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五章 民族革命之新對象

第一節　英人請訂平等邦交 清人入主將二百年，在嘉慶、道光的時候，已漸失其統制之能力，社會上亦露出衰靡的氣象，民族革命的偉業，正好乘機推動，不料西洋帝國主義狂瀾，卻像「海鯨波山」一般的湧進來了！這是十九世紀的初期，正當世界潮流劇變的時代，中國怎能不受它的影響呢？原來歐洲海洋文化的社會，就具有帝國主義的素質，自從工業革命、憲政運動以後，民族主義勃興，列強都想向外發展，新大陸便成了他們逐鹿的地方。美國自命為新大陸的主人翁，怎肯讓他們在臥榻之旁來鼾睡呢？果然於一八二三年發表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宣言書，對那些野心國家下逐客令。可是他們的侵略，正方興未艾，接著就向澳非亞三洲進攻，澳非土人，無力抵抗，自不消說，不久都變成白人的領土了。亞洲近東的土耳其，這時正日漸衰落，阿剌伯、波斯、阿富汗也被迫屈服，失卻了獨立的能力，文明古國的印度，早就被英國蠶食殆盡，魔手觸及尼泊爾、緬甸，只剩下「神秘的中國」一塊肥肉，他們四面八方的包圍來了！門戶首先被英國打開，我們已處在人家的饞吻之下，還大做其「天朝」的迷夢呢！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地位是和我們平等的。西洋人雖在二百年以前就到了中國，通商、傳教、輸入科學，我們總 把他們當作朝鮮人、安南人、琉球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滿不在乎，（乾隆二十四年新柱等諭英吉利各番商云：「內地貨物，爾等需用甚多，爾等外洋物件，天朝都是可有可無的。爾等安靜守法，在此貿易，亦不驅逐，若不來貿易，亦不招徠，倘不遵禁令，是自取咎戾了。」）他們要來，就得以藩屬自居，向「天朝」朝貢。中國根本不明白那時的世界情形，更不知道什麼是外交了。以為外國都是蠻夷之邦，沒有禮樂教化，和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大清皇帝許他們貿易，不過施恩羈縻而已。如果他們不遵守天朝體制，立刻就停止貿易，以示懲創，他們要乞恩就範，自然也即恢復貿易，以示撫綏了。這種自大的態度，曾經對付過葡萄牙、荷蘭及俄國，那時因為中國的國威尚盛，歐洲本土還有許多問題，列強並峙的局面尚未形成，遠征的力量當然不很大，他們只得勉強將就，以達貿易之目的，彼此卻也相安無事。 中國對國際貿易，本也有「五口通商」——廣州、廈門、寧波、雲台和蒙古邊境的恰克圖，前四處是海港，和西洋各國交通，後一處是陸路，和俄羅斯交通。但西洋人到雲台貿易的很少，在廣州貿易的極多，廈門、寧波兩地，來去不常（廈門自乾隆十二年以後，即無番船再來；寧波有數十年番船不至，夷館亦圮廢），乾隆二十二年，始專限廣州一口和恰克圖一城。俄國商船二艘，在嘉慶十年曾到過廣州貿易，清廷嚴飭駁回，因為向例是只許他們在恰克圖通市的。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廣州一口，外國人也不能自由，最初是五、六月進口，九、十月歸國，後來限定夏秋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十三行」的「夷館」，和十三行的行總妥議貨價，買賣完了，就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本來是政府許可的牙行，清初已相沿成為固定的名稱，並不限於十三家。康熙五十九年，才有公行的組織，以後由他們專攬對外貿易，並且替政府辦外交，官吏的命令和外商的呈文，都由行總傳遞。外國人不得和官吏直接交涉，不得雇用僕婦及八個以上的華人，不准坐轎和攜帶武器——後來這三項都很通融。不能進城和隨便出遊，逢八（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由通事領導往河南的「花地」遊覽。外國 婦女（夷婦）不得到廣州，只能住澳門，以防「盤踞之漸」。「天朝史書」不准攜帶出洋，此外書籍無禁。可向通事買辦學中國話，不必另雇教師。這一些限制，外國人當然不滿意，但以其為中國向來的定章，只好容忍。他們最不滿意的是海關勒索及行商掯償的情弊。中國的海關，那時是自主的，稅則原來定的很輕，大約不過值百抽四五，因為有關稅「稽而不征」的遺訓，政府從來未看重那筆收入。稅關只是調劑官員的一個肥缺，而粵海關更居第一位，監督大多是內務府所派的旗人，每年陋規總有二三百萬之譜。一隻船的正稅不過一千一百一十兩，「官禮」、「繳送」等類常需三倍左右，都算「應徵」之項，關口勒索，尚不在內。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卻保守秘密，以便上下其手。外國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乾隆二十年，英商洪任輝試往寧波貿易，情形甚好，外商有轉趨浙海之勢，旋奉旨封閉。二十四年再往，就被迫返棹，北趨天津，向京師控訴，清廷特派欽差新柱等查辦，以「國體攸系」，將監督李永標革職查抄。又因洪任輝違制越洋，押赴澳門圈禁三年。這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操縱中國對外貿易，他們在外商中占了領袖的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的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他們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況且他們又已掌握著印度作根據地，以後往東亞發展更容易；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自大態度和通商限制，都有損於他們的國威，不利於商業的發展，就開始向中國交涉了。 中西原無邦交可言，彼此更沒有互派的使節，因為相隔甚遠，交通也不方便，來往都用的是帆船，那時蘇彝士運河尚未開鑿，須繞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也需三個月，所以商業並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茶絲及其他奢侈品（如刺繡、象牙、古董等類）。我們的農業經濟是頗足自給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因此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是很大的出超。我們的規定是以貨易貨，中國金銀不許流出外洋，只許西洋的「番銀」流進來作交易，在這種情形下，邦交原是可以不必有的。然而在英國人總覺得自己是世界大國、海上霸王，受了我們的種種限制，並且在中國的待遇還不 如沒落的葡萄牙，早就怨恨不平了。他們以為在華通商的困難，都是廣東地方官吏作出來的，蒙蔽了北京皇帝，如果能和清廷直接交涉，必定願意改革，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特派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及斯當東（George Staunton）為正副使節來華，行商具稟，以補祝八旬萬壽為詞（是年帝八十三歲）。乾隆帝非常高興，派員在天津海口接送入京，覲見於熱河行宮，賞賚優渥。只因為馬戛爾尼要表示英國和中國的平等地位，不肯行三跪九叩禮，他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這次使節，馬戛爾尼是很費苦心的，乘坐頭等獅子號兵船，並帶衛隊，選擇最上等的禮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不失國禮。