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六章 民族革命之壯瀾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之背景
中國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約二百年，到了太平天國才發為洶湧的波濤，演出驚天動地的事業。對於反清運動作初步之結束，對於國民革命作先機之啟示，在時代上是革命對象交替的關頭，在社會上是新舊思想轉變的樞紐。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它的影響相當長遠，我們應該避除一切成見，極客觀的寫出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為什麼這壯瀾產生在道、咸年間？其中有幾種原因：一是帝國主義者闖進了中國，滔滔白禍，使人民感覺著將來的壓迫，「患無已時」，遂發出一種自覺的反抗運動。三元里平英團及佛山團防之事，都在這時的廣州出現。廣東和外人接觸最早，感受亦最深切，所以他們首先有這種民族自覺。而粵省大吏，不善領導，反加以壓迫，他們把官吏看作洋奴，揭帖哄鬧，竟至無可如何，英國人也存了戒心。於是有「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謠。「夫至於能怕其官之所怕，則浸浸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矣」（《粵氛紀事》語）。人民在鴉片戰爭時，已看透了一群「喧呶紛擾，掠取財物，望見夷船，卷包而遁」的士兵。對於清廷統治力就懷著輕視的心理，他們覺得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改建政府，這種革命心理的造成，自然使兩廣一帶變為革命的策源地了。二是中國舊社會的循環套，總是一 治一亂。因為我們的祖先，對於「富」、「庶」之道，沒有十分講求，不知發揮經世的學術，來維持均衡，只有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了。大亂之後，人口減少，有荒可墾，田產敷用，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也略為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荒地一天減少一天，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興修，生產力減弱，消耗力增強，生活程度就得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有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階級和政府當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縱有少數人「負經世之志」，亦無「經世」之力，只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所以我國有「三十年一小亂，一百年一大亂」的俗語。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於是小亂變為大亂。等到相爭相斫以後，人口自然減少，就「亂極思治」了。清代在康、雍、乾三朝是盛治時代，嘉慶以後，幾乎無日無內亂，五省的白蓮教之亂、西北的回亂、西南的苗瑤之亂以及東南沿海的海盜，擾攘多年，而人口增加，還是很急劇。道光二十一年，已達四萬餘萬，較之乾隆初增加三倍，嘉慶初增加半倍。墾田不但未增加，反倒減少，循環套到了最低點，天然淘汰的時候就降臨了。三是人口和土地的分配問題。前章說過以中國的疆土，養四萬萬的人口，本來不成問題，但是在分配方面，一般老百姓那樣的窮苦不堪，土豪富商貪吏，又那樣的奢靡無度，相形之下，未免太不平均了。雖然那些人不能「長保富貴」，可是豪強兼併的情勢，總不能免除。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奏說：
臣謂（米價騰貴）由於田歸富戶者：蓋國初地余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余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一二十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既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收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來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夫一物也，一人市之，價必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一時頓長矣。十人出 售，價不能求多也；一人獨售，則任其高勒矣。如此米谷安得不貴乎？
當時有主張限田者，如漕運總督顧琮即屬一例。他請限制每戶不得過三十頃。可見擁有三十頃以上的地主必很多，這種情形，在乾隆時已經如此，何況嘉慶以後？道光時章謙在《備荒通論》里，估計一個佃農的生活：「耕田二十畝，以中年約之，畝得米二石，還田主租息一石，所存僅二十石。一畝之田，耒耜有費，播種有費，雇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千。」加以春耕時的高利貸，秋收後而賤價糶，所余無幾，往往不夠一年的衣食。而豪富之家，「席豐厚，樂驕逸，詼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要和大多數食貧之家「樂歲不免饑寒，凶歲填溝壑」的非人生活來作社會對照，不革命還有什麼辦法？四是官吏的榨朘，並不因人民生活的窮苦而稍緩，反因社會的困難，而貪黷更甚。清代以利祿誘惑士大夫階級，原欲製造「漢奸」，壓制反側，結果是「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柏齡山房文集書後》）；「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無敢議其非」（郭嵩燾語）。況且政府以賣官鬻爵來培植貪污，以薄俸陋規來驅使貪污，社會上又以「書中自有黃金屋」來獎勵貪污，於是中國整個成了自私自利的貪污世界。王命岳在《懲貪議》中說：
