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八章 西方帝國主義之壓迫

第一節　同光年間之政治 清廷經過太平天國以後，號稱同治中興。其時內有奕 、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鎮撫岩疆，似乎景象一新，頗足有為。自強運動，維新建設，他們大膽的向前推進，使國防逐漸近代化，想在國際生活中找新出路，原來是不錯的。可惜他們只知道學西洋的科學，而不知道「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曾紀澤語）。還以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立國精神都是好的。其實他們的事業，就受了這舊制度和舊精神的阻礙。我們試分析一下當時的朝政，就可以明白了。咸豐帝在位十一年，內亂外患，紛至沓來，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他「以醇酒婦人自戕」，死於熱河。遺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同治帝是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子，他生母慈禧太后二十七歲，嫡母慈安太后二十五歲，載垣等自不重視他們。可是慈禧很有權術，居然聯絡在京的恭親王奕 、醇親王奕 ，於回京後把載垣等三人拿辦處死，於是太后「垂簾聽政」。主權操在兩個婦人手中，而慈安又老實不管事，一切由慈禧裁決。清末五十年的政治，實際上完全由西太后統制的。《頤和園》長詞所謂：「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官闈，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官才略稱殊絕。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 先，迅掃欃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及「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皆紀實也。照說奕 是咸豐的親弟，又負擁戴之功，人望所歸，宜可大有作為。無如有母后臨朝，就必有宦官弄柄，安得海浸浸用事，導後娛樂，「演戲一日，費至千金」。御史以是為言，慈禧反說：「本朝垂戒至嚴，不許其乘間進言，太監亂政之事，已成歷史陳跡。」然而同治四年罷去奕 的議政王號，固以慈禧把持專斷的私慾，也是安得海從中讒間的。後來安得海出京招搖，被山東巡撫丁寶楨「執而殺之」。奕 既與西後有隙，頗與東後相結，暗中贊成其事，大失慈禧的歡心，幸而慈禧的歷練還不深，不能不依重他。文祥是他很好的助手，辦事認真，十分廉潔，極盡孝道，又引用沈桂芬、李鴻藻等入軍機。但同治八年以後，文祥即多病請假。奕 原缺乏魄力，所以不能大行其志。同治帝十二年始親政。次年，因微行出痘而死，只十九歲，沒有繼嗣。慈禧利於幼主可以攬權，選定醇親王奕 之子（載湉其母為慈禧妹），才四歲的小孩子做皇帝，年號光緒。她所以不為同治立後，因為她不願做尊而不親的太皇太后，自己要垂簾聽政。光緒二年文祥病卒，七年桂芬去世，慈安太后亦崩（野史說是慈禧逼死的）。慈禧的威權擴大，奕 的勢力日孤，十年，軍機五大臣（奕 、寶鋆、景廉、李鴻藻、翁同龢），同時罷出。代之者為禮親王世鐸及孫毓汶、張之萬等，都毫無作為，而毓汶尤仰滿人鼻息。自此滿人政權又漸抬頭，慈禧更寵用宦官李蓮英等，貪污昏庸，卒釀亂階。總而言之，慈禧是一個驕矜的貴婦，她沒有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又極頑固，在英法聯軍入京時，她慫恿咸豐帝下詔殺巴夏禮，以示不屈，詔至時而巴已釋，她深以議和為恥，這與奕 委屈求全，徐圖自強的意見，根本不合，怎能希望她實行新政呢？ 然而西太后也不是一個平常的婦人，她有堅毅的能力，靈活的手腕，知識不夠，是受了時代教育的限制，我們不願過分的責備她。其實奕 、李鴻章一般的知識又夠麼？她維持滿清的統治權，始終依賴曾、左、李等勘定大亂，佐治中興，不因無識的滿漢人之排抵而移其信任之心，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奕 、文祥的自強事業， 常挾疆臣以自重，而成內外通力合作之局。不過這種任用漢人的政策，其端發之於文慶。他是咸豐朝的宰輔重臣，嘗說：「欲辦天下事，當重用漢人，彼皆從田間來，知民間疾苦，熟諳情偽。豈若吾輩未出國門一步，懵然於大計者乎？」他主張破除滿漢的界限，不拘資地用人。曾國藩辦團練的時候，大學士祁鴻藻就說：「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若不是文慶從中護持，恐怕曾國藩不得大用，而局面還不定成個什麼樣子。文慶卒後，肅順當權，更推行這種政策，他網羅許多的人才（郭嵩燾、尹雲耕、王闓運都入其門），整頓戶部的積弊，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均推服備至。左宗棠受樊燮的攀誣，幾乎不保，幸而肅順為之解脫，始獲重用。大學士彭蘊章還以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為言。