馬戛爾尼對於行跪拜禮的條件，是中國派同等資格的官員向英王畫像行跪拜禮，中國並未採納，他只行了英國的屈一膝禮。回北京以後，他就提出說帖，要求：（一）互派使節，自己並願常住北京。（二）請允英船在舟山、寧波、天津經商。（三）請仿從前俄羅斯例，在北京設一商館。（四）希望中國在舟山附近劃給一個小島，以便英商居住及貯貨。（五）請聽英商在廣州自由往來，不加禁止。（六）請寬減稅律。（七）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稅則，因為向來聽官吏隨意估價，外商不知道中國規定的內容。當時和珅為首相，外表上應酬很周到，但避免談判，僅以乾隆帝賜給英皇的兩道敕書：「與天朝禮制不合，斷不可行。」令其齎回復命。馬戛爾尼的和平交涉，算是完全失敗了。可是他和隨員們的筆記，把中國的內情，暴露於世界，帝國主義者獲得「知彼」的報告，更要作進一步的企圖了。 十八世紀末年到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但又恐澳門為法人所占，曾兩次派兵艦窺伺，又直抵廣州，氣焰張甚。中國照例以封艙停市困之。外商怨謗，始責葡人納款犒師而退。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亞墨哈斯（Amherst）來華，想解決在廣東商業上的糾紛，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相同。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由天津入京，又因不肯行跪拜禮，為迎接官吏所尼，致嘉慶帝已御殿受朝，而使臣不至，嚴旨斥逐回國。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也沒有受到 馬戛爾尼那樣的待遇，對我感情，當然更不好。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但因當時獨攬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究竟是站在商業上的立場，折衝其間，惟利是圖。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公司專利期滿，來華者皆散商，而英政府特派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為駐華貿易監督，達衛（John Francis Davis）、羅便臣（George Best Robinson）副之。律勞卑以政府派員，徑來廣州，必欲直接與兩廣總督對等往來。自然是有違成例，總督盧坤令行商逼其退去，他就命軍艦突入虎門，炮擊防兵，進駐黃埔，陸戰隊入廣州，準備用武力來和中國對抗了。不久，律勞卑病死，形勢暫緩，英國的監督及商人，雖然一時仍安於現狀，但暗中都上書英王，謂非訴諸武力，不能獲得平等的待遇，打破中國自大的觀念。美國領事也報告其政府說：「中英兩國遲早必將開戰。」這就是鴉片戰爭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帝國主義闖進了中國 說起鴉片來，真是我們最痛心，而英國人最不名譽的事情。前節曾提到我們的出口貨，以茶絲為大宗。英國人本來嗜酒，性情暴躁，廢時失業，自改飲茶之後，始漸養成彬彬君子的態度，國勢亦蓬勃日上（說見英人所著《華英通商事略》，載香港雜誌《遐邇貫珍》）。可是英國人販運來華的貨物，大半是鴉片煙，把中國人的思想和身體，都弄得敗壞不堪，政治軍事也就愈趨愈下了。鴉片系拉丁及英語Opium之譯音，我國亦稱阿芙蓉，乃阿拉伯語Afyun之譯音。由罌粟之汁液製成，用作藥劑。唐時已輸入中國，「雞蘇水」、「鶯粟湯」之名曾見於蘇東坡及弟子由詩中，宋人是服食作補品的。用槍管灼火吸食之法，創自印度及爪哇土人，明末始由台灣傳入漳、泉、廈門，自此以後，中國人沾染了吸食的惡習，流毒乃至於無窮。雍正七年，清廷定販賣吸食之禁令，而一般人猶以為「鴉片」是藥材，和害人的「鴉片煙」不同（見朱批諭旨閩撫劉世明奏）。所以鴉片輸入，仍 照藥材納稅。但乾隆三十一年以前，每年輸入多不過二百箱，每箱約百斤，三十一年以後，增加至千箱，大約都來自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地，由葡萄牙商人販運的居多。及乾隆三十八年，英商才覺得這是最有利的商品，開始販賣，在印度獎勵種植，由東印度公司統制運銷。於是乎大土（Benga Opium）有二種：一曰公班，亦稱烏土，產自印度Patna；一曰剌班，亦稱姑泥，產於印度Benares，源源而來。乾隆末年，輸入將近二千箱，嘉慶初年，就增加到四千箱，十六年，竟多至於五千箱了。嘉慶、道光二帝對於鴉片都很痛心，嘉慶元年即下令禁止入口，道光元年又嚴申禁令。但英人設貨棧於澳門，以蠆船泊零丁洋，有「快蟹」（一曰扒龍）為之包運，有「窯口」為之包銷。水師巡船，月受規銀，賣放走私，查禁愈嚴，而輸入之額，反有加無已。道光十五年，乃增至三萬箱，價值約二千餘萬元（許乃濟奏稱烏土為上，每箱約價洋銀八百元，按西人記載，平均售價在七百元左右），合紋銀約一千五百餘萬兩，這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經濟問題，當時全國上下都認為國計民生的大患；何況換回來的又是些有害無益的毒品呢！因此道光帝對於禁菸就下了最大的決心。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在廣州作官很久，對鴉片輸入的情形甚為明了，他覺得禁菸絕不能實行，因為「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所以他主張：「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塤、海關監督文祥都贊成他的辦法，並奏擬章程九條，謂宜「聽令內地栽種，有所抵制」。這一派的議論，都是針對著當時的實情而言的。但是反對派更為得勢，朱罇、許球都請嚴厲禁絕，尤以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的奏疏，為禁菸問題正式打開了序幕。 他說：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吸食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 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請准給一年期限戒菸，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典，無不平允。 道光帝令各省督撫「各抒己見，妥籌章程」，他們雖都贊成禁菸，總覺得黃爵滋的辦法太激烈，說是販賣者害及多人，其罪應重於吸食，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查禁應該從廣州下手。惟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實施辦法，先從兩湖實行。他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道光帝知道林則徐是最「認真」的大員，特召來京，面授機宜，命以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並諭鄧廷楨：「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廷楨貽書則徐說：「所不同心者有如海。」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則徐行抵廣州。