臣聞治理必先懲貪，懲貪必先旌廉。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為在內部臣諱也。蓋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賣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貞良無所勸，污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吮盡天下之蒼生哉？
士大夫階級是統治者，他們當官作吏，生活總要比一般人高貴 些（除士人中的教書先生是清貧的）。林則徐是清廉的官吏，他一生做過幾十年的督撫，死後只有幾萬兩的遺產。他說：「食貧之人，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可是他的家信說他兒子在北京做官，一月有八十兩銀子，還極「清苦」。這固然由於中國的大家庭制度和宗法社會，寄食的人太多，但官宦人家的排場，也可以略窺一二。因此「操臨民之業者皆大贏」（《我佛山人傳》中語）。不管就地位上和生活上打算，自然是一種極好的職業。所以人都拚命向官場裡鑽營。官吏一天一天的加多，民生就日益痛苦，這豈但是「千百虎狼」，簡直是遍地虎狼，天下蒼生，受其吮吸，憔悴呻吟，到了不能再忍的時候，只有相率揭竿了。五是對外國際貿易，本來是「出超」，因鴉片輸入一變而為「入超」。從道光七年至十三年，大約有三千七百萬兩以上的紋銀出口。道光十八年，一年就輸出一千多萬兩（檢視當時的貿易統計表可知）。由於金融的外溢，發生銀貴錢賤的現象。嘉慶以前，每兩易錢約一千文，道光初就換到一千一二百文，十八年換到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換到二千至二千二三百文。民間用錢作交易的媒介，而納糧只要銀子。以錢折銀，「朝廷日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一般傭工的收入是錢，折銀就只合一半了。「流亡之眾，逋賦之多，實由於此」。中國老百姓內受官吏富豪的壓迫剝削，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再加以水旱天災，流離顛沛，與其朝不保夕作逃亡的生活，何如鋌而走險作掠奪生活呢？
綜上五因：（一）民族自覺，（二）治亂循環，（三）豪強兼併，（四）官吏榨朘，（五）金融外溢，都是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這時的政治腐敗如此，法制已有名無實，道德也部分的失其維繫力。再加以西洋勢力的壓迫，我們無法抵抗，真成了內外交侵的情勢。民族革命運動遇到這樣的時代和環境，自然要突飛猛進了。
第二節 太平天國之前驅
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是民族革命的承啟人物。官私記載都 說他是朱九濤或洪德元的弟子，接續他們的勢力而起的。朱、洪的事跡無可考，但總是天地會的首領。道光末年在廣東起義，很像後來的洪大全。天地會黨人假託朱姓洪姓是二百年來的老套，就是洪大全也是一個託名，他原來姓焦。我們根據中外史料和當時的事實，不妨如此假定。因為湖南兩廣的地方官，拿獲會黨，都供有朱九濤，為廣東老萬山會首，張添佐改名赤松子，亦稱徐先生，廣東雖有老萬山而遠在洋外，乃會黨「開山堂」的名稱，並非實指其地。先生是會黨對軍師的稱呼，乃第二首領。法人卡勒與伊凡合著的《中國叛黨起源志》（Callerg et Ivan: L'nsurection en Chine Depuisson Origine Jusqu'à la Puise de Nankin, 1853）描述天德皇帝的事跡頗詳，有張添佐為軍師，彼自稱崇禎帝的十一世孫。天德即洪大全，他既自稱明後，必有一個朱姓的名字，大約即朱九濤。不然，以一個舉世轟傳的會首，為什麼官方查不出人來？賽尚阿擒獲洪大全的奏摺說：「上年湖南撫臣所稟永安城中有朱九濤、李丹其人，該犯口操楚音，恐其改名隱匿。又傳聞洪秀全入永安後，曾邀來天德王入住城中。又聞賊中有一湖南和尚，與洪秀全伎倆相等。」這推論大致不錯。洪大全在衡州時確曾當過和尚。「大凡會匪姓名，隨時更易，預圖趨避。即使姓名得實，又有隱語暗號，且多冒稱朱姓，為前明後裔，並間有假稱洪武字樣者，更可藉此為煽惑之由。」（咸豐元年徐廣縉、葉名琛奏語）至於洪德元、洪大全聲音本極相近，或也是一個託名被人傳寫錯誤的。我們所以要首先說明這一點，就是為的要知道洪秀全早年出身於天地會。雖然以後他自己不承認，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以及太平天國的制度，都由天地會而來。他是一個繼承者。
然而直接承襲天地會的勢力，首舉革命義旗，為當時黨人所擁戴，結果被洪秀全陷害的，就是天德皇帝洪大全。據法人所記：他曾在廣州北門貼過賞單，購粵督徐廣縉的首級，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可見天德的稱號，在道光二十九年已經建立，尚早於洪秀全金田起義一年。不過他們沒有固定的地方，只憑散漫的會黨，雖然聲勢不小，而實力確屬有限。魏源在《聖武記》里說：
楚粵邊郡，奸民為天地會締黨歃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而彬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黨與漫三省，逋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患，在苗瑤之右。
魏氏所謂「在苗瑤之右」的「邊防隱患」，果然在道光末年爆發了。因為天地會的潛勢力散布在南方楚、粵一帶，所以湖南兩廣成了革命的策源地。新寧李沅發，首舉義旗，攻城戕官，但不一年即被擒。陳正成在廈門設三合支部，被拷掠而死，其黨黃威到咸豐三年才起事，猶稱奉「大明天德皇帝」的詔旨來征廈。兩廣一帶，風起雲湧更不必說：如大頭羊（即張釗）、大鯉魚（田芳）、羅大綱（均在大黃江口，《賊情彙纂》言羅為揭陽海盜）、顏品瑤、顏品喜、蘇礙三（高廉一帶）、李士青（欽州）、張家福、鍾亞春（慶遠）、陳亞葵、陳東 、山豬箭（柳州）、劉官方、梁亞九（武宣）、區振紺（象州）、謝江殿（潯州）、張嘉祥（高要人，在貴縣為盜魁，擁眾萬人，以劫富為號召，有「扶弱鋤強張嘉祥」之謠。按察使勞崇光招撫之，改名國梁，後隨向榮追擊太平軍，為江南大營總統）以及湖南竄來的雷再浩等，不下數十股，大都和天地會有關係。他們藉著官虐民怨的情況來號召遠近，作「反清復明」的事業。只因會黨的組織是平等的，彼此不相統屬，各自稱王建號，所以散漫而無力，洪大全知道這樣不能成事，乃自稱為「天德皇帝」，假託明裔，想成立「統一陣線」。可惜廣東有葉名琛那怪物在做巡撫總督，他對付外國人不行，對付革命黨卻有辦法。他下令對會黨「格殺無論」，當時死者有十幾萬人。他還自誇說：「若將屠毀村鎮包括在內，當四倍於此。」（見葉名琛《浮海記》〔Yeh's Portrait〕）經過這一次大屠殺，會黨在廣東漸漸不能立足，多半都投到洪秀全的太平軍中，而天德皇帝本人，也就成為秀全的上賓了。我們看洪大全自己的供詞：