祁和彭都是當時有聲望的漢人學者，其識見尚不如文祥、肅順，可見猜忌同僚，向主子獻媚的舊思想之為害了。慈禧以爭權殺載垣、端華、肅順，時人目為「咸豐三奸」，其實這三人何嘗是奸佞？而肅順「贊劃軍事，所見實出在廷諸臣上，削平寇亂，於此肇基」（《清史稿》傳語）。他們對清室很有功勞。慈禧沿用了他們重用漢人的政策，所以終有「同治中興」的盛況——雖然這盛況是由幾千萬人的白骨或赤血換來的。據《東華錄》載道光三十年和咸豐元年人口都超過四萬萬（尚有二三省未經冊報），至同治四年太平軍完全消滅，只有人口二萬餘萬，豈不是減少了一半？這數目未必確實，因為那一年有直隸、江蘇、安徽、浙江、福建、陝西、甘肅、廣西、雲南、貴州、巴里坤、烏魯木齊十二省處未經冊報。但就十五年間戰死、屠戮、饑饉、流亡、癘疫種種的慘劇來估計，大約幾千萬人口的損失是不成問題的（彭玉麟詩「屈指國殤三百萬，功成回憶轉心傷」，此指湖南一省人而言，合他省計之，當不止十倍於此也）。所以當時大江南北，到處「亂草沒人，家家皆有餓殍、殭屍。一片荒涼之狀，積屍臭穢之氣，大亂之世，凋喪如此，實耳不忍聞」。甚至以人肉為食，而且叫賣，「每斤三十文，後增至百二十文」（見《曾文正公日記》）。真是「底事洪羊浩劫成，大江南北慘難名；橫屍華屋多人臘，食血荒郊盡犬精」（彭玉麟詩）！然而亂事一 平，人口減少，田畝拋荒，招集流亡，墾植至易，為時不過幾年，而「復睹平世：孑遺之家，倉有粟，廚有肉，甕有酒，各醉飽以樂昇平，幾於道不拾遺，戶不夜閉」（見《飩夫書牘》）了。所謂同治中興時代，還不是循自然淘汰的定率，為中國歷史循環的老套麼？哪裡有一點政治的關係呢？況且「從古功成志滿，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奄寺即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矣；容悅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矣；屏逐之奸，即有窺此喜而巧其夤緣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於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諫，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後此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知，樂莫違，一人肆於上，群小煽於下，流毒蒼生，貽禍社稷，皆因一念之由喜而驕也」（侍郎吳廷楝疏語）。慈禧和同治都是由喜而驕，以敗壞天下事者，這還是由於中國舊政治制度的關係。因為專制即令「開明」，也不能適應近代世界潮流，救國家，救民族，何況又不能開明，以國事付諸一二婦孺之喜怒嗎？我們看英國在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怎麼樣？所以後來國民革命要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乃從歷史的經驗得來。 再就國防建設而言，李鴻章最注意的是海軍。他從同治九年（一八七○年）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做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共二十四年，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因為他的淮軍是全國最得力的軍隊，而他又勇於任事，最能對付外人，一切國際交涉，由他辦理。國防建設，全在他手裡，他看清楚中國的大患是日本，要防備日本，必需有海軍。倘使中國海軍能戰勝日本，就可以保護朝鮮，為中國北部的外藩。同治十三年他請分外海五軍，因經費支絀不果行。光緒初年，海疆日亟，始設北洋水師，大治海軍，乃立海軍衙門於北京，以醇親王奕 為督辦，鴻章為會辦，訂購德英鐵甲快船。經費又從哪裡來呢？中央的財政，早因多年用兵，庫藏告竭，毫無辦法，只有令各省協濟。各省封建思想都很深，不願出錢合作。協助的數目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按期十足發款。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為提督，林泰曾、劉步蟾為左右翼總兵。有鐵甲艦二、快船七，加魚雷艇等大小共二十八艘。在這個時候，光緒帝快要成年親 政，他和他的父親奕 怕西太后不願把政權交出來，乃定計改修頤和園，一則表示光緒對西太后的孝敬，一則使西太后耽於遊樂就不干政了。修園的費用很大，無法籌措，奕 和李鴻章商量，動用海軍經費。李鴻章不敢得罪他們，只好照辦。從此海軍沒有添購過一隻新船。王國維《頤和園》長詞有云：「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台沼追文囿。」已慨乎言之矣！況且海軍衙門是新興的事業，著名的「肥缺」，雖然各省協款不足額，而經手的銀錢還不少，發財的機會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炮比日本的大，但炮彈不夠，並且彈子所裝的不儘是火藥。官吏與外商狼狽為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這些事情，若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是不易發生的。