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三章 大清帝國之盛衰

第一節　康雍乾三朝之政治 多爾袞攝政和順治帝在位的時候，只是確定了對付漢人的政策，戎馬倉皇，兵事未已。在康熙帝繼立的初年，他還是一個八歲的小孩子，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而鰲拜尤專橫，「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圖」（熊錫履奏疏語），所以沒有什麼政治可言。玄燁親政以後，索尼先死了，蘇克薩哈因請守先帝陵寢說：「如線余息，得以生全。」帝覽奏不悅。鰲拜本來和他有嫌隙，極力排擠，說他不願歸政，竟把他殺了。然而康熙帝很有作為，對於鰲拜結黨擅權，早不滿意，乘其入宮，令羽林小兒執之，以大罪三十款，籍沒拘禁，降遏必隆為侍衛。這時帝才十六歲，他的偉大政治作風，已經露出頭角來，首先把圈占民間房地的事，永遠停止了。圈地是清初最壞的一件事情，旗人藉征服的餘威，任意圈占人民的房屋土地，或指撥遠處荒地來掉換，人民驚竄流離，非常的不安生，尤以近畿一帶為甚。二十幾年的秕政，到康熙正式行使職權，才算除去。但不久三藩之亂起來，又擾攘了十年，所以清朝政治基礎的建立，還須待至康熙二十年以後。 康熙帝是歷史上有數的君主，他的聰明、學力、才幹，都不亞於漢文帝、唐太宗，他知道君主是為人民服務的，「一事不謹，即 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所以在位六十餘年，孜孜圖治，未敢少懈。他的設施言論，有《康熙政要》一書可看，茲僅述其大者： （一）獎勵文學　詔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取彭遹孫等五十名，俱授翰林院官（因授官過優，科第出身者醜詆之曰野翰林，可見當時文人吃醋的醜態。尤侗題鍾馗像說：「進士也，鬼也，鬼也，進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纂修《明史》。又征長於文學的人，得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在宮內召集「昇平嘉宴」，飲酒賦詩，笑語無禁。 （二）表章理學　帝以朱子注釋群經，「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尊祀在十哲之列，極力提倡性理之學。也是因為朱子主張尊君大一統，便於統治者利用而已。阿附之徒，固藉此以求倖進，反對的人，更加詆斥宋儒了。 （三）編纂書籍　當時購求遺書，編纂群籍，飭頒三十幾種書，而尤以《圖書集成》一萬卷最為巨製，誠典籍之大觀，開匯書之新裁。花了十多年工夫，才告完成。 （四）懲治貪污　清初貪污之風很甚，「地方官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又轉饋政府，會推徇私，將帥扣餉，刑官鬻獄，豪右為奸，百姓困苦已極，而大臣家益富」（魏象樞語）。康熙帝首將大學士索額圖拘禁宗人府，又把大學士明珠褫職，滿大臣噶禮賜死，湖廣總督蔡毓榮拿問，侍郎宜昌阿、福建巡撫金俊擬律，湖北巡撫張 ，交部議處。對於科場舞弊，責罰更嚴，順天鄉試主考李蟠遣戍，副主考姜宸英瘐死。懲辦的都是政府要人，吏治自然要好得多了。 （五）南巡治河　帝以黃河號為難治，欲親至其地，相度形勢，視察堤工，又以東南民情，未盡貼服，想仿效秦始皇巡遊天下、震懾人心的故事，曾六次南巡江浙，四次出巡邊外，四次巡幸山西五台，影響都很可觀。 （六）蠲免賦稅　他嘗說：「蠲租乃古今第一善政。」所以差不多每年都輪免錢糧，或普免逋欠，或減江南漕糧。而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諭，尤膾炙人口。 以上是他的治績大略，總結起來，不過「勤政愛民，統一思想」兩句話就完了。他本身是一個極好學的人，「手不釋卷」，「至於咯血」，因此他的學問見解都很高。他受理學家的影響，認為學術是施政之本，藉以籠絡士子；勤恤是養民之本，藉以收拾人心。以實心行實政，極得休養生息之良效，而秉性又寬大，也頗有垂拱無為的作風。且一事不妥，即罪責自己，待人精誠，則眾善皆歸。六十年間，熙熙皋皋，真不愧「康熙」兩個字。然而晚年有一件極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太子胤礽的廢立。他的兒子很多，各樹朋黨，希冀儲位，把胤礽用鎮魘術給鬧瘋了，因此他絕口不談建儲事，大臣進言者皆得罪。康熙六十一年冬，他感覺不適，幾天就死去了。遺詔隆科多傳位十四子胤褪，時任撫遠大將軍，在青海軍中，隆科多因與皇四子胤禛合謀易十為於字，因得立，就是雍正帝。 雍正帝對於兄弟的殺戮，實在有慚德，他沒有康熙帝的優容大度，勤學愛民；但他的政治作風，卻是一個法家，眼光很透澈，手段很高明，處事綜核精嚴，任人賞罰悉當。他矯正了康熙晚年寬縱的弊病，把吏治重加整飭，財政納入正軌，用緹騎（即特務人員）來偵察奸宄，監督官吏，刺探民隱。興水利，修治直隸諸河；蠲浮糧，減輕江南賦稅；除賤民，解放奴隸階級；立社倉，周濟閭閻緩急；改土歸流，以安定邊防；火耗歸公，為官吏養廉；諸如此類，多不勝舉。他最信任雲貴總督鄂爾泰，河南巡撫田文鏡（後特授河東總督，並管山東），浙江督撫李衛，這三人在轄境以內，摧抑縉紳，任用能吏，公正廉明，境無盜賊。真所謂：「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雍正帝常說他們「忠誠體國，實心任事」。但當時都覺得他們「為政苛細」，是酷吏一流人物，每有人奏劾，帝均信任不移，並保證他們必無貪污壞法之事。後來鄂爾泰內遷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帝嘗說：「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命他「平章以聞」（貢獻意見）。君明臣良，可謂盛事。