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大綱 · 引　論

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近來常有人把近百年史作為近代史，這是不很合理的。因為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哪能把一百年以前，就算作「近古」呢？他們的理由是以為近百年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甚，我們在這個時期內，要建設一個近代國家，恰如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殊不知就整個世界潮流和中國歷史來看，三百年以前，才是這「變局」的開端呢。姑不論西洋的近代文化，是始於十六七世紀，就說歐亞通航和西力東漸，不也是在明清之際麼？中國受異族最大的蹂躪，積專制無上的權威，都在於清代，社會文化之回照和沒落，也恰在其時，民國以後，仍屬餘波而已。現在「貞下起元」，「窮變則通」，將來的復興正是可以預期的；又何況三百年以來，我們天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過日子呢？ 我是主張民族革命史觀的，尤其講中國近代史，必須以它為骨幹，為史心。因為它——民族革命——整個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是依它為樞紐而變動的。我們為什麼革命？因為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不得自由，不得平等，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類的天性，我們能不努力嗎？然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是分作三個時期，換了三個對象的，我們的民族革命運動，則始終一貫，不過領導的人物和標幟的口號有些不同罷了。我先表列出來： 時　期 對　象 領導者 口　號 （一）從反清運動起 滿清 天地會 「反清復明」 太平軍 （二）從自強運動起 帝國主義 維新人物 「振興中華」 革命黨 「建立民國」 （三）從討袁運動起 帝國主義 國民黨 三民主義 （前）民元至民十七 甲　列強 國父 自由平等 （後）民十七至現在 乙　日本 總裁 抗戰建國 在第一個時期里，我們民族革命的對象是滿清，目的是「反清復明」。因為滿清宰制中國，在當時是異族，本於民族主義的觀念，是要抗抵驅除的。明太祖驅逐胡元，為民族主義播下一顆種子，恢復明朝的正統，就是復興華夏的宗國，所以鄭成功占據台灣來保持明朝的正朔，天地會就藉此組織而從事於革命運動了。他們全憑小說拜盟的方式，組織秘密的革命集團，以下層社會的人物為基礎，用隱語詩歌來傳達「暗藏三點革命，誓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榮華，同樂太平天下」的意義，這不是革命黨麼？自張念一擁朱三太子起義於大嵐山，歷康、雍、乾、嘉四朝，朱一貴、張玉、林爽文、胡秉耀、鐘體剛，真是前仆後繼，代有興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張其軍，由暗流而匯為狂瀾，開出一朵燦爛的奇花，第一期的民族革命，總算一半成功了。因為反清的目的已達到，政權轉移於漢人之手，愛新覺羅的皇位，不過「尸居餘氣」而已。 在第二個時期里，我們民族革命的對象，不是滿清的帝國主義，而是列強的帝國主義了。以「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我們的先民，乃無間朝野，都孜孜以救亡圖存為事，提倡自強運動、維新運動。但這些運動，都沒有多大的效果，因為「滿洲政府既無力以御外侮，而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於是國父孫先生知非顛覆清廷，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組織興中會、同盟會，為國民前驅，從乙未廣州舉義，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國。這一舉不但完成了前期的民族革命，「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見《中國革命史》）；而且剷除了「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跡，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雖列強的帝國主義尚未掃除，而建設「革命政府」之目的，卻又達到了一半。「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這正是二百餘年來民族革命的碩果。 在第三個時期里，又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段民族革命的對象是列強的帝國主義，後一段民族革命的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中國，是由瓜分而變為共管；日本侵略中國，是由蠶食而變為鯨吞。前者是經濟的壓迫，後者是武力的掠奪，它們都以專制封建餘孽的軍閥為之倀，所以想抵抗外力，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先打倒軍閥，克服民敵，建設真正的革命政府。自討袁之役、護法之役，以至組黨建軍，完成北伐，都是要肅清反革命勢力，取得政權，以為實行三民主義的張本。列強的帝國主義一個個漸漸地鬆手了，而日本的帝國主義反露出猙獰的面目，不恤變本加厲，於是有「九一八」事變，有「七七」全面抗戰之發生。這是我們民族革命的最後關頭，不僅是成敗所系，而且是生死攸關，依照歷史的趨勢來看，只須我們加緊努力，第三期的民族革命，必然可以完成的。 