奕 、李鴻章等的自強政策，所以不能貫徹到底，一半由於他們的知識魄力不夠，一半也由於社會政治的阻障太大。但他們費盡苦心，出來提倡，為新事業推進一步，已有相當的成績，卻不料後來發生很大的反動——戊戌政變和庚子拳亂，國事就更不堪問了。 第二節　帝國主義之性質 在同治以前，列強實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界都銷它的製造品。我們的門戶被它打開以後，廉價的棉製品侵占了中國的市場，武力壓迫的結果，我們的海關不能自主，內亂影響所及，上海租界的權力擴張，我們已成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俄國侵奪了東北廣大的疆土，又向西北來進展，法國和英國聯合侵略，更向西南屬國去蠶食。我們的邊境日削，主權日喪。在這個時期里，德意志統一了，義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復而又加強它的統一了。那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候。這些國家統一以後，隨著國內的建設和經濟的發展，使它們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到了相當的程度，就向國外發展，所以同治以後，帝國主義又加上美、 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厲害。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競爭以外，又有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況且這時的東方帝國主義——日本也興起來了，它距離我們最近，步武列強，首向中國實行所謂「大陸政策」。我們已在帝國主義者四面包圍之中，所以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咸豐年間之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民族革命的新對象，從道、咸以後，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我們應該了解它的真實性質：它是西方海洋文化的產品，本帶有掠奪的性質，和遊牧文化相似。因為互相劫掠不利，才形成交換物品的商業。因為商業注重財富觀念，才產生出近代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息。譬如英美兩國的資本多了，資本家在國內能獲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可是如果把資本投在中國、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達到百分之七以上，所以英美資本家競向未開發的國家投資。接受外國資本，也不一定就有害。譬如美國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建設大部分是利用英資舉辦的，結果英國的資本固然得了好處，而美國開闢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路原是借比國資本建築的，後來按期還本付息，那條鐵路就變為我們的了，比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國父雖反對帝國主義，卻贊成利用外資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力去獲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利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譬如清末的四國大借款及中東鐵路的建築就是很好的例子。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所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聯繫，要看它們投資的作用和條件如何。第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是商品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愈厚，困難在乎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價廉物美」，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迫。但在十九世紀末年，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 然國際貿易的大部分還是平等國家間之貿易，如英對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過於對其他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地最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用說了。