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 丁惠康
清末，廣東有非以科第起家的兩名宦，一為張蔭桓，一為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廣東豐順人，出身廩生。秀才的正式名稱叫「生員」。生員有諸般名目，故稱「諸生」。分為四等，廩生、增生、附生，及初「入學」，亦即新秀才之稱為附學生員。廩生定額甚嚴，因為可自公家領取津貼，而這份津貼是要本事掙來的。秀才有歲試，分為六等，起碼要考列三等，才能保持食廩的資格。此外，廩生還有好些特權，譬如童生考中秀才，報到時須廩生作保，證明他並非冒名。這一來自須致送謝禮。至於地方有事須求助於讀書人，亦往往委由廩生策動，因為廩生的資格較深，無形中成了秀才之中的首腦。
洪楊亂起，潮州府辦團練，丁日昌就是負責人之一，以軍功得授江西萬安知縣，參曾國藩幕。丁日昌年輕時在上海住過，見過洋人及西洋來的「奇技淫巧」，在那個時候，就算很難得的人才了。因此當李鴻章奉命援滬時，特地檄調丁日昌主管軍火，以上海道創辦江南製造局，為李鴻章「用滬平吳」極重要的助手。
由於李鴻章的提攜，丁日昌由上海道升調兩淮鹽運使，轉江蘇藩司，旋升巡撫。撫輯流亡，諸廢皆舉，頗有政績。但江蘇人，特別是蘇州一府的京官，對李鴻章及其一系，懷有極深的成見，所以李鴻章動輒發牢騷：「吳兒無良。」丁日昌在吳雖有惠政，仍不免遭受嫉視。如葉昌熾著《藏書紀事詩》，於兩宋以來藏書家，稍稍知名者，無不搜羅，而獨缺丁日昌，其為有意摒斥，不言可知。
丁日昌的藏書是很有名的，藏書樓名持靜齋。貴州獨山莫子偲，曾為輯《持靜齋書目》四卷。不過，丁日昌的收藏，不免巧取豪奪。他之開始藏書，始於上海道任內。當時上海最有名的藏書家，為以營運沙船起家的郁氏。同治《上海縣誌》：「郁松年字萬枝，號泰豐，恩貢生；好讀書，購藏數十萬卷，手自校對，以元明舊本，世不多見，刊《宜稼堂叢書》。」據記載，郁氏藏書間接得自「百宋一廛」。百宋一廛者，黃丕烈的藏書樓名。黃丕烈蘇州人，字紹武，別號蕘圃，乾隆戊申舉人，不知緣何致富，故好宋本書成癖，而終能成為收藏宋版書的巨擘。所謂「百宋一廛」，意謂一廛之中藏宋版書百種。又有一室名謂之「陶陶居」，以藏有北宋、南宋兩部《陶淵明集》而得名。
但黃丕烈的藏書，身前即已流出，由長洲汪家所購藏。潘祖蔭《藏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跋》：
吾郡嘉慶時黃蕘圃、周香嚴、袁壽階、顧抱沖，所謂四藏書家也，後盡歸汪閬源觀察。蔭之姑母歸觀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蔭少時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軒敞，樹石蕭森，堂中懸楹聯「種樹似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阮文達隸書。阮與汪故有連，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豐庚申以前，其書已散失，經史佳本，往往為楊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後，遂一本不存。今從其家得宋元書目鈔本，富矣精矣，真不減東澗、滄葦，蓋皆蕘圃、澗萍諸老為之評定，故絕無偽刻。
汪家的藏書樓名「藏芸書舍」。汪閬原名士鍾，其父名文琛，開一家益美布號而致巨富。文琛風雅好藏書，自號「民部尚書」。其子士鍾由富而貴，故得與潘祖蔭姑母家聯姻。據葉昌熾說，汪氏之書散出，「長編巨冊皆歸菰里瞿氏，歸楊氏者畸零」。瞿氏為常熟鐵琴銅劍樓主人，楊氏即潘祖蔭文中所說的「楊致堂丈」。致堂名以增，山東聊城人，大挑出身，道光二十八年繼潘祖蔭的祖父錫恩為南河總督，以其世誼，故潘祖蔭稱之為丈。
南河歲修費四百萬銀子，所以南河總督為有名的肥缺。楊以增復於咸豐三年兼署漕督，以迄六年下世。前後在任九年，宦囊極豐，乃於聊城築海源閣藏書。洪楊以後，各地藏書家大都遭劫，唯楊氏得免。瞿氏亦賴子孫善於守藏，巍然與海源閣並稱為「南瞿北楊」。
洪楊以後，故家零落，雄於資者以賤值得收精槧，所以崛起好些後來居上的大藏書家，其尤著者，為湖州陸心源。其人極傖俗，李蓴客記云：
有湖州舉人陸心源。入貲為廣東督糧道，貪穢著聞，被劾開缺。閩都李鶴年奏調福建，委署糧道，遂專閩事。招搖納賄，屢與巡撫王凱泰競，去年凱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蔚入覲，頗為當路者言之，心源復被劾開缺。鶴年怒，遂亦因事劾蔚，有詔查辦。蔚告病還蘇，而心源亦歸湖州矣。心源好為詩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書畫以為聲譽，其鄉人言其險薄鄙詐，劣跡甚眾，一郡皆不齒之。然四庫所著錄及存目者，聞僅少三種雲。
翁同龢日記中，對陸心源亦有精到的批評：「陸存齋觀察送字畫皆未受；著書甚夥，貌則甚俗。」又：「陸潛園書來，歷敘宦跡，官興甚濃。」大致此人是貪官兼市儈，但本事是有的，鑑賞的眼力甚高，除版本外，收藏的字畫甚多，著有《穰梨館過眼錄》。據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江兆申兄說，此書雖述而不作，但所收錄殊少贗鼎，所以參考價值極高。現由學海出版社精印發行，附帶介紹。
陸心源自道心儀顧炎武，所以文集名為《儀顧堂文集》，又有《儀顧堂題跋》等，共計著書九百四十餘卷，總名《潛園總集》。只是若非門客所撰，即有藍本可供剽竊，真是盜名欺世之士。
陸心源購書，有如趁火打劫。日人島田翰著《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云：「捆載書於郁氏，當時所購去，今案其目，總四萬八千餘冊，三千二百元。況喪亂之餘，世家巨室之藏，星散雲飛，等於廢紙，而心源舉群有廉獲之：若元本《玉海》值五十元，汴刻《唐書》值三十二元，天水《蒙古》且然，余可知矣。」
當陸心源購郁氏藏書時，丁日昌正為江蘇的顯宦，論勢自不相敵，所以購郁氏之書，雖已大撿便宜，猶覺不能稱心如意，因而撰文丑詆丁日昌，其言如此：
禹生介紹應敏齋廉訪至郁氏閱書，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餘種，令材官騎士擔負而趨。時泰峰已故，諸孫尚幼，率其孀婦追及於門，禹生不能奪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輿中，其卷帙多者，僅攜首帙而去。後經應敏齋調停，以宋刊世彩堂《韓文》、程大昌《禹貢論》《九朝編年》《毛詩要義》《儀禮要義》、金刊《地理新書》等十種為贈，余仍返璧。
應敏齋名寶時，官至江蘇臬司，有能吏之名，人品則至少要比陸心源高明。丁、陸因購書成隙這一重公案，島田翰有公平的論斷：
心源時在閩，其自閩歸，《毛詩要義》等精槧既為禹生所得，故大咻之。予聞禹生開府江蘇，精明慈惠，御吏嚴而愛民如子，吳民至今德之；蓋強奪則或有之，未如是之大甚也！而心源狺狺曲成之，豈知其源流將因宋元本數種而起，既傷友好，又欺後世，適成其為市道之薄，何有於講學也！
丁日昌官至福建巡撫，光緒初年即乞休歸隱。光緒八年三月，以因受李鴻章委託，辦理捐賑，為人侵冒，憤而致死。翁同龢與他有金蘭之契，以兄事之，丁死後，翁作聯相挽，聯有「政績張乖崖，學術陳龍川」之語，足定其平生。
乖崖為宋朝張詠的別號，《宋史》卷二九三《張詠傳》：
出知益州，時李順抅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盪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歡，即命縶投眢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餘，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裡，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丁日昌在江蘇的政績，與此相仿，「化賊為民」，其事至難，但亦至易，唯在曲體人情，務期溫恤。至於處驕兵悍將，而欲其能激發天良，克敵致果，此則必須有高明的手腕，丁日昌之最可佩者在此。
陳龍川為陳亮，入《宋史·儒林傳》。類書撮敘其生平云：