因為雍正能知人善任，所以內無權奸，外無貪黷，隆科多以擁戴殊勛，不惜殺之滅口，年羹堯以專征大將，毅然懲其跋扈，凡此都非庸主所能辦。至於頒刊《大義覺迷錄》和《揀魔辨異錄》，以帝王之尊，來和秀才 和尚作學術上的辯論，其精神都是值得欽佩的。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從秦漢以後，三公夾輔王室，丞相為政府領袖，很像現代的內閣制。明太祖廢丞相不設，天子獨攬政權，很像現代的總統制。但明朝的君主都不勤政事，因此宦官佞臣，最容易竊權弄柄，清沿明制，大學士有六個人，號稱宰輔，而實非古之丞相。雍正帝集權自身，索興設一個軍機處，選大臣入值，等於君主的秘書顧問，而大學士簡直只有虛名了。這原為用兵而設，後來一切政治，都出於此，軍機大臣遂成為政府的要人。「摺奏」可以直達御前，「廷寄」可以密封馳遞，於是通政司的敷奏封駁之權，內閣的票擬批答之權，議政王大臣的會推立法之權，都無形減去了。這是一件很大的政制改革。全由於雍正帝尚任重法，以及精細的個性使然。可是他自己太勞累了：每天披閱奏摺，常至午夜不休，只有鄂爾泰和張廷玉（漢大學士）等兩三人幫得上忙，真是宵旰乾惕，日不暇給，看他手批的朱批諭旨，就可以知道了。據《嘯亭雜錄》說，未刊者還堆積若山。他對於清朝的政治，關係很大，若沒有他，康熙六十年培養國力的政績，顯示不出來，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權，發揮不出來。他有一段話說： 自古為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總之寬嚴適協其宜，乃為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為於莫之執中也。 這真是超人一等的見解，不僅是他的政治哲學，也可以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他兒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了。乾隆帝即位時的「大政方針」說： 治道貴得乎中，矯枉不可過正。……聖祖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世宗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刻之弊。……天下之事，有一利 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 中者，無過不及，寬嚴並濟之道也。昔我皇考臨御之初，見人心玩愒，諸寧廢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勢不得不加意整頓，以除積弊。乃諸臣誤以聖心在於嚴厲，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竅，大為閭閻之擾累。朕即位以來，深知從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經理，不過欲減去繁苛，與民休息，而諸臣又誤以為朕意在寬，遂相率而趨於縱弛。……勢必至禁令廢弛，奸宄復作，良善受其擾害，風俗漸就澆漓，將我皇考十三年教養整理之苦心，功虧一簣。 他標榜一個「中」字，說是寬嚴並濟，實際有些模稜，絕不如雍正帝標榜一個「宜」字，說寬嚴不參雜來得更深切。他微說雍正帝過於嚴厲，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呂留良案雍正並未殺曾靜、張熙，他一上台就把三人殺了，誰寬乎？誰嚴乎？我們看乾隆六十年政治，總想模仿康熙，召試博學鴻詞，及山林隱逸之士，舉行千叟宴，蠲免租賦，編纂群書，尤以《四庫全書》為洋洋大觀，「六次南巡」為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書，頗有學術上之價值，如數理之提倡發揮，因他自己是內行。乾隆帝虛心好學，都不如乃祖，更無創見，只是隨意改削實錄，偽造歷史，替祖宗朽屍上塗粉，借征書來禁書，有人比之於秦火，可以想見其謬妄了。康熙南巡為治河和鎮撫，乾隆時既不治河，又無須乎鎮撫，只是一味玩耍，踵事繁華，鋪張揚厲，選歌征色，供億無度，江南的老百姓苦極了。他晚年懺悔著說：「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他一身並無可取之處，學術德行不如康熙，政治能力不如雍正，但在外表上看，乾隆一朝，是清運的鼎盛時代，為什麼呢？因為清朝經康、雍兩朝的培植芟理，到這時才開花結果，花之盛，果之實，是園丁的功績，而不是看花食果人的功績。乾隆帝好像一個紈袴子弟，得了先人的豐富遺產，窮極奢侈，富麗堂皇，實際不是他手上得來的東西。我們若檢視他所用的宰輔，就知道他的政治何如了。最初鄂爾泰、張廷玉都是雍正時的舊人，後來嵇氏父子（曾筠及璜）、劉氏父子（統勛及墉）雖際遇少有，而嵇氏功在河 防，劉氏信任不專，尹繼善也是雍正帝簡用的，和舒赫德、阿桂都是閫外之勛。于敏中宅心不醇，死後撤享，陳宏謀、陳世倌皆無殊績，只有傅恆、和珅二人當國最久，寵眷最甚。傅恆因姻戚關係，乾隆帝故意捧場，大致還過得去，也沒有什麼成就。和珅就不同了，招權納賄，無惡不作，吏治民風，均敗壞在他一人之手，而乾隆始終信任不移，要和康熙、雍正兩朝比較一下，就可知隆替升降之故：他既沒有雍正殺隆科多、年羹堯的辣手，又沒有康熙辦鰲拜、明珠、索額圖的英明，所以康、雍是政治最清明的時候，乾隆則為盛衰轉變的樞紐了。 三朝都免不掉朋黨，而康熙、乾隆時最甚，鰲拜、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鄂爾泰、張廷玉、于敏中等，都各有黨羽，滿與滿，漢與漢，滿漢之間，互相攻訐，互相傾軋，以及各王樹黨奪位，真是一塌糊塗！官吏日奔走依附，不知公事，優遊博弈，畫諾而已，這是中國政治敗壞的根苗，盛世且然，遑論叔季？要不是雍正帝嚴加整飭，摧抑貴族，則後來的腐敗政治，早見端倪了。