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第一章 明清之際

第一節　後金汗國與大清帝國 中華民族現在是單純的國族（Nation），在古代則是極複雜的宗族，經過四五千年的混合同化，才凝結而為一體，雖然還剩下少數所謂蒙、藏、回、苗等族，都是因為地域的關係，暫時保守其言語風俗習慣，而血統早已混合，生活逐漸改變，宗教也差不多一致了。四萬萬五千萬人全是漢族，但漢族並非原始的名稱，僅以漢朝的聲威而得名，它是融合了匈奴、東胡、西羌、南蠻而構成的。上推至於開國時期，我們的老祖宗是黃帝、炎帝，黃帝起於北方，號軒轅，就是獯鬻、 狁，一個字音的轉寫，也就是後來的匈奴。炎帝姜姓，是西羌的代表，羌原為牧羊人之意。在當時還有南方的九黎，比較開化早些，而涿鹿一戰，他們的領袖蚩尤被殺，於是三族混而為一，這就是原始的華族。因為那時交通不交便，有些遺留於本土的人，還保存著舊態，到中原混合起來的人，便逐漸同化而成一個新的民族了。新民族的力量一天一天地擴充，吸收異民族——其實也是同族中之一舊支——的成分也一天一天地增加，春秋戰國，以至於兩漢、魏、晉，才形成東亞大國的規模。五胡亂華，五代紛爭，都是「蠻夷猾華」的時代，而劉淵宗漢，沙陀宗李，從前覺得很可笑，如今看起來，又有什麼足異呢？元魏大改漢姓，隋唐更多胡風，這不又是一次大混合 嗎？宋代以後，就只有東北一隅的金元人了。試問唐以前那麼許多的種族，都到哪裡去了？還不是都變成了漢人。變漢人的法子很簡單，只要加一個漢姓就夠了，譬如遼之後族，盡稱蕭氏，百年以後，誰能分出哪家是「殷民之遺」？哪家是「契丹之裔」呢？所以中華民族是大混合的血統，姓氏老早就靠不住了。若為存真求全起見，最好漢族叫作華族，或稱中華民族。因為漢族的意義太狹，而華族仍舊有中原本位的意思，合之則成一家，分之則成為敵體，我們始終抱著「四海兄弟」的觀念，只看你願不願「進於中國」罷了！ 清朝原來是女真人，乃東胡之支裔，古時叫肅慎，唐宋叫女真，建國號曰金，在宋朝壓迫中國，強盛一時，後為蒙古人所滅。元朝把他們分為五萬戶府，設官管理。明初只剩下三萬戶府，在三姓（金語「依蘭豆漫」，即三萬戶意）附近，以漁獵為生。他們幫助明兵征服東邊，明朝派其頭目阿哈出（李思誠）為建州衛指揮，算是明朝看邊的一個武官。另一部落頭目叫猛哥帖木兒（清肇祖孟特穆），從三姓南移至琿春，又至朝鮮之孔州，明朝派他為建州左衛指揮，他曾和阿哈出的兒子李顯忠在永樂年間一齊到北京朝貢，明朝很厚賚他們。後來猛哥為另一支派的野人女真（一稱忽刺溫野人，在黑龍江一帶，遊牧民族，行止無定）所殺，其弟凡察逃至東良（今茂山）奏聞，明廷敕野人還所掠，升他為建州左衛都督僉事。可是凡察依附朝鮮，有點兩屬性質，到正統五年，才率屬至佟家江流域，和建州衛住在一處。因為建州衛也是被野人所逼，早就移來了。那時還有猛哥的兒子董山，從野人贖回了舊衛印，也承襲指揮職，一衛哪能有兩個頭目？叔侄就不免爭起來了！明廷為安撫邊夷計，乃分設建州右衛，安置凡察。這三衛都在興京附近，接近明邊，靠明朝的糧食來接濟，他們只須刨些人參，獵些貂皮去進貢，而且可以換回他們日用所必需的物品——如布帛農具之類。 明朝稱女真為「邊夷」，待他們很優厚，他們也很恭順「天朝」，但一遇著變亂，武力不足以鎮懾，或受邊吏的欺侮——挑剔貢品，剋扣賞賜，他們就起來掠奪了。蒙古乜先入犯時，董山和李滿住（顯忠子）都為其耳目，犯邊幾年，明廷派大兵征討，殺董山、李滿住 而以其子侄襲職。以後叛服無常，或剿或撫，建州從此不振了。一直到努爾哈赤——清太祖才強大起來。努爾哈赤的父親名他失（清顯祖塔克世），祖父名叫場（清景祖覺昌安），都是建州左衛指揮，為明將李成梁作間諜，導引明兵打建州的「悍酋」王杲、王兀堂及杲子阿台，他們和阿台是親戚，混進山寨去說降，都被明兵濫殺了。努爾哈赤才二十四歲，聽說大慟，以遺甲十三副，起兵復仇，不敢顯然敵視明朝，只說是同族尼堪外蘭（圖倫城主）陷害的，要去尋毆，以此東打西打，吞併了附近的部落，攻克了圖倫的小城，追擊尼堪外蘭而殺之，建州五部（先屬三衛後分五部），竟被他征服了。 原來女真人除建州野人外，尚有海西女真，初居吉林省城附近，後來拓展到開原邊外，稱為扈倫四部——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明稱哈達為南關，葉赫為北關，因為在開原的兩個邊門以外，利用他們來看邊，而哈達尤效忠於明。努爾哈赤結婚葉赫，先滅哈達，得膏腴之地以發展農業，半耕半牧，儲備糧食，明朝竟無可奈何——其實是李成梁以廝養視之，太輕視他的結果。而他又「藏機不露，狙詐自喜」，於是北滅輝發、烏拉，漸及江夷（野人女真），女真全部統一，只剩下一個葉赫了。努爾哈赤知道葉赫賴明兵保護，非先攻明不可，乃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建立大金汗國，改元天命，紹述金源，脫離明朝的羈絆。又二年，以七大恨誓師（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將我二祖無罪加誅，恨一。我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恨二。漢人私出挖參，遵約傷毀，勒要十夷償命，恨三。北關與我，同是屬夷，衛彼拒我，畸輕畸重，恨四。北關老女改嫁西虜，恨五。逼令退地，田禾丟棄，恨六。蕭伯芝大作威福，百般欺辱，恨七。）伐明，攻下撫順清河。明廷震驚，發大兵去討他，命楊鎬為經略，分四路深入，號稱二十四萬，實只八九萬人，努爾哈赤則已有「八旗」兵六萬人了。四路兵力不能集中，努爾哈赤用各個擊破的方法，把明兵打得大敗逃散，遂攻克開原、鐵嶺，滅掉葉赫。開原是明朝東邊的重鎮，儲積甚多，金兵俘獲不盡，一切都充實起來。不數年，乃攻下遼陽、瀋陽，取得遼東的首府，建都遷居，以為女 真復興的根據地。 