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七章 曾國藩與李鴻章
第一節 曾國藩之經世學與湘軍
曾國藩是滿清命運的挽回者，李鴻章是晚清命運的支持者：二人關係清末五十年的大局，以後推翻清室，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也是受他們的影響。他們是科舉出身的人物，代表士大夫階級，打倒了異教的領袖洪秀全。對於民族的革命可說是罪人，但他們在無形中轉移了滿人的政權，功過亦足相抵。況且以他們的時代和所受的教育，只能使他們那樣做。我們不宜責備賢者，究竟他們是中國第一流的人才。曾國藩尤其是近代偉大的人物，他不僅要救滿清，而且要救中國，不僅維持我國的舊文化，而且提倡科學的新事業，他的思想見解，超越當時的士大夫階級——李鴻章是他的得意門生。否則他們不會有那樣的成就。但是他們產生在中國舊社會環境，壓迫他們不能達到救中國的目的，他們不能負失敗的責任，我們應當平心靜氣的原諒他們。
曾國藩是一個農家子，生於湖南湘鄉，比洪秀全大兩歲。他祖父「鑿石決壤，講求農事，飲豕養魚，排難解紛」。他父親「積苦力學，不獲大施，發憤教子，指畫耳提」。祖父「氣象尊嚴，凜然難犯」，父親「屏氣踧踖，愉色如初」。可見他稟受的遺傳性是有剛有柔的，一切要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他二十八歲成進士（道光十八 年），選入翰林，「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及從唐鑒、倭仁游，「專以義理之學相勖」，「始致力於宋學」。每日必為日課，痛勸責。如壬寅十月初八日記云：
何丹溪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與人辦公送禮，俗冗瑣雜可厭，心亦隨之紛亂，尤可恥也。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復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與子貞談久，躬不百一而言之不作，又議人短，頃刻之間過惡叢生，皆自好譽之念發出。
十一月初八日記云：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不墮壞更甚乎？尚靦顏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丹黃幾十葉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為者？平生只為不靜，斷送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他的課程是「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完全用理學慎獨的工夫。在修養上他收到很大的效益。但他的學問，並不是純粹理學。唐鑒告訴他說「經世即在義理內」，他似乎不以為然，他要把經世學從當時人所謂義理、詞章、考據三途中另闢一門，他說：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 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突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聞。
他解釋經世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後來又標出禮學的名目，就是史學和政治學二者綜合起來的。在他的《聖哲畫像記》中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他推崇馬、班的「經世之典」，和杜、馬的「經世之大法」，而謂：「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樂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伍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顯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他的微旨是什麼？就是要繼顧、秦之後來講經世的禮學。所以李鴻章說：「公為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禮之。』」（《曾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燾也說：「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典禮。以為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曾文正公墓志銘》）可見他們所謂經緯萬匯的禮學，就是經世之典的史學和政治學。他不滿於漢學的支離破碎，欲以綜合的經世學來改造舊的社會文化。所以他說：「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核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原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復夏弢甫書》）從他的治 學方法和態度中，都可以證明他不是純粹的理學家，而是一個經世學家。他要「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舍經世的禮學而無由。因為經世的禮學，才是孔子的修齊治平一貫之大道。考據、詞章、義理都不免偏於一隅了。中國文化被他們割裂誤解，堆砌蹈虛，無裨實際。以致遺毒流傳，社會停滯腐化，而猶日事於漢宋頓漸之爭。他洞悉癥結，標榜經世，在學術上先有一番改造，然後才能有他的偉大事功。
他的事業可分兩方面：一是平定太平天國，一是提倡自強運動。其根基都建在他所編練的湘軍。湘軍原是地方的團練。在咸豐初年，各處亂事蔓延，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只知私鬥搶掠。如《湘軍志》所說：「兵妒勇益甚，所屯則私鬥，戰敗固不救，反陷之。潮勇橫恣罷遣，歸乃益盜掠，公奸良民婦衢市，所至焚殺，愚民以為官兵不如寇，則倡偽議，謀通賊，及結盟拜會相梃起矣。」金和《秋蟪吟館詩鈔·兵問》道：