宋永康人，字同甫，工文詞，才氣超邁，喜談兵，周蔡以為上客，得交一時豪傑。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以豪俠屢遭大獄，幾瀕危殆，乃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獨推王通，自立其文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官之，亟渡以歸。感帝知遇，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欲激孝宗恢復，仍不報。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光宗大悅，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赴卒。著有《三國紀年》《歐陽文粹》《龍州文集》《龍川詞》。
按：王通即文中子，為學以經世實用為主。清朝學術，在乾隆以前，以文網甚密，故識時論政之著作，相率視為禁忌。龔定庵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雖不免牢騷，多少也是實情。
及至嘉道以後，談實用之學者逐漸興起。士大夫之有識者，不復以為四海之內即是「天下」，九州萬國，茫無涯際，以魏源的《海國圖志》為始，一方面希望吸收新知，一方面正視現實，經世之文，粲然可觀。
由道光中葉起，談漕運，談鹽法，談水利，類皆能針對時弊，稽古通今，風氣為之一變。洪楊之變，竟能戡平大亂，一時中興名臣曾、胡、左、李，講學問，講文采，皆為一時之冠，但不論用兵施政，絕無絲毫書呆子的味道，這亦正就是嘉、道以來，講究經世致用之學的效驗。
丁日昌的遺文，只不過《撫吳公牘》一部，所謂「學術陳龍川」，自不免溢美。但在公牘中講學問，亦自有其從平淡中見深刻的一面，如嚴禁「瑣語淫詞」的札文：
淫詞小說，最易壞人心術，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版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共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盜案姦情，紛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害，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里。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踰閑盪檢之說，默釀其殃。
這些見解，以現代的眼光來看，自不免迂腐之譏。但在當時，確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見，「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此則太史公所謂「俠以武犯禁」，至今猶然。但所禁之書，誠如《譚瀛室筆記》所論：
其中頗有並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閱淫艷小說，奈未知其名，亦無從遍覓，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舉矣！
所評可謂中肯。所刊禁書名目確有頗不合理者，如《紅樓夢》不在其列，而續書如《紅樓重夢》等七種，一律查禁，自難饜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筆記《子不語》亦在禁書之中。此書中固有冶艷的筆墨，但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何嘗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書」是出了名的，這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惡痛絕。丁日昌有五子，長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為丁日昌帶來很大的麻煩。《清史列傳》卷五十五本傳：
（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災，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遊，與水勇徐有得忿爭，游擊薛蔭榜巡夜，棍斃有得，日昌奏請褫治薛蔭榜，丁炳因自請議處。上以日昌雖事前公出，究屬疏於防範，下部議處，案交總督馬新貽提訊。
不久，馬新貽又接到第二道上諭，顯示案中有案：
茲據該撫奏稱：續查案內有伊侄監生丁繼祖同住，聞鬧先回，並風聞伊子分發知府丁惠衡，一併在內，經署臬司杜文瀾督審，均稱伊子並未在場，請將丁惠衡、丁繼祖分別斥革，徹底根究，並自請革職治罪各等語。此案營弁人等，滋事釀命，丁日昌之侄監生丁繼祖，既經同往，著即斥革，交馬新貽歸案審訊。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著於到案時一併交馬新貽審明虛實，分別辦理。丁日昌咎衹失察，前已交部議處，所有自請治罪之處，著毋庸議。該部知道。
原來此案還牽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內。因此，一樁尋常命案，馬新貽特派地方大僚會審，計有江寧藩司梅啟照、江安糧道王大經、署鹽道凌煥、候補道孫衣言，復調江蘇臬司應寶時與審。丁繼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卻未到案。五堂會審之後，馬新貽親自提審，直到第二年六月間，方始復奏，審出的案情是：
緣薛蔭榜籍隸安徽全椒縣，由軍營保舉兩江補用游擊，在蘇州親兵營當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師後營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認識。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與同哨勇丁劉步標，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請假，隨同駕船赴蘇就醫。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劉步標與舵工尚邦發看船，適劉步標叔侄劉崇豹至蘇探親，劉步標留其暫住船內。九月初一日二更後，徐有得、劉步標、劉崇豹探知善長巷胡二家，系屬妓館，同去玩耍，正在樓上閒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監生丁繼祖，同家丁范貴、周興亦赴胡二家閒遊。范貴先行進，上樓窺探，徐有得喝阻，致相爭鬧，經周興、胡二勸解。丁炳、丁繼祖隨後走至，因見徐有得嚷罵，恐致鬧事，喊同范貴等回歸。彼時正值薛蔭榜帶同親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聞鬧進內查拿。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責軍棍四十，徐有得倔強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責，未記其數，薛蔭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傷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發在船聞信，著人背回，當用黃紙燒酒敷貼。次日劉步標、劉崇豹傷俱漸愈，徐有得傷痕較重，飲食少進，延醫陶鶴鳴醫治，服藥無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報稱徐有得病故，棺殮送回，經撫臣丁日昌訪聞，將薛蔭榜、丁炳奏參斥革。
以下敘接辦本案的經過：