這時候明朝才知道：「建酋」不是邊境的小寇，而是腹心的大患，但廷臣黨派鬥爭，議論紛呶，戰守茫無成劃，用人不問功罪，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沒有實權，王化貞「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只說大話，經（略）（巡）撫不和，把遼西也丟掉了，難民擁進了山海關。可憐遼東西從來漢人的地方，這時都變為女真的俘虜，金人把他們編為漢軍旗，入關以後，老「漢奸」儼然是新貴族，有些數典忘祖的樣子，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熊廷弼懷才未展，反受極刑，王化貞喪師失地，得以末減，明朝的政治，還成個體統嗎？然而亂世出英雄，袁崇煥以一個小官（主事）單騎出關，遍閱形勢，居然要守山海關，築城寧遠，擴地二百餘里，擋住新興金軍的銳氣，打敗百戰創業的老將——努爾哈赤鬱郁而死了，第八子皇太極（清太宗）繼位，更加利害。 努爾哈赤建立一個封建王國，八旗旗主就等於封建的諸侯，他們沒有封邑而有屬人，旗下都是奴隸，人民沒有戶籍而有旗籍，披甲者盡屬士兵。八固山王（和碩貝勒）共治國政，金汗是公推的共主，這是部落社會以戰爭而成立國家的必然狀態。他們唯一的事業是打仗，劫財物以為生，俘虜人來種地，平時打獵督耕，放馬習武，所以兵力強盛，踴躍出征，皇太極不過是八旗主之一，他以戰功領有兩旗，逼他的哥哥代善讓位，又把叔兄阿敏、異母兄莽古爾泰兩個強有力的人治死了，由共主而造成獨裁的君權，政治組織上是進了一步。他知道袁崇煥不好惹，避免正面衝突，一方派剌麻去與他議和，一方就發兵征服朝鮮，又降服察哈爾諸蒙古，占據了長城的險要，隨時可以出入中國。天聰三年，遂圍攻北京。袁崇煥兼程入援，他又用反間計，讓崇禎帝輕信「縱敵脅和」的謠言，把袁崇煥殺了。明人「自壞長城」，金人飽掠而歸，因為他已經有了屬邦，乃改號為大清，自稱皇帝，儼然與明朝為敵體，不再說是明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的「屬夷」了。因此他不但諱言女真，並且諱言建州，簡直把後金國號也改了，捏造一個「滿洲」的名辭，魚目混珠，說他們不是女真人，而是滿洲人，國號不稱金，而稱滿洲。其實滿洲乃「瞞朏」「滿住」 之轉音，是女真稱酋長的意思，歷史上何嘗有一個滿族？又何嘗有個滿洲國？最可笑的是他們更造出一個始祖名叫布庫里雍順，說是天女吞朱果生的，定三姓之亂，創國於俄朵里。其實三姓是從三萬戶來的，俄朵里，就是三萬戶之一的斡朵憐，猛哥帖木兒在明初是這一部落的頭目，史跡顯然，欲蓋彌彰。然而中國人被他騙了二三百年，現在還有許多不明白事實的，以為有什麼滿族，其實女真人早就被同化了，充其量不過剩下愛新——即金——姓而已，還能叫做「滿族」嗎？ 第二節　明朝覆亡與清室入主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驅逐胡元，建立明朝，恢復漢人的治權，他兒子朱棣遷都北平，捍衛邊疆，都是何等的英武！不料中葉以後，晏安深宮，威柄下移，把一個錦繡河山，鬧得烏煙瘴氣！女真勃興於東北，沒把它當一回事，終天還結黨互爭，刮民自肥，於是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流寇起於西北，清人占據兩遼，內外交鬨，政府不能不用兵，又不能不籌餉，而貪吏追迫，士卒逃散，以致流寇的勢焰日張，外力的壓迫更甚，互為因果，就不免踵決肘見了。崇禎帝奮發有為，勵精圖治，懲除閹黨，任用清流，可算是一個好皇帝，但卞急多疑，任察尚氣，對於人才的賢否，議論的是非，政治的得失，軍機的成敗，都不大很明白，所以正人多不能終其位，小人反因緣為奸利。我們看李自成即位詔和檄文上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這真是極沉痛的一幅寫照。因為明朝在神、熹二宗以後，邊患養成了，綱紀敗壞了，官吏黷私，人民痛苦，社會的道德墮落，宗紳的 豪奢益甚，只有一個人在上邊著急，做什麼用？帝又高拱深官之中，受左右的包圍蒙蔽，直到流寇進逼北京，才知道大勢已去，「諸臣誤朕」，在煤山上自殺了。李自成占據北京，拷掠眾官，一般無恥勸進的大臣，還不免一死。他並未正式即皇帝位，只呆了四十天（從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吳三桂引清兵一到，就倉皇西逃了。 崇禎帝的運氣真夠壞，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碰著兩個死對頭：一個是皇太極，即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早一年；一個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遲一年，他一生受這兩個磨難星的內外夾攻，簡直無法翻身，結果斷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但他也有些自取之咎，自己的國力不足，還始終不肯和清人議和，皇太級三次入塞，明朝的國防算完了。邊境搶攘，事權不一，流寇猖獗，人心攜貳，他不懂得「釜底抽薪」的法子，還有點「火上加油」，終必「自焚」而後已。《明史》批評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盡亡國之臣。」我們如果用《春秋》責備賢者的筆法要問一問：亡國之臣是誰用的？為君主的訣竅，只有知人善任四字，國家之大，萬機之繁，一切都以為非我莫辦，別人自不願而且不敢負責，推諉敷衍，政治完全失去了作用，這責任究竟由誰負呢？ 清人的運氣又太好了，皇太極是一個英主。三次入塞，總不肯「取而代之」，因為他知道明朝是大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京城雖可攻下，各地潛藏的勢力還很大，他們不過幾十萬人的小國，如何吞食得下！他只希望明朝承認他的帝國就夠了，或封以國王也可以。