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 譚嗣同
清末，中國留日學生好作一種恣肆狂放的絕句，號稱「瀏陽體」。瀏陽指譚嗣同。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五譚嗣同傳記，譚在獄中有一首題壁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此即所謂「瀏陽體」。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曾談此詩，說日本人曾以詩配譜成歌，大致其時留日學生，無不能誦此詩，亦無不從這首詩中去想譚嗣同的丰采。而「兩崑崙」說，則又往往成為談之不倦的話題。
「崑崙」自是指唐人小說中的崑崙奴，對「保皇黨」而言，凡帝黨皆為光緒的崑崙奴。所以兩崑崙的說法不一：
一、梁啓超說：指康有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筆名「忘機」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說：「譚詩中所謂之兩崑崙，無疑是指死者與行者。以程嬰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義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說。」據此，則梁啓超指「去」之崑崙為康有為，自是出於尊師之義。
三、譚嗣同之孫譚訓聰，謂「兩崑崙」乃指其家僕人胡理臣及羅升。
四、陶菊隱之說最玄，謂崑崙即武俠小說中的崑崙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據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考證，此詩實經梁啓超竄易。黃引唐恆《戊戌記事八十韻》，證明《繡像康梁演義》中林旭被難前所吟的第二首詩，應為譚嗣同原作。唐恆字照青，河北鹽山人，與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為光緒十五年己丑會試同年。其時官刑部主事，當是派在秋審處任職，所以得參預此獄，且為主辦司官之一。詩中敘六君子被難後，「吏人返事訖，流涕對我說。役卒呈數紙，雲是獄中筆（原註：譚、楊入獄均有詩）」。則譚雖有詩，非題獄壁。《演義》中所說記林旭兩詩的第一首：
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慰難酬國士恩。
欲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謂袁世凱。陳石遺斷言此詩確為林作無疑，但不一定為入獄所吟。第二首經黃彰健考證為譚嗣同所作者如下：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據黃彰健釋此詩如下：
譚詩第一句：「望門投趾憐張儉。」《後漢書·張儉傳》中「望門投趾」作「望門投止」。《儀禮·士昏禮》鄭註：「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後漢書·張儉傳》說，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譚詩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說，譚不願亡命，貽累親友。
譚詩第二句：「直諫陳書愧杜根。」按《後漢書·杜根傳》，東漢安帝時，「和熹鄧後臨朝」，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上書勸太后歸政。太后執根，令盛以縑囊，撲殺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詐死，逃竄為山中酒保。譚這句詩的意思是說，未能上書太后，請其歸政光緒，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詩人忠厚之辭。因為照傳統道德觀念，譚氏處理此事，畢竟應先考慮如何調和光緒母子感情，而譚氏不如此作，此因譚氏認為上書向太后直諫，無濟於事。
譚詩第三句：「手擲歐刀向天笑。」《後漢書·虞詡傳》：「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唐章懷太子註：「歐刀，刑人之刀。」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鋒芒利如歐冶劍。」劍亦可稱為刀。歐刀之歐，或應釋為歐冶之歐。譚這一句詩的意思是：新黨既不宜逃，又不宜諫，只有訴諸武力。今所謀既不成功，譚視死如歸，亦甘之如飴。
譚詩第四句：「留將公罪後人論。」光緒賜楊銳密詔，本囑咐新黨不可違太后意旨。新黨不順從光緒意旨，而擬調軍圍頤和園，譚氏認為此係為了保種保教而採取的非常措施。……譚詩「公罪」二字絕非「功罪」二字之訛。譚這句詩的意思是，謀圍頤和園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後人去討論。
黃說甚精，亦可藉此推知梁啓超何以竄易譚詩的原因。黃彰健以為：
他們（按：指康梁）捏造譚嗣同獄中絕筆，因此將譚的獄中詩也加以潤色改易，以與他們的保皇活動相配合。
此亦一語破的，信而有證。
照原作來看，無論思緒、句法，都是一貫的。所謂「望門投趾憐張儉」的「憐」字，極其精練，此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譚嗣同看張儉，倉皇逃竄，連累了許多親友，艱難一死，其情可憐。一方面是以容納張儉者來看張儉，覺得他可憐，方始收容。而不論從主觀或客觀來看，譚嗣同都不以張儉為然。著一「憐」字而無譏誹卑薄之意，正是詩人溫柔敦厚之處。
左舜生《譚嗣同評傳》中論其為人：
以嗣同的本質來說，他實際是一個天性篤厚而感情真摯的人。我們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親如何教育兒女克盡婦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惻動人。當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邏卒在門，他自己已經視死如歸，但仍能從容不迫，為他父親造出幾封告誡兒子的家書，以免他的老父橫被牽累，您難道可以不承認他是十足的孝子嗎？
這可以充分證明，譚嗣同絕不肯做張儉，貽累親友。末句所謂「公罪」，亦是想開脫家人，表示他的作為並非出於擁護皇帝以求富貴的私心。
梁啓超改「憐」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了。若謂譚嗣同自己「望門投趾」，則他在被收以前，根本並無像張儉那樣逃竄的過程，無端有此一句，乃成游詞。故知此一句的用意，在向同情光緒的人呼籲，保皇黨如今亦受東漢黨錮之禍，倘或望門投趾，你們要想一想，當時人如何對待張儉，效其所為。
下一句「忍死須臾待杜根」，就字面來看，是鼓勵某一個人，堅強起來，忍死須臾，等杜根一到，你就得救了。史實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後漢書·杜根傳》敘其詐死以後說：
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征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征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
由這個典故看，「忍死須臾待杜根」，加標點則成：「忍死須臾，待，杜根！」易言之即是：「杜根，忍死須臾，等待出頭。」此是安慰杜根。而杜根為流亡在外的保皇黨，非獄中命如遊絲的譚嗣同。
由此而論，去追究「去留肝膽兩崑崙」是件毫無意義的事。筆鋒常帶情感的梁啓超，不過假借已死的譚嗣同，為保皇黨作一番宣傳而已。
清末四公子，陳三立、丁惠康、吳保初皆為名父之子，唯獨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碌碌無所表現。此所以能與張之洞同城，安於湖北巡撫之位。譚嗣同十二歲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慘之事，長兄、二姐與他的母親，在五天之內，相繼死於瘟疫。時在光緒二年，地在京城。譚嗣同自己亦是絕三日而復甦，故繼洵字之以「復生」。
譚嗣同一生得力於母教，他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狀》中說：
先夫人性惠而肅，訓不肖等諄諄然，自一步一趨至置身接物，無不委曲詳盡。又喜道往時貧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傾倚，或終日不一言笑；不肖等過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貸；故嗣同誦書，竊疑師說，以為父慈而母嚴也。御下整齊有法度，雖當時偶煩苦，積嚴憚之致，實陰納之無過之地，以全所事，一旦失庇蔭，未嘗不成流涕思之。
光祿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雞鳴興爨，泛掃浣滌，紉積至夜分不得息；恆面擁一兒，背負一襁，提罌自行汲，筋強力固，十餘年不以厭倦。迨光祿公官京朝，祿入日豐，本無俟先夫人之操勞，而先夫人不欲忘棄舊所能力之可及，則勉汲如故。食僅具蔬筍，亦不得逾三四餚，每食以布自衛，雲恐涴衽，衣裳儉陋，補綻重複，有一絲蘊衣，縷縷直裂，依稀出蘊，自嗣同知事即見之，卒未一易。家塾去內室一垣，塾師雲南楊先生，聞紡車軋軋，夜徹於外，嗣同晨入塾，因問汝家婢媼乃爾劬耶？謹以母對，則大驚嘆，且曰：「汝父官郎曾十餘年，位四品，汝母猶不自暇逸，汝曹嬉遊惰學，獨無不安於心乎？」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即益華腆，終不敢弛於慆淫非辟，賴先夫人之身教夙焉。
以下有一段，譚嗣同自敘性情，寫得極其生動：
方嗣同七歲時，先夫人契伯兄南歸就婚，置嗣同京師，戒令毋思念。嗣同堅守是言，拜送車前，目淚盈眶，強抑不令出，人問終不言，然實內念致疾，日羸瘠。逾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狀，又堅不自承。先夫人顧左右笑曰：「此子倔強能自立，吾死無慮矣！」嗣同初不辨語之輕重，烏知其後之果然耶？哀哉！……
嗣同的堅毅，自幼即表現得很深刻。但如無堅毅的母親，以倔強為可喜，務為姑息，則此堅毅即難以培養成為一種可貴的性格。母歿以後，譚家由姨太太當家，嗣同備受荼毒，而能咬緊牙關忍受，力學不懈，即得力於此可貴的性格。
嗣同五歲啟蒙，十歲起從同鄉歐陽中鵠讀書。歐陽中鵠字節吾，平生為學最佩服王船山，船山號弢齋，所以中鵠取瓣香弢齋之意，自號瓣弢。他是同治十二年的舉人，當譚繼洵在戶部當司官時，他考取了內閣中書，在京供職，為繼洵延為西席。嗣同對這位老師極其尊敬。中鵠另有一個學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師弟三人，至為相得。譚、唐二人皆是銳意圖強的熱血男兒，有所謀劃，往往先稟師門，今知譚嗣同、唐才常者多，殊不知尚有「幕後英雄」歐陽中鵠。他的孫子就是歐陽予倩。
光緒四年，譚繼洵由戶部郎中外放甘肅鞏秦階道。嗣同隨父到任，以後便往來於西北、湖南之間。光緒九年，嗣同十九歲結婚，所娶的是「肅門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戊戌四月初三，嗣同赴京時，有首《留別內子》的詩：
婆娑世界善賢劫，淨土生生此締緣。
十五年來同學道，養親撫侄賴君賢。
詩後系以數語：
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嫌話耳。
有人以為這一詩一跋，有如遺囑，真成語讖。嗣同曾從楊仁山學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來同學道」之語。跋中勸妻節儉，「免得人說嫌話」，正指庶母而言。嗣同情感豐富，篤於手足之愛，而兩兄、兩姐，均先嗣同而卒，次兄嗣襄於光緒十五年歿於台灣，接得噩耗，一慟暈絕。豈知嗣同亦竟於三十四歲的英年，畢命西市，至此他的母親徐夫人所生二子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達官，家庭遭遇之慘者，莫如譚繼洵。
光緒甲午之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刺激深刻無比。譚嗣同憂國憤時，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為、梁啓超「公車上書」，轟轟烈烈，自然嚮往，因於乙未年秋冬之間，隻身北上。其時康有為雖因「強學會」為舊派所嫉，聽人之勸，由京南下，暫避風頭，無從晤面以外，但與梁啓超一見即成莫逆。此外以貴公子的身份，在京中結識了好些名士，皆為一時俊彥，在現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據左舜生所列出的名單，作一簡介：
夏曾佑，字穗卿，號別士，又號碎佛，杭州人，光緒十六年庚寅的會元，點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別士極淵博，五十以後，棄書不觀，謂天下無可讀之書，無可談之人，牢騷可想，終以酒廢，且以酒死。於當世學人，自謂「孫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嚴幾道吾友之」。譚嗣同認識夏別士，是由梁啓超所介紹，但夏別士意頗輕之，說「梁卓如作《清代學術概論》，誤處開卷便得」。舉數例，信然。
夏別士亦為詩人，中年所作，詭怪無比，如：
雲龍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
板板上元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
晚年則歸於淡雅簡練，如《己亥與章枚叔夜飲即送其之天津》兩律：
我居北海君南海，浩蕩江湖幸一逢。寒風淒雨秋正苦，疏燈草具酒將空。一望遺恨沉吟老，數著殘棋萬變中。世界果然無作者，殷勤重為拭青鋒。
拔劍高歌望友生，強施枉策助長征。經神孤寄劉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歸倦羽，一身自愛盡平生。箜篌唱遍西風惡，延佇孤雲一愴情。
夏別士論詩，以為「清三百年絕句，當推二王。壬秋第一，貽上第二。貽上無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漁洋並論，其說甚奇亦甚新。夏別士為文論學，不肯輕蹈前人窠臼，於此可見。
文廷式，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極富戲劇性。他教珍妃讀過書，又是翁同龢的得意門生，而翁同龢又是帝師。這個三角關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謂「帝黨」。慈禧太后為了抑制光緒的權力擴張，首先要對付翁同龢，因而一面加以安撫，一面以驅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為警告。其間後黨、帝黨勢力的消長，以及彼此勾心鬥角的脈絡痕跡，固甚明顯。
文廷式工於韻語，駢文、詩、詞無不清麗秀雅，調尤穠麗而體貌魁偉。王壬秋說梁鼎芬為「大盜之貌」，文廷式實亦類似。被逐後抑鬱無聊，侘傺以終。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寐叟。他是光緒六年丙辰科的三甲進士。這一科的會試，由翁同龢主持，得人甚盛：王懿榮、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銘、徐琪、安維峻、郭曾炘，還有楊崇伊，都在這一榜，但論人品學問，都不及沈曾植。
沈曾植入仕後，先在刑部當司官，外放後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當時在上海的遺老，瞿鴻禨科名、官位都最高，自是領袖。瞿歿後，公認沈曾植冠冕群倫。王國維對沈極為推崇，左舜生說他是有清三百年學術史上的殿軍。於書無所不讀，「綜覽百家，旁及二氏」，雖無專門著作，但「海日樓」的隨筆，嘉惠後學不淺。書法冠絕一時，近時工書者，無不斂手推重。
王鵬運，字幼遐，號半塘老人，廣西臨桂人。功名不過舉人，官亦不過給諫，但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詞金荃》，刊之為同光詞人之首，其論如此：
半塘早年詞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後，國勢陵夷，與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權奇之士，所作多激壯之音，故半塘此時趨步稼軒。