哨官王有明報稱，徐有得病故，棺殮送回。經撫臣丁日昌訪聞，將薛蔭榜、丁炳奏參斥革。奉旨交臣審辦，一面發交臬司訊供看管，聽候提究。旋據太湖營副將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業已病故，將徐有得屍棺送縣候驗，劉步標等解司訊辦，督飭府縣開棺查看，徐有得屍已腐爛，無憑相驗。復經撫臣丁日昌續查丁屬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據署臬司杜文瀾審訊，只有丁繼祖在內。丁惠衡並未在場。奏奉諭旨，將丁繼祖斥革歸案審訊等因，遵經飭提人證，據江蘇按察使應寶時查明，丁惠衡遠出未歸，一時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證又未便久稽，當飭江寧布政使梅啟照等，提集眾證，會同嚴審，均供是夜丁惠衡實未同往，再三究詰，矢口不移，分別議擬，詳解勘訊。臣查薛蔭榜帶勇巡夜，適遇勇丁在妓館滋事，各予棍責，本系分內之事。勇丁徐有得於被責四日後殞命，當時臀腿受傷，他處並無傷痕，質之同被棍責之劉步標、劉崇豹，及船工尚邦發，醫生陶鶴鳴，供俱相同，其為棍責臀傷毫無疑義，自可毋庸檢驗，以免屍遭蒸刷之慘。惟薛蔭榜以懲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責，未能詳慎，實屬咎有應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節，查撫臣丁日昌平素治家過嚴，嫉惡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貴在內，不肯含糊了結，是以奏請審辦。現經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時，囑臣子丁惠衡約束親丁，乃敢任聽閒遊滋事，迨臣訪聞有丁惠衡跟丁范貴在內，疑伊亦在場，當時忿怒所逼，欲以家法處死。丁惠衡畏死潛逃，至今半年之久，猶復懼責不歸，致臣九旬老母寢食難安。請旨將鹽運使銜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為辜恩溺職者戒。
應訊人證，當堂駁詰，反覆參觀，不特丁炳等堅稱並無丁惠衡在內，即被責之劉步標、劉崇豹等，亦未能於丁炳、丁繼祖、周興、范貴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並未在場，已屬可信。
此奏反覆強調的是，丁惠衡並未在場，已令人興起「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摺，更知別有緣由。
兩奏參看，實情昭然若揭，當時確有丁惠衡在場，縱未指使，巡夜的薛蔭榜為了趨奉「撫台大少爺」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無袒護之意，無奈祖母心疼孫子，縱容潛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說丁日昌孝友過人，撫吳之日，迎養九十歲老母黃氏於署中，慕如兒時，又親為其兄煎藥，所以對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極大的難題，行法則傷親友，孝母則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應寶時至馬新貽，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動機，似有可原之處。此中是非，無法深論。但我有一點發現，自信不虛，即馬新貽的被刺，實以此案為導火線。
馬新貽被刺，在此案定讞之後一個多月。清朝有所謂「四大疑案」，馬新貽被刺即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劇，即名「張汶祥刺馬」，說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為友復仇。又有一說，馬新貽與新疆的回亂有關，實皆讕言。殉公而又蒙謗，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寫《慈禧全傳》，曾細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補充，為讀者一談馬新貽被刺的近因。
先總括一句：馬新貽之被刺，意味著湘軍之奪回兩江。換句話說，馬新貽是湘軍與淮軍全面明爭暗鬥下的犧牲者。曾國藩本來是「諸葛一生唯謹慎」的人物，不但熟讀史書，時時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虛消長之理，所以別署「求闕齋」。凡事忌滿，處處謙抑。在他當窮翰林時，做夢亦不曾想到過，居然有一天會封侯拜相，節制五省，徵兵籌餉，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詔示，不為遙制。這樣的權柄，是清朝開國以來，除了康熙末年的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禎以外，誰也不曾得過的。當然，吳三桂、年羹堯也曾有過，但由僭越而來，非朝廷授權。而吳三桂、年羹堯的下場，對曾國藩則是兩面再也清楚不過的鏡子。
可是曾九帥——曾國荃之獨成大功，則曾國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強致。以他求缺的本心來說，是過分了一些，所以內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決定了裁抑湘軍的基本宗旨。他說過，「辦大事以覓替手」為第一，因而扶植李鴻章與淮軍來代替他與湘軍。金陵一下，立即著手裁撤湘軍。同時對曾國荃的前程，持一種消極的態度，絕不鼓勵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鴻章卻真是飛黃騰達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個劉秉坤是翰林，在資格上可望成為督撫。此外就是一個丁日昌，才具有餘，資格又不足。因此，李鴻章必須在平輩中去找助手，條件有三：第一，至少兩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聽他的話。李鴻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師門與年誼，是故李鴻章要找助手，當然是從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鴻章最初心目中有三個人，丁寶楨、沈葆楨、郭嵩燾。但丁、沈都是有個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鴻章只可用手段結為奧援，卻不能指揮如意。郭嵩燾先為李鴻章所羅致，後來由於親戚關係，轉入左宗棠的系統，去當廣東巡撫。左、郭搞得凶終隙末，交誼不終，那是後話，在當時，顯然亦不能為李鴻章所用了。
最後，李鴻章看中了馬新貽。馬新貽，字榖山，丁未進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軍功撥在山東衛所，落籍山東曹州府菏澤縣，已四百餘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與西北的馬家不同。以後張汶祥誣以與新疆回亂有關，真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由浙江巡撫升閩浙總督，改調兩江，馬新貽一貫以裁抑驕兵悍將為首要任務。而所謂驕兵悍將，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軍。為薛蔭榜棍責殞命的勇丁徐有得，屬於太湖水師營，而為曾國藩所一手設立。《清史稿·李朝斌傳》：
曾國藩奏設太湖水師，以朝斌將，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軍東下，會諸軍克江浦浦口，連破草鞋燕子磯敵屯，戰九洑洲，功最，賜黃馬褂。朝斌一師，原為規復江浙而設，九袱洲既克，會黃翼升淮揚水師，同援上海。由長江直下，與總兵程學啟會師夾浦，督水師百艘，攻沿湖敵壘，下之；進破澹臺湖敵壘，直逼蘇州，破盤門外敵壘。時李秀成率眾七八萬奪寶帶橋，朝斌會師合擊，血戰挫之，敵始退。破援敵於葉澤湖，截竄敵於覓渡橋，會克五龍橋敵壘，分攻葑門閶門，晝夜轟擊，李秀成先逸，餘黨以城降。李鴻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戰，謀勇兼優，予雲騎尉世職。是年冬，會陸師剿敵江浙之交，克平望鎮，又破敵九里橋，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學啟會攻嘉興，朝斌水師由官塘進破其七壘；湖州援敵，圖竄盛澤，以牽圍師，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興，實授江南提督，進窺湖州，由夾浦逼長興，敵眾數萬，依山築壘，楊鼎勛、劉士奇等與之相持，朝斌水師登陸襲敵後，夾擊之，益毀西北沿岸敵壘，乘勝克長興，復湖州，被珍賚。五年，推駐蘇州，軍事甫平，江浙湖盪，盜多出沒，捕巨匪卜小二，誅之，轄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問題，千古一轍。曾國藩的裁湘軍，更有在無形中形成的一項特殊規定，即不准回湖南置產。曾國荃從克復安慶，打到金陵，部下發財的不計其數。曾國荃本人亦頗成問題，每經一戰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問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規制擬於王府。曾國藩得報大驚，勒令拆除。凡此皆見於曾國藩的「滿小姐」崇德老人曾紀芬的年譜。
