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十章 民族自覺與國民革命
第一節 戊戌百日維新
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都未能挽回中國的厄運，而甲午之戰，我們堂堂大國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割地賠款，更肇瓜分之禍，這種奇恥大痛，還不應該促起民族的覺悟麼？一般人感覺到國家的危險，都有翻然改革的意思，但不曉得怎樣做法。士大夫是比較有智識的，自然居於領導地位，他們想西洋之所長，既在科學技藝，日本摹仿了，驟致富強，我們也摹仿了，為什麼反不見效果？於是進一步想到政治、法律是國家的重要條件，倘若組織不健全，即使具備近代化的國防，也沒有多大用處，何況舊制度根本就不能舉辦新事業呢？所以要救國非改制變法不可，於是甲午以後，「洋務論」一變而為「時務論」，雖仍以自強為目的，實則是一種民族自覺的維新運動，康有為、梁啓超就是這個時代所產生的代表人物。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縣人，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比國父大八歲，比梁啓超大十五歲。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具有士大夫階級的傳統。他的學問思想得力於同縣朱次琦（九江）的教訓最大。有為從光緒元年（十八歲）受業於禮山草堂，到七年次琦卒，又獨學於其鄉之西樵山者四年，這十幾年功夫，他除預備科舉的制義外，特別 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及經世之學。因為朱次琦講學，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為綱，以義理、考據、經世、詞章為目，而其精神所貫注，完全在「經世」之學，和曾國藩的見解是一樣的。有為雖不懂任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過外國，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洋人管理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其文化和思想的根源。可惜當時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只有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藥及耶穌教經典一類的書籍，有為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取而讀之，「能舉一反三，因小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闢一境界」。後來他講學雖仍依禮山草堂的綱目，而「以孔佛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可見他對於西學的注重。不過他的學問成就，歸結還是一個今文學家。今古文學在東漢時就有爭論，鄭、許以後，糅為經學之正統，西漢經說，漸就湮沒。到了清朝中葉經學鼎盛的時候，範圍狹小，不免貽餖飣補苴之譏，一般才智之士，頗不饜其所為，遂有莊存與（字方耕，陽湖人）一派的公羊學家出來，不求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繼之，始大張其軍，自珍尤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嵌崎磊落，睥睨一世」，風尚所趨，尊為「龔學」。魏源著《海國圖志》，開新學之端緒，為今文學家生色不少。他們不但在經學中「自辟領域」，而且關懷國事，注重政治，考究輿地，主張革新，把今文學和經世學簡直融成一片了。湘人王闓運掌教成都，不「畢摹乎古」，「取今事與古事比附」，其弟子廖平闡今文家法，號稱「蜀學」。有為受了廖平的影響，綜合諸家，集今文學之大成。遂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二書，以為他的理論根據。他說古文經傳都是劉歆偽造的，想把孔子的微言大義湮亂了，才好佐莽篡漢。他認為孔子真正是一個改革家，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乃孔子理想所構成，未必實有其事。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孔子的微言大義，只有在《公羊傳》里可以看出來。《公羊》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相沿襲，各代都因時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 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好像「專制」、「立憲」、「共和」三種政體，愈改而愈進的。他又以三世之義說《禮運》，「小康」為昇平世，「大同」為太平世。《大同書》就是他心目中的「烏托邦」。他的學說，雖自有相當之價值，但他的作用，無非想抓住孔子作為他的招牌，以便鎮壓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因為他知道士大夫是守舊的，總以為法制是先聖先賢、列祖列宗所遺留，歷代相傳，絕不可加以變更。康有為認為不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他發揮今文學家的改制之說，以構成整個思想體系。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抓住孔子，自然就不成問題了。後來他以孔子為「教主」，為「素王」，都由摹仿西洋，比附基督，注重經世，雜引讖緯而來。