略事布置，即曉諭外商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一）「將蠆船鴉片，盡數繳官」；（二）出具甘結：「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外國人最初不知道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和其他的中國官僚一樣，可以要價還價的，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是一個清廉剛正的人物，在政界聲望最好。他抱有極大的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十日，英人尚不肯繳煙。林就下令，斷絕交通，停止貿易，派兵圍守商館，撤出為外商服役的中國人，並不許賣糧食給他們。當時在十三行商館裡住有約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內，他們自然受了相當的苦，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預備的糧食不少，行商又秘密接濟。義律原想妥協，林則徐堅持他的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面只有兩隻小兵船，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但是他不命令英商把煙交給林則徐，而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他以監督的資格出給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為大英帝 國的鴉片，本來是商務的交涉，就變為兩國政府的交涉了。 義律於十四日稟請交出二萬二百八十三箱，三月二十九日則徐親至虎門驗收，至四月六日收清（西書言九日始畢），反溢出一千袋有餘，共二百三十七萬餘斤。就在海灘挖池銷毀，五月十五日，全數銷盡。「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贊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則徐大功告成，道光帝也高興極了，親批其奏摺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清廷調他任兩江總督，他不去，乃與廷楨互調。他要徹底禁菸，就是使外商具結以後不再作鴉片買賣，美國商船，首先照辦，惟無「人即正法」之嚴厲詞句而已。義律卻不願英商具結，全體都退至澳門並禁止英船入口，報告本國政府，靜待訓令。林則徐因為他們既不願貿易，就斷絕一切食物的接濟，令澳門政府，強迫出境。義律和英商寄居船上，屢率印度派來之兵船二隻，向九龍及穿鼻攻擊，索取食物，勾結漢奸，阻止英船入口，與我水師衝突，兩方互有勝負。鴉片戰爭，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虎門防務，自經則徐整頓以後，略有起色。但水師勢力薄弱，亦未敢出洋攻擊，僅召募漁艇雞疍戶，燒毀「濟夷匪船」，並對於海口一帶，嚴加防備。 英政府接到義律的報告，最初還持和平政策，因為國內的名士，多以鴉片貿易為污辱英國國旗，責政府應協同中國嚴禁，不應援助奸商。後來知道在事實上已經開戰，英女王維多利亞（Victoria）特向國會演說，函謀保障之法。這時英國的工業發達，提倡自由貿易，有尋找海外市場的必要，而英國外相巴馬斯統（Palmerston）、陸相馬靠烈（Macaulay）都是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哪肯放過這一個侵略的機會呢？何況英國對我自大自尊的態度及種種通商的限制，早已不滿，想和我們算一次總賬呢！因為他們極力主戰，獲得國會九票多數的同意，就派全權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海軍司令伯麥（James Gordon Bremer）統率戰艦十六艘、武裝汽船四艘、運輸艦一艘、輸送船二十七隻，共大炮五百四十門，軍器完備，戰士四千人，在道光二十六年六月間，就到了中國海面。他們奉政府的命令，向北方活動，並不攻擊肇事的廣州，僅派四艘兵艦封鎖海口，大部的主力艦去占領定海，駛到大沽口。這不過是一種攻窳攻心的戰略，當 時人都解釋說英國怕林則徐。林則徐沒有機會和英國人一決勝負，固然保全了他的令名，而國事也就不堪聞了。 清廷始終是一些糊塗蟲，不明白彼此的形勢，不懂得攻守的戰略，一聽說定海失守，就嚇得手忙腳亂。上面調兵，兵非素練，下面請餉，餉非素籌。道光帝又是省儉慣了的人，最怕花錢，從前批示林則徐說：「朕不虛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現在卻責備他：「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懿律等至大沽，直隸總督琦善就派人和他們交涉，他們把英外相致中國宰相書交出，仍然是英國預定的計劃。這封信前半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虐待英僑，凌辱英吏，後半提出英國的要求：（一）賠償貨價（指已繳之鴉片言）。（二）中英官吏平等相待。（三）索一島或數島為英商根據地。（四）索還商欠。（五）賠償軍費。若不允所求，勢必戰爭云云。後琦善調查他們的軍備，知道英國的船堅炮利，遠在我國之上。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為外人所據，這仗是打不得的。所以他就決計「撫夷」。在沽河南岸搭帳會議，三天毫無結果。及得清廷指示，乃告訴英國人說：「林則徐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派大臣，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他總覺得英國人是來告御狀請求皇帝伸冤的。英國人以為清廷既允商議，也和英政府「必須賠償，不為復仇而戰爭」的宗旨相合，就回到廣東去交涉了。道光帝認為琦善的本領不小，憑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於林則徐孟浪多事。於是令各省軍隊概歸原防，「以節靡費」。派琦善去代林則徐作兩廣總督。 琦善於十月到廣州，才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英人不但要求賠款開港，並且要求割讓香港。他都不敢答應，只有拖延時日，英國人不耐煩，遂於十二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陷，琦善遂與義律訂立草約，許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並給英國平等待遇。他說：「地勢既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道光帝原以為他能辦「夷務」，只許仍舊通商了結，到了這時才知道他「無能不堪之至」！罵他：「甘受逆 夷欺侮辱戲弄，迷而不返，是何肺肝？被人恐嚇，為此遺臭萬年之舉！」又說：「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於是調兵遣將，一意主戰，琦善真是狼狽極了。不久，虎門及各炮台均失守。提督關天培戰死。清廷命將琦善押解來京，查抄家產。可惜所派奕山、隆文諸旗人，又都不中用。楊芳雖是個名將，但亦「束手無策」，且有收糞桶穢物以為厭勝的笑話。而「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臬司王廷蘭函語）。