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九章 東方帝國主義之壓迫
第一節 修好與侵略
日本和我國的關係，在古代是若斷若續的。他們要侵略中國，從豐臣秀吉起，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才有所謂大陸政策。九十年前，日本還是閉關自守的時代。荷蘭人勸幕府開港通商，他們沒有答應。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美總統斐爾摩（Fillmore）派艦隊長培理（Perry）攜帶國書駛入江戶，要求通商。這樣才打開了日本的門戶。當時日本的人民，也和中國人一樣的排外，稱外國船為「黑船」。因為商約是江戶幕府訂立的，復集矢於幕府，於是有「尊王攘夷」之說，有「王政復古」之事，幕府把大權歸還給天皇。這是一八六七年，正值明治天皇即位，明治天皇是個有作為的人，他注重維新事業，用新黨來管理政治，歷史上稱為明治維新。可是在明治以前，日本的藩侯，業已派留學生到歐美，利用西洋的船炮，訓練新式的軍隊了。留學回國的新人物，更進而改革法制，廢除封建，聘用客卿，從事近代化的建設。不久又把國體改為君主立憲，召集國會，釐訂憲法，采仿西洋的文物，摹擬德國的制度，國勢日臻強盛。但是它的土地，只有區區幾個島嶼，隨著新工業產品的激增，人口一天天的繁殖，不免發生向外侵略的野心，加以日人秉性尚武，自然就變為新進的東方帝國主義者了。維新以後，他們有所謂「南進政策」，要向太 平洋的海島去發展，有「大陸政策」，要向中國的沿海來侵略。最使他們垂涎的地方是台灣、福建、朝鮮和東三省，在明治以前，日本諸侯島津齊彬就發表過這種意見。他說：「英法既得志於清，勢將轉向而東，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命將出師，取清國之一省，而置根基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武勇於宇內。夫清國沿海諸地，關係於日本國防者，惟福州為最，取而代之，於國防有莫大之利焉。」明治以後，當然更加積極了。不過日本的外交，向來是雙管齊下的：即一面修好，一面侵略。同治十年，日本派伊達宗城為正使，與李鴻章會議於天津，訂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這個條約是平等互惠的，和西洋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不同。但日本人非常佻皮，他們總要求和西洋各國的條約一樣。李鴻章說道：「西洋各國，此國商民至彼國，悉遵該國規矩禁令，遇有訴訟事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審辦，領事等官，不得擅專。中國與西國換約之初，多因勉強成交，又不深悉歐洲習俗，致受誆騙，約已換定，無可如何！每見領事官作威作福，心實不甘。」本來領事裁判權和關稅協定，都是他們不諳國際法隨便讓去的，怎麼能再受日本人的「誆騙」呢？所以我國堅持彼此均享有領事裁判權及關稅協定。理由非常正大：「日本與中國相去較近，非但貴國市舶絡繹前來，即中國賈帆亦聯翩東渡，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故措詞均用綜括，以昭平允。」日本沒有法子要求了，只好互換。但換約的大使，他們的外務卿副島種臣自請前來，是有特殊作用的。一則他要以大使的資格，首班請覲，顯出日本的國際地位；一則他要矇混總理衙門，遊說各國公使，對台灣的事體不加干涉。果然在他回國以後，日本就向台灣進兵了。這是它開始向中國侵略的一種嘗試。因為當時琉球的帆船，遭颶風飄至台灣，為生番劫殺五十四人。既而日本小田縣民四人也飄到遭害。日本人正好藉詞侵略台灣，遂於十三年派西鄉從道率陸海軍前去征討。熟番望風投降，生番竭力抵抗。清廷聽見這個消息，連忙下令沈葆楨率精兵萬人入台，督促日軍退出。日本因為英美駐日公使有違言，乃派大久保利通來北京交涉，結果經英使威妥瑪調停，付給撫恤銀十萬兩，修道建房費四十萬兩了事。這一次日本雖未達到侵占台灣的目的，但他們還張燈結 彩，慶祝勝利，似乎有一種格外的收穫，就因和約第一條說：「日本此次征台灣，系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為不是。」這不是已經默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地了麼？原來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隸屬於中國，歷五百餘年，按期進貢，未曾中斷。但在明萬曆三十年（一六○二年）日本人把它隸屬於薩摩藩，擄其國王，監督他們的財政。從此琉球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未曾遇面，所以這種奇怪現象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到同治十一年，日本藉口台灣事件，向琉球行果決處分，夷為藩屬，通告各國，代辦他們的外交。後來更進一步催促琉球改換年號，不再入貢中國。琉球王覺得對中國世修貢職，謹奉正朔，不便擅自更改，因此堅決回絕了日本，同時知道日本必不肯干休，立刻遣使向中國告急。恰巧我國內有新疆回亂，外有伊犁交涉，形勢十分緊急。雖然左宗棠主張「寧讓俄人一步於伊犁，不可不出全力制日本於琉球」，無奈自顧不暇，只得完全放棄。光緒五年，日本派軍艦數艘，前去琉球，廢了琉球王，改為沖繩縣，琉球從此滅亡。事後中國力爭不得，只好作為懸案，適美總統格蘭脫（Grant）漫遊東亞，調停兩方，遂把琉球斷送給日本。然而日本的野心，並不止此，它還要侵略朝鮮、台灣，中日兩國的衝突，依然無法避免的。