康有為的救國熱忱，仍受了朱九江的影響，九江在道、咸年間國難嚴重的時候，即有「王度無中外，恩言有歲年，一方苞櫱挺，六月羽書傳，敢以烽為戲，須明國有權！整疆光舊物，不擬勒燕然」若干首感事詩，又有「弱冠請纓男子志，愁從燈下看純鉤」之句。又說：「世難才殷，靡知所底，項鴿之嘆，詩雅以嗟。竊惟自古泯棼之會，玄黃戎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則宜有所寄，寄斯巨者，惟在修學好古之儒。」（《復王菉友書》）愛國救世之心，溢於言表。有為從九江學有根柢以後，曾遍游南北，入京師，謁翁同龢，極陳時局艱危，請變法圖自強，並建議以朝鮮為萬國公地（駐韓德使曾建議各國互保朝鮮，李鴻章未採納）。同龢以為多事，不替他代奏，獨曾紀澤贊成他的意見，余皆目為狂。他在光緒十六年講學於廣州長興里，這是一生事業的起點。時梁啓超（任公，新會人）、陳千秋（通甫，南海人）同學於學海堂，謁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次年始設館廣府學宮之仰高祠，顏曰「萬木草堂」。他的兩部大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即在是年完成，梁、陳負校勘分纂的責任，幫忙不少。他們除著述講學外，「每談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他的弟子「受其教則振盪怵惕，凜然於匹夫之責，而不敢放棄暇逸。每出則舉所聞以語親戚朋舊，強聒而不舍，流俗駭怪，指目之曰康黨」。他們也居之不疑，頗有東林、復社 的神氣。啟超於十五年中式舉人，尚早於有為五年，他們入京會試；正是中日戰爭的時候，有為聯合公車數千人上書申變法之請。明年有為成進士，（乙未）授工部主事。《馬關條約》成，他們又聯合公車上書，諫阻和議。翁同龢雖說他的《偽經考》是「說經家一野狐」，但亦稍與計事。有為論議縱橫，波瀾極壯，創辦《中外公報》，提倡新學。又立「強學會」於京師，主張變法自強。同時張之洞、陳寶箴倡行新政於江南、湖廣，黃遵憲為之助。遵憲又引梁啓超主上海《時務報》筆政，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宣傳變法維新，風氣傾動南北。及膠、澳事起，瓜分之禍日亟，有為又立「保國會」，大事宣講，他說：「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為也，實吾輩甘為之賣地，甘為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勵，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吾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實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這種民族自覺的革新運動，一時瀰漫全國，聲勢非常浩大，附和的人很不少，好像全國的輿論都擁護他們。有為凡七上書，給事中高燮曾極佩服他，疏請光緒帝召見。光緒帝本來憤外難日迫，也想革新庶政，努力救國，看到康有為的上書，非常感動。因此決心改革，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四日下詔定國是，翁同龢、李端棻、張百熙、徐致靖都先後疏薦有為、啟超，才可大用，帝特旨召見，非常賞識，命有為在總理衙門行走，啟超辦理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又以陳寶箴薦擢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人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一直到八月初的「政變」，他們輔助光緒帝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日維新」之時，他們推行了不少的新政，詔書不下一百數十起，最重要的是：（一）廢八股取士之制，改試時務策論。換句話說：就是以後讀書人要做官，不能靠虛文，必須靠實學。（二）各省府廳州縣設立高等中小學堂，以為培植實學人才的地方。（三）調整行政機構，裁汰閒散衙署，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與總督同城的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不甚治河 的河督、不辦運務的糧道、向無鹽場的鹽道。其餘應裁各職，令詳議以聞。同時添設一個農工商總局，好像現在的農林部和經濟部，以便實行經濟建設。（四）軍營改新法操演，獎勵新機器、新軍器的製造。除此以外，有為還有很多的建議，如制度局，好像現在的設計局，如民政局，好像現在的參議會，又要設十二局以行新政，並有遷都、改稅、裁厘、定律、設警察、練鄉兵、重俸祿、經營邊疆等事，大都是早就應該辦的。但維新的政令，愈是「雷厲風行」，而守舊的臣僚和士子，愈覺得飯碗要打破，前功要盡棄，更拚命的反對他們。康有為只抓住一個光緒皇帝，以為君權既尊，何事不成！殊不知這皇帝從小孩子就扶養在慈禧手裡，「積威既久，視如獅虎，戰戰兢兢，膽為之破」。原是一個怯懦無能的人，安能望其獨斷獨行，如秦始皇、唐玄宗一樣！他的求治之心雖然急切，但實權仍在頤和園，事必請命而行。舊黨本多太后之人，就包圍慈禧，請求保全，收回成命。慈禧也不滿意光緒，遂有廢立之意。光緒帝覺得位置危險，因密諭楊銳等：
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
光緒早就命康有為往上海，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有為遲遲不行，反與譚嗣同等密謀結托袁世凱。袁世凱這時在天津小站練兵，光緒帝破格特賞侍郎，嗣同勸世凱率兵入京，緩急為助。世凱覺得他們不容易成功，反向直隸總督榮祿告密。榮祿是舊黨的魁首，嘗說：「讓他們亂鬧幾個月，等罪惡貫盈好了。」這時看見機會已到，遂入京上變。八月初六日，慈禧自頤和園回宮，光緒戰慄俯伏，惟有涕泣，慈禧戟指頓足，申申而詈，要賜以鴆酒。大學士王文韶及近支王公等跪求，才命幽禁瀛台，假稱皇帝有病，太后三次臨 朝，把所有的新政，完全打消，仍舊回復原狀。康有為於二日前經光緒帝密詔促行，尚在途中，後逃海外，梁啓超逃往日本。軍機四「新參」——楊、劉、譚、林，和御史楊深秀，有為弟康廣仁，先後被執，同日處死，這就是所謂「戊戌六君子」。所有資助維新的內外大臣，都一概罷黜獲罪。只有湖廣總督張之洞是維新運動中的緩進派，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勸學篇》去勸導國民，提倡忠君，又握有實權，舊黨無法搖撼他，尚為新事業保留一線生機。康梁變法的失敗，更證明了今文學家也不能「經世致用」，中國學術已到沒落的時候，要救國家救民族，非借重西洋文化不可，因此才有民國以後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節 民族自覺運動之橫流