雍正御製《朋黨論》，以為「欲除朋黨，當令輿論之所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為一致」。彼此顧及，原來不錯。可惜他執政的時間太短，只為清朝造成君尊臣卑，大一統的無上威權耳。歐美各國有政黨無朋黨，中國有朋黨無政黨，公私判然，應該注意。 第二節　康雍乾三朝之武功 乾隆帝所誇耀的「十全武功」，自號稱「十全老人」，其實也是三朝累積的事業。十功是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除台灣林爽文起兵事，已見前章，余當依次敘述，而以平定準噶爾為最麻煩，最重要。 原來蒙古地方是元朝遺下來的牧遊人所據：「不郛郭，不官室，不耕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見《聖武紀》）其稱以人不以地，而 以沙漠為大界限：（一）漠南內蒙古，（二）漠北外蒙古，（三）漠西厄魯特蒙古，（四）青海蒙古。四部占有今蒙古、青海及新疆天山北路地。漠南接近東北，科爾沁在天命時就臣服後金，太宗征察哈爾滅之，漠南蒙古合詞上尊號，才構成大清帝國。漠北也叫喀爾喀，分三部：曰車臣，曰土謝圖，曰札薩克圖，明代事跡無聞，至康熙始內附，入清代版圖，青海也歸順了。只有漠西厄魯特，竭三朝之兵力，始克夷其部落，收歸清有。厄魯特共四部，除一部（和碩特）移青海外，其餘三部都在新疆北部，以準噶爾為最強，就是明朝的瓦剌。康熙時代准酋噶爾丹吞併四部及天山南路，又和俄國通使貿易，以貂皮換銃工諸物，勢力極盛。乘喀爾喀內亂，發兵攻之，三部不能抗，悉眾分路投漠南請降。清廷遣使諭和，噶爾丹必欲得土謝圖汗，窮追至漠南，清兵敗績。康熙二十九年，始派大軍迎戰於烏蘭布通，破其「駝城」，噶爾丹遁走。帝親至塞外，安插蒙古降人。這時準噶爾的根據地伊犁，為噶爾丹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占。噶爾丹無所歸，在科布多休養生息，揚言借俄國鳥槍兵六萬入犯，其實俄國方在訂《尼布楚條約》後，並無意和中國開釁。帝親征至昭莫多（大樹林意，亦名東庫倫），誘之來攻，大敗之，噶爾丹窮促自殺。這是康熙三十六年的事。策妄阿拉布坦初與清廷通好，既而南侵西藏，清兵出援，准兵北還。雍正初年，策妄死，子噶爾丹策零，也很梟雄，屢謀犯邊，清命傅爾丹由北路進駐科布多，岳鍾琪由西路屯巴里坤，北路敗績，而蒙古三音諾顏策凌部異軍突起，制敵不得進。十年，又大敗之於光顯寺，策凌以功爵親王，自成一部，不復隸土謝圖了。准兵不得逞，到乾隆初年始來議和，以阿爾泰山為界，清廷因為遼遠難征，乃許其通市及入藏煎茶。十年以後，准部內亂，清廷以為有機可乘，又因中原無事，正可以耀威邊外。二十年遂大舉仍分西北兩路出兵，不到四月，未經一戰，就會師伊犁，俘其酋達瓦齊而歸。為什麼這樣容易？因為有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撤納（策妄外孫，原屬厄魯特四部之一的杜爾伯特）作嚮導。阿睦原想著事定清廷應令他總長四部，乾隆帝偏欲眾建以分其力，阿睦遂叛。翌年清兵雖入伊犁，而將帥失機，兩路均無功，阿睦逃哈薩克，復歸自立，准部大擾亂。時兆惠以巴里坤援軍，所向無 前，窮追至哈薩克，阿睦逃至俄境，患痘死，清廷索其屍。因准部屢叛，窮搜谷壤，把這一種族人全殺光了。往往一部數千百戶，以次駢戮，或既降內移，中道襲殺，真是可憐，也足見清人殘忍的性格，結果是奄有了西北廣大的疆土。 回部是在新疆天山南路，《漢書》所謂西域三十六國是也。原來龜茲、于闐一帶佛教最盛，唐代伊斯蘭教由阿剌伯傳入，回回部人首先信仰，後來就叫做回教了。明季才有阿剌伯人作回酋，徒眾漸盛。元朝的後裔遂衰弱，都被準噶爾遷往伊犁，准部令回酋民督民墾地輸稅。乾隆中，准部內亂，被滅於清，回人圖自立，大和卓木（教長意）欲受清約束，其弟小和卓木不可，聚眾戒嚴。清廷命雅爾哈善征之，圍庫車，不設備，和卓木兄弟逸去。詔誅雅爾哈善，命兆惠移師而南，以兵少被圍。及援師至，乃大舉攻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和卓木兄弟知不能敵，逃巴達克山，為其人擒斬以獻。這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事。清廷派參贊大臣駐喀爾噶爾，節制南路諸城，仍以阿奇木伯克理回務，蠲苛省斂，與民更始。每年只採玉進貢，從此新疆全歸中國版圖了。世傳乾隆帝用兵回疆是為要看看小和卓木的香妃（體有異香），及掠歸京師，香妃抗節不屈，為太后賜死。這都是委巷之談。其實香妃入官，在回疆平定前一年，直到五十三歲才死，侍帝三十年，東陵有其遺像，西洋名畫家郎世寧為他們繪過《行樂圖》，可見乾隆帝是得意極了。 平定準回，得地二萬餘里，可以說是開疆拓土，雖勞費而有所收穫。若平定大小金川，只不過是鎮攝幾個土司，以蕞爾之地，方不滿千里，人不滿三萬戶，用兵三次，誅三大臣（大學士訥親，四川總督張廣泗及阿爾泰）。從乾隆十二年到十四年，始以岳鍾琪的餘威，為寬大之受降；從乾隆三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始以阿桂、明亮的銳師，攻克大小金川，並獻俘京師。然而木果木之敗，將軍溫福中槍死，全軍潰散，暮氣已深，首尾七年，費帑七千萬兩，比平定準回所用的三千餘萬兩，加了一倍，這是為的什麼？這兩地都是大渡河的上游，萬山叢矗，中 洶溪，皮船笮橋，曲通一線，番民以石築碉，大小林立，難攻易守。張廣泗以碉逼碉的戰法，雖未得成功，然後來步步立 柵自護，以大炮轟擊，或繞道夾攻，分路各進，直搗巢穴，如同治年間席寶田之所謂「雕剿」者，其大意都相同。從此中國始知山碉設險之利，湖南制苗，滇邊制倮，蜀制生番，川陝制教匪，以及最近江西制紅軍，都是仿用這種法子，可說是無形的收穫。 至於降緬甸、安南、廓爾喀，全然是掩耳盜鈴，自己打了大敗仗，人家怕兵連禍結，朝貢受封，含糊了事而已。緬甸之役，先就自壞邊防，無端把中國人所開的茂隆銀廠主人吳尚賢幽死，又把桂王遺官所據的波龍銀廠桂家部長官里雁正法，緬甸人說：「吳官若在，豈有邊患？」可見邊吏僨事之由。