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 陳三立
陳三立，字伯嚴，別號散原。南昌章江門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據《水經注》，即古散原山。陳三立父母皆葬於此，又築廬為其父歸隱之處，因以散原為號。
散原籍隸江西義寧州，即今修水縣。義寧在唐朝分武寧縣地所置，故名分寧；宋沿舊名，元、明、清改稱寧州，直至嘉慶六年始改名義寧州，入民國後又改為修水，稱義寧者不過百年，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
此地曾出一大詩人，即宋朝的黃庭堅。《嘉慶一統志》載：
黃庭堅宅在義寧州西二十五里，雙井北岸，有永思堂，旁有釣台，下有水曰「明月灣」。
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山祖師。《苕溪漁隱叢話》及《雲麓漫鈔》皆載呂本中所作《江西詩社宗派圖》，當時有名者即三十家，成為宋詩的代表。江西詩派的影響深遠，黃庭堅及二陳——陳師道、陳與義的高處，原在「文章自得方為貴」，只以淺夫妄人，凡無病呻吟、故作窮餓酸辛之態者，皆遁入江西詩派，致自金、元開始，即為世所詬病。直至清末，張之洞猶有「江西魔派不堪吟」之嘆。但散原之出，昌大了江西詩派，不妨謂之為直接山谷法乳，八百年後先輝映，即此已足不朽。
散原的尊人陳寶箴，字右銘，以舉人而官湖南巡撫，與左宗棠的以舉人而入閣拜相、復同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皆為難能可貴之事。陳寶箴為咸豐元年辛亥恩科舉人，其時洪楊之禍，已成燎原，寶箴佐其父在籍辦團練，直至咸豐六年丙辰始入京會試，落第後留京讀書。黃秋岳《花隨人聖庵摭憶》記：
初，先生庚申（按：庚申為咸豐十年，所記有誤）會試落第，留京師三歲，得交四方雋雅之士，於易佩紳、羅亨奎尤以道義經濟相切摩，時稱「三君子」。會咸豐北狩，先生條防守六事，上樞府，適當道憂通州倉米為寇掠，驟無所為計，先生曰：「設傳駝更運，前明於忠肅成法也。」由是旦夕畢移輦下。一日飲酒樓，遙見圓明園火光，因捶案大哭，盡驚其坐人。時易、羅約南還將湖軍，遂歸湖南；易以前受駱秉章檄，募千人號「果健營」，防來鳳龍山間，羅副之，遂與先生俱扼次岩塘。石達開率眾號十萬來犯，死守累月，糧且盡，先生獨身間走澧州永順以募餉。永順守張修府故儒吏，延見右銘先生風雪中，見其單絮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卻曰：「軍士凍飢久矣。」即：「何忍獨取暖為？」張為流涕，趨召父老輸銀米濟軍。得即持去，守益堅；石不得逞，引去。
此當為咸豐十年冬間之事。咸豐十一年八月，曾國荃克安慶，曾國藩自東流進駐。平洪楊的軍務，至此始有把握。散原述其尊人行狀云：
曾文正公大治兵，用兩江總督屯安慶，府君稔曾公命世偉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賢士，遂往游，曾公引為上客，喜過望曰：「海內奇士也。」幕僚亦爭交歡，相引重。李公鴻裔專幕職，尤挾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親戰事，謝去，就席公寶田江西軍。道彭澤鄱陽間，饑民連數縣，賑者率應故事，勢且盡斃；府君惻然，就逆旅齋沐起草，馳書巡撫沈文肅公陳其狀，並類及江西政要所關，凡數事。中言：「賑而不能活，猶弗賑；活而不能久，猶弗活。」沈公感悟，大發帑，全濟無算。其時江西為寇沖，蔓延郡縣，余軍多觀望，獨得席公軍支柱四應。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決勝，然寇方蟻集，勢盛，而席公軍單，沈公席公又頗乖隔，不相能，每軍牘往還，席公輒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亦賢者，坐不知公耳。」因謁沈公，極陳席公沈鷙，「必能用智略平寇，勝艱巨，明公當開布腹心，席必為盡死，不則席敗，大局危，公安所惜足乎？」沈公以為然，立增席公五營，遺書披誠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結，卒以殘寇，竟大功。
右銘善於調停。曾國藩與沈葆楨因爭餉而生嫌隙，亦賴右銘一言而解。朱克敬《瞑庵雜識》記其事，極為生動：
曾國藩移軍安慶時，與江西巡撫沈葆楨約，厘捐均歸大營，有事則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軍益東，葆楨懼救不時至，上疏請留厘金養兵，詔許之。藩疑葆楨賣己，絕不與通，葆楨以書謝，亦不答。會陳右銘游江南，聞之往見國藩，從容言曰：「舟行遇風，柁者篙者槳者頓足叫罵，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須臾風定舟泊，置酒慰勞，歡若平時，甚矣小人喜怒之無常也！」國藩曰：「向之詬懼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銘曰：「然！曩者公與沈公之爭，亦懼兩江之覆耳；今兩江已定，而兩公之意不釋，豈所見不及船人哉？」國藩大笑，即日手書付沈，為朋友如初。
席寶田是湖南東安的秀才，與老湘軍中發達最早而晚境平淡的劉長佑，是嶽麓書院同窗。洪楊事起，皆從江忠源援贛，十年轉戰，不出江西，但曾建一頗出風頭的大功。《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三，記曾國荃克江寧後，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自皖南經浙江開化，入江西玉山西行，為席寶田所獲事：
偽小天王洪福奔廣德，合賊眾萬餘人，由皖邊出開化、玉山西行，遇別將扼戰，走瀘溪斜趨山谷間。九月，公遮之於新城，已遁；遂率輕兵疾追，數晝夜猶不及寇。軍士久疲，議休止，公曰：「洪福，寇倚以號召；行與瑞金寇合，不可得矣！寇奔逸數千里，日夜疾行，輜重婦女相隨屬，見無追軍，憊甚，行必緩；我亟趨間道，要擊廣昌、石城間，寇可滅也。」仍勒軍傳餐而進，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楊家牌，危崖阻紆數十里，日向暮，前鋒揚旗植山下止不進。公怒曰：「渡嶺寇即是，奈何懈軍心耶！」令斬以徇。於是諸將皆奮薄而上，平明嶺盡，果見寇，方炊，寇亦顧見，因駭奔。我軍呼嘯壓擊，俘斬過半，遂擒偽王洪仁玕、黃文英、洪仁政及他渠酋數十人，而洪福脫免。令軍中所俘小兒牧馬者，語其曹曰：「小天王過此矣！」辛酉，部將周家良因就擒之，果洪福也。
按：瀘溪今名凌溪；其南新城，今名黎川，而席軍所駐的金溪，則在瀘溪西北；自金溪南下至建昌，趨東南則為新城，直下微偏西則為廣昌，皆有大路。席軍在新城攔截未獲，洪軍擬由山路入瑞金，則計唯搶先一步，在廣昌與其南位處山谷的石間設伏邀擊，始為上策。據散原述其父行狀，建此策者即為右銘。
此役敘功，巡撫沈葆楨得頭品頂戴、一等輕車都尉；席寶田賞雲騎尉、黃馬褂；陳寶箴敘知府，超授河北道，駐河南懷慶府。其後累遷至浙江按察使，因事免官；至光緒十六年，始因雲貴總督王文韶之薦復起，其時散原已經通籍了。
散原是光緒八年壬午中的舉人。其時清流之勢正盛，「翰林四諫」中的寶廷與陳寶琛都放了主考。寶廷主試福建，經富春江入閩，中途納江山船妓為妾，歸而自劾，即李蓴客詩「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這一重公案。
這一科，福建的解元即是鄭孝胥；散原則在江西獲雋，所以與鄭以同年相稱。鄭孝胥海藏樓詩，陳寶琛滄趣樓詩，並為近世詩壇大家。二陳師弟的酬唱，尤稱佳話。《一士類稿》中《談陳三立》一文記：
光緒八年壬午，陳寶琛典試江西，散原為所得士，深邀鑑賞，師弟之誼頗篤，晚年情感尤摯。八十生日，寶琛贈詩云：「平生相許後凋松，投老匡山第幾峰？見早至今思曲突，夢清特地省聞鍾。真源忠孝吾猶敬，餘事時文世所宗。五十年來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鍾？」想見白頭師弟之風儀。詩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闈中。洪鈞（同治戊辰狀元，寶琛同年友也）時以江西學政充鄉試監臨，與寶琛論取士之法，謂宜取才華英發之士，以符「春風桃李」之旨。寶琛則謂宜以「歲寒松柏」為尚，遂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命題，入彀者多知名士，散原與焉。「平生相許後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詩初稿，本以「相期無負後凋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曾為陳蒼虬誦之，後經改定寫贈。）民國二十三年，散原北上，省其師。師年八十七，弟年八十二，皤然二老，聚首舊都，共話疇曩，蓋歡然亦復黯然雲。翌年，寶琛卒，散原挽以詩云：「一擲耆賢與世違，猥成後死更何依，傾談侍坐空留夢，啟聖回天竣見幾。終出精魂親斗極，早彰風節動宮闈。平生餘事仍難及，冠古詩篇欲表微。」語極工練沉著，於寶琛生平暨本人關係，均道得出，可與寶琛贈詩合看。並挽以聯云：「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殘年償小聚；運會所遭，輔導所系，務攄素抱見孤忠。」亦甚摯切。
陳寶琛贈散原一詩，與其前後「落花」詩，皆為膾炙人口之作。未理庵主人說詩精微，謂此詩好處在見身份，而又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真源」一聯，概括散原生平，而自明其身份於受者在師友之間，練句之工幾於一字不可易。
按：散原晚年每居廬山，故詩中暗用不見廬山真面目之典，而有「投老匡山第幾峰」之句；結句照顧起句，而有猶擬偕游廬山之願，一唱三嘆，搖曳生姿。散原輓詩「平生餘事仍難及」，即由「餘事詩文世所宗」而來。生死酬唱，不以幽明見隔；昔人詩格之謹，誠不可及。
散原應會試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應殿試——會試中式，在殿試以前，猶稱「貢士」；必待殿試登榜，始正式成為進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徐一士曾記其初入吏部的趣事：
時有吏部書吏某冠服來賀，散原誤以為縉紳一流，以賓禮接見；書吏亦昂然自居於敵體。繼知其為部胥，乃大怒，厲聲揮之出。書吏慚沮而去，猶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為言，蓋強顏自飾之詞，散原豈以未入翰林而遷怒乎？部吏弄權，勢成積重，吏部尤甚，茲竟貿然與本部司員投禮，實大悖體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頗見風骨。散原非無經世之志，而在部覺浮沉郎署，難有展布，未幾遂翛然引去，侍親任所。其父右銘翁（寶箴）在湖南巡撫任，勵精圖治，舉行新政，丁酉戊戌間，湘省政績爛然，冠於各省，散原之趨庭贊畫，固與有力。
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補缺，所謂「浮沉郎署」，以他的性情是無法忍受的。其時右銘已因王文韶之薦，復起為湖北臬司。散原於光緒十八年棄官侍父任所。光緒二十年右銘擢直隸藩司，《清史稿》本傳記：
二十年，擢直隸布政使，入對。時中東戰亟，見上形容憂悴，請日讀聖祖御纂周易，以期變不失常。他所陳奏語甚多，並稱旨。上以為忠，命治糈台，專摺奏事。《馬關和約》成，泣曰：「殆不國矣！」
甲午之役，凡清流無不主戰。主之者內則翁同龢，外則張之洞。張以江督劉坤一奉旨赴山海關督師，兼署江督。散原時居武昌，特以一電致張，請誅李鴻章以謝天下。《花隨人聖庵摭憶》載其事云：
其時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電，以《馬關和約》簽訂，請吁奏誅合肥以謝天下，此電南皮未作復。右銘先生雖開藩直隸，而散老忠憤所迫，不遑顧慮，輒敢以危言勸南皮也。予初未審散老此電命意，故甄錄不敢遽及。近讀《散原精舍文存》中，自為其尊人右銘先生行狀，有云：「馬關定約，和議成，府君痛哭曰，無以為國矣，歷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觀此，則對和約之不滿，義寧喬梓，固一以貫之。
但義寧父子責李鴻章者，又別有說。《花隨人聖庵摭憶》又記：
行狀又言：「其時李公鴻章自日本使還，留天津，群謂且復總督任。府君憤不往見，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掛冠去矣。』人或為李公解，府君曰：『勛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闕瀝血自陳，爭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戚，所自處寧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蓋未暇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兼為散老之電下一註解。蓋義寧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於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於毒後仇外之淫威，下劫於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爭，義寧之責，雖今起合肥於九泉，亦無以自解也。信繇斯說，則散原當日之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電云：「讀銑電愈出愈奇，國無可為矣，猶欲明公聯合各督撫數人，力請先誅合肥，再圖補救，以伸中國之憤，以盡一日之心。局外哀鳴，伏維賜察。三立。」按散老此電，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發，戌刻至江寧者。
以右銘、散原父子的性情，看不慣李鴻章的作風，為理所必有。右銘不惜以棄官表示對李鴻章的深惡痛絕，本無為人作排李前驅之意，但其時為光緒所信任的翁同龢與為慈禧所信任的榮祿，皆欲排去李鴻章，所以右銘的決絕表示，適足為翁、榮二人進言之資，無形中成了李鴻章回任的一大阻力。
按：李鴻章於同治九年接曾國藩而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中除光緒八年三月丁憂，去職一年三個月以外，至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內召為止，歷時二十二年之久。任內建北洋海軍，統轄淮軍數十萬，遙制兩江所屬有關洋務的各機關，軍權、財權、外交權，幾乎雙手盡握。一旦解任，不知百孔千瘡有多少毛病會暴露。因而以盛宣懷為首，千方百計想為李鴻章活動回任，而卒無成，則清流的攻擊，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勢，而右銘的憤激態度，實為決定性的因素。