可知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煙床鴆毒甘，博局梟采負。帳下蓄村童，路上 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隊惡聲取。縱免將軍誅，可告汝家否？
當時官軍的腐敗情形，在金氏詩中，描寫尚多，最妙的是有一隊赴援東壩的官兵，「九日行自此，將五十里也」。又有兩軍因強姦而互哄的官兵，「從來攻城時，未見今日武」。清廷也知道官兵不中用，遂獎勵人民自辦團練，「堅守鄉里，以免土匪乘機搶掠」。可是各省的團練有名無實，只有曾國藩在湖南督辦的團練，特別出色。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軍隊素質上，曾國藩不要游卒滑弁，只擇「鄉民壯健樸實者，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日有一日之效」。這些人原來是民間自衛的武力，有切身利害的關係，沒沾染官場的惡習，保持著我國農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所以比較容易訓練。這是湘軍的第一特點。在編制上，湘軍以五百人為一營，營分四哨，哨分八隊，有劈山炮、抬 槍、小槍、刀矛諸隊，合親兵六隊，共三十八隊，每隊正勇十名或十二名，什長、伙勇各一名。數營設統領一員。水師每營三百八十八人，快蟹、長龍船各一，舢板船八，有槳、櫓、舵、頭篙、炮手、艙長等。既有固定的組織，較之綠營將帥「莫知營制」，自然好得多了。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在訓練上，他們「日閱所部軍，訓練有法」。令「營兵月六日合操」，尤其注重精神教育，他以維護名教倫常作軍隊的精神基礎，營官都是兵的導師，所以能訓練成功一個有主義的軍隊，人人為主義而奮鬥。國藩所謂「非秘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是也。這是湘軍的第三特點。在官佐上，他以「營將積敝不可用，純用書生為營官。率皆生童，以忠誠相期獎」。所謂「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而後可以言戰也」。書生雖然未經行陣，但他們是孔孟忠實的信徒，國藩忠實的同志，能「爭奮搏」，大有「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的精神。這是湘軍的第四特點。在糧餉上，國藩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餉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他知道綠營待遇太薄，又不按時發放，是不能打仗的。後來因錢多銀少，行對放之法，以銀錢各半搭發，然而折合一兩率多給五百文（市值每兩一千五百文，糧台發二千文），暗作津貼，所以每出征必先籌辦糧台。這是湘軍的第五特點。在人事上，他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以加強軍隊的團結力。所選官佐幾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中興將帥別傳》湖南有八十七人，湘鄉居其半）。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所以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因此他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六特點。但最重要的，還是曾國藩的領袖人格和他引用人才的方法。他平生所致力的是經世學，經世就是古人所說的「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中國古代政教不分，官師合一，所以領袖必須兼備「聖」「王」雙層資格，有聖人之「體」，然後才能為王者之「用」。倘有體而不得其用，如孔子，亦可稱為「素王」，這是經世學的最高目的。秦漢以後，政教分離，精神領袖和事業領袖，就不必兼備於一 身。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注重事業者，又往往忽略精神的基礎條件，難得兩種領袖同時合作，因此社會也就不能平均發展，而經世更被人誤解為功利主義了。曾國藩發聖王經世之義蘊，具雙層領袖之資格，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都有特殊的造詣，乃發之為「汗馬勛名，問牛相業」，確屬有體有用。當時人稱他為「聖相」，他可以當之而無愧。其何以能達到這種境界？因為他確實認識經世學的目的是「明道救世」，要明道救世，必須先有「公誠之心」。國藩即以此二字感召同僚，改革社會，他的精神教育是他終身事業的基礎。他覺得政治的改造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造。而精神改造又必須先有一二人出來倡導，他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先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黨徒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已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原才》）