乾隆三十至三十四年，兵敗失地，明瑞將大軍深入，距阿瓦僅七十里，以失道糧匱，力儘自縊。傅恆、阿桂雖三路大捷，只一老官屯尚攻不下，傅恆回朝，憂恚而死，阿桂褫職，再出備邊，直到五十三年緬甸國衰，才款關入貢罷了。安南之役，初令兩廣總督孫士毅為黎氏興復仇之師（明初滅安南，設交趾布政司，為黎民所據。建大越國，康熙初，黎氏請封，乾隆晚葉，為阮氏所篡據），抵河內，安故主，乃為阮文惠所乘，大敗而還。福康安繼往督師，未經一戰，阮氏自動請降，受封為安南國王。並於乾隆五十五年來京祝壽。就在這個時候，廓爾喀興兵入藏，唐古特不能御，清派侍衛巴忠等援之，未交一戰，即調停賄和。不敢奏聞，歲幣又爽約，以致次年廓兵再舉，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福康安率軍深入敵境七百餘里，氣驕無謀，「擁肩輿，揮羽扇」，儼然以諸葛武侯自比，結果吃了敗仗，死傷甚眾。幸而廓爾喀求援在印度之英人，印度總督Marquis Cornwallis主張調停，使者未出，廓人已乞和，遂班師。乾隆末年，用兵輒以福康安為帥，福為傅恆子，恃寵奪汰，無才無武，惟恃勇將海蘭察以為助。或者說他就是乾隆帝的兒子，乃私通傅妻而生，欲藉此以封王而已。可是軍紀士氣，都敗壞在他一人手裡了。 所謂「十全大武功」者，不過如此而已，只有平準回之役是值得稱讚的，但也是三朝用兵的結果。清朝憑藉中國幾千年來的餘威，賓服了中亞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山及阿富汗；降服了朝鮮、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哲孟雄也附帶入貢；琉球、暹羅更聞風 來朝。琉球從明代就是屬國，暹羅在乾隆時中國人鄭昭新建王朝，納款祖邦，被封為王。現在改名泰國，和暴日聯合在一起，仇視我們，真是數典忘祖了。清朝既具此種規模，遂造成亞洲無比的大帝國。 第三節　鈐制政策下之學術 康雍乾三朝不僅政治武功極盛，而學術亦甚為可觀。考據之學，風靡一世，當時號稱漢學。曾國藩說：「乾隆中葉，海內魁碩奇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號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實這種學術風氣，並非起自乾隆中葉，但以乾嘉為最盛的時候，可以籠罩有清一代，有些人比之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因為二者都是以復古而求解放的。假如我們把清代學術，整個的加以觀察評述，則漢學復興之說，還不算是篤論。梁任公說：「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見《飲冰室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幾句話把清學的特色完全表示出來了。但一般人或者不明白怎樣是「倒卷而繅演之」？原來中國學術從周秦諸子而演為漢唐經學，又由佛老影響而演為宋明理學，經學分今文、古文兩派，理學分程朱、陸王兩派，到清代作了一次的倒演，為中國學術結一筆總帳。換句說話，就是把中國學術都重新整理一番。我們看清初學者因明末王學空疏的反動，推崇朱子，講求讀書傳注之學，文學家也極力規摹唐宋的古文，這可以說是由明反宋及唐。因為要通經致用，而「漢儒去宋未遠，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之竹帛，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以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惠棟說）。由此才成立了「凡漢皆好」的漢學。這可以說由唐宋以反於東漢。漢學是以校勘考據為基礎的，而戴震一派，精於斷制；常州一派，脫落名物。同時經學有關的學科，如小學、史學、天算學、律歷學、地理學、音韻 學、金石學、目錄學等無不講求，因之而發達，雖稍軼出漢學訓詁的範圍，但解經求是，以微言大義為歸，仍然是西漢的家法。這可以說東漢以反於西漢。晚清以追根究底欲研究孔孟經學的真面目，更不能不研究和孔孟同時的諸子之學。這可以說由兩漢復反於先秦。步步上溯，層層抽剝，不特漢學「如日中天」，而整個中國學術，也倒卷繅演一下，呈現出燦爛的奇觀，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在歷史演進中有一種辯證法的公例：古聖相承，九流雜出，產生孔子中庸之合。「經」「理」兩端，漢宋疊乘，產生清學的復古之果。就學術本身上看，明代就有這種趨勢，前後七子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規摹漢唐，力詆宋學，不就是先河麼？在明朝晚葉，已經有讀古書識古字的說文、音韻之學發生了，顧炎武始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而清初大儒都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極力反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狂禪」，欲矯正其弊。再加以西洋科學輸入的關係，天算地理都能幫助解釋古經，旁通子史，所以經學能夠發達起來，大都是時會造成的。 除此還有一種重要的時會因緣：就是清人因民族思想的關係，一方面牢籠士大夫，用利祿誘惑，制義束縛，特科羅致；一方面又壓迫讀書人，禁止集會結社，挑剔字句，屢興大獄，學者在異族的政治鈐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乃至研究學問，也不能自由發揮思想，以免橫攖文網，遭受屠戮；如不「尚友古人」、「明哲保身」，還有什麼辦法呢？故不得已才向書本上用功夫，以為藏身在故紙堆中，可以「與世無患，與人無爭」。卻不料會引起學術的新風氣，使逐步走上考據之途，而古學反賴以昌明了。