我是湖南衡山縣人，年三十歲，屢次應試，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憤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數年前遊方到廣東，遂與花 縣人洪秀全、馮雲山認識。洪秀全與我不是同宗，他與馮雲山皆知文墨，屢試不售，也有大志，先曾來往廣東、廣西，結拜無賴等，設立天地會名目。馮雲山在廣西拜會也有好幾年。凡拜會的人，總誘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後來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學有妖術，能與鬼說秀，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為天兄降凡。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為坐小天堂，就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故此入會者固結不解。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間等他們勢力已大，我才來廣西會洪秀全的。那時他們到處造反，又將會名改為上帝會，洪秀全就叫（我）為賢弟，尊我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請教於我。他自稱太平王。我叫洪秀全為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全為萬歲。我叫馮雲山等呼名字。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我同洪秀全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衙門正屋，稱為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在裡頭住。歷次打仗，有時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請教我的。我心內不以洪秀全為是，常說這區區一點地方不算什麼，那有許多稱王的？且他仗妖術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勢子，將來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稱我萬歲，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實我的志願，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術行為，古來從無成事的。且洪秀全耽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我要聽其自敗，那時就是我的天下了。近因四路接濟不通，官兵圍攻，不能安居，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竄。我同蕭朝貴帶有一千多人，五更時走的，被官兵追上，蕭朝貴不肯聽我令，致被打敗，將我拿住了。至於本姓，實不姓洪，因洪秀全認為兄弟，就改為洪大全的。（見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案咸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賽尚阿奏摺附單）
這供詞曾見之於邸抄，被譯載於《叛黨起源志》中。雖然還有 「不實不盡之處」，但所述太平軍初起的事跡，都很正確，必非滿清將領所能偽造！可是當時人都以為「賊眾竄出，無可如何，不得不張皇裝點，藉壯國威，並以稍掩已過」（陳壇疏語）。因此清廷不相信賽尚阿的話，「迭與薄懲」，轉說洪大全「原非首要之匪」。然而當時把他押解赴京（解官為郎中聯芳員外郎丁守存），沿途督撫都有奏摺，刑部更有「廣西逆首洪大全押解到部」的專折。為什麼那樣鄭重其事？清廷自相矛盾，隨便的把大全殺了，足見他們對於太平天國的認識太有限，卻不料引起後來對於洪大全這個人有無的懷疑，真正奇怪極了。洪秀全最初和大全「結拜天地會」，後來「恐怕人心不固」，才編出天父天兄，「將會名改為上帝會」。他所以能尊洪大全為天德王，和他「同稱萬歲」，必然洪大全有他自己的身份和實力。他號稱為「天德皇帝」，得天地會黨人的擁戴，洪秀全在天地會最初還不如他的地位高，所以當時天地會的文告中，都說：「封洪秀全為太平王。」（見太平天國詔諭）洪秀全雖未必受他人之封，然而在天地會的傳說和系統中，皇帝是姓朱的，被洪大全先假託去了。洪秀全早年假借天地會，起事利用天地會，後來又反對天地會，在他發布的書籍中，都可證明。其原因據說是他主張反清而不復明，內心卻恐怕自己當不成皇帝，所以「必當另建新朝」。洪大全在廣東失敗以後，寄人籬下，雖被洪秀全優禮，亦頗有紆尊降貴之感。他不願稱萬歲，「自居先生之位」，「叫洪秀全為大哥」，不過為養晦待時之計。漫說洪秀全不疑心他，就是楊秀清、蕭朝貴一般從龍功臣，又何能甘居其下，而奉此別派之首領乎？天地會和上帝會的思想分離，不僅是「神道設教」的偶像不同，實亦由此「兩頭政治」之勢力衝突，所以天地會黨人「不久輒散去」（見《中國秘密社會史》）。只有林鳳祥、羅大綱始終未去，而「蕭朝貴不聽我令」，洪大全終於被擒了。《賊情彙纂》說：「楊秀清忌其才，又惡其說，遂囚之。」《平定粵匪紀略》說：「或曰秀清囚之而逸出被獲也。」我們看賽尚阿的奏摺，也說「其被獲時頭戴帽，身穿袍服，自行鎖紐」。他為什麼「自行鎖紐」？供詞中未曾明言，但在他的題詞里，可以看出一點消息：
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虎口」、「賊徒」都不是指太平軍麼？秀全「多有請教」，所以一般人說太平軍的制度是大全手訂的，他是「謀主」（清廷也說洪大全即逆首洪秀全之謀主），似非無根之譚。詞中謂「運籌工」蓋即大全自詡之詞。「漫將金鎖綰飛鴻」則顯有被囚之事，不能為俘獲解說。除非我們能證明這首詞是假造的。但咸、同間人，未必有如此之好事者。大概洪秀全、馮雲山是天地會的舊黨，對他還有相當的禮貌，楊秀清、蕭朝貴是上帝會的信徒，對他就不大客氣了。楊、蕭有意陷害他，是可信的，目的在假手敵人以清黨。從此天地會和上帝會完全分離，彼此都諱言兩方合作的源流，大有「各行其是」、「丑不外揚」之意。但是天地會為太平軍作了除難的工作，而洪秀全反數典忘祖，肆意詆排，失去一般老革命黨的同情和協助，也是他後來失敗的一大原因。