李鴻章早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才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安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自從台灣、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一般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朝鮮，琉球或可不爭，朝鮮則勢在必爭，所以他們都注意籌劃如何保存朝鮮。因為朝鮮的地位在我們的國防上，極其重要，它可以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朝鮮在日本的國防上，地位也很要緊。朝鮮在我們手裡，日本尚覺不安，一旦被俄國和英國所占，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朝鮮也是日本必 爭之地，因此引起了甲午戰爭。
第二節 朝鮮之交涉
朝鮮和中國的關係，大約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自從周初分封箕子於朝鮮，便隸屬中國版圖，做東方唯一屏藩。清朝未入關以前，就征服朝鮮，冊為屬國了。同治初年，朝鮮國王李熙年初，他的生父李昰應攝政，號稱大院君。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傷教士，堅不欲與外人通商。朝鮮和日本因為鄰國關係，素常交好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對韓外交，由對馬島的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交涉也改由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日本往來，並規定「與日本交涉者處死刑」。副島種臣來聘時，曾經責問過中國，總理衙門的回答說：「中國對於高麗，雖與冊封及正朔，然其內政與和戰，皆高麗自主，與中國無關係。」這雖是實在的情形，但無形中已把宗主權放棄了。日本國內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論」。除了打破日韓外交的僵局外，還有四個動機：（一）可以洗刷豐臣秀吉失敗的恥辱。（二）可以防制歐洲列強，如英、俄，使不得植勢力於距日最近之地。（三）和中國爭奪朝鮮，可以表示日本是東亞的強國。（四）征韓能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謀出路。並引起國民一致對外，使息止對於政府的譏評。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即日本明治八年）日本軍艦「雲揚號」因測量朝鮮沿海和中國牛莊等處，經月尾島，停泊江華灣。日兵乘坐小艇，上溯漢江。朝鮮炮台守兵望見，連忙開炮轟擊。「雲揚」艦立刻應戰，攻破炮台，奪得永宗城，捷報達到東京，主張征韓者更有所藉口。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原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新事業未達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制輿論，不能不有所舉措。於是一面派黑田清隆及井上馨率艦隊到朝鮮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面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避免中國的阻抗。
森有禮和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方始終堅持朝鮮是我們屬國，如日本侵略朝鮮，就是對中國的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是有名無實的，因為中國在朝鮮不負任何責任，既不負責任，就沒權利。可是黑田和井上在朝鮮的交涉成功了，他們所訂的《江華條約》，承認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開埠通商，這就是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並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朝鮮雖都把條約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朝鮮不守本分，中國實為傳統的觀念所誤。照中國的傳統觀念，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就夠了，第三國的承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朝鮮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日韓訂約過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我們也隨便的容忍了。但是朝鮮的問題，李鴻章自始就特別注意。他認定日本對朝鮮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朝鮮只圖通商和傳教，在這種形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朝鮮的權利愈多，它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年李鴻章寫給朝鮮要人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與泰西各國次第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廢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