他實實在在做到了轉移習俗，陶鑄人才的事業。他「飽閱京洛風塵」，痛恨當時的官場「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他就「慷慨激烈軒爽」，「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在他辦團練時，「純用重典，以鋤強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雖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後來奪情再出，一以柔道行之。嘗曰：「吾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可知他的剛柔互濟之道，是中庸而非鄉愿，是經世而非功利。他最初經過許多的困苦艱難，滿漢大臣，官僚官兵，都 嫉妒他，排斥他，他總是逃避，但絕不妥協。他兩次失敗自殺，都被部下救起，但毫不灰心。卒以一二人心之所向，造成了黨徒蔚起的人才。他時時牒府縣，托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以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他羅致一般人才在幕府中，軍事政治，道學名士，無所不有，每日同食論道，加以長期的觀察和訓練，用當其才，不循所私。如李元度失徽州，則奏劾之；李鴻章才氣不羈，則折磨之；左宗棠性剛行峻，則譽揚之。他保薦左宗棠率楚勇，援浙江，李鴻章練淮軍，援江蘇；卒成大功。然而左、李在幕府中不過舉人進士的資格，能一躍而任疆圻。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一些理學家皆由苦戰得功名，用人之道不同，但一以「公誠之心」處之。左宗棠常常罵他，後來甚至於絕交。但他說「左公謀劃精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薦其「取勢甚遠，審機甚微」，「才可獨當一面」。左宗棠西征，他二人雖不通音問，但「為籌的餉，不遺餘力，又選部下之健者以助之」。這是何等的風度！他薦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李、左任江浙，李續宜調安徽（原授彭玉麟，彭力辭），清廷命他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節制四省。照事理上看這是當然的，但他一再奏辭說：「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其實左是他的朋友，既薦其「才可獨當一面」，而又節制之，非特不易相處，且亦無此力量。事業專注才能成功，騖多不敬，最易僨事，我們應引以為鑑。清廷說他「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實在他的用心處人，為學治事，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說是理想人物。以他的人格學識和駕馭人才的方法來和洪秀全比，不知要高出若干倍，洪秀全怎麼能不失敗呢？
第二節 曾國藩與自強運動
曾國藩維持了滿清，維護了舊文化，但滿清和舊文化都不能救中國，所以他進一步提倡自強運動，要購買試造西洋的輪船槍炮，以「夷器制夷」。他說：
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夸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
於是「購買外洋器物，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就成為當時維新的一種趨向，叫做「洋務」。這是甲午以前所通用的名詞，凡奏摺公文、論說條陳均用之。其意大約指關於洋人的事務而言。所謂洋人的事務者，如制槍炮、設船廠、遣留學、立學校，無一不是為辦海防而設，即所謂以「夷器制夷」是也。不過以前只有海防的理論，這時始有洋務的事實，此種覺悟，完全是由西洋的壓迫而來。英法聯軍之役，曾國藩雖未身當其沖，但西洋人的勢力，已深入長江，而國藩方負督師之責，在長江一帶作戰，他豈有不受影響的。據薛福成說胡林翼在安慶有這樣一段故事：
楚軍圍安慶，胡文忠親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難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飆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太平必滅，文忠業已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而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得矣。閻敬銘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林翼是湘軍中的「蕭何」，他巡撫湖北，治軍籌餉，為國藩後援，與官文（湖廣總督）交歡，推美讓功，披肝瀝膽，延攬人才，調和諸將，在中興名臣實居首功。他的資格比國藩入翰林還早二年，然而謹事國藩，護持國藩，以屬禮自居。國藩嘗說：「林翼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他對於國事的憂慮，不在乎太平軍，而在乎「洋人之勢方熾」，因為外國人用輪船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往來長江，深入無阻，給他的印象最深。林翼如此，國藩更不用說了。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以為在長江一帶作戰，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在衡州、湘潭造船，仿閩越船制，「以意為之，屢改乃成」。及克安慶，正值北京議和的時候，「陰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機所，試造一小輪船，而「行馳遲頓，不甚得法」。同治二年，遂派第一個留學美國回來的容閎（廣東人，字純甫，著有《西學東漸記》）出洋購買機器，足見他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然而發自強運動的端緒者，則系當時所謂識時務之大臣，如奕 、文祥等。他們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許多教訓，確切認識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當時有名的大將如僧格林沁、勝保在京津和外人交鋒，都致慘敗，便是最明顯的例子。西洋人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可見西洋人不是以前所想像的「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按約撤兵，交還首都及廣州，足證外人也守信義。我們自應謹守條約，徐圖自強。自強之道，據他們說：