（天聰告諭說：「崇禎帝教我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因為他的祖宗都是明朝的屬夷，他極願取得一種正式對等或屬國的資格，可惜明朝狃於成見，總以宋人為戒而不肯議和，殊不知清人的國力，並非前金之比！皇太極不惜委曲求全，否認了他的祖宗，以減少明朝的猜忌，但終究不成，皇太極不得不攻下寧（遠）、錦（州）、杏（山）、松（山）準備打開山海關的通道。洪承疇被虜投降了，清國得到一個領江帶路的人，皇太極怎不特別歡喜呢？不料他雄圖未展，忽而暴崩，內部卻發生問題 了。清國的組織是封建式的，力量大的諸侯，就可當共主，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勢力不如其叔多爾袞、濟爾哈朗等，他自然要退避；但太宗建立帝國，統一君權，屍骨未寒，遺威尚在，不傳其子，又何足以服諸將？二者調和折衷，結果是皇太極一個六歲的小兒子福臨被立為皇帝，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二人輔政。但實權完全在多爾袞一人手裡，自稱為皇叔父攝政王，當然也有些人不贊成，豪格更不用說了。這時清國的戰鬥力業已衰退（觀《太宗實錄》可知），要不是許多漢奸——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疇、范文程等，為虎作倀，又遇著一個開門揖盜的吳三桂，他們哪能夠進據中原呢？ 吳三桂是在洪承疇兵敗後，奉命據守山海關的一個總兵，李自成到北京就招降他，他已經答應了，因為聽說愛妾陳圓圓被虜，始「怒髮衝冠」，縞素誓師，向清國借兵，欲仿唐朝和回紇的故事，但多爾袞卻說他「率眾來歸」。叫他作前鋒，攻打李自成，自成敗走了，清兵就安然到了北京。幾個月以後，迎接福臨遷都北京，告廟祭天，算是代替了明朝，入為中國之主了。 李自成在明清之際的舞台上，不過是一個丑角——自然崇禎帝和多爾袞是老生，陳圓圓是小旦了——他原無大志，只是如彗星般的一掃而過，有破壞無建設，要不然的話，皇帝豈不是他做的！「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饃饃，送與對巷趙大哥」，江淮間的民謠，不久竟成事實，便宜了趙大哥的清朝，李自成這彗星也就完了。他的同伴張獻忠是一個黑頭，從陝北到陝南，出豫皖，掠江東，可是他被迫而入蜀了。不曉得他怎麼把四川人殺得「幾無噍類」，據說他因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德報天」（見《廣漢公園聖諭碑》），最後這兩個角色都被一個武小生——吳三桂收拾了，而指揮小生的卻是兩個番將——是英王阿濟格，一是肅親王豪格。 這一齣悲劇還未演完，而《祧花扇》又上場了。清朝剿撫了河北山陝，江淮以南仍為明朝所有，南京——原是明朝的陪都，諸臣擁立了福王由崧，派使節去慰勞清廷，希望能成立一個和約，多爾袞全然不理會，說：「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我們是「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恥」；你們想「坐收漁人之 利，雄據江南」，那就不成。因為他們究竟是明朝的嫡胤，怕降將靠不住，多爾袞的同母弟多鐸親自出馬，打到揚州，可憐史可法孤忠耿耿，號為相國督師，而外有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的橫暴，內有馬（士英）、阮（大鋮）的奸黨，只得一死報國。清兵屠殺漢人，這是最慘的一次，有《揚州十日記》為憑。由崧根本就不是一個復興的人，天天玩戲子，漁女人，飲酒作樂，一任馬、阮弄錢、賣官、胡鬧，長江天塹，毫無防備，清兵到了南京，他出亡蕪湖，依黃得功軍中。上游坐鎮武昌的左良玉為因要清君側，引兵東下，心中內疚，嘔血而死，其子夢庚正被得功打敗，投降了追擊李自成的清兵。多鐸又打發降將劉良佐射死黃得功，由崧被俘殺，長江一帶也歸清人的統治了！這是南明三王之一的結局。 其次是福建的唐王聿鍵，和浙江的魯王以海，叔侄二人分據兩省，還不能和衷共濟，弄成水火之局，失掉唇齒之勢。浙江依靠著農丐烏合之義兵，福建依靠著海盜投降的悍將，一個稱監國，一個稱皇帝，清兵一到，不免瓦解。幸而魯王航海，又奪據舟山，在海上支持了六年。唐王在閩不過一年，因為鄭芝龍有貳心，撤仙霞嶺防兵，想由贛入湘，去依湖廣總督何騰蛟——李自成死後，其部眾郝搖旗等俱降於騰蛟，兵勢甚盛——走到汀州，清兵冒明旗馳追被獲不食而死了。唐王的學問才幹都好，傷國家多難，布衣禁酒，辭氣慷慨，很能夠感動人，鄭芝龍的兒子成功，就是被感動而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惜他所處的局勢太壞了，又頗有書生氣，出走時還載十幾箱子書，以致走得不快而被執，這是南明三王之二的結局。 最後一個是桂王由榔，他的時間相當長——在位十三年，始末十六年——局面相當大，而崎嶇艱危也相當甚。最初是瞿式耜在桂林支持，肇慶小朝廷因為降將李成棟、金聲桓的反正，居然收復了廣東、江西；何騰蛟雖因清朝三王——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原是明朝據守皮島的總兵毛文龍的部下，毛被殺，始降清——的大舉進攻，而輾轉入桂林，但乘間督師，又規復了湖南大部，川東川南則為義軍所有，都受桂王的封號，他據有七省——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的地方，同時鄭成功和魯王出沒 閩、浙，姜壤叛于山陝，皆遙相應和，聲勢並不算小。可惜群臣又鬧黨爭，水火相仇，不務大計，以故軍事上不能聯絡一致。清廷特別重要的將領，率領八旗兵，會合四王——加上平西王吳三桂，分地任事；耿、尚攻江西、廣東；有德攻湖南、廣西；三桂攻川陝。