及至金陵克復，「天王府」的積聚，化為烏有，若非匿藏偽璽，可能惹起不測之禍，連「天王」的金印，恐亦不會呈繳。我曾考查過這一段史實，所謂「先登十將」，首登者確為黔將朱洪章，而奏報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後，首先占領天王府，置於嚴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後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勞，為「九帥」所賞識，故列以為首功。李臣典則以縱慾過度，大熱天飲食不節，恣意而為，結果得病不治。判斷他的病是所謂「夾陰陽寒」。
及至湘軍被裁，不發生遣散費的問題，因無不腰纏累累，不在乎區區幾「關」的餉銀。但一年半載以後，問題叢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為盜；有的在金陵置產營生，而不免有強買強賣情事。馬新貽在李鴻章支持及曾國藩默許之下，用軍法整飭，毫不容情。如《李朝斌傳》所敘，巨盜卜小二，實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領。
自湘軍被裁，淮軍興起，雙方即頗不睦。薛蔭榜安徽全椒人，自為淮軍，故對屬於湘軍系統的太湖水師營哨丁，假借軍法，斃於杖下，彼此間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蔭榜為禍首，而馬新貽奏報定讞的處分是：
已革游擊薛蔭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師營勇徐有得等，在開設妓館之胡二家滋鬧，拿獲棍責，尚無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強不服，任意迭責，以致傷重殞命，實屬決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論。已革游擊薛蔭榜應請依「官司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擬杖一百。業已革職，應毋庸議。惟該員年輕喜事，性情浮躁，應即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觀此，袒護之跡，殊為明顯。而所謂「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其實乃是保護薛蔭榜。否則，薛必死於湘軍之手。
在湘軍的想法，他們之為淮軍所扼，都由於兩江總督不是「自己人」。同時亦認定金陵既由湘軍所克服，兩江總督理應由湘軍統帥擔任。當時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帥」，總說：「兩江總督太細啦！」言下應該分茅列土，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帥」不在兩江，自然是由「九帥」接任總督。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督兩江，都自然而然地會被湘軍視作眼中釘。尤其是馬新貽，升遷調動的過程，看起來恰如天生是曾國荃的對頭，以致結怨更深。
在仕途中，馬新貽、曾國荃的榮枯，確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撫左宗棠擢升閩督，以曾國荃繼任，是遙領的一個虛銜，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復，曾國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應可到任了，不意卻於九月間，因病免職，而由馬新貽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國荃復起，授為湖北巡撫。督撫同城，向來相剋。曾國荃與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參劾，官文於是年十一月內召，去當他的本職文華殿大學士，暫署直督。但曾國荃亦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職。這是兩敗俱傷，卻為李鴻章弟兄及馬新貽製造了機會。其時曾國藩回任兩江，李鴻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鴻章實授鄂督。鴻章之兄瀚章為湖南巡撫，依迴避之例，必得改調，而一時無缺，只好留在湖北為其老弟「看家」。
到了這年冬天，四川總督駱秉章出缺，以閩督吳棠繼任。馬新貽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撫擢閩督，李瀚章繼馬而為浙撫。此正曾國荃黯然卸任之時。
同治七年七月，曾國藩調直督，兩江竟由馬新貽接替，閩督則以英桂實授。曾國荃不獨未能到兩江，連閩督亦輪不到。而中興名將李鴻章開府武昌，左宗棠雄鎮西陲，十月間且加銜太子太保，唯獨曾國荃寂寞江鄉，此情自所難堪。
馬新貽原籍山東曹州菏澤，其地即《水滸》的梁山泊，民風強悍，鋌而走險，視為常事。馬新貽的個性，亦為剛直一流，對捕盜一事，格外致力，《清史稿》本傳：
築海寧石塘、紹興東塘，浚三江口。岐海為盜賊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於待士，會城諸書院皆興復，士群至肄業，新貽皆視若子弟，優以資用獎勵之。嚴州、紹興被水，蠲賑核實，災不為害。台州民悍，動輒群聚械鬥，新貽奏：「地方官憚吏議，瞻顧消弭，請嗣後有諱匿不報者參處；多處僅止失察，皆寬貸，仍責令捕治。」下部議行。象山寧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數百里，環海土寇邱財青等處窟其中，遣兵捕得財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黃岩總兵剛安泰出海捕盜，為所戕，檄副將張其光等擊殺盜五十餘。上以新貽未能預防，下吏議。嘉興湖州與蘇州界，皆水鄉，方亂時，民自衛，置槍於船，謂之「槍船」，久之聚博行劫，為民害。新貽會江蘇巡撫郭柏蔭督兵斬其渠，及悍黨數十，槍船害始除，擢閩浙總督。七年，調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標兵虛弱，無以壯根本，請選各營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寧，親加訓練。編為五營，令總兵劉啟發督率緝捕，盜為衰止。宿遷設水旱兩關，淮關於蔣壩設分關，並為商民擾累。新貽奏：「蔣壩為安徽鳳陽關轄境，淮關遠隔洪澤湖，不應設為子口，當令淮關監督申明舊例，嚴禁需索；宿遷旱關非舊例，征數微，請裁撤，專收水關。」從之。幅匪高歸等在山東、江蘇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貽捕誅其渠。
傳中語多含蓄，其實馬新貽簡練親軍的主要目的，即在對付散兵游勇，及驕恣不法的營伍。湘軍久欲得之而後快。徐有得一案既發，恰好資以號召為藉口。刺馬的張汶祥，身世迄今成謎，但為湘軍以重金募來的死士，則確鑿無疑。刺馬是否出於李朝斌的主謀，雖不可知，但為湘軍一致決定的制裁行動，亦確鑿無疑。此只看江寧將軍魁玉，於案發後飛奏入朝，立即決定由直督曾國藩回任，即可想見情勢之嚴重，非「老帥」坐鎮，不足以了殘局。
此外還有證據，可以說明刺馬為湘軍詢謀僉同的一致決定。當兇手既逮，先發交首府及江寧、上元兩縣審問，張汶祥以預先想好的誣衊馬新貽貪色賣友的一套說辭作供。兩縣令及首府相顧驚愕，竟不敢錄供。
明知所供不實，但要取具實供，卻很困難。因為「三木之下」固然「無求不得」，但藩司梅啟照及江寧府、江寧、上元兩縣心裡無不雪亮，此時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能殺張汶祥滅口，如果一動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獄卒動了手腳，報個「刑傷過重，瘐斃獄中」，不但責任甚重，而且也對不起馬新貽。因此曾受馬新貽知遇的臬司孫衣言，一力堅主刑訊，而始終未為梅啟照所接受。