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在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雇用洋人，製造教導，請飭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其天津通商之處，如或可以設法照辦，亦擬籌款辦理。
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造為先。自洋人構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迨咸豐年 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外洋如英法諸國，說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堅炮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堅，與炮之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有技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現在江浙尚在用兵，託名學制以剿賊，亦可不沾痕跡，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制，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此又勢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軍威大振，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這時內外一致，講求自強，就成了一種運動，而曾國藩實負籌維之責。因為他是兩江總督，上海是他管轄的通商口岸，最便和外國人接洽。他保舉李鴻章到上海編練淮軍，鴻章與外人往來最多，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Gordon）統帶的常勝軍。所以他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曾數次致書國藩說：
薛公（煥）每以洋酋宜疏不宜親相規，而鴻章之營則無日不有洋人過從，實苦煩擾，然因此氣脈通貫，遂無敢播弄脅持之道。……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人所能及。……洋酋僉雲，該兩國君主，禁炸彈入中國。英酋前與鴻章辦常勝軍事，雲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即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軍亦歸無用。蓋常勝軍粗立戰功，僅賴幾件炮火，其勇並非精強也。鴻章惟深以中國兵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恣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鴻章現雇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造炮器具。又托英法提督各代購大炮數尊，自本國寄來，大約今年（同治二年）底可漸集事。每思外國兵丁口糧貴而人數 少，至多以一萬人為率，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炮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致用，遂與英法相爭雄長。中士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李鴻章請曾國藩倡率「自強運動」，他們就在同治四年創設江南製造總局於上海虹口，容閎所購的機器，亦歸併此局。這是中國維新事業的第一幕。雖然以前奕 、文祥曾奏請在天津訓練新軍，托總稅務司赫德購買炮艦，設立同文館於北京，鴻章亦設廣方言館於上海，但只是前奏工作，自製造局成立，始正式輸入西洋的工藝之學，並翻譯外國書籍。次年，左宗棠復奏設福建造船廠於馬尾。並附設船政學堂，延英法人為教習，這和製造局是自強運動的兩大事業，其端皆發於曾國藩而左、李成之。外國人為甚麼這樣樂意幫助中國？實際上還不是為他們自己作買賣。戈登是清廷的命官，他一面帶常勝軍打仗，一面又替英國人賣槍炮，和太平軍勾結，「明攻暗助」，真正好笑（參看拙著《李鴻章蘇州殺降文告考釋》）。李鴻章也明知道英法人不肯把最精的槍炮賣給中國，教給中國，但就是普通的槍炮中國也沒有，所以他要「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從實際中求「秘巧」。他以後代替曾國藩支持晚清的政局，最大原因，就是他的淮軍用新式軍器，他和外國人相處最久，能辦外交。換言之，就是他長於洋務。他剿平流寇式的捻匪，辦結了天津的教案。這兩件事都是曾國藩試做而未成功的。尤其是後者，國藩備受當時人的責難。因為天津謠傳外國人利用教民，迷拐人口，「挖眼剖心，采生配藥」。民眾憤恨，將天主堂焚毀，把法國領事打死，大局幾乎決裂。曾國藩為顧全大局，請治禍首，一般人說他「偏護洋人」，至呼為「賣國賊」。他自己更引咎說：「內慚神明，外愧清議。」清廷亦責其拘泥，令鴻章往辦，抵津未久，即報結案。當時人都覺得鴻章的本領大，其實是普法戰爭剛起來，法人無暇顧及此小事，李鴻章碰到了好機會，因此聲 價頓增。國藩年齒就衰，不二年就病故於江南任所了。諡曰「文正」。他一生的事業，都從經世學出來的：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又要守舊，那就是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進行，所謂「有體有用」之學。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若徒然恢復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還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絕不能「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機械侵略。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也不能救國家救民族。因為「用兵在人不在器」，「精神重於物質」；何況腐化的舊官僚根本就不能舉辦事業呢？雙方兼顧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至今還值得我們服膺。曾文正這種偉大的眼光，其實還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只有國父才發揚為具體的三民主義。李鴻章雖接承他的事業，但應付環境，捉襟見肘，不免貌合神離了。