丙申以後，漸由稼軒夢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韻者凡十四闋，此蓋受彊邨、大鶴之影響。
半塘有功詞壇，尤在校刊詞集，況周頤、朱彊邨助之，影刻成《四印齋所刻詞》，共二十五種。強邨詞學，亦受半塘引導，厥功偉矣。況氏有《半塘老人傳》，彊邨《題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長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較茗柯雄，嶺表此宗風。」亦見其傾倒矣。
按：彊邨為朱孝臧，大鶴則鄭文焯，況周頤是王鵬運的小同鄉。論王鵬運詞學淵源，乃由南宋王沂孫（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棄疾（稼軒），而終由吳文英（夢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彥（清真）。詞至清真，猶詩至少陵，空前絕後的第一作手。王鵬運追及此境界，自足為同光詞壇盟主。況周頤以為王鵬運的詞，得力於王沂孫（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過於常州詞派的創始者張惠言（張有《茗柯詞》），而「嶺表此宗風」則以創廣西詞派期諸王鵬運。惜乎「嶺表」的後勁不繼。
張元濟，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鹽人。光緒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與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與一般有志氣的士大夫一樣，飽受刺激之餘，力主改革。當時的所謂「新黨」，大致分急進、緩進兩派，前者主張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進新人；後者認為應以啟迪民智著手。張菊生是緩進派，在京中辦了一所「通藝學堂」，教授英文、數學，有學生四五十人。其時張菊生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總理大臣張蔭桓得翁同龢的支持，權勢駸駸日上，對通藝學堂贊助甚力，目的亦是為總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間，他與康有為同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所保薦，四月二十八日與康同被召見，時為翁同龢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間曾勸康南下辦學，康不聽，八月初之政變，張毫無所聞。事後照常入值，靜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日革職，永不敘用。回上海不久，參加商務印書館工作，最後成為此一中國最大出版機構的最高負責人。
張菊生為近代版本目錄學專家，鑑別宋槧，更為權威。丁日昌持靜齋以後，廣東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從「皇二子」袁克文購得號稱海內孤本的宋刻《禮記正義》，因稱其藏書樓為寶禮堂，輯有《寶禮堂宋本書錄》。張菊生為作一數千言的序，列舉宋版體裁、格式、紙、墨、書法，為研究宋版者必讀之文。
江標，字廷霞，號萱圃，一號師鄦（許）。光緒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學政。其時陳寶箴當巡撫，力掃積弊，開發山林，謀以一隅之地，立富強之基。江標贊助合作，以新學課士，使守舊的風氣，得以逐漸轉移。他是蘇州人，為葉昌熾的弟子，精於碑版目錄之學，刻有《靈鶼閣叢書》。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縣人，所以熊貴後稱之為「熊鳳凰」。光緒十八年進士，但至二十年始補應殿試。以妻喪及續弦，請假回籍，佐陳寶箴、三立父子辦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時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辦有時務學堂、湘學新報、南學會。湖南守舊派奉王先謙為「祭酒」，手下大將為葉麻子葉德輝。以巡撫袒熊，舊派不敵，葉麻子因用熊、陳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諧聯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幹？一耳偏聽，曉得什麼東西？」又有一次南學會請湘中名儒皮錫瑞演講，熊希齡親自搖鈴開會，葉又作一聯，以錫瑞字鹿門，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講學，熊掌搖鈴。」聞者無不大噱。
熊、葉的結怨，在於王先謙等上公呈攻擊梁啓超及時務學堂，熊希齡乃展開反擊，黃彰健記述：
湘紳公呈上於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紳熊希齡、黃膺、戴展誠、吳獬、戴德誠，遂聯名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他們認為：通省書院積弊太深是由於書院山長多由回籍紳士擔任，「視為養志之資，或假師位以要結官府，招搖納賄」，熊希齡等人此一呈文很明顯的是針對王先謙說的。
他們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紳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紳不能當山長。倘聘他省之人，束脩或重，於是覬覦排擠，無所不至」。這是針對葉德輝謀求時務學堂總教習而說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的薪俸，在其時湖南學界中最高。他們的呈文提到，近來各書院山長多不住院，而學生太多，乃立齋長等名色領袖之。齋長既與學生地位相等，無人敬畏，以致書院風氣甚壞。這又是針對王先謙的嶽麓書院說的。王先謙在復畢永年書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齋長，管理學生。
熊領銜的呈文要求陳寶箴將全省書院山長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行延請博通時務之人主講，這自然是辦不到的。熊希齡等人的呈文不過是由於湘紳公呈上後，他們藉此向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出氣。
書院山長的地位極高，所謂「老師宿儒」，往往為督撫所尊禮，如王湘綺應聘主成都尊經書院，丁寶楨待以上賓之禮。桐城派名家吳汝綸，先在直隸當知州，風塵俗吏，奔走為勞，因稱病辭官，李鴻章立即聘他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吳汝綸接到聘書，立即去拜總督，李鴻章開中門迎接。按：延賓之禮有所謂「軟進硬出」，如門生拜老師，進由便門，出則開中門相送，如「硬進」則必「硬出」，將軍拜總督固持此禮，老師拜門生亦然，李鴻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師，猶如東主之視西席。知州見總督，要遞手版，命坐則坐，否則鵠立以俟，如今分庭抗體，地位過於監司。李鴻章道是「為吳摯甫一吐遞手版、坐官廳的骯髒氣」。山長地位既如此之尊，則有事直接見督撫，營求請託，督撫亦往往買賬。王先謙在湖南實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齡的攻擊不虛，而結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變後，熊為新黨，受了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辛丑議和，新黨的處分無不開復，熊以得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賞識，召赴關外，繼赴日本考察，與革命黨及保皇黨都有往還。
熊希齡的嶄露頭角，是為考察憲政五大臣充任參贊，自安排旅程到回國提出考察報告，一手包辦。五大臣提出的有關憲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齡代托梁啓超及楊度捉的刀。
入民國後，熊任唐紹儀內閣的財政部長。民國二年七月組閣，號稱「名流內閣」。三年三月辭職，從此與政治絕緣。他在前清的官職，只是一個鹽法道。民國元年崛起入閣以至組閣，前後不足三年，即已識透宦海滋味，說來真如黃粱一夢。
民國八、九年間，熊希齡在北平創辦香山慈幼院，為其畢生事業所寄。二十年喪偶，二十四年與江山毛彥文女士結婚。毛為家叔昂若所資助留美，精神戀愛數年，終以使君有婦，難諧好夢。毛已三十有三，嬪六十六歲的熊希齡，年齡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話。兩年後，抗戰爆發，熊以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會長的身份，偕愛妻赴上海辦理戰地救護工作。秋冬間轉赴西南，道經香港以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張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筆者前亦談過，經歷不必贅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緒親政後，李鴻章有戒心而翁同龢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繼承人的打算。李鴻章是早就看中了張佩綸的。甲申之前，即有意傳以衣缽。及至張遣戍後，李鴻章音問不絕，且為設法贖罪，妻以幼女，更以海軍衙門捐例特優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養望待時。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張佩綸的前程無限。李之選中張佩綸，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主要的原因，即是為了對付翁同龢。因為張佩綸不但才幹聲望足與翁匹敵，而且有李鴻藻的支持，可望成為北派的領導者。李鴻藻最欣賞者為兩張，另一張為張之洞。與翁同龢至為不協，而與張佩綸則有同門、同鄉、同僚——同為「翰林四諫」——的密切關係。兩張協力，足製得君甚專的翁同龢。
翁同龢的野心起於甲午以後，他亦屬意於兩張，一張為張蔭桓，一張即其得意門生張謇。
甲午一役，李鴻章一蹶不振，張蔭桓乘機而起。及至翁同龢一得勢，張蔭桓見風使舵，以同官戶部的關係，儘量與翁同龢接近。其後，翁同龢奉命入總理衙門，固辭不獲，手握度支、洋務兩大權。而度支則為償籌對日賠款，以舉洋債為主，因此洋務更顯得重要，翁同龢於此兩大要政，皆倚張蔭桓以為辦。光緒廿二、廿三年間，兩人水乳交融，翁同龢信人未有如此之專者。
李鴻章與翁同龢是死對頭。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則為翁同龢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鴻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勳業，皆毀於翁同龢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膠澳事件中，千方百計，破壞成議，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謂「開攪」的手段。這一點，翁同龢做夢不曉，張蔭桓卻看得很清楚，因而極感為難。
張蔭桓一生得知於四個人：閻敬銘、丁寶楨、李鴻章、翁同龢。李鴻章對他的關係最深，亦曾拜過門。是故張之倒向翁同龢，為李鴻章所深惡。到李鴻章一開攪，破壞中德和局。張蔭桓既與翁同龢同辦此事，榮辱得失相關，自不便無所表示。當他熟計利害，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即是設法打擊李鴻章，讓各國知道，李鴻章已不再能管中國的外交。
實現這個決定的方法，是擬一道上諭，由翁同龢面請光緒明發，膠澳事件責成翁同龢、張蔭桓辦理，他人不得胡亂干預。當然，言外之意是很明顯的，乃針對李鴻章而發。
哪知翁同龢上面還有個恭王，本來此事如果翁同龢了解張蔭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夠辣，很可能造膝密陳，先將上諭發了再說。可惜翁同龢是書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張蔭桓所擬的旨稿，晉謁恭王。恭王衰病侵尋，英氣消盡，不願多事，說一句：「且緩，且緩。」無形中將此事打消了。
這一下張蔭桓才知道「豎子不足與謀」。而且更壞的是，此事必為李鴻章所知。打蛇沒有打在七寸上，勢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張蔭桓很見機的，立刻變積極為消極。正當對德交涉吃緊之時，翁同龢去找他商量正事，張蔭桓卻大談其書畫掌故，絕口不及正事。而翁同龢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記中，表示張的態度，令人大惑不解。
從這一次以後，張蔭桓的態度有了個基本上的改變。此人確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獨張一幟，看翁同龢得君甚專，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來，剷除李鴻章的勢力，得以一舒抱負。及至看出翁同龢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覺得與他共機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而由擁護變為玩弄，暗中仍舊向李鴻章靠攏，搞大借款弄錢。回扣大小、鎊價（英匯兌換率）高低，翁同龢無不茫然，故而有王鵬運的參劾。翁同龢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記：
王鵬運劾余與張蔭桓朋謀納賄，薰蕕同器，涇渭雜流。元規污人，能無嗟詫。
又五月初八日記：
樵野來，告初六與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折示之，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與余平分，蒙溫諭竭力當差。又云：是日軍機見東朝起，責以為當辦廖公，力求始罷。又雲先傳英年將張某圍拿，既而無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聽漫應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龢獲嚴譴，行將出都之時。觀翁所記，兩人心情如畫，張蔭桓說這些話，意在安撫翁同龢，已派步軍統領英年圍拿，而居然無事，意謂絕不致連累翁同龢。翁出以「漫聽漫應」的態度，則已知張確曾納賄。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嚴譴，仍能當權，用張蔭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獲譴時，張謇在京。日記中所記，傾倒之意，溢於言表。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記：
看張季直各種說帖，大旨辦江北花布事，欲辦認捐及減稅二端，又欲立農務會，又海門積穀事，欲重懲阻撓者，此君確是霸才。
又二十日記：
午約張季直小飲，直談至暮，畢竟一奇才。
張謇此時服闋入都供職，本有一番振興實業的計劃，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宏圖。翁既罷官，照常情論，張的計劃，自難實現。但張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計劃進行，定力、毅力，見機而作的識力實皆有過人之處，成功絕非偶然。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梅縣的客家人。舉人出身，久在國外充任中級外交官。陳右銘巡撫湖南時，他以鹽法道署理臬司，參與新政，首創民治，其言曰：「眾亦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由一鄉推至一縣、一府、一省，以迄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仿外國巡警之制，設保衛局。黃遵憲實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輩。