無奈守舊黨並不覺悟，等到光緒七年李星應完全失勢，新黨以外戚閔氏為中心，組織新政府，訓練新式軍隊，次年才由中國介紹，與英、美、德、法各國訂通商條約。不久他們又發生了內亂。李昰應鼓動兵變，誅戮閔族要人。圍攻日本使館，公使花房義質逃回本國，陸軍中尉掘本被殺（朝鮮聘他來訓練新軍的）。李鴻章因丁憂在籍，詔促速返。署直隸總督張樹聲采鴻章幕僚薛福成的建議，立派軍艦三艘抵仁川，又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朝鮮京城，平定內亂：一則 表示中國的宗主權，一則防備日本。吳長慶誘李星應議事，遽揮隊擁之登輪，送至天津，羈押保定，把亂黨擊散。日兵後來，無所藉口，只得脅迫朝鮮訂《濟物浦條約》，除賠款謝罪外，又許日本駐兵京城，護衛公使館。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駐在朝鮮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把朝鮮滅了，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臺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須備向日本宣戰。張說：「日本外無良將，內無謀臣，師船不耐風濤，官兵未經戰陣。」鄧說：「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這些人未免看事太容易，李鴻章看得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一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為自雄之術。今年遣參政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復遣有栖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赴義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為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樂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昔年戶部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無如指撥之時，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移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
這次辯論終止以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爭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朝鮮的政局，已形成兩黨對壘之勢。一面是開化 黨，其領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諸人，後盾是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面有事上黨，領袖即閔泳翊、金允植、伊泰駿諸人，後盾是中國駐韓的慶軍前敵營務處幫辦袁世凱（中國駐韓商務官為陳樹棠），這一派是聯華的，想托底於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與袁世凱所代練的朝鮮軍，對方有日本使館的衛隊及日本軍官代練的朝鮮軍。在中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不能抬頭，既起以後，竹添就大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暇，哪能顧朝鮮。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光緒十年（甲申）十月十七夜，洪英植在郵便局設宴請外交團及朝鮮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竹添稱病不至。忽報鄰屋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先埋伏的兵士所傷，金玉均等跑進王宮，宣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衛。竹添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的手裡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布獨立，派開化黨人組閣。十九日袁世凱帶兵進宮，朝鮮衛兵做內應，雙方夾擊日軍，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到了袁世凱手裡。洪英植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著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統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本在吳長慶的幕下，吳氏移防金州，他被留在朝鮮代練新軍。