第三節 湘淮軍代興之關係
李鴻章繼續曾國藩的事業，淮軍代替湘軍而興起，在近代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對中國的全局，頗有關係。淮軍和外人接觸最早，改用新式武器，比「暮氣已深」的湘軍戰鬥力強，這一點是淮軍的特長；但湘軍如不解散，依舊可以仿效的。李鴻章「師事國藩近三十年」，平生治軍持事，榮悴顯晦，不易常度，都得力於國藩的陶冶。而智術機警，識時善變，勇於任事，不畏艱險，血氣比較高強。不像曾國藩兢兢業業，守知足知止之戒，懷急流勇退之心，常帶有消極的性質。他嘗說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受國大任，死而後已（見《清史稿》）。左宗棠時常罵國藩偽道學，這是國藩所最痛心的。我們看國藩一生公誠任事，毫無虛偽的表現，其所以受宗棠的批評，就因為他的修養較深，謹慎太過，勇氣似乎稍差了。他垂死之日，還要說：「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這是國藩「學為聖 賢」的謙沖之德，在國藩是很自然的，但一般人看起來，以他的學問事業，還能說「老大徒傷」麼？左宗棠幼年題家塾聯語：「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晚年以諸葛亮自比，並說：「今亮或勝於古亮。」他自己解釋道：「作語自誇，不免慚赧，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鮮，謂子弟不可學老夫少年之狂哉？」這和曾國藩的性情態度，迥然不同，所以後來二人交惡，然亦「內相傾服」，絕未以私害公。曾謂左「西陲之任，天下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挽曾「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李鴻章的「志大才高」，有類於左；「勁氣內斂」，受教於曾。但他的道德學問不如國藩，又好用權術，頗具私心，因生出許多的流弊。
湘軍是代替綠營而興的，綠營雖極端腐敗，不能打仗，但它也有一種好處：「官皆選補，兵皆土著」，遣將調發，權操兵部，是國家的統一的軍隊。湘軍原系私人招募的軍隊，「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湘軍志》）。所以指揮訓練，都很靈活，「能用人之死力」。但兵士只知道直接的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軍隊就變成私人的勢力了。湘軍原來有三派：一是江忠源的楚軍。忠源初募鄉勇五百人，率赴廣西，獨能搏戰。後扼截蓑衣渡，助守長沙，轉戰江西、安徽，均有殊勛，授安徽巡撫，殉難廬州，其弟忠濟、忠信、忠義等統之，楚軍遂弱。然「一門忠烈」，為湘軍開風氣之先。二是羅澤南（羅山）的湘軍。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倡率生徒，辦理團練，轉戰湖南、湖北、江西，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佐曾國藩、胡林翼立功。湘軍將領，大半是他的弟子。而李續賓、李續宜、王錱、蔣益灃、劉騰鴻等尤為傑出。及澤南戰死武昌，續賓戰死三河，安慶既克，軍始不振，然始終是湘軍的中堅。三是王錱的楚軍，錱與文正同縣，澤南弟子，其營制不用國藩成法，自成一隊，左宗棠常左右之。錱死，王開化、張運蘭分統其眾，所謂「老湘營」是也。宗棠援浙，即用其力。自募五千人，亦參用錱遺制，號楚軍。後劉松山接統，從文正剿捻，又隨宗棠西征，開至三十餘 營，立功邊陲，為湘軍之後勁。這三派都和曾國藩有統屬的關係，但不盡惟國藩之馬首是瞻。他們之間，只以道義相維繫，可去可留，雖有獨樹一幟的志願，而無割據自雄的企圖。即如國藩的弟弟國荃所帶的湘軍，有時也不盡聽國藩號令。但金陵攻克後，國藩要解散就解散了。到了李鴻章的淮軍就大不相同了。曾國藩嘗向李鴻章說：
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切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為父為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者富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根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朴山、李希庵、楊厚庵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淮軍本是湘軍的支派，用湘軍的營制，國藩並派湘軍郭松林等三營改歸編制，以資觀摩。何以後來國藩尚不能指揮如意，而不得不請鴻章兄弟出來幫忙？他說：「區區微忱，非強賢昆仲以所難，實見捻匪非淮勇不能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見李鴻章開始就把淮軍造成他私人的勢力。與湘軍「自立門戶」，國藩「擴然大公」的精神，迥然不同。所以湘軍雖是私有軍隊的起源，而淮軍才構成私有軍隊的形態。後來袁世凱以淮軍子弟，傳其衣缽，就變為清末民初時代的北洋軍閥。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貽禍不淺。
但這事於湘淮軍的將領之出身很有關係。湘軍將領，幾全系儒生。雖有少數出身行武的大將，如塔齊布、多隆阿、鮑超、劉松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駕馭之中，不能「自立門戶」。能「自立門 戶」的羅、王、李、楊，大半都是理學家，只楊岳斌（載福）一人是行伍，而專領水師，與彭玉麟共事。彭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節行均高，岳斌受他們的薰染，早非武人氣概了。他們帶勇都守國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所以湘軍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他們以維護名教為主義，衛鄉衛國，必忠必信。將領都沒有功名富貴的念頭，曾國藩把高爵厚賞「都看作粃糠塵垢」，固不用說；彭玉麟始終不肯做官，辭安徽巡撫、兵部侍郎、漕運總督、兩江總督乃至兵部尚書。有人劾他「抗旨鳴高，開功臣驕蹇之漸」。他說：