積久成習，不但「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礪精進」；就是一般人也「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為恥」。於是「家家許鄭，人人賈馬」。至嘉慶時代，書肆中風行經解、說文、輯佚一類的書籍，理學書幾乎無人過問了。奇特之士，既不屑於以科舉求仕進，制義文對於他們的影響很少，而科舉試場中，反受了他們的影響，有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入文者，輒獲上選，黠者反偽撰典故，以愚試官，試官欲避空疏之誚，也不敢過問（譬如晚清時代，蔡 元培以周秦諸子典故作制義，竟獲聯捷，選入翰林院，時人謂之怪八股。然房官推薦，闈墨選刻，一時摹仿得售者很多。乾嘉時代之漢學，當然也是一樣）。可見風氣既成，人莫敢違；潮流所屆，舉世歸心。他們究竟對於學術上有什麼貢獻呢？綜合起來，不外三點： （一）整理古籍的成績清代學者以經書為研究之中心，所以對於十三經莫不有相當之整理，阮、王兩氏《皇清經解》，所收入作者百五十七家，為書三百八十九種，二千七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及續出者尚不在內。這可算是自古未有的盛業。他們怎樣去研究經書，而傳出新的義疏呢？戴震曾言：「經以載道，明道為詞，成詞者字也。學者先由字通其詞，由詞以求其道。予自十七歲志於聞道，謂非求之六經，不得孔孟之真，非從事於字義，無以通其制度名物語言，為之拮据數十年，灼然而知古今治亂之源。謂宋儒之譏訓詁，輕語言文字，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所以明學家有欲通經訓，先就小學的通說，是讀書必先識字的意思。而「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音韻學又以小學為附庸，故清代對於《爾雅》一類的字義書，《說文》一類的字形書，以及古韻的研究，都是工作的重心所在。又因為好古尊古，遂用校勘的方法整理古書，用輯佚的方法來發現古書，使後輩讀古書者可以省無限精力，也獲得不少的新資料。康熙間購求遺書之令，和乾隆間纂輯《四庫全書》，對此均有很大的鼓勵。其範圍又不僅限於經書，史書之改作與補作、校勘與注釋，方誌與譜牒之普遍纂修，子、集兩部之輯補校注，皆為清人最大之貢獻。阮元序《經義述聞》說：「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這幾句話，最能把清人對於古學的成績完全表現出來！ （二）實事求是的精神西洋人說科學的目的，在於探求真理，我們的先儒也說治學要「實事求是」。如辛稼軒詩：「是是非非好讀書，莫將名實自相誣！」王陽明說：「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書》）又說：「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 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與陸元靜書》）清代學者確有此種精神。葉德輝論經學，說：「顧炎武實事求是，遂開東南漢學之先，論一代之儒宗，當以炎武為不祧之祖。」我們且不談炎武的為人是如何的剛正，就治學一點來說，他是「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李二曲是他極要好的朋友，再三求為其母親作傳，因為「無關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真可為一代的開山。於是閻若璩辨偽《書》，胡渭辨《易圖》，毛奇齡疑《禮》，姚際恆疑經，都是求心而非，雖言托孔子，不敢以為是的精神。至戴震為清學之代表人物，其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君子務在聞道也。」明道聞道，都是求真理的意思，為求真理須力避傳統的束縛和私見的蒙蔽，不循情感，不計利害，這種認真不苟的態度，專心一致的精神，不為無益害有益的無病呻吟，而惟求學以經世之明辨是非，這就是清儒對於治學的精神上之貢獻了！ （三）歸納科學的方法他們怎樣去求真求是呢？只憑空想是不成的。朱子以格物致知，頗近似於科學的方法。陽明格竹七日，便因勞致疾，他是不懂得方法，所以雖有治學的精神而無科學的貢獻。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故《日知錄》：「自修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疏通其源流，考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他一生漫遊各地，所至阨塞、名山、巨鎮、寺廟伽藍之跡，無不搜求考證，所以他著書列本證旁證二條，曲通博引，饒有近代科學的精神。這種「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的態度，以施之於一身以及天下國家，頗和近代由觀察實證而得其因果，成為系統的科學方法相類似，古人所謂「由博反約」，也是歸納法的意思。清人治學，以亭林引其端，而日趨於繁密，所以能「辨名析物，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因為他們既注重實證，就必須用歸納法 以求得其真理，絕不能以孤證為足，盲從為是。戴震說：「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就可見一斑了。「若夫依於博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源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這都是「失不知為不知」之意，清儒是引以為戒的。