這三個時期的民族革命，始終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天地會之革命集團，雖因洪大全的被殺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餘緒，再加上基督教義而建立太平天國，使清室命運不絕如縷。可惜他數典忘祖，引起湘淮軍的反對而遭失敗了，其餘黨又回到老家——天地會來。湘軍自陷同族，有功不賞，裁撤以後，憤郁慘沮，也多半加入了。所以會黨的勢力又大盛，海外華僑，兩廣洪門，長江哥老，都是後來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有一種主要力量，就是新軍，新軍乃由淮軍演變而來，在一方面看，是反革命的勢力之源，在另一方面看，卻又是漢人的政權所寄，所以它能因會黨之聯絡而協同起義，推翻滿清，但終究變成民國以後的軍閥，露出本來面目。國父知道革命是逐步成功的，革命黨也有它的時代性，為完成最後使命，不能不重新組織，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黨的基礎；同時也要建立民眾武力，訓練黨軍，不再假手他人，因此才有北伐與抗戰的革命事業。從國民革命史上看：中山先生真是天挺異人，他不僅建立了民國，而且為民族復興奠定強固之實力，又託付得人——蔣總裁，始有今日。若從民族革命史上看：中山先生仍然是受了洪秀全的影響，而洪秀全又是從天地會來的。革命運動原屬一貫，革命思想也有所自來：民族主義「實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可不具論；民權主義，國父溯自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實天地會無階級觀念，洪秀全亦崇尚平等，似乎不無影響。至民生主義，則洪秀全固嘗實行「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之共產制矣。不過，中山先生依中國固有的思想，參以歐美之學說和制度，創為主義，釐訂方略，整個地加以系統化、具體化。所以他不僅完成了近代民族革命，而且繼中國古聖王的道統，集歐美文化的大成，依中庸的道理，使之並行而不相悖，「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中山先生的偉大就在此，因為三民主義是民族革命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方案。三百年來民族革命的事業，剝蕉抽繭，步步成功，在世界歷史上可以說是唯一無二的奇蹟。 何以說民族革命有連環性？這不能不把中國近代史加以剖視了：清人入關，內滿外漢，政治大權，操在宗室舊侶之手，視漢人若奴隸，然而絕大多數的民眾，卻是漢人。其統治之方法愈嚴，則反抗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見也愈深了。漢奸降人，為避嫌遠禍計，不惜降志辱身，以媚茲一人，喪失了臣僚的體態，助長了君主的權威。生殺予奪，唯意所欲；祖宗歷史，隨便捏造。一人犯顏，株連九族；隻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惓伏於積威之下，不特無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且亦無治學謀生思想之自由，於是士子相率鑽研於故紙堆中，而考據訓詁之小學遂風靡於一世，置明道救世之大學——經世學——而不敢講，買櫝還珠，號稱漢學復興，實際是瞀世的俗學。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用利祿來收買人心，表章尊君大一統之說，把讀書人都變成八股闈墨的祿蠹，三家村裡的學究，人不能盡其才，學不能致其用，於是「政治經濟無正直指導之人，貪庸當道，政以賄成，國計民生，同歸凋敝，馴至喪師失地，終遂覆亡，此皆專治古學，不問時事者厲之階也」（見《清代通史》朱序）。這是政治和文化兩方面交互的影響。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統治農業經濟之大國，官莊旗田，全賴奴僕，口糧賞賜，半資游手，食眾生寡，漸漸就難支持了。旗丁既不准經營商業，又要過優裕生活，從哪裡來得錢呢？只有憑藉宗屬的關係，來鑽營作貪官污吏了。政治以貪污為固常，焉得不民窮財盡呢？因此水旱交侵，萑苻遍野，人民日處於水火之中，而白蓮教、天地會以及太平天國都抓到了絕好的機會。再加帝國主義者把鴉片和洋貨輸入進來，人民習染日深，斷喪了身體，勞動力減退了，摧毀了生計，手工業破產了。於是乎「國日貧民日弱」。清廷毫無辦法，反變本加厲，稅鴉片，開捐例，賄賂公行，民不聊生，在雙重的帝國主義（列強及滿清）枷鎖之下，不革命還有什麼出路？這是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交互的影響。文化原是指導人生的，喪失了文化的活力，走入靜寂、瑣碎、無為、無用之境域，無異把文化變成殭屍了，學術不能利濟蒼生，使匹夫匹婦受其澤，只為少數人寫意寄情的娛樂品，升官發財的敲門磚，一般小百姓日處泥犁地獄之中，謀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受盡生計的壓迫，大多數不能讀書，文盲遍於全國，智識愚昧得可憐，物資既不能發達，生活就越痛苦了。生活愈苦，而文化愈低，列強以科學機械之優勢，侵入中國，箝制我們的政治，摧殘我們的經濟，淪我們為次殖民地，頤指氣使，讓我們不能不變更深閉固拒的態度，而一味摹仿，一味崇拜，文化也失掉自由了。洋奴買辦可以操縱政治，剝削人民，替帝國主義者作侵略的工具，使我們的產業不能發達，我們的文化成為附庸。這又是文化和經濟兩方面交互的影響。總而言之：中國近代社會之形成，實以異民族的統治壓迫而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而結其果，因果迭乘而變生焉。