翁、李不協，其來已久，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性情亦頗平和，對李鴻章實亦可謂之為「對事不對人」，故對李之回任直督，猶非堅決反對。但榮祿對直督之勢在必得，及今觀之，意向灼然可見。
原來慈禧太后之欲收權，早萌於甲午年間。其時翁同龢得君正專，益以張蔭桓對洋務、財政的熟練，所以平章國事，舉措由心，除非光緒特述「慈聖」之意如何如何，否則，翁決不建議請懿旨辦理。至於對榮祿，視之蔑如，無論在督辦軍務處或總理衙門，均無發言餘地，此實為榮祿所難堪。因為論資望，榮祿早在同治末年即為步軍統領、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侍郎，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緒元年；論私誼，彼此是金蘭之交，從哪一方面看，翁亦不當目中無人。
大致後黨媒孽帝黨，往往運用「打狗看主人面」的邏輯，所以對翁之蔑視，榮祿向慈禧造膝密陳時，往往以「翁同龢沒有老佛爺在眼睛裡」為言。此最足以打動慈禧太后的心。以慈禧之老練、榮祿之深沉、李蓮英之陰柔，對朝局洞若觀火；翁外恃清流，內結蔭桓，復奉恭王之名義，挾天子以令諸侯，勢莫與倫，計唯得一強藩，隱握兵權，緩急之際，方可舉兵入清君側，投清流於濁流之中。是故榮祿之覬覦直督，可說已非一日。
但李鴻章非翁同龢之比，所以榮祿決不敢輕舉妄動，甲午戰敗，排李是一絕好機會，但仍出之以極端謹慎，因恐打草驚蛇，帝黨會存戒心。更怕翁、李化敵為友，合力應戰，故以王文韶由雲貴移署直督。
用王文韶是榮祿所下的一著絕妙好棋。王文韶亦我杭人，《官場現形記》送他一個外號，叫作「琉璃蛋」，照杭州人的俗語，便是「油煎枇杷核」。如此圓滑，自然不會翻前任的案，此所以安撫李鴻章。
同治年間，朝中有南北之爭。北派奉李鴻藻為盟主，南派以沈桂芬為依歸，壁壘分明，互為消長。王文韶為沈桂芬咸豐元年當浙江鄉試主考的門生，光緒四年沈援王入軍機，署兵侍，補禮左，兼在總署行走。其時軍機由恭王領班，其下四大臣兩滿兩漢，兩漢即沈、王，兩滿則協辦大學士寶鋆、戶部尚書景廉。寶鋆為恭王密友，與沈投契；景廉則謹飭君子，無所作為。此時軍機處謂之為沈桂芬一把抓，亦無不可。
光緒六年正月，李鴻藻服闋復起，仍值軍機。但孤掌難鳴，唯恃清流唱反調為牽制之計，恰如今之民主國家在野黨之所為，國家大政，固猶在沈桂芬手中。
不意南派勢力方盛之際，沈桂芬於這年除夕病歿。王文韶雖在南派，素為南士所輕，不足以承沈的衣缽，於是北派大舉反攻，王文韶以雲南報銷案罷官，南派自此消沉。直至光緒親政，翁同龢大用，接沈之餘緒，復樹南派之幟。王文韶基本上是南派，用他，亦所以安撫翁同龢，並鬆弛其戒備。
王文韶與陳右銘是舊交，加以榮祿正在羅致人才，有意將右銘收入夾袋，因得於光緒二十一年七月，由直藩簡放為湖南巡撫。
湖南巡撫本為吳大澂。此人為潘祖蔭門下士，金石名家，而居官則以功名心熱，有許多笑話。光緒六年隨吉林將軍銘安，辦理西北邊防，得一銅印，文曰「度遼將軍」，大喜。在湖南巡撫任內，喜歡用洋槍打靶，曾三射中鵠，益以為文武兼資，可總師干。
甲午戰敗，朝廷以淮軍不可恃，思復用湘軍。兩江總督劉坤一被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吳大澂亦自動請纓，率湘軍宿將湖南藩司魏光燾等，開赴關外，受劉坤一節制。吳大澂開拔時，意氣軒昂，王壬秋作《遊仙詩》五首，於吳及其僚屬，佛致譏諷。按王壬秋《遊仙詩》，自作註解，而前後不同。筆者得觀王詩親筆之影本，錄之如下（括號中為自注）：
（一）湘瑟秋清更懶彈（湘撫吳，於秋闈前匆匆啟行），只言騎虎（余虎恩先求充營官，後不受節制）勝驂鸞。東華舊吏（黃自元）猶簪筆，南嶽真妃（魏藩台）肯降壇？叔夜倘憑金換骨（曾鈞廣拜門生），陳平何用玉為冠（求賢館諸生）。淮王自是能驕貴，卻被人呼作從官（劉坤一總統諸軍）。
（二）只學吹簫便得仙，霓旌絳節領諸天（江督劉授欽差大臣）。應知吳質難成夢（吳清卿先生，亦歸節制），不與洪厓更拍肩（李鴻章在關內，亦兼受節制也）。金闕乍辭初授籙（時又遣張蔭桓議和），神山欲望恐無船（鐵甲皆毀，惟存木殼）。鳴雞夜半空回首，驚怪人間尚早眠。
（三）新承鳳詔出金閶（陳裕三），爭看河西墜馬郎（先守黃河，聞賊至稱墜馬走去）。幸不倚吳持玉斧（吳撫欲節制之，陳不受也），可能窺宋（宋慶在前敵）出東牆。勞拖仙帶招燕使（張野秋因陳被劾為李鴻藻所唾罵），只借天錢辦聘裝（陳之長子剋扣餉銀二萬）。曾受茅君兄弟訣（曾文正），休將十賚損華陽。
（四）鬱金堂內下重幃（江督衙門最深邃弘敞），玉女無眠但掩扉（張制台不睡不見客，此二句活畫）。塵暗素書長自讀，月明烏鵲定何依（張之萬、額勒和布皆攆出）。蛇珠未必能開霧，鴛錦猶聞勸織機（機器局晝夜防守）。莫道素娥偏耐冷，為天寒透五銖衣（余飲督署出時已五更）。
（五）東華真誥有新封（王文韶也），朵殿親書御墨濃。眉嫵莫描張（之萬）敞筆，額（額勒和布）黃猶待景陽鍾。仙家往事如棋局，夜宴來時帶酒容。青雀定知王母意，幾時瑤島駕雙龍。
上引五詩，第四首詠張之洞，時署江督，壬秋曾訪之於江寧。第五首則詠戰敗後之部署，王文韶署直督，軍機大臣張之萬、額勒和布出軍機，李鴻章赴日議和。所謂「青雀定知王母意」者，李赴日之前請訓，得慈禧密諭，和局只許成，不許敗。此外三首，所譏湘、淮軍宿將，據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略作簡介：
（魏光燾）字午莊，邵陽人。初為人司庖廚，繼從左宗棠軍征新疆，擢至道員，歷方面。甲午，率舊部援遼，駐軍牛莊，日師將至，全軍望風潰逃；至析木城，方炊，聞獵人槍聲，誤為敵軍，棄炊具奔，一日夜達三百里，光燾墜馬傷足，血涔涔，不自知也，至錦州魂乃定。明年，竟擢陝西巡撫。
余虎恩以湘軍而曾隸左宗棠部下：
虎恩以武蔭從左宗棠征回，並兩世職封三等男爵，授漢中鎮總兵，以獲賊中窖金致巨富告歸。甲午，從吳大澂御日無功，後以萬金贄榮祿，留武衛中軍，令統十營。
陳裕三為陳湜，所敘特詳，則以陳秀才，又為曾國荃姻家，與行伍出身者不同，所謂「曾受茅君兄弟訣」者，故持論較苛。陳湜初入軍營，本為文職，偶以營官患病，代為傳令，無意中獲一長毛，搜身得洪秀全下陳玉成檄文，盡知「天京」防守之狀，曾國荃大喜，重以姻婭，立保同知，因而起家。
亦就是以此淵源，陳湜成了曾國荃的心腹。曾在前線，往往委由陳湜看守老營，以致軍功的保案中，總有他的名字，而實無赫赫戰功，居然在光緒中「命繪中興功臣於紫光閣」時，亦得濫竽其間。
陳湜早在同治四年，就已當到陝西按察使，後調山西，剿捻時，受命駐汾州，節制文武，結果仍讓捻匪張宗禹竄入山西，因而獲罪。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記：
積功晉臬司，以剿捻防山西。湜素漁色，軍紀不飭，至晉久無功，乃飾捷以聞，論罪遣戍。後釋還，再贊左宗棠軍，授江寧藩司，乞病假。甲午特起防遼，卒於軍，視巡撫例議恤。湜開爽長於應敵，向機立斷，以荒於色，晚歲致腿疾，不良於行。
此記與《清史稿》本傳對看，有數處不符：（一）陳湜復起在光緒十二年。其時曾國荃為兩江總督，奏請以陳湜「統水陸諸軍，復出統南洋兵輪，總湘、淮諸軍營務」；（二）復起授職臬司，非藩司；（三）甲午特起防遼，先屯鞍山，至第二年初春，防守摩天嶺的聶士成調回關內，拱衛畿輔，由陳湜接防，未幾和議即成，陳湜竟「因功」升為江西藩司，第二年方去世；（四）陳湜的腰疾由墜馬而致。
所謂「只借天錢辦聘裝」何來？湘綺原註：「陳之長子剋扣餉銀二萬。」及至收入湘綺詩第三種《杜若集》，則此句之下已改註：「衛汝貴領餉六十萬，以十萬寄家；如曹克忠輩十扣四五，較為廉潔，勿怪哭菜市也。」按：衛汝貴扣餉十萬寄家，乃為其女妝奩之資，故云「辦聘裝」。《清史稿》本傳：
衛汝貴，字達三，安徽合肥人。從劉銘傳征捻，累遷至副將，晉總兵；事平，授河州鎮。李鴻章薦其朴誠忠勇，留統北洋防軍，歷授大同、寧夏諸鎮，均未之官，統防軍如故。光緒二十年，日朝戰起，率馬步六千餘人進平壤，臨行，鴻章誡以屏私見、嚴軍紀。至牙山，退成歡，與日軍相見；尋復趨平壤合大軍，與副都統豐紳阿頓守城南江岸。平壤，朝舊京也。聞我軍至，爭攜酒漿以獻。而軍士多殘暴，掠財物、役丁壯、淫婦女，汝貴軍尤甚。殺義定朝民，眾滋忿，復蝕軍糈八萬運家，軍大嘩，連夕自亂，互相蹈藉；元武門嶺失，即竄走……朝士交章糾其罪，詔褫職逮問。汝貴治淮軍久，援朝時已六十矣，其妻貽以書，戒勿當前敵，汝貴遇敵，輒避走敗遁，後日人獲其牘，嘗引以誡國人。明年，繅送京師，按實論死。
按：甲午之役，朝鮮乞師，李鴻章初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太原總兵聶士成往援。提督為一省武將之首，亦為漢人最高的武職。以後派赴朝鮮諸將，大致皆為總兵，下提督一等，所以葉志超為前線最高指揮官。甲午陸軍之敗，葉應負極大責任。此人亦是李鴻章的小同鄉，初在劉銘傳軍中，行伍出身，後為李鴻章所賞識，負練兵之責。《清史稿》本傳：
（光緒）二十年，朝鮮乞師，鴻章令選練軍千五百，率太原總兵聶士成頓牙山；志超遲留不進，鴻章責之，不得已啟行，而日軍已據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單，駐朝商務委員袁世凱數約志超電請北洋發戰艦赴仁山，增陸軍駐馬坡；鴻章始終欲據條約，恐增兵為彼藉口，勿許，並戒志超毋啟釁。亡何，高升商輪運兵近豐島，被擊沉。士成謂志超曰：「海道既便，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勢便利，戰而勝，可據以待援，不勝，猶得繞道出也。」志超從之。日軍逼成歡，士成以無援，敗趨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棄公州，間道出漢陽東，士成追及之。當是時，大軍集平壤，乃卷甲而趨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歡一役殺傷相當，鋪張電鴻章，鴻章以聞，獲嘉獎，賞銀二萬犒軍，拜總統諸軍之命。志超意甚滿，日置酒高會，徒築壘環炮為守；日軍調至大同江，為我軍逐去，遂以屢捷入告。時統帥居城中，日軍夾江而陣，兩岸相轟擊；東、南二路戰少利，志超莫敢縱兵，趨回城。日軍乘間以濟，據山阜，左寶貴出御之，被巨創，志超將私逸，寶貴不從，以兵監之。寶貴自守元武門嶺，矢必死，登城指揮，為炮所中而殞。志超亟樹白幟，乞罷戰，日人議受降。請帥兵歸，弗許，乃潛向北走，朝兵銜之刺骨，於其出城時槍擊之，死者不可稱計；日軍復要之山隘，兵潰，迴旋不得出，擠而死者相枕藉，諸將盡委械而去，於是朝境內無我軍矣。志超奔安州，士成謂安地備險隘，可固守，弗聽，徑定州，亦棄不守，趨五百餘里，渡鴨綠江入邊，始止焉。事聞，奪志超職，鴻章請留營效力，弗許；次年，械送京師，下刑部鞫實，定斬監候。二十六年，赦歸，歲余卒。
《清史稿》列傳二百四十九，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合一傳，傳後有論：
論曰：甲午之役，海陸軍盡覆，辱莫大焉！汝昌雖有罪，而能以一死報國，尚知畏法；汝貴、志超喪師失地，遺臭鄰邦，靦然求活，終不免於國典，何其不知恥哉！
衛、葉雖無恥，而還有比此二人更無恥的，即是棄旅順的道員龔照璵。此三人都是李鴻章的小同鄉，安徽合肥人。但遭遇亦有幸有不幸，比較而言最倒霉的是衛汝貴。
衛汝貴在甲午十月初被革職拿問。十二月廿一，刑部議奏，罪應斬監候，德宗朱筆改為「斬立決」，而慈禧猶有赦其一死之意。見《翁同龢日記》：
聞慈聖請駕，恭邸亟趨而東，余等不得不隨。午一刻，余等入見四刻，論：「今日衛汝貴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決，汝等有無議論，可從寬否？」三問莫對。諭：「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諸臣因奏，不殺不足以申軍律；臣亦別有論說甚多，二刻許始定。
按：其時軍機處由恭王領班，軍機大臣則除孫毓汶、徐用儀以外，餘三人為翁同龢、李鴻藻及翁所保薦的剛毅，所謂「諸臣」，即指此軍機六大臣。「入見四刻」，而論衛汝貴罪名「二刻許始定」，「三問莫對」，繼又申說，足見慈禧太后的意向。當時傳說，衛汝貴以十萬兩銀子行賄於刑部尚書薛允升，薛拒而不納。如今看翁同龢的日記，我敢斷言，衛汝貴已經走了李蓮英的門路，慈禧太后面前，亦必已有巨款孝敬，而終於買不回性命，當日下午四點鐘左右，在菜市口處斬。葉昌熾其時在京，《緣督廬日記》云：
衛達三總兵，部議論斬，奉旨即日處決。申刻赴西市，觀者如堵。
據說，衛汝貴臨刑呼冤。沃丘仲子記：
棄市日，汝貴呼號，謂實秉鴻章戒退兵。「何彼巍然為使相，而罪獨坐我？」余親聞之。
此外記其事者，不一而足，斷然不假。但其冤不在李鴻章巍然為使相，而在葉志超、龔照璵同罪不同科。
葉、龔二人於十一月間同時被逮。刑部擬罪，亦同為斬監候。不過，德宗未改為斬立決而已。想來亦是一樣走了李蓮英的門路，由慈禧太后對德宗加了壓力的緣故。
然則何以謂龔照璵之無恥，過於葉志超、衛汝貴？以其獲罪後的行徑，毫無愧悔之意，其心肝非常人所能有。舉龔之兩事以證之。
黃秋岳說，汪精衛行刺攝政王被捕，在刑部獄中時，常聞獄卒談往事。以下一段，據汪所言，記入《花隨人聖庵摭憶》中：
相傳雍正時有工部郎中李恭直者，以事系獄，為獄卒所侮辱，既而得釋，旋遷刑部郎中，管獄，撏摭諸獄卒以毛細事，痛杖之，每日杖十餘人，有杖斃者。獄卒既經此次懲創，咸有戒心，對於犯官，大都伺候維謹。犯官有予以賂金者，且屈膝謝賞，口稱「大人高升」焉。故犯官入獄，惟患無錢，錢多，則居處適意，直如家中。最豪侈者，為淮軍諸將葉志超、龔照璵等，以甲午戰敗，喪師辱國，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斬，一系獄中，至庚子聯軍入京，始乘亂逃出。獄卒為言，其在獄中時，放縱邪僻，實駭人聽聞。初入獄時，賂獄中上下逾萬金，自管獄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每食，席前方丈，輒以餕餘犒普通監諸囚。其尤可駭者，家中侍妾八人，輪流至獄中當夕，稍不如意，輒加以鞭撻，凡分三等，最輕者自執鞭條撻之，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馬弁以馬鞭撻之。獄囚每聞婦人哭號聲，輒動色相告，曰：「龔大人生氣，打姨太太了。」其荒謬有如此者。
及至庚子之亂，李鴻章入京議和，龔照璵得以脫身南歸，《檮杌近志》記云：
其年六月六日，為其六十壽期，乃預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張陸先生者，素與龔有隙，第一日忽肅衣冠而入，長揖曰：「六哥今日樂矣！容弟一言乎？」龔曰：「請見教，實願聞之。」曰：「弟近看新書數本，始知國民乃國家之主體。弟亦國民也，則中國土地之存亡，應負一分之責任。請問六哥，前年將弟之旅順，送向何日去也？今日能見還乎？」龔大窘，狂呼逐客。
惡作劇猶不止此，第二天還有更精彩之事出現。
第二天，也就是生辰的正日六月初六，龔家大門上，為人貼上一副壽聯，其文曰：
稱六太爺，上六旬壽，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數適相逢，曾聽得張六先生，大踏步闖進門來，口叫六哥還旅順。