他著有一部《日本國志》，戊戌維新時，光緒曾向翁同龢索閱，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擋出國，行經江寧時，政變發作，朝廷密諭兩江總督將黃遵憲看管。其時伊藤博文來華遊歷，先赴京師，轉至上海，又至重慶，轉武昌，到江寧，為黃遵憲說情，總算只得了一個革職的處分。
黃遵憲辦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傳：
（使日參贊）移舊金山總領事，美吏嘗藉口衛生，逮捕華僑滿獄。遵憲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衛生顧右於僑居耶？」美吏謝，遽釋之。
但客家人，脾氣強項者居多，黃遵憲亦復如此，所以人緣很壞，翁同龢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記：
黃遵憲號公度，舉人、道員、新加坡領事。新從江南來，江南官場多不滿之，詩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記：
英使說黃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萬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總督署，堅拒不接待。
按：其時外交界有一番大調動，以楊儒使俄代許景澄；羅豐祿使英代龔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楊儒；德國新設一使，派黃遵憲。德國拒絕黃遵憲，希望派蔭昌。黃遵憲其時道經新加坡，當地不予接待，顯然是英國官員對黃不滿。因為黃遵憲駐新加坡時如果有勒索僑商的劣跡，亦與英國無關，並不構成拒絕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無非詆毀之詞。
黃遵憲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兩卷。他的詩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詞入詩，與僻典連看，光怪陸離，不可名狀。詩多感時記事之作，《石遺室詩話》說他「惜自注不詳，閱者未能深悉」。錄其較易索解的《李肅毅侯輓詩》四首，以見一斑。
「肅毅侯」是李鴻章的爵號。黃詩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
駱胡曾左凋零盡，大政多公獨主持。萬里封侯由骨相，中書不死到期頤。檿弧卒挽周衰德，華袞優增漢舊儀。官牒牙牌書不盡，蓋棺更拜帝王師。
按：頷聯謂李鴻章封侯，不無運氣在內。「中書不死到期頤」，意思是李鴻章只要不死，永遠是宰相，不會有退歸林下之時，亦微譏其戀棧。
頸聯上句用《國語》「（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的典故，記李鴻章在北洋練兵，而「卒挽周衰德」則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說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間一定構成文字獄。下句「漢舊儀」下自註：
賜方龍補服，歷來漢官所未有。他如賞紫韁、三眼花翎，於京師建專祠，均異數也。
按：督撫的「導子」、官銜、榮典，都寫在「高腳牌」上。以李鴻章頭銜之多，恩遇之厚，故謂「官牒牙牌書不盡」。結句則指李歿後贈「太傅」而言。
連珠巨炮後門槍，天假勛臣事業昌。南國旌旗三捷報，北門管鑰九邊防。平生自詡楊無敵，諸將猶夸石敢當。何意馬關盟會日，眼頭鉛水淚千行。
「後門槍」不典，疑即後膛槍的另一種叫法。「南國旌旗三捷報」，當指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劉永福曾數獲勝仗。「平生自詡楊無敵，諸將猶夸石敢當」，調侃最妙。石敢當典出《急就篇》，說得最詳細的是《姓源珠璣》，石敢當為劉智遠的部將：
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故後人凡橋路要衝之處，必以石刻其志，書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軍諸將皆以李鴻章為石敢當。朝廷倚重，言無不聽，倘有過失，亦可得庇護而無事。
至於「平生自詡楊無敵」，不知道李鴻章在什麼時候自擬於「楊老令公」？用一「詡」字，則足以楊業為可慕。但楊業一世英名，終於有陳家谷口之敗，竟以身殉，然則李鴻章難道不嫌喪氣忌諱？如說此在甲午以後，則又不當用「詡」字。茲先引《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戰」，敘楊業兵敗事：
潘美既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懼，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碣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
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台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卻走，賀懷浦敗沒。
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鴻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來看，與楊業相似，不可戰而被逼出戰，諸將不能配合這兩點，亦正是甲午敗績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難說了。
凡對湘軍派系及離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鴻章御將的方法有了解的，應知「楊無敵」與「石敢當」兩典並用，可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唯其李鴻章自詡為楊無敵，所以諸將誇他是石敢當；一種是唯其諸將誇他是石敢當，李鴻章就不能不自詡為楊無敵。前者為了固結軍心，後者則為了維繫軍心了。臨敵如何不可知，在平時李鴻章一方面必須讓朝廷深信，他能絕對控制他的部下，唯言是從，臨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須讓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擋災謀福，化險為夷，才不會見異思遷，甚至想取而代之。
結句典用張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黃蜀葵》詩「金銅仙人雨中立，鉛淚恰如辭漢時」，表明此千行之淚，是在馬關議約時所流。
畢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內政各操權。撫心國有興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縣神州紛割地，黑風羅剎任飄船。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原註：公之使俄也，遵憲謁於滬上，公見語曰：「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及膠州密約成，歸又語遵憲曰：「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畢相」指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伊侯」則日本伊藤博文侯爵，連李鴻章在內，為國際上公認最有權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時不獨國際上不明中國的政治行情，即使是當時的朝士，亦看不出後帝暗鬥日趨嚴重。李鴻章一面不為帝黨所容，另一面後黨亦認為李鴻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榮祿有政治頭腦，以王文韶去接直督為李鴻章彌縫，只怕他連交卸北洋都會搞得很難堪。
黃遵憲當然是知道的，頷聯即頗有譏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輕輕放過。唯其「久比肩」，故有虛聲；亦唯其「久比肩」，不甘於就此勇退。奉使環海十萬里之行，是李鴻章破釜沉舟之舉，而究其實際，不過利用其「虛聲」作孤注一擲。說「撫心國有興亡感」，則前此於國家興亡，並無責任感。此則匹夫之不逮，何論於與國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則必是引用李鴻章的論調，猶如自詡楊無敵，非自詡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動朝廷及朝士，故所謂「量力」正譏其不量力。
「老來失計親豺虎」則猶為恕詞。李鴻章一生毀於甲午，而李鴻章的千古，則毀於「親豺虎」。
何以說「失計」是恕詞？因為失計只是失算，本心無他。而李鴻章之「親豺虎」，動機即不純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藉助外國來打開他的困境，另開一個局面，進而重掌洋務。及至到俄，經俄國對華政策的設計及主要執行人財務大臣微德的設計，俄皇尼古拉二世在離宮單獨接見李鴻章及李經方父子，據說行賄即在此時有了成議。據國醫陳存仁告訴我，張作霖封閉俄國使館，以後接華俄道勝銀行，曾經查到李經方在該行支領巨額的支票，清理官為之諱隱其事。陳先生所言自有根據，但我鉤稽故宮博物院購藏的翁同龢致張蔭桓書函百餘件，關於膠案如何由已獲成議而突然中變，李鴻章如何「開攬」，如何為俄國兵艦來華開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為李鴻章受賄賣國的鐵證。最後辛丑議和，態度最強硬的德國，亦已就範，唯獨俄國百計侵削，得寸進尺。而得尺猶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對李鴻章多方要挾，以致李在臨死以前數月，動輒暴怒，幾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緣故，但無記載，諱言其事之故，豈不可思？最後一首是：
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顏眼慣看。滿篋謗書疑帝制，一床踞坐罵儒冠。總無死士能酬報，每駁言官更耐彈。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原註：光緒丙子余初謁公，公語鄭玉軒星使許以霸才。）
起首兩句，言李鴻章的「中堂脾氣」與總督派頭，「滿篋謗書疑帝制」，典出《漢書·賈誼傳》：
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顏師古註：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是則「滿篋謗書」皆言李鴻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經多少年觀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滿篋謗書」自出於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筆。所以李鴻章亦如漢高祖那樣，「一床踞坐罵儒冠」。此句描寫，相當生動。左宗棠見客必罵曾國藩，李鴻章見客常罵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龢、張之洞，此屢見於當時人的筆記。
頸聯深致感慨，罵盡淮軍。至於結句是輓詩例應有的寫法，否則從頭到尾譏彈，成何話說？
徐仁鑄及其父致靖，與戊戌政變的關係至為密切。徐致靖與徐致祥常為人誤會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為徐致祥者，大損清譽。按：徐致祥，江蘇嘉定人，咸豐十年庚申會元。是科題為「大學之道」，全篇抄套張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其後以怨報德，竟參劾張之洞，刻畫張之洞有名的兩句話「起居無節，號令不時」，即出於徐折。
《近代名人小傳》記徐致靖、徐仁鑄父子云：
康有為乙未上書，名滿海內，翁同龢雖舉其賢能，而特扆陛密陳，其露章洊有為宜大用者，則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進士，授編修，歷官至侍讀學士。初不交有為。其子仁鑄，以編修督湘學，陳三立方從其父寶箴官湘，黃遵憲陳臬事，梁啓超則主時務學堂，皆當時所謂新黨也。仁鑄為學，素服膺黃梨洲、顧亭林，志在經世，及接諸人，維新益力，乃書告致靖舉有為，以其久簡帝心，一洊即可邀峻擢，致靖遽論洊，而附以張元濟諸人，半隸保國會，政變竟坐長系。仁鑄革職永不敘用，上書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敵兵入，得出。
按：此記大致翔實，唯籍貫有誤。徐致靖，江蘇宜興人。他有兩個侄子，談掌故負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漢閣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園雜詠》：
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詖詞已辟臧三耳，豈料乘機起項城。（下註：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亭處，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語。迨至召袁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圖報，尚為身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後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之侄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模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子靜為徐致靖的號，瑩甫為致靖次子仁鏡，與其兄仁鑄並為翰林。功亭則聶士成；義甫名徐仁錄，為彬彬之兄。
所謂「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編修」別稱「太史」，徐世昌是光緒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於文字不佳，從未得過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奇黑無比的一名窮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凱。袁以直隸臬司的職銜，在小站練「新建陸軍」，為榮祿的「武衛五軍」之一。翰林身份至為清貴，竟入監司幕府，未之前聞。但徐世昌竟以此淵源，在清末即已入閣拜相，則其看中袁世凱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處。
至於徐致靖，實為首薦康有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並首薦袁世凱。奏疏中頗為袁世凱委屈，中有一段云：
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之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稟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且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