附帶還有一個遺像的問題，不得不略為說明：近人書中所載之洪秀全像，完全是不對的。此像初見於法人的《叛黨志》，署名「天德」，謂系天德皇帝到處發布，以題示明朝衣冠者。年貌都和洪大全相合。假如是洪秀全，就必戴風帽，有鬍鬚，是一個四十歲以上「面闊高顴」的人；而決非穿戴明朝衣冠，三十左右，面貌清秀的人，那無疑是洪大全的像了。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興亡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官祿 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曆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他先世是潮、嘉一帶的「客家」。客家原是中原漢族避異族之亂南遷的。他們保持著強固的民族思想，因 聚居山地，有堅毅勇敢、勤苦耐勞的性格，常和「本地人」發生衝突，甚至械鬥。他父親名鏡揚，是鄉村裡的「堡尊」，因累世業農，家境頗苦。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聰慧異常，成績優異，塾師父老都很稱讚他、期許他。十八歲始輟學，作村塾教師。他四次到廣州去應試，四次都失敗了，始終未得「青一衿」（秀才），心中十分怨恨。但道光十六年第二次應試時，在街頭上遇著基督教傳教士梁發宣講，贈以宣傳小冊名《勸世良言》。次年，他第三次失敗，精神受了很大的打擊，沮喪回家，大病四十多天。病中夢見各種幻象：一老人「遣天使接天王升天，命誅妖，復差天王降凡救人」。又朱書：「天王大道君王全」，他覺得這是「受天之命」，要做人王，因改名秀全（他原名仁坤，小字火秀）。並作詩一首說：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
在這詩里可以看出他的氣概不凡。其態度亦有顯著的變化：他從前活潑詼諧，病後則端莊嚴肅，儼然判若兩人，因為他既有帝王思想，自然摹擬帝王的風度了。不過這只是他的一種妄念。其實他受了士大夫傳統的遺毒，仍想青雲得路，榮耀鄉里，在幾年的教讀生活以後，他最後又到廣州應試（道光二十三年），結果依然失敗。於是才由愛慕而生怨恨，蓄志作排滿革命的事業。這正是鴉片戰後，廣州人排外抗官氣焰高漲的時候。他曾和弟洪仁玕說：
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奴，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犁省或烏隆江或吉林為奴為隸乎？（見《英傑歸真》）
仁玕後來說他：「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妖奴隸所惑矣！」「興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他痛心中國幾千萬金銀「化為煙土」，可見他受了鴉片戰爭的影響。他痛心五萬萬華人，受制於數百萬「滿洲狗」，可見他受了民族革命的影響。他和天地會黨人聯絡，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授徒蓮家塘李家，始翻讀《勸世良言》，乃恍然大悟，夢中之老人，就是天父皇上帝。從此他的民族革命意識里，又籠罩一層宗教思想，把《勸世良言》作為新奇的「天書」，以牽強附會他的幻夢。自信是天父的第二子，耶穌為天兄，奉命誅妖，拯救天下。憧憬於天堂永生之快樂，創出一種「惟從上帝」的新宗教。因自施洗禮，並將家中偶像及塾中孔子牌位除去。逢人宣傳，信者不多，不久就為村中父老所反對而失業了。乃不得不和最初結合的同志馮雲山——也是一個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去到廣西另找活動的地方。
道光二十四年，秀全住貴縣賜谷村約十月，苦心傳道，僅得信徒百餘人，頗覺失望，仍回花縣。但馮雲山早已獨往桂平縣紫荊山，雜在燒炭工人裡面，宣傳新教。三年間居然得到三千多信徒，遂組織「拜上帝會」。秀全家居設帳，苦行冥索，也形成了一套革命理論，他說：「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為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他認為天父一家，分居萬國，各治其族，各享其樂，彼此應互助互愛，不應互爭互奪。以宗教為出發點，欲實施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甚至於社會革命，頗近於理想的大同世界，這道理原來是不錯的。可惜他的知識太淺薄，所倡之基督教，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只知利用基督教的皮毛名辭（雖然他在道光二十七年到廣州見美教士羅孝全[Rev. I. J. Roberts]但未受洗禮），骨子裡仍是白蓮教假託神權號召愚眾的一套把戲。他讀過一些中國書，腦筋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他「學書未成」，對中國文化還沒有深切的了解，又因屢試不第，遷怒詩書，假耶教不拜偶像之說，揚棄孔孟，這和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因殿試不中，到處濫殺進士是 一樣的心理，他既迷信上帝，教人「信實有福」，「無災無難」，「撒手時天堂易上」；「叛逆有哭」，「蛇虎傷人」，「盡頭處地獄難逃」。說人生是「小天堂」，死後升「大天堂」，孔、佛、道三教都是妖魔。其實他們自弄玄虛，「學有妖術」，楊秀清假借「天父降凡」，蕭朝貴假借「天兄降凡」，亂說「鬼話」。這樣一知半解，不中不西，迂腐荒謬的宗教思想，無怪乎引起真讀中國書的曾國藩，和信仰基督教的洋人反對而失敗了。
他第二次到廣西和馮雲山相會，在道光二十七年。這時拜上帝會的勢力，已蔓延廣西東南各縣。燒炭工頭楊秀清、蕭朝貴、富豪石達開、韋昌輝、地主曾玉珍、山民胡以晃、礦工秦日綱等，都加入了他們的組織。隱奉秀全為領袖、教主。他們的勢力既大，到處搗毀廟宇，地方士紳當然視為「邪教」、「會匪」，馮雲山被捕入獄。桂平知縣以為是天主教，不願干涉。僅將其遞解回籍。他把押送的差人說服了，一同逃到紫荊山。秀全因運動營救雲山赴廣東，雲山亦追蹤至花縣，二人密謀策劃。道光二十九年，他們重回紫荊山。這時兩廣的天地會黨人，業已到處起事，土匪乘機騷動，官吏置若罔聞，老百姓已感覺極大的不安。再加以饑民挨戶搶糧，紳商團練自衛，貧富階級的對立，土客械鬥的紛擾，都顯示著大革命爆發的前夕，整個的舊社會已走向崩潰的道路了。洪秀全、馮雲山在這種環境之下，豈有不加緊訓練組織的？果然機會一到——上帝會信徒被官兵壓迫而反抗情緒最熱烈的時候，他們就在金田村高舉「太平天國」革命的義旗。這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秀全三十八歲的壽辰。