坐三年監，陪三次斬，賺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願已足，最可憐達三故友，小錢頭不如咱灑，冤沉三字赴黃泉。
此聯妙在六、三兩數「適相逢」。所謂「小錢頭不如咱灑」者，註：「合肥土語，言衛用錢之法不及龔，故卒得禍。」又言：「龔憤甚，大索數日，不得其人。」以常情度之，自然是「張六先生」的傑作。
龔照璵有兄名照瑗，在歷史上因任駐英公使，計誘國父中山先生而得名。龔氏弟兄，想來是龔芝麓的後人。芝麓雖事二姓，猶有文采，有人責以不殉崇禎，他說：「我原要殉國，無奈小妾不肯。」妾指明末四大名妓之一的顧眉生。此雖為可笑的託詞，但畢竟還知殉國應是本分，則猶有羞恥之心。人之異於禽獸者，無非此幾希之間；則龔照璵無恥如此，謂之非人，不為苛論。
龔、葉、衛皆合肥人，加以李鴻章的誤國，鄉邦蒙羞，合肥人都抬不起頭來。幸而有可人的張六先生，嫵媚不減李逵、魯智深。提醒世人，合肥不只敗類，也還有忠烈如劉整、鄭儫、余闕、寧忠，孝義如葛聞孫、鍾離瑾，政事有馬亮、楊察，名將更不勝其數，而且還有位大名鼎鼎的「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合肥人真該為張六先生建一座祠！
至於李鴻章與淮軍，甲午一戰，底蘊畢露。朝廷想借重湘軍，而以系統與曾氏兄弟部屬不同的老湘軍之「繼承人」劉坤一督師，計亦甚左。劉坤一本來就是政事略勝武功，此時年邁力衰，加以鴉片大癮，奉召勤王，根本就不願就國。因為吃力不討好之外，還要得罪李鴻章，是件非常不划算之事。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記：
東朝有起……午正二刻……入見於養性殿……旋諭：「劉坤一須進扎山海關，吳大澂須速赴前敵。」……申初二刻，偕恭邸、李相赴督辦處，劉師在焉，聞命惶悚，具陳所處之難，慰藉良久乃平。
「東朝」指慈禧，「李相」非李鴻章乃李鴻藻。翁、李皆主戰，故南北朝士慷慨激昂者，居其大半。輿論如此，李鴻章明知不能戰，亦非一戰不可。
次日又記：
午赴督辦處，劉峴莊來，語甚不平，明日擬不請訓，力勸之始允。彼無親兵，以孑身護未識之將，亦難事也。
按：督撫調差，例須進京，請求「陛見」，辭行時，又須請見，名為「請訓」。劉坤一不願請訓，即表示不願出關，亦即不奉詔。這是相當嚴重的事，言官參劾，可加以「抗旨」的罪名。從這段記載，劉坤一的憤懣心情，灼然可見。
吳大澂則與劉坤一恰恰相反，踴躍請纓，信心十足。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第五「遼東篇」記：
（甲午）十二月，詔以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大澂自請從軍，已在山海關）、四川提督宋慶副之。自防大高嶺陳湜一軍以外，其山海關內外湘軍楚軍皖軍共八十餘營，其隸吳大澂部下者，為李光久，統湘軍五營；魏光燾，統武威六營；署永州鎮劉樹源，統親兵六營；吳元凱，統楚軍炮隊四營；譚志忠，統護軍，郭長雲，統衛隊，各一營；均從大澂出關。其餘皖湘諸軍尚五十餘營（淮軍豫軍各營，非坤一部者不在內），仍從坤一分駐山海關內外。正月初二日，大澂出山海關。十七日，抵田莊台。所部李光久，已於甲午冬先出關。十二月，過牛莊，駐近牛莊之二三台子，漸次進。
正月，已移駐近海城之三台子。劉樹元率親兵六營，於正月杪始畢至，駐四台子。魏光燾率武威六營，最後至，留三營守牛莊，自率三營進駐台子（近牛莊一邊之三台子）。是時環海城而軍者兩將軍（依克唐阿、長順），一巡撫（吳大澂），一提督（宋慶），一藩司（魏光燾）共百餘營，六萬餘人（宋慶毅軍時已增至三十營），朝廷方日盼捷音，乃海城不可拔，而牛莊、營口、田莊台不旬日且相繼失守矣。
其時金州、旅順、海城、蓋平早已失守，威海衛南北炮台相繼陷敵；港灣內北洋殘餘的兵艦，定遠、來遠、威遠、靖遠等，相繼為日本魚雷所擊沉，海軍提督株守劉公島，一籌莫展，因為海軍多福建人，而以安徽人的丁汝昌統於其上，平時就不甚聽其節制，此時更公然抗命，丁汝昌要沉船免得資敵，不應；要突圍，更不應，逼得丁汝昌除自盡外，無路可走。
吳大澂是同治七年洪鈞一榜的翰林，由潘祖蔭提攜起家，晚年恃翁同龢為奧援。同龢乙未年日記，有關吳大澂的記載如下：
二月初二日，吳清卿電，宋軍敗，傷亡頗多。
二月初十日，得吳清卿私電，賊於初八撲牛莊，魏李兩軍皆敗，已飛電宋軍來援，可危之至（按：魏光燾、李光久，皆隸吳部下）。
二月十一日，遼陽無消息，牛莊已失，營口岌岌，宋、吳皆北移矣。
二月十七日，未正到署。歸後，本家（翁）壽（錫九）從徐邦道營來，詢以前敵情形，雲湖、淮、毅三軍不甚和，宋無謀略，徐乃一勇夫，吳近呆（按：此指宋慶、徐邦道、吳大澂。宋慶所統者名毅軍，為淮軍的別支）。
二月十八日，依（克唐阿）營領餉官某亦見於督辦處，語前敵事，與錫九所談同。
二月十九日，吳清卿退至石山，與宋議不合，劉、王及袁道、胡臬群起指摘之。
按：劉者劉坤一、王者王文韶，袁道為袁世凱，胡臬則直隸按察使胡燏芬，前敵負責的將帥，盡在於此，群起指摘吳大澂，可知其過失之深重。但撤吳大澂幫辦後，命來京聽勘，至二月底定處分。同龢日記二月廿九日記：
見起三刻，論宋、吳議處事。上意，吳大澂舍安就難，尚勇往；部議降三級調，命與宋慶均改革留。
此即翁同龢弄權的明證，日記故意記為「上意」。按：官吏處分，就字面看「革留」較「降調」為重，其實不然。「革留」者「革職留任」，只要遇有勞績，或者恭逢慶典，立刻可以「開去處分」；「降調」就要打掉十幾年的資歷。如吳大澂降三級調用，巡撫為從二品，例加兵部侍郎銜，則為正二品，降三級而成為從三品，內調只能當光祿寺、太僕寺卿；外轉則降為鹽運使，仍需循資漸升，一來一往，未到原來的品級，恐怕吳大澂不死亦該告老了。
因此，他由降調改為革留，是翁同龢幫了他一個大忙。三月初款服出都，回任去也。而言官嚴劾，詞及同龢，說他袒庇欺矇，「其詞甚厲」。
又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亦有記吳之事，可見當時對吳的觀感。
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號為清末「四大日記」之一，前後四十八年，按日記錄，偶有間斷，亦必撮舒其間大事補書。遺命「因有臧否時人，規誨親故之詞，勿以全稿示人」。所以現行節本，已大加刪落。但記吳大澂，雖只一兩語，可以想見原稿必有長篇大論的「臧否」。如：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廿二，聞愙齋以電致政府，剋期戰勝，驚蟄前可以肅清海（城）蓋（平）。怖其言河漢而無極。
其時官軍水陸兩途，皆已一敗塗地，而是年驚蟄為二月初十，不及一月可以肅清入侵之敵，此種夢囈式的大話，自然可笑。而以前敵將帥說這樣的大話，真是所謂「近呆」，以呆子典重兵，豈不可怕？葉昌熾下一「怖」字，刻畫觀感，入骨三分。
吳大澂的誇大狂，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王壬秋的《遊仙詩》，固已備至譏刺，另有一副諧聯，更為膾炙人口：「翁同龢三次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上聯的典故，即為當時之事，翁同龢養了兩隻白鶴，樊籬不固，飛去一隻。翁同龢親自寫了賞格，貼在正陽門門洞內。賞格前面，大書「訪鶴」二字。三貼而三為人揭去，因為他的顏字是有名的。翁同龢有此一段「訪鶴」韻事，這與吳大澂的「吹牛」成為絕對。但此聯所諷刺的，實為翁同龢，其時何時？國家重臣而有此閒情逸緻，是何心肝？
又，同年九月初五日記：
愙齋奉旨開缺回籍，當局者迷，可為太息。
按：吳大澂回任湘撫，外間嘖有煩言，至閏五月終於去職。他的處分是「革職留任」，此時任既不留，即是無職可革。照道理上說，應該另有安置，因而去任只是免職內召，聽候任用。
事實上是翁同龢幫他的忙，保全他的面子。吳大澂之荒唐，以及朝廷及士林的不滿，再無復用的可能，是翁同龢所深知的，只看他的日記中，此後再不提吳大澂的功名，只看翁於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所記：「得吳愙齋函，告其弟誼卿之喪，而尚思出山。」可知翁同龢對吳大澂的想法。
但吳大澂不但喜說大話，亦無自知之明，如果見機而作，自請歸田，或許有溫諭慰答，在地方上不失為大紳士；只為戀戀猶思起用，以致有奉旨開缺回籍之旨，是被攆出京師，與革職無異。
陳右銘之得由直隸藩司升為湖南巡撫，一半得力於右銘父子在甲午、乙未之際，聲華日上，各方皆有好感，而榮祿正在秘密攬權，物色人才，故而得以脫穎而出；一半是機緣湊巧，江西巡撫德馨出事，恰好空出來一個缺，可以位置。
先談榮祿。此人的政治手腕，高人一等。而現代史學者每多忽略，論榮祿的生平，輒自戊戌政變開始，以為頤和園告密為榮祿得以大用的關鍵。其實不然！我研究清末政局的第一手資料，愈來愈了解，乙未以後的朝局，漸歸於榮祿秘密控制，而榮祿則受密命於慈禧太后，布置羽翼，以奪帝之權為最後目標。
甲午、乙未之間，政壇上有三大勢力：李鴻章一派，掌握軍機、外交權；翁同龢一派，以帝師之尊，得清流擁護，最為觸目；孫毓汶一派，內則盤踞軍機處，外則聯絡李鴻章，招權納賄，無惡不作，標準的官僚派。
及至甲午戰起，榮祿推波助瀾，使翁、李兩派發生嚴重衝突，結果李鴻章跟淮軍一樣，一敗塗地。榮祿乘機收北洋兵權，但自己不出面，卻抬出有名圓滑而不致被翁同龢所反對的王文韶，署理直督。王、榮關係之深，只看庚子之亂，載漪、剛毅幾次要殺王文韶，都由榮祿力保才得免禍這一點上看出來。
等和議既定，李鴻章兵權雖被剝奪，但洋務則李鴻章自以為舍我莫屬，輿論亦以為壇坫折衝不可不推李鴻章。榮祿深知李鴻章遲早必入總署，拒之不可，唯有找人來抵制他。所以六月間，由慈禧太后叮囑皇帝，以翁同龢、李鴻藻值總署。等李鴻章到京，當日有旨「留京入閣辦事」，王文韶實授直督。李鴻章挨了一悶棍，猶以為是翁同龢排擠，殊不知實為榮祿的操縱。
接著便是利用清流痛惡孫毓汶，以及翁同龢與孫毓汶面和心不和的矛盾，很自然地激動了德宗的肝火，將孫毓汶逐出軍機與總署。
對付翁同龢，又是一套手法。榮祿陽尊而陰抑，多方為翁樹敵。他一方面以步軍統領而兼兵部尚書，排去孫毓汶，引徐郙為助，暗收兵權；一方面在各省部署，而陳右銘由於王文韶的保薦，暗中已成榮祿夾袋中的人物，以他的條件，出任封疆，遲早間事。
陳右銘的三個條件是什麼？第一是本人的才幹。榮祿部署羽翼，不是去替他搞錢，是要辦事，當然非人才不可。
第二個條件是，必須與李鴻章不一路，而又有決心擺脫李鴻章的影響。因為李鴻章在北洋多年，既辦軍務，又辦洋務，與各省都有牽連。若非如此，即任封疆，亦難有所作為。
第三個條件是，須翁同龢不反對。翁在當時朝局中的影響，成事固不甚足，敗事卻綽綽有餘，因為只要在召見軍機以前，與德宗「立談數語」，便可否定成議。而翁對陳右銘是頗有好感的。
陳右銘的條件雖已具備，得任湖南巡撫，卻是偶然之事。其時出缺的是江西巡撫，此人叫德馨，字靜山，旗人。《近代名人小傳》記：
馨以浙江臬司受知彭玉麟，薦擢江西巡撫，廣通賄賂，畜家伶，其衣飾皆屬吏所獻。壽日，適日侵遼左而馨不顧，以兵輪載滬上優伶至南昌演劇匝月，所收貨貝珍異值五十萬，為台諫所劾，張之洞察覆得實，德宗將戍之軍台，賴世鐸救，僅褫職。
沃丘仲子所記，大致正確。稍有未諦者，德馨非受知於彭玉麟。彭玉麟清剛廉直，決不會欣賞德馨其人。
德馨所受知者，是中法戰爭時代的閩浙總督左宗棠。當時德馨任浙江藩司，而與左宗棠關係極深的「財神」胡雪岩出了事，引起金融上極大的震動。德馨與胡交好，多方為之設法，予以方便，為此而忤浙江巡撫劉秉章亦不顧。左宗棠以此淵源，力薦德馨任江西巡撫。他有一女，絕色，光緒十四年德宗立後時，是「入圍」者之一，後因有人言德馨家教不好，其女放誕，才「撂牌子」的。
德馨之獲罪，是為德宗所深惡。但翁同龢必定力贊，殆無疑義。且先看他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的日記：
晴而有雲氣，熱甚。早入無事，卯初見起（不及一刻，電一），卯正上諸皇太后前行禮，辰初御乾清宮受賀，辰正入座聽戲。余等見起後仍還直房，比入已伺候矣，徘徊門上，行禮畢即詣保泰門。是日仍攜酒肴款同直，並邀張青翁，酉初二刻散，凡三十七刻。蟒袍補褂，羅胎帽，紅朝珠。帶聽戲二兩，殿上二兩，茶房二兩，南書房四兩，奏事處二兩，懋勤殿六兩，堂蘇二兩，上書房八千，戲單八千，以上均交南書房朱他二達。壽膳房十七兩，交崇星階。如意二兩，懋勤殿四兩，以上交任姓內監。賞匠役鄭姓二兩，面交，盤賞二兩（交徐蘇拉領盤時交）。
以下談清朝宮內演戲的制度：
本朝不設教坊雜伎，其領於內務府者，曰「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時的製法曰，詞臣等撰進，如張得天輩曾秉筆焉。嘉慶時有蘇揚人投身入內者，往往得厚賞，至道光時一概屏絕，昇平署遂封禁矣。咸豐季年中官看戲者頗多，亦嘗傳民間戲班在內供應。同治時稍開禁，至光緒十七八年而大盛，閭巷歌謳，村社諧笑，亦編入曲，而各戲班排日承應，其教曲者支月糧賞頂戴，戶部有籍可稽者數十人。其始廷臣聽戲無外班，近年則專用外班，內官所演，不過數出典重吉祥舊花樣而已，即如此二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識此以見風氣推移之速。
語氣中頗有微詞。因為翁同龢對慈禧好聽戲，以及王公大臣以此為獻媚固寵的手段，久已鄙夷不滿。至於德宗，從幼為慈禧太后所撫養，但與他的堂兄穆宗相反，從未受到這方面的濡染，相反卻頗與「翁師傅」的性情相似，不好聲色，尤視聽戲為苦事。其因有二：
第一，侍太后觀劇，難得賞坐，往往一站幾個時辰，深以為苦。
第二，德宗從小怕聲音，小時怕打雷，慈禧曾面述於群臣。成人則畏金屬之聲，大鑼大鼓，每致怔忡。自戊戌政變以後，患高度神經衰弱，聞金屬之聲可以遺泄，此見於曾為德宗脈診的醫生所記載。
德宗對戲之所惡如此。而乙未年間兵敗如山，迫訂城下之盟，開數百年來割地求和之辱。德宗痛心疾首，幾無生人之趣。而德馨身任封疆，竟於此時而有此行為，何怪德宗震怒。當然，翁同龢亦必對德馨不滿，而在嚴譴一事上是影響了德宗的。
江西巡撫出缺，不能調陳右銘升任，這因為也有二：
第一，陳右銘江西人，本地人不能做本地的地方官，是一直不可破的禁例。
第二，湖廣總督張之洞即將回任。其時湖南巡撫德壽乃一庸才，無法對付，以陳右銘的才幹，庶幾督撫可望和衷共濟。因此以德壽調江西，而以陳右銘補德壽遺缺。
以陳右銘巡撫湖南，還有一個絕大的作用是，當時朝中除了極少數的頑固分子，如徐桐、崇綺之流以外，都深深感覺到，非講新學，重洋務，不足以匡世濟時。督撫中，則張之洞是講新學的巨頭，但湖廣總督所轄的湖南，則以守舊聞名。倘或要在湖南破舊立新，非本人見識超卓，而舊學根底及政治手腕，兩皆可以令人折服者不可。用陳右銘，即認為他能配合張之洞的想法、做法，能在湖南攻破守舊分子的堡壘。
在此以前，湖南已有了一個講新學的先鋒，即湖南學政江標。他是葉昌熾的學生，亦為同年，昌熾的《藏書紀事詩》七卷，以江標為殿，記其生平，頗為真切：
元和江建霞太史名標，號師鄦，又自署笘誃。天姿英梧，妙解文章，與兄霄緯觀察，有雙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間，同客嶺嶠。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與余同入翰林。視學楚南，未報命，以病卒，年未四十。