果然一接仗，潰的潰，降的降，也有戰死不逃不降者，不得已遂為城下之盟，暫定休戰條約，含混上奏。清廷以為「妥洽無事」，方作善後處理，追論歷任督撫罪，將林則徐、鄧廷楨遣戍伊犁。而英國政府尚不滿意義律所訂的草約，將他撤職，另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為代表，並令臥烏古（Hugh Cough）率印度駐軍來華。中國若不答應全部要求，就不停戰。二十一年七月，英軍占領廈門，八月占領定海、鎮海，欽差大臣裕謙戰死。清廷又命些不中用的滿人奕經、文蔚、特依順、耆英、伊里布等赴浙江辦理軍務，而耆英、伊里布又都是怕事主和的人。二十二年五月，英軍攻入吳淞口，提督陳化成戰死，兩江總督牛鑒遁。六月破鎮江，欲以控扼長江，斷絕漕運。七月，英軍攻至南京，聲言架炮轟城，清廷知道沒有辦法再抵抗，只得接受英國人的要求，訂立《南京條約》。自此英國幾十年的希望，終達到了目的，而帝國主義的魔手，插進了中國，我們開始要受壓迫了。 鴉片戰爭的失敗，根本是由於我們的智識落伍。軍隊和軍器都不如人，當然也是頂重要的原因。琦善說過：英國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只須移轉磨盤，炮即隨其所向」。我們山海關的炮，尚是「前明遺物，勉強蒸洗可用」。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而林則徐在遣戍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得更明白：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 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余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而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所以則徐在廣東禁菸的時候，就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並請以粵海關稅收「制炮造船」。「必求極利極堅」，「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同時他派人刺探英人的消息，翻譯外國的書報刊物。他知道「船炮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他曾經密陳夷情夷務說：「與其交鋒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如誘擒於內地，逆夷更無能為！」「議者以為內地船炮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可見他並未諱言外人的船堅炮利，而掉以輕心，只是顧慮誅求無厭的夷情，要行內地誘擒的戰略，這見解都不能說沒有道理。他說廣東「各處口隘，防堵加嚴，逆夷似無可乘之隙」，也是頗有分寸的話。他對於世界大勢，雖不甚徹底明了，卻由於時代使然，無可責備。他自己曾下過一番相當的功夫，把所譯外人的《四洲志》交給了魏源（默深）。魏據以作《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並且要「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范我馳驅，是為以夷款夷」。這都是林則徐的意見。當時曾望顏奏請封關禁海，他力陳不可，說：「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米利堅、佛蘭西足與抗衡，然亦忌而憚之，其他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皆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黜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睽，以彼此之離心，各輸誠而內向。若概與之絕，則觖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他的世界眼光和外交政策，都似非當時人所能及，而購械主守的辦法，更不是琦善、耆英一般人所能望其項 背的。 琦善、耆英、伊里布等只見到外國的船堅炮利，便失卻了自信心，畏難苟安，敷衍了事，哪能當得起外交家的責任？他們的奏摺雖說：「夷情反覆無常，海防不可稍疏。」但他們防在何處？王廷蘭（廣東布政使）致曾望顏的信說：「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得炮台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炮台之兵，以為我不撤兵，兵必為彼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為講和地步。開門揖盜，百喙難辭。」接著他說了許多打仗的情形，都是「兵將卷炮而走」。「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樹城上之白旗，能無發指」！「皆系實情，無一虛誑」。無怪乎粵人檄討英人說：「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而入。」其實林則徐也自謂「岳、韓束手」，不見得敵過英國的大炮。但他抱著「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和「餘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雲左山房詩鈔》卷六）的態度，絕不至於「開門揖盜」，總比琦善一般人要高一籌了。左宗棠挽林則徐上聯云：「附公者不皆君子，間公者必皆小人，憂國如家，二百餘年遺直在！」其言殊可玩味。假使以他為「禍首罪魁」，「讒間一時，騰謗無已」，必有人指天誓日，「不得不大聲疾呼，拯人魘寢者」（曾寅光《遺事識余》）！可見隱藏在人心中的是非，絕不是憑几封奏疏，就能論定的。則徐亦自知「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白頭到此同休戚（指與鄧廷楨），青史憑誰定是非」。但他以「時事之難，運數之奇，有不獨關乎一身休咎者」，只好「南望側身，嘆喟欲絕」（《文鈔·游龍門香山寺記》）了。後來耆英、伊里布主持和議，法國兵船來調解，他們疑為「英人奸細」，並以問璞鼎查，豈非笑話？《虎門條約》和《中美、中法條約》，他們隨便承認了「關稅協定」和「領事裁判權」，還以為方便省事，外交成功，這樣子的知識，能說他們比林則徐高明麼？當時主戰派及主和派，對外交的智識都差不多，不過主戰的全是漢人，如王鼎、林則徐、裕謙等，主和的全是滿人，如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漢人無權，具有士大夫的驕矜習氣，所以唱高調，但究竟是 勁骨亮節，雖然也一樣僨事；滿人主政，仍系看家婆怕事的心理，所以能下氣，但究竟是體軟心怯，雖然「欲了天下事」。咸豐帝即位，朱筆宣示穆彰阿、耆英的罪狀說：「偽言熒惑」，「其心陰險」，「數言夷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貽誤國家，厥罪惟均」。而則徐死後，諡曰「文忠」，悼祭之文有云：「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荷中禁鳴騶之寵，宣岩疆遠馭之威，雖控制偶疏，難辭薄罰；而宣防永固，用贊成功。」朝廷賞罰和輿論是非相趨一致，在道理上還有什麼可議？我們不能僅以和戰二字定功罪，更不應作原情誅心之論，以為林則徐有兩重人格。