這時年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的負起責任，制止對方陰謀，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總理朝鮮通商交涉事宜」的全權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超過了它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國際輿論，大都不以為然。日本政府只得召回竹添，和朝鮮訂《韓城條約》，責償金十三萬元。光緒十一年，又派伊藤博文來中國，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朝鮮駐軍，但將來韓國有事，兩國均得出兵，惟事先須行文知照，事定即行撤退。從此日本對朝鮮也和我們有同等的權利了。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是英、俄兩國因為阿富汗的問題， 幾致開戰。它們的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為預防俄國海軍從海參崴南下，忽然占領朝鮮南端之巨文島，俄國遂謀占領朝鮮東北的永興灣。朝鮮人看見日本不可靠，有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朝鮮得勢，都慫恿中國在朝鮮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朝鮮在中國手裡與英國全無損害，倘到俄國手裡，則不利於英甚大。日本也覺得朝鮮在中國手裡，它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裡，簡直是日本的致命傷。不過這種積極政策，李星應也曾經建議過，李鴻章並未採納，他的態度似乎是保守的。我們看他寫給洪鈞的信說：
朝鮮蕞爾國，為東方全局所關，英、俄兩雄，尤若視為輕重。英懼俄占據朝鮮海口，經略太平洋，故力勸我收回朝鮮，非助中而仇韓，實忌俄也。俄懼英之說行，則中英之交益密，將合而拒俄，是黑海之盟，復見於東方也，故屢請我立約，兩不侵占，非防中而助韓，實忌英也。兩雄相忌之際，中國正可擇便而行。今用英之說，則力有未能，而俄先不能無事；用俄之說，則彼此樂於無事，且聲明永不侵占，而英亦或可勉從。前年索還巨文島時，曾與俄署使拉得仁會議中俄互送照會，彼此約定，永遠不占朝鮮土地，旋因彼於照會內，不肯明言是我屬邦，中旨未允。今之所言，自是重申前說。今日事勢與前更殊，韓日趨於危亡，岌岌不可終日，盡人皆知，逼處大國惟有一俄，彼求訂立專條。永不侵占，自屬有益無損。
又寫給袁世凱的信說：
韓事日就敗壞，不易挽回，執事在彼三年，苦心調劑，隨宜補救，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豈不洞察？所以迭奉箴規者，特慮神鋒太雋，亦呂侯戒元遜十思之義也。近讀來示，深穩有識度，進而益邃，至為快忭。德尼論朝鮮事一篇，荒謬絕倫，尤集矢於執事，其誣罔之詞，原不足辨，而於執事持大體，得眾 心處，自不能掩，各國亦多不直其邪說也。
德尼（O. N. Denng）是李鴻章薦給朝鮮的美國顧問，他和袁世凱爭權，乃著《朝鮮論》（China and Korea）一書，力詆袁氏，鴻章信中所說指此。袁世凱當時頗為灰心，屢次求調，李鴻章更勸勉他說：
目前情勢，操縱兩難。橫覽人才，亦無以易執事，非漫為勉留也。韓王之錮蔽，似已無可挽回，目前除卻「持大端不苛小」六字別無辦法。所望平心靜氣，愈加講求交涉之宜，維持一分即補救一分，將來局面，或有變遷，或有十分穩當可代之人，自當時時留心，終不使執事久居危疑之地也。嘗論執事現在所處地位，終軍之使南越也，而其事寄則班超之護西域也。終童之失在輕銳，定遠在西三十年，將行告任尚，亦惟以嚴急清察為戒，而歸於簡易持大綱，任笑其平平，終以僨事。可知定遠三十年中，深沉含宏蓋不少矣，其語深遠可味，今亦願執事為定遠之平平，無為任君之察察而已。
從這幾封信里可以看出李鴻章對於朝鮮的政策是消極的，只要維持宗主的體面就夠了。袁世凱少年氣盛，他要把握朝鮮的財政、郵電、海關。朝鮮派公使到各國去，事先未向中國商量，袁世凱一面阻止，一面請示辦法，李鴻章回復道：「韓國公使至任地之時，必先至中國公使館，由中國公使介紹訪問駐在國之政府，而後韓國公使，得任便訪問。又駐在國宮殿內之祝賀公席享宴等，韓國公使必坐中國公使之下坐。有重要事件時，韓國公使必問中國公使意見，以養成宗屬之誼。」然而朴定陽到美國，沒有遵守這些條件。中國責問朝鮮，把他免職。這時我們在朝鮮實行宗屬政策，威權地位都提高了。日本最初怕英、俄插手，所以不加牽制，後來看見中國的勢力膨脹，不免起了嫉妒的心思。李鴻章始終感覺著對朝鮮「操縱兩難」，對列強連日本在內，都不敢得罪，徘徊瞻顧，毫無主見，及事機既迫，仍然持重因循，著著落後，這是他失敗的最大原因。
第三節 中日甲午之戰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這是甲午戰爭的直接起因。本來朝鮮自甲申亂後，政權復歸舊黨，舊黨又分事清、事俄兩派，鬥爭很烈，國事日非。當時民間有歌謠說：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