咸豐元年（即太平天國辛開元年）閏八月初一日，太平軍攻破永安（蒙山縣）。秀全自稱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清督師賽尚阿圍之。二年春，秀全等突圍，進攻桂林，未克，改圍湖南。過蓑衣渡，馮雲山戰死，蕭朝貴攻長沙，亦陣亡，他倆一文一武，是洪秀全得力而且最忠實的高級幹部，他們的死對於太平軍的損失很大。秀全圍長沙，清兵追蹤雲集，堅強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展。在岳州得到吳三桂留下的軍械，並掠奪五千多隻帆船，實力補充以後，就直逼武漢。他雖打下 了漢陽、武昌，並未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採取錢江的建議，咸豐三年正月，一直向長江下游進攻，沿途攻破九江、安慶、蕪湖。二月九日，打破南京，就定都於此，名曰「天京」。他們從金田起事至此，為時不過二年兩個月，便以疾風迅雷之勢席捲了東南。初起不過一萬多人，到南京就有幾百萬人（《賊情彙纂》統計男丁一百八十萬，婦女共三十餘萬。《太平天國野史》統計伍卒聽使共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人，合各官卒使總共三百零八萬五千二十一人）。何以能這樣的順利呢？其原因大約有三種。
（一）宗教的誘惑 當時一般的民眾，正陷於天災人禍、水深火熱之中，在饑饉死亡線上掙扎，洪秀全以未來的福音，麻醉了他們的慘痛，使他們憧憬於「天堂」永生的快樂，去跟著「打江山」。這和白蓮教是一樣的，具有煽惑的作用。及其勢已成，則裹脅更易。李秀成《供狀》說：「天王常在深山內密藏，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亦有讀書明白之士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貧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可見其最初的信徒只有一些貧農。而楊秀清所領導的桂平平隘山燒炭工人，秦日綱所領導的貴縣北山裡的礦工，都是他的基本群眾，大多數為被排受苦的客家人。後來在長江一帶加入的，仍是農村裡的貧民。曾國藩致其弟書說：「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為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當軍帥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為之震駭。」胡林翼的奏疏也說：「皖省賊匪因年荒糧盡，裹脅饑民數十萬。」所以有人說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是貧農的革命。楊秀清、蕭朝貴發布的檄文，都指責「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清人「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的罪惡結果。而自謂「體上天好生之德，痌 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為懷」；哪一個不願意「常生有路，得享天福」，而甘願「受其（滿洲）淫污惡毒」，「幫妖變鬼」呢？因此就「蓄髮助戰」了。
（二）民族的思想 漢人受壓迫約二百年，民族思想早已潛滋暗長，一旦遇著春雷驚蟄，焉有不茁茁旺盛的道理？洪秀全雖代表貧 農階級起來革命，可是他本身不見得是沒有飯吃的，而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晃等卻還稱富有之家。可見他們的革命，不僅是受生活的壓迫，尚有民族意識在內。天地會黨人到處響應，多半是這種原因。我們看楊、蕭的《奉天討胡檄》，就知道他們特別注重這一點：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氛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為後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惡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為官，或為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務期肅清胡氛，以享 太平之樂。
他們對於一般民眾的宣傳，是敷陳基督教義，解決生活；對於士大夫階級的宣傳，是闡發民族大義，報仇雪恥。技術相當的巧妙，自可引起漢人的義憤敵愾，以從事於革命了。
（三）軍事的組織 太平天國的軍事組織，是摹仿中國的古法（《周禮》及《司馬法》），以軍為單位，下分五師、五旅、五卒、四兩、五伍，共士卒一萬人，伍長二千五百人，兩司馬五百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師帥五人。合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一切制度都以此為基礎。他們曾經過相當的訓練，尤其在精神方面。所以紀律比較的嚴明，戰鬥比較的勇敢，富有新興的朝氣，不怕犧牲。就是他們的敵人曾國藩也很佩服的。《賊情彙纂》詆毀太平天國「百事妄誕」，而獨稱讚其「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為足恃也」。又說：「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有以啟之。」可見他們的軍事組織比較當時的官軍高明多了。官軍分兩種，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早隨著滿人的養尊處優而喪失了；綠營的腐敗，在嘉慶時亦已完全暴露，所以白蓮教的平定，還仗著鄉勇之力。道光以後，更不用說。士兵無衣無食（很低的餉糧也為官長所剝削），自謀生計，沒有紀律，沒有訓練，擾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這怎麼能和太平軍抵抗呢？