其時疆臣如安徽巡撫英翰，京官如給事中王書瑞，都為馬新貽不平，紛紛上奏，或則曰「請嚴詰主使之人，以遏詭謀」，或則曰「請添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否則「疆臣且人人自危」。意在言外，都認為此案別有內幕。
於是朝旨指派漕運總督張之萬查辦。上諭是一道嚴命：
著該督馳赴江寧，會同魁玉，督飭司道各員，將該犯設法熬審，務將其中情節，確切研訊，奏明辦理。
緊接著另有一道密旨，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准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張之萬雖為狀元，素無作為，而且膽子極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漕幫」與太湖水師營中的哨官、勇丁關係密切，倘或遵旨辦理，頗有成為馬新貽第二的可能。為此，一直拖延著不肯啟程。無奈朝旨督催，江寧將軍魁玉又來速駕，拖無可拖，只好硬著頭皮動身。
張之萬在路上還出了個笑話。他是漕標水陸兩兵的營勇保護著去的，終朝悶在船艙中，不敢露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紅蓼白苹，風景絕佳。張之萬悶了好幾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閒眺了一會兒，忽然內急，就近找了個茅廁方便，又怕此時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標參將，帶領兩百親兵，提刀持槍，團團將茅廁圍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驚惶萬分。細一打聽，才知道是「保護漕帥張大人出恭」。笑話就此傳了開去，而風鶴之驚為何如，亦就不難想像了。
到得江寧，張之萬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員分成兩派，除了孫衣言之外，馬新貽的營務處總辦候補道袁保慶，亦主嚴辦。袁保慶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凱的叔父，對馬新貽不僅有知遇之感，事實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慶下令執行，因而對馬新貽的被刺，別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夠審出真相，為馬新貽報了仇，也略減他的內疚。
除此以外，都主張息事寧人。這一派的主張，最後終於占了上風。
魁玉與梅啟照出的主意是，為張汶祥編造一套假口供，說馬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捕治浙東海盜，伏法者多為張汶祥的好友，以張汶祥到寧波開小押當為生，適逢馬新貽出告示嚴禁重利盤剝，查禁小押當，生計頓絕。再則張汶祥之妻背夫潛逃，人雖追回，衣物已為姦夫帶走，具呈控告，馬新貽認為此是小事，不應煩瀆大憲，狀子不准。以此種種結怨，乃下手行刺。
這套假口供如此編造，一方面是要隱瞞真相，以免在風聲鶴唳、十戶九閉的江寧城中，激出大亂；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洗刷馬新貽的名譽，用心不為不苦。無奈不易為人置信。所以欽差張之萬與魁玉會銜的奏摺到京後，清議大嘩，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於是兩宮皇太后召見軍機以後，下了一道「明發上諭」：
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汶祥所供挾報各節，暨龍啟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於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確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南，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偵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指派鄭敦謹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第一，他是刑部尚書，正好管著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長沙人，由他來主審，湘軍不會不服；第三，他跟曾國藩是鄉試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濟；第四，也是最要緊的，鄭敦謹的刑部尚書做得響噹噹，名聲極好，此案由他手裡定讞，必能壓服人心。
上諭是十二月初下的，鄭敦謹在部里秋審處挑了兩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馳驛南下，到江寧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時曾國藩已經接任，把老同年請到總督衙門度歲，開門見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認真。因為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倘或再激出變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孫衣言、袁保慶則力主嚴辦。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佑，則在年初二那天，帶著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毓楨，披麻戴孝，跪在欽差行轅大門前，放聲痛哭，求欽差申冤。在這樣左右為難的情況下，鄭敦謹聽從司員的建議，札委孫衣言、袁保慶會審，用意當然是要他們分擔定讞以後的後果。
其時公堂上尚未開審，而舞台上卻已作了判決。原來上海丹桂茶園，已排了一出新戲，即名「刺馬」，情節完全根據張汶祥初次所供，馬新貽如何貪色賣友，再加上許多渲染，繪聲繪影，大致後來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俠傳》中的描寫，即系根據此戲而來。
這就奇怪了！張汶祥的初供，江寧府及上、江兩縣竟不敢筆錄。即或錄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傳在外，資為戲劇材料？同時，兩江總督等於主宰東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勢赫赫，即或丹桂茶園主事者及演此新劇的伶人，能以租界暫作庇護，但豈能不顧慮到，一出租界，落入邏卒手中，兩江總督殺幾個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韙？
於此不難想像，丹桂園排演「刺馬」，必然有人在撐腰，大背景是湘軍，小背景是漕幫。漕幫即是所謂「清幫」，依照幫中「家法」，只有「掃清碼子」——理髮匠不能「進門檻」，即被摒於「山門」以外。因為在理論上說，漕幫以反清復明為宗旨，而理髮匠當清兵入關剃髮令下時，為虎作倀，不剃髮者，即時可以斬首示眾。舊時的剃頭挑子，一頭是一張凳子形的小櫃，上面坐顧客，櫃中置放「吃飯傢伙」；一頭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燒著熱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為當時斬首示眾的遺蹟。由於立場的敵對，所以漕幫不納理髮匠。
實際上這是門面話。漕幫當初訂立幫規、家法時，頗有高人參預。有許多「秘訣」隱藏不露，漕幫摒拒理髮匠的真正原因是，為了保持秘密。因為理髮匠執業時，必與顧主談論新聞，沒話找話，罔識忌諱，倘入「門檻」，則將無機密可言。所以找個很正大的理由，徹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創立漕幫者對此原則的運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幫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條運河賣藝，與漕幫有密切關係。太湖水師營與漕幫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師營官兵入幫者極多，這樣，間接策動「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馬」的新戲出來，是很容易辦到的事。