金聲桓、李成棟先失敗赴水死了，何騰蛟被虜絕食，瞿式耜死守桂林，均為有德所殺。吳三桂進軍川東南，桂王窮促無依，不得不乞憐於張獻忠的餘黨了。 原來張獻忠死後，他的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都各有幾萬人，占據了雲、貴，桂王封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他們出兵。孫可望把桂王遷到安匿所，毫無人臣禮，李定國卻忠於所事，引兵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殺了，劉文秀敗吳三桂於敘州，圍之保寧，三桂退漢中。清廷命洪承疇經略西南，從江寧移鎮長沙，滿漢兵齊進，定國、文秀均敗。可望待桂王益薄，擅殺大臣，定國遂奉桂王赴雲南，與文秀合，可望攻之，兵潰降清。清兵三路攻雲南，順治十六年正月朔，遂入昆明，桂王逃至緬甸，定國設伏計泄，退據孟良土府。吳三桂奉命入緬，脅迫緬人獻桂王，桂王致書有云： 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險阻，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仆以要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仆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也！ 但三桂不省，還是把他殺了。桂王日角龍顏，顧盼偉如，刻苦自勵，孳孳以中興為念，然仁柔畏葸，驚竄流離，焉能成其大事？李定國雖出身微賤，因感於小說家言，頗以孔明輔漢自詡，後受邀擊不過，憤懣殉身，竟為明朝三百年忠臣之殿。南明三王都滅亡了，清朝的天下一統了！ 第三節　清初政治與建國方策 清人進關，不費一兵一矢（觀《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帝修改該書的詔諭可知），就奠定了北京，招撫了河朔，接承中國累代傳統的皇位，享有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這真是一種幸運。但他們對於統治中國，也曾經費了一番苦心，以異族宰制如此之久，在歷史上還是僅有的。試看元朝的威力多麼強盛，統治也不過幾十年；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關係而是政治的關係。政治成功的最大因素，就是它把握著中國社會的基層，認識了中國人民的特性，一松一緊，一張一弛，深得兩重政策的運用，使漢人「啼笑皆非」，不知不覺地上了圈套，可是他們也敵不過四千年文化的潛力，糊裡糊塗地被牽扯而同化了。這一段公案，說起來甚是有趣。 他們初到中國，說是弔民伐罪的仁義之師，進據北京，只因明朝沒有嫡胤——其實崇禎帝的太子還在，後來都被他們殺了——對於名正言順，自立於江南的福王，不能不予以承認，所以檄文上說： 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以富有天下為心，實以拯救中國為計。……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思，此敦睦鄰之誼。 但事實上不盡然，他們哪裡是「義切同仇」來「救災卹患」呢？等到山陝已底定，闖賊一逃亡，馬上就「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了，這可說松一陣，緊一陣。 中國是家族宗族的社會，對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向來很薄的，所以在異代興替的時候，朝統變更，無論姓趙姓李，胡人漢人，都無所謂，忠君愛國也有相當限度的。不過一涉及文化禮俗，則有其傳統 的保守特性，絕不容隨便更改。明人的裝束，是「峨冠博帶」，清朝的裝束是「金錢鼠尾」，那怎麼辦呢？最初是「照舊束髮，悉聽其便」。（諭言：「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薙髮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等江南平定以後，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了。（諭言：「今中外一家，天下一體，若不劃一，終屬異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今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果然激起上下江民兵的反抗，「保護一己之發，竟捨身命以抵抗敵軍，其關切較勝於為國家，為皇室」（見Matini Matii《韃靼戰爭記》）。真是：「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發，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發哉？蓋不忍中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見《發史》序）但國家已經亡了，還有什麼用？只多添些流血的慘劇而已（閻應元守江陰，城破，題「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民兵義舉，不過如此，嘉定因此三次屠城，均有書紀載）。這又是松一陣，緊一陣。 明朝的亡國，三餉是一大原因，清人「以養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罰，薄稅斂，前朝弊政，莫如加派遼餉外，又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更有召買加料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把額賦外一切加派，盡為刪除，依照舊會計錄作準，並且到處蠲免逋負錢糧。