所謂「一大變局」也者，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特色：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無一不變，而且要變革命的性質，如同盟會宣言所說：「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嘗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這是民族革命變為國民革命的主要理由。以往民族革命運動只有民族主義，爭民族的解放自由而已，對滿清的帝國主義盡夠了，因為它只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皆落我後。而列強的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還有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因為西洋在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械生產打仗，到十九世紀，科學已經很發達，我們的科學不如人，知識就落後了。況西洋人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養成了愛國心和民族觀念，團結得非常堅固，而我們好像一盤散沙，毫無組織力量。所以非「改良社會經濟組織，無一夫不獲其所」，是不能抵抗經濟侵略的。非「恢復固有道德，迎頭趕上科學」，使「一國之內，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權憲法」，是不能抵抗文化侵略的。中山先生盱衡中外，因時制宜，要造成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近代國家，乃發明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僅配合歷史背景，適應世界潮流，且有它一貫的哲學根據，我先列一個簡表： 為什麼要解釋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近代民族革命的產物，也是世界文化的結晶品，不懂得它就不能了解民族革命史觀，也就不能了解近代史造成的由來。近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局」，我們只看見它變是不行的，必須知道它為什麼變和怎樣變，推求變的原則，預測將來趨向，這才是研究歷史的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論：天地會肇其端，太平軍揚其波，革命黨竟其功，然而太平軍起義後，就不再假借天地會，革命黨卻又利用了反革命的新軍，其故安在呢？乃因革命黨本身是進步的，而反革命勢力也者，仍然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產物，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口號，在清初是合乎時宜的，到太平天國時就不行了，洪楊只反清而不復明。太平天國的驅除光復運動，到清末又不行了，因為滿清仍舊是我們的支屬，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換了新的對象。我們抵抗滿清，很簡單，很容易，要是抵抗列強，抵抗日本，卻很複雜，很困難，用一個單純的主義，解決某一部分問題，實在不夠了。必須「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使革命內容，益加充實，各種問題，共求解決，才能符合《易經》、《中庸》的道理。歷史法則是漸變的：變的速率，越後越快，變的程度，越來越好。前因必生後果，後果又肇前因，且前因之「果」，與後果之「因」，常互為影響，因果迭乘，對立一致，其道理仍然是辯證的：如前舉政治、文化、經濟三方面相互的影響，總逃不出歷史的公例。再如二百年的民族革命，造成一個太平天國，六十年的漢人政權，造成一個中華民國，四十年的黨治運動，建立了國民政府，但漢人政權卻種因於太平天國，方能培植新軍的武力，黨治運動卻種因於漢人政權，方能瀰漫革新的思想，在前一時期中它們互相影響而助成，在後一時期中它們又互相牴牾而消長。革命黨之所以利用新軍的助力而完成辛亥革命，絕不是偶然的，因為新軍仍然是前期革命中所造成的漢人武力；而新軍領袖袁世凱，卻以此食得二百餘年民族革命之果，取得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但終究因為來路不同，袁世凱壓迫革命黨，革命黨又將北洋餘孽的軍閥打倒。其中機括，甚為微妙，如果知道變的原則，也就「無啥希奇」了。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在變，我們的革命動力也在變，我們的革命對象在變，我們的革命口號也在變。第一期滿清和列強，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二期滿清和我們「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只剩下列強了。第二期列強和日本，都在壓迫我們，到第三期列強已放棄侵略的魔手，和我們並肩作戰，而一致對付暴日了。所以三民主義不僅是「曲突徙薪」的「一次革命」論，而實為尋求興國，共同奮鬥，最後不移的好方案。它可以解決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完成三百年來全國人民朝暮相處的民族革命，因為它是適應世界潮流、歷史趨勢，把中國「變」成一個近代國家，和列強並駕齊驅的正確理論。如果我們不曉得它是三百年來抵抗外力，振興中華，救國經世的思想之結晶品，那我們研究近代史還有什麼用處呢？ 就近代史實的演變而論，民族革命是有其一貫性和連環性的，反清、倒帝、抗日，逐步成功；社會、政治、經濟，同時改造：冶近代思潮於一爐，期中庸文化之復興，然而因果迭乘，源流隱見，非從秘密社會的運動，中西國際的交通說起，不足以畢其真而括其全。三百年來的社會變遷，其端由愛新入主發之，道咸而後，才走到劇烈變動的時期，民國則急轉直下了。所以我說：「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