「刺馬」一出，轟動一時，張汶祥頓時變成俠義之士，而馬新貽則被描繪得形同禽獸，這是馬新貽的家屬及其故交舊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馬」這齣戲歆動不明內幕的百姓，自無足奇，可怪的是曾經當過安徽巡撫、做過馬新貽頂頭上司的喬松年亦竟賦詩，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實不可恕。
此外，以刺馬為題材的詩，還多得很。有一首《教場歌》，完全根據湘軍借漕幫往來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寫成。詩是不壞，但唯其詩不壞，對馬新貽的損害更甚。詩云：
鐘山七載無烽火，儀鳳城高宵不鎖，
絲竹東山話謝公，風流自昔惟江左。
尚書辛苦選材良，閱武親臨內校場，
細柳營門剛下令，華林馬射正分行。
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聲聲相間作。
帳下俄驚惡客來，天邊瞥見寒星落。
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際恩仇豈等閒，
聶政從來無識面，荊軻原自不須還。
滿城僚屬爭相訊，刺客從容承鞫問，
三尺爰書尚未成，又傳閫內紅兒殞。
豈有瓊花璧月吟，門前何苦說韓擒，
無情怨殺燕支井，女伴淒涼淚滿襟。
當日烽煙連皖豫，江頭記得潛行處，
良人同日竄荊榛，賤妾何羞齊相御。
轉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節耀錢塘，
飄零萍梗無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
相逢話舊情難遣，蘼蕪山下驚重見，
恩怨循環一晌間，羅敷枉用多留戀。
鳥不高飛亦可哀，渾忘萬苦賊中來，
誰憐婀娜天涯樹，強向侯門苑裡栽。
侯門深鎖春光好，一夜西風吹樹倒，
歌舞文酣禍變生，呼天一哭天應老。
浩蕩長干鼓浪聲，愁心重疊恨難平，
春蠶已死絲仍縛，粉蝶成孤夢未醒。
轉眼豪華經曉露，六卅一錯憑誰鑄？
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誤認亭亭樹。
星使明年日下來，優揚典禮逮泉台，
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滄溟作巨魁？
這首歌行，四句一轉韻，為正規的梅村體。全篇重點在「又傳閫內紅兒殞」，因為謠言中說，馬新貽與捻匪投誠的曹二虎結盟，誘曹妻私通，復殺曹二虎。馬新貽「死後數日，署中一妾自縊，並未棺殮，密埋於後園中，即曹妻也」。此「紅兒」即指所謂「曹妻」。以下即敘馬納「曹妻」為妾的「經過」，直至結尾，「優揚典禮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紳請在立功省分建專祠一事，而隱然有惋惜張汶祥之意，誣之甚矣！
郭則沄《十朝詩乘》載一詩，一韻到底，頗可一讀：
柳子厚《龍城錄》載：龍城在柳州羅池市，有石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兒童競歌是語，以為兵燹甫平，誦之以驅厲祈福也。迨馬端敏遇刺，周彥升謂其應讖，因作《龍城謠》云：
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
匕首出，日無光，柳星正對連天張。
兩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騎將紛趨蹌。
京口健兒束急裝，一手偃抑纛中央。
綠營員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劍耀鋩。
是日校士門關防，飛鳥不到輿蓋旁。
戟轅令下如秋霜，鈴下肅靜旗飄颺。
但聞擂鼓聲琅琅，白日照案風動裳。
忽然走卒來 儴，濡縷仿佛背有芒。
賊刃大府如刲羊，眾手搏賊如虎狼。
賊顧而笑神揚揚，詰賊何名張汶祥。
朝命嚴訊賊主張，賊對不對無懼惶。
吁嗟乎，世間怪事無不有，龍城柳，出匕首。
《十朝詩乘》又記：
兇犯就獲，訊之無確供。或謂馬本回族，既貴而叛之，故彼族挾憾以逞；或疑窮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謂馬擄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縊死。究皆臆測之論。周荇農閣學，初聞流言，為賦詩云：「一昔狼星殞石城，扶風惡耗使心驚。虎牙未聽呼來歙，犢鼻翻令誤馬卿。磨刃廿年胎禍水，飲章萬口溢冤聲。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與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錡），知其說全誣；又賦一詩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誰知定論死猶無。重臣已被元衡禍，謗語幾罹永叔誣。泣到遺民知惠政，薦從賢相識通儒。流言惑聽慚非智，況是千秋被史愚。」其時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傳信。
周荇農，名壽昌，湖南長沙人，久負文名。第一詩惑於流言，故結尾有「斟酌崇祠與易名」的主張，竟欲撤馬新貽的祠堂及褫奪「端愍」的諡號。及至由勒方錡口中得悉真相，自陳「流言惑聽慚非智」，為馬新貽辯白，以歐陽修與甥女有暖昧之誣相比，而感慨蓋棺論定之不易。這種勇於改過的修養，很可佩服。李慈銘先與周壽昌交好，後來頗有譏刺，中間又棄舊嫌，而在周死後十餘年，忽又批評他的詩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實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錡能為馬新貽辯誣，且足以令周壽昌信服，可知馬新貽行事，原本無曖昧之處。喬松年與馬新貽在安徽巡撫與藩司，關係甚為密切，可說無三日不見之時，對馬新貽的公私生活，應該相當了解，而竟有「歌場寫真」之語，倘非挾私嫌故為誣衊，則此人之淺薄無知識，亦就可想而知了。
與喬松年相反的是，當時的安徽巡撫英翰，他對馬新貽之被刺、被誣，表現得很夠義氣，曾經函請上海道塗宗瀛查禁「刺馬」一劇，又奏請為馬新貽在安徽建專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屬者，無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緊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來，始終未能有結果。鄭敦謹終於在顧全大局這一萬分無奈的苦衷之下，屈服於現實。定讞後有一道上諭：
茲據鄭敦謹、曾國藩奏：複審兇犯行刺緣由，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請將該犯仍照原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各等語。此案兇犯張汶祥，以漏網發逆，復通浙江南田海盜，因馬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戮伊伙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呈控未准審理，其在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心懷忿恨，竟敢乘間刺害總督大員，實屬罪大惡極。既據鄭敦謹審訊確實，驗明兇器，亦無藥毒，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將張汶祥凌遲處死，並於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其子張長幅著照所擬，按例懲辦。該故督公忠體國，歷次剿辦海盜，殲除積年匪首，地方賴以安靖，詎以盜匪遺孽，挾仇逞凶，倉猝殞命，實堪悼惜！前已有旨，將馬新貽照總督例賜恤入祀賢良祠，著再加恩照陣亡例賜恤，並於江寧省城建立專祠，用示篤念藎臣，有加無已至意。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後，有好些插曲可談。第一是張汶祥始終以「英雄」的姿態出現，而受到的優遇，可能亦是一名這樣的要犯所從無享受過的。在獄中睡臥則高鋪，食則盛饌。據說還經常有釣魚巷的土娼，入獄侍寢。過堂時，百姓夾道圍觀。養得白白胖胖的張汶祥，洋洋得意，旁若無人。這種情形，對馬新貽家屬的刺激，真可說是椎心泣血，因此，對於張汶祥的報復，亦極慘酷。