士大夫階級所領導的民族自覺運動失敗了，國運阽危，更形顯著，一般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並不認識它的嚴重性，只看見到處設立教堂，宣傳天主耶穌，排斥我們固有的宗教，總覺得是一種邪教異端。加以信「洋教」的人，既「不拜祖先」、「不敬神佛」，不參加祭賽廟會，反仗了洋人的勢力欺壓平民。洋人借領事裁判權的威風，動輒函告領事公使，和北京總理衙門交涉，地方官往往以此獲罪，以致「官怕洋鬼」，遇事不能持平辦理。老百姓憤恨不平，就聚眾向教堂尋釁，結果因為國際的關係，人民仍不免吃大虧。從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以後，這種事時常不斷的發生，愈積愈多，民間仇教的心理就愈甚，總有爆發的那一天！但人民的知識是有限的，他們不知道怎樣去解決這種糾紛，又怕外國人的槍炮利害，更以為我們的官吏士紳都是漢奸洋奴，為虎作倀。假使有人說，我們有鬼神保佑，能叫洋人的槍炮無用，一下就可以把洋人殺盡，復興中國；而當權守舊的士大夫不僅不干涉，反從而附和之，提倡之，許多迷信的愚民，能不興高采烈如瘋如狂的參加活動麼？庚子年間的「義和團」就是這樣起來的。雖然他們的行動極端幼稚可笑，愚昧堪 憐，但他們的用心是愛國的，自救的，也可以說是一種民族自覺運動，不過不是革命的正軌，而是反動的橫流罷了！
「義和拳」原是白蓮教的支派，其始以八卦分門，練習拳棒，聚眾斂錢，也稱「大刀會」。後來藉口仇教，益神其說，詭言鬼神附體，作法念咒，可御槍炮，其實是一種魔術。初在山東北部活動，巡撫李秉衡、毓賢先後鼓勵他們，稱為義民，改「拳」為「團」。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到處焚掠，和洋人教民為難。法國為保護教民，屢有責言，清廷乃調毓賢撫晉，以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世凱派兵痛剿，拳匪勢衰，在山東不能立足，都逃入河北，這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天的事。直隸總督裕祿，不惟不制止，反而表示歡迎，義和團在河北就大為得勢了。一股蔓延於滄州、靜海一帶，系「坎字拳」，設壇獨流鎮，舟子張德成、游勇曹福田為首。一股蔓延於深、翼二州，系「乾字拳」，占據涿州城，沒有著名的首領，僅稱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屢次焚毀電線鐵路，脅民仇教，公然劫殺，稱洋人為大毛子，教士教民為二毛子、三毛子，凡攜帶洋貨，或與新事業有關的人，不管是不是教民，都稱為二毛子，甚至於他們所要搶殺的或稍示懷疑的，均以奸細二毛子呼之，簡直是毫無理性的一種暴動。毓賢偏向端王載漪、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徐桐等大事鼓吹，說拳民如何忠勇可恃。載漪等正怨恨洋人，無法出氣，趕忙向慈禧太后介紹。於是剛毅引「乾字拳」入京師，廟宇府第，遍設壇場，出入宮禁，任意焚掠。而裕祿復招曹、張二匪首至天津，待以上賓之禮，並為保奏，因此京津就成拳匪的世界了。
西太后和載漪等所以崇信拳匪，出此下策，就因為戊戌政變時外國人都偏袒光緒帝和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逃難海外，受外國人保護，清廷屢索不得。他們又發起保皇會，刊行報紙，極力詆毀慈禧，鼓動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一般頑固分子就恨起洋人來了。慈禧要廢光緒，立載漪的兒子溥㑺作大阿哥，剛毅、崇綺、徐桐、啟秀諸人都想在新主子手下操權，盡力慫恿。可是中外輿論不服，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抗疏力爭，西太后覺得只要外國公使能入賀就可以實行廢立了，不料外國公使一致不滿意，反而正言相規，於是西太后和 頑固派更加痛恨洋人。載漪眼看著當不成「天子父」，尤其惱火。這一群冥頑不靈的怪物，本無知識，一聽說義和團挾有神術，可以扶清滅洋，焉有不想利用的？他們以為「數十萬義兵，不期而集，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正可「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經過四次的御前會議，雖光緒帝痛哭流涕，說人心不可恃，啟釁足亡國；徐景澄、袁艇等以死力爭，而慈禧仍從載漪的主張，於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下詔向各國宣戰。
這時北京有董福祥的甘軍，他們幫助拳匪，一同焚掠，頑固派認為福祥能殺洋人，「必強中國」，加以獎譽。慈禧命他們和拳匪攻打東交民巷，「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日夜炮聲不絕」。攻打了一個多月，始終未攻破。那時八國公使館的衛兵，合起來也不過四百多人。甚至天主教的北堂僅有法、意水兵四十人守衛，董軍和拳匪兩個月也未能攻破，只是在未宣戰以前，董軍殺死一個日本書記生。載漪的神虎營兵把德國公使克林德（Kettler）殺了，都是乘其不備才幹出來的。徐桐、崇綺聽見德使被戕，非常的高興，說是「夷酋誅，中國強矣」。剛毅奉命統率拳民，日坐城樓觀戰，說「使館一破，洋鬼子就全滅了」！可是使館老攻不破，軍民死傷甚多。於是啟秀薦五台山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還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上疏力薦「三賢」，所謂三賢，就是一個和尚，一個盜魁，一個狂夫。他們又獻決水灌城之策。御史徐道焜並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海口，夷船當盡沒。殊不知八國聯軍早就把大沽占領，六月間更將天津攻破了。聶士成為淮軍後起名將，曾剿拳匪，受他們的牽制，力戰而死。裕祿、李秉衡兵潰，相繼自殺。七月二十一日聯軍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倉卒出走，由懷來宣化繞山西逃至西安，又讓李鴻章出來收拾時局。
李鴻章自從中日戰爭以後，為輿論所不滿，引咎罷職，光緒二十五年始出署兩廣總督。拳匪亂時，他和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屢疏諫止，無奈西太后一味搪塞，總說保護外人，不欲構釁，但又以亂民「挾騎虎之勢，剿撫兩難」，要他們諒解。他們對宣戰以後的詔旨都置之不理，劉、張且與各國領事結「東南保護條約」，不受拳亂 的影響。清廷在聯軍逼近北京的時候，不得已只好調李鴻章督直，兼偕慶親王奕劻任議和全權大臣，折衝了幾個月，才與各國訂立《辛丑條約》。條約劃押不久，李鴻章就積勞病故了。《辛丑條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更有三個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合計總數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萬餘兩。俄國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國占百分之二十，法國占百分之十六強，英國占百分之十一強。日本、美國各占百分之七強，義大利占百分之六弱，比、奧、荷各占百分之四弱。