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志，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出從戎旅，既難免不孝之罪，豈復為身家之圖？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臣之從戎，志滅賊也，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既設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於戀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偽；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傷風敗俗。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伏維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朝廷之雅化？
彭玉麟真不愧為湘軍表率的人物，國藩忠實的同志。羅、李、王雖以節烈早死，而勵志清苦與玉麟同，都只有事業心而無功名心。淮軍的將領，只有一個藩鼎新是舉人。其餘程學啟是降將，劉銘傳是鹽梟，周盛波、周盛傳、張樹珊是團練，吳長慶是守備，開始就以「鼎」「銘」「慶」「樹」「盛」「開」「程」「松」諸字名軍，私人的色彩，非常濃厚。李鴻章以翰苑薦至大帥，這些人都是投效而來，所以容易節制。湘軍將領各自招募成營，國藩僅以在籍侍郎憑道義相號召，常居客寄地位，頗似一種道義上之領袖，而非軍制上之統 帥，故湘軍各有「自辟乾坤之志」，而淮軍只有在鴻章「腳根下盤旋」了。哪裡是鴻章「善於制馭，出藍勝藍」的原故呢？況且淮軍將領，都出身微賤，根本談不上學術，豈能有羅、李、王、彭的氣概？以他們來代替湘軍支撐大局，無怪乎袁世凱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而可傳淮軍之緒。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不幸。
我們再看湘、淮軍餉制，更大有不同。湘軍初賴湖南接濟，及胡林翼巡撫湖北，理財籌餉，不遺餘力，大致全靠著厘金。厘金者，自咸豐二年，雷以誠治軍揚州，用錢江議試行於仙女鎮，值百抽一，行商曰活厘，坐賈曰板厘，即通過稅與貿易稅。那時清廷正苦錢糧減少，庫藏竭蹶，捐輸緩不濟急，軍興數載，兵餉無著。咸豐四年，始逐漸推行於各省，湘軍全靠這筆收入來維持。因為清廷指定「悉數解充兵餉，不准地方擅自挪移」，所以軍權財權合一，而帶兵將帥，又往往因事實方便，兼理民政，打破了軍民財三權分立的局面，為後來地方政權擴大之張本。按照清朝的制度，總督治軍，巡撫理民，布政使管財，三方互相牽制，誰也沒有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的資格。不料太平天國的內亂以後，湘、淮軍開私有軍隊的先例，而厘金又生出「與虎添翼」的結果，以致清末疆吏，在亂時可以獨立自保，這才造成軍閥割據的形勢。不過一件事在開始時「機括甚微」，曾國藩已頗有「外重內輕」之慮。胡林翼公忠體國，志在平亂，他收入的厘金，用庫平而發湘平，每百兩有三兩六錢贏餘，積少成多，另儲備撥。所以兌放之法，每兩多給錢五百文，藉以津貼，不虞匱乏。又除月計食用外，余則分哨記注，存於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歸，核其所存，酌付川資，別由糧台給一印票，至後路給清。這有三種利益，一、營哨官不能私侵暗蝕；二、兵勇不能任意開銷，出營流落；三、回籍余資，尚可營生。原來湘軍初出征時，只有陸軍十三營，水師十營，不過一萬多人，加以員弁丁夫共一萬七千人。國藩最初的計劃很周密，精神紀律均好，後來擴充到幾十萬人（曾國荃初統吉軍，即有二萬八千人），自然人數多，分子就複雜，軍紀也退化了。國藩自承「暮氣已深」，又恐遭時謗，遂毅然遣散很多。大概林翼死後，湘軍的餉制 也不像從前那樣充裕和嚴密了。所以失業流落的人，都加入會黨。淮軍勇無宿儲，官多揮霍，歲支九關（次數之謂），余目為欠餉。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效，為本籍增文武學額，士卒卻也能相安。因為他們餉項匱乏，每接仗克城，「人人有獲」，「金釧銀寶，堆案數尺」，所以遇發餉，多寡不較。各軍克城，封存太平軍的囤米，據為私有。而李鴻章反出示收買，成為例案。所以淮軍將領往往以此致富。這樣的紀律，這樣的貪私，要和彭玉麟捐養廉給軍餉，散公費佐義舉的作風一比較，簡直判若天淵了。其實李鴻章本人就不廉潔，所以淮軍的風氣很壞。況且他又有些貪戀權位，不能進退淡如，而曾國藩的精神教育，可謂掃地無餘。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出自李文忠門下者，則比較不醇。可見社會風俗的盛衰，真正繫於「居高明之地」的士大夫「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了。
此外還有知人善任一事：曾國藩不循私情，不計恩怨，頗能拔擢真才，不愧一時領袖。李鴻章卻不然，我們看他諫阻國藩奏劾李元度之事（元度與國藩曾同患難，李即以是為言，而曾未聽，因此就離開國藩的幕府有一年），就知道二人的作風不同。後來李居當路，凡四十年，自視太高，與其故裨將，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津要，委以巨任，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又好以利祿驅眾，亮節之士，多不樂為用（見《清史稿》）。所以沒有培植什麼人才出來。這是他緩急莫持、貽誤事機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鄉觀念很重，光緒元年，他到北京人覲，候鄉試恩科發榜，安徽竟無一人，他就怏怏口出怨言。曾國藩雖亦利用鄉土觀念，但只是為打仗團結，絕非植黨聲援，他命李鴻章留淮軍以平捻，把自己的湘軍撤了，又重用塔齊布（滿人）、多隆阿（蒙古人）、鮑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廣東人）及保薦沈葆楨（福建人）等，都可以見出他的襟懷。李鴻章重視部屬鄉里，才造成袁世凱、段祺瑞的北洋系，為中國軍隊添封建割據之觀念，為中國社會長貪污循私之風習。倘以湘軍人物當他的地位，必不至於如此。這一種關係國運的轉變，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第四節 李鴻章及自強運動