劉韻珂說得好：「兵無鬥志，民有亂心，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我們能歸咎於哪一個人嗎？魏默深說：「夷寇之役，首尾三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即款，非款即戰，從未有專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不守於可守之地，而皆守於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粵東不議守而專款，是浪款也；弈山不籌守而即戰，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鑒不擇地而守，是浪守也。誠能擇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如林、鄧之守虎門、廈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為戰，以守為款。以守為戰，則豈特我兵可用，即佛蘭西、美利堅皆可用，以外敵攻外敵也。豈特義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敵也。以守為款，則我無讋於彼，彼有求於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匿我，匪特煙價可不給，而鴉片亦可永禁其不來！且可省出犒夷數千百萬金，為購洋艘、洋炮，練水戰、火戰之用，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於來時。」這完全是代表林則徐的意見，他何嘗又想用「中國的古法」，自信是「百戰百勝」的呢？他雖非「太上先時」的人，總求「智者能不失時」。但後來人過時而不悔，悔而不能改，那就不是林則徐的責任了。總而言之，我們的智識太落伍，不僅當時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 夢中，就是事後論事的士大夫也還看不清楚，琦善、耆英諸人，自然是更不足責的。 第三節　不平等條約的造成 鴉片戰爭失敗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假使我們能夠取得勝利的話，那末根本上就不應該有這一次戰爭。因為我們禁菸的理由，非常正大，英國人無法反對，只要我們採取相當合理的手段。英國人要「平等」通商，我們也無法反對，只要當時有一點世界的知識。所以我們說鴉片戰爭，英人說通商戰爭。戰爭以後，他們的目的達到了，我們反倒開了煙禁，聽其自然，流毒中國，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智力體力，還都受它很大的影響，這才是我們的大失敗。然而一次失敗還不夠，接連又來第二次，可見我們的社會，如何麻木不仁，我們的人才，如何昏庸不堪了。但其中也有一個很大的機括，就是沒有讓主「剿」的人，身當戰局，無怪乎士大夫階級不服輸，一般輿論也不服輸，他們覺得失敗都是奸臣誤國，如南宋秦檜一樣。倘使林則徐始終用事，結果雖亦不免失敗，但究竟可以多給我們一些教訓，或不至再有葉名琛一流人物出來胡鬧，惹禍辱國。從前我們不肯給人家平等待遇，以後外國也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了。所以雖說是歷史誤人，亦由於人謀不臧，然而歸結起來，都是智識問題和政治問題。我們無需埋怨古人，「喪失民族二十年的光陰」，實際上喪失了三百年——如果從明清之際西學輸入就算起，至少也有一百年——因為咸、同以後，自強維新諸運動就算解決中國的問題了麼？現在只希望真正能把民族的癥結認識清楚，不要再為歷史所誤，也不要再製造誤人的歷史。 英法聯軍之役，是我們受到外人的第二次教訓，也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餘波，被我們自己掀為狂瀾了。《南京條約》以後，開五口通商，四口都是曾經通過商的地方，只有福州是新開，清廷本欲換給泉州，但耆英等未敢提出。英人入城建埠，發生一點小問題， 不久也就解決了。而廣州與外人通商最久，已有好幾百年，似乎應該和外人相安無事，毫無問題，卻不料問題特多，與外人感情最壞。此中原因複雜：第一，英國在廣東受了多年的壓迫，怨氣很深，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原諒中國人因受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仇視。一有衝突，脅官壓民，小題大做。第二，廣東地方官商，因廣州在戰前是唯一通商口岸，都有發大財的機會。江南一帶茶絲由陸路運廣，經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外人估計，伍家怡和行有財產八千多萬，富甲天下。《南京條約》以後，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茶絲，所以上海日盛一日，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官商的財源減耗，就是一般勞工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都恨外國人。第三，廣東人的民族觀念很強，性情剛毅，不怕勢力。林則徐禁菸時，他們因「身家既失，怨 遂興」（鄧廷楨語），所以「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覆蹈」（王廷蘭語），及至英人兵臨城下，淫掠滋擾，他們才感覺著外國人可惡，就鳴鑼揭竿，遂有三元里「平英團」之事。官吏不能妥善處置，以平民憤，反壓抑人民以順夷情，於是粵人操戈仇英仇官，乃係當然的事了。 廣州人仇英的表現是趁外國人出遊，鄉民乘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為總督，知道這事情不對，很嚴厲的執行法律，殺人者處死，一般人都罵他是洋奴，說他賣國媚外。人民為自衛計，早就有義勇團練的組織，這時士紳和民眾都堅執「夷人不許入城，為天朝二百年來例禁」。他們的理由，是「民居稠密，良莠不齊，往往倚主陵客，遇事興波」。因為有兩三次英印人溷入，被民眾驅毆出來了。但實際還是一種心理作用，他們把城裡看作神聖之地，倘便外夷進去，好像與尊嚴有損。英國人本來在城外十三行作買賣，不進去又有什麼關係？他們也是爭意氣，以為「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好像與體面有關。耆英調停其間，費盡苦心，不料雙方愈鬧愈起勁。道光二十七年，耆英一方面受英人的威脅，允許於二年後准其入城，希望在兩年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一方面受輿論的攻擊，感覺著在廣 東的地位一天一天地困難，運動內調。清廷以徐廣縉升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升任廣東巡撫。這兩個人都是天生的一對虛驕自用的怪物。受士大夫階級的傳統觀念很深，而名琛尤為頑固。道光帝又告訴他們說： 疆寄重在民心，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遷就，有失民心。至於便通參酌，是在該督撫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為不負委任。 因此更增加了他們的自信心。道光二十九年，英人以兩年後入城之約到了期，香港總督文翰（Bonham）遂乘兵艦入內河，提出要求。廣縉暗中召集各鄉團練，在兩岸齊聲吶喊，英人吃了一驚。廣縉乘「單舸前往，告以眾怒不可犯」。英人這時不願與中國決裂，所以只聲明保留條約權利，並沒有別的舉動。