可見政治腐敗人民怨恨的情形。東學黨就利用這種民不聊生的時候，揭竿而起。他們以東學相號召，排斥西教，刺取儒、佛、老之說，雜以迷信。用「明人倫，誅污吏，匡政府之秕政，救生靈於塗炭」作標語。一般排外守舊痛心虐政的人，都相率加入。崔時亨為領袖，陷據金羅、慶尚兩道，韓兵往討，迭次失利。袁世凱促韓廷向中國乞援，李鴻章並未考慮到可能引起的影響，還以為「上國體面，未便固卻」，遂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一千五百人往朝鮮，並按照《天津條約》通知日本。日本原來惟恐朝鮮不亂，一方面派浪人內田良平等組織「天佑俠團」，往助東學黨，使他們的勢力蔓延；一方面由駐韓代使杉村及駐京領事荒山，極力慫恿袁世凱、李鴻章出兵平亂，故意設此圈套，以為侵略朝鮮之口實。果然我兵方到牙山，日本駐韓公使大島圭介也率兵到漢城。亂黨聽說中日大兵前來，完全逃散。其實他們造亂的地方，離漢城尚遠，該處並無日本僑民。日本在幾天內，就派來七千多人，列陣於仁川、漢城間，韓廷屢次阻止，知道它「包藏禍心，危在呼吸」。只好希望中國兵先撤回。李鴻章即電令葉志超準備撤退，並照會日本，同時撤兵。無奈日本正決心挑釁，不但不撤，反續有增加，「在軍事上取得先發制人」的優勢。可是韓亂既平，他們所謂保護僑民便無所藉口了，各國又多不以日本之出兵為然。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 光，乃商量用一種外交的手段，轉換形勢，忽提出由中日兩國派出共同委員，改革朝鮮內政。換句話說，就是共管朝鮮。非有結果，決不撤兵，如中國不贊成，日本就以獨力來擔任。據陸奧宗光說：「余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兩國關係，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時日本政府的狡獪和野心，已昭然若揭。可憐清廷和李鴻章卻蒙在鼓裡，毫無察覺。
中國不答應日本的改革朝鮮內政方案，自有正當之理由，但這些理由對入室露刃的強盜來講是沒有一點效果的。清廷和李鴻章還只用口舌與公文來和日本爭辯，堅持非先撤兵不可，實際是中了日本人的詭計。當時英國駐華公使頗熱心努力於善意的調停，總理衙門毫無識見，未能應付得宜，致英國退處於中立的地位。俄使喀西尼向李鴻章說：「俄已勒令日本與中國商同撤兵，如日不遵，恐須用壓服之法。」殊不知喀西尼雖願意幫忙，俄政府是不願插手的，李鴻章誤信此言，上了大當。過了幾天，杳無消息，鴻章雖亦覺得壓服是空言，但總以「俄廷迭電該使調處，必有收場」。甚至於俄使已表示「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強勒日人」，鴻章還希望英、法、德、美出來調處。並說「兩國交涉，全憑理論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力戒牙山弁兵，勿與計較。葉志超電陳二策：上策速派大軍由北來，與葉兵相呼應，免致進兵無路；中策速派商輪將牙山駐兵撤回，秋後再圖大舉。謂若守此不動，徒見韓人受困於日，絕望於我，軍士露處受病，殊為可慮。鴻章以上策「似須緩辦」，中策又慮「示弱」。結果不特貽誤戎機，並且予日人以從容布置之時間。總而言之，他始終不願和日本打仗，但他對日本的要求，又不肯讓步，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實在是莫明其妙。
這時中國和日本的輿論，都十分激烈，一意主戰。翰林院學士文廷式對於李鴻章的依賴調停，軍事觀望，頗多指陳。他說：「倭人無故忽用重兵，名為保商，實圖朝鮮，人人共知。而中國之辦法，尚無定見，北洋之調兵，亦趦趄不前，坐失事機，天下事尚可問乎？李鴻章立功之始，藉資洋人，故終以洋人為可恃，而於中國治法本源，不 甚留意，故一有變端，徬徨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禮部侍郎志銳更說：「李鴻章與譯署大臣主持此事，一味因循玩誤，輒藉口於釁端不自我開，希圖敷衍了事。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猶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只求無釁不可得也。該大臣等專恃外國公使從中調處，以圖退兵之計。事起之初，則賴俄使；俄使不成，復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將誰易？既無可恃之勢，又無可假之權，全憑口舌折衝，雖英俄各使逞辯譸張，果能化弱為強，強日人以就我範圍乎？敵情本有虛實，邊患更有重輕，壯我之氣，而後可以講和，充我之力，而後無妨言戰。勢無可緩，計不必疑！」像這一類奏摺，都不得謂之無識見。惜乎主持朝政的人，都是些闒茸不負責任之流，清廷諭令各大臣會議決定，仍是一面備戰，一面和商。
日本壓迫朝鮮，改革內政，韓王不得已，設了一個校正廳，派申正熙等任改革委員，與日使協議。日使更向朝鮮提出「哀的美敦書」，迫使中國軍隊出境，並宣布廢棄中韓間一切條約，限三日內答覆。這時袁世凱覺得「坐視脅陵，具何面目」，請准回國，經手事交唐紹儀代辦，幾天前已離韓回津。韓王手足無措，只得以「將來請中國政府核辦」含糊致覆。大島圭介遂於六月二十一日，率兵直入韓宮、擄韓王，擁大院君主持國政。原來大院君囚羈保定，早已放還，袁世凱本要利用他抵制閔族的，實際未能做到，而大院君怨恨中國，反被日本人利用，因成立所謂「日韓同盟」，矯詔「不再入貢中國」，並托日兵驅逐在牙山之華軍。中日戰爭就這樣的啟幕了。李鴻章在袁世凱回來以後，才知道韓事急迫，我軍孤懸牙山，非添派援兵不足應變，乃派陸軍由遼東至平壤，並雇英商船運兵赴牙山，由海軍護衛。二十一、二日因日軍正演「逼宮」一幕，我軍安然登陸。二十三日，日軍艦忽襲擊我軍艦於牙山口外之豐島。「廣乙」受創坐礁，「濟遠」逃回旅順，「操江」被擄而去。英船載兵的「高升」號被擊沉，士兵九百餘人，全遭覆沒。這是甲午第一戰。二十六日，日軍逼牙山，我軍逆戰於成歡，以一當五（我只五營，日兵萬餘人），不支敗退，仍繞道達到平壤。志超捏報獲勝，清廷迭諭獎賞，朝野喜慰，真 是一幕滑稽的悲劇。於是清廷通告各國，日為戎首。七月一日，兩國同時正式宣戰。