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此疏實為康有為所代草。奏上，即有「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之諭。戊戌政變由點燃袁世凱這根導線而爆發，點火者康有為借徐致靖之手而為之，所以我說徐致靖是戊戌政變中極有關係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記載，康有為與徐致靖先是想遊說聶士成，其後乃看中袁世凱。戊戌政變後，王照與康有為同時亡命日本，由於康自稱奉有光緒的「衣帶詔」，受密命起兵勤王，藉此以籌辦大事募餉為名，到處斂財，為王照所卑視。而康有為亦恐王照泄露內幕，敗其騙局，竟指使門下以不客氣的手段，監視王照。結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悶氣不可。乃於光緒二十五年與日本「木堂翁」（犬養毅）作了一番筆談，對內幕頗有透露。
關於遊說帶兵大將，武力奪權的計劃，王照述其所參預的經過是：
康又托致靖勸照往蘆台奪聶提督軍，以衛皇上，照力辯其不可，謂太后本顧名義，無廢皇上之心，若如此舉動，大不可也。康又托譚嗣同、徐仁鏡與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為狄仁傑，不能為范雎也。」伊等默然。自是動兵之議不復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御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折，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頤和園上請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於此可知，武力奪權，雖為預定的計劃，但策動什麼人，卻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如林旭詩句「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則是主張用董福祥。黃彰健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以及康有為自編《年譜》，說戊戌八月初三，康約梁啓超、林旭、康廣仁、徐仁錄與徐仁鏡兄弟開會，決定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林旭鑒於東漢何進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導致董卓專政，因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因而下一斷語：
梁（啟超）既系與會人士，則其釋林此詩「千里草」三字，應較陳衍所釋為可信。
此即表示黃彰健相信「千里草」雖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說不然，仍以陳衍所釋為可信。按《石遺室詩話》：
是時余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議論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後二句力追溯未敗之前，君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後山絕句之深有得者，豈能如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又：陳石遺《近代詩鈔》載林旭此詩，題作《獄中示復生》。黃彰健認為：
林在獄中以此詩示譚，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詩，如被搜出呈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而林氏亦無異承認同謀，其罪仍不輕，林氏當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詩作於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啓超所記為不虛。但黃彰健又說：
《戊戌政變記》林旭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則目光如炬，燭照無隱。事實上樑啟超還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啓超還曲解了「千里草」。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說此詩作於八月初三。
先談究竟為獄中所吟，還是八月初三所作。這一點，當然是陳衍的話可信，因為他其時身在京師，與林旭過從極密，於其身前死後諸事，無不關心，確知為獄中所作，方在《近代詩鈔》中錄為林詩之殿。至於黃彰健所說，似無在獄中作此詩示譚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說，但事實並非如此，茲述其情況如下：
一、獄中作詩，不必題壁。「四京卿」系獄，其實是住在所謂「火房」，飲食起居，並不受虐待。傳詩相和，事所恆有。如楊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詩，十一日所作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逄非俊物，何嘗虎會敢徒行。聖人豈有胸中怒，下士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語氣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復如此，就刑時「含笑口微哄」（見唐恆《虞淵集》），如此從容，則根本未存脫罪之想，亦無所謂「將使同黨無辭脫罪」。因為此案只論利害，不論是非，脫罪不脫罪，根本不在承認不承認。
二、其時刑部司官，或與「四京卿」有舊，或則敬服其人，所以獄中甚受優遇。即使此詩箋落入獄卒之手，亦絕不致「呈堂」。按：是時刑部提守廳主事為喬茂萱，對系獄的「四京卿」頗為照顧。唐恆詩中「幸賴喬公賢，為收無家骨」的「喬公」，即指喬茂萱。
如上所述，此詩確為《獄中示復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詩代簡，勸阻以東漢何進、董卓之史事為鑑。而梁啓超所以要作此解釋，原因很簡單，是替他的老師康有為掩飾一大錯。這一錯就是：早有人說過袁世凱不可靠，主張用董福祥，而康有為不聽，出之以魯莽，派譚嗣同說袁，以致一敗塗地。豈非康有為要負最大責任？
至於陳石遺說此詩的技巧，自是專家的見解。但是此詩故典今用的特殊含義，則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著癢處。
林旭此詩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須確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詩章法，如水就下，流暢無比，固無所謂「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後漢書·史丹傳》：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才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若審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旨？」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此傳下注「青蒲」：
孟康曰，以青蒲為席，用蔽地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寢四周，則唯皇后可到，但引申為天子燕息之處，則亦為近臣可履之地。由於此處警戒特嚴，所以造膝獨對，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切機密隱私，不虞外泄。切諫者乃得盡其依慕的私情，嗚咽難言，出於飲泣，不須顧慮顧瞻，與廟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難，必應顧及體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異。
然則林旭之「青蒲飲泣」是向誰切諫？當然不是光緒。如是光緒，則向用方殷，不必泣諫，所諫必從，豈得謂之為「知何補」？
既非光緒，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簾歸政的慈禧太后復又過問大政。此一太后與其他深宮頤養不見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適用於其他太后獨能適用於慈禧。林旭此時的身份，等於軍機大臣。而漢人中的軍機大臣、上書房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等，向來為太后、皇帝視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夠資格踏上「青蒲」的。
自擬史丹，而以漢元帝擬慈禧太后，則泣諫之事為何，不問可知。意謂即使請見慈禧太后，無論怎麼樣地痛哭流涕，苦勸兩宮母子和好，慈禧亦絕不會諒解光緒，更談不到放手不問，任光緒獨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為顯豁，「國士待我，國士報之」。今以格於母子不和，新舊衝突，凡所展布，窒礙難行；徒以國士自許，終無以酬答深恩。慷慨有兩義：一是「發言慷慨，至於流涕」；一是慷慨輕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賅兩義。
因為如此，兵諫乃不可免。此為自然形成的結論，隱在第二句與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則「千里草」指董福祥，斷無可疑，此典出《後漢書·五行志》：
獻帝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如照梁啓超的解釋，以為董指董卓，乃林旭鑒於東漢何進清君側，導致董卓專政，「遂以此詩代致譚等，表示反對」，則此事所關至大，不容誤解，何不徑用拿「卓」字拆開來的「十日卜」？如謂「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雖可通融，但詩句不響。這是論到詩法，我亦別有所說。
陳石遺指出，林旭詩學陳後山，則當以宋詩的義法來探究此詩的內蘊。周棄子先生曾向我說，唐詩末流，至為空泛；陳套爛語，搖筆即來，人人可吟，處處可用，空有架子而內無其人，是為「假唐詩」。如畫壇某巨匠所作者是。矯唐詩末流之弊，唯有宋詩。宋詩講究切實，所以不但動詞、形容詞講究，副詞更不輕下，必千錘百鍊，求其至當，此為宋詩的特色，亦為宋詩的精義。准此而論，則「我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應該從好的方面去看。「歌」字雖從「童謠」之「謠」而來，但亦有歌頌之意，衍化為稱許、推薦，自然是指董福祥。復以末句相參，更為確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關，但亦可視作倒裝句法。依語言的習慣來說，如是「這個人不好，我推薦那個人」，則應作：「本初健者莫輕言，我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者，因為重點在「莫輕言」。
茲先研究「健者」一典，《後漢書》卷七十四《袁紹傳》：
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為健者，袁紹作此言，雖有以健者自居之意，畢竟未正面說：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舉時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題」，字面固有完整的意義，卻非「四書五經」中的原文。了解到這一點，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須先確定其個別的意義，再看它綜合起來會產生什麼樣的新義。
「本初」猶如「千里草」，只是切一個姓氏，故知指袁世凱。「健者」則如上所論，指董卓無疑。「袁世凱」加「董卓」，意謂袁世凱是董卓，故「莫輕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則就不通。倘謂「健者」應望文生義，照字面解釋為「有力量的人」，則以反對廢立的袁本初擬袁世凱，正當極力拉攏，為何「莫輕言」？
從邏輯上去解釋「青蒲」與「健者」在林旭意中的含義，不但整首詩可以說得通，而且亦可解決傳述紛歧的問題，確定了這首詩二十八字的每一個字。為醒豁起見，錄正如下：
獄中示復生
青蒲飲泣知何補（非「用」）？慷慨難酬國士恩。
我（非「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第一句緣何是「補」非「用」？因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調和兩宮，亦即彌縫慈禧與光緒母子間的裂痕，故應用彌補的「補」。此亦正是宋詩練字講究之處，倘用「用」字，語氣較強，與全詩溫柔悱惻的風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則以「欲」字為文法中的現在進行式，或未來式。「我」字則無文法上時制的限制，可用於過去式。此詩蓋事敗入獄後，追憶過去，僅談事實，不加論評。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溫恂敦厚，詩中可見其人。
以上解決了個別的疑難之點，以下就詩意作一綜合解釋：
皇帝發憤圖強，推行新政，而太后為舊黨所包圍，加以小人挑撥，誤會推行新政完全是為了與太后作對。成見已深，即使請見太后，剖肝瀝膽，涕泣苦諫，料知難回慈意，於事何補？
「發言慷慨，至於流涕」，乃至慷慨輕生，既於事無補，則畢竟難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參大政，以國士相待的深恩。看起來除卻兵諫，別無善策。
此則非外結大將不可。我曾主張用董福祥。至於袁世凱，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機密大事，跟他千萬不可輕易出口。
以上是平鋪直敘的解釋，亦是林旭當時跟譚嗣同平心靜氣的解釋。其中自有「吾謀適不用」之憾，而出以蘊藉之詞，修養真可傾倒。
茲再談梁啓超改詩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變記》第六篇《林旭傳》：
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詩詞、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瑰奧深儂，流行京師，名動一時……皇上既知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踴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諫何用？主恩難報。但又何進以往事，不主張用兵諫。然則，他究竟要幹什麼？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後黨凌逼？照梁啓超的解釋，林旭的詩根本不通。
梁啓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論，抹煞事實，亦即貶低了林旭，殊欠友愛。
按：林旭於八月初二日帶出的密詔，大致為命康有為迅速出京，督辦官報。原折已經在上謝恩折時附繳，不可得見。現所傳者為康有為自己所陳述，而前後已有不符。康有為脫險後，在香港作《奉詔求救文》致各國公使，《日本外交文書》載有全文。今據黃彰健所引轉錄如下：
朕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國求救，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
但以後康有為在他處提到此密諭，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刪掉「國求救」三字。則作偽之跡，已是鐵證如山。