徐、葉及一般人都認為這是我們的大勝利。清廷接到他們的報告說：「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夥伴，擇其強壯，挨戶註冊，共團勇至十餘萬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眾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襲猾夷。」道光帝高興極了，以為「不折一兵，不發一矢，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因用朱筆批示：「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所以封廣縉一等子爵，名琛一等男爵，風示天下。又特旨獎勵廣州民眾： 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從此以後，廣州人便得意洋洋，自以為「我十萬有勇知方之眾」，「洋鬼子」還不容易對付！徐、葉也覺得「民心可用」，格外的夜郎自大，瞧不起外國人了。 咸豐元年，徐廣縉調任湖廣，去打太平天國去了。葉名琛升任總督，在廣東負外交重責，他更以「雪大恥尊國體」自命。對於外人的態度，異常傲慢，每次接到交涉的文書，略批數字，有時竟不回答。可是他的能力，不過如此，一切國際關係，外交情勢，他是毫無所知。又迷信乩語，以沙盤占休咎。他不但不能繼承林則徐「先事籌維船炮」的策略，簡直也沒有徐廣縉「英人所繫戀者，惟在貿易，則所以鈐制之者，亦惟在貿易」的見解了。他妄以為「虛聲恫喝，乃夷人之慣技」，「惟有靜以待動」，彼自「勢絀力窮」。而清廷對他，亦信任太過，總覺他「久任海疆，操縱得宜」，「智深勇著，所奏甚當」。這樣的把他捧上天去，自然他就忘其所以了。四年，英法諸國以原訂條約有十二年變通的條文，派使要求「修約」。英國自然更要「一體均沾」了。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希望加開口岸，「由長江直至漢口，設立碼頭」。華北的天津也要開埠，更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還希望中國地方官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看法恰恰相反。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除對俄由理藩院或黑龍江大吏外）。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接見外人，不和外人交涉。美、英、法代表，知道無法進行，都跑到上海去見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怡良勸他們回廣東去找葉名琛。吉爾杭阿卻以「任其跋涉風濤，久無成議，該夷心未愜服，終恐別滋事端」，「莫如將計就計，欽派重臣，議訂章程，允其所請」。他是很明白大體的，他知道「章程既有十二年變通之文」，「勢將無法制止」。可惜咸豐帝仍然是「虛驕之氣」，反予一頓申斥。後來英美代表又跑到大沽，提出修約說帖十八點，咸豐帝大為震怒，諭旨說：「均屬荒謬已極，必須逐層指駁，京師為輦轂重地，天津與畿輔毗連，該夷酋欲派人駐紮貿易，尤為狂妄。」他總以為外人駐京居心叵測，好像與國體有關。竟忘記了從前俄羅斯館的例子。而對於減免稅收，反倒覺得可以通融。這樣使外人感覺無處申訴，要修改條約，只有憑藉武力了。 咸豐六年九月，亞羅船事件發生。這事件的本身並不嚴重，船是 中國人所有，所捕之盜，也都是中國人。只因它在香港註冊，懸一面英國旗，所以給英國人一種口實。香港總督包冷（Bowring）和英領事巴夏禮（H. S. Parkes）就舉兵攻入廣州，想迫葉名琛改約，名琛「始終堅持，不為所脅」，以為「彼技窮行自服矣」。果然英國人因為未得政府的命令，加以印度發生亂事，急須赴援，不久便退去。他就報捷說：「防剿英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清廷覺得這正可把「進城」、「換約」兩件事「一律斬斷葛藤」。御史韓錦雲更說：「夷情叵測，當以威懾，攻破省城，亦不能守，以我之百，攻彼之一，勢無不勝。」他們並沒有想到號稱十萬「有勇知方」的民團，對於一千個「夷兵」，卻「畏敵火器，未能力戰」。只是英軍退去以後，不分皂白把十三行的夷館，一概都燒毀了。英國人看見機會到來，報請政府決戰，他們的議會沒有通過。首相巴馬斯統因把議會解散改選，始獲多數同意。英政府又煽動法、美、俄諸國，共同出兵。美、俄無意和中國開戰，只各派大使要求改訂商約。惟有法帝拿破崙第三是個野心家，遂藉口廣西西林法國傳教士被殺棄，我國處理不當。於是和英國聯合，派兵東來。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州。致葉名琛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獻城。名琛依然置之不理，也不設備。於是城陷就被虜了。廣州人嘲笑他說：「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後來被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從此廣州為英法軍占領三年。英法俄美四國大使聯合致書中國首相，請派全權代表，到上海會議，清廷還讓他們去和兩廣總督及黑龍江辦事大臣去交涉。他們以為清廷沒有談判的誠意。咸豐八年三月聯軍遂北趨大沽，攻破炮台。清廷迫不得已，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代表，接受英法全部的要求，訂立《天津條約》。同時和美俄也一樣的訂立了。但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等款，始終不肯答應，特令桂良等於上海議訂通商章程時設法挽回，並願以全免關稅為交換條件，桂良等知道這事徒惹反感，未便提出。《天津條約》和通商稅則總算議定了。這時清廷為亡羊補牢計，特派名將僧 格林沁到大沽設防。咸豐九年五月，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預備進京去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桂良及直督均遣人告以大沽正在設防，請改由北塘口登陸。他們原怕中國有意為難，隨帶相當的海軍，看見海河堵塞，就憤憤不平，派船拔取防禦設備，並開炮轟擊。我們兩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時還擊，英法軍艦無法前進，陸戰隊亦陷入泥淖中，死傷甚多。他們只有退回上海，等國內增派援軍。清廷以為這次「操全勝之算」，「為二十餘年未有之快事」。有人建議：「待其窮蹙，取前議而更張之，以免其覬覦之心。」咸豐帝批說：「但不知能辦到此地步否？」可見清廷的處境，實在對和戰都無把握，並不因大沽之役而抱樂觀。為什麼呢？因為咸豐九年十年間正是清廷和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曾國藩被困祁門，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官吏和上海士紳，都想借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因此向清廷再三請求撫夷。清廷惟恐示弱於人，不允請求外兵援助。然而對於英法的實力，也相當明白，所以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大沽口戰事，我們的解釋是很有理由的：倘使英法代表的真意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地方，自有設防之權，其意並非仇外，或者是防禦太平軍，為什麼代表不從北塘上岸，由陸路進京？