建霞童時讀書外家……家本寒素，不善治生，起居服御，如豪貴家，屢諷之而不能改也……崔駰以不樂損年，范滂以清流被錮。其命矣夫。
文中深致惋惜。又《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記：
邸鈔：四品京堂江標革職嚴管。靈鶼目動而言肆，趾高而氣揚，早知其有今日。
江標的書齋名靈鶼閣，戊戌被禍，亦以其為新黨。又廿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聞建霞噩耗，嗚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殘怚抑，至於不永其年，良可痛惜……善化俞同年談建霞督湘學，臨行與葉煥彬交鬨，幾成笑柄，不滿於葉。而雲建霞在湘，士論有去思，皆平情之論也。
江標提督湖南學政，在甲午冬天，據說他出都赴任時，即有人向他警告：「湘人以守舊聞天下，蒞湖時，不可言時務，不然且立蹶。」但江標不顧，蒞任後，唐才常請在瀏陽立算學館，稟帖一上，江標即「札飭瀏陽知縣，將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准其立案」。因此為守舊派所惡。
當時湖南守舊派的領袖自然是二王——王湘綺與以纂《東華錄》著名的王先謙。此外則有「葉麻子」，名德輝，亦即與江標交鬨的葉煥彬。葉雖為守舊派，但頗為王壬秋所輕。
如《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記：
葉麻子來，躁妄殊甚。湘潭派無此村野童生派也。
相反的，王壬秋對江標則頗有好感。這是因為他的《說文》及金石牌版之學，確非泛泛，為湘綺樓中可共清談之人之故。
因此，陳右銘在湖南倡新學、行新政，不患無助手。先有江標，後有黃遵憲。同時在湖北的陳散原，亦力贊其父，為之物色人才。兩湖書院的高才生唐才常及譚嗣同，得為陳右銘看重，半由散原的進言。
學政是差使，非缺分，定製三年一任，任滿回京復命。葉昌熾說他「視學楚南，未報命，以病卒」，所記有誤。江標的湖南學政是做滿了的，光緒廿三年八月任滿回京，繼江督湖南學政者為徐仁鑄。其時譚嗣同在南京，聞言函賀徐仁鑄，提到右銘與江標在湖南的成就：
兩年間所興創，若電線、若輪船、若礦務、若銀元、若鑄錢、若銀行、若官錢局、若旬報館、若日報館、若校經堂學會、若輿地學會、若方言學會、若時務學堂、若武備學堂、若化學堂、若藏書樓、若刊行西書、若機器製造公司、若電燈公司、若火柴公司、若煤油公司、若種桑公社，農礦工商之業，不一而足。
諸新啟中，又推《湘學報》之權力為最大。蓋方今之急務，在興民權，欲開民權，在開民智。《湘學報》實巨聲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論處處注射民權，尤覺難能可貴。主筆者，為同縣唐紱丞拔貢才常，嗣同同學，刎頸交也。其品學才氣，一時無兩。使節抵湘，企自知之，要皆江學政主持風會之效也。
《湘學報》的正式名稱叫作《湘學新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例言」中將此報的宗旨說得很明白，專門講究實學，「不談朝政，不議官常」，文字區別六門：「史學、掌故之學、輿地之學、算學、商學、交涉之學。」並特別聲明：「本報不列經學專門者，以近來經解諸書，汗牛充棟，家法師法，聚訟紛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說以明孔教真派，似於時事有稗。然言之未免過激，故暫闕如。」這是因為康有為正在說「素王改制」，為守舊派目為大逆不道，有意避而不談，免惹麻煩。但基本態度上贊成康有為的說法，是灼然可見的。
就湖南而論，新舊的衝突，如外來的干涉，以我的看法是可以調和的。湖南舊派實際的首腦是王先謙，而先鋒則為葉麻子。此人或以儀表上的缺憾，形成了偏激的性格。他精於版本之學，富收藏，多著作。談版本之學，名為《書林清話》，這個題目，平實雅馴，但在平時起居生活的言行上，則近於詭譎。譬如，他的書櫥上特為標明：「老婆不借書不借。」從這一件事上，可以想見他的性格。葉麻子的行誼自有可議，譬如擁護袁世凱稱帝，又平時喜歡干預地方公事，不免有武斷鄉曲之嫌。但他的守舊反新，執持不變，正義感相當強烈，因而賈禍，較之康有為，猶不失真，比較可敬可愛。
葉麻子的殺身之禍，是一副諧聯惹出來的。當時的農民協會由共產黨所操縱，葉麻子深惡，便作了一副對聯：「農運宏開，稻粱菽麥黍稷，盡皆雜種；會場廣闊，馬牛羊雞犬豚，都是畜生。」
這副對聯，齊頭嵌「農會」二字，而罵之為「雜種」「畜生」，因而被捕遇害。
在陳右銘撫湘倡新學、行新政時，葉德輝所最痛恨的是康、梁師弟。而梁啓超當江標交卸、徐仁鑄接任學政時，應聘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因而成為葉德輝所攻的第一目標。
時務學堂是陳右銘在湘任內，重要建設之一。但不幸地竟成了戊戌政變的導火線。梁啓超自記：
丁酉秋，秉三（熊希齡）與陳右銘、江建霞、黃公度、徐研甫（仁鑄）諸公，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而啟超與唐君紱丞（才常）等同承乏講席，國內學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湖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群起擠之。新舊之哄，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御史某刺余札記全稿觸犯清廷忌諱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
在這段文章中，我有個有趣而重要的發現，在「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這句話上。
張之洞對《湘學新報》支持甚力，曾有公事，通飭所屬各道府州縣購讀。但對「素王改制」之說，始終不甚放心，江標亦曾秉承意旨，在《新報》有所訂正。但唐才常所撰的文章中，仍不時提到，張之洞就不能不出面干涉了。譚嗣同在丁酉九月初六，寫信給報人汪康年說：
湘信言，南皮強令湘學報館改正素王改制之說，自己認錯，而學使不能不從。南皮詞甚嚴厲，有揭參之意，何其苛虐湘人也！
至九月十六，張之洞又對《時務報》大加干涉。《時務報》的創辦人，多知為汪康年。此人是杭州人，有名的藏書家汪氏振綺堂主人汪憲之後。但最初的發起者共有五人，黃遵憲、梁啓超都在內，黃並「首捐千金為倡」。此報創辦於光緒二十年丙申七月，以梁啓超為主筆。十日發行一冊，至第四十冊，出了毛病。其時黃遵憲正當湖南臬司，所以張之洞的電報，雖致巡撫，但亦兼致黃遵憲。
這一冊中有一篇梁啓超的文章，名為《知恥學會敘》，秉筆直書，毫無種族及君上的顧忌，張之洞除了指摘「謬誤」以外，亦有懇切的告誡：
若經言官指摘，恐有不測，《時務報》從此禁絕矣！報館為今日開風氣、廣見聞、通經濟之要端，不可不極力匡救維持，望速告湘省送報之人，此冊千萬勿送。湘鄂兩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閱看，今報中忽有此等干名犯義之語，地方大吏亦與有責焉，似不能不速籌一補救之法。尊意有何良策？祈速示。
平心而論，張之洞不失為有心人，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折中古今新舊中外，不失為穩健的救時良策。因為體、用之間，亦不是純然不變的。堅甲利兵，固只是為用，但對西學浸染漸深，悉其義蘊，如嚴復、辜鴻銘等人之書得以大行，助科學精神能夠植根，西學亦不止於「為用」，而為「體」的一部分了。無奈當時新學家操之過急，乃有戊戌政變的不幸結果。
就史論史，康有為的品格，倘如清初大儒之醇，不是以學為術，志在名利，於講學問之中大弄手段，形成浮躁囂張、令人側目的風氣，而在疆吏之中，由張之洞、陳寶箴乃至劉坤一等人，以開風氣、啟民智為遂行新政的基礎工作，循序漸進，則帝後兩宮之爭，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
如眾所知，康有為、梁啓超是保皇黨，狹義的目標是保光緒、反慈禧，最終的目的是君主立憲。戊戌政變以後，雖有康有為偽造的衣帶詔，說奉光緒密令，起勤王之師，在此以前，一直主張用和平的手段改革。但在時務學堂時期，梁啓超卻自道「方醉心民權革命」，是以流血的手段，推翻君主專制政體，成立共和政權，此與康、梁的主張大相徑庭，亦是革命黨始終認為保皇黨為必須掃除的障礙之癥結所在。
梁啓超不但醉心「民權革命」，「抑且有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見梁啓超民國元年報界歡迎會演說辭）。既有種族之感，則滿族為被推翻的對象，何有益於「保皇」？
今按狄楚青《任公先生事略》記：
任公於丁酉冬月將往湖南任時務學堂，時與同人等商進行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當時任公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
第二、第四兩種主張，即「急進法」與「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梁啓超的態度是最明顯不過的。
狄楚青又接上引續記：
其時南海（康有為）聞任公之將往湘也，亦來滬商教育之方針。南海沉吟數日，對於宗旨亦無異詞。所以同行之教員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於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請於南皮，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
時務學堂原用的課本，收回以後，由梁啓超帶往日本，在橫濱大同學校交給麥孺博，以後不知去向。如果這些課本能留到現在，可以徹底明了梁啓超主持時務學堂的方針何在。照我的判斷，時務學堂在造就一批能夠發動武力革命的幹部，而初期的教育目標，則以培養同仇敵愾的精神為主。
總之，梁啓超在戊戌政變以前，他的想法、做法與革命黨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並無本質上的異同。何以未能參加同盟會，而為保皇黨效死勿去？是康有為的緣故，還是革命黨未能設法爭取到這樣的人才，反形成對壘之勢，自己抵消減弱推翻滿清的力量，確是研究國民革命史者一個值得下功夫的問題。
梁啓超在時務學堂不過四五個月，第二年，亦即光緒廿四年戊戌，他在正月里生了一場大病，二月間入京，未半年即有戊戌政變。
談戊戌政變者，常注重於「六君子」及康、梁師弟。細按當時事實，有湖南粲然可觀，可與日本明治維新時薩摩、長門兩藩設施相比的湖南新政，才能鼓動德宗及朝中有志之士力贊維新。只以操之過急，乃有一敗塗地的政變。是故就此一樁近代史的大公案而言，陳右銘實為關鍵性人物，而陳散原襄贊其父，則為幕後的關鍵人物。
戊戌政變，湖南及湖南籍的官員，獲罪者最多。以湖南的官員來說，計有：
陳寶箴，江西省人，湖南巡撫，力行新政，開湖南全省學堂，設警察署，開南學會，開礦，行內河輪船，興全省工藝，勇猛精銳，在湖南一年有餘，全省移風。光緒帝屢詔嘉獎，特為倚用，欲召入政府。政變後革職，永不敘用。
徐仁鑄，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以實學課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風，政變後革職，永不敘用。上書，請代父下獄。
江標，江蘇省人，舊任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力行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七月，超擢以四品卿候補，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政變後革職，永不敘用，圈禁於家。
黃遵憲，廣東省人，在上海創設《時務報》，舊任湖南按察使，與陳寶箴力行新政，督理學堂，開辦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政變後免官逮捕。
至於陳散原，雖未服官，仍有吏部主事的官職，上諭上說他「招引奸邪」，所得的處分是革職永不敘用，圈禁於家。《湘綺樓日記》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追記云：
陳右銘革職時，或為聯譏其子三立曰「不自殞滅，禍延顯考」云云，一若明以來四百年俗套訃文，專為此用，亦絕世奇文也。
於此足見陳右銘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獲致的成就，出於散原的影響力者，關係甚大。
由於陳右銘在湖南當候補道多年，所以散原與湘中名士，多半相識。及至以「撫台大少爺」的身份出現在湖南，散家財結客，加以詩文造詣極高，「公子」之目由此而起。賓客中有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廣鈞字重伯，紀鴻之子，光緒十五年己丑翰林，有詩記當時的盛況：
一別湘州事勢新，其間歲月頗嶙峋。前輩將才余幾個，義寧孤立古君臣。我時謁告游巡署，日接黃（遵憲）梁（啟超）一輩人。健者譚（嗣同）唐（才常）時抵掌，論斤麻菌煮銀麟。廖（樹蘅）梁（煥奎）詩伯兼攻卝，一洗騷人萬古貧。沅水黃（忠浩）熊（希齡）來應夢，雙珠（萼生、鞠生）鹽鏡佐經綸。中丞東閣貪賓客，公子西園賞好春。楚士英英參入彀，十梅禮絕平原賓。蘭亭醉本搜辛亥，只欠人間一陸雲。
卝為古文「礦」字，《周禮》有「卝人」，職司是「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以詩人而開礦，故謂之為「一洗騷人萬古貧」。由「論斤麻菌煮銀麟」之句，可見門下之眾，幕府之盛。至於熊希齡，則為後起的名士，其時方點翰林，與張謇同榜，但風頭已很健。章士釗亦有詩，記彼時湖南的士習學風，而歸美於陳右銘：
戊戌初政變，湖南首有功。經始時務堂，厥在丁酉冬，義寧為中丞，元和士所宗。湘雋誰舉首？嶽嶽鳳凰熊。榜書食蛤蜊，三君坐齋中，諸生就廳事，管墨爭斫聾，吾年十六耳，伸紙走蛇龍。時見絳袍者，凝意瞰諸童。蔡生名艮寅，攝影肩相從，與吾校一歲，弱亦將毋同。炳寰文炳然，氣度尤和雍；陳公激相識，特假詞色隆。時余方病瘧，細瘦如秋蟲。程令重軀幹，乃蹈孫山空。新會乍入湘，學邦爭迎逢；祠堂一夕宴，裘帶殊從容。明年開新黌，綜持攜巨公，汝南一登呼，萬籟若應鐘。吾不入梁門，勢迫非由衷，題名赫然在，再覽神為恫。爾時數湘政，警保堪追崇，嘉應黃公度，智略翻在胸，會友號「南學」，房虛遞始終。鹿門皮先生，致用經早通；湘報羅群言，民氣何蓬蓬？瀏陽兩奇傑，一掃浮雲空。延年不纏足，載筆賅才洪，新聞此嚆矢，語語明模忠。
這首詩的開首一段，即言章士釗就讀時務學堂的情形，「義寧」指陳右銘，「元和」指江建霞，而「鳳凰熊」則以熊希齡籍隸湖南鳳凰廳。「榜書食蛤蜊」意指明明是研習時務，偏偏有「莫談國事，且食蛤蜊」以遮人耳目的表示；「三君」即指陳、江、熊，由此可知時務學堂為當道之重視；「絳袍者」亦指江建霞。