所以信則傳信，疑則闕疑，精核縝密，一字不苟，胡適《清代學者治學的方法》，可以參考。後來焦循說：「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與劉端臨書》）他從實證歸納而至於貫通運用，可謂更進一步了！「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多識於已而又思以通之於人」，這不是歸納演繹並用麼？清學至此，才可以說「前無古人」。 以上三點，乃由互相的關係而產生，因為用推理歸納的方法，具求是求真的精神，才能有偉大成績的貢獻。他們既不偏執於一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藉著思慮以推己及人，而得一貫之全，真可以盡科學之能事了。可惜清儒最精詣的地方，未能實施於一般社會，而只在故紙堆里來盤旋，以經義訓詁掩蔽了一切，買櫝還珠，日趨於瑣碎支離，貽餖飣補苴之譏。誠如章實齋所云：「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他們最初又何嘗不知道治學問是為的明道救世！但欲灼知古今治亂之源，非由字通詞，由詞通義不可，猶之乎渡江河必賴於舟楫，原意也是不錯的。但後來只在字與詞里「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簡直是只蕩舟而不渡江河了。顏習齋說：「書之文字固載道，而文字不是道；猶車載人，車豈是人？」又說：「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可謂學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譜果琴乎？」漢學家大有謂車為人，謂譜為琴的氣味，學問只弄得半截，而風氣卻靡漫一世，使聰明才智之士，疲精瘁神於經傳小學，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心，政治經濟，無正指導之人，貪庸當道，亂階由此醞釀。此皆專治古學不問時事者為厲之階。甚至後來孫鼎臣作《畚 塘芻論》，左宗棠作《吾學錄序》，都痛詆漢學，謂其致太平軍之亂，其言雖稍偏激，但漢學家不特忘記了治學的目的，而且忘記了學行一致的精神，加重文人無行的罪惡，狂盪恣肆，受人詬病也是當然的。然而民國以後，竟有人揚其餘波，號曰「新漢學」；近年復有「新理學」的反動出來，都可以休矣。 清中葉以前，學術由明末的反動而至於漢學的鼎盛，其中人物和流派，也應該略說一下：順康時代有名的學者，大都是明朝遺民。而顧炎武（亭林，崑山人）褒然為一代冠冕。亭林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開清人窮經之先路，著《音學五書》，饒有近代科學的精神，但這還不足以盡其學，曾國藩說：「吾讀其書，言及禮樂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蓋亭林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所著《日知錄》以經術、治道、博聞為三篇，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他確實是一個經世學家，乃近代講經世學者不祧之宗。同時閻若璩（百詩，淮安人）攻古文，胡渭（朏明，德清人）辨《圖》、《書》，毛奇齡（大可，蕭山人）精《易傳》，姚際恆（立方，休寧人）考偽書，懷疑之精神特強，足以振起學者求知的觀念。別派有顧祖禹（景范，無錫人）、黃儀（子鴻，常熟人）之治地理，梅文鼎（定九，宣城人）、王錫闡（寅旭，吳江人）之治天算，而黃宗羲（梨洲，餘姚人）、萬斯同（季野，鄞縣人）等治史學，開浙東學派之端緒，其致用之精神，可以與亭林並稱。理學家如王夫之（船山，衡陽人）推尊張載，其論史闡經，均有獨到之處；呂留良、陸世儀（桴亭，太倉人）、陸隴其（稼書，平湖人）、張履祥（考夫，桐鄉人）、張爾岐（稷若，濟陽人）、李光地（晉卿，安溪人）等推尊程朱，各有造詣。孫奇逢（啟泰，容城人）、李顒（二曲，盩厔人）雖宗姚江，然重實用履踐，切己反躬，也和明人不同。尤以顏元（習齋，博野人）、李球（恕谷，蠡縣人）一派，異軍突起，反對漢宋之學，力倡習行主義，以四存（存學、存治、存人、存性）三物（即《周禮》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也）為歸，具有明道救世之精神，是周孔實學的發揮者。朱之瑜（舜水，餘姚人）逃避海外，劉獻廷（繼莊，大興人）隱居修史，思想均與此派接近，惟不如顏、李之徹底 耳。文學家如寧都三魏（祥、禧、禮），易堂九子（三魏及李騰蛟、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彭任、曾燦），侯（方域）、汪（琬）、姜（宸英）、邵（長蘅）都宗法唐宋古文，陳（維崧）、吳（綺）、章（藻功）、吳（兆騫），都規摹六朝駢文。江左三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南施（閏章）、北宋（琬）都長於詩歌，而朱（彝尊）以博雅，王（士稹）以神韻，主盟壇坫者且數十年。孔尚任、洪昇之傳奇，吳敬梓、蒲松齡之小說，金人瑞、何焯之書評，彭貽孫、尤侗之雜纂，均有可稱，方苞開桐城派之先聲，然見輕於李紱，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是嶺南的宗匠，而尤重於氣節。其餘名家，多不勝數，要皆為明學反動之產物，而以讀書躬行為能事的。 這時期的人，雖重在批評破壞，也不是沒有創造建設，可惜有體有用的經世學說未曾傳續下去，雍乾以後學者，為明哲保身，才只發揚他們的讀書明經之一點功力，而走入漢學的鼎盛時代了。清初最惡門戶方隅之見，常互相為師友的，到後來竟分作吳、皖兩派：吳派始惠棟（定宇，元和人），其祖周惕，父士奇，三世治經，恪宗漢儒。