此外太平軍的公產制度，禁止財物私有，平等制度，上下都稱兄弟，也是使一般窮苦老百姓欣欣嚮往之一種原因。可是他們沒有軍略，沒有能抓著士大夫階級，而一切制度，在高級人員方面，又不能以身作則，所以仍不免失敗了。
洪秀全到南京以後，派軍西征北伐，連檣江上，陳師河朔，聲威振於全國，影響達於世界，可謂盛極一時。但是得地不能據守，沒有一定的疆域，長江的軍事要點，上游則武漢旋得旋失，下游則上海始終未占（咸豐三年小刀會劉麗川占領上海約一年半，秀全不加援助，卒失敗）。甚至清軍的江南大營，逼圍南京，江北大營，雄視揚州， 對江的浦口、江浦，都不能長期保守；而又不全軍北進，力爭畿輔，林、李孤軍無援，卒被殲滅，在軍事上可以說是毫無策略。這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咸豐六年又起了很大的內訌，更予以致命之打擊。以後尚能支持八年，完全因為後起的兩個良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他們雖然一方面利用大股的捻匪作為聲援，把湘軍名將李續賓圍殲三河，一方面掃蕩江、浙、皖、贛，把江南大營的總統張國梁逼死丹陽，但仍是狂飆式的破壞工作，只有牽制的力量，全無建國的企圖，結果陳玉成被捻匪騙執，李秀成自蘇州回京，也就一籌莫展了。曾國藩說他們「奔命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大致是不錯的。所以他們在十五年間，為民族革命開一朵燦爛的奇花，但並未結下果實，就被暴風雨摧殘了。
他們的內訌，也是當然的，無可避免的，因為洪秀全的智識太差，沒有駕馭群雄的本領。他的朋友洪大全，謀士馮雲山，勇將蕭朝貴皆戰死，更使他失去了靈魂。楊秀清是一個機詐自喜的人，權術有餘，才德不足，秀全使他獨掌大權，其他各王均須受其節制。天王稱萬歲，東王稱九千歲，西王八千歲，南王七千歲，北王六千歲，翼王五千歲。奏事時，東王立在陛下，其餘則跪在陛下，並須到東王府請安議事，跪呼千歲。這和初起時結盟同宗的意義，已經不合，而秀清儼然是副領袖，怎能不使其他諸王忿恨呢？況且秀全自到南京以後，深居宮中，大過其皇帝之癮。務求享樂，不問朝政，一切委之楊秀清，一方則威權下移，一方則恣睢日甚。《賊情彙纂》說：
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寧，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聲色貨利，往日倚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賊之敗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果然天王疑心楊秀清要取而代之，陰嗾韋昌輝以計殺秀清，石達開心懷不平，昌輝 又把他的眷屬殺了，專橫一如東王。秀全眼見去一楊秀清，又來一楊秀清，乃下令殺北王。欲聯絡翼王，而翼王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遂別樹一幟，縱橫江南，最後入川，亦為駱秉章所擒。天王遭此內訌，疑忌外臣，寵用胞親，政治混亂，而群眾從此解體了。
他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種神權的假借，後來簡直變成瘋狂的迷信，我們從他的宣傳品中，隨處都可以看見。李秀成《供狀》說：「天王自失東王、北王之後，不知謀慮，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時第一著。但是既立江山之後，總有許多軍民制度，一切愛民的政治。天王迷信過深，竟謂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從此天王實認天是真權真力，其他一事不管。後來人心也亂了，糧食也盡了，還是只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國，只守此心，信道可謂極篤，然國破家亡者，皆此之由也。」李秀成向他報告「圍城糧絕，眾心解體」。他說：「朕奉天父天兄命下凡作九洲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爾畏死，去留任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助，自有人扶助，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天京絕糧，他下令教人食甜露，說是天食。辛酉十一年，詔改太平天國為上帝天國，但並未實行。如此荒唐可笑，焉得而不失敗呢？
其實他只是一個三家村學究，智識是低級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會的影響，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殘留。他褒封諸王，獎勵功臣，皆是「累代世襲」；規定稱謂，製作禮儀，「不得僭分干名」。己則帝制自為，官則羊頭濫封，封建意識，非常濃厚，個人主義，儘量發揮，自稱為上帝之子，國宗皆特殊階級。他們禁止私有財產，一切都歸入「聖庫」，日用按照規定的數目支領，但是高級人員卻不受限制，積聚貨斂，窮奢極侈。他們很嚴格的禁止男女混雜，夫妻會合，說是：「創業之初，必有國而後有家，先公而後及私……不憚目前之勞，必享將來之福。」「太平一統，那時天父開恩，論功封賞，富貴顯揚，使一般兄弟，室家相慶，夫婦和諧，猗歟休哉！千萬年之功業在此，千萬年之福祿亦在此。」但是高級人員，征歌選色，廣蓄姬妾，秀全在永安，就有三十六個女人，以後更不必 說了。這怎麼能使他們的下級幹部心服呢？「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依舊是社會官僚的遺毒，可見他們並無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蔭子的幻夢，沒有一定的方向，徒多矛盾事實，偶竊偏隅，意驕志滿，「那能成大事」？