但他們以一部分的商品，侵占了某國的市場，某國就成了它們的「次殖民地」。第三，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來的原料更多。日本及義大利是最窮的：煤鐵棉油四種根本原料，它們都缺乏。德國較好，但仍不出棉花和石油。那麼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使「次殖民地」的出口稅減輕，可以得到廉價的原料。然後使成本減輕，才能以廉價的製成品向市場競爭。雖然出賣原料的國家，不一定是受壓迫者，如美國的出口貨中，以石油和棉花為大宗，日、德、意都從美國購買這種原料，但它們絕不能向美國行帝國主義。可是，像我們這樣貧弱而富於原料的國家，就不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了。總之，資本主義可以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可以資灌溉，可以便交通，也可以泛濫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罷了。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為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資本主義的侵略大概偏於經濟方面，而以政治文化為附庸，美國在一八九八年占領菲律賓以後，就是這樣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三種性質：可以同時並進，也可以分途發展。譬如俄國在帝政時代，資本主義並未發達。而政治的野心特熾，它可以借法國的款子轉借中國，來實行侵略。中國以前也是帝國主義者，「萬國來朝」，「四夷賓服」，但我們從不派兵駐防，或干涉它們的內政，對於經濟方面，不但不剝削它們，還扶助它們，簡直是得不償失，這是為什麼呢？就為的讓它們「遠慕聲教，傾心向化」。這可以說是文化的帝國主義。遊牧民族和商業民族都有征服觀念，更可以實行帝國主義，而「商業民族就是新的遊牧民 族」（見德人斯賓格勒所著《歐洲之沒落》一書），所以帝國主義的色彩，尤為濃厚。但中古的亞剌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平等自由，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因此我們知道：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封建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有實行帝國主義的可能。我們所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五花八門，無所不有，所以我們的國難特別嚴重。 同、光間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只知道固步自封，破壞李鴻章諸人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夜郎自大，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權衡輕重，應付得宜。若照他們的主張，幾無日不與外國打仗，雖然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可是僨事的時候居多。 在壓力和反動力互相激盪的時候，我們的內部，又偏偏多事。太平天國雖平，而捻、回之亂仍蔓延各省，浸及邊疆。捻匪原是北方教匪的一種，「鄉人行儺逐疫，捏紙然脂，為龍戲，謂之拜捻。不逞之徒，聚捻成隊，明火執仗，公肆仇殺焚掠，俗呼為捻子」。其後捻子益多，因以一聚為一捻，或數人，或數十人。始自山東之兗、沂、曹、濟，蔓延於河南之南、汝、光、歸，安徽之潁、亳、壽，江蘇之淮、徐、海，湖北之襄、棗、鍾、隨。及太平軍據江南，遣軍北伐，捻匪的聲勢，便格外浩大，張洛行起蒙城，李兆受起霍丘，尤為其中渠魁。太平軍北伐失敗，李秀成就利用他們來牽制清軍。袁甲三、僧格林沁、勝保等先後奉命進剿，雖把張洛行擊死，李兆受招降（改名世忠），而苗沛霖以練總操縱其間，叛服無常，勢仍猖獗。他騙執英王陳玉成，卒為其部下所殺。然太平軍亡後，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都和捻匪相合，馳突陝、鄂、豫、魯諸省，僧格林沁以宿將窮追敗死。清廷命曾國藩督剿，國藩建「長圍圈制」之策，在徐州、臨淮、濟寧、周家口設四鎮防守，變尾追而攔擊，剿捻才算有方略。因為國藩所用的是淮軍，淮軍非李鴻章不能統帶，遂薦李鴻章自代，鴻章師其意為「守黃防運，蹙捻膠東」之計，並用堅壁清野的兵法。後來左宗棠也奉命督師，湘、淮軍會 剿，到同治六年，才把東捻（任枉、賴文光）打平。七年，才把西捻打平（張總愚）。可是這時西南西北的回亂正熾，左宗棠期以五年平定陝甘，回軍督剿，用屯田的策略，三路出兵，八年，陝西全平，進兵甘肅。九年克金積堡，北路寧夏一帶肅清。十一年，平河州西寧，南路亦定。宗棠進駐蘭州。十二年破肅州，陝甘回亂全平。回亂的原因，本由於漢回雜處，以宗教的關係，不免常有小衝突。