋甲來歸，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未降者亦知勸。檢《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見。舉一最顯之事為例，如牛金星為李自成丞相，明國亡君殉，皆系此寇。當賊據燕京時，金星以偽相之威福，紀載洋溢；逮寇滅之後，金星歸宿，世頗忘之。《史稿·季開生傳》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並世祖之優容焉。《若柱傳》如下：
若柱疏言：「賊相牛金星，殺君殘民，抗拒王師，力盡始降，宜嬰顯戮。乃復玷列卿寺，靦顏朝右。其子銓，同父做賊，冒濫為官，任湖廣糧儲道，贓私巨萬。請將金星父子立正國法，以申公義，快人心。」得旨：「流賊偽官投誠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應議處。」遂罷歸。
以糾舉賊黨為不合理而削職，似乎獎奸，然其時天下擾攘，方事招徠，以散亂黨。若柱，陝西蒲城人，順治四年進士，自庶吉士改給事中，則此必改官後所奏，事在世祖親政前後。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願歸者可以無疑矣。此所謂「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漢高祖所以為豁達大度，如此類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視為奇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