李鴻章雖然替中國遺留下驕橫自私的軍閥，造成了很壞的風氣，但他支持晚清的政局，身任外交的要衝，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們佩服。他的世界知識，國事見解，比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他練淮軍，要用洋槍，辦交涉，要顧現實。同治初年，他「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請曾國藩倡率自強運動，開辦上海製造局，立廣方言館。同、光間的維新事業，幾乎全由他創設的。茲先擇要列表於下：
同治元年 李鴻章設西洋炮局三所，同時北京總衙門設立同文館。
同治二年 李鴻章立廣方言館於上海，同時廣東亦設立。
同治四年 曾、李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堂。
同治九年 李鴻章就崇厚原設天津機器製造局擴充整頓。
同治十一年 曾、李選派學生赴美留學，每年三十人，以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經副一切，此議原由容閎發動。
同 年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 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沈葆楨派福建造船廠學生隨監督法人日意格赴法留學。
光緒二年 李鴻章派軍官卞長勝等七人隨教習李勵協赴德學陸軍。
同 年 沈葆楨、李鴻章選派閩廠前後學堂學生，及藝徒三十名赴英法學習海軍與製造。
光緒三年 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光緒四年 左宗棠設甘肅絨呢總局。
光緒六年 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路。
光緒七年 李鴻章奏派船政前學堂學生八名後學堂學生二名，出洋留學。
光緒八年 李鴻章築旅順軍港，議設上海機器布廠。
光緒十年 李鴻章續選前堂學生十三名，藝徒四名，分赴英法德學習製造，後堂學生九名，專赴英國學習駕駛。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光緒十三年 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 李鴻章設立北洋海軍。
光緒十六年 張之洞創設大冶礦廠與漢陽兵工廠。
光緒十七年 李鴻章設倫章造紙廠於上海。
光緒十八年 李鴻章成立上海織布局，次年設機器紡織總房。
光緒十九年 張之洞設湖北織布、紡紗、制麻、繅絲四局，及針釘廠、氈呢廠。
光緒二十年 湖北設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多屬官股。
這些新工業的建設，大半偏於軍事方面，因為他們的動機在海防，海防需要新式的設備，那就是國防近代化的意思。然國防近代化的條件很多，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機器製造局及兵工廠的設立。第二必須有技術人才去使用製造，所以有學堂的設立，及派遣學生、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要設船廠及電報局，並建築鐵路。第四新式國防比舊式的費用增多，以中古式的生產來擔負近代的國防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經營運輸事業，創立織布、紡紗、制呢、造紙諸廠來挽回利權，開煤礦、金礦來增加收入。他們一步一步的向前進，事先並無整個的計劃，只知道機器是新工業的原動力。如御史曹秉哲說：「方今之務，以海防為最要。泰西各國，凡織布匹，制軍械，造戰艦，皆用機器，故日增富強。」以為中國利用機器就行了。殊不知西洋的機器是有它的文化基礎的。李鴻章於此，似乎比一般人的認識更深切。他在同治三年寫給奕 、文祥的信中說：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土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配造 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恆苦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則或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的，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認定中國要自強，非學西洋的科學機械不可，要事西洋的科學機械，非變更科舉取士之法不可。他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以科學製造懸為富貴功名之鵠的。「上求魚，臣干谷，苟榮利之所在，豈有不竭力研求，窮日夜之力以期至於精通而後止乎？」他已經看出日本維新的歷史意義（這時明治尚未即位，日人已趨向維新了），人家能「發憤為雄」，我們必「皇然變計」，否則，區區小國，亦將「分西人之利藪」，共同來侵略中國。他實在是一個有眼光的政治家，對時代認識最清楚。他並且再三的說這是「中國二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我們適應這變局，必須趕快的變法，才能自立於世界之上。左宗棠也和他有同樣的見解，在奏設福建造船廠時說：
東洋日本，遣人赴英法學其文學，究其象數，以為仿製輪船 張本，不數年後，亦必有成……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