一般貧農革命的性質，都是信仰異端，想謀本身的福利，這和統治階級的士大夫立於相反的地位，必定要遭他們的敵視。倘使革命領導者能向士大夫階級謀妥協，或許可以建立新政權，但貧農本身的利益，自然就要犧牲了。只有藉人口的減少來調劑現狀。洪秀全不但信仰異端，並且是中國所未有的異端，不但不向士大夫階級謀妥協，並且竭力向他們進攻。他本身如果健全的話，未嘗不可與舊社會一決雌雄，可惜他本身缺陷甚多，如何能和根深蒂固的舊社會相敵呢？王闓運說過：「洪寇勢大，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勝洪、陳，因收其功，亦非天幸。後之論者，未識幾人知此？」這話說得很對，曾國藩是翰林出身，其教育程度，比洪秀全高得多，等於一個大學教授和小學學生，何況他又是幾千年舊社會的代表人物呢？他的《討賊檄文》攻擊洪秀全說：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神鬼所共憤，欲一雪此恨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國藩以禮義名教來激發士大夫，以忠臣廟宇來激發鄉農，他領導這兩種人反對洪秀全，絕不談民族問題，只擁護中國文化，大多數中國人當然同情他。清初的天主教，就因不拜祖先一事而遭禁止，何況洪秀全要徹底宗教革命？宗教革命還不要緊，為什麼連孔孟都排棄，中國書都不許讀？這樣倒行逆施，無怪乎他失敗了。後來他才明白這種道理，將中國的典訓，增入宣傳品中，《太平詔書》所加特 多，並托為天父降凡說：「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聖主御筆欽定，皆屬開卷有益。士果備而習焉，則煥乎有文，斐然成章。」（見《士階條例·勸戒士子文》）可惜時間太晚，湘軍的勢力，業經起來。其實他們的思想，多半還是中國的舊思想，只襲取基督教的外貌，反掩蔽了正當的民族主義，這是他們的最大失策。我們看當時人對他們的批評：
著書之人本生長於中國，所習見習聞者，皆中國孔孟之理。乃後入耶穌教，故所言猶是儒理。其實耶穌之道，愛人如己，與儒家不甚相遠，惟不敬鬼神一節稍異耳。（見拙著《太平詔書跋》）
據傳說左宗棠在長沙曾勸過洪秀全，教他放棄基督教，標幟中國孔孟之教，他沒有聽從。後來左宗棠也是他的一大勁敵。可是洪秀全對於中國的社會背景認識不清楚，對於天地會的歷史背景，也認識不清楚，然而他本人完全受了這兩種背景的影響，一切受它們的支配。卻口口聲聲反對它們，豈非自討苦吃？曾國藩代表中國社會，領導士農階級，運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四面包圍，漸逼漸緊。同治三年，他弟弟曾國荃攻克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第四節 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
洪秀全失敗了，但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對於後來影響卻非常之大。第一就民族革命來講：他們承襲天地會的思想，雖沒有把滿清打倒，然而政權轉移於漢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謂已達到了一半，因為道光以前，中樞部院的長官雖漢滿兼用，而實權完全操之滿人，地方大吏旗人約占十分之八，清廷對於漢人，防閒很嚴。尤其是出征的將帥，漢人從無居之者。咸、同以來清室舊臣，牽延失機，功 效毫無，遂不得不重用曾國藩等以平亂，於是把命運寄托在湘、淮軍身上，自然喪失了統治的能力，將相要職，就全屬漢人了。曾國藩總督兩江，節制四省，長江一帶，歸其掌握，當時湘軍一系人物：「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郭嵩燾《與曾沅浦書》語）淮軍代興，其勢力亦與相埒。所以同、光間的封疆大吏，多半是所謂「中興將帥」。中樞自文祥引沈桂芬入掌軍機，漢人政權漸漸抬頭，其後孫毓汶、徐用儀、李鴻藻、翁同龢等亦頗能握政府實權。從前滿人統治的局面，就變為漢人統制的局面了，這不是太平天國的影響麼？民族革命在實際上已有相當的成功。南京攻克以後，曾國藩為避嫌遠謗計，把湘軍解散，使之各歸田伍，那些百戰餘生的將士，哪裡還肯耕地？「憤郁慘沮」，「謀生無路」，相率都加入會黨。（《官場現形記》說：「所有前頭打長毛得過保舉的人一齊歇了下來，謀生無路。很有些提鎮副參，個個弄到窮極不堪，便拿了飭知獎扎沿門兜賣。這時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錢，便可得個一二品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錢了。」《中國秘密社會史》說：「平定粵匪以後，湘軍撤營，窮於衣食之途，從而組織各團體，於是哥老會始盛。除有仍為水陸軍將弁者外，余則皆以賭博盜劫為業。」）他們本來是軍人，仍舊和軍人聯為一氣的，所以「民族主義更流傳到軍隊」。據說江南提督楊金龍即哥老會首領，左宗棠、曾國荃都有被迫為「大龍頭」（哥老會的頭目）之事（見國父《民族主義》第三講及《清稗類鈔·會黨類》）。可見太平天國雖亡，而民族革命的勢力，反因此而大增。後來辛亥革命能利用會黨及新軍，都由於這種關係。國父十三歲，「聞太平天國某老遺兵講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革命動機於是萌芽」（見《年譜》）。他的思想淵源，和革命實力，大概是襲洪秀全的餘緒。我們看陳少白的講演錄，就可以知道。不過洪秀全只影響到滿人的政權，而國父更推翻了它的帝制。「反清」運動，至辛亥才算完成。
第二就政治革命來講：太平天國的成就似乎不很大，但已經含有民權主義的要求了。他們規定男女一律平等，參加革命工作，解放奴婢，禁絕娼妓。考試有女科，任職有女官，上下一體以兄弟姊妹稱呼，異姓同屬國宗，而且鄉官由於民選：「令各州縣造戶冊，即於鄉 里公舉軍帥旅帥，議定書冊。」這都可以表現民主政治的精神。有人說他是受西洋思想的影響，其實這是受天地會兄弟一家秘密拜盟的影響，以後他信仰基督教，才用「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的教義來敷說罷了。然而洪秀全的帝王思想和階級觀念，卻非常濃厚。他自以為天之驕子，國宗是特殊階級，「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干名」。「凡諸王駕出，侯丞相轎出，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凡指揮檢點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之令」。又規定上下等級的稱呼：如王世子稱幼主萬歲，王長女稱天長金。東世子稱東嗣君千歲，女稱東金，妻稱王娘，西南諸王類此。丞相至軍帥皆稱大人，子稱公子，女稱玉，妻稱貴嬪、貴姬、貴嬙，均加稱貞人。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子稱將子，女稱雪，妻稱貴嫻、貴婕、貴妯、貴娌，均加稱夫人。這種儀節禮制，還是封建社會的殘餘思想，哪能談得上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潮？他雖提倡男女平權，但他和他的高級幹部極盡玩弄女子之能事，不讓人家的夫婦團聚，不顧世間的情理和諧，怎樣建設新的國家？他的世界知識，政治天才，委實太差，只是偶然的為民主政治留下一點影子而已。