弟子江聲（叔沄，吳縣人）、余蕭客（古農，吳縣人）承之，王鳴盛（西莊，嘉定人）、錢大昕（竹汀，嘉定人）、汪中（容甫，揚州人）、劉台拱（端臨，寶應人）、江藩（子屏，甘泉人）等衍其說，而漢學才有堅固的壁壘。藩著《師承記》，退顧、黃於卷末，葉德輝謂其蜉蚍撼大樹，但墨守家法，就是這一派的特色。皖派始戴震（東原，休寧人），「分析條理，㐱密嚴琛，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章炳麟《清儒》語）。由好古近而為精核，由信古近而為斷制，其弟子段玉裁（懋堂，金壇人）、王念孫（懷祖，高郵人）續之，益樹考據之精神，確立治學之方法，同輩有金榜（蘂中，歙縣人）、程瑤田（易疇，歙縣人）、盧文弨（召弓，餘姚人）等，從學者有任大椿（幼植，興化人）、孔廣森（ 軒，曲阜人）、凌廷堪（次中，海州人）等，而玉裁、念孫及子引之（伯中）尤能光大其學，世稱戴段二王。這一派的特色，是不為漢學所拘，惟以求真是為歸。東原由訓詁以言義理，實為一大思想家，曾國藩也說：「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所以他們是清學的代表，較惠派更高一籌。同時陽湖孫星衍（淵如）疏今古文， 卓然為名師勁旅，張惠言（皋文）專精《易》、《禮》，皆惠氏之別派。而焦循（里堂，甘泉人）以經學兼思想家，則戴震後一人而已。達官如紀昀（曉嵐，獻縣人）、王昶（德甫，青浦人）、畢沅（秋帆，鎮洋人）、朱筠（竹君，大興人）、阮元（芸台，儀征人）等又羽翼其間。曉嵐一生精力，全在《四庫提要》，謂古今著述已備，後人總不出古人的範圍，故不自著書，文亦不存稿。芸台立學海堂於粵，詁經書院於浙，沿宗風者幾遍各省，其提倡之功最大。經學以外，文學則有桐城、陽湖二派，桐城由方苞一傳為劉大櫆（海峰），再傳為姚鼐（姬傳），分義理、詞章、考據為學問三途，天下翕然推為正宗。陽湖張惠言又不僅以文學見長，惲敬（子居）亦泛濫百家，都是受桐城派的義法而稍變其體罷了。理學極衰微不振，但史學卻有幾個特殊人物：顧棟高（震滄，無錫人）之《春秋大事表》，秦蕙田（味經，金匱人）之《五禮通考》，齊召南（次風，天台人）之《水道提綱》、《帝王年表》，全祖望（謝山，鄞縣人）之《鮚埼亭集》、《宋元學案》，崔述（東璧，大名人）之《考信錄》，邵晉涵（二雲，餘姚人）之輯補《舊五代史》，王鳴盛（西莊，嘉定人）之《十七史商榷》，趙翼（甌北，陽湖人）之《廿二史札記》，洪亮吉（北江，陽湖人）之《補疆域志》，梁玉繩（曜北，錢塘人）之《史記志疑》，翁方綱（覃溪，大興人）之《兩漢金石文字記》等，均有相當貢獻。尤以章學誠（實齋，會稽人）的方誌學及《文史通義》，發揮史學義蘊，見解較劉知幾更為精透，所言六經皆政典，聖王經世，皆所以為史，及撰記藏往知來，圓神方智之說，都可謂前無古人。而以歷史哲學的眼光，批評漢學家之擘績補苴，未能盡學問的能事，真是一針見血，有功世道。像袁枚（子才，上元人）那樣的詩人，寄情山水，何能和他相比！無怪乎被他罵得一文不值了。 第四節　清運之漸衰 當乾隆文治武功學術都達到極盛的時候，而衰弱的朕兆也見端了，所謂「日中則昃」，原是一種公例。因為滿而不溢，高而不顛， 剛柔相濟，執兩用中，古聖教人持盈保泰的工夫，最為難能，何況乾隆帝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呢？和珅以二十年的宰輔，惟知聚斂自豐，朝臣疆吏，輦貨權門，結為奧援，雖大獄屢興，而吏治益壞，上下征利，貪黷成風，一般老百姓，皆蹙額興嘆（尹壯圖奏語）。及嘉慶四年，上皇崩逝，御史廣興、王念孫等劾之，立即抄辦賜死。他的家產，估計竟有八萬萬兩，比較全國二十年歲收之半額還多，真是駭人聽聞。薛福成說：「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可見政府領袖的行為，對於政治影響之大，清室國運，都敗壞在和珅一人之手。高宗明知他是一個俳優弄臣，而偏要信用他，實不可解，這只能說諂媚取悅的人，生就有一種魔手，攻入人類弱點，使之循情而不自覺。但國家因此衰亂，違悖了「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的祖訓，不知康熙帝冥冥中如何的痛心哩！朝內一個和珅把政治弄壞了，朝外又有個福康安把軍事弄壞了。乾隆末葉用兵，全是暮氣，很少勝仗，為什麼呢？因為八旗兵自入關以後，習於奢靡，戰鬥力早就不行了。三藩亂時，他們一聽到吳三桂進兵的消息，膽戰心驚，把大炮埋在土中，先行退卻。堅閉營壘，頓兵不戰（見《嘯亭雜錄》）。幸而一般漢奸將領的綠營兵賣氣力，才把三藩打平。康熙帝說：「自古漢人之叛亂，俱以漢兵剿平，豈待滿兵之助耶？」這樣以漢攻漢的策略，簡直昭然若揭。其實不但三藩是漢奸征剿的，即流寇和南明三王的覆滅，又何嘗不是漢奸之力！嘉慶初年，勒保奏：「健銳、火器兩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剿多不得力，請撤回無庸續調！」可見旗兵已全不可用。而各省常備的綠營兵，也因屢次徵調，治軍無人，將領奢侈，糧司侵餉，弄得腐敗不堪！福康安專征二十年，以外戚邀功，實為罪魁禍首。他到處婪索財帛，每日羅食珍異，並無功勳，但糜巨餉，軍紀為之蕩然。乾隆帝又為什麼信用他？據說福是帝的私生子。總而言之：循私情而蔑公理！政治焉得不壞呢？況且財政經雍正帝整理以後，年有餘帑，戶部輒存七八千萬兩。乾隆用兵，共用去一萬二千萬兩以上，當時歲收僅三四千萬兩，但仍有餘裕。他卻無端增加六萬名兵額，每年添餉三百萬。大學士阿桂深以為憂，他全不管。戶部尚書梁詩正請他節儉，他 反鋪張揚厲，興工建園，開宴邪游，南巡東幸，縱慾敗度，結果是民窮財盡，「官逼民反」，而天下大亂了。 這時中國受清廷一百五十餘年的統制，中層社會業已貼服，下級社會發生反動。反動力量都聚集在兩種秘密結合的團體裡：一是天地會，一是白蓮教。天地會起源在閩海，盛行於南方，是正當的革命運動，具有政治之目的。白蓮教發生在元末，盛行於北方，是迷信的反抗運動，具有宗教之性質。各有群眾，不相為謀，前者對於民族革命的貢獻極大，後者對於民族革命的惡果很多，但是乘滿清衰運降臨的時候，首先予以流寇式的擾亂打擊者，則為白蓮教。