我們根據這種理論去宣傳，頗生效力。英法並不堅持要雪恥報復。但他們又有賠償損失及條約以外的要求。而咸豐帝才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的諭旨。兩方重以兵戎相見，就可知帝國主義者壓迫的威風了。 咸豐十年六月，英法聯軍抵大沽，鑒於前次的失敗，移向北塘登岸。襲大沽炮台的後路。我們的炮穴外向，不能反擊。僧格林沁才深悔「縱敵登岸」之非計，退守通州張家灣。七月十日，天津失陷。清廷仍派桂良往津議和，英法格外的要求全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他們因為桂良沒有全權代表的證書，頗疑交涉為中國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人都認為「國體所存，萬難允許」。因提出相對的條 件，「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允行」。清廷明知道這事辦不到，不過藉此想讓他們放棄面遞國書的要求，「不值因禮節而決裂」。巴夏禮不但「固執前說」，反要求撤退僧格林沁的駐軍。載垣便把巴夏禮等一般交涉的人員，全都扣押起來。於是清廷下宣戰之諭，而英法軍隊也就進攻北京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他接到僧格林沁和勝保敗退的消息，就不顧群臣「堅守京師」之請，而逃避到熱河去了。特派恭親王奕 留守北京，「便宜行事，督辦和局」。奕 是咸豐帝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當然毫無新知識，他曾竭力反對長江通商，並提議捕拿巴夏禮等，這時他接受大命，進退猶豫，十分為難。及巴夏禮釋放，英法軍焚掠圓明園。奕 知道除議和以外，毫無其他辦法，只得毅然決然承認了英法的要求，與訂《北京條約》。九月十一二日兩約互換，英法退軍，我們各賠八百萬兩的軍費，並租借九龍與英國。《天津條約》當然也全部承認了，這是一部不平等條約的縮影。 我們若把鴉片戰爭以後的《南京條約》、《虎門條約》、《中美條約》、《中法條約》和英法聯軍以後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匯合起來看，就可以知道前四約只是不平等條約的濫觴，後幾約可算是不平等條約的大成。我們的國際地位，在咸豐以前尚和外國是平等的，在咸豐以後，我們受帝國主義的鈐制而變為低等了。《南京條約》是外國人和我們爭平等的結果，虎門及美法諸約和它是一個系統，雖有不平等的條款，如協定關稅及領事裁判權等，但全由於我們的無識而自動放棄。因為我們對於關稅向不重視，協定以後，反倒覺得「有贏無絀」。領事裁判，在唐律就有「諸化外人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的規定，明律始改為「化外人並擬律處斷」。然習慣相沿，政府仍以「各治其民」為息事寧人之道，如中俄《恰克圖條約》，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英美諸國，自然也受到一樣的待遇了，不過我們仍有訊斷之權，在廣東外國人犯法，常常是由我國地方官處理的。倘使我們對於這兩點，能作互惠的要求，那還有什麼不平等呢？無奈耆英一般人不懂得國際法，就隨便的放棄了。及《天津條 約》訂立，外國人才有意把已得的特權，變為條約的義務，我們既懵然不懂而且也無法要求互惠了。從此不特外國人犯法，我們不能過問，就是「不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即屬長城」。我們的法律，簡直因此失去了效力。關稅協定，僅以值百抽五為率，且非至十年限滿，外人同意，不能修改。又加以「子口稅」的規定，外國人享受免厘販運的特權，洋貨既可以暢銷內地，土貨亦可經洋商之手而免去重征。我們的工商業受到此種壓迫，簡直不能翻身，只好替外國人作「買辦」了。況且上海在通商後，劃洋涇浜以北為外人住宅區，經過「小刀會」之亂，他們派兵自守，中國人受其保護，就形成了租界的管理權。外國人代收關稅和海關由英人掌握，也起源於此。其餘如內河航行，利益均沾，都是由外人的壓迫和我們的無識而造成，從此我們是受宰割的綿羊，而民族革命運動自然就要以帝國主義為新的對象了。 在英法聯軍之役中，我們除去受外人壓迫而訂立不平等條約以外，還有更痛心的事情。就是俄國人的政治侵略。它是帝國主義中的最大一環，在西北東北幾千里的邊境上虎視眈眈，乘我們無暇北顧的時候，假意要好，代作調人，奕 受了他們的甘言誘惑，借他們的保護才敢出面和英法交涉，事後這漁人得到極大的利益，把我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百數十萬方里的土地，囊歸己有。他們不僅和英法「利益均沾」，可以在沿海各口岸貿易，並且在新疆也開闢了商埠，又得到海參崴以為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俄國雖然是工業落後的國家，但在十九世紀中葉，近代產業資本主義，業已相當的發達，它參加國際的活動，向中國來侵略，自是當然。不過它沒有和中國正式衝突過，而中國受它的宰割和影響卻最大。這是因為他們的手段高明，還是我們的應付拙劣呢？帝國主義四面張網來包圍我們，一紙條約來束縛我們，造成百年悲慘的命運，發揚民族革命的偉跡，正需要我們自力更生，努力奮鬥！ 第四節　民族自覺之先導 西洋各國在十九世紀中，已完全具備了近代國家的規模。它們有科學文化、機械生產和民族國家三種性質。我們還是中古式的宗法社會，習八股闈墨，靠天時手工，過著窮苦散漫的生活，人家用槍炮打仗，汽輪運輸，有紀律嚴明裝備完好的軍隊；我們用弓矢交鋒，牛馬運輸，有形同烏合、衣食兩缺的士兵。在這相形見絀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失敗是當然的。不過失敗還不要緊，只要我們能知道失敗的原因，「迎頭趕上」，加緊建設，所謂「悔而能改」，「以夷制夷」。我們的土地人力都是大有可為的，又何難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光榮的地位？可惜歷史的形成太久，傳統的遺毒太深，舊社會的根株，一下子不易拔除淨盡，新事業的嫩苗，多少年不能培養長成。直至現在，我們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還不敢說徹底明了，齊心改造，何況前清時代的人物呢？我們研究歷史，應該知道歷史的漸變性，對舊社會不宜「揠苗助長」；但也應該知道人力的優越性，對新事業不容錯過機會。中國文化的優點何在？劣點何在？西洋科學的優點何在？劣點何在？我們應該先研究清楚，使維新而不流於形式主義，維舊而不至於「開倒車」。這仍非從歷史中尋求不可。簡括言之，中國文化是「相對論」、「辯證法」的中庸之道，是「明道救世」、「守先待後」的經世之學，以大同為理想之社會，以三世為達成之階梯，原來是很好的。秦漢以後的訓詁考據，唐宋以後的詞藝性理，都走入歧途，看來把中庸誤解為鄉愿，經世誤解為功利，中國文化的精神已亡，而社會政治經濟也就停滯不進，日幾於腐爛不堪的田地了。但是在明清之際，我們和歐洲文化開始接觸，朝廷大臣，多持歡迎西洋科學的態度，倘使能繼續下去，那必定可以和它們並駕齊驅。為什麼雍、乾以後，反倒深閉固拒，故步自封，那樣的驕虛自大呢？我覺得這有幾種原因：（一）滿清以異族入主，在雍、乾時代，造成了君主無上的權威，為歷代帝王所不及。他們向外國人擺架子，更可以對中國 人顯威風。（二）帝國主義在南洋中亞一帶的經營，使中國人存了戒心，怕步印度、呂宋之後塵。（三）那時人毫無世界知識，他們不明白國際的變局，西力東漸是無法阻止的，只有「以敵之長技而制敵」。