行刑的地點在江寧城北小營。「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畢竟不是真的謀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過由臬司或特派道員監斬，而這天監斬的，竟是「欽命兩江總督部堂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很顯然的，若非「老帥」坐鎮，李逵鬧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寧重演。
一說監斬的是浙江候補知縣，馬新貽的四弟馬新佑。此是必無之事，不過因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馬新佑特為打造了一把銅鉤，以備摘心之用。又通過首府、首縣的關係，要劊子手就拿這把鉤子作為凌遲的工具。凌遲俗稱「剮」，蘇州婦女好以「殺千刀」罵人，又謂之「千刀萬剮」。傳說中有所謂「魚鱗剮」，即以一張漁網緊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處臠割，這是沒有的事。凌遲大致亦是象徵性的，但據說手法極難，首先下手之處是眉上額頭，割皮兩片勿使斷，下垂覆住眼睛，然後在兩乳之處片皮。如果犯屬花了錢的，劊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臟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為八刀，方始梟首，故凌遲謂之「扎八刀」。
馬新佑要求用鉤子鉤起張汶祥的肌肉，然後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從上午八點割到下午兩點，方始畢事。據說張汶祥始終未哼一聲。事實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結果張汶祥了，劊子手所凌遲的，只不過是一具屍體而已。
第二個插曲是主審此案的欽差大臣，刑部尚書鄭敦謹，事竣應該回京復命，哪知一出江寧，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掛冠歸里。所為何來，值得一談。
原來清朝的刑部，在咸豐年間由肅順重新建立了權威，戊午科場案，肅順力主殺大學士柏葰。當勾決時，文宗提筆躊躇，大臣震慄失次，但在御案前肅順堅持非殺不可。文宗乃含淚下筆，刑部漢尚書趙光，捧著「駕帖」，哭到菜市口，以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為意的柏葰一見，頓足長嘆，知道老命真箇不保了。
戊午科場案多少是場冤獄，但卻能予人以刑部執法不阿的印象。以後辛酉政變殺肅順，洪楊事定殺棄地失律、擅殺百姓的兩江總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撫翁同書於獄，這一連串的大案，鞏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權勢、守正不阿的風格。鄭敦謹就是很想保持這種風格的一個人。
當鄭敦謹由江寧啟程回京復命時，曾國藩曾致贈程儀二百兩，聲明出自廉俸，為老同年贐行。而鄭敦謹仍然堅辭。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張兆棟代為出奏告病，辭卻官船，另行買舟，遄返長沙，高臥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議。
漕督本來是張之萬，何以換了張兆棟？原來張之萬已調署江蘇巡撫。然則丁日昌何以去職？這就要說到第三個插曲了。
當鄭敦謹奉旨赴江寧查辦馬案時，曾有一道上諭：
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馬新貽被刺一案，頗有傳聞，當經諭令據實具奏。茲據奏稱，所得之傳聞者，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請飭將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辦等語。該京卿所奏一節，僅系得自傳聞，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約束家丁范貴，閒遊妓館，先經丁日昌奏明，交馬新貽審辦奏結，自毋庸再行提訊。惟既據該京卿陳奏，亦不可不令曾國藩等知悉，著國藩、鄭敦謹即將張汶祥悉心推鞫，有無另有主使之人，務得確供，以成信讞。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翁同龢說他為人「近迂」，但性情是剛正一路。此奏措辭甚妙，明明是馬新貽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護丁惠衡，卻偏說：「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託不行，致有此變。」目的是想將丁惠衡置之於法。因為原案已結，非借個大題目把他扯進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這一手法，自然逃不過軍機處的「法眼」。軍機大臣也許會忽略，軍機章京對這些花樣，精通無比。所以上諭中先作開脫，再交曾國藩、鄭敦謹在張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證明，丁惠衡一案，為導致馬新貽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則此一震驚海內，為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總督被刺奇案，街談巷語，推原論始，不能不歸罪魁禍首於丁惠衡。丁日昌內心的不安，丁氏家屬的緊張，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禍首，可說是丁惠衡的祖母黃氏，如果不是她袒護孫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厲害。太湖水師營及湘軍的眾怒，亦不致如此難犯。這位「丁母黃太夫人」也是受了馬新貽被刺的刺激，以致憂急去世。丁日昌丁憂去職，乃由張之萬調署蘇撫。
丁日昌丁憂以後，僑居揭陽，開始整理持靜齋藏書。此人本質上並非風雅一流，但與他的同鄉張蔭桓一樣，雖非科目出身，卻文采斐然，不以詩名，而偶有所作，頗具功力。在蘇州時，有名的書家何紹基過訪，流連甚久，陳衍《近代詩鈔》收其長歌三首，其一題作「子貞先生以詩索和，已十五年不彈此調矣！率爾呈教，乞勿以示人」：
蘇城三月春風顛，幽鳥破夢呼檐前，文書如絲時煎沸，有花不賞同枯禪。忽聞剝啄來高賢，握手一笑別幾年？相傳海外坡已仙，形雖疲恭神完全。有時拄杖脰肩肩，忽如蛺蝶飛翩躚。太息故造同蝸銓，溪澗難勝大願船。洞庭無風獨緣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緣，堂前問字無彭宣。對酒不樂愁拘牽，拂衣束下消滯延。官衙客舍床可聯，琅嬛秘笈具評詮，夔蛟蛇風相併憐。
這是敘何紹基的宦跡與兩人的交誼，以下稱道何紹基的書法：
花下貽我青琅編，筆勢恍若明堂椽，
又如龍虎互鉤連，皮骨蒼莽色味妍。
「龍虎」「皮骨」形容何子貞的書法，殊為精妙。不過論本心，丁日昌不以為所謂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另一詩從題目到詩，對何紹基的糾纏，已微露規勸之意。
這首詩的題目是：「子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詩張之。謂昌嶺外人，應為推波助瀾，人事擾擾，無以應命。晨興驟涼，索枯呈教，並乞賜和。」詩中的第一段是：
營營飲食亦何有，人生涉世豈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為日月記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風流印證無後先。天公頗憐詩料寡，特結翰墨新奇緣。蔡譜白圖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罵；世間無毀哪得譽，玉液瓊漿自聲價。