官吏未能持平善處，集怨既深，乘機爆發。最初起事的，是咸豐六年，雲南大理杜文秀建平南國，稱總統兵馬大元帥，有追蹤洪楊革命的意思，規模擬於王者（宮門聯語：「天生英雄，扭轉中原世界；地出豪傑，奪回胡兒乾坤。」三和殿聯語：「按三尺劍以開基，重見漢高世業；著一戎衣而戡亂，依然周武功勳。」其志可知）。占領五十餘城，復派藍大順、藍二順擾及川、陝。後藍為多隆阿所剿滅，多亦戰死盩厔。文秀圍昆明二年余，卒為滇撫岑毓英所敗。同治十一年，飲藥自殺，首尾凡十八年。雖然內部亂事完全底定了，而回民因罹禍甚慘，甘回白彥虎率眾逃到新疆，和新疆的回亂連在一起，這正逢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俄人遂乘機侵占伊犁，引起嚴重的國際交涉，邊境從此多事了。 第三節　西北邊境之侵削 新疆自乾隆年間收歸版圖，至道光初有張格爾之變。清廷遣長齡、楊芬等平定之。八年，張格爾被擒，獻俘京師。同治三年，因陝甘回亂的影響，新疆南北路回民並起為亂：妥明據北路烏魯木齊，稱清真王。張格爾之子布蘇格偕浩罕將軍阿古柏據喀什噶爾。同治六年，布蘇格為阿古柏所逼走，遂代作南路領袖，稱畢條勒特汗。阿古柏本來是一個舞童，丰姿秀美，跳舞玲瓏，夤緣得法，做了浩罕國的將軍。既取布蘇格而代之，又和北路的漢人徐學功相結，進攻烏魯木齊，妥明走死。他統一了新疆，訓練新式軍隊，購買新式槍炮，很有縱橫捭闔的手段，奉土耳其為上國，和中亞許多回教國聲氣相通，又 聯絡英國，敷衍俄國，與訂通商條約。這時英國從印度向西北發展，俄國從裏海向東南開拓，印度庫斯山（Hindukush Mountains）一帶就成了兩國勢力的交點。它們都想利用回亂，排除中國的勢力，作他們侵略的口實，俄國首先占據了伊犁，英國也代阿古柏請求冊封。我們如果向新疆進攻，軍費就成了很大的問題。並且交通不便，民族複雜，面積甚大，再加以英俄的關係，在在都有困難，成敗毫無把握。清廷方面究竟怎麼辦呢？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辯論：左宗棠奉督辦新疆軍務之命，他主張進攻，奏說： 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隔有蒙古。徙薪宜遠，曲突宜先。……臣一介書生，位極人臣，今年已六十有五，何敢妄貪天功！惟伊犁既歸俄有，阿古柏又據喀什噶爾，若置之不問，必有日蹙百里之勢，後患何堪設想！ 李鴻章在北洋負海防外交的責任，又值日本窺伺台灣的時候，他主張放棄，理由是：「新疆自歸中國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承平無事之時，歲需兵費三百餘萬，費內地人民無數之脂膏，徒收數千里無用之曠地，已為不值，是失之無損，得之反有害，即可恢復，亦不過一無窮無了之地而已。且海防為中國腹心。密邇京師，一旦有事，京師動搖，邊塞猶中國之肢體，縱新疆不守，亦難危及京師。」他注意沿海各省，因為沿海各省，是中國的精華。而且中國的大敵是日本，日本在維新以後，一心一意的謀我，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制，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與其經營新疆，勞費而無把握，「師老財病，慮生他變」；莫如集中物力人力來建設海防，開發腹地。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部自然就有辦法了。他二人的主張，各有理由；左的識見宏遠，議論激昂，比較來得動聽；李則顧及現實，先其所急，似乎更覺合理。但李鴻章的真正意見是這樣的：「俄鷹瞵於北，英虎視於南，土耳其、波斯通其西，危機潛伏，即勉強收 復，今昔異勢，將來亦斷難久守。而喀什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並與俄、英立約通商，已與各大國勾通一氣，不獨伊犁為俄久踞已也。揆度形勢，俄先蠶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願中國得志於西方。而論及中國目前力量，勢不能專顧西域。」他總覺得英、俄、土必助回以抗我。殊不知俄、英兩國在新疆也是衝突的，阿古柏的外交，是聯英拒俄，土耳其更有何力量？況且新疆是我們的領土，焉能隨便放棄？平定內亂和對外戰爭究竟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他未免太持重了。其實省下幾個錢，也未必能用於海防建設，以後的海軍經費怎麼樣？他注意防備日本，但甲午仍不免於敗績！他口口聲聲「振興中國，必須統天下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新疆能說不在「天下全局」之內，而必須放棄，才算統籌麼？他的主張失敗是當然的，因為這像是「顧頭不顧尾」的政策。我們並非事後以成敗論人，而左宗棠畢竟是近代了不起的人物，我們不應該說他行險僥倖，以免使進取的事業家灰心！ 左宗棠意氣之豪，布置之密，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他預籌軍餉，國庫沒有錢，只好借洋款，兩次共借一千萬兩，大半是英國滙豐銀行的。採運糧食，設哈密、鎮西兩局，一年就積存約四千萬斤。而俄國更由宰桑諾爾代運廉價的糧食五百萬斤。可見在實際上英、俄人反為我幫忙，這恐怕出於李鴻章的意料之外吧！