至於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時所出示的密詔，則為光緒致楊銳密詔的墨筆過錄本。黃彰健對事的考證甚為精確。此詔的原件，在楊被害後，由楊銳之子慶昶及其門人黃尚毅攜返四川，在路上為避免搜查，將密詔縫於黃尚毅的衣領內。及至光緒崩後，袁世凱被逐，無所顧忌，乃於宣統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楊慶昶及黃尚毅上書都察院，請代繳密詔。其時參慶王的趙炳麟掌京畿道，經手其事。所輯《光緒大事匯鑒》載有全文，茲分段引錄如下：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
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
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套，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孰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所謂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禮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遞。光緒一怒將滿漢兩尚書、四侍郎一律革職。所謂「六堂盡罷」，與光緒十年將恭親王等全班軍機大臣逐出樞廷，同為滿清一朝空前絕後的特例。今觀光緒密詔，知慈禧已認為過重，則盡罷老謬昏庸之大臣，當然更不會同意。
再看密詔全文，我覺得無論從哪一點看，都與光緒的個性及其對慈禧的態度相合。此詔中有數要點須特別指出：
一、光緒始終不願觸怒慈禧，則派兵圍頤和園之事，可決其必非光緒的本意。
二、光緒雖重用四京卿，但根本上還是尊重軍機制度的。同時亦可以看出，光緒命四京卿「妥速籌商」此事，亦並無完全隱瞞慈禧太后的意思，因為封奏雖至御前方能開拆，但既由軍機代奏，則原折必仍交由軍機會同四京卿擬議。退一步言，交軍機代奏，慈禧就必然會知道四京卿有此一奏，慈禧如果索閱，必得呈上。倘以為要瞞住慈禧，則面遞亦甚方便，不必叮囑由軍機代奏。
三、此折系交楊銳主辦，無形中確認楊為四京卿的領班，康梁不過在「諸同志」之列而已。
據袁世凱《戊戌日記》，譚嗣同往訪時，出示朱諭：
乃墨筆所書，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氣，大概謂「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過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語。
撮敘所見過錄的密詔，大意亦與原件相符。但康有為脫險後，據「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這句假設之詞，偽造一通密詔，其詞如此：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這偽改之跡，最無恥的是自己往臉上貼金，用「汝可與」以自居為受詔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則為「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的字樣，變成嫁禍於光緒。王照《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中說：
《戊戌政變記》捏造景帝（光緒）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幾遭不測之禍。吳德瀟曾寄書責梁氏。
其實梁啓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師牽著鼻子走！如果康有為真是「保皇」而非「禍皇」，則公布第一次密詔（嚴格而言，密詔是誇張的說法。至於「衣帶詔」，更是只有康有為這個大騙子才能說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這句話，稍覺刺耳以外，亦並無足以使得慈禧不悅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聖意」一語，足以邀得體諒。
光緒實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愛親信的三個人，對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龢，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國勢陵夷，列強合而謀我的大變局。論到以帝師的地位為天子分憂分勞，則既不能結李鴻章、張之洞以內外相維，亦不能籠絡如榮祿一班後黨，以調和兩宮。才不足以駕馭張蔭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學不足以駁正康有為，故惡惡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覺察榮祿在暗中為保衛慈禧個人利益的活動，一方面又不能覺察張蔭桓向內務府挑戰所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以致辱及己身，亦連累了光緒。
第二個是珍妃。慈禧對她跟對翁同龢一樣，知道她對光緒的影響力，初意籠絡，想收為己用。哪知她恃寵而驕，居然敢無視太后及皇后在宮中的權威。同時她御下亦有問題，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宮中太監的把柄，作斷然處置。如果珍妃有見識，能充分體會到光緒的處境，委屈一時，曲意善侍慈禧，對隆裕亦能尊以後禮，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條命不會送掉，光緒的日子亦會好過得多。
第三個就是康有為。慈禧本無廢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謂「衣帶詔」中那句光緒措辭，一時失檢，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設之詞，為康有為用來大作文章，仿佛光緒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禍，非立刻領兵勤王，不足以救護不可。在慈禧看，這是為子所誣，而又無法辯白。積怒積鬱，無可宣洩，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為的醜詆慈禧，亦勢必使她痛恨光緒。這不是遷怒，根據「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成語，用邏輯推演而得的結論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罵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順，康有為如此醜詆，豈不傷帝之心？殊不知康有為根本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皇帝。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曾引中央研究所藏康有為未刊文稿縮影中的《謝欽派督辦官報局折》，而內容則為致英國公使的照會，醜詆慈禧之言如此：
敝國經義，天子於正嫡乃得為母，妃妻不得為母。偽臨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時為生母，在大皇帝時，為先帝之遺妾耳。母子之分既無，君臣之義自在。垂簾正位，二十四年。但見憂勤，未聞失德。乃以淫邪之宮妾，廢我聖明之大君。妄矯詔書，自稱訓政。安有壯年聖明之天子，而待訓政者哉？
民無二王，國無二君。正名定罪，實為篡位。偽臨朝淫昏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國之政，不肯變中國之法。向攬大權，荼毒兆眾。海軍之眾三千萬，蘆漢鐵路之款三千萬，京官之養廉年二十六萬，皆提為修頤和園之用。致國弱民窮，皆偽臨朝抑制之故。偽臨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監小安之事，今已揚暴。今乃矯詔求醫，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者也。偽臨朝有奸生子名晉明，必將立之，祖宗將不血食，固中國之大羞恥。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廢君篡位之賊，貴國豈肯與之為伍，認之為友邦之主？
所謂「有奸生子名晉明」，不知指誰。是否為載漪？從未聽人說過。甚願熟於《清史稿》的陳捷先、金承藝兩教授，為我解惑。
貴國政府主持公義，調兵會議，速為救援，除我篡弒之賊，保我大皇帝聖躬，歸我大皇帝權力，貴國既施我大德，我大皇帝復辟，必將格外圖報。公法仁術，理必宜之。
本督辦不能預救，辜負聖恩，萬死間關，謹存密詔，遊走萬國，涕泣陳辭。敬為我大皇帝匍匐求救。
說「遊走萬國」時，康有為已存下到海外騙華僑斂財的打算。打出的旗號便是「勤王」，而動輒以「辦大事」為言，辦大事要花大錢，而捐募所得，去路不明，為此康有為、梁啓超師弟，常齗齗爭辯。
在光緒的心目中，康有為較之翁同龢更足重視，因此康有為之辜恩賣君，亦就更不可恕。自來談戊戌政變者，常忽略一事，即翁同龢之被逐與召見康有為在日期上銜接之密，絕非偶然。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國是」詔，出於翁之手筆，他本定二十四日出京，因見此詔，乃留京師。二十五日徐致靖疏薦康有為，奉旨「著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不意二十七日即有驅逐翁同龢的懿旨，榮祿出督直隸，明是勤兵觀變。而「著二品大臣具折謝恩召見」，無異再度垂簾。在這種態勢之下，竟未能嚇阻光緒，決心召見康有為，可見其背城借一的心情。不幸這一注賭押在康有為身上，是太不值得了！
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記此次召見情形：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對，上問年歲出身畢，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無日。」上即言：「皆守舊者致之耳。」吾即稱：「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此，即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
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吾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而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類並敗，必至無功。譬如一殿，材既壞敗，勢將傾覆，若小小彌縫補漏，風雨既至，終至傾壓，必須拆而更築。力可庇托，然更築新基，則地之廣袤，度之高下，磚石楹桷之多寡，窗門楹朽之闊窄，灰釘竹屑之瑣細，皆須全局統算，然後庀材鳩工，沉乃可成。有一小缺，必無成功，是殿終不成，而風雨終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數十年諸臣所言變法者，率皆略變其一端，而未嘗籌及全體。又所謂變法者，須自製度、法律，先為改定，乃謂之變法。今所言變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臣請皇上變法。須先統籌全局全變之，又請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乃有益也。」上以為然。
吾乃曰：「臣於變法之事，嘗輯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採擇，但待推行耳。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
康有為之大言炎炎，類皆若此，但「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自足歆動積鬱已久、復新受刺激的皇帝。以下又記：
上曰：「然，汝條理甚詳。」吾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為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自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礙於西後無如何，乃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耄耋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對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無暇晷，無從讀書，實無如何，故累奉旨辦學堂，辦商務，彼等少年所學皆無之，實不知所辦也。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彼等無從議駁。」上曰：「然。」對曰：「昨日聞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上一笑。
「自割台後，民志已離，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灣、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
以下由教育談起，康有為的建議極多：
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
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上曰：「可。」對曰：「上既以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乃言日本紙幣銀行，印度田稅。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為起行宮，若縱言其詳，則未能變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國鐵路，礦務滿地，為地球所無，若大舉而籌數萬萬，遍築鐵路練民兵百萬，購鐵艦百艘，遍開郡縣各種學堂，水師學堂船塢，則一舉而大勢立矣，但患變法不得其本耳。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開耳。」於是言譯書、遊學、派遊歷等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猶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於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並撫各會匪。因謝保國會被劾，上為保全之恩，上皆點頭稱是。又條陳所著書及教會事，久之，上點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條陳來。」乃起出，上自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時矣，從來所少有也。
康有為的記載，言過其實，以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決心召見康有為，就其尊禮的情形看，頗有去一師傅（翁同龢）、來一師傅之慨。可惜，翁同龢翼護光緒，煞費苦心，而康有為全然想不到此。
為了「勤王」，當然要號召義士，激起同仇敵愾之心。同時也要掩飾康有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極大錯誤。因此，梁啓超以其「常帶情感」的「筆鋒」，改動了林旭那本來不難索解的《獄中示復生》詩。同時說此詩作於袁世凱在京之時，黃彰健乃推斷：「林此詩亦應作於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譚訪袁以前。」但康有為《自編年譜》中，並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記事如下：
初三日暾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亦至是日，由林暾谷帶來，與復生跪讀痛哭。