但是順治十八年江南報銷一案，蘇松常鎮四府，官紳士子，革黜至一萬三千五百餘人，鞭撲枷責，衣冠掃地，食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這也是松一陣，緊一陣。 最顯明的是金之俊建議的十從十不從之綱：「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言語文字不從。」這把清朝一松一緊、一張一弛的施政方略完全都表現出來了。 可是清朝政治的成功，不僅在對於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尤在對一般士大夫的寵絡和駕馭，因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基層，是中間讀書作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級勞苦的民眾。他們對於士大 夫的利用是煞費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與升級，殉難者各予諡立廟，建言罷謫諸臣及山中隱逸懷才抱德者，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皆徵辟錄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國而失掉職業，他們就相安無事了。順治一年開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讀書人有了進身之階，他們自然就不愁無用武之地了。這樣可以籠絡著大多數的士大夫，有少數特殊的人物，不是科舉功名所能誘惑的，他們著書立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甚或如顧炎武、閻爾梅等，終日奔走，從事革命，那怎麼樣辦呢？清廷詔舉博學鴻儒，請他們纂修《明史》，來寄託他們孤臣孽子的深痛，碩儒如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等雖然還寧死不就，但萬季野等卻以私人襄贊史館了。清初有「一隊夷齊下首陽」，「蕨薇堪嗟已吃光」的諧詩，可見當時一般士大夫的無恥，後來革命黨不向他們宣傳，就因為他們已經被清人利用了。可是清人有時還要擺擺統治者的架子，濟之以威，譬如哭廟之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聖嘆）即以此而死。奏銷之案，徐元文以狀元而降經歷，葉方藹以折錢一厘掛誤，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三輔識略》說：「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為之一空，吁過矣！」這真是有意荼毒縉紳，和士大夫為難了。如此玩弄，卻仍然是一張一弛的作風。 至於他們矜恤無告，獎勵節義，封賞勛親，養老赦囚，確可以收拾人心，但「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攝政王令旨），而「積怨南方，人心之未盡向服，假大獄以示威」（《心史叢刊》），也是寬嚴互濟的一貫方針。這政策是誰手定的？攝政王多爾袞。是誰建議的？洪承疇一般漢奸。多爾袞在入關後，就加崇號為皇父攝政王，為什麼稱為「皇父」？在歷史上是一大疑案。世傳順治帝的母親——孝莊後曾下嫁於多爾袞，所以不祔太宗陵寢。當時大權在多爾袞手中，諸王貝勒大臣，都只知道諂媚他，孝莊後又何嘗不可為兒子計，去「紆尊降貴」呢？況且女真人的風俗，婚娶繼母、伯母、嬸母、兄嫂、弟婦、侄婦，又滿不在乎（《太宗實錄》曾諭禁止，謂明與朝鮮禮義之國，同族從不婚娶。但不能遵行，遂停止，見順治中索尼 奏）。孟森說：「皇父之稱，猶之尚父仲父，純為報功，不關瀆倫；皇后不祔葬者，清歷朝有之，不足為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但我們看：若果是尊崇多爾袞的豐功，順治七年他死時，已追尊為成宗義皇帝，為什麼不幾天就說他有「逆跡」，撤去廟享，籍沒家產呢？可見順治帝有難言的苦衷。多爾袞以色疾致死，選八旗美女，索蒙古有夫之婦，納豪格之妃（他的侄媳婦），令朝鮮選送女子，都見於官書，皇帝之位，在他覺得是讓給福臨的，他從沒有把這個小孩子看在眼裡！太后下嫁算什麼？可憐順治帝長大以後，又當了中國的皇帝，總不免有些難為情吧！這件事仍舊存疑好了。洪承疇在召對時所說的話（有傳刻本），真是深切時艱，太宗沒有認錯人，「皇父」沒有用錯人，他鎮撫了江南，經略了西南，幾乎兩目失明（見《明清史料》甲編洪氏揭），結果賞一個三等輕車都尉——九等二十六級世爵中之第二十三級——佗傺以終（見《嘯亭雜錄》）。大漢奸的下場，不過如此！其餘就不用說了。 順治八年，福臨親政時，才十四歲，當年就結了婚，娶一個蒙古女子，不大滿意，過三年就廢了。順治十三年，他十九歲，熱戀他的弟媳婦——襄親王妃，他弟弟羞憤而死，他把弟婦納進宮來，封為賢妃，這就是有名的董鄂妃。建州董鄂部人，內大臣鄂碩女，時年十八歲，入宮一月，就晉為皇貴妃。次年生一子，封崇親王，順治帝許立為皇太子，未幾殤。又過了三年（十七年八月）董妃也死了。順治帝經此打擊，頗欲自殺，又把頭髮削去，要出家當和尚，經太后阻止，不久他也就死了（順治出家之說，本一疑案，孟森謂順治確死於痘。最近陳垣據湯若望回憶錄、木陳忞《北游集》等撰《湯若望與木陳忞》及《語錄與順治宮庭》兩文，證明確有出家之事，惟未遂耳）。