這樣大的數目我們如何能擔負得起？海關鹽稅既因擔保關係，都操在外國人手裡，而各省分別攤派，地方也受到經濟的壓迫，中央財政幾有破產之勢，以後只好借債度日了。第二，許各國擴大公使館的界限，不准中國人居住，並得駐兵保護。從此東交民巷儼然變成外國的地方了。第三，拆毀天津城垣及大沽炮台，承認各國自北京至山海關的鐵路沿線駐兵。我們的國防完全喪失，獨立國的體面簡直也就沒有了。後來日本隨意增兵平津，實行侵略，總藉口《辛丑條約》，所以《辛丑條約》乃是我國的致命傷，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可謂已達極點。經濟上的損失和權利上的損失且不用說，而精神上我民族喪失了自信力，逐漸造成懼外媚外的心理，一切都覺得外國好，邯鄲學步，東施效顰，似是而非，為社會改造，民族復興，更增加了不少的障礙。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摹仿日本，其繼摹仿德國，最後又摹仿美國、法國、英國，只有形式的機械主義，毫無民族的文化基礎，以致學校養成的人材，淺聞浮慕，固陋偏執，矜持一技之長，殊鮮通達之見，忘本逐末，削足適履，政治經濟，胥受其弊。近年來又看人家有以民族自尊而自強者，不免矯揉塗飾，大開倒車，這和義和團的愚忠蠢行，仍是一樣的反動。然而義和團代表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多少還給外國人一些畏懼（赫德說：拳匪是外人壓迫出來的。德國福蘭克教授說：列強不敢瓜分中國，此役頗有影響）——雖是代價付的太大了。倘使我們的士大夫不求明通的治理，只憑直接的感覺，卑者自棄，驕者自封，那我們能得到什麼結果呢？總之，當局的人物，一舉一動，都關係國家民族的命運，不可不特別慎重，慈禧、載漪、剛毅、毓賢諸人，真所 謂死有餘辜了。
《辛丑條約》已經夠嚴重了，此外還有更嚴重的東三省問題。俄國老早就向我東北侵略，竟趁拳亂的時機，派兵把全東三省占領。辛丑和議以後，俄兵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清廷在大體上算答應了，各國聽說，都表示反對，尤以日本最為激烈。因為日本正在經營朝鮮，把東北看作它的「生命線」，倘使為俄人所據，則朝鮮亦將不保，英美更恐引起遠東糾紛，妨害它們的利益。因此中俄「滿洲密約」未得成功。但李鴻章仍抱親俄反日的政策，主張一部分接受俄國的要求，劉坤一、張之洞竭力反對，幸而李鴻章不久死了，不然東三省在那時就要送給俄國。日本、英國看形勢不好，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一月締結同盟條約，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國當時的輿論，非常激昂，一致反對俄國。京師大學堂的教授上書政府，建議加入英日同盟，變為中、英、日三國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形勢不利，除將俄法同盟的範圍擴大，包括到遠東問題藉以抵制外，只好和中國訂立條約，分三期（每期六個月）撤退俄國東三省的軍隊。光緒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的期限滿了，俄國不但不撤兵，反把第一期已撤退的兵又調回來。更向中國提出許多要求，想把東三省變成它的保護地。日本如何能甘心？馬上直接出來和它交涉，提出滿韓交換的條件。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年）兩國交涉破裂，在我們的國土上——遼東打起仗來了。
日本首先封鎖旅順，把俄國的海參崴艦隊解決，三十一年奉天大會戰，又把俄國幾十萬陸軍打敗。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繞好望角、安南而到對馬海峽，也被擊潰了。日俄戰爭，就此告終，俄國雖吃了敗仗，日本亦筋疲力盡。美國出來調停，兩個議和，把「南滿」的鐵路及旅、大軍港，讓給日本，俄國仍保有北滿的鐵路及已得權利，日俄形成對峙之勢，雖仍承認我國在東北主權，但實際是它們的禁臠了。尤其日本以區區三島，在十年間，戰勝東西兩大帝國，插足大陸，野心愈熾，成了世界列強之一，居然以東亞霸主自命，更進一步要打破歐美均勢，鯨吞中國，演成唯一暴力侵略的帝國主義，我民族革命的對象，又要轉變了。
第三節 民族復興新方案
我們的民族革命在道光以前，只要把所謂異族的滿清政權推翻就夠了，他們的文化勢力根本不及我們，反逐漸被我們同化。但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大變局，影響到了東方，列強以科學機械的力量，壓迫我們，使我們幾次受到打擊。民族革命遇到文化勢力強大的帝國主義為新對象，其困難更百倍於往昔。這時一般只注意如何挽救國家的危亡，對於滿清政權的問題反而淡然了。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甲午戰爭後的變法運動，都是民族自覺自救的方案。可惜這些方案既不徹底，又不認真的實行，其失敗是當然的。不過它們也有一種好處，就是為民族革命做了驅除難的工作，使人民的新知識，慢慢增加，社會的舊勢力，慢慢減少，形成歷史漸變的趨勢，新思潮就更容易推進。所以庚子拳亂的大反動以後，頑固勢力的中心人物，如慈禧太后等也不得不講求維新了。但民族復興的偉業，豈是「膠柱鼓瑟」的滿清政府所能夠擔負的？加之日俄戰爭以後，世人都認為立憲戰勝專制，而有立憲政體的要求，清廷既不能適應變局，仍守鈐制家奴之政策，一味敷衍，於是國人對於滿清的政治改革感覺絕望，方才注意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國民革命運動。
國民革命仍是接承民族革命而來的，不過它更進一步，「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變更。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換句話說，就是民族革命以外還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革命的主體，從少數的「英雄」，變為全體的國民。為什麼在一種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又加上兩種革命呢？我們看國父說：
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 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民報·發刊詞》）