按：據康有為自敘，八月初三，林旭面交密詔，康有為謝恩折，交林旭「持還繳命」，即繳還密詔，並代遞康折，好讓光緒安心，知康有為已定初四出京。自此，林旭即未與康再見過。
這應是八月初三午前的事。林辭去後，譚嗣同至，康與其「跪讀」七月二十九日交楊銳的密詔，並「痛哭」，然後召梁啓超及二徐、康廣仁來，「經劃救上之策」。說袁起兵勤王，即定於此時。然後譚嗣同進城，入夜方去見袁世凱。由這一段經過看，林旭何時作代簡之詩，何時送達何人，疑問重重。
第一，林旭去見康交密詔時，顯然未談到說袁勤王之事，否則，林旭即時可以表示反對的意見。
第二，林旭在這天下午，應該也沒有見到譚嗣同，否則何不當面討論，而須以詩代簡？
第三，說袁系譚一人獨往，則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寫詩給譚一個人就是了。而梁啓超在《林旭傳》中說：「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這「等」字中包括些什麼人？照情理推測，必然包括康有為，但康只對楊銳的持重，表示不滿。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譜》中何以不提？
我更須指出者，當時康有為與譚嗣同的密謀是，勸袁世凱舉兵包圍頤和園，這一點康有為不肯承認，只說，囑譚嗣同至袁世凱處，「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榮祿此時遠在天津，扶光緒登午門，何能取榮祿首級於數百里外？這一點黃彰健已經指出，明明是假話。不過依宮廷兵變的往例來看，計劃——亦即康、譚的如意算盤中，應有「扶上登午門」一個節目，但應在包圍頤和園、控制慈禧太后以後。
此話怎講？只看明朝的「奪門之變」，可以想見康、譚的計劃，因為用兵包圍頤和園，必然引起震動，榮祿亦會派兵救駕。此時必須澄清事實，是對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麼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須光緒出面，來去除疑慮。扶登午門，則皇城以內、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見共聞，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計劃能為袁世凱接受，則舉事之期，必在一兩日內，因為這是一次突擊性的行動，真所謂「兵貴神速」，才能「攻其不備」，否則榮祿已經開始部署，只要遲過三天，必無成功之望。
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又記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間的情形：
復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客純齋處，候消息，吾稍發書料行李……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處，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行。
這明明道出，康有為準備著一兩日內便有巨變，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貞，親自扶光緒登午門。如照梁啓超《譚嗣同傳》中所說：
君（指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果如所言，則其事亦甚從容，康有為根本不必作改變行程的準備。質之黃彰健先生，想以為然？
照我想，譚、袁密晤之夕，袁世凱一定有一番讓譚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話，目的是要把康黨安靜下來，不必輕舉妄動，他才好從中取巧。政變之發，康黨被捕，都在全無警惕戒備的情況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凱的緩兵之計之故。
關於袁世凱告密的內幕，有一段極重要的資料，自來談戊戌政變者，多未注意。此段資料，出自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乃陳得自榮祿親口所述者：
袁君遵旨來京，預備召見，入見後，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謂天津尚有蘆台聶士成一軍，曾經百戰，兵數倍於新建陸軍，圍園之事，萬不敢辦。至傳旨將直督正法，亦恐辦不到，或俟九月兩宮赴京閱操，相機進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將變，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來謁，但言他事，絕不詢及朝政。袁請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來，有一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惟有自請死！」文忠笑謂：「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紙呈閱，並觀文忠氣色行事。文忠閱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爾袖中片紙便可欽此欽遵？」
按：如上所言，則《戊戌政變記》及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光緒於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賜有密詔，確有其事。即袁世凱「袖中片紙」；而觀榮祿所答，密詔的內容，即陳記「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四圍頤和園」云云。
《夢蕉亭雜記》又言：
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談。」因夤夜乘火車入京晤慶邸，請見慈聖，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諭以朕躬多病，恭請太后訓政，時局為之一變。
關於榮祿入京日期，官文書皆載，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據張一麐《古紅梅閣筆記》載，榮祿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與陳記「夤夜乘火車入京」之說相合。就情理而論，遇到這樣的緊急大事，非親自進京不可。再看當時慈禧太后的行蹤，八月初四自頤和園回宮，至初六忽又臨幸頤和園，當然是為了召見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認為榮祿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晤慶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復幸頤和園，發號司令，展開政變，這一點已無爭論的餘地。
要研究的是光緒有無密詔賜袁，及袁世凱的態度。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說：
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
「首鼠兩端」之語，又見黃遵憲的詩句。至於榮祿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則既收袁為己用，當然要如此回護。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為《自編年譜》：
聞五日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云何矣。
這也好像證實了袁獲有密詔。但「不知云何」一語，深為可怪。因為光緒如有密詔付袁，亦必經過四京卿的手，康有為豈能不知？故知康自敘所謂「上另有密詔與袁」，仍是他事後卸責之手法，意謂僨事乃光緒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凱得據此告密。
事實上是絕不會有此密詔的。光緒固不致魯莽如此，尤其不會贊成圍頤和園。同時，如有此密詔，光緒絕不會不告訴四京卿，否則即與白痴無異。而四京卿獲知有此密詔，預期旦夕之內，必有巨變，則：
第一，要留康有為在京。
第二，需要有所部署。
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
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動態，而榮祿專車到京，亦一定瞞不過去。
第五，必然顧慮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禍，預籌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點來看，無絲毫跡象，可資佐證。因此，賜袁密詔一說，應不成立。
然則袁世凱「袖中片紙」非出於偽造，即根本無此「片紙」。就情理來說，偽造詔諭，為十惡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凱的腦筋之清楚，豈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榮祿這方面來說，如果察知此一詔諭出於偽造，認為光緒並無不利於太后的企圖，正可借袁世凱的告密，牽出譚嗣同夤夜遊說的陰謀，打擊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況，包圍頤和園的計劃，由於袁世凱的告密，事實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並無危機，無須作任何緊急處置。
由此可知，榮祿對外宣稱有密詔殺他及派袁世凱帶兵入京包圍頤和園，完全是一種藉口。由此可以產生下列的效果：
一、坐新黨以大逆的罪名，逮捕處死。
二、坐光緒以不孝的罪名，為慈禧訓政的根據，並為廢立作張本。
《夢蕉亭雜記》又記：
慈聖以袁君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亂犯上之事，諉之黨人，並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來，榮祿製造此一藉口，竟是連慈禧太后也瞞過了。所以如說有此賜袁密詔，應該是出於榮祿的偽造。
黃彰健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意謂政變是預定的計劃。其主要的論據，基於榮祿在八月初五並未進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時尚未得悉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否則，八月初六不會僅捉拿康有為一個人。他認為袁世凱告密的詳情，慈禧太后於八月初八方始獲悉，於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張蔭桓。我以為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說法。
從光緒親政開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內禪後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緒如接位後的嘉慶。一方面光緒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違背她的意思；另一方面能容她在頤和園中優遊自在，好好享幾年福。是故，只要光緒能如嘉慶，她是絕不願放棄排雲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來召見軍機的。
至於對光緒，她一手撫養長大，對於光緒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緒絕不會做出什麼悖逆的行為。這還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她料准了光緒不敢。至於後來常指責光緒不孝，是她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說法。
但是，慈禧對光緒，有一防範極嚴的顧慮，就是怕有人「教壞」了他。第一個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發下來時交代名次：「第一不動，其餘皆可動。」此為光緒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對，而還是要做的明證，亦即明知珍妃的話不能聽，而還是要聽的明證。這就不僅「教壞」，直是蠱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壞」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並永不錄用不可。
第二個是翁同龢。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臨死以前，光緒奉慈禧臨視時，恭王一定對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龢如挾帝而有所作為，恐無人可以壓得住他，故太后必須慎防」的諫勸。此為慈禧惡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壽，而飾終之典之優渥，幾可與雍正之待怡親王允祥相比擬的原因。
在恭王死後不到半個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龢親自草擬的「定國是詔」，接著有四月二十五日，著康有為於四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的上諭。其間翁是否保薦過康有為，或至少不反對召見康有為，話很難說，因為翁同龢日記是經過他自己改過的，痕跡已泯。但一通「定國是詔」，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極大警惕。於是在榮祿與剛毅合力相傾之下，慈禧斷然決然地驅逐了帝師。
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八月初六之詔，只捉拿康有為兄弟，即因為慈禧認為康有為教壞了皇帝，是罪魁禍首。及至發覺康有為已經逃脫，復於八月初七電寄榮祿等，於津滬等處嚴密查拿康有為。如果康有為被捕，當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場，不至如是之慘。
對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應不會忽略，她有應變的天才，即到情況十分緊急時，亦不會亂了方寸與步驟。當時的情勢，如我前面所說過的，危機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緊張。但為了要為訓政找根據，不能不故意張皇，製造嚴重的氣氛。須知此時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奪權，因而特行臨朝訓政的典禮。要到了八月初八，行過此禮，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權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礙達成此一目的之舉動，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魯莽舉動，皆應避免。