左宗棠比喻「人操舟而我結筏，人跨駿而我騎驢」，一針見血，我們必然要落伍了。他們都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大聲疾呼，要趕上西洋的科學。可惜他們還不甚徹底，所以自強運動雖比海防運動進一步，但始終未能達到救國家救民族的目的。
為什麼他們不能徹底呢？因為他們都出身中國的舊社會，對外國的知識有限，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雖然他們知道尊重科學，但他們還不知道科學的理論和歷史背景，雖然他們也知道中西文化所習不同，不能「舍精遺粗」，但他們沒有科學機械的常識，更不曉得文化、政治、經濟一切都要配合起來，全盤計劃，才能生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不中用的。日本維新所派遣西洋的留學生，不僅學科學機械，而尤重政治、法律、教育各種制度，因此它的改革是普遍的，是全體一致的。這一點郭嵩燾於光緒初年出使英國，業已看出來，寫信給李鴻章特別請他注意。在中國有些學者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也曾說過改革當先從內政始。但李鴻章不敢說這種話。即如他要變更取士之法，後來也不再主張了。這是他的時代環境使然，我們應該原諒他。我們若仔細研究一下領袖人物的態度和社會情形就可以知道。即如曾國藩在太平天國以後態度反趨於消極了，似乎他覺得滿清已不可救藥，中國復興的希望很難在當時實現。傳說彭玉麟曾以「東南半壁無主」來試探他，在根深蒂固的舊禮教，君臣之分已定的舊社會環境下，他敢作革命的事業麼？即令他敢作，也未必能成功。我們看他處理天津教案，受社會詆毀，就是很好的例子。 左宗棠才氣縱橫，輕視朝廷，但「咫尺天威」也就不敢大言了。戈登曾勸李鴻章「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鴻章對於舊社會的改革，稍稍致力，尚不免遭謗挨罵，憂讒畏譏，他能做一個造時勢的英雄麼？梁任公對他的批評極好：
史家之論霍光，憤其不學無術。吾以為李鴻章所以不能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際，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民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世界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雖然，此亦何足深責。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每為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而況乎其所遭遇，又並其所志而不能盡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
李鴻章沒有能識世界進化的原理，也沒有能體會曾國藩的經世之禮學，「不學無術」是當然的。但我們要原諒他為「數千年的思想習俗所困」，而不能「盡行其志」。他所處的環境，實在太頑固閉塞了。譬如鐵路，同治二年英人即請修上海至蘇州一段，李氏不許。同治十三年，英人創修淞滬鐵路，反於光緒二年，買回掘毀。為什麼呢？因為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了風水。所以光緒六年李鴻章與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只築成天津至昌黎之津渝鐵道。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奕 、文祥奏請在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班，招收正途出身人員作學生，他們以為：
中國所當學者，不止輪船槍炮一事，即以輪船槍炮而論，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徹其原，法既明而用將 在我。蓋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們的理由雖極正當，而北京的官吏，反對者十居八九。大學士倭仁是守舊派的代表，就說：
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奕 、文祥等很憤慨的奏駁他說：「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禱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但當時的士大夫都相信倭仁的話，而以下喬遷谷為恥，無一人肯入館者。清廷故意派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併兼管同文館事。倭仁中途故墜馬，以足疾請退。其頑固如此。他是當時有名的理學家，與曾國藩交誼甚篤，國藩頗受他的影響，但他二人的見識不同，這也是理學和經世學的不同處。士大夫這樣，一般社會更不用說了。郭嵩燾是當時最開明的一個學者，他佐軍幕、辦外交、使英法、倡新政，都有超時代的見解，比奕 、文祥、李鴻章諸人更徹底，更認識得清楚。他以為獨自尊大是南宋衰弱時理學家提倡出來的，西洋可學的東西，不只機械，還有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他主張擴充留學生所習的項目，但士大夫罵他是漢奸，「湖南人至恥與為伍」（見王闓運日記）。曾國藩的兒子紀澤，在外國很久，才能眼光，都和嵩燾相等，而國際聲譽尤高，他曾運用外交，把伊犁收回來，是有名的外交家。 他回國立志要推行維新事業，使全民族近代化，但也和嵩燾一樣的遭遇時人反對，沒有機會做事。一則隱居從事著作，一則不久憤懣而死。像這樣的人才，奕 、李鴻章等都未推薦大用，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責任。自強運動之所以未奏大效，質言之，就因為他們的學識不夠。他們只能做一方面的事，而不能盱衡全局，有體有用。然而他們畢竟是中國維新事業的創行者，雖未達到自強之目的，卻不得謂之失敗。在歷史上，不要說李鴻章，即奕 、文祥之主持朝局，公忠體國，引用漢人，倡導洋務，都是有相當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