國父說明三民主義，在世界思潮和歷史演變上的必然性。也就是國民革命必須包括民族、政治、社會三種革命的理由。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的養成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制，平民沒有參政權，以致民眾受壓迫的痛苦。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又因歐美在十九世紀以來，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仍感覺極大的不安，故有社會革命的醞釀，其勢所趨，二十世紀一定是社會革命的擅場時代。世界上只有這三種思潮在激盪，歷史上也只有這三種革命在演進。我們還是一步一趨的跟上去，永遠作個落後的國家呢？還是「迎頭趕上」，「畢其功於一役」，而建設成最文明進步的新中國呢？無疑的是後者勝於前者。但西洋經過幾百年的奮鬥而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才得實現，民生主義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列強的壓迫，內又布滿封建的思想，三民主義如何能同時推行呢？況且以社會進化的原則，一下子跳越兩個階段是不可能的，中國在工業未發達，資本主義未造成以前，似難實現民權主義，更談不到民生主義了。「一次革 命論」豈不是偏於理想麼？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三民主義。其實國父對於這些地方早已顧慮到了，他規定一種革命方略，作為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在《同盟會宣言》的下半段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必須循序推進，才可以充分解決實行上的困難。軍政是破壞時期，訓政是過渡時期，憲政是建設完成的時期，各有意義：以軍法「內輯族人，外禦寇仇」，注重民族革命；約法「建設自治，促進民權」，注重政治革命；憲法「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注重社會革命。雖然三民主義是有它的一貫性，並不能嚴格的分開，在重點上略有參差，在處分上略有次序，仍算是「畢功一役」，而自然的可以替代歐美社會演進的三種過程，也就不至有躐等之疑了。以社會進化的原則而論，總是愈變愈快，後來居上，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幾十年的光陰來做他們幾百年的事業？又為什麼不能「曲突徙薪」、「防患未然」，在工業初起的時候，就為全民謀「福祉」，以「塞經濟革命之源」呢？倘使說歐美發達了幾百年的社會，不易「迎頭趕上」，除非我們走錯了路徑，在事實和道理上都是講不過去的。所以，國父「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革命主義必有待於革命方略，而後得以完全貫徹也」。不過一般人都認為軍政、憲政時期是當然的，頗不了解訓政時期的必要，國父說過：
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蓋際此非常之時，必須非常之建設，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與國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試觀法國革命以後，大亂相尋，國體五更，八十年後，而共和之局乃定。其故何也？法雖為歐先進文化之邦，人民聰明奮厲，且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權之鼓吹，又模範美國之先例，猶不能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者，以彼之國體，向為君主專制，而其政治向為中央集權，無新天地為之地盤，無自治為之基礎也。我中國缺憾之點，茲與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此予所以創一過渡時期 為之補救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惜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只採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約法，以為共和之治，反以予之方略計劃為難行，抑何不思之甚耶？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訓政時期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始不至成為空文也，於此忽之，其弊不可勝言！
國父的革命方略，特別注重訓政時期，「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他在民元所以讓位於袁世凱，就因黨人對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尤其忽視訓政，釀成種種流弊。這是他十分「太惜痛恨」的，我們應該時時回省。三民主義是建國的綱領，革命方略是建國的程序，固然不錯，但究竟怎麼樣來推行呢？國父更著有《建國方略》，藉作實際推進之準繩，首重心理建設，以「孫文學說」來改造民族的精神，繼為社會建設，以「民權初步」來訓練民權的行使，歸究物質建設，以「實業計劃」來奠定民生的基礎。主義和方略配合起來，真是一個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救國家救民族的新方案。
這個方案無疑的是我民族復興的唯一途徑，比較「海防」、「自強」、「變法」諸運動自然要高明萬倍。因為他是融合古今中外的學說，而以世界文化為背景的。何以國父能有這種偉大的思想呢？他是先知先覺，自不消說，實則他一方面受了長期的科學訓練，對歐美社會有正確的認識；一方面又受了民族革命的影響，對中國社會有徹底的了解。他從十四歲（光緒五年西曆一八七九年）隨長兄德彰赴檀香山，入教會學校，十七歲回國，十八歲入香港皇家學校，都畢業 了。二十歲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二十二歲轉入香港英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在這裡讀書六年，於光緒十八年畢業（二十七歲）。前後受了英美人的科學教育凡十四年，以後漫遊歐美兩三次，和外國人接觸最早最久，他對於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非常深刻，李鴻章、康有為諸人當然不及他了。但他並不迷信西洋，以為凡洋皆好，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他完全接受運用，而於經濟及選舉所發生的流弊，他能洞見幾先，比較得失，以參綜中國的治理。他的中國學問，據他自己說：「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二十八歲）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詞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可見他對於國學的造詣，除無用的八股章句以外，並不在李鴻章、康有為以下。我們看他寫給李鴻章的信，就可以證明，他說：「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即此可知他對於我國古代的文化，是如何的領會，把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神貫通為一，所以才有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我們再看他的講演說：