這也就說明了六君子何以遲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緣故。同時，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勢還不十分明朗：第一，會不會引起外來力量的干預？第二，不知康黨除了袁世凱以外，可曾勾結過其他將官？關於後者，自然是由榮祿去作檢查與部署，這需要一段期間。關於前者，降旨捉拿康有為兄弟，亦等於放了一個探測氣球，看看國際上有何反應。經過兩天，並無動靜。同時榮祿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於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謂「罪甚八司馬」——六君子加張蔭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為保薦康有為。張蔭桓之被捕，亦是因為他「教壞」了光緒。對於光緒之所以致此，責任誰屬，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貫的，與我國刑法上對「教唆犯」罰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於八月十三日的突變，《夢蕉亭雜記》所記，亦頗可採信。原來派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刑部嚴於審訊。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會審，而次日未待慶王所派之員主持審問，即因貽谷一奏，由剛毅親自至刑部傳諭，毋庸審訊，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還在外間流言太盛，「有謂各公使出面干涉，並謂一經審問，恐諸人有意牽連，至不能為尊者諱」之故。
《夢蕉亭雜記》所說「某京堂」指國子監祭酒貽谷。當時確有外力干預的跡象。但此外力干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英、日兩國營救張蔭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諭，指出張蔭桓非康黨，故此外力干預，乃別為一事，與六君子的安危無關。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網而引起。梁啓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館，康有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鈞接到逮捕康有為的密令，與英國領事接洽，未能如願的情況，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國聞報》的公然昌言，西人將作干涉。因此，在貽谷以前有高燮曾、黃桂鋆兩奏，皆主速作斷然處置。平心而論，高、黃、貽三人都是為了保護光緒，安定大局著眼，其中黃桂鋆八月十二日一奏，最為簡明扼要。
外間傳說紛紛，皆謂康有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黨之同謀者，在內則以張蔭桓、徐致靖、譚嗣同、林旭為渠魁，而楊深秀、宋伯魯等扶助之。在外則以黃遵憲、熊希齡為心腹，而陳寶箴、徐仁鑄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啓超、麥孟華等數十百人，蔓延團結，黨羽遍布……自去年以來，人言嘖嘖，皆謂此輩謀為不軌，將效開化黨亂高麗之故事。而康有為來京，果借變法為名，包藏禍心，詭計百出，陽托為忠憤之舉，陰售其奸詐之謀。搖惑人心，混匿國是，真有出入思議之外者。今聞朝廷察其罪狀，凡屬臣民，莫不同聲稱快。及聞該員逃匿，未能緝獲，則又私憂竊慮，恐其鋌而走險，勾結外洋，致生他變。且天津《國聞報》妄造謠言，謂外人意頗不平。此必其黨欲為挾制之計，而該報復張其說也。臣之愚見，以為此事宜早決斷，將已獲之犯，速行處治，以絕其望。
至案內牽連人員，應拿者拿，應黜者黜，應宥者宥，一經辦理定奪，即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為首者不能漏網，為從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慾來干預而事已大定，無所施其術矣。臣素知康有為、張蔭桓居心詭譎，故望朝廷先發制人，庶免奸黨煽亂。
此奏又有一附註，專為張蔭桓而發，基本上仍舊是客觀的：
再：臣正繕折間，適接邸鈔，知康有為一案，已奉諭旨將徐致靖等分別審訊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張蔭桓平日聲名甚劣，雖非康有為之黨，亦應按照屢次被參款跡，從重處罪。
黃桂鋆為筆者長親，貴州人，時由翰林院編修改福建道御史。他當然是舊派，但卻是真正的道學先生，幼時聞長輩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僕入室，即避至門後，古板如此。
大致歷代黨爭，輒令人有薰蕕同器之恨。不過雖「閹黨未必盡小人，東林未必盡君子」，但代表正義一方的主事者，須是君子，則雖失敗一時，於世道人心，仍大有幫助，如明末東林閹黨之爭，東林敗得很慘，但「東林孤兒」所發生的影響，促成了康熙朝的盛運。擺脫狹隘的種族觀念來看，自是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變，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偽君子康有為苟且偷生，並以作偽的方法，利用光緒的被幽，六君子的慘死，沽名釣譽，營私牟利。賢如梁啓超，亦不免助師為惡。代表正義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無怪乎民初北方政壇的醜態百出了。
當然戊戌政變絕不能與明末天啟年間的政潮相提並論。保皇黨不同於東林，守舊派更非閹黨。天啟並不值得同情，值得為之一掬同情之淚的是光緒。但光緒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慘的不是袁世凱，也不是榮祿，而是康有為。
大家都知道，光緒最痛恨的是袁世凱。常常在紙上畫一隻烏龜，寫上袁世凱的名字，然後將紙撕碎。又以寫有「袁世凱」字樣的紙懸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種近乎童騃的舉動，為一種無可奈何的發泄。我以為光緒之恨袁世凱，不在他告密，而在誣賴他有「密詔」付袁世凱要包圍頤和園。而此「密詔」，可能出於榮祿偽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則袁世凱亦為替人受過，只是受過的代價很不小，袁世凱應無所憾。
其次，光緒恨的是榮祿。兩宮一起召見大臣時，光緒幾乎從不理榮祿。但榮祿卻常存補過之心。廢立一事，論者多歸功於張季直為劉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筆力足以回天。其實若無榮祿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內外相維的默契，劉坤一不敢貿然上折，即上亦未見得能發生有力的效果。主張廢立者，實以「蒙古狀元」崇綺為首，而徐桐力贊。崇綺自其女嘉順皇后殉帝，閒廢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復起；徐桐則以不通的翰林，自以為衛道的重任，實在是兩為帝師，聲光權勢先不逮李鴻藻，後不及翁同龢，此心不甘，想將大阿哥溥儀炮製成一個如同治之親李、光緒之昵翁，可以由他擺布的皇帝。說起來都是私心。
光緒之倒霉，在於榮祿、袁世凱、崇綺、徐桐，還有康有為，都拿他當作反面的政治資本，好比一張「人頭支票」，可藉以詐欺搪債。所不同者，榮、袁、崇、徐，人盡皆知其為後黨。而康有為則打著保皇的鮮明旗幟。而最諷刺者，則後黨與保皇黨，都誣賴光緒想以武裝奪母之權。北方謂某人害慘了某人，輒謂之「送了他的忤逆」。榮祿與康有為都送了光緒的忤逆，而光緒實非忤逆。康有為不特不為之辯，且推波助瀾，證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為拿光緒這張「人頭支票」行騙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錢，故必須號召忠義之士，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啓超改譚嗣同的詩、改林旭的詩，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梁啓超改林旭之詩，不如改譚嗣同之詩之甚。但小動手腳，意思卻大有出入。先說第一句：
青蒲飲泣知何補（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唯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陳。今以林旭受光緒特達之知，凡有諫奏，只要辦得到，無不嘉納，根本無須泣諫，更不會無補於事。然則近臣密陳，「青蒲飲泣」的對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為「伏蒲泣血」，不過大廷苦諫，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為，並不能表現林旭的近臣身份，更不能顯示泣諫的對象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許丁卯的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輪」而來，以「泣血」之泣來強調「烈士」之烈。
這句詩中，梁啓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隱瞞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諫之意。因為這表現了林旭調和兩宮的本心，變成妥協主義。而梁啓超要表現勢不兩立的戰鬥精神，當然要隱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補」為「用」，亦所以表現並無商酌的餘地。
再談第二句：
慷慨難酬國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報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報深恩的對象，雖皆為光緒，但報恩的原因大不相同。這一點於林旭的原意，頗有出入。就詩論詩，是點金成鐵；就事論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跡。僅就前者而言，梁啓超已經愧對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報恩是因為光緒以國士相待，並非由於光緒是皇帝的緣故。作詩講究貼切，切人切時切地切事，不獨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時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詩精髓。
照梁啓超一改，則是一般化了，凡為臣子，無不可用。化特殊為一般，恰就是梁啓超改詩的用意，以君臣大義立論，則人人當奮起勤王，黃彰健說：
《戊戌政變記》記林旭此詩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梁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
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所謂「酬聖主」之語見梁啓超所撰《譚嗣同傳》：
（八月）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詞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曰，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東遊。君不聽，再三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以下即記譚嗣同獄中壁詩。六君子在獄中情形，只有間接傳聞，如唐恆的八十韻長詩所記，今參以汪精衛所言，足證唐恆所記為實錄。汪雖亦為間接傳聞，但身在獄中，所得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衛銀錠橋刺攝政王載灃事敗，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與立憲派暗中有往還，汪得不死，系刑部獄。凡入刑部獄者，均為欽命要犯，官稱「詔獄」，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錦衣衛改建，其下有鎮撫司，原掌本衛刑名。永樂時增置北鎮撫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鎮撫司任意處理，為明朝暗無天日的特務組織之濫觴。
詔獄南北兩監，北監即北鎮撫司舊地，有參天老槐，乃楊椒山手植。獄屋陰森淒黯，牆上每多黑紫暈跡，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獄卒談往事，雖前明佚史，歷歷可證。汪在獄中，與一老獄卒劉一鳴相善，曾作一文記其人，題目甚雋雅，名為「故人故事」。劉一鳴嘗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衛所言與梁啓超所作為宣傳用的傳記，頗有異詞，黃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謂之為「字字實錄」。今據黃秋岳所記，條錄如下：
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為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
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
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門牽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
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
譚嗣同題壁之詩，取煤屑書於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沒，墨跡不存，無可印證，所以梁啓超得以大改特改。觀其「終日繞行室中」，苦吟不已，則知譚以自分必死，欲於此極有限的餘生中，表明心跡，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後世論定其真面。是故梁啓超改他的詩，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譚嗣同地下應有餘憾。
至於康廣仁，據梁啓超為他所作的傳說：
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轂、錢惟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後，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
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
據此，則康廣仁則是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兼而有之。汪精衛所聞，卻又是如此闒茸窩囊，直如兩人。平心而論，汪精衛述譚、林的態度，既已可以證明真實不誤，則轉述康廣仁的神態語言，亦自可信。我們找不出汪精衛對廣仁有何嫌隙，即絕不能武斷汪精衛在厚誣康廣仁。
當然，康廣仁死得冤枉。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完全歸咎於文悌，其言如此：
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折為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為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輿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謗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乾清宮門遇之者，輾轉傳述，或信為真，故舊黨泄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與吳可讀、安維峻並列一傳，許之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爾佳氏，雖為筆帖式出身，頗有文采。康有為本來是想跟他結納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傳》，載其於王照一案，禮部六堂盡罷後，上折云：