宗棠用「剿撫兼施，糧運兼籌」的策略，光緒二年六月，劉錦棠（劉松山侄）就率湘軍直抵烏魯木齊，白彥虎退。又三月而北路肅清。光緒三年三月，進軍南路，十餘日，即克達坂、託克遜、吐魯蕃三城。阿古柏知事不可為，乃服毒死。其子伯克胡里仍在喀什噶爾稱汗。駐華英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更代為遊說，請立為保護國。宗棠奏駁說：「安集延非無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別為立國？即欲別為立國，則割英境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示私恩？……英人陰圖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強我新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臣勉效駑駘，不顧目前成敗利鈍。英使如論回事，請向肅州大營，臣自有以折之也。」這是何等氣概！英人方才啞口無言了。九月劉錦棠長驅直入，所過回城，多開門請撫，因為阿古 柏最殘暴，浩罕人姦淫回民婦女，誅求無厭，故回民不服，歡迎清軍，大有徯後來蘇之意。所以在兩個月內就把南疆完全收復了。白彥虎、伯克胡里之眾，退入俄境。其時浩罕已為俄所滅，惟安集延尚在，俄助其汗及殘回內犯，亦為我軍大敗遁去。新疆全部底定，只有伊犁的問題了。 原來俄人占據伊犁，是它趁火打劫的慣技。它在咸豐年間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強占了我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方英里。現在俄國的阿穆爾省及東海濱省，包括海參崴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同治十年，它看見阿古柏戰敗妥明，勢力已達吐魯蕃，乃為先發制人之計，突然將伊犁占領，以便對回疆作包圍之形勢。清廷向駐華俄使提出抗議，俄使答覆說：「清廷威令，久不行於此地，載諸約章之通商，往往不能如約保護。今伊犁之吉爾吉斯人屢掠邊境，防禦無策，不得已始占領之。然在俄國蓋未嘗思吞此地也。故欲待清國之威令，能行於此方，度可以保國境之安全時，然後退還。」在俄人的意思，以為中國一定沒有力量平定新疆，俄國可以永久占據伊犁，並可壓迫阿古柏，蠶食全疆（俄人並曾聲言代收復烏魯木齊，派兵往襲，為徐學功所敗，遂不復進）。誰知左宗棠大兵一到，回亂完全削平。自然出於俄人意料之外了。清廷根據以前俄國的覆文，要求退還。俄人無所藉口，只得堅索保守的費用，因循推託。光緒四年，清廷派崇厚為全權大使，到俄國去交涉。崇厚只曉得伊犁兩個字，其餘一概不問，乃訂《厘窪薩條約》（Treaty of Livadia），只收回一座空城，把四面的沃壤險要，盡行割讓，並允許許多重要的通商權利，又償款五百萬盧布。此約傳至北京，一時朝野沸騰。清廷不肯批准條約，並議處崇厚死刑。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初露頭角，主張備戰，博得一般士大夫階級之同情。俄國政府亦大怒，聲言交涉決裂，令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海參崴開到日本洋面。其實西北利亞總督已告俄使，謂軍力不敵左宗棠，要求讓步。左宗棠的見解是：「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不止，此可為嘆惜痛恨者矣！」他主張「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以求勝」。 換句話說，就是先用外交來解決，而以武力為後盾，且有長期抗戰的意思。這見解不能算錯。尤其是他說過就分兵三路，準備進取伊犁，自己先到哈密，舁櫬以行，誓不生還。耄年壯氣，令人興奮。但李鴻章原不贊成用兵新疆，更何敢與俄人開釁？他又不敢冒天下之不韙，公開講和，只好使用手段，把戈登請來。清廷以為戈登帶過常勝軍，在打太平天國時，立功不少，都很信任他，就問他的意見如何？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應先預備三件事：一、遷都西安；二、長期抗戰，至少十年；三、滿人放棄政權，因為長期抗戰中，滿人政權一定不能維持。倘使三件事做不到而冒昧打仗，簡直就是瘋子。」清廷聽了戈登的話，始決心求和。特召左宗棠入京備顧問，以和緩戰機，並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商改條約。 曾紀澤是我國當時最了解國際形勢的外交家，他不主張打仗，他說：「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日而語，伊犁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於俄未有所損，而兵戎一起，後患方長。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爭為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於東方。是其意不過欲藉伊犁以啟釁端，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他請先赦崇厚罪以緩和俄人感情，然後赴俄運用外交手腕，經幾十次辯論，才換回了大部分的土地及通商權利，但償款加到九百萬盧布。