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枯寧所主張的才是真正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
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 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
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譬如科學，迎頭趕上去，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
國父的思想很明顯的還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但因他受了科學的訓練，「明乎世界之趨勢」，遂以歐美的學說來充實它的內容，使之系統化、具體化，不徒托諸空言，而能見諸實際。這和一般村夫子「說唐虞，道古風」，而大開倒車者絕對不同。他有孔子的「中庸」「一貫」的精神，所以三民主義在歐美是隨時代而偏執的，互相衝突的，倘若依照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庸辯證的道理（《易經》）——「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矛盾統一律），「執兩而用其中於民」（對立一致律），「時措之宜也」（質量變化律），就可以貫通為國父的三民主義。這才是宇宙間的真理。不過歐美人是不會懂得的，因為他們的辯證法還是偏執的（唯心或唯物）。恐怕中國人也不容易懂得，因為近人所能了解的中國文化和中庸之道，不是它的原義而早就變質了。國父以恢復舊有文化相號召，同時又說迎頭趕上科學，似矛盾而實非矛盾，即中庸相反相成之理。蓋非迎頭趕上科學，不能建設近代國家，不能完成三民主義，也不能恢復固有文化。三民主義原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代表了近代國家的三種條件：國防民族化，政治民主化，產業民生化——而三者都是以科學為基礎的。即以純粹的學術立場而論，科學重歸納（Inductive Science），正可和以往中國重演繹的理學配合而成一致，使中庸文化的精神復活。然後才能與西洋文化合流，造成一種世界的新文化，以促進大同之盛治。三民主義的最後目的也就在此。所以說它是「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
國父自稱繼承古聖王的道統，這完全是不錯的。他的精神，就是孔子的精神。孔子歿後，七十子之徒，都不能傳其學，漢宋以後，尤覺乖違。國父以《禮運》「大同」為理想的境界，以《大學》「八 目」為聖王的治法，以《公羊》「三世」為推進的階梯，以《中庸》「執兩」為哲理的根樣，而三民主義的形式和內容卻是參照西洋的成規。雖國父自述「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民族），有規模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民權），有吾所獨見而創穫者（民生）」。但總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了。不過他的思想淵源雖是孔子，而國民革命運動，卻仍受太平天國的影響。國父十三歲聽遺老講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年譜》及陳少白的講演錄都曾提及。他從事革命的第一個同志鄭士良，就是三合會首領。他的民族主義反覆解說「洪門」，謂「余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他又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國父所謂之共產主義，乃洪秀全的「共產事實」，不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看上引講演自知。所以說：「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只是民權主義，國父說：「洪秀全當時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洪秀全雖僅有不完全的二民主義，但他也是以大同為依歸的，可見國父上承民族革命，下開國民革命，其思想行動確有線索可尋，惟益發揚光大，更臻完美而已。因此才造成三百年一貫的民族革命之奇蹟。
第四節 國民革命之初步成功
國父四十年的革命事業，可分作兩個時期：第一期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第二期打倒軍閥，建立統一的國民政府。自從光緒十一年（乙酉）從事革命運動，到宣統三年（辛亥），經過二十七年的努力，才有初步的成功。當他在廣州博濟醫學校讀書的時候，因為受了中法戰爭的刺激，始毅然有革命之志。同志僅三五人，只作革命的鼓吹，光緒十八年香港醫科畢業，設局廣州、澳門，始令鄭士良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開始作革命運動。甲午之戰，給國父的刺激更大，他覺得有機可乘，遂赴檀香山，以革命主義立黨，組織「興中會」（興 中會創立的年代有兩說：一光緒十九年在澳門，一光緒二十年在檀香山，蓋前者為發起，後者為正式組織也）。宣言只說政府腐敗，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集合起來，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並未提到革命。