李鴻章最注意海軍，南北洋艦隊，業經成立六年，雖未添造新船，但北洋艦隊就有鐵甲艦二艘、巡洋艦八艘、炮船十二艘和水雷船六隻。比日本的海軍噸數高，他們占世界海軍第十一位，我們是第八位。我們的主力艦「定遠」和「鎮遠」各七千三百餘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我們的船「質重行緩」，最快的每時僅行十五六海里。日本的船都是後造的，每時可行十九至二十三海里。它船上的炮，也比我們的多，而且放得快。我們的艦隊編制不齊，日本的配合則比較適用。所以兩國海軍在質量上雖相差不遠，在效率上我們不如敵人。李鴻章也深知道「遲速懸殊，利鈍立見」，「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因此「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未可「馳逐大洋」。不料八月十八日，日本艦隊乘我海軍全隊護送陸軍到大東溝正要開回旅順的時候，突來攻擊。海軍提督丁汝昌，本是騎兵將領，未習海軍，他為人忠厚，頗有氣節，曾經大敵，迭著戰功。李鴻章早就改派他帶水師，並「屢赴西洋，藉資閱歷」，以為他情形熟悉，靠他來作個領導的將官。他以「定遠」為坐艦，艦長是劉步蟾。劉為英國海軍學校的畢業生，學科成績，確屬上等，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饒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由劉任總指揮。他們一發現敵艦的縷煙，就決定排人字陣式，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充戰鬥之主力。等到兩軍相望，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艦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我們的戰略既先失敗，同時在戰術方面，我們也不及人。「定遠」艦上的總炮手英人泰樂爾（W. E. Tyler）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遠就放炮，不要亂放炮，因為炮彈不多，必命中而後發。吩咐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預備幫提督指揮作戰，但二人言語不通，只好比手勢交談。劉步蟾忽令開炮，轟然一聲，把望台震塌了，二人都墜落受傷。黃海之戰，就此開始。鏖戰凡五小時，敵人炮 彈的準確，遠在我們之上。結果我五艦被擊沉，余均受傷，日艦損失不很大，我們失敗了。但丁汝昌輿疾督戰，劉步蟾進退指揮，尚博得西人的讚嘆。「致遠」管帶鄧世昌，欲撞日艦最快的「吉野」以俱沉，中其魚雷，奮擲自沉，死事最烈。方伯謙率「濟遠」脫逃，奉令正法，遺臭千古。自經此敗，我海軍聚守於威海，不敢再和日人交鋒。後來日陸軍由成山角登陸，擾攻威海後路，海軍從前面夾攻。我尚有戰艦十餘艘，匿不敢出，被圍劉公島，官兵皆喧噪乞命，劉步蟾、丁汝昌先後仰藥自殺，余艦降敵。李鴻章多年慘澹經營的海軍，乃掃地以盡了。
海戰失敗的那一天，正是我陸軍由平壤撤退到安州的時候。我軍入韓者，原有葉志超的蘆防六營，衛汝貴的盛軍十三營，左寶貴的奉軍六營，豐升阿的盛軍六營，馬玉崐的毅軍四營，共三十五營，以二十九營一萬四千人守平壤，葉志超總統各軍，置酒高會，漫無布置。而日軍以三四萬來攻，焉得不敗？幸而左寶貴守牡丹台，壯烈殉國，馬玉崐守大同江，肉搏血戰，猶不得謂前敵無人，若都像衛汝貴臨陣先逃，葉志超樹旗乞憐，那還成什麼話！李鴻章二十餘年所練的新兵，只這水陸兩戰，就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以後望風披靡，簡直不堪再戰了。最可恨的是旅順經營十六年，靡帑數千萬，有堅固的炮台，充足的軍實，將近三十營的守兵，偏讓日人從花園港登陸，不加過問。守旅順的營務處總辦龔照璵，未見敵人，即先逃走。敵人旅順，屠戮四日，全城僅剩下三十六人，滅絕人理。當時美國報紙說：「日本國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淮軍的聲威，從此算完了。清廷又想到湘軍，派劉坤一以欽差大臣駐山海關，而「紙上談兵，一味吹牛」的湘撫吳大澂率新募的湘軍二十餘營出關，未能守一牛莊，見敵即潰。遼東危殆，畿疆動搖，清廷不得不屈膝求和了。
這時一般輿論對李鴻章當然不諒解，群言繁興，謗書紛紛，都說李鴻章昏庸誤國，甚至說他媚日賣國，御史安維竣且請殺李鴻章以謝天下。其實李鴻章負不了這許多責任。朝臣中如翁同龢、李鴻藻等，一意主戰，痛哭流涕，但毫無辦法，只能掣李鴻章的肘。譬如海軍，李鴻章說：「自光緒十四年未增一船，丁汝昌屢求添購新式快 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在甲午戰前，李鴻章大閱海軍，英人曾建議：「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制勝。」因介紹二艦售中國。翁同龢長戶部，藉口款絀，加以阻撓，後來這兩隻船為日本購去，其一就是打沉我船最多的「吉野」。戰事起後，鴻章請撥二百萬購船，還有人說：「不知其意何居？」翁同龢說：「海軍乃生息之款，一時未能遽提。」然而這一年慈禧要做六十大壽，修理頤和園，京城內外，蹕道所經，到處都有「點景」，所費何止千萬？大半還是海軍的經費！戶部及南書房的人員都請停工，長麟說：「工匠人多，失業滋事。」翁同龢不得不敷衍的解釋道：「停工指以後尋常工程，其業經辦者不停。」翁同龢訴說部庫空虛。慈禧許發內帑二百萬兩，他就趕忙的掩飾道：「請暫緩，等需用時再說吧！」如此逢迎，真無心肝！光緒帝雖已親政，但大事仍出自慈禧，帝後兩黨，已顯然有了暗潮。帝初主戰，而慈禧主和，欲從速了事，以便「大開慶祝」，「廣納貢獻」。光緒帝不敢「拂意太過，於孝有虧」。