在位十八年——其實只有十七年，多爾袞攝政八年，戀愛生活，過了五年，中間五年，也還是小孩子，有什麼政治可說？況且那時還有明桂王偏安西南，鄭成功規復沿海，天天用兵，還不是全靠宗室宿將來維持嗎？但他那火烈急爆的性情，聰穎恬退的天資，是值得一提的。《北游集》載：「上龍性難攖，不時鞭撲左右。」但和一些和尚往來以後，卻好學佛法，頗悟禪機，遂 有效釋迦、達摩之意。惟以青年斫喪太甚，身體羸弱，枯瘦如柴，所以不能永年了。 第四節　國際交通與西力東漸 當明清兩朝興替的時候，中國開始要轉變一種新局面，同時西洋也因為航海事業發達，促進了資本主義和實業革命，而世界才慢慢變成近代的樣子。「近代」有三種特色：（一）民族國家，（二）資本主義，（三）機器科學。民族國家的造成，是因為他們彼此爭雄稱霸；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因為毛織業繁榮，貴族把土地收回作牧場，以致大量的失業農民聚集都市，供擁有資產的人利用；機器科學的發達，是因為海外市場的需求。總而言之，都由於新航路發現，開拓了新的世界，美國就是這新世界第一個產品，歐美同時向東方世界進攻，使東方世界也漸趨於同化了。十八世紀以前，西洋社會本身正在演變過程中，其基礎尚未穩固，所以力量很小，中國受影響還不大；十九世紀以後，西洋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我們才吃了大虧。如果我們在和西洋開始接觸的時候，就認識這世界潮流，隨之前進，那我們的近代史，就要完全改觀了。可惜我們當時未能了解，即或有少數人了解，但總敵不過四千年傳統的根性，所以把時間錯過了。原來我們和歐美是東西文化根本不同的兩個世界：我們在東方，是一向居於領袖的地位，其他的國家——連日本在內，都承認我們是「天朝大邦」。直到西方另一個世界的陌生客人踏進了大門，我們還依舊用對付「藩屬」、「朝貢國」的態度去應付。他們最初也頗能將就，但後來漸漸就不行了。因為我們的科學知識不如人，國家組織也不如人，而打仗生產的機械更不如人，我們一切都落伍，還能叫人家來恭維嗎？以後我們受壓迫，求解放，造成慘痛的民族革命史；然而前一個階段的因循貽誤，也是值得我們深切回憶的。 西洋文化自來就和海洋結不解緣，腓尼基、克列特不用說了，而希臘、羅馬的繁榮，就是以海外貿易、海外掠奪和海外殖民做基礎 的。直到文藝復興時代，西南歐的海外貿易同時也復興，十二世紀的准市府經濟，和近代海洋的帝國主義都有一線相承的關係。惟東西國際交通的開始，是在印度航路發現以後。因為中古時代，歐亞的交通，被土耳其人遮斷了，歐洲人想另闢途徑，遂獎勵航海。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伽瑪（Vasco da Gama）從里斯本繞道好望角而至印度海口喀利各達（Calicut），為世界開闢一個新紀元。歐洲人多年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利用這條航路，發展東方的商業，換回香科和其他物品，葡都里斯本遂成歐洲商業的重心。他們戰勝久握印度商權的阿剌伯人。攻取臥亞（Goa）為根據地，進一步又占領馬剌加（Malacca），掌握國際貿易的中心，稱雄海上。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就首先到了廣東。我們對海外貿易，從隋唐以後，都以廣州為要港，設有市舶司，明正德間移電白縣，嘉靖十四年，又移濠境（即澳門）。這是外洋商船停舶入口的地方，廣州設有「客綱」、「客紀」的牙行，以「代客買賣」。明朝禁止葡人入廣州城，「止令商人載貨下澳」，然而城外就有貿易的地方。嘉靖三十六年葡人用賄賂取得澳門租借權，葡政府公然設官來治理。至今三百八十多年，還沒有收回來。 葡萄牙人壟斷東方貿易約六十餘年，只有西班牙人和他們競爭。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後，取墨西哥為殖民地，更欲西航以尋找通東方印度之捷徑，麥哲倫（Magalhāes）遂於一五一九年從大西洋出美洲南端，以三十三個月的航行，到達菲律賓群島的塞布（Cebu）宿霧。他是繞行世界，開闢歐美至東亞西南航路的第一個人。一五六五年西班牙占領菲島，定馬尼剌為都會，銳意經營，以為東方殖民地，利用基督教以勸化征服之人民，並無心發展商業，所以它的勢力始終不如葡萄牙。但中國商船常到馬尼剌去貿易，因此就有了間接的通商關係。 荷蘭和英吉利都是繼葡萄牙而代興的「後起之秀」。荷本為西班牙之叛屬，英助荷為交戰國，都不能到里斯本去販運，故不得不自辟商路，遂各自組織東印度公司（荷一五九五年，英一六○○年），直接與東方通商了。這兩個公司都是私人的資本，不似西葡兩國由政府經營，帶有擴張殖民地的性質。可是他們也一樣用攻擊掠奪的方法， 到處驅逐葡萄牙的勢力。一六○二年荷蘭人占據了錫蘭島，一六一九年建巴達維亞（Batavia）政府於爪哇，以為東洋貿易之中樞。同時英國人也奪據紅海和波斯灣口許多地方，一意侵略印度，葡萄牙人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一六一四年馬尼剌被荷蘭人攻下，葡萄牙的海上霸權，也就不得不讓給荷蘭和英國了。荷英二國，最初因為有共同的敵人——葡萄牙——是合作的，葡人的勢力愈小，他們的鬥爭愈烈。最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因賠累而瓦解，其所屬諸島，也為英國人攻占，霸權又操之於英國了。 荷蘭人在一六二二年就進攻過澳門，因為中國援助葡萄牙，未能得志，乃轉而據澎湖、台灣，和中國人直接往來。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派Coyet和Keyzer二人到北京請互市。清廷把他們當作貢使，許八年來朝一次，船以四艘為限，在商館貿易。不久，台灣被鄭成功奪去了，荷蘭人幫助清軍攻廈門，挾功求報酬，許二年朝貢一次，旋即停止。