「蔡生名艮寅」即是鼎鼎大名、一代人傑的蔡松坡，而陳右銘所激賞的「炳寰」，即唐才常自立軍起義、死於漢口的李炳寰。
以下談「警保」，為黃公度的嘉猷；「會友號南學」即指「南學會」，為譚嗣同所發起，已在梁啓超去京以後。譚本擬將「南學會」化為論政的議會，但以公開演講民權，頗遭舊派的攻擊，未幾京中另有維新的局面，「南學會」的活動漸形停頓。「鹿門皮先生」則指皮錫瑞，是一位經學足堪與王先謙匹敵而思想進步的湖南學者。
在這期間，陳散原卻持異議，他不喜歡康、梁師弟及唐才常，適正表現了他詩人的性情，溫柔敦厚，而康、梁、唐的言論都不免過激，所以有格格不入之勢。嚴格而言，散原的思想要比他父親保守些，主張行新政，有惠政，逐步改革，臻於郅治，是故「不自隕滅，禍延顯考」的調侃，不免失實。
右銘罷官，未歸義寧，築室南昌西山。西山一名南昌山，在南昌章江門外三十里，高二千丈，周三百里，道家以此山為第二洞天。《水經注》謂此山即古「散原山」，三立別字散原，本此。
右銘隱於西山，本意死後即埋骨此處；其夫人先葬，穴左預留生壙。築廬以居，名曰「崝廬」。散原有《崝廬記》：
西山……其最高峰曰蕭壇，下粉羅諸峰，隆伏綿綴，止為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墓旁築屋，前後各三楹，雜屋若干楹，施樓其上為遊廊，與母墓相望，取青山字相併屬之義，名崝廬。
崝廬落成於光緒二十五年四月，陳右銘在這裡只度過極短的餘年。散原記述：
吾父既大樂其山水雲物，歲時常留崝廬不忍去，益環屋為女牆，雜植梅竹……之屬，又辟小坎種荷、蓄儵魚，有鶴二、犬貓各二、驢一。樓軒窗之面當西山，若列屏，若張圖畫……吾父淡盪哦對其中，忘饑渴焉。嗚呼！孰意天重罰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樂，葬母僅歲余，又幾葬吾父於是邪？
其時正逢庚子拳匪之亂，此為戊戌政變直接產生的不良後果。京朝士大夫所受的荼毒，遠過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燒圓明園之役。當時右銘會試下第，留京未返，在酒樓遙望海淀火起，痛哭失聲，於是與易實甫的尊人，回湖南從戎，用心在攘外必先安內，打的是「長毛」，而意在「洋鬼子」。三十餘年以後，在湖南巡撫任上，遇到德軍侵膠州灣，遂致旅大為俄所占，陳右銘亦曾痛哭一次，此老真是性情中人。
散原居喪，反倒逃過一場浩劫。贊成新政的朝士，免於戊戌之禍，不能免於庚子之厄。但戊戌被禍而不死者，反有塞翁失馬之感。如陳右銘父子、徐子靜父子等等，倘在庚子年而又為京官，必然犯顏力諫，則在端王載漪、剛毅、徐桐等人的倒行逆施之下，必不能免其荼毒，不為袁昶、許景澄之續者，幾希。
至於國之大老，如翁同龢在戊戌政變中，就後黨來看，實為罪魁禍首，因為德宗之全力推行新政，實出於翁同龢的啟發，而「定國是」一詔，正式揭開百日維新的第一頁，即出於翁的手筆。如在庚子年，必與徐用儀同科。當時王文韶亦因徐桐的彈劾，慈禧太后已下了決心要殺王文韶，幸虧榮祿磕頭如搗蒜，力救始免。當召見論及徐桐的奏劾時，王文韶本人亦在，太后的疾言厲色，榮祿的哀詞求情，王文韶以重聽之故，渾然不曉，退出殿庭，榮祿汗透重衣，面無人色，問起奏對何事，榮祿據實以告，王文韶才知道糊裡糊塗闖過了生死關頭。朝廷有如此可笑之事，可以想見當時的人才了。
徐用儀被殺，王文韶死裡逃生，倘是翁同龢在朝，可斷其必不免者。因為榮祿與翁同龢不和。我以前談過，翁之被逐，是榮祿一手安排的，如果翁同龢被劾，榮祿是否肯出死力相救，大成疑問。而其時翁如在朝，則必被劾，亦可斷言，因為徐桐心忌翁同龢已久。而剛毅本為翁同龢在刑部的僚屬，其後援引入樞，只以翁同龢對剛毅的語氣間不甚客氣，又說過他欠讀書，讀白字，剛毅懷恨在心，竟爾恩將仇報，助榮排翁，此時當然亦有殺之而後快之心。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張蔭桓。戊戌被禍，遣戍新疆，在起解途中，張猶不時顧慮，怕有後命，每每向人做以手砍項的手勢問說：「我不會這樣子吧？」哪知不死於戊戌，竟死於庚子。
庚子年六月初七，突傳上諭，將遣戍新疆之張蔭桓正法，原因何在，迄今不明。《清朝野史大觀》收《都門紀變百詠》，有一首云：
巨億償金昔款倭，就中漁利善張羅，一朝授首邊塵外，帶到泉台有幾多？（下註：六月初七日諭斬廢員張蔭桓於新疆戍所，因甲午之役，張曾經手賠款者也。）
以此為張蔭桓的死因，殊未得真相。或謂，張於戍所上書，力言不可開罪各國。而其時政出兩歧，就在六月初七有絕不相同的兩舉措，一方面命粵督李鴻章迅速來京，以便議和，並致俄、英、日、美、法、德國書，請為調停；一方面又命各省將軍督撫戮力同心，共扶大局，務將「和」之一字先行解除於胸中。載漪、剛毅等輩，不能阻慈禧聽榮祿之言，召李鴻章入京，而深恐張蔭桓之言得用，做李鴻章的助手，則主和的勢力將不可敵，所以活動李蓮英及內務府大臣等，媒孽其間，激慈禧之怒，而有此「亂命」。以我的了解，張蔭桓之被禍，主要原因是得罪了李蓮英及內務府。而此得罪又幾乎是不解之仇，因為德國的亨利親王來華，覲見招待，由張蔭桓一手包辦，樂壽堂見慈禧太后，立而不坐。據翁同龢日記：「此屢經辯論始定，慶邸之力。」見帝於玉瀾堂則賜坐。又在南配殿招待酒食，德宗親至慰勞，贈寶星。下午兩點，慶王宴亨利親王於承澤園，用「洋菜」，是張蔭桓的廚子辦席，「一切傢伙皆梁誠經理」「宴時用洋樂」。向來此類差使皆歸內務府，一宴之費，可以開至數十萬銀子，今由張蔭桓包攬了去，內務府的財路將有斷絕之厄，豈有不恨之切骨之理。
張蔭桓承辦這個差使，實在很不智。因為不僅太監與內務，管洋務的慶王與翁同龢對他亦深為不滿。翁與亨利的隨員、侍從，幾次發生衝突。讀翁同龢是年閏三月廿五日記，情景如見；其中有一段，「德兵見上至三舉槍、擊銅鼓，帶兵者拔刀禹步，以為致敬。上立視，諭云：兵皆精壯，甚可觀。」德國儀仗隊指揮官走正步，翁同龢比之為道士作法的「禹步」，妙不可言。而其時中朝大老的孤陋寡聞，亦可想見。
庚子次年辛丑議和，拳匪之禍，作一結束。散原詩集即始於是年。第一首是七律，題目叫作《書感》：
八駿西遊間劫灰，關河中斷有餘哀。更聞謝敵誅晁錯，盡覺求賢始郭隗；補袞經綸留草昧，干霄芽櫱滿蒿萊。飄零舊巢堂前燕，猶盼花時啄蕊回。
《散原精舍詩》采編年的體例，其下第五首題為《人日》，則此詩必作於辛丑正月初七以前，甚至很可能是元旦試筆。起首用《穆天子傳》的典，指兩宮西狩而心注劫後京畿。其時和約雖有成議，但除京城以外，德軍占紫荊關，天津亦為聯軍盤踞，東北則由俄獨占，此即第二句所謂「關河中斷有餘哀」。
「更聞謝敵誅晁錯」，驟看似乎為懲辦庚子禍首呼冤。其時在京的奕劻、李鴻章電奏西安行在，請處英年、趙舒翹以死罪，否則聯軍統帥瓦德西立即率師西進。庚子禍首中，趙舒翹比諸剛毅等人自為賢者，而且死得也有點冤枉，但比之於晁錯則擬於不倫。散原詩律嚴謹，自然不會濫用此典。
細心推究，此「敵」不是指外敵，而是指朝中的政敵。《史記·晁錯傳》：
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七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吳楚七國果反。
申屠嘉一派，意指阻撓改革的舊派，亦即後黨，而晁錯所象徵的意義極其豐富，戊戌、庚子兩次被戮諸君子，甚至包括翁同龢在內，都可視之為晁錯。因為主張殺「六君子」與「三忠」者，皆盡為了論國是、爭原則，或則「心弗便」，或則修私怨。如「六君子」中，「四京卿」已侵軍機之權，在百日維新期間，成為發號施令、事實上的中樞，則榮祿、剛毅，豈有不欲殺之理？
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至於庚子被禍五大臣，立山是因為與載漪之弟載瀾為西城口袋底一名妓爭風不敵，必欲置之死地，慈禧太后想赦之而不可。徐用儀亦曾由榮祿力保，無必死之理；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此人為徐桐所深惡，以致老命不保。
徐用儀之死，作為戀棧者的警惕。他是浙江海鹽人，字小雲，在軍機處倚附孫毓汶，兼值總理衙門，做孫在洋務方面的耳目與顧問，一向圓通，人緣不壞。不幸的是他的本缺是吏部侍郎，而大學士管部，徐桐恰好管的是吏部。由於徐用儀兼值總署，而徐桐與「洋」字似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早就對他痛恨不止了。
有一天，徐用儀上朝，看到徐桐進宮遞折，便問他對奏的內容，徐桐答說：「無他，不過春秋責備賢者而已。」不久，徐用儀即奉旨退出軍機，是即徐桐一彈章之力。徐用儀為此鬱鬱不樂。
其時徐用儀年已七十，他的兒女親家、「翰林四諫」之一的黃體芳，從浙江瑞安原籍寄了一封信給他，重重封緘，拆除一看，是一張宣紙，上書「水竹居」三字。徐用儀在家鄉的別墅，就叫「水竹居」。很顯然的，他的親家勸他急流勇退，及早辭官。
徐用儀當然體會得此意，但不肯乞退，他說：「我當了多年的侍郎，總得扶一扶正再辭官，也不枉了數十年辛苦。」後來果然如願以償，升了兵部尚書。哪知不到兩月即有殺身之禍。郭則沄《庚子詩鑒》中有一首專詠此事：
何事同根厄兩賢，一生空抱智珠圓。
履聲盼到尚書省，卻負鄉居水竹緣。
徐桐是漢軍，但「五百年前同一家」，畢竟都姓徐，所以謂之「同根」。
許景澄是浙江嘉興人，榜名許癸身。筆者曾祖父是「身」字輩，所以世交中有誤認景澄為筆者族中長輩者，其實同姓不宗。許景澄與袁昶都死得極漂亮。袁昶臨刑時猶不免向監斬的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長子）作負氣語，許景澄則真是從容就義，翻開一部二十四史，像他這樣視非命而死，「浩然如遠遊之還鄉」者，我敢打賭，找不出十個。
然而許景澄亦可不死，是德宗無意間害了他。當廷議和戰大計時，由於殿小人多，許景澄正好跪在御座旁邊。當議激烈之時，德宗忽然下座拉住許景澄的手大哭。這個舉動，極為慈禧太后所厭惡，所以雖有慶王、榮祿相救亦終不能挽回。
聯元死得也有些冤枉。他本是蒙古狀元崇綺的門生，平時只是袖手談心性之流。後來受了他女婿的影響，思想始開通。他的女婿就是寶廷的長子。
伯茀名壽富，其弟名富壽，字仲茀。聯元受女婿的影響，由談理學而談洋務，並值總署，不但崇綺目之為不肖門生，載漪之流，更斥之為「八旗漢奸」，有此成見亘於胸中，自非死不可。又一說：廷議和戰時，聯元力言不可，謂如外國公使被害，他日洋兵入城會殺得「雞犬不留」。載漪大怒，指控聯元去過使館，有二心。慈禧太后震怒，因而被誅。廟堂之上，用「雞犬不留」成語，自然是失態，但究系語言小節，竟爾殞身，自然太冤枉了。
壽富雖通達，但立身不苟，聯軍入城，與弟同時殉節。《庚子詩鑒》有一首：
福山抗節重儒冠，忠憤懷沙有二難。
併入南皮璘笛淚，浙濤余感並汛瀾。
福山指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山東福山人，為當時大名士之一；「二難」「浙濤」皆有所指。詩下自注云：
福山王文敏，以祭酒為京師團練大臣，城破，死事甚烈。都人即其故居為祠。又與滿祭酒熙元附祀國子監韓文公祠，張文襄詩所謂「巍然十鼓兩司成」也。
又宗室伯茀庶常壽富、仲茀筆政富壽，俱竹坡侍郎子，以通時務是朝貴所嫉。城陷，洋兵掠其居，兄弟同飲藥，不死；又投繯以卒。文襄夙與竹坡厚，亦寄金料理其喪。
「浙濤」謂袁、許二公，皆文襄典試浙江所得士，於其罹難，尤痛惜之。
在散原之意，戊戌庚子死難之臣，皆如晁錯。而以郭隗作對，真不失忠愛之心，溫柔之旨。燕昭王於齊國破燕以後即位，勵精圖治，問求賢之計於郭隗，於是四方賢士，相繼歸燕。樂毅即為客卿，終於大破齊國，得以報仇雪恥。辛丑年兩宮在西安行在，迭電督撫保薦人才，頗有求治之意。散原對此頗表樂觀，但「盡覺求賢始郭隗」，意謂求賢不如從眼前諸臣，擇賢拔擢。以下乃引起「草昧」「蒿萊」，章法不凡。
此詩第二聯「補袞經綸留草昧，干霄芽櫱滿蒿萊」，並非牢騷，而是樂觀的展望。「補袞」指拾遺補缺，為君上諫勸而言，而此處的「補袞經綸留草昧」，以我的看法，實指當時的報紙而言，直言不必詔求，報紙上的評論，便是廟堂所無的經綸。
下句「芽櫱」何能「干霄」？此當征「始生櫱」之典。《漢書·枚乘傳》：「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櫱。」十圍之木，自是干霄之材，故知「干霄芽櫱滿蒿萊」為樂觀的展望；須知浩劫之餘，蒿萊滿地，但其中正多可成良材的芽櫱。由此引申，包含兩種看法：第一，注重人才的培養；第二，若除蒿萊，須留意勿傷及芽櫱。詞婉意摯，真是忠言。
結語「飄零舊巢堂前燕，猶盼花時啄蕊回」，更見惓惓之忱。當聯軍破京時，朝官或則先期走避，或則臨危而遁，麻鞋萬里，間關抵達行在者，固不乏人；而飄零南北，寄食諸侯者，更是指不勝屈，皆盼早日回京，仍供舊職。當然，還有一層未說出來，而可以深喻的意思是，極盼和議一定，兩宮早日迴鑾。
散原入民國後，在遺老之列。但他本人早絕朝班，無意重入仕途，更無意做民國的官，卻不以遺老的頭銜驕人，亦不責人以不做遺老，其高處為梁星海所不及，更無論羅雪堂。可是身雖在野，猶殷盼兩宮能以燕為鑑，求賢植才，勵精圖治，於此溫柔悱惻一詩，具見本心。故知陳弢庵贈詩，「本源忠孝吾猶敬」之句，確為出自衷心、不同泛泛的應酬。
自父喪以後，散原常往來於南昌與南京之間，大致春秋總回山中掃墓，間或亦至上海。其後在南京營一新居，地當青溪。
青溪在上元縣東。玄武湖水，分脈南流，入秦淮河之處，碧水一灣，即為青溪，所以題詠詩文，輒稱「青溪一曲」。此為美人名士薈萃之處，六朝艷跡桃葉渡，固無論矣，自此而西，入於秦淮，則「舊院」韻事，至今艷稱。讀余淡心的《板橋雜記》，令人神往不已。
散原在青溪的新居，落成於辛亥年，住不數月，即有武昌起義這一震動歷史的大事件。當時江南人士逃難，大致小康之家，皆託庇於上海租界，散原全家亦不例外。不過，雖遭逢此一極大的變故，散原並非動輒稱什麼「國變」。
在上海這段日子，大約一年有餘，與遺老的文酒之會很多，詩也不少。
傳記文學社所出《談陳寅恪》一書，內有陳哲之君一文，謂「辛亥革命起，散原老人因世代仕滿，攜家眷暑避日本，先生（指寅恪）時年二十一，就讀於日本中學」。此說不知從何而來。散原辛亥年詩，行蹤確實可考，記之如下：
正月，梁星海游南京，旋迴廣州，為其嬸母稱觴，散原賦詩以贈。
二、三月間，自下關上船，過采石磯，至九江，入鄱陽湖，至南昌，三月廿六渡江回崝廬，沿途皆有詩。
四、五月間，下山仍由南昌取道九江回南京，有《荷花生日鑒園集》詩。
由六月至深秋始有詩，《滬居酬乙庵》（沈曾植），又有《集滬上酒樓》七律一首：
棲遲海角盛明從，小聚還如下食烏。
莫問亂離輕性命，只余飽死羨侏儒。
穿霄鴻雁將歸思，登俎魚蝦話舊都。
隔坐道人兼涕笑（自註：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金陵兵間至），學仙主戰一時無。
按：李梅庵即李瑞清，入民國後鬻書署名「清道人」，時任江蘇提學使，兼兩江師範學堂總辦。辛亥九月中旬，上海、蘇州、杭州，先後獨立。十六，藩司樊增祥挈家遁至上海，張勳率部入城，挾總督張人駿在北極閣督戰，與革命軍對抗。十月十二日，南京光復。則所謂「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金陵兵間至」，即在此時。
以下迭有唱酬，直至「除夜」：
亘古存殘夜，孤呻有小樓，燈扶漿擔去，埃雜海光流，
逃世吾寧及，攀天夢亦休，夷歌暖杯酒，搖入萬方愁。
「亘古存殘夜」者，可解釋為自古以來的帝制，只存辛亥除夕一夜；此與十月間《寓樓漫興》中「欲覬九幽窮怪變，何堪一擲問雌雄」皆是奇句，亦是名句。