任聽她撤書房，廢二妃，罷志銳（瑾、瑜二妃之兄），因為他們都是主戰的。像這樣的政府大臣，簡直視國事如兒戲，還要同外國打仗，無怪乎李鴻章發牢騷說：「中外論者皆輕視東洋小國，而臣久歷患難，略知時務，稔倭之蓄謀與中國為難，一意治民，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能撒手舉辦，遂覺稍形見絀。」但李鴻章為什麼不早力爭痛陳？即令清廷讓他「撒手舉辦」，他用的人能實心任事麼？他沒有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先存著一種敗戰的心理，不作準備，不肯犧牲，依賴外人，苟且了事，這是他的過失。可是他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確係實情。梁任公說：「當時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實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後來清廷宣布批准和約的苦衷：「瀋陽為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使徒御有驚，藐躬何堪自問？」只顧念幾根枯骨，一個老婦，哪裡知道有國 家民族和億萬群眾？再說日本人打仗雖出蓄謀，亦極慎重，明治天皇親到廣島督師，宿將謀臣，全體動員，我們的帝後還天天受賀聽戲，疆吏打電報，說空話，朝臣「欺矇」，「塞責」，「唯阿取容」，大家無可奈何，奏請起用恭親王奕 督師，他未出都門一步，只主張議和。前敵將領，彼此不相下，沒有一個真正的統帥。李鴻章雖然是個統帥，亦謂：「緩不濟急，寡不敵眾，鞭長莫及，毫無把握。」那時全國民眾，沒有幾個人知道和外國人打仗。而我們當局往來的密電，日本人全用錢買了去，牒報非常靈通。可是日本人的事情，我們絲毫不知。上下內外如此，焉得不敗！但李鴻章以古稀垂暮之年（七十四歲），馬關議和，被狙一擊，忍辱受窘，濺血報國，也有可以相當原諒的地方。
第四節 戰敗之影響——瓜分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是甲午戰爭的結果，朝鮮放棄，不用說了，我們還要割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增開商埠，准日本人自由住居營業，外國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權，日本都「利益均沾」。從此東方帝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駕齊驅，虎視眈眈，我們的國勢阽危，已達極點了。歐美人在戰前對我們尚有相當之重視，似仍不失為東亞大國，日本雖進步很快，在他們看起來，不過是能自立的小國，無關世界大局。戰後的態度，卻完全相反了。中國好像不可救藥的「病夫」，日本變為東亞的強國。這一次的戰爭，對於我民族的關係，可說非常重大。再說國際間從來是不論理不講情的，「個人有道德，國家無道德」，已是西洋人的成語。所以國家利害相同的就結合為盟友，利益衝突的，就變成了敵國。李鴻章不懂得這「強梁世界」的外交，還保持著「禮義之邦」的觀念，把國際看作私人的關係一樣，妄想各國「秉公說理」，加以援助，如何能不失敗？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於打算盤的，西方帝國主義原想在遠東大大的發展，但甲午以前，沒有積極推動，一則因為它們忙於 瓜分非洲；二則因為他們互相牽制，各不相下；三則因為遠東尚有中國和日本兩個獨立國家，具有相當抵抗能力。在中日戰爭進行的時候，李鴻章雖千方百計的請求它們援助，它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它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它們援助，而且愈願意出代價。同時它們又覺得日本雖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戰爭，無論誰勝誰敗，實是兩敗俱傷的，反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正趕修西伯利亞鐵路，對東北及朝鮮，垂涎已久，眼看日本的勢力伸張到大陸，它如何甘心呢？俄國的財政部長威特（Witte）是具有權謀的野心家，遠東政策由他決定。他要趁機會向中國表示恩惠，以達到「和平」侵略的目的。法國原與俄國同盟，對抗德、奧、意三國，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家想向遠東發展呢？德國和法國是世仇，為什麼竟與俄、法取一致行動？它的打算更妙：（一）藉此與俄國接近，以離間俄、法的關係；（二）推動俄國向遠東發展，在歐洲就不會多事；（三）防止日人占據中國的富源，又可以向我們索取報酬。這是三國干涉還遼的真實動機。他們在交換意見的時候，要求英國共同參加，英國本來對中國戰爭非常關心，曾運動過由列強幹涉，因沒有強硬的決心而罷。這時它不願作武力冒險，以得罪新興的日本，助長遠東敵國的成功，所以表示消極。三國的作法，十分冠冕堂皇。一方面它們向我們表示同情，說條約太無理，它們要援助我們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們那時正痛恨日本的情緒之下，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並且希望三國把遼東、台灣一齊挽回過來；一方面它們向日本提出所謂友誼的勸告，說日本占領遼東，不利於遠東和平，要它放棄，同時更作軍事行動的準備，以示決心。日本在戰後哪敢抵抗三國？只好接受它們的勸告，把遼東還給中國，索取三千萬的代價。我們覺得遼東不只值三千萬兩，所以對於三國的援助，自是十分感激。但二萬三千萬兩的賠款，中國如何能擔負？俄國又幫我們從法、俄銀行借款一萬萬兩，年息四厘，數目之大，利息之低，誠使我們受 寵若驚，俄國真是我們的好朋友，於是許多要人，都主張聯俄制日。