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軍攻下台灣，開始開海禁，准許荷蘭人通商，西洋諸國都援例要求。翌二年（一六八五年），設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榷關於澳門、漳州、寧波、雲台山。這是我們對於國際貿易自動開放的四個商港。姜宸英在《海防總論》上說： 商舶交於四省，遍於諸國，緩耳雕腳之倫，貫領橫裙之眾，莫不累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環寶可效之珍，畢致於闕下， 積於內府。於是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歲，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一時之盛！ 可見清初我們並未採取閉關政策。當時葡、西、荷、英以及其他諸國的商人教士早就一天一天地湧進來了。 西方的帝國主義很早就已產生，希臘、羅馬不都是麼？近代民族國家之造成，實在是以帝國主義為骨幹的。葡萄牙之占領臥亞，西班牙之占領菲律賓，荷蘭人之經營南洋群島，英國人之宰制印度，哪一個不是侵略呢？它們的侵略有三方面：（一）是經濟的，（二）是文 化的，（三）是政治的。這可以說是三位一體，原和西洋文化及所謂近代國家是相應的。試問哪一隻商船不帶有武力？哪一隻兵艦不攜有教士？只看被侵略者的抵抗能力如何耳。如南洋群島，則先用武力征服，強迫納貢，通商傳教，配合併進，可謂一舉成功；如印度、緬甸、暹羅、安南，則先通商傳教而後用武力征服，可謂再舉成功；中國地大物博，文化悠久，自與南洋印度不同。只得用「剝蕉抽繭」的工夫，步步蠶食，他們用的方法愈巧，我們受的痛苦就愈大。我不敢說所有西洋的教士，都帶文化侵略的目的，但他們常常和政府玩一套把戲，總不免令人懷疑。雖然如此，我們仍舊要感謝他們替我們帶進來一部分的西洋文化。 宗教的宣傳，是那時羅馬教皇包辦的，然而傳教士並非限於一個國籍的人，這是西洋的舊教，中國稱為天主教。在馬丁路德的新教興起以後，他們在歐洲早就失勢了。舊教國家，如葡、西、法、意都極力提倡向海外發展。耶穌會（the Jesuits）遂負起東方宣教的責任，首派利瑪竇（Matteo Ricci）到中國來，在廣東住了十幾年，學習華語，結交士紳，穿著中國服裝，介紹西洋科學，萬曆二十八年，到北京覲見明朝皇帝，進貢方物，頗受優待，撥給教堂（就是現在北平的南堂）。幾年間就有二百多個信徒。大臣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皆服習其說。以後來的教士有幾十個人，他們於文藝復興以後，受了科學發達的洗禮，都對於西洋學術有所介紹，其中最著名的，是艾儒略（Giulio Aleni）、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龐迪我（Didaco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除龐為西班牙余皆義大利人）等，他們對於學術的貢獻，約有四端： （一）製造炮銃　火器是中國傳入歐洲的，他們逐漸改良成近代炮銃，又借教士傳回中國來，幫助打仗，收效最速。明廷購銃募兵，始於澳門葡萄牙人，故稱佛郎斯銃，其小者為鳥槍。鑄炮攻城，始於荷蘭人，故稱紅夷炮，長有二丈余，可洞裂石城。其實二國都有炮銃，徐光啟、李之藻等均精於製作，其門生孫元化、張燾等皆為當時的專家。《明史兵志》列銃炮凡數十種，大都採用西法，遂為明清間戰爭之利器。 （二）天文曆象　明欽天監有大統、回回二歷，向來沿襲舊規，粗疏不合。利瑪竇等至中國，與李之藻合譯《乾坤體義》，以傳入天文學。明廷始注意研究西洋曆法，許龐迪我等入局測驗。崇禎二年設西局，以徐光啟督其事，鄧玉函（Jean Terrenz）、龍華民（Nicolo Longobardi）、羅雅各（Giacomo Rho）及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龍、羅皆義大利人，鄧、湯皆德意志人）等均入局，製造儀器，譯纂曆書，所測無不合。崇禎十六年詔以新曆代大統歷。順治二年，令湯若望與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時人）並為欽天監官。自後採用西洋的曆法。 （三）地理測繪　畢方濟在崇禎十二年上書言四事，除曆法、通商、制銃外，還有「辦礦脈以裕軍需」，可見采冶學也為當時所注意。康熙中，法皇路易十四應南懷仁請，派白晉（Joachim Bouvet）、張誠（Gerbillon）等五人來中國，都精於輿地歷算之學，康熙帝遂令教士十餘人測繪各省地圖，白晉又匯為總圖，名《皇輿全覽圖》。康熙帝說是費了三十多年的心力始成。這個精確綿密的新地圖，也多半是依照西洋測繪的方法。 （四）物理數學　數學是科學的基礎，西洋人既介紹科學，自然離不了它。利瑪竇首與徐光啟合譯歐爾里特（Euclid）的《幾何原本》，又合譯《測量法義》。清初薛鳳祚從穆尼閣（Jean-Nicolas Smogolenski）游，著《天學會通》，內有對數比例，就是現在的對數表。康熙最精於算學，以算法致通顯，如梅文鼎一類的人很多。帝譯西洋的代數學曰《借根方》，又發明與天元之術相通，更制三角形推算法。數學全傳進來了。後來飭編《數理精蘊》、《律歷淵源》等書，借西法以貫通中國的算理，可說更進一步了。至物理學之傳入，則熊三拔《泰西水法》、湯若望《遠鏡圖說》開其端，王徵（陝西涇陽人，天啟三年進士）與鄧玉函合譯之《遠西奇器圖說》繼其成。《圖說》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為算學，度為測量，重即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他們是講重學的，可與測算並著其美。 