（四）漢唐註疏之學復興，中國士大夫「發思古之幽情」，不啻置身漢唐盛世，忘記宋明以來因社會孱弱而遭受的外患了。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鴉片的流毒，我們的身體精神，都因此有很大的退步，而經濟的困難，民生的憔悴，也相因而來。越是貧弱懶惰的人，心理就越頑固。因此民族喪失了二百年的光陰。鴉片戰後，我們仍不能接受西洋的教訓，而亟圖維新自強，固然是我們的守舊性太重，遺「業」所積，由來已漸；而外國人敲骨吸髓的朘削和毒化，自亦不能辭咎。英法聯軍之役以後，才稍稍有點覺悟，企圖維新自強，二十年的光陰，又白白的耽誤了。我們不要責備古人，只要把當時日本維新的事實作一個比較，就可以知道日本的文化沒有基礎，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新知識，我們的文化基礎厚，漏洞也很多，所以不容易接受外來的新知識，這和一個人的青年時代或老年時代一樣。我們如何才能「化腐朽而為神奇」呢？似應將民族文化加以改造，擋住帝國主義的外緣，創出自立更生的內力，雙管齊下，才能挽救中國的命運。國民革命就是適應這種時代要求和世界潮流而產生的，它繼承民族革命二百多年的偉業，包括維新運動七八十年的成績，在歷史上看，是不容我們絲毫懷疑的。 我們的民族革命原為反抗滿清的統制，及至西洋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革命遇到新的對象，不但意義要變更，而且方法也要變更，所以民族革命就進而為國民革命了。維新運動雖然是「改革論」，不是「革命論」，但也是對抗帝國主義的一種民族自覺運動，它是使民族革命「變質」、「變量」的先驅，而為國民革命之另外一環，倘使沒有它來適應歷史的漸變性，則國民革命如何能「突變」呢？因此我們應該把它們的演變，交代一番。 無論如何我國的維新運動總是由於外力壓迫隨著時代而產生的。雅片戰爭以前，中西文化雖早有接觸，但是我們還未受外力壓迫，一切都由我們自主。鴉片戰爭以後，我們的弱點暴露，力量不如 人，要抵抗侵略，就必須格外想辦法。林則徐就是第一個先覺悟的人。他在廣東翻譯外國的書報，把材料送給了魏源。他雖未大聲疾呼，提倡改革，但我們要原諒他是六十歲以上的人；魏源在《海國圖志》里所說的話，大半都是他的見解。他們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為什麼我們反倒落後呢？魏源曾說過： 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刀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菸販煙之莠民。……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憑河，毋畫餅，則人才之虛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敦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這種心理建設、文化改革的議論，到現在都還有極大的價值。我們雖痛心改革之不早，而尤痛心改革之不實。只憑几個人提倡就行了麼？所以我們雖有《海國圖志》，卻無「明治維新」！林則徐在告病家居的時候，有人問他西洋的事情，他說：「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這時俄國和我們幾十年沒有交涉，他已周知俄國終必東下南向的情形，其世界眼光比較後來奕 、文祥、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都高明多了，他臨死還呼「星斗南」（即中國），始終以國事為念。何嘗有怕清議指責的心理呢？在道光、咸豐年間具有新思想的人，多半是受了他的影響。魏源首開其端緒，固不用說，即徐繼畲作《瀛環志略》，是在福建任巡撫的時候，何秋濤作《朔方備乘》，又是他的同鄉晚輩，他們雖頗采外人的材料，而實受林文忠的啟發。不過那時的新知識是地理學，以為地理學可以破 除拘囿的陋習，所提倡的是海防論，以為外人來自海上，能防海則外力可以不至。他們究心於天下大勢和海疆失事之由，均從此著眼。除魏、徐、何三人外，尚有嚴如煜《洋防輯要》，李光建《海防新編》，桂文燦《海防要覽》，徐金鏡《防海事宜》等，這可以說是「海防時期」。 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奕 、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才深深的感覺外國的「船堅炮利」，大膽主張「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造為先」，於是有各種的「洋務論」出來。他們既在京內外竭力提倡，社會上也漸漸認識了。這可以說是「洋務時期」。甲午中日之戰，我們的「船堅炮利」，並不亞於日本，其結果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可見只講「洋務」還不行，西人所長不僅在乎工藝，尚有他種學術，於是洋務論一變而為「時務論」。康有為、梁啓超一般人才提倡變法維新，這可以說是「維新時期」。在清代晚葉的維新運動，大約可以分做三個時期。海防時期是接受新知識的濫觴，它的事業，只有少數在野的學者提倡研究地理之學。洋務時期是維新事業的正式啟幕，京朝親貴，地方大吏，都很熱心提倡，惟僅限於制器練兵之說，純屬應用科學。維新時期不僅要變朝廷的大法，而且向民間作普遍宣傳，使人人都感覺有改革之必要。這運動對於近代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但亦僅注重政治、法律而已。以上三個時期是逐漸進步的，他們雖為中國開風氣之先，究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他們都不是真正了解西洋文化的人，仍有「治其標而未探其源」的毛病；但我們要原諒他們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他們確已為民族解放盡到最大的努力，只是認識不夠，魄力不足，所以幾十年維新運動的成績，不過爾爾。民國以後的「新文化運動」，也是接承維新運動而起的，比較對西洋文化了解深一層，他們介紹文藝、哲學和經濟學，主張「全盤西化論」。以「科學」、「民主」為口號，原來是不錯的。可惜後來他們轉變了方向，一派向右轉為「新漢學」，一派向左轉為「唯物論」，這因為他們對於西洋文化的來源，和中國社會的背景究竟認識不甚清楚。不過從海防論起，到新文化運動止，在維新運動史上總都有他們光榮的地位，著有許多的勞績，因為他們替民族革命 及國民革命作了「驅除難」的工作，歷史的漸變性也可由它們來證明。國父領導革命，繼承先民，他的三民主義，是集中國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對科學主張「迎頭趕上」，對民族主張「心理建設」。這是維新運動以來精確不移的新方案。我們要抵抗帝國主義，自力更生，舍此莫由。它兼有改造舊社會和推進新事業的兩種功能，拿「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來調和西洋「狂」的文化和中國「狷」的文化。他不僅集維新運動之長而去其短，並且集近代國家之長而去其短，要徹底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研究近代史，若不把這些源流因果關係認識清楚，徒作表面觀察，枝節議論，眩惑耳目，迷亂道路，所謂「愛之適以害之」，那是最可痛惜的。我們在這個大時代的降臨之初，外國人的壓迫之始，追念民族自覺的新猷，益感國民革命的重任，不能不先提綱挈領，略作說明。以後再分章詳述它們的事跡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