壬子元旦即有詩，「同李道士步馳道觀游」，李道士即李梅庵，「馳道」指馬路。
元宵前有「午詒自蜀至，有詩見訊，次答一首」：
有客歸從猿鳥鄉，血斑淚點照襟涼。
早知叢棘迷珠覆，終見獰飆怒土囊。
並世更無嚴僕射，遺民欲老杜於皇。
市樓風落擎杯語，倒海難澆萬怪腸。
「午詒」即夏壽田，從端方入蜀，以鐵路風潮，端方、端錦雙雙遇難，夏壽田得脫身而歸。詩中所記，即端方遇難事。
其年十月初七又有一詩，題作「十月七日為端忠敏公殉節周一歲，同人集張園山亭設祭，賦悼一首」。忠敏為端方之諡，前一年十月初七，死於資州。詩是七律：
園隈紙閣酹杯漿，偷活賓僚聚作行。
此日更無天可問，孤軍曾費夢相望。
擠公死地關興廢，垂世遺編有耿光。
運去一身誰得惜，舊恩空寫九迴腸。
端方曾署鄂督，署江督。在武昌、在南京，招邀文士，賓朋甚盛。與祭的「偷活賓朋」中包括梁星海、易實甫、鄭太夷、樊樊山、陳仁先等。此詩警句在「擠公死地關興廢」，對瑞澂、載澤、盛宣懷深致不滿，情見乎詞，而感慨時事，不僅沉痛，七個字更概括鐵路國有化至武昌起義，多少大事，是史筆，也是大手筆。
清朝末年，親貴用事，初猶不足為大害。及至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正式實施新官制，各部院裁減堂官，不分滿漢，恰好給了親貴一個把持的機會。當時的情況是：親貴排滿人，滿人排旗人（蒙古、漢軍），旗人排漢人，有識者早知清朝氣數已盡，因為已失去漢人的支持。至張之洞一死，代表漢人中的高級知識分子與愛新覺羅皇朝關係的最後斷絕。他的絕筆詩：「末世君民自乖離」，等於預告了清祚將終。所以我寫《慈禧全傳》，以張之洞之死為結束。
到了宣統即位，載灃當攝政王，朝局更不成樣子。其時親貴中亦分三派，一派以慶王奕劻為首，比較傾向漢人；一派以載澤為首，此人在宣宗一支中，較為疏遠，但他是隆裕的妹夫，亦即是慈禧的侄女婿，以此淵源，當了度支部尚書，亦就是抓住了財權，勢力特大；再一派是肅王善耆，此君不失為親貴中的佼佼者，他是擁護德宗的，所以對康梁一黨，以及由保皇黨衍化出來的君主立憲派，頗為接近。
載澤人稱「澤公」，他跟慶王奕劻是死對頭。朝局阢隉不安，大致由這兩派摩擦而起。漢人中功名之士，亦往往依附這兩派，而適成其為水火。
辛丑以後的朝局，變化起於榮祿去世，奕劻與瞿鴻禨各樹一幟。瞿以長才清望，隱然雙承翁同龢、李鴻藻的衣缽，而為士林魁首。奕劻則內結那桐、世續，外引直督袁世凱、江督端方為之助，旗鼓相當，互不為下。但大致上瞿鴻禨頗思有一番作為，採取攻勢，而奕劻則以長保利祿為已足，採取守勢。至光緒三十年，以岑春煊的介入，引起所謂「丁未政潮」。先是瞿鴻禨策動岑春煊，未到郵傳部尚書之任，即面劾左侍郎朱寶奎，因而革職；繼而力攻奕劻，一時情勢頗為危殆。不意奕劻突出奇兵，先借廣東欽州土匪作亂一事，由袁世凱密電他的親家兩廣總督周馥，張大其詞入奏，而岑春煊能剿匪是有名的，奕劻即乘間密奏，廣東之事非岑某不能了，於是內調不過一月有餘，復又出鎮。
繼而作釜底抽薪之計，以瞿鴻禨無意泄密於其辦報的門生汪康年一事作題目，指使言官惲毓鼎，奏劾瞿鴻禨，其款凡四：一、暗通報館；二、授意言官；三、陰結外援；四、分布黨羽。《十朝詩乘》記：
善化（瞿湖南善化人）於樞臣中最炳任，罷官前兩日，內廷宴公使夫人，有以樞邸易人為問者，謂見諸報章。慈聖以是事惟善化知之，深怪其不謹。樞邸察知，遂有人受意劾之，竟斥罷。詔旨所謂「私通報館」即指此。
郭則沄之父，曾值軍機，習聞樞廷故事，所言自屬可信。
瞿鴻禨既罷，袁世凱得入軍機，兼外務部尚書，補了瞿的遺缺。是為奕劻躊躇滿志之時，但載澤已起。及至兩宮先後駕崩，載灃攝政，隆裕學慈禧的樣，操縱大政，奕劻一派遭遇了極大的挫折，初則袁世凱被逐，繼則李鴻章的孫子、襲侯李國傑，為其岳父楊崇伊（楊雲史之父）修私怨，嚴劾直督端方在德宗奉安時沿途攝影為大不敬，竟致罷官。這一來更造成了載澤的機會，與奕劻分庭抗禮，且駸駸然有凌駕而上之勢。
袁世凱一去，有他的一個死對頭，走了「澤公」的路子，竟得復起。此人即是盛宣懷。盛的死對頭，實在是有「五路財神」之稱的梁士詒。而梁的政治關係是由袁系大將唐紹儀的引介，而為袁世凱所激賞。同時梁士詒亦確為清末政壇中罕見的人才。所以慈禧不死，袁世凱不去，盛宣懷不管怎麼樣拍李蓮英的馬屁，亦是攻不倒梁士詒的。
盛宣懷走載澤的路子而得任郵傳部尚書，是有證據的。當時致送現款多少，自無人知，但盛宣懷的漢冶萍公司，有送載澤的大量乾股，卻有記載。其時銀行存款或加入公司股份，戶名通用代名，或某記，或某某堂。漢冶萍公司股東名冊中的「如春」即屬於載澤名下，取「帝澤如春」之義，扣一「澤公」的「澤」字。
盛宣懷既遂所願，第一步是策動言官七人，參劾梁士詒。梁本為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等五路的總提調，因而時人戲稱為「七煞參五路」。
梁士詒既去，盛宣懷方得有所謀幹。近年以來，常有人稱道盛宣懷的事功。其實，他不管展開什麼計劃，在構思之初，所著重的就是如何假公濟私、化公為私。當郵傳部長管鐵路，亦存下兩點私心：一是借洋債造路，條件盡可優厚，回扣不能不從豐；二是造路之時，必須買他漢冶萍公司所出的鋼軌。於是「鐵路國有化」的計劃，恰恰投其所欲，能夠充分達成他的私心，自然全力推行。
可是，百姓對於鐵路的觀念，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光緒初年以為開路會破壞風水，全力反對。此時則認定開路為莫大的利益，利權不可外溢，多願集資自行興辦。首先提出此項主張的是浙江鐵路公司改組的江浙鐵路公司，光是浙江旅滬同鄉，便在咄嗟之間，集資兩千三百萬，分兩頭動工，建造滬杭鐵路。可是外務部跟郵傳部先已跟英國有了借款的協議，主其事者為郵傳部侍郎汪大燮，條件其實亦並不壞，但汪大燮仍舊大挨其罵。他恰好是杭州人，而杭州人不罵人則已，罵就是很刻薄的，不但罵汪大燮「賣路」，最成惡謔的，是故意將他的名字寫成「犬變」。從此以後，各省凡有主張借商辦鐵路牟利者，目之為「汪大燮第二」「汪大燮第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盛宣懷想拿「鐵路國有化」，自己也知道不易行得通。無奈他手下有一員大將，持之甚力。此人叫李維格，是漢冶萍的總經理。
「鐵路國有化」的花樣，本來是鄭孝胥想出來的。但對漢冶萍的關係之重要，卻只有李維格最了解。原來各路由於合作者的對象不同，英國有英國的規格，法國有法國的規格。同時鐵軌需加上各特殊的標記，以防被竊，所以漢冶萍無法事先大量生產，必須接到訂單才能按圖施工。如無訂單，只得停工，機器的維護費、工廠的開銷，以及熟練工人的工資，為數可觀，都成賠累，此為漢冶萍財務狀況不能改善的最大癥結。
但如「鐵路國有化」以後，這些製造技術上的困擾，即可一掃而空，郵傳部可以制定路軌的規格，由漢陽鐵工廠大量製造。成本減低，產量提高，而且獨門生意，定價不受限制。這種情況的改變，李維格有兩句話形容得很深刻，「以前是以廠就路，將來是以路就廠」。以路就廠，自然可以予取予求。大利所在，盛宣懷決定不顧一切，強力推進這個計劃。
平心而論，「鐵路國有化」的原則並不錯。錯在盛宣懷的私心自用，玩法圖利。譬如說，其時——宣統三年四月，已行使所謂「責任內閣制」，則「鐵路國有化」的實施程序，按憲政常規，應先交「資政院」完成立法手續，方能由內閣執行。而這樣的大事，竟連交付閣議這一道手續都欠缺，僅由郵傳部具奏，明降諭旨，根本上就是站不住腳的。
因此，與此案關係最密切的粵、鄂、湘、川四省，京官上書，地方請願，民氣沸騰，眼看將釀成大亂。而載灃等一班親貴，以為民變可用軍隊鎮壓（此即張之洞「末世君民自乖離」感慨的由來）。盛宣懷則以為京官與地方士紳的反對，都像他一樣，只是為了私利，所以可用臨之以威、誘之以利的手段，個別化解，無足為憂。
就在此時，端方圖謀復起，請奕劻為他活動。盛宣懷看出端方在兩湖的關係可以利用，便說動載澤向載灃進言，派端方「以侍郎銜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此為擠端方於死地的第一步。
端方誌在湖廣總督，將「督辦鐵路大臣」視作過渡，他也知道鄂督瑞澂有「小舅子保駕」，載澤這座靠山甚硬。但他有他的如意算盤，川粵兩湖的風潮，舉國矚目，若能平定下來，則弭大患於無形，是一場極大的功勞。那時有奕劻與盛宣懷替他說話，何愁瑞澂不乖乖讓位？
而瑞澂則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看出端方喧賓奪主的做法，遲早有鵲巢鳩占之危，千方百計，想將端方攆走，苦無機會。不道，就在這要緊關頭，端方走錯了一步棋。
這步棋是嚴劾川督趙爾豐，保袁世凱繼任。他的想法是，為袁世凱開一條路，亦就是為自己開一條路。因為以袁世凱的資歷及入川「平亂」的任務來說，如授川督，必加「欽差大臣」的名義，成為一個「超級總督」，便可節制鄰近各省的軍務。而此鄰近各省的督撫，向例可由這個有欽差大臣名義的「超級總督」保薦，以收指臂之效。
因此，只要袁世凱受任為「欽差大臣、四川總督」，立刻就可以專摺奏請以端方為湖廣總督。端方既是粵漢、川漢兩路的督辦大臣，則坐鎮武漢，相機進行，可說人、地、職三宜。這是在公的方面說，為順理成章之事。
在私的方面，端、袁是拜把弟兄，兩人都行四，袁大端三歲，寫信稱之為「四弟大人」。攻岑倒瞿時，都站在慶王奕劻一面，發生過極大的作用。有此淵源，袁世凱必能如端方之願，是連口都不必開的。
至於為袁世凱設想，端方的打算亦很高明。兩宮晏駕時，袁世凱幾乎性命不保。虧得張之洞起了兔死狐悲之感，力救得免。袁世凱連恩都顧不得謝，倉皇出都，窘態畢露，一時傳為話柄。但三年下來，親貴的伎倆不過如此，袁世凱早已看透，一無所懼。設若復起，空口力保，不如實際立功。川亂一平，朝廷必有酬庸。徐世昌本為袁所提攜，此時定會把「協理大臣」的位子讓出來，而奕劻這個「總理大臣」，將如當年官文在湖北一樣，百事不管，只管享福。然後，袁世凱可以「鐵路國有化」激起變亂為名，追究禍首，攆走盛宣懷，讓梁士詒捲土重來。
但他沒有想到，袁世凱此時所蓄之志，已是不臣之心，何肯輕出？但這個舉動，卻已打草驚蛇。瑞澂倒還罷了，在盛宣懷看，此謀得用，死無葬身之地。於是湖北督署與郵傳部之間，密電往來如織，終於商定了一條請君入甕的絕計，由盛宣懷在內閣提議，派端方帶領湘鄂兩省新軍入川，相機剿撫。同時私下提議，端方此行收功，即以川督為酬庸。此議一出，載澤自是率先附和。因而乃有上諭，著端方入川「按視」，並「准其酌帶兵隊，以資彈壓」。表面並無相機剿撫的話，其實，授以兵權，便是課以「平亂」的責任。
這一下，端方真有說不出的苦。瑞澂與盛宣懷，確是將端方擠入了死地，雖說端方本人有自取之咎，但瑞、盛二人，只是為保一己的祿位，無視於端方此行，可以預見必不能善了，而可能會演變成燎原之勢的後果，那就不能不負愛新覺羅皇朝興廢的責任了。
當然，散原的這句詩，可能還有這樣一種含義：如果湖北新軍不因端方帶入四川而擾攘不安，以及端方如果仍在湖北，以其與地方關係之密切，或許就不至於發生武昌起義的劇變。
盛宣懷、瑞澂自皆為散原所惡，從無往還。大致光宣同輩，不通弔問，詩中亦極少及其人者，皆為散原所薄。不過，詩中亦從未公然指斥。是非之感極其強烈，而不失為溫柔敦厚。心存故國而不以遺老自居，更不願以「遺老」頭銜為沽名之具，高處自不可及。
當時的「遺老」中，最喜自炫者，還輪不到羅振玉之流，而是「崇陵種樹淚千行」的梁節庵。散原起初頗重其人，游金焦過節庵曾棲隱的海西庵，稱之為「佳人」。但乙卯（民國四年）初夏，有一首七絕，就大可玩味了：
歸摩檐底燕巢新，憶汝邊頭種樹人。飯顆詩心題一扇，留垂苗裔泣孤臣。（自註：君押記為「孤臣」二字。）
「飯顆」用李白調杜甫之典，已覺皮裡陽秋。再看詩題，則微言相諷，更覺明顯。題是：
節庵自梁格莊賦一絕，寫扇見寄，把筆戲酬。
梁格莊在易州，地近西陵，所寫一絕，《節庵先生遺詩》集中不收，度必為孤臣籲天之詞。內容如此嚴肅，而答以「戲酬」，言外之意已見。今以詩題與句末自注合看，則所謂「飯顆詩心題一扇，留垂苗裔泣孤臣」，意謂苦苦吟詩，只得一絕，而題扇相寄，歸根究底的用心，只是想留下一個「孤臣」二字的押腳圖章，讓後世知道清亡以後，還有這樣一個耿耿孤忠的苦節之臣而已。
散原感時論世之詩，大多類此，言婉意遠，須從無文字之處求之。如民國四年秋天一詩：
名留傾國與傾城，奇服安車視重輕。已費三年哀此老，向夸泉山在山清。
題為《得長沙友人書答所感》，信知為王湘綺而作。「已費三年哀此老」，指王曾應袁之邀，北上掌國史館，散原並不以為然。其時湘綺高足楊皙子，正在策動「籌安」，頗擬借重湘綺的高名勸進。散原所詠，即為此事。其後湘綺自衡州發一電致袁，有「當決不決，危於積薪，伏願速定大計」，以及「使衰年餘生，重睹天日」之語。袁於勸進電文，向不置覆，唯獨此電例外，覆電「尚冀老成碩望，密良抒謨，匡予不逮」，時人以為異數。是則散原詩「奇服安車視重輕」，可謂早有先見。
對於袁世凱的「稱帝」，在散原始終認為只是一出鬧劇，袁世凱到頭來是一場空。當時有六首七絕，題目是：《上賞》《使者》《雙鮮》《玉璽》《舊題》《史家》，將袁世凱比作與漢光武同時的隗囂，而以馬援擬蔡松坡。試讀其《上賞》《使者》：
擁戴勤勞上賞頒，紛紛功狗與功人，承恩博得胡姬笑，易醉他年有告身。（《上賞》）
秦皇使者非等閒，求不死藥傳人間，船至輒為風引去，白頭縹緲望神山。（《使者》）
袁世凱八十三天的春夢，始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接受「帝位」。以下便是一連串的「上賞」：
十五日，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十八日，明令「舊侶、耆碩、故人均勿稱臣」。
「舊侶」為黎元洪、奕劻、世續、載灃、那桐、錫良、周馥等七人。「故人」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其後又仿「商山四皓」的故事，稱之為「嵩山四友」。「耆碩」為年逾八十的王闓運、馬相伯二人。二十一日，大封「功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共四十七人。
散原賦《上賞》，必在二十一日以後。在他看，「封爵」的「告身」，不過如平洪楊以後的軍功獎札，除易一醉，別無用處。只惜「胡姬」不知指何人，或是用李白詩中的典故，泛指酒家女？
「使者」大概是指周自齊，以「求不死藥」隱喻稱帝。中華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二七七、二七八記：
袁打算於五年元旦登極，因雲南起義而暫緩。但自元旦起，改元洪憲，公文上用帝國字樣，對外仍用民國五年，這就是「對內用尊號，對外仍稱總統」的權宜之計。但日本不肯接待袁的專使周自齊（五年派周赴東京賀日皇加冕），初則委稱「應酬太忙，請貴國專使展緩行期」，繼而又謂「天皇將幸他處避寒」，最後則宣稱「黨人太多，恐對專使保護難周」，這在國際禮貌上是一件「極不愉快」的創舉（對他國完全沒有這一套）。有人向日政府探問：「為什麼不給袁的體面呢，反正是一件不關重要的事。」他們的回答是：「國書上有洪憲字樣，所以不便接待。」
因為如此，在濟南還出了一件很丟醜的事。
原來山東警察廳，先已挨戶通知，鋪戶百姓在開歲一律懸燈結彩，慶賀「洪憲皇帝」登基。到了除夕前兩天，京中來一密電，說是「山東密邇強鄰，此舉宜作罷」。於是府方連夜將燈彩牌樓拆去。山東官場原定的慶賀節目，亦臨時取消。此亦「船至輒為風引去」之一端。
民國五年為丙辰，散原元旦試筆，作五律一首，精警無匹。而天公亦恰好為他提供詩材，這天「陰雨逢日食」，詩云：