他是根據國際公法，條約未奉政府批准，不能算正式成立去交涉的。英國駐俄大使稱讚他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它已占領的土地，曾侯（襲其父國藩爵）要算第一人。」他自己卻說：「此次俄人輕棄已得之權利，全由俄土戰後，財殫力竭，其君臣雅不欲再啟釁端，故得從容商改，和平了結。誠恐議者以為俄羅斯如此強大，尚不難遣一介之使，馳一紙之書，取已成之約而更改之，執此以例其餘，則中西交涉，更無難了之事。斯言一出，將必有承其弊者。」這種不矜不伐，操心慮患的態度，真不愧為曾文正公之子！可惜他以後竟未得大用！這是誰的過失呢？從此清廷才知道邊防的重要，把新疆改為行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南方面又發生問題了。 第四節　西南藩屬之喪失 中國雖然也是帝國主義者，有很多的屬邦，如緬甸、暹羅、安南、琉球、朝鮮、尼泊爾等，可是我們對屬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僅僅希望它們來朝貢，並不去干涉他們的內政和外交，更沒有殖民通商的經濟政策。這些屬國對中國的關係也很淺，不過按期納貢，新王即位請求冊封。倘使國內有變亂，還可請中國援助，事後中國並不要絲毫報酬，所以我們對屬地是有給與而無獲得，屬地對我們是只擁戴而不仇恨。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第一，因為中國文化的關係。古代聖王，都以「平天下」為最後目的，「大同」為理想境界；雖然不易達到，總想求得一個外形，從前是「積德累仁」，使「四夷傾心向化」；後來是「耀武宣威」，使屬國點綴朝儀，似乎有些傳播文化的作用。第二，因為國防外線的關係。如光緒七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說：「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辟，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河山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觀此可知屬國是代我們守門戶的。不過這兩種作用，到近代都變了。西洋各國船堅炮利，可以直攻我們的沿海，打進我們的京城，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而我們受人家的侵略，自顧不暇，還有同化屬國，保護屬國的力量麼？倘使那時人能看透此點，和蘇聯革命初年毅然決然放棄帝俄的屬國一樣；或者不至於貪虛名而受實禍了。 光緒初年，列強專以侵奪我們的屬國為事。日本滅琉球，是乘機巧取；英國並緬甸，還要假惺惺的准緬甸朝貢中國；法國侵暹羅，後暹羅變法自強；藏邊三小國——不丹、尼泊爾、哲孟雄，早為英人囊中之物。我們都無暇過問，只有安南、朝鮮的問題，卻引起了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因為安南、朝鮮和中國的關係，比一般的屬國不同， 年遠情切，唇亡齒寒。今先述安南之事。法人侵安南，在康、乾時代就下手了。咸豐八年，法西（西班牙）聯軍進攻安南。同治元年，訂《西貢條約》，迫割邊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康道爾群島與法。同治六年，法又襲取永陸、安江、和仙三州，下交趾完全為法人占領。法國人因為湄公河不適航運，又把目光轉移到北部的紅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法兵攻陷河內。安南無力抵抗，只得向劉永福乞援。說起劉永福來，真是我國的民族英雄。他原在廣西天地會黨人吳元清（自號延齡國主）部下，後來會黨失勢，他就率眾入安南，立中和團黑旗軍，代平白苗之亂，受越王官職，據保勝，拓地七百餘方里，儼然為「北圻長城」。黑旗軍攻河內，法人出戰，永福冒死衝鋒，斬首數百，殺其少佐葛爾勒（Francis Carnier，《劉永福歷史草》作駙馬安鄴）。法人見軍事不利，即誘安南結和親條約，認安南為獨立國，外交須受法國監督（一八七四年）。清廷抗議無效，也沒作積極的干涉，從此便把安南斷送了。光緒六年，法國依約在安南通商，海口設置兵備。曾紀澤在俄京，致書法國外相，申言中國對於安南，有完全的宗主權。並且聲明和親條約中國不能承認。八年，法海軍大佐李威利（Henri Riviere）率兵至河內，欲攻安南，安南王急召劉永福御之。九年，永福以三千人逆戰於紙橋，大敗法兵，斬李威利。其右營管帶楊著恩（智仁）亦陣亡。（先是永福戒著恩：「戰洋人不可急。」著恩曰：「見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雖死，願任先鋒！」）法政府乃命駐暹羅領事赫曼爾（Harmond）為東京理事官，陸軍少將波歐（Bouet）急赴東京，指揮軍事。他們因為安南全靠黑旗兵保護，所以一面派兵由河內攻山西，牽制黑旗兵；一面由海防攻順化，直逼其首都。雖山西方面完全失敗，而順化方面，要寨盡破。安南政府大懼，立刻向法人求和。乃締結保護條約，以越南為法之保護國，並逼令永福退軍山西。這時中國朝野都主張以武力援助安南。張佩綸、陳寶琛、張之洞諸人特別激烈。