第三就社會革命來講，太平天國的確有好多的貢獻和主張，值得我們讚許。國父說：「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而沒有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民族主義》第四講）可見太平天國的經濟制度，就是一種共產制度。他們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劃出這個理想的社會：辦法是先分田為九等，然後照人口分田，不論男婦，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十五歲以下減半，好醜田平均配給。人民除耕耘外，還要樹桑養蠶，織布縫衣，養雞養豬，每年的收穫，除留足用度外，余則歸國庫。銀錢亦然，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給錢一千，谷一百斤，不得多用。陶冶木石等匠，農隙治事。社會組織完全照軍事的編制，以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設一軍帥。二十五家「設國庫一、禮拜堂一」。由兩司馬來主持一切軍政民政司法之事，平日教育兒童，星期日作牧師，「講道理」。每家「出一人為兵」，有警則殺敵捕 賊，無事則耕田奉上。鰥寡孤獨廢疾，則頒國庫以養。每一「軍營區」內，設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旅帥兼攝。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頗有分工合作之意。有材能者，每年由兩司馬選舉依次上聞。三年一黜陟，各官互相保升奏貶，以剔上下相蒙之弊。這是一個「共有共享」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洪秀全在八十年以前，就有社會革命的事實表現出來，為什麼能有這樣進步的思想呢？我們從社會背景上看：洪秀全代表貧農階級的，中國社會在嘉慶以後，人口和土地不均平，已成很嚴重的問題。他們目擊身受，知道一般貧農最大的痛苦，是耕者不能有其田。所以他們要迎合群眾的心理，來創建一個「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至於他的思想來源，似乎出於基督教，如《天情道理書》所說：
萬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未始不同。我們蒙天父生養以來，異體同形，異地同氣，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者深沐天恩，共成一家，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雲人爺所生，何分爾我？何分異同？有衣同衣，有食同食。
他的《原道醒世訓》也發揮此義，而《天朝田畝制度》更說：「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這是他自己的解說，不是很顯然的由於基督教義涵有原始的共產制麼？但我們就他的制度來看，則完全摹仿《周官》，其標榜以《禮運》「大同」為依歸。可見他仍是受儒家學說的影響，而以相傳的三代井田，和漢代以後的王田均田制度作背景的。況且他採用天地會秘密結社的許多隱語詩句，而天地會的誓詞中，也有「到海內兄弟家下，逢飯吃飯，逢粥吃粥」，以及「科甲銀錢」，「患難相扶」諸條。革命黨在秘密工作時間，總有通財仗義之誼。足證他的思想來源是很複雜的，大約以中國固有的思想成分居多。他既代表一般貧農階級來解決社會問題，不專從貧農本身的事實立論，偏向宗教上尋根據，古書中找辦 法。似乎他創造的本領有限，所以實行的決心也就很淡了。據《賊情彙纂》說，他們曾出示：「天下農民米谷，商賈貨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為口食。」但「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恐怕沒收土地為公有更不容易了。可是社會組織卻照他頒布的制度由鄉里公舉。《彙纂》說：「無恥之徒，不學之輩，妄希榮顯，趨之如鶩。謹飭之士，為眾共推，委曲維持，不能自脫。而士著生計，絲粟難隱，裹脅逃民，並得稽察，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譎於此者。」足見軍事化的鄉官選舉制是很有效的推行於民間。至於軍隊方面，則完全執行公有制度，一切「盡繳聖庫，不得私藏」。衣食所需，皆向各典官衙取給。如《千字詔》所謂「庫滿珍珠，倉儲菽粟，億兆供求，臣僚輯睦」。甚至食肉也有限制，天王每日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其下無與。而「諸匠營及各典官，使被脅百工技藝，各有所歸，各效其職能」，「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內亂以後，聖庫的制度，似乎已有名無實，各官均蓄有私財，百工技藝，也不嚴格的歸諸匠營了。這種共產制度雖因政治的不安定，實行僅有短短几年，但為古今哲人所夢想以求者，更給歐洲共產主義以不少的鼓勵。我們國父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一項，也是受了它的影響。太平天國在世界革命史上，自然是有它相當的地位。
太平天國滅亡了，我們不應該以成敗論人，用「長毛賊」三字把它的革命精神一筆抹殺。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場論，它無疑的是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階段，為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結果，為國民革命開嶄新的道路。倘若它成功了，至少可以縮短民族革命的時間，保存後來為國民革命而犧牲的大量人材，用在建設方面。我們的民族復興，或者要早實現若干年。它的失敗，證明中國舊社會的潛勢力是不可侮的，除非革命領袖在道德上學識上都毫無缺陷，才能夠「斡旋氣運」，「旋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