辟居仍有世，留命到何年？酒氣迎寒雨，吟懷戀舊氈。城烏沉復起，海雁靜初懸。蝕日愁雲里，兒童莫仰天。
結句巧妙，其意在告誡後輩，不承認「洪憲」。正月初三又有一首五律，結句是「系年迷實錄，呼作避秦人」，不「奉正朔」之意更顯然了。
丙辰年初，散原幾乎逐日有詩，而皆從陰霾不開中寄感慨。《雨望》起句為「改歲夸何得」，接下來《雨夜寫懷》，結句為「只對不臣木，青青牖下松」。詩下自注，「不臣木」用孟郊《罪松》詩的典故：「松乃不臣木，青青獨何為。」更是明明道出，不為「洪憲」之臣。年初五，亦有《行園戲占》七絕一首，「薇薇不生金粉地，欲從夷叔乞新苗」，竟是已作餓死首陽山的打算。《人日放晴，但出遊未果，枯坐成句》：
開歲昏八表，淫霖迄未止。佳辰延霽光，天宇重昭洗。春氣襲微微，聊欲躍兩髀。四顧復安之？興隔一溪水。頹然抱書坐，憂端劇叢矢。誰何劫大運，羲和瞠莫紀。狼狽讀秘文，惝恍失前史。噓唇結樓台，麟楦氛霧裡；槐安猶呼圍，逐逐不如蟻。淚盡逢人日，志怪齊諧比。取酒佐閒謠，城頭鼓聲死。
此詩兼靖節、少陵之長，洵為傑作。黃秋岳以為散原在崝廬所作詩無不佳，在我看，觸景傷懷、怨而不怒，得風人之旨，而識見透徹，遣詞用事，無不達之曲之隱，最能見散原的功力。起句「開歲昏八表」，筆力重鈞，「佳辰」以下四句，道出久雨逢晴，中懷暢奮之情；而「四顧復安之」五字，盤空硬轉，話盡爽然若失之情。所謂「興隔一溪水」，則以隔溪為俞恪士的庭園，花木繁盛，過於散原別墅。散原與俞家至親，主人不在，亦可排闥直入，為其常到之處，而亦興致索然，則其情懷可想。
「噓唇結樓台，麟楦氛霧裡，槐安猶呼圍，逐逐不如蟻」四句，以槐柯一夢形容「新朝」，以「麟楦」稱呼「新貴」，皆為極妙的刻畫。而當時有名的「麟楦」如夏午詒、易實甫，本為張之洞抱冰堂舊友，素有往還，而詩集中自此無唱酬之作。王壬秋下世，則並輓詩亦無。散原交遊雖盛而不苟，不道人之短而胸中自有取捨，此為難及。
散原於袁世凱，素無淵源，詩中從無一語道及。但他對袁的厭惡，則此時見於詩篇。如前引數詩，備至憤慨，而《哭於晦若侍郎》三首，尤為哀痛。於晦若與袁世凱的關係，仿佛如張季直之與袁，應該是師生。於晦若是天閹，心理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散原輓詩中所謂「尋常挾孤憤，滑稽評今古」，不意竟因此而被殺身之禍。《洪憲記事詩簿注》，錄蒲圻但燾親聞於唐紹儀之言如此：
予（唐自稱）光緒初葉，列天津李文忠幕下時，桂林於晦若式枚為北洋大臣總文案，文忠遇以優禮。項城落魄來津，年少無行；文忠以故人保慶子，留居署內，差薪甚微，使師事晦若，日課漢文，教改章句。項城好邪辟，多醜行；晦若患之，然知其梟雄有為，能成大事，遂舉其逐日行動，隨筆詳錄曰：「袁皇帝起居注。」每寫一條，予示項城；在宴會廣場中，必大呼「袁皇帝到了」！項城顯貴，屢索晦若日記不獲，陰嗾王存善子展，設法邀晦若游濟南、青島入北京，謀收回日記也。
王子展即王克敏之父，在廣東以佐雜起家，為有名的能員，後為岑春煊劾去。他與於晦若的關係據《洪憲紀事詩》作者——劉成禺，記胡漢民的說法是：
浙人王子展，初以佐雜分雜穗垣，得南關保甲差委。時陳蘭甫講學城南，於晦若、文芸閣、梁節庵、汪伯序兄弟，予伯兄衍鴻皆受業。子展夜班查街，必入陳宅請安。
又《簿注》中錄孫雄《浚孫公園雜記》：
世凱將稱帝，忽憶微時丑德，皆在晦若手記「起居注」中，欲消滅之。知滬商會有力董事王子展，與於最善，囑其謀得原稿……子展受袁命，說晦若先生游青島、濟南，與諸遺老勞玉初等文宴多日，再說其過北京，出武漢，順長江回滬，晦若亦動津京舊遊之念。
到了北京，於晦若遍游郊內外寺廟，尋勝訪友，宴無虛日，袁世凱隱然以師禮相待，為頗恭敬，並托人表示，想請他住在西苑的南海。於晦若不允。《浚孫公園雜記》：
項城書至，晦若曰：「是欲章太炎我也！」假游花之寺，遁往天津，買輪南返，其復項城書函，面署「袁老四大人升啟」，函內無報書，只七字調一紙曰：「蹬足捶胸哭遁初，裝腔作調罵施愚，可憐跑死阮忠樞！包攬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而今總統是區區。」一說：「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區區。」喬茂萱聞晦若脫走，曰：「……於晦若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難離本初之弦上矣。」蓋晦若見人必揖，先合兩掌，由頂至踵，成半月形，都人為屬對云：「於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連仲甫轉身三十六秒鐘。」茂萱用此語嘲之。勞玉初聞之曰：「喬茂萱口多獨到之言，不愧晦若知己！」蓋晦若月旦朝士，常曰：「喬茂萱口多獨到之言，毛實君面有憂國之色。」故也。晦若安歸上海，起居注不可得。子展又設法邀進崑山，同年六月二十五夜，以霍亂卒崑山舟中。
於晦若當時尊之為「皇帝」，又為其作《起居注》，說起來實在是培植袁世凱的一種手段，一方面激動，一方面又抑制。《起居注》是他的一項「秘密武器」，使袁世凱心存顧忌，不敢過分作惡。但不願居南海，以免如章太炎之被幽居，袁亦不能相強。只是那六句「七字調」，直揭袁世凱殺宋教仁而又作貓哭老鼠狀，未免過於揭直，乃有殺身之禍。於晦若是否為王子展所謀殺，事成疑案，但當時遺老，如定居江南，則不外南京、蘇州、杭州之地。而於晦若獨往崑山，或者心知不免，有避禍之意。
散原挽於晦若的詩是三首古體，其一云：
絮語市樓杯，終古死別地。我把青溪釣，君拾千墩翠（余自滬還金陵，君亦旋移居崑山）。彈指兩月耳，告凶魂魄碎。堂堂千載人，飄蓬畢身世（君居崑山病危，夜載小舟往滬，晌晨泊岸，卒於舟中）。自深幽憤疾，藥物孰宜忌。餘生視綴疣，天果速其斃。海岸風肅然，白日導精魅。撒手有不忘，夜雨聯床笫。
「自深幽憤疾，藥物孰宜忌」，顯然有言外之意。於晦若被毒之說，或者不虛。
第二首是論清祚告終的原因之一：
國家昔改制，爭屍憲政名，君時使瀛寰，洞視乖背情。移疏列利害，剖抉蘇狂醒。秉鈞卒不悟，矯厲掩精誠。戲具殉一擲，四海沸飛蚊。乘敝發群盜，大命隨之傾。迫攖崩坼痛，擔簦俟河清，泗鼎魯陽戎，寤寐相逢迎。置身夷惠間，微言表儒生，誰何助張目，今益涕縱橫。
「四海沸飛蚊，乘敝發群盜」自是遺老的口吻。但細玩詩意，「乘敝發群盜」是指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以及雖非北洋系統，而乘時竊發，殘民以逞的張勳之流。此詩著眼在一「屍」字，清廷初非有立憲的誠意，而只是願屍其名而已。至於立憲派，大概百分之九十，以此作為獵官的捷徑。猶之乎光緒初元的談洋務，是仕途中極時髦的玩意。而舉世滔滔，高談立憲，只有於晦若「使瀛寰」歸來，獨唱反調，真所謂一士諤諤。姑不論其見解是否正確，但考察憲政，卻不以知憲政自矜，自絕大好登龍之門，僅從這一點而論，人品已高於楊度、熊希齡、鄭孝胥等人了。
「迫攖崩坼痛」四句，表於晦若的幽懷孤忠，不似他的同學少年梁節庵，已見微意。但散原真正惋惜的是「置身夷惠間，微言表儒生」，一旦身殞，無人張目！原來散原引於晦若為同調，他們並不是絕對忠於清室，倘或如此，便是不識天命、不知世務的愚忠。所以不仕民國，更不以假「遺老」二字沽名釣譽，乃至暗中射利為然，只不過稍稍存「儒生」有所不為的氣節而已。持散原這種態度的，當時少之又少，此所以於晦若之死，含悲獨甚。
第三首追憶於晦若平生：
君奮大匠門（君為東塾陳先生弟子），術業夙稱舉，甄錄抗深寧，網羅擅貴與。草檄上相幕，翩翩鄒枚伍，立朝見迂闊，正色氣如虎。國破屢狼狽，終依黃歇浦，海隅眾流人，過逢互摩撫。攤錢耽醵飲，哀樂倒肺腑，尋常挾孤憤，滑稽評今古。旁嗩愈嫵媚，擺落世上語，同車幾何日，忍憶墜傷股。微命懸殘運，孰能知死所，待扶現在身，一拂齧棺鼠。
於晦若從陳東塾讀書，已見前引王子展巡街每至陳門請安的故事。陳氏高弟，後得大名者有三，即於晦若、梁節庵、文芸閣。三人的交情，在古今友道中別創一格。於、梁皆為天閹，而文芸閣亦有如王湘綺譏梁節庵的「大盜之貌」，身材魁偉，與他哀感頑艷的詞筆，頗不相稱。因此，三人計偕赴京，同寓一處時，於、梁若有所眷，常供文芸閣一人「馳騁」而已。
從廣東回京後，梁節庵由宣南米市胡同移居東城，題所居曰「棲鳳樓」，與盛伯熙的「意園」相去不遠。其時清流勢盛，能文的翰林，到處吃香，梁節庵少年名士，又得艷妻，無不歆羨。哪知閨房中琴瑟不調，而文芸閣寄住梁家，跟節庵的那位「美而能詩」且善畫的龔夫人，居然有了肌膚之親。這不是鵲巢鳩占，而是「綠楊分作兩家春」。不僅為節庵同意，甚至由節庵促成，亦未可知。因為梁與文的交情，始終未改。
於、梁、文三人，文芸閣科名較晚。於、梁同於光緒六年庚辰成進士，點翰林，時年二十二歲。「身是宣皇老秀才」的李慈銘，亦於這一科中試。會試四總裁，翁同龢本在第二，但此時已領袖清班，所以在闈中頗能做主。李卷本置高魁，後改第十九名，再改第一百名，說是翁同龢欲以李卷「束榜」之故。
此科房考中頗有名士，狀元陸潤庠亦其中之一。梁星海出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房，所娶者即是王先謙的內侄女，李慈銘是年八月二十一日記：
同年廣東梁庶常鼎芬娶婦，送賀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舉順天鄉試，出湖南龔中書鎮湘之房，龔有兄女，亦少孤，育於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會試，梁出祭酒房，而龔升宗人府主事，亦與分校，復以梁撥入龔房。今日成嘉禮，聞新人美而能詩，亦一時佳話也。
按：房考官中如有某房中卷較少，由中卷較多之房撥數卷為挹注之計，稱為「撥房」。被撥者四處皆當執贄稱師。梁節庵與龔鎮湘的關係特深，故能得以「美而能詩」的新婦。李慈銘同月二十五日又記：
詣梁星海、於晦若兩庶常，看星海新夫人。
梁、於本住一處。梁新婚後，於仍未遷出，於此可見交情。李慈銘九月三十日又記：
為梁星海書楹聯贈之，句云：「珠襦甲帳妝樓記，鈿軸牙籤翰苑書。」以星海瀕行，索之甚力，故書此為贈，且舉其新婚館選二事，以助伸眉。
話雖如此，畢竟傷心人別有懷抱。一股無可言喻的牢騷，總想找個好機會，痛痛快快地發泄一下。於是而有甲申年彈劾李鴻章「可殺之罪八」的一道奏摺，直聲震天下。而梁節庵所以有此一疏，別有說法。
原來梁節庵有位同鄉前輩李文田，久值南書房，是當時老輩亦相欽服的名翰林。李文田不但淵博，而且精於「雜相」，醫卜星相，無一不通。雖以注《撼龍經》為葉昌熾所譏，但醫道確很高明；子平之術則負盛名於公卿間。他為梁節庵推算，斷他活不過二十七歲。節庵大懼，苦求禳解之法，李文田道：「除非得一場奇禍，庶幾可免。」因此，上奏嚴劾李鴻章，慈禧震怒，幾得不測之禍，以閻敬銘力救得免。但第二年又追論此事，交吏部嚴議，得旨以降五級調用。編修正七品，降五級變成從九品。翰林院有此一官，名為「待詔」，職掌校對文字。翰林出身，從未有人當過這樣的官，是故名為降級，實同革職，梁節庵自然辭官，刻一印「年二十七歲罷官」。又有詩句「得名太早讀書遲」，皆憾之詞。
其時張之洞正署粵督，他以扶持風雅自命，有此出風頭的少年名士，豈肯放過，立即下了關書，聘他主持廣雅書院講席。但不知如何，竟未攜妻同歸，在旅途中曾有一詩，題為《店中書寄妻弟》一首：
樓居棲鳳舊栽花，一箭春韶感鬢華。薄宦無成空說劍，故鄉獨返尚移家（自註：出郭明日，移居米市胡同）。團圞準擬他時樂，笑語驚聞半夜嘩。涼露滿身知是夢，馬棚莝草月光斜。
自此梁節庵與張之洞結成很深的關係，一直在他幕府中。文芸閣則在光緒十五年後，漸次得意。翁同龢、潘祖蔭、汪鳴鑾都很賞識他，翁同龢提攜尤力，終於在光緒十六年得了鼎甲。
以後，文以曾經為珍妃授讀，加以光緒親政後，翁同龢得君甚專，有此兩重奧援，官做得很興頭。但亦頗滋物議，為慈禧所深惡。光緒廿二年終於以楊崇伊一疏，永遠革職，驅逐回籍。據說節庵的龔夫人居然亦隨文芸閣到了江西。劉體智《異辭錄》記：
於晦若侍郎，文芸閣學士，梁星海京堂，少時至京居同寓，臥同一土炕……及得交志伯愚將軍，益稱莫逆。將軍非惟嗜好與二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謂奇事。聞學士曾得一房中藥方，治暗疾有奇驗，以與將軍，一試而獲同等之效，再試則不驗矣。
志伯愚即志銳，為瑾妃、珍妃堂兄。他跟於、梁、文三人相識甚早，與於、梁且為會試同年。《異辭錄》又記：
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終身居學士家。蓋三人者皆文學侍從之臣，禮教非為吾輩設也。
此記深致譏評，但當事者皆行之無愧，實亦可怪之至。據說文廷式歿後，龔夫人仍居江西，辛丑以後，梁節庵復起，由張之洞委署武昌知府，在衙署中撰一楹帖：「零落雨中花，舊夢驚回棲鳳宅；綢繆天下計，壯懷消盡食魚齋。」上聯即指其妻而言。龔夫人則逢年過節，溯江西上，向「故夫」求貸，梁節庵輒有所贈。這種雅量，亦真空前絕後了。散原與於、梁、文皆為熟人，但蹤跡雖與梁較密，而交情與於獨厚。輓詩第三章的結句：「微命托殘運，孰能知死所？待扶現在身，一拂齧棺鼠。」沉痛憤激，情見乎詞。
陳衍《石遺室詩話》云：「散原論詩，惡俗惡熟。」而人如其詩，亦最惡俗惡熟；清冷自甘，卻絕非做作。凌霄漢閣主人徐彬彬，論散原與其詩，月旦精當。其言如此：
散原老人之詩，標格清俊。新派海派固不通唱和，即在京式諸吟侶中，亦似落落寡合，每見離群孤往。昔年北政府盛時，閩贛派詩團優遊於江亭後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樓，往來頻數，酬唱無虛；陳則駐景南天，煢煢匡廬鍾阜間，冥索狂探，自饒真賞。及戊辰首會遷移，故都荒落，詩人泰半南去，此叟忽爾北來，省其師陳弢庵，得「殘年小聚」之歡。壬子間楊昀谷贈詩：「四海無家對影孤，餘生猶幸有江湖。」足為詩人寫照。曩者春明勝流雲集，則蘇贛間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則舊王城為江湖。頗聞北徙之故，乃不勝要津風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闥徑入者，江干車馬，蓬戶喧闐，悉奉斗山，願聞玄秘。解圍乏術，乃思依瓊島作桃源。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離突兀，掉臂遊行，迥異常人，尤可欽焉。
在北洋政府時代，北平裙屐風流，有人以為可上追同光，作詩兼做官者頗不乏人。「閩派詩團」奉陳弢庵為盟主，尤為活躍，如梁鴻志，詩與人品是兩回事。而散原絕不北顧，實有羞與為伍之意。
以「蘇贛為江湖」，其實天地亦頗寬閒。試以民國六年丁巳為例，歲月優遊，令人生羨。是年得詩甚多，集中所收，自《丁巳元旦雪晴》至《除夕得周印昆由張家口稅關寄詩和酬四絕》，計得六十七題。一年蹤跡，由詩可知。
這年人日之前，便有詩十題，如《寄仁先戲問彙刊同人西湖紀游詩》《散步溪園》《獨游後湖啜茗閣上》等，均見得此老興致不淺。上元以後，「攜家孝陵」，二月初到上海，有《花朝後二日花近樓社集》一詩。
「花近樓」為筆者長親庸庵陳尚書齋名，取杜詩「花近高樓傷客心」之意。庸庵尚書與散原為光緒十二年會試同年。但在他開府武昌時，散原已歸隱西山，蹤跡甚疏。直至辛亥以後，在上海重晤，始有往來。而經過「洪憲」一役，許多假遺老露了狐狸尾巴，在散原的懷人詩中，淘汰了好些名字，與庸庵尚書的交情卻深了。他們的詩社，先稱「逸社」，後有「超社」。
不久轉往江西掃墓，有《浴佛日登南昌抵崝廬上冢》三首，不久回南京。
秋後遊興大發，「八月二十一日，攜兒子寅恪、登恪，孫封懷，買舟游燕子磯；遂尋十二洞，歷其半至三台洞而還」。其中為「紫霞洞」特寫一詩。