雖是那樣的和平，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二十一年回國，欲襲取廣州為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從香港逃日本。次年復至檀島，轉赴英美，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歐美的政俗。在倫敦被中國公使館的職員誘拘，想解回治罪；幸而得到他的教師援助，始脫於險。然從此孫逸仙之名，乃為舉世所共知。光緒二十三四年，他遊歷歐洲，研究有得，始創為革命的三民主義。及庚子拳亂，清廷昏弱，益形暴露，長江一帶及閩、粵會黨，全和興中會合作，革命黨的勢力才擴大。國父從日本回粵被阻，而鄭士良奉命在惠州舉事，聲威頗壯，仍以無援失敗，但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國土自此役始。這時一般人對於滿清的信念動搖，士大夫遊學外國者日眾，尤以到日本去的人數激增。他們對於革命黨均一變其往日謾罵之態度，而日趨接近，宣傳比較容易多了。光緒二十七年，國父在日本，與保皇黨梁啓超遇，勸他們和革命黨合作，啟超欣然從之，事為康有為所聞，貽書斥責。啟超不敢顯背其師，兩黨乃分道揚鑣。國父往來日本、安南間作革命的策動，三十年又赴檀香山美洲。三十一年（乙巳）再至歐洲，留比、法、德各國華僑學生入會者漸多。夏間復回日本，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規定黨綱口號，十七省籍的留學生加盟者數百人。這是我民族初次有一個公開的革命團體，國父正式以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三民主義救國方案。以後他對於所擬的方案雖尚有不少的補充，但大綱算是確定了，自此國人才有一致努力奮鬥的目標。
當時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國內的憲政運動派互相呼應，在海外也有一部分華僑擁護，聲勢頗為不小。梁啓超愛國而博學，所主辦的《新民叢報》，風行一時，他的文字明晰暢達，「筆鋒帶有感情」，常和同盟會的《民報》作政體辯論的文章，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實行君主立憲。他的理由，是中國人民程度不夠，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引中國的歷史為證明說：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在閉關自守 的時代，這種情形，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就可以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啓超的學說是不錯的。其實這種見解，國父早就顧慮到了，他的革命方略不就是針對著這一點麼？民國以來的割據局面，完全是黨人不了解訓政時期的重要，不實行革命方略才弄出來的，與共和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至於梁啓超主張君主立憲，完全因為光緒帝對他們有知遇之恩，除光緒帝一人外，他於滿清的當局，尤其是西太后，都盡力詆毀，又好譯述外國革命的故事，實際上不啻為革命黨排滿的宣傳工作。況且滿清政府不識抬舉，光緒帝也不爭氣，更使憲政派的人大大失望，在相反方面，就無異為革命黨增加宣傳效力了！
說到晚清的政治，真是愈來愈糟，當庚子拳亂的時候，光緒帝曾有留京議和並逃往東交民巷的意思，但這個懦夫，一點勇氣沒有，仍舊被西太后像綿羊一般的牽制著，直到西太后臨死的前日，也把他害死了。從庚子以後的八年間，政府仍在慈禧手裡。她因為受了那樣大的打擊，不能不有點掩世人耳目的措施，在西安就下詔變法。從二十七年到三十年，裁汰了好多無用的衙門，設立了會議政務處，廢八股、興學校、練新兵、派留學、許滿漢通婚，編中西律例，戊戌所要實行的新政，這時都實行了。日俄戰後，時人都覺得是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專制，於是國內有立憲的運動。西太后為情勢所迫，光緒三十一年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等他們回來以後，清廷宣示預備立憲，先從調整政府的組織入手。三十二年九月釐訂中央官制，仍留軍機處為行政總機關，此外設立十一部，每部以尚書一人為最高長官，侍郎二人為次官，其餘九卿衙門都併入各部。這種改革，雖不圓滿，但比舊制好多了，因為從前的六部滿漢尚書各一人，侍郎各二人，共六人主持，責任不專，遇事推諉。且咸、同以後各省督撫權大，六部成了審核機關，本身幾全不舉辦事務。經此改革，各部的權力集中了，譬如新軍都歸陸軍部直轄，更可掃除軍隊私有之弊。無如制度雖改，而人事方面仍為親貴所把持，這些親貴，招權納賄，無惡不作，政治腐敗，簡直不成個樣子，內閣改組以後，十一名尚書發表，漢人只占五名。比以前六部滿漢各一的比例還差了。所以漢人對 於這種改革，並不心服，總覺得他們是缺乏誠意的。以往西太后和光緒帝爭權，滿清的親貴以為維新就是漢人得勢，所以聯合起來，煽動一切的反動勢力，打倒新政，藉此排斥漢人。庚子以後，他們又假改革為名，以收取漢人的政權，並且鐵良和良弼想盡了法子把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奪來了，欲鞏固滿清統治的地位。這種把戲，漢人豈有看不出來的？所以光緒三十三年雖設資政院於北京，作為中央的民意機關，設咨議局於各省，作為地方的民意機關。次年又頒布憲法大綱，並規定九年為預備立憲時期，後又縮短為五年。而漢人始終不相信，以為他們不過藉此敷衍民情，擱置立憲，反覺得清政府是我民族復興的唯一障礙，非打倒它不可，因此革命的潮流，就日益澎湃了。
當時國內的報紙，早有倡言排滿，不稍避忌的，如光緒二十九年的上海「《蘇報》案」，就是最好的例子。《蘇報》的主筆章士釗介紹鄒容的《革命軍》，說：「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沖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章炳麟作《駁康有為政見書》，並說：「載湉（光緒帝）小丑，未辨菽麥，固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類此的激烈話很多，清吏以政府的名義向上海會審公廨控告他們，平民與政府聚訟，也是從來未有的事情。結果鄒、章雖判處二三年的徒刑，而此案已轟傳全國了！但是章炳麟等尚非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黨員。及同盟會成立，主張革命的人物才聯成一氣，分頭活動，「革命黨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就完全到了實際行動的時期了。