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結 論
清朝建國近三百年，自入關迄遜位，奄有中土，亦二百六十八年，凡十三朝十二君（太宗天聰、崇德兩朝），頗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創業開國，勇武睿智，自不必說。世祖年幼，賴多爾袞以為治，駕馭貳臣，混一天下，痛愛妃之死而思逃禪，其聰慧亦有過人者。聖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時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觀，因為他有好學不倦的精神，寬大愛民的治術，雖末葉稍流縱弛之弊，但休養生息，也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階段。世宗剛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風，任法治，尚廉潔，吏治澄清，海宇乂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幾百年顢頇無為的消極思想，社會也不至於停滯腐化而不進了。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的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高宗席累朝之積德，作太平之粉飾，好大喜功，稽古右文，雖有全盛的規模，卻種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後，武力不競，紀綱敗壞，教徒紛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節儉，均有可稱。只以十九世紀為世界劇烈變動的時代，西力壓迫，門戶洞開；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醞釀，造成太平天國的大亂，政權逐漸轉移於漢人手中。文宗、穆宗，巽懦童呆，曷能當此大局？然而他們也沒有顯著的失德。同治以後，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銳，意志堅強，信用曾、左、胡、李諸人，遂有中興之事業，惟好逸樂，貪財貨，閹寺弄柄，吏治日偷，攬權競勢，頑固驕虛，內阻自強之機，外招聯軍之禍，卒為清朝滅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無秦 始皇的才幹，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個懦夫，如何敵得過三次專政的宮庭老婦呢？結果變法無成，身被囚死。可憐亦復可哀！溥儀乳臭小兒，生父是親貴班首，嫡母乏西後的才略，大廈將傾，賴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斫伐，遂不免土崩瓦解矣。我們綜論關內十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相較，尚覺高明倍蓰，明朝除開國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宦官權臣胡鬧。清朝只咸豐帝溺沉聲色，同治帝好作微行，但並沒有像明武宗那樣荒淫！慈禧、隆裕寵用李蓮英、小德張，招權納賄，也沒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禍」。明君賢相，仁政惠績，都比明朝來得多；權奸巨憝，苛刑暴斂，也比明朝來得少。何以我們的先民還時時刻刻要打倒它，驅除它呢？這顯然是因為種族關係。二百幾十年的民族革命，完全為「蠻夷猾華」的意識所驅迫，何況「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了許多的血痕呢！不過清朝乃東胡的後裔，也是華族的支派，受我薰陶，逐漸同化，旗人血統，早就不純了，滿漢通婚，更無畛域可言，僅只一個皇室沒有更改漢姓，哪裡還有所謂滿族？所以國父的民族主義並不像光復會以「排滿復仇」為事，而欲「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只是革命政權要建立，不能讓他們再屍位宰制罷了。
鴉片戰後的中國，其禍不在滿清，而在列強的帝國主義，它們有優越的科學機械之勢力，民族國家之組織，我們要抵抗，就必須「迎頭趕上」，造成近代化的國家，意義非常簡單。然自強運動以來，我們新工業的建設安在？辛亥革命以來，我們民主化的精神安在？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不錯，這是我們所亟需的，但後來他們向左右轉，走入歧途，忘卻大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一言以蔽之，都是文化的積孽。我們不能建設自力更生的民族文化，一般學人，又沒有徹底的認識，徘徊聚訟，光陰都消磨在講說辯論上，仍受理學家蹈空談玄之遺毒。有些人埋首研究，「為學問而治學問」，成績亦頗斐然，但褊鄙自是，忽視一切，不知指導社會，照顧人生，和現實聯為一氣，仍受經學家襞績補苴之遺毒。二毒不去，徒肆紙墨宣傳，就離開科學愈遠了！