三國干涉還遼之次年，即一八九六年五月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行加冕典禮。清廷已命王之春往賀，帝俄政府向我表示，當中俄兩國特別要好的時候，中國應該派頭等大使作代表，才算給朋友面子，王之春位望太輕，難於接待。乃改派李鴻章前往。俄國非常高興，準備隆重招待，並派一個親王乘專輪迎接於朴塞（Port Said）。俄皇命威特負交涉之責，威特深知中國人的心理，所以和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首言日本可惡可畏，這是李鴻章願意聽的話，也是全國人士願意聽的話。這種心理進攻既然順利，威特乃進一步陳言俄國對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當中日戰爭之際，俄國本想參加，但因交通不便，俄軍未到而中日戰爭就完了。以後中國如要俄國給與有力的援助，中國必須許俄國修築鐵路橫貫東三省。原來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方修至外貝加爾（Tranbaikalia），路線發生了問題，如果繞黑龍江的北岸以達海參崴，路線太長，工程太困難。威特主張通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五百餘俄里。工程既易，土地亦肥沃。所以俄國援助中國，就是為的要借地築路。他們在還遼以後，曾經向我國表示，並派人赴東北查勘路線。我們覺得「後患甚大」，主張由中國自造，與俄路相接。李鴻章當然還是這種答覆。威特說中國人力財力不足，倘自造則十年尚不能成，將緩不濟急。如中國拒絕俄國的好意，俄國就不能再助中國了。這一句話把李鴻章嚇服了。於是他與威特簽訂密約，俄許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中國許俄建築中東鐵路。
中俄密約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其實不能全責備他一人。俄國向我們送秋波，彼此早就「心心相印」了，李鴻章不過是牽線的人。即翁同龢是向來反對李鴻章的，他任軍機大臣，經手辦理密件，在他的日記里，並未露出絲毫抗爭的意思，可見朝臣多以聯俄為是。但俄國既把中日問題捲入世界漩渦，李鴻章又引狼入室，開門揖盜，以後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國難都是那個密約引出來的。俄國何嘗想援助中國？不過想利用中東鐵路來作「和平」侵略的工具罷了。他們覺得要發展遠東的勢力，必須有一個完善的軍港和商港，海參崴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要找一個不凍港，非 向東北及朝鮮方面進行不可，日本占領遼東，就是他們絕大的障礙，所以他們認為干涉還遼是一舉兩得的最好機會。我們對國際智識太幼稚，不能利用列強的均勢去因應措置，只好任聽俄國的擺布了。
李鴻章離開俄國以後，就去聘問英、法、德、美諸國，各國對他都很拉攏，希望在他身上撿些便宜。德國本已取得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以為代索遼東的報酬，但它並不滿足。俄國有「借地築路」之議，它馬上就要求「借地泊船」。李鴻章在柏林沒有答應。駐華德公使乃直接向北京總理衙門提出，並指明索借膠州灣。我們怕列強紛紛效尤，自然是婉辭拒絕。光緒二十三年德皇訪俄，和俄國成立一種默契，就藉口山東巨野有德教士二人被害，忽然將膠州灣占領，中國迫不得已，只好在二十四年二月和德國訂租借條約，以九十九年為期，並把山東的築路權和採礦權都讓給它。從此山東就算德國的利益範圍了。中國的瓜分之禍，以這次交涉為起點，接著俄國租旅順、大連，還要修南滿鐵路，東三省成了它的勢力範圍。英國租借威海和九龍並保持長江流域的優勢權利，法國租借廣州灣，並要求兩廣、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指定福建為其勢力範圍，不准讓租與他國。除義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門灣，我們沒有答應，其餘都照辦了。這就是所謂「瓜分」。俄國和中國是同盟國，密約訂立不到二年，它和德國就先動手來宰割，我們費了三千萬兩贖回的遼東，原來是為它準備的，這還不算，簡直整個的東北都被它囊括以去，俄國還說，它是中國惟一的好朋友！當它強占旅大時，清廷尚以俄國來援助我們，維持均勢，供濟它軍艦的用煤。等到慢慢回過味來，已竟晚了！於是又有人主張「聯日制俄」，並且有人主張請伊藤博文作中國的首相，實行變法。「病急亂投醫」，真可為晚清的外交寫照。本來李鴻章的外交政策，是道光年間的新人物所謂「以夷攻夷」，但哪個夷人能被我們利用？結果是帝國主義「協以謀我」，愈鬧愈糟了：這時列強「磨刀霍霍」，中國「已成俎上之肉」。幸而美國把菲律賓占領，它的勢力伸張到遠東來，對中國這個偌大的市場，不能置而不問。於是他們的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向英、德、俄、法、日、意六國，徵得同意，宣言各國在中國已取得的權利，從此不相衝突，不管哪一國範圍 內的商港，都有同等的工商業利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因此我們才「苟延殘喘」的免掉了瓜分之禍。但是帝國主義的慢性蠶食，使中國經濟更瀕於絕境。我們的民族革命益發「任重道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