清廷派雲貴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樹聲，辦理邊防，統率大軍入安南，彭玉麟做欽差大臣，總理廣東軍務，籌防海口。並授劉永福記名提督，令其進圖河內。李鴻章始終要集中力量，籌備海防，並且深知自己的實力不如法國，不敢輕於一試。奕 贊成 李鴻章的意見，言官交章論劾。西太后一方面怕輿論的指責，一方面又怕引起戰爭。反而借詞說奕 委靡因循，把軍機五大臣全都罷黜了。當時曾紀澤再向法國政府抗議，聲明：「越南服屬中國，已二百餘年，冊封貢獻，克盡以小事大之禮，普天下皆知。同治年間，越南北境一帶，盜賊潛滋，我中國特命出師，為之驅除盜賊，所用兵餉，不下數百萬，原為保護屬國起見，亦普天下所共知。」法國政府竟乾脆的回答道：「法國之保護安南，並非今日起，在一八七四年已然，現惟重堅舊約而已。」曾紀澤見法國態度強硬，為斡旋和平起見，特別讓步，主張：「東京秩序，歸中國恢復，法國撤退東京之兵！至紅河通航之件，中國政府必竭力副法國之希望。」哪知法國政府，不承認中國對東京有發言權，直接拒絕。交涉至此，外交上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曾紀澤立刻電告清廷，力主一戰。並致書李鴻章說： 某居西洋五年，經營此事亦逾三載，明窺暗察，以為必須御之以剛者，厥有數端：法人之性，欺軟怕硬，雖誇大而喜功，實躁急而畏難，輕於發端，怠於持久。吾華備戰愈顯，則了事愈易，備戰過遲，法人既已獲利，則吐出較難。一也。法人之夙志，非徒並越，而特顯以越為根基耳。粵邊之煤礦，滇中之金礦，無不垂涎，此間人之著作，多可為證。然則吾輕讓屬國，即是自撤藩籬。二也。壽昌江經海防入海，海口有島名倍達隴，為東方船埠，法人慾建為水師總埠，吾華後患，何可勝言？三也。英人垂涎於西藏，俄人垂涎於高麗，皆視我因應越事以為進止。琉球無甚關係，不爭可也；東京乃臥榻之側，亦不聞問，豈不召各國弱小者之姍笑，強梁者之覬覦乎？四也。我之懼法，不在陸而在水，不在滇、粵一帶，而在沿海各口；然英、德、俄、美已訂私約，倘華法開仗，四國雖旁觀不助，然不許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許輕擾各埠。如此則法人逞志甚難。知難則易退，我示以不讓，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法之本國，朋黨相競，政出多門，非各黨同心，斷難成大功於數萬里之外，而各黨冰炭參商，絕少齊心之日。六也。法人於西洋無一友邦，內顧多憂，則遠謀 易餒。七也。我若謹慎太過，則人視我之國，不如馬達加斯小邦，視我官兵，不如劉永福奔竄之孑遺也。此辱何可暫忍？八也。 這封信對於當時的情形，分析得十分清楚，曾紀澤主張強硬交涉，「以速其退」，「備戰愈顯，了事愈易」。可是李鴻章知道中國兵不能打仗的，岑毓英到了安南，節節敗退，奏稱：「糧盡勢孤，退守邊境。」所以他堅持和議政策。光緒十年五月，以廣東稅務司德人德璀林（Detring）的調停，與法國海軍艦長福祿諾（Fournier）會議於天津，訂立中法媾和草約。承認法國與安南的條約，撤退中國在安南的軍隊，這個協定，似乎法國應該躊躇滿志了。不料法國人在諒山，強迫廣西駐軍，立時撤退。因此發生了衝突，互有殺傷。駐軍法使巴特納（Patennotre）更進一步要求清廷賠償兵費一千萬鎊，後減至三百二十萬鎊，發出最後通牒，迫我答覆。我國士大夫階級，本來不滿意李鴻章的和約，都一致主戰。然而清廷仍相信李鴻章的話，以為法國決不毀約開戰，所以舉措不定，沒有表示顯明的態度。七月初六日，法將孤拔（Courbet）藉口諒山事件率海軍攻福州船廠，這時主持防務的，就是主戰派的激烈分子張佩綸，他是個文人，不懂軍事，因奏劾李鴻章出名，清廷故意派他去做船政大臣，結果他一聽炮聲就逃跑了。我們大小十一艘兵船，倉卒應戰，被打壞九艘，自鑿沉二艘。左宗棠苦心創辦的船廠也轟毀了。清廷忍無可忍，才發表宣戰的上諭。但軍事方面毫無計劃，陸路各軍，亦不能「迅速前進」。孤拔移軍東向，占據基隆，宣布封鎖台灣。幸而劉銘傳守台南，法兵難以擴展。孤拔北上經營的策略，法政府也未予採納，不久他就死在澎湖了。這時兩方面都不願戰事擴大，暗中進行和議。光緒十一年二月，法軍由諒山進攻鎮南關，我軍皆潰退，適廣西提督馮子材及總兵王孝祺來援，獨當中路前敵。子材年近七十，短衣草履，帕首持矛，揮軍應戰，大敗法人，乘勝於十三日克復諒山，李鴻章覺得「倘借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否則又兵連禍結」。曾紀澤也說：「此時議和，尚覺體面。」原來法國和英國有埃及問題的沖 突，又因禁運米案遭英美的抗議，國際形勢，頗為不利，所以它始終是「不宣而戰」。是月十九日（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遂在巴黎成立草約，以遵守天津協定為原則。中國代表卻是一個海關職員英人金登干，由總稅務司赫德派去的。清廷即下令諸軍停止戰事，退還邊境，將士大都扼腕憤恨，彭玉麟、張之洞也發電力爭。但已成定局，不能更改。四月二十七日，李鴻章與法使會於天津，訂立中法媾和條約，大旨以天津、巴黎兩草約為基礎。而安南從此正式讓給法國了。英美人說：「這戰爭雙方均未得到光榮的勝利。」（見《遠東國際關係》一書）我們的邊疆藩屬，被帝國主義者蠶食殆盡，然而伊犁索回已失之土地，諒山獲得陸軍之勝利，尚屬差強人意，猶為西洋各國所「敬重」。及日本帝國主義強大起來，中國才「江河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