科學的進步很快，瞬息千里，追蹤攀援，必 不可及，只有「迎頭趕上」，才能抓著要領。日俄土泰，不乏前例，尚何遲疑之有？但人心積患不去，民族文化不興，好像沒有茁茁健旺的新血輸，則毒素仍可肆虐，所以國父的民族主義歸結在建立民族文化。這民族文化的內容，並非漢唐的經學，宋明的理學，實為古代的《大學》《中庸》之道，「內聖外王」之學！以「治平」為最後之鵠，以「執兩」為時宜之措，明道救世，才能發揮「有體有用」的精神。大本既立，枝葉自茂，科學民主，皆不待繁言而應迅速力行者，蓋非此不足矯正積弊，建設近代國家也。倘使對於文化的理則和功用，具有真知灼見，則必能發揮一種正確的領導作用，而非驕虛自大可比。國父既以先知先覺創造三民主義，規定革命建國方略，只要我們作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的「仿效推行」和「竭力樂成」就夠了！晚清突遇大敵，倉卒無以自救，其情尚有可原。現在遺教分明，規模具在，還有什麼討論的餘地？如果除去私心成見，要救中國，就只有實行的問題了。
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為中國新舊社會轉變的過程，應該使它加速度的變，以完成近代化的國家，而不致久居於落伍的地位。則七八十年來，不是沒有進步，實在變的不夠快，「自強」「維新」諸運動，似乎都被舊社會阻滯了，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將近三十年未得效果，又是被哪個阻滯的？實際上還是領導的士大夫階級本身的缺點，不能全歸咎於舊社會。我們看社會一般的人民，在農業經濟的生活中，不識不知，自足自樂，雖水旱災祲，貧苦不堪，依然勤勞生業，守分安命，絕不肯鋌而走險。按時的納糧，求政府不苛擾，謹守著禮法，怕貽譏於社會，民族素質原是很好的。等到受了帝國主義的機械生產的影響，手工業不能立足，農產品不易出手，終歲胼胝，也不能供給兒女的學費，呻吟憔悴，坐待破產。稍微活動一點的人，被城市工業吸引而去，以極少的工資，為帝國主義者製造廉價的貨品，向農村社會來傾銷。因此金銀流出海外，洋貨遍於中國，甚至外國的米麥、水果、油料都充斥市場，和我們的粗製農產品來競爭，穀賤傷農，購買力自然小了，老百姓有啥子辦法？只好一天一天的貧困了。士大夫階級不知領導社會向新工業的路上走，利用機器，改良農產， 反儘量的享受，不惜剝削人民的脂膏，替洋人推銷貨物，間接來斫傷國本。還說老百姓愚昧骯髒，不可救藥，這有什麼道理？游手寄食，欺騙社會，使鄉間淳樸敦厚的風俗漸趨為城市澆薄浮華的習氣，道德不能約束，以為應該打倒，法律不願遵守，以為應該「自由」。這種新起的士大夫階級，仍以新學為洋八股，文憑為敲門磚，未得一技之長，便作土劣之事，這才是社會的障礙物。所以社會的腐敗並不是大多數人民的關係，而是少數知識分子的關係，我們只應痛恨教育的失敗，不能說社會不好，究竟誰負改良社會的責任呢？現在要建設新工業，不管是自由發展，或計劃經濟，只要加緊進行，為人民謀生路，有哪一個不歡迎的？所不歡迎者，乃私人壟斷的企業，官吏假借的統制而已。國父的民生主義正是防制一切的流弊，為建國的首要工作：平均地權，則人民的生活，可以改善，農村的購買力，亦可增強，為經濟建設布置一個基礎；節制資本，則新工業不至造成貧富懸殊的階級，而國家更當集中力量來改進社會，為全體民眾謀福利。義和團時代的舊思想，毀鐵路，燒電杆，早就沒有了，尚何阻礙之可言？所以要「不知不覺」者「竭力樂成」是毫無問題的，所差只在「後知後覺」的「仿效推行」耳。
複次民權主義而論，舊社會原有自治的規模，鄉里的道德，被推主持其事，權力很大，所以人民對於官府，除納糧興訟外，幾乎全無關係。自清末抄襲日本的成法，頒布自治章程，由官代辦，這真是削奪民權，摧毀幾千年社會的基礎！人民只有任聽與官府勾結的「士紳」擺布，正人斂跡，游滑橫行。這種新起的土劣階級，可以藏身於法律範圍以外，為所欲為，對民眾則施官府之威，對官府則脅民眾之勢，兩方均無可奈何。一切新政，全被擱置在他們手中，人民行四權的訓練，更談不到了。前清的人民有冤抑，可以「告御狀」，民國的人民有冤抑，簡直打不起官司。幾項基本的自由，一點都沒有保障，人民還敢要求行使四權麼？現在要實施憲政，必須恢復從前的自治規模，由政府指導監督，少用干涉政策，尤須剷除土劣，改善人民生活，使一般老百姓有膽量有閒暇來參加政治。總而言之，不論物質建設與心理建設都是同等的重要，司其鑰者，仍為教育。教育辦不好， 不能培養真正的建設人才，只增加一些自私自利的破壞分子，雖上有博大精深的主義，勵精圖治的政府，下有蘊藏厚實的社會，勤勞耐苦的人民，而病苦中膈，氣脈不通。譬如說前清反對新政的人，哪裡是什麼義和團？實際上還不是頑固的士大夫階級！一般愚民的愛國熱，反被他們利用，當然要禍國有餘了！明朝人說：「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國父也說「革命必先革心」。我們在敘述清朝三百年歷史將畢的時候，緬懷無數革命先烈的高風，益感國民責任的重大，清人所遺留下來的許多問題，都要我們來解答完卷，萬代興亡，繫於俄頃，還能再因循敷衍甘作民族罪人麼？最後我們仍引魏默深的話，來作本書的結束：
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去偽去飾，去畏難，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何，毋畫餅，則人材之虛患去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