白蓮教是佛教的支流下乘，以彌勒佛轉世惑人。在明朝永樂間，蒲台女子唐賽兒曾假以舉兵，天啟間，巨野徐鴻儒和薊州王森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二百萬，都未成事。可見他們只是一種邪教，沒有什麼主義、組織的。及至乾隆晚葉，人口增加很多，官吏貪墨益甚，民不聊生，疾苦思亂，王倫以清水教為名，占據臨清，一月而平。其時劉松為白蓮教首領，以符咒治病，運氣祈禱，號召遠近，後被獲遣戍。其徒劉之協等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傳教，他們多少染一點民族色彩，乃假託明裔朱姓，而有牛八掌教之言。當時因征剿湖南叛苗，牽動了七省的兵糧，而白蓮教案又在河南、湖北兩省窮治擾累，於是他們就公開以「官逼民反」來起兵了。嘉慶元年初據湖北西半部及川邊豫南，襄陽有幾萬黨徒，除劉之協外，以姚之富、齊王氏（齊林妻）為首領。四川達州一帶的嘓匪和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等也響應起來。這就是官書所謂之「川楚教匪」。二年，湖北教徒由豫而陝而川，兩派會合，勢力大張。清兵分道要截，並無效果。其主力復由川回鄂，往還蹂躪幾千里。三年，才以明亮、德楞泰的勁兵健馬把姚之富、齊王氏一股撲滅，但餘黨散處陝西境內。川黨西窺保寧，東陷長壽，勢獨張，勒保總統諸軍，未嘗有尺寸功，始誘擒王三槐，張皇入奏。這時和珅還用事，稽壓軍報，掩敗為功，及其伏誅，嘉慶帝才整頓軍旅，實行堅壁清野之策，獎勵鄉勇，寬赦脅從，以明亮代勒保，軍事始稍有轉機。額勒登保一軍戰功較著，殺冷天祿於岳池。四年代為總統，將帥無功者，多受嚴懲。登保逼教黨於川北，冉天元一股最強，擾川西至 江油，與德楞泰血戰五日，被擒。時清兵雲集潼川，又堡寨險固，鄉勇勁悍，教黨乃群趨川東，而後起首領如苟文明等，皆馳突於川、楚、豫、陝、隴諸省，至八年始依次蕩平。劉之協也在葉縣被獲，教主雲亡，劫運已盡。擾攘五省十年，人民流離轉徙，苦於脅迫，不得不練鄉勇，築堡寨以自衛。而東鄉羅思舉、桂涵都是些無賴劇盜，以鄉勇出身，奮擊有功，擢至總兵提督。這次變亂，多靠他們的力量來戡定，但待遇微薄，形同乞丐，嚴如煜《鄉兵行》說：「鄉中豪俠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驃騎營，誓取功名如折矢。黃巾十萬勢洶洶，來壓軍們雲不動。鄉兵憤怒火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狼若驅羊，諸軍鼓躁踵相繼。十年百戰掃欃槍，兩手依舊空男子！」又說：「老林百日無完衣，肘見踵決血流腓，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冊無名。十年凱撤人已老，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袖抽，區區微勞誰見收？」人類竟有這多為異族賣死力的可憐傻瓜，可見君尊臣卑的愚民政策發生了很大的效果！ 但天地會的革命黨人卻比較聰明些，為民族而流血，死也值得。他們在台灣四次舉義失敗，不得不向內地去宣傳，東南各省，遍布了他們的勢力。江西胡秉耀（《東華錄》作輝，恐誤）、鐘體剛遂乘沿海寇亂，寧陝兵變以後，聯絡同黨，在奉新、進賢、崇義一帶起義，以積善禪林為大本營，奉朱毛里為後明主，年號晏朝，到處散播天地會的詩句、腰牌、陣圖，加入的人很不少。可惜被江西巡撫阮元於編查保甲時發覺，派兵會攻，胡秉耀等均被擒獲，凌遲處死，同黨被殺者有程麟祥、曾化龍等七十餘人。毛里逃亡。胡臨刑謂劊子說：「我以為一刀舉起，則人頭落地，今乃煩你們數十刀麼？」過幾天，阮元接到一封信，內為胡在獄中所作的四首詩說： 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讀書怕見東林傳，為有儒生入貳臣。 南渡詞臣說彥章，筆鋒能抑亦能揚；為憐未解金人禍，草制徒工殺李綱。 幾多豪傑輔元胡，富貴人生不可無；論古且看明代史，因何 文廟貶姚樞！ 讀書萬卷桑維翰，五代雄才有幾人？惟向胡兒輕屈節，何如邯邑鐵將軍！ 民族思想，忠義氣節，躍然紙上，阮氏只說句：「這人還懂得文字。」不知心裡頭究作何種感想。「此曹豈雲不讀書，真是未明大義耳」，到後來連曾國藩都尚不免受同族自陷之譏，何況阮元呢？誠如胡秉耀所謂：「能解《春秋》有幾人？」這可以和呂留良之說並傳不朽矣。民族革命運動此仆彼興，至道光末年，才又如荼如火的起來！ 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沒有一天得安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教亂方張之時，東南海寇復猖獗，攘擾閩浙，其渠蔡牽、朱漬輩，縱橫一時，僅賴李長庚的「霆船」，至十五年才勉強戡定。未二年又有天理教之變。天理教乃白蓮教的余支，滑縣李文成、大興林清為之魁。以其經文有「專等北水歸漢帝，大地乾坤只一轉」及「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約於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舉事。滑令強克捷偵知，捕文成，其黨遂先期起據滑縣，直隸之東明、長垣，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響應，有眾數萬。林清結內監為引導，直攻官禁，已入隆宗門，因人數不多，為禁旅圍殲。時帝謁東陵自白澗回京，下詔罪己。派那彥成攻滑，剿教黨的名將楊遇春、楊芳助之。文成突圍入輝縣司寨，寨破自焚死，徒黨先後被殺者二萬餘人。同時又有陝西岐三才峽木箱工人之變，推萬五、尤九為首，一年始平。及二十二三年，雲南臨安邊夷高羅衣及從子老五，偕稱窩泥王，均數月而平。其餘零星的白蓮教和天地會黨人舉事，還時有所聞。可見清室衰運已呈，內外交迫的時候快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