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
以下敘他與康有為相晤，勸他改過。不意又私聚數百人立保國會，接著又說：
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朱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於此可知，康有為本想結納文悌，而文悌反過來告了康有為一狀。這一狀沒有告准，斥回原衙門行走。這是對言官合法的最嚴厲處置。文悌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門即仍回戶部候缺。
及至政變既作，文悌走李蓮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內知府。此人人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惡之者醜詆萬端；但亦有人說他頗能持正，郭則沄《庚子詩鑒》云：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誹，其抗章諫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罷，尋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見長吏皆屈膝為禮，仲恭獨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載也！」庚子之亂，感憤時事，榜所居曰「此處停靈」，入目為怪，步嘯梧司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風先過北邙山。」當即指此。
文悌的詩，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詩不成詩；一種則詩筆清奇，詆之者亦錄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蹕路題壁》四首云：
插足塵中客乘虛，獨尋僻地暫閒居。到門尚有衣冠客，薰穴微聞徵辟書。島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
為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眾蟻才夢醉，燈火飛蛾枉附炎。罝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群星淡，皎潔清輩愛素蟾。
第一首「島國累人追竄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逋逃在日的康有為等；「薰穴微聞徵辟書」，可能指開「經濟特科」。凡天子親詔以待異等之才，稱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舉，一為康熙己未，一為乾隆丙辰，皆為博學鴻詞，故稱「詞科」。舉詞科之意，在籠絡高級知識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祿位羈縻。實際上即是瓦解前明遺民志士的反清組織。此意在己未更為明顯。
「經濟特科」亦為制科之一。當變法之際，貴州學政嚴修，請舉此科，下總理衙門及禮部議奏。奏未上而變法失敗，經濟特科自然不必談了。辛丑議和，賠款商定，迴鑾有期，乃下詔復開經濟特科，但至光緒二十九年方始舉行，由張之洞主持。梁士詒因姓名「梁頭康尾」（康有為榜名廣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張一麐第二，俞曲園之孫、平伯之父陛雲第八。二等十八人，詩人陳曾壽為殿。此科實敷衍輿論，草草了事。而張之洞謂其門生：「你們這一榜闊極了！」意思是物以稀為貴。三年出一個狀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舉制科。
「薰穴」之典出《莊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以開經濟特科誘使岩穴之士入彀，猶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處穴中，此是應經濟特科者為鼠輩。翁同龢日記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詩罵余。」文悌喜作詩罵人，而觀乎「薰穴」之語，可知其人為刻薄一流。
第二首兩聯，罵四種人：
一、「槐柯眾蟻才夢醒」，指大阿哥溥儁被逐。
二、「燈火飛蛾枉附炎」，罵趙舒翹等一班明知義和團為非，但趨附載漪、剛毅，以致被禍。
三、「罝兔都因貪捷躍」，「捷躍」猶言躁進，此罵四京卿，兔貪捷躍而入罝。
四、「網魚應悔不深潛」，這也是罵康有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黨，布置不周，行動不速，以致康有為漏網。自然也兼罵戊戌政變幸得無事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兩首，悱惻溫柔，後勝於前：
亂樹叢中晝閉關，藥爐茗碗任蕭閒。眼前光景隨緣法，耳畔秋風任往還。酒國盡堪容盛世，書城何必住名山。鄉雞午唱驚濃睡，心在巢由沮溺間。
我思無極獨哀吟，曠野人稀草樹森。世事如雲殊變化，禪機指水悟深沉。銜泥燕又營新壘，避網鴻罝有去心。憑個書樓石城下，未妨擁鼻日登臨。
現在回頭再來談「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設置軍機處後，大學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變，兩宮垂簾，恭王以親藩掌樞，軍機大臣進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親貴為軍機領班。第二，軍機大臣為四人，連領班共五人。相傳樞廷忌滿六人，否則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兩滿兩漢，兩漢則一北一南，如先為李鴻藻、沈桂芬。光緒十年以後為孫毓汶與筆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後稍有變化，但大致亦須論地域、講資格。總之，軍機大臣的進退，牽涉甚多。所以光緒決定在軍機章京方面稍作更張，而且只添新、不廢舊，以期阻力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緒召見陳寶箴薦舉，可任新政的官員，不下十員之多，最後選定四名，於七月二十日降旨：
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
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說光緒用這四個人，完全是因為他的關係：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為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苾園（端棻）尚書所薦，皆吾從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為皆吾從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實館於吾，林暾初（旭）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曰，皆借譚、林通之。時李苾園奏薦甚力，上以忌西後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藉此裝點。其實光緒所最欣賞的是楊銳，而楊銳與譚、林並不甚洽。據楊銳致其弟肖岩信中說：
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變動。
此函作於七月二十八日。所謂「新進喜事之徒」，由措辭可見其輕視與不以為然之意。而對「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引以為憂，則心目中亦認定康梁無非獵官而已。
同函又云：
每日發下條陳，恭加簽語，分別是否可行，進呈御覽。事體已極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處。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
按：軍機章京例分頭班、二班，四京卿輪值，亦即與康有為的主張不合。謂「林則隨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簽時，將康有為的意見，夾帶在內，而楊銳不以為然，「強令改換三四次」，則其持重亦可想見。
「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兩語，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務及所能發生的作用，在當時及後世，一直被誇張而致失實。如劉光第家書所言：
同……四人，不過分看條陳時務之章奏耳。因有「參與新政」四字，遂為嫉妒者詬病，勢如水火，將來恐成黨禍。
可知所謂「參與新政」的真相，職權其實有限。而康有為則務為誇大，意中若謂，用其門徒參與新政，實為便於其主持新政的一種手段。此則仿佛以甲申以後的醇親王自居了——光緒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領樞，以盛昱一疏，全班被逐。軍機用禮王世鐸及孫毓汶，實皆聽命於醇王。醇王以光緒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義，康有為則以為慈禧所惡，此時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義，故而隱居幕後以待時。他希望時人有此錯覺，就必得誇大招搖，而益為舊黨所嫉。袁世凱謂贊成帝制者，置其於爐火之上。我則謂康有為之於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於絕嶺斷崖，而己躡其後，成則自居首功，敗則猶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緒囑康有為離京赴滬辦官報，是他自己籌好的一條退路。這不是我故意探求，實在是康有為鬼蜮為心，奸詐百出，不能不令人隨處皆疑之故。
茲由前引楊銳、劉光第兩家書，參以光緒的兩次朱諭，大致可以想見當時的情形：
第一，光緒推行新政，雖有徹底改革的決心，但在做法上卻是緩進的，一方面詔求直言，廣采輿論，作全盤改新的準備；另一方面擇可行者先行。此所謂「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為原則。至於徹底改革的時機，要等到籌得能盡罷「老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善策，才談得到。此看光緒所賜楊銳的密詔，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軍機章京，不過指定了專看「時務條陳」的任務。賜楊銳密詔中指示，有所陳奏，仍由「軍機大臣代遞」，可知光緒並無意推翻原有體制，以四京卿代替軍機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緒亦無凡行新政，必從康有為意見的想法。相反地，楊銳對林旭的簽，常「強令改換三四次」，而光緒向用楊銳，此可見宸衷總以持重為主，不取盲目急進。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時務條陳加簽的機會，實現康有為的主張。而譚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直尚稱安靜」。不知「最黨康有為」的譚嗣同，別有不「安靜」者在！
總之，武裝奪權為康有為、譚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張。四京卿中，林旭曾與聞其事，但並不十分熱心，更反對謀諸袁世凱，楊銳、劉光第則根本不知。所謂「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與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的「衣帶詔」，斷為偽造，亦更明白。因為果有此詔，楊銳一定會聲明「不奉詔」。對擬時務條陳之簽，「所答有甚不妥當者」，楊銳尚且強令之三四改而後上，謂其能奉措辭如此不妥當的密詔，其誰信之？楊銳的一條命，實在是送在康有為手裡的。而康有《自編年譜》中，對楊銳猶深致不滿。只好說是前世冤孽，命該如此。至於譚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詩，是不是悔悟聽信康有為武裝奪權的計劃為失策，但死無怨言，來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與康有為並論，其賢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關於武裝奪權，康有為有一把如意算盤，倘能成功，扶光緒登午門宣詔，是一次新的奪門之變，他就是另一個徐有貞。及至見事不諧，款段出都，先期避禍。至於譚嗣同，則早就存著成與不成皆犧牲的決心，此亦有詩為證。他的《莽蒼蒼齋詩》有一首《兒纜船並敘》，其敘如下：
友人泛舟衡陽，遇風，舟瀕覆。船上兒甫十齡，曳入港，風引舟退，連曳兒仆。兒啼號不釋纜，卒曳入港，兒兩掌骨見焉。
詩為樂府，應分三段：
北風蓬蓬，大浪雷吼，小兒曳纜逆風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兒手。纜倒曳兒兒屢仆，持纜愈力纜縻肉。兒肉附纜去，兒掌惟見骨。
掌見骨，兒莫哭！兒掌有白骨，江心無白骨！
我相信，這「十齡兒」對譚嗣同人格的影響，遠過於「康聖人」。譚嗣同十二歲失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中國舊時大家庭中，如譚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極多，若能成長，性格往往偏激狹隘。只有極少極少的人，如譚嗣同，由於秉賦特厚，這些「孤孽苦」反而成為鞭策的力量，能激發其宏願偉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業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異，機緣不同，或為高僧，或為大英雄。而譚嗣同志向極大，思兼賅此兩者，其自敘「仁學」的目的云：
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
「仁學」在哲學範疇中，為一不成熟的見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窮思冥搜，面壁數十年，或許才能完成「仁學」的理論體系。而基本上譚嗣同只能成為大英雄，或者如張獻忠入蜀時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師。但成就英雄事業，亦須際遇條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譚嗣同所遭遇的局勢，堪與《兒纜船》一詩所敘情形作比：
瀕覆之船——將被瓜分的中國。
惶惶船中人——光緒及通國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風——慈禧一系的舊派。
於是譚嗣同慨然以「十齡兒」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這個「十齡兒」旁邊有個混賬的大人在鼓勵他「持纜愈力」，切勿鬆手。這個人就是康有為。
戊戌六君子，最窩囊的是康廣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劉光第；認命的是楊銳、楊深秀；死生皆無所謂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覺求仁得仁的是譚嗣同。
清末四公子，譚嗣同的行誼仿佛戰國四公子一流，而陳散原則為明末四公子陳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綜合，丁惠康已浪得虛名，吳保初更不足道了——撮敘其生平，以完《清末四公子》的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