此詩明明是說，啖荔而作詩張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紹基「賜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紹基是否聽他的規勸。何詩未見，但可料定，即能領會此意，亦必不納。因為丁日昌仍有兩首詩「呈教」，詩中並註：「兩日三賜詩，催和甚急。」詩中又提到「灌魚鱗水則荔旺」，「佳荔名為糯米臍」，似皆未經人道過。
丁日昌歿後，藏書陸續散出。比較能讀先人之書的，只有一個丁惠康。他早年亦與長、次兩兄一樣，是個紈絝。只是靈性不昧，名心獨盛，覺得做個公子哥兒，只是酒食徵逐，弄不出什麼名堂。於是折節讀書，也中了秀才，納貲為郎，捐了個主事，但並未分部，陳石遺為他所撰的傳記中說：
君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皆泛其涯，落筆為文，有魏晉間人風格；人亦如其文，雖為邑諸生，不屑求科舉；雖為部郎，未嘗分部學習也。嘗北游，欲讀書南學，長沙張公百熙領學事，置君第一；旋捨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詩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風致獨勝。但初抵日本所作，與以後的詩，大異其趣，如：
浪悔年年作壯遊，客懷無著等虛舟。雞鳴犬吠猶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樓。故國別來無好夢，殊鄉何事獨悲秋。登高枉說猶能賦，浩蕩離愁不可收。
暗雨蕭疏澹夕陰，高樓含霧遠山沉。一春爛熳櫻花候，萬里羈孤客子心。入洛士龍成獨往，過江王導悵登臨。迴廊徙倚懷鄉國，錦瑟華年感到今。
這兩首七律，遣詞修潔，音節蒼涼。功力雖不算深，卻看得出頗有天分。同時詩中感事傷時，亦有寄託。及至離日留別之詩，又是別樣滋味：
（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來，飛紅狼藉舊亭台。沉沉遠夢迷千劫，慘慘新詞賦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淚如殘蠟漸成灰。玉關人老愁何極，窈窕春星望幾回？
（其二）
此去風雲方百變，側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無邊路，倚遍銀瓶系所思。最有溫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亂千絲。轆轤永夕煩懷抱，詎獨西風黯別離。
（其三）
手挼殘紅不忍看，輕寒無賴倚闌干。陰晴未定天如醉，疢疾迷方淚易彈。舊恨尊前歌昔昔，新愁簾外雨潺潺。傷心思婦遼西夢，冷怯空閨人未還。
（其四）
艱難行路黯魂銷，帝遣巫陽賦大招。愁雨愁風才易盡，傷春傷別意無聊。相看鏡匣驚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獨自思量目凝佇，碧城十二總迢迢。
這四首七律，題作《迴風辭留別日本諸寓公》，以落花作寄託，確是所謂「哀感頑艷」之作。詩似兩當軒，而參以定庵筆法，便覺風骨勝於黃仲則。不過，「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二十幾歲正當奮發之時，作此萬般無奈的苦語，論者謂非佳兆，這話似乎亦有道理。
在日本當然亦有韻事，所作《京橋冶春詞》六絕，可以略窺本事：
省識尊前舊舞腰，煙花約略憶南朝。
庾郎詞賦飄零甚，虛對東風弄玉簫。
曲曲屏風燭影深，三挑微與托琴心。
文君未解相如渴，枉費長門買賦金。
心字羅衣繡兩重，小苹初見意惺忪。
一春夢雨無消息，沉醉東風唱懊儂。
相見時難別更難，雲英夢冷意闌珊。
飛花沾絮空惆悵，輸與檀郎畫裡看。
悵望秋河倚玉簫，紅樓雨冷夢迢迢。
相看無語空相憶，腸斷垂楊上下橋。
衣香鬢影太匆匆，十里鶯花最惱公。
莫待他年重回首，落紅成陣怨東風。
從日本回國後，曾一至廣州。其時李鴻章方與榮祿取得默契，出鎮百粵，遠避載漪之流的荼毒，俾在緩急之時，得以內外相維。丁惠康以年家子修謁，在李鴻章幕府中參學務，不久捨去。及至庚子之亂，丁惠康頗思有所作為，陳石遺為他所作的小傳中說：
庚子之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銳欲有為，謁鴻章，陳政策，鴻章不能用。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不應。自是往來京師、上海。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數古琴，值千金。瓶爐盆盎杯盤之屬，多古瓷，下者猶舊青花。然日用常無以自給，友人或贊助之。
陳石遺寫的傳記中又說：「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則陰喜自負，時以語人，則知其未忘世也。」這兩句話，參以前面所敘的生活狀況，不難了解丁惠康的性情。大致名心過盛，則多所矜持。不應經濟特科，為的自鳴其高（其詩集稱《丁征君道集》的征君，即由特科而來）；日用無以自給，而場面不可不擺。他不是不想富貴，但總想一鳴驚人，於是有些想法就不免令人可笑了。
如《散原精舍詩》中，有這樣一首五律，《丁叔雅戶部至白下，頗勸貸錢營瀕海墾田，既去上海，寄此調之》：
憲也貧非病，干卿風馬牛？他年千畝添，餘事五湖舟。眇眇吾安放，堂堂富可求。時危征卜式，好作爛羊頭。
散原翁甚輕丁惠康，但亦頗有人重之者，如陳石遺的《石遺室詩話》記：
丁叔雅惠康有《奉懷石遺老人病狀》詩云：「苦念空齋老病夫，近來詩思定何如？斜街短屋飛花滿，蕭寺華年把殘虛。與汝安心寧已了，偷閒作計未全疏。憑誰東話溫存味，慵卷晶簾對道書。」此見過視病歸後作也。余答詩云：「畸人丁野鶴，能訪老迦陵。春去愁如海，詩來意似冰。斜街婪尾藥，老屋半身藤。君看繩床客，枯眠即是僧。」又有《石遺老人答以新詩覺前意有未盡重申一首》云：「君為秋士悲多病，我久春明意未舒。獨夜悽惶竊蚯蚓，盈襟塵淚泣枯魚。繩床經案原非病，藥碗齋糜奈已癯。萬事不如麻木好，可能言說亦刪除。」招余集江亭云：「精藍舊事傳江總，座上詩人是古靈。半日浮生余覺夢，十年小劫有孤亭。無多名士垂垂老，如此長條故故青。最是道心無住著，落英芳甸眼曾經。」
叔雅為丁禹生撫部少子，家有園林，富藏書，多精槧鈔本，旁及書畫、金石、瓷器，皆足雄視一時，而皆棄不顧，一身流轉江湖，若窮士之漂泊無依者。能詩、善書、精鑑別，聲名巨甚，當世士大夫無不知有丁叔雅。在同時三公子中，當兄事伯嚴，弟畜彥復。後留滯京師，余識之，不數年，蹤跡至相密邇，事余如兄長。余時方喪妻，君亦喪其愛妾愛子，支離憔悴，殆不可為懷，然余遇悲從中來，能痛自發泄，極之於其所住，雖根株確不可拔，亦所謂蹂躪其十二三，蓋拗怒而少息者。叔雅意既不廣，口復不能自宣其湮鬱，其不言而自傷者，臣精暗已銷亡，竟夭天年，聞者無不悼痛！年來每有所作，輒用舊紙錄存，余所若預知其將死者！
少與其鄉曾剛甫參議習經齊名，客邸所需及病中醫藥，身後棺殮，皆剛甫一人任之，可謂古道可風者矣！
丁惠康夫婦琴瑟不調，喜一妾，產子而殤，妾亦去世，這雙重的打擊，使得丁惠康索然無生趣。陳衍在他的小傳中說，致死之因是：「隆冬無裘、不炭、積凍傷胃脘、傷肺。」宣統元年四月底不治死於京師，得年四十有一。
丁惠康的交遊甚廣，但知交多閩粵兩省人，嚴復、陳石遺之外，最好的兩個朋友，一個是程硯秋賴以成名的羅癭公，廣東順德人；一個是曾習經，字剛甫，號蟄庵，與丁惠康小同鄉。
曾習經大丁惠康一歲，光緒十六年的進士，一直在戶部當司員。光緒末年改新官制後，當到度支部的左參議，後升右丞，等於戶部侍郎。曾習經的收入很不惡，對丁惠康時有接濟。丁惠康得病下世，自醫藥、殯殮、歸葬，都由曾習經獨力擔任。交友如此，丁惠康地下有知，亦當自負。曾習經詩學甚深，古詩出於六朝，近體學晚唐，參以北宋筆法。錄其古體、近體數首以為本篇的結束。
《花朝同陳弢廬、鄭蘇堪、林畏廬、趙堯生、胡漱唐、林山腴、梁眾異、冒鶴亭、溫毅夫、羅掞東、潘若海詣花之寺》：
空色難強名，欣慨每交並，尋常萬花谷，寂寞招提境。余寒淹節序，積陰失朝瞑，近郭少農事，春鳩鳴逾靜。探幽果宿諾，耽寂愜微秉，即事難為歡，得途不可騁。嘉遨緬宛洛，良儔類汝穎，偶巾下澤車，稽首華嚴頂。經跡既如掃，來蹤復誰省，寥落愧吾從，花時一延頸。
《法源寺丁香花下》：
車馬尋常去殷轔，春光報答果何曾。千年戰役空陳跡，滿眼芳菲似中興。忙裡偷閒寧惜醉，花閒著語故相矜。沉沉萬念旋生滅，愧爾東廊掃地僧。
《弢庵先生招游淨業寺》：
臨流台殿郁參差，碧瓦朱欄自一時。已倦春遊花正發，未知哀樂鬢先絲。烹魚溉釜能生憶，去軫抽琴欲致辭。舊是承平觴詠地，百年寥落到今茲。
《題關河行旅圖》：
極目關山欲暮時，勞勞行客去何之。
當樓殘照風霜緊，如讀甘州柳永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