其先黃興與馬福益等在湖南謀起義，事泄失敗，三十二年始有萍醴之役，劉道一等死之。這時日本政府應滿清的請求，強迫國父離開日本，他就率領胡漢民等到安南，在河內成立革命的總機關，發動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欽廉上思、雲南河口共六役。前仆後繼，清廷防不勝防。三十四年國父又被迫離開安南，乃漫遊美洲，專事籌款，把一切計劃，交黃興、胡漢民執行。這時清廷最感受威脅的，還是革命黨人的暗殺團。最初由中國教育會的領導人蔡元培所組織，後改為「光復會」。徐錫麟是最著名的首領之一。他在江浙一帶活動，又到安徽混入官 場，擊殺巡撫恩銘。女同志秋瑾在紹興也被牽連遇害。前後作暗殺工作的，尚有劉思復之擊李准，吳樾之擊五大臣，熊成基之擊載洵，汪兆銘、黃復生之擊攝政王，溫生才之擊孚琦，陳敬岳、林冠慈之擊李准，李沛基等之擊鳳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但這種革命的「烈德」，真使滿清親貴，人人自危，奪其氣而喪其膽，為革命運動增加不少的助力。
黃興、胡漢民在廣州運動的新軍，宣統二年起事，又失敗了，他們都深感憂慮。國父召集他們到檳榔嶼，加以鼓動，遂決定一種大規模的起義計劃，先占廣州，然後北伐：「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難，就是這計劃的實現。軍事上雖失敗了，心理上則大成功，因為革命精神，從此深入國民腦際，到處滿布著火藥，只有乘機待發而已。適巧清廷宣布鐵路國有的計劃，給革命黨人一個很好的利用機會。本來鐵路由人民經營，資本不夠，成績不好，進行很慢，應當改良。宣統三年慶親王奕劻的皇族新內閣成立，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乃奏請借外債修路，把粵漢、川漢兩路都收歸國有，這政策並不能算壞。但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滿清政府早已喪失了人民的信心，何況民營公司的股東又要損失大財源呢？因此引起多數人的反對，革命黨從中煽動，竟成了大革命的導火線。
同盟會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廣東，自黃花崗失敗以後，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就想利用長江流域為革命策源地，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原想準備幾年再起事。及四川、湖北、湖南爭路風潮擴大以後，清廷用武力壓迫，人民也誓死反對，四川更有抗糧罷市之議，群情尤為憤激。黨人遂決定秋間在武昌起事。但以革命黨的機關被破，名冊被搜去，於是倉卒間於八月十九日（即十月十日）就發難了，新軍的炮兵營和工程營的官兵，由熊秉坤、蔡濟民二人領率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澂並未抵抗出走了，新軍統制張彪也逃走了，武昌便為革命軍所據。他們臨時強迫官階較高（協統）、聲望較好的黎元洪出任鄂軍政府都督。風聲所播，只一個多月，湖南、江西、江蘇、安徽、陝西、山西、山東、浙江、福建、雲南、貴州、廣東、廣西、 四川、新疆、甘肅十六省相繼獨立，河南、直隸、東三省也有革命軍起義，並沒有一處發生劇烈的戰爭，清朝就土崩瓦解了。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會，公舉國父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組織參議會，制定臨時約法，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國民革命算是初步成功了。清朝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只好請袁世凱出來挽回大局。袁世凱原是繼李鴻章而操軍政大權的漢人，滿清親貴都很嫉視他。宣統即位，其生父醇親王載灃攝政，因為袁世凱戊戌告密，以致光緒帝被幽，他想為兄復仇，立刻勒令回籍。但北洋軍人都是袁世凱訓練出來的，隱隱中仍握有實力，所以起用他作湖廣總督，不久又組織內閣，這種臨急抱佛腳的辦法是不易生效的，結果袁世凱表面與革命軍商量議和，陰促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四十七人電請速定共和政體，並有「帶隊入京」之語，清帝就不得不被迫退位了。袁世凱為清室只謀得了退位後的優待條件，為自己卻攫取了中華民國的首任大總統。
辛亥革命的成功，雖說出於「意外」，但從歷史上看，二百幾十年的民族革命之醞釀，二十七年的國民革命之奮鬥，都是那最短時間十七省光復的因子。革命黨所假借的主要力量有二種：（一）會黨，（二）新軍。會黨原是老革命集團，經國父之提撕，更加活躍，以後新軍的聯絡，華僑的資助，大半由他們來幫忙的。但這種集團，以下級社會為基礎，不能隨時代而改進，逐漸變成江湖上的惡勢力，殊覺可惜。新軍是從淮軍防營蛻變而來，仍系漢人的武力，用新法操練，所以容易接受新思想。但它也有兩派，一是比較有系統的北洋新軍，一是比較散漫的各省新軍，他們雖為革命助力，但究竟來路不同，所以後來就變成軍閥了！袁世凱真是一個幸運兒，他利用多年革命的成果，以取代滿清，又利用北洋軍人的擁護，以壓迫民黨；他原是反革命勢力的繼承者，帝制自為，毫無足怪，只是二百多年所造成的民族復興機會，被他的私心白白犧牲了。他是民族一大罪人。但他以一個非文非武，毫不成材的政客，如何能有這種重要的地位！還不是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的心血所造成而遺留給他的！六十年間湘、淮軍獲得的漢人勢力之成果，也被他吞食了。他尚不能體察這種機會 的難得，把它輕輕放棄，足見他的聰明才智有限，玩一點小權術又算得什麼本領？結果還不是等於自殺麼？清末革命黨人那種為國奮鬥，不顧生死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值得我們讚嘆！然而破壞有餘，要建設又感覺知識不足了，他們不了解三民主義，不能聽國父的指導，以致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只是把民族復興的障礙掃除了，取得中華民國的形式，而民族內在的種種困難，又接踵以起。國父本於這些經驗，遂不能不從新創造基幹，而有十三年的組黨建軍，以為完成國民革命的本身力量，不再假手他人了。所以才有國民革命第二期的成功，以及最近抗戰建國的事業。近代史實昭示我們，只要我們能依照國父的遺教邁進，民族復興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他已經在任何方面——無論文化、政治、經濟等都替我們鋪好了光明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