除以上所舉外，醫藥、美術、音樂、語言、論理、倫理，都有傳 入，只因我們對於這些學術還有點根基，所以不容易多接受。天算等科學，是我們所缺乏而又為時勢所必需，所以首先受士大夫的歡迎。徐光啟、李之藻等的開明態度和科學精神是不用說了，即如王徵所謂：「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又是何等的見解呢？他曾自製虹吸、鶴飲、輪壺、代耕及自轉磨、自行車等，一般人也不以為這是工匠技藝的事而鄙棄他，可見當時學者對於西洋文化，並無深閉固拒之心，後來為什麼卻未繼長增高而反致中途頓挫呢？ 這原因似乎全由於政治的關係。崇禎帝初年崇奉天主教，將供養銅佛毀碎，順治、康熙二帝優遇湯若望、南懷仁等，宮廷之間，西人往來甚眾，士大夫也樂與交遊。他們尊重西洋的科學，並且尊重西洋人，在各省傳教通商都很自由，中國人信教的也非常多。可是西洋人總不免有他們的把戲，我們是因為需要科學而始令其傳教、通商，他們是因為要通商殖民，才來傳教，才講科學，根本是相反的。他們蔑視中國的主權，不願遵守中國的法律，瞧不起中國，尤其在海口方面，常常有些違法妄行。清吏目睹他們在印度南洋一帶的暴虐情形，不管商人教士，都和政府有密切關係，作帝國主義侵略的前鋒，能不有點戒心嗎？況且多少年不能解決的儀禮問題，教皇忽然下令禁止教士祀天地、拜祖先，改變調和的思想，而出以攻擊的態度，雖寬大開明如康熙帝，也不能再事容忍了。所以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有禁止傳教之令，這仍然是杜絕外人侵略的意思，誠如John J. Heveus所說：「若教士不為政治之活動，則可安居而不加干涉。」（見《遠東史》）但他們怎樣能不為政治活動呢？所以後來逐漸採取嚴厲的處置，雍正時還只放逐於澳門，至乾隆時，私人傳教簡直要永遠監禁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但責任究竟屬於哪一方面呢？ 楊光先在康熙初年的時候，和湯若望賭測日食，失敗了，著《不得已》書，謂：「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因舉日本及呂宋之往事為戒。可見學術不如人是他自己知道的，因為怕教士偵察形勢，收拾人心，作政治侵略的引線，所以不得不辭而辟 之。雍正時，皇九子胤禩以天主教神父穆經遠為謀主，宗室蘇努一家人都信天主教，蘇是胤禩的黨羽，西洋教士也幫助胤禩奪位，雍正帝因此遷怒而禁習天主教。西洋教士為什麼參加他們的政治鬥爭呢？即此兩例，就知當時禁止傳教的真正原故了。清廷防微杜漸，原未可厚非，不過法子有點笨拙，把科學也一齊阻擋住了。漢人不是有「以敵之長技而制敵」的話嗎？為什麼我們不能改進文化、政治、經濟，挈長補短，藉以抵抗侵略呢？但是其中也另有一種道理，就是那時候素來傳教最力的西、葡二國，業已不成強國，法自路易十五以後，對傳教事業所抱的態度和政策，也有變更，耶穌會於一七七三年被羅馬教皇解散，在歐洲失去了傳教的動力，在中國仍有優越的地位，西洋人的種種侵略，我們都還能擋得住，自大之夢未醒，一切滿不在乎。如果不信，我們只看一看對付日俄兩國的事實，就可以知道了。原來帝國主義除經濟文化侵略外，還有政治侵略，在三百年以前，列強就四面包圍來了。從東南海上而來的是歐西各國的資本主義、宗教政策；從東北陸路而來的是日、俄二國的帝國主義。十六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傾國「西征」，欲奪取東亞大陸，使四百州盡化其俗，我們在朝鮮整整抵抗了七年，結果算是把它打退了。而俄羅斯帝國在十五六世紀就銳意東進，十七世紀占領了西伯利亞，因為糧食接濟困難，羨慕黑龍江一帶的肥沃富饒，清初遂侵入什爾喀、額爾古納兩河流域，築雅克薩、尼布楚二城，抄掠東北。黑龍江一帶的居民，大為所苦。寧古塔駐軍屢次出擊，俄國人始稍卻。但因我們邊外土曠人稀，守備空虛，且方有三藩之亂，無暇北顧，俄人益乘間經營精奇里江一帶，並遣使北京，佯為修好。康熙二十四年，清廷知非用武力解放不可，遂派大兵圍雅克薩，克之。俄將圖爾布青（Alexei Tollusin）退尼布楚，清兵僅毀城而還。未幾，圖爾布青得可薩克援軍，遂復築壘雅克薩，以為防禦計。清廷又發水陸兵八千圍之，約二年，俄兵死傷殆盡，至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始以《尼布楚條約》畫押而解圍。這時俄皇大彼得即位未久，其姊專政，內外交攻，實力有限，所以不願和中國衝突，特派費要多羅（Theodorus Alexieviez Golowin）為全權公使與清廷內大臣索額圖會議於尼布楚，訂定和約 六條。最重要的是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為界，兩國人民，不許越界，不許收納逃亡，准持文票往來貿易及拆毀雅克薩城等。這是我國正式與外國訂立的條約，在俄國藉貿易以解決其食糧的困難，當然不再進逼了，在中國看是勝利，因為我們的使者盛陳兵威，武裝議和，俄人為之氣沮。但康熙帝有憐憫遠人之心，實際仍多讓步，尼布楚之未收回，即為一例。可見中國從未辦過對等外交，任何事都要表現大國的風度，從來主權之喪失，多半由此。那時我們擋住了東方的日本，又擋住了西方的俄國，總覺得自己的國力還不錯，所以對待外國都是像藩屬一樣的，而外國也不敢輕於嘗試，只好將就敷衍。如荷蘭使者之朝貢，行跪拜禮，俄、英商人之時遭拒絕，且飭訂條約，諭其國王，因此中國越發驕矜自喜，把機會因循貽誤了二百年。鴉片戰爭以後，吾國受制外人，領土日削，主權日喪，其端緒皆從明清之際發之，當時日俄在東北，列強在東南，還不是「四夷交侵」的情形嗎？可惜前人未能見「履霜」之機，後人又輒作昧源之論，使歷史事實不明，而因果也常常顛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