九月廿四抵杭州，與俞恪士、陳仁先相晤。俞、陳皆有別業在西湖。游初陽台、靈隱、韜光；接著與陳仁先兄弟及俞恪士「尋富春山水，宿桐廬逆旅，明日易小舸上溯七里瀧登釣台，復還抵桐廬宿」，成五古三首。寫景奇麗，為散原精舍中的傑作之一。錄第一首如下：
初聞湖上蹤，競媚江干景。薄江千萬峰，霧奇出人境。掩暈翔煙籠，染黛纖茸整。歷歷開圖畫，霏霏散綺錦。紅樹銜青波，縹緲蓬萊影。手攬狎篷背，摩盪天機永。百里造仙都，館夜吟魂驚。恍立漸西翁，揖客相共影。嬗代為鬼雄，忍對怒生癭。照窗相君山，厭冷壓衾枕。
「漸西翁」指袁爽秋，他是桐廬人，別號漸西村人。對景而憶往，托以感慨，妙造自然而低徊不盡。散原詩筆之雄，實為一味瘦硬盤空黃涪翁所不到。
由富春江回杭州，再轉上海，深秋回南京，有一題，在散原詩中少見。
題目叫作《倉園歌席時游富春初還》。散原與易實甫相反，幾乎從不做「歌席」之類的詩。因而這首詩雖只二十八字，彌為可珍。「倉園」是他的同年仇徠之的別業，年初曾有添築，散原曾紀之以七律一首，首聯為：「曾圍尊俎聞歌處，更起樓台插水灣。」可知此老亦頗隨緣，只是不願像有些遺老，要在詩中表現出「老尚多情」而無可奈何的綺思而已。
這首詩是：
園亭置酒菊枝間，箕踞聽歌妒小蠻。煙髻雲鬢初月里，老夫又看富春山。
雖只二十八字，包含的情景意象，至為豐富。「菊枝」雙關，既指東籬之菊，亦指「菊部」，已可確定歌者為秦淮河的女校書。第二句調侃主人，「小蠻」指仇徠之的姬人，而擬仇為白香山，順口恭維，妙在不露。「叫條子」叫到家，姨太太當然會不高興，只是順口開句玩笑，但無形中卻是贊「菊枝」，否則「小蠻」不必生妒。
三四兩句，散原自述心境，中有粲者為此老所賞，由「初月里」三字推測，此粲者不過破瓜年紀。不欲直贊此粲者，且亦不欲明示激賞，明明以富春的「掩暈翔煙籠，染黛纖茸整」與「煙髻雲鬟」相比，卻道是由「煙髻雲鬟」想起富春之游，詩筆狡猾而蘊藉。詩是「舊」詩，技巧卻是余光中兄等所全力追求，重意象的「新」手法。我覺得這首詩最好的地方是，字字有作用，而絕無一字扞格不妥，一氣流轉，運斤如風，真為巨匠手筆。《未埋庵短書》中論新舊詩，惜周棄子先生不引此詩為例而剖析之。
徐彬彬所說的「戊辰首會遷移」，指民國十七年北伐告成，定都南京，「故都衰落，詩人泰半南去，此叟忽而北來」，道是「頗聞北徙之故，乃不勝要津風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闥徑入者」，「解圍乏術，乃思依瓊島作桃源」。此所謂「要津」，想來必有譚祖庵。勝朝文學侍從之臣而從事革命者，譚祖庵與蔡孑民的人品，皆無可議，而散原不與通問，絕非卑薄其人，亦非身為遺老，不便與革命黨往還，只是狷介淡泊，避熱好清冷而已。徐彬彬所謂「此中委屈，殆非世俗所能喻」，信然。
徐彬彬又謂：
綜覽散原精舍詩，所最推許者，當屬通州范當世肯堂，集中投贈獨繁而摯。
此亦精當之論，其實兩公交情，即詩未推許，亦別有深摯者在。
光緒甲申以後、甲午以前，李鴻章開府北洋，麾下有兩名幕僚，一為於晦若，一為范肯堂。據說李倚范之深，猶甚於於。兩人皆為李司章奏，但於晦若長於文采，故凡歲時賀表、謝恩摺子，由於秉筆，究其實際，到底不過應酬文字。至於有關大更張、大措施的奏摺，則由范主稿。李對范之重視優禮，有一故事可述。
按：清代的幕府制度，賓主一體。幕客的身份地位，視如居停，所以范肯堂在北洋，常用李鴻章的傘蓋。李鴻章在清朝末年，蒙恩特隆，珍賞不絕。有一年蒙賞「紫韁」，這比賞「紫禁城騎馬」珍貴得太多。但通常只視為榮典，並不真用紫韁。事實上除了閱兵偶爾騎馬以外，平日八抬大轎，亦沒有使用紫韁的機會。哪知范肯堂一次心血來潮，命廄中預備了「爵相」的坐騎，到天津紫竹林中去征歌選色。便由嫉范者到李鴻章面前去打「小報告」，指范僭越，而且如此使用紫韁，亦不免褻瀆名器。
哪知李鴻章這樣表示：「既用紫韁，不可無騶術。」即時傳令，以後范用紫韁，須照儀制，前導四「頂馬」，後衛四「跟馬」。護衛的武官，有以軍功保到二品，蒙賞花翎的。以紅頂花翎的武官為前驅，書生之榮，一時無兩，傳為佳話。
范肯堂自然有值得李鴻章重視之處。他是所謂「通州三生」之一，沈雲龍先生有《通州三生——朱銘盤、張謇、范當世》一文云：
肯堂一號無錯，原名鑄，字銅士。詩學黃庭堅，工力甚深，筆勢峻峭，不肯猶人。著有《范伯子詩集》十九卷，《自訂文集》十二卷。
肯堂與桐城吳摯甫交情甚厚，以吳之推薦，入李鴻章幕府，為鴻章繼室趙夫人所出之子經邁授讀。其時張佩綸婿於李氏，在節署參預公事。甲午後，忌之者以「東床西席，狼狽為奸」形諸奏牘，以致張佩綸奉旨逐出，肯堂亦謝職南歸。據我所知，此一奏牘，出諸李鴻章的長子（胞侄入嗣）經方指使。
肯堂入北洋幕府，正在李鴻章炙手可熱之時，屢次勸肯堂入仕，而肯堂堅拒。此與散原的性情相似，詩文的造詣亦不相上下，一見成為深交，以後且結為兒女親家，散原長子衡恪，即為肯堂的愛婿。
散原精舍詩中，與范肯堂酬唱之作，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至三十年甲辰肯堂病歿，前後四年中，收存約十首，推崇之意，情見乎詞。如《肯堂為我錄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誦之嘆絕，蘇黃而下無此奇矣，用前韻奉報》七律一首：
吾生恨晚生千歲，不與蘇黃數子游。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氣橫秋。深杯猶惜長談地，大月難窺徹骨憂。曠望心期對江水，為君灑涕憶南樓。
又《和肯堂雪夜之作》：
偪仄江南無可語，只余殘淚灑殘年。況當夜雪園亭畔，更寬吟魂几榻前。萬古酒杯猶照世，兩人鬢影自搖天。痴兒未解寒燈事，任咤尖叉合比肩。
第二聯不特見兩人交情，且確信兩人的人品、文學，必可傳世。范肯堂自視亦頗高。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五，李鴻章七十賜壽，其時李之勛名事業，如日中天，所以做壽場面之闊，為有清以來所僅見。范肯堂與弟信中云：
相國壽文，決意不作，而壽聯固不可少。撰一聯云：「環瀛海，大九州，欽相國異人，何待子瞻說威德；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謁，方今文舉足平生。」二三知言者固以此聯為高絕，然議其亢者亦不少矣！蓋相國無平行之人，僅南皮相國，而又無人為之撰此語。
其他矯矯如翁尚書則云：「壯猷為國重，元氣得春先。」未嘗不自以為高，實則試帖佳聯耳。張香翁則云：「四裔人傳相司馬，大年吾見老猶龍。」其與幼樵信中，尤自命不凡。實則上聯斷非壽三十年宰相之語，下聯亦屬平平。二公如此，他可弗論。
此函中「南皮相國」指張之萬，與李鴻章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同年，當時老輩凋零殆盡，在翰苑中，科名無高於李鴻章與張之萬者，故云：「無平行之人。」
「翁尚書」指翁同龢。他送李鴻章的壽聯，在日記曾有記載，這年立春在正月初五以後，故云「元氣得春先」，切時而善頌，不作平常恭維語。上聯自是大臣的語氣，所以為高。
張香翁指張之洞；幼樵為張佩綸，方居北洋節署；兩張至交，而張之洞與李鴻章不協，張佩綸頗思從中調和，但礙於李經方及盛宣懷之排斥，終未能圓滿。
翁之一聯，以時年正月初六立春，所謂「元氣得春先」，得一「巧」字；但與上聯「壯猷為國重」相對，只覺渾成，不露纖巧，而猶為范肯堂譏為不過試帖詩中的佳聯。至若張之一聯，上句「四裔人傳相司馬」，固頌其威名遠播，但語氣中仿佛李鴻章驟膺大拜，四裔爭傳，並非威名久著，故云「斷非壽三十年宰相之語」，實為定論。
在我想，范肯堂此時既在北洋，則各方寄到的壽序詩聯，李鴻章必先與門下評騭。而張之洞之失，適足為范肯堂下筆之助，故上聯用文彥博故事。《宋史》卷三百十三：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霽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以李鴻章擬之為文彥博，威望相若，文彥博年至九十二，所以用之於壽聯，尤為善頌善禱。「然議其亢者亦不少」，則因范肯堂在上下聯中，以兩古人自況，極占身份之故。上聯「何待子瞻說威德」，意謂文彥博勛名自在人口，何待他人渲染。實則不然！文彥博之得享盛名，得於蘇子瞻揄揚之力為多。為契丹使者說威德，猶小焉者也；關係尤重的是，元祐初年，子瞻以學士草制，幫了文彥博很大的忙。
宋朝的故事，凡兩府除授，例用白麻書制敕，稱為「宣麻」。罷相亦復如此。「宣麻」措辭的美惡，天下視為定論。宰相的聲價，定於學士的筆下，故當事者極重視，而學士之為天下榮，以及為執政者所尊禮，亦以此故。甚至后妃皇室，晉位加爵，希望得一美制，有特贈豐厚的潤筆者。
文彥博生於宋真宗景德三年，至哲宗接位，年已八十。元祐二年，累疏乞休，子瞻秉筆批答不允。前後十餘詔，每一詔出，等於哲宗為天下臣民推重文彥博一番，就《東坡內製集》中，摘引數段如下：
吾卿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傑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缺，一也；弼亮四朝，更淡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為國休戚，三也。
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流涕。中道而歸，其義安在？
陳、范雖皆不願做官，但決非於時局政事，藐不關心。甲午之後，陳、范的看法相同，局內設謀，「局外哀鳴」，別有契合之處，而幽衷孤憤，無可言說，唯相訴於酒杯之中，此更為交深且摯之一因。
按：范肯堂與張季直少小交篤，中道蹤跡稍疏，則遇合使然。沈文《通州三生》第三節敘「范、張之關係」云：
季直凡五應鄉試均不中，至光緒十一年乙酉始中順天鄉試南元，為常熟翁叔平尚書（同龢）所得士。復四應禮部會試均報罷，至光緒二十年甲午始以恩科會試中第六十名貢士，旋應殿試，閱卷大臣仍為翁尚書，乃以一甲一名賞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年已四十二矣！時肯堂正客李合肥幕，合肥與常熟政見兩歧，張、范遂亦異趨。未幾，中東釁起，翁、李和戰之爭，世傳二公陰主之，蓋曾於家書中各露其微惜也！
翁同龢與李鴻章不獨政見兩歧，且私下不和，由來已久，原因有二：第一，李鴻章自克蘇州後，不知如何，江蘇京官對之均無好感。可能是亂後收拾殘局，料理未盡妥善，得罪了巨室之故。所以李鴻章動輒大罵：「吳兒無良！」
第二，是同龢之兄同書，咸豐八年任安徽巡撫；十一年內召，下一年亦即同治元年，曾國藩奏劾「同書於定遠失守時，棄城走壽州，復不能妥辦，致紳練（團練）有仇殺之事。迨壽州城陷，奏報情形，前後矛盾」。其時曾國藩正為朝廷視作可挽救大清天下的第一重臣，言無不納，因而同書被逮下詔獄。王公大臣會審，竟擬大辟。
同龢之父心存先阨於肅順，幾遭不測。辛酉政變，「三凶」皆誅，凡是反對肅順，或為肅順所看不順眼的人，皆復起重用，翁心存更受命為帝師；家運方轉之時，忽來此意外打擊，竟致憂念成病；而心存終於不起。方病危時，朝命特釋同書，侍奉湯藥；心存既歿，命持服百日，仍就獄。旗人的服制與漢人不同，大喪不過持服百日，所以詔許同書百日後仍還獄，已是很大的恩典。但漢人父親之喪三年，同書在百日後，斬衰入囹圄，自為親人所痛。同龢此哀，沒齒難忘，頗疑曾之奏劾同書，出於李之慫恿，因結不解之仇。不過，翁同龢到底是讀書人，公私是分得清的，平時從不提此私怨，而在公事上則不免雜有意氣。
翁同龢做官，除了咸豐末年放過一次鄉試主考以外，宦轍再未到過他省，督撫的習氣一點不沾，督撫的甘苦亦不甚了解。本質上是個太平宰相，坐而論道，作育人材，再好不過，如果是在明朝宣德年間，無疑的就是「三楊」之一。至於安邦定國之才，實在談不到，好管事而見解不能透徹，行動亦不能貫徹。而且亦不免為人情包圍。因此，往往為德不卒，甚至說得苛刻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平心而論，甲午大創，如果說李鴻章要負一半的責任，翁同龢的責任起碼也有兩三分。但他的責任，無形之中，也是不期而然地轉嫁到了慈禧太后身上。慈禧一生，很少吃人的暗虧，唯獨這一次是例外。
因此，翁同龢當戶部尚書，實在是很不適當的人選。在他以前，戶部是「身不滿五尺而心雄萬丈」的閻敬銘當家，閻以精刻著稱，慈禧太后想移用海軍衙門經費修頤和園，閻敬銘抵拒甚力，管事的太監、工部、內務府，甚至戶部的官吏，無不恨之刺骨，在慈禧太后面前，日夜媒孽。以致本極欣賞閻敬銘，有一次召見恭王，提到閻敬銘，脫口稱之為「丹初」而傳為佳話的慈禧太后，對他印象，變得極壞。閻敬銘歿後，竟至不願予諡，禮臣力請，始諡「文介」，是個惡諡。
閻敬銘離開戶部後，翁同龢本可有所作為，又以醇王外管海軍衙門，內管頤和園工程，翁不能如閻之力拒，丙戌（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翁在日記上有一筆：
慶邸晤朴庵，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有「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之語。
慶邸指慶王奕劻，朴庵為醇王的別號。他的意思很明白，而亦終於諒解了醇王的「苦衷」，論者謂其「模稜依違，戶部款竭，海軍欲增艦購炮，皆無以應矣，可見甲午之敗，不但常熟孟浪主戰，需負責任，即此數年中恭掌度支，不能正言抗旨，撙節國用，以備不虞，亦須負責任。徒於日記托諷，而不悟己亦有咎也」，應非過苛之論。
由於戶部款竭，所以翁同龢對督撫請款，務皆從嚴。其時張之洞由晉撫調升粵督，「八表經營」，頗有更張，而翁同龢對廣東的報銷，駁多准少，張之洞大為不平。本為世交，竟至成隙。張之洞認為翁同龢竟欲置之死地，可見其內心仇恨之深。
至於對北洋，相傳翁同龢曾經奏定，十五年之內，不得添置一槍一炮。此在檔案中無可稽考，但光緒十七年，戶部奏請南北洋停購槍炮船隻兩年，則屬信有而征。按：醇王歿於光緒十六年冬，而翁則在光緒親政後，得君正專，手掌度支，足可當家。其時戶部滿尚書為宗室福錕，其母夫人為慈禧的「清客」，當時宮中所謂「福祿壽三星」之一，因此福錕自為後黨。福錕，原為協辦大學士，照例可以兼部。十八年升大學士，授體仁閣，不能再兼戶部。但大學士管部，福錕所管者，即閻敬銘所管的戶部。翁同龢與福錕結納之跡，殊為明顯。則抑制北洋軍費而以「昆明湖換渤海」，亦必經由福錕傳達慈禧之意，而為翁同龢所徇從，是亦可知。
以我的看法，翁同龢當時心目中視為第一大事者，即是輔助他一手教導的光緒有所作為。而此又必以取得慈禧的支持為先決條件，故同意以庫款修頤和園，亦為調和母子感情不得已之舉。但認為北洋軍力已充，不必增購槍炮，則不僅昧於當時各國軍備大勢，且亦不免對李鴻章存有成見。甲午之難既作，翁同龢門下一致主戰。翁同龢或以為一戰而勝，光緒的威信即可由此建立。因為慈禧之能建立權威，固不僅在其政治手腕高明，亦以垂簾未幾，戡平大亂，自有其對得起「列祖列宗」者在。這一點翁同龢是最了解不過的。則光緒如欲擺脫慈禧的籠罩，唯有建一乾隆以來所未有的大武功，始可如願。只是對北洋的態度，多少流露出幸災樂禍，藉此以窘李鴻章之意，為不可恕耳。
《蜷廬隨筆》作者王伯恭，為翁同龢門生，曾客朝鮮，與李鴻章、袁世凱亦有淵源。甲午事起，李之門下，與翁同龢門下能交往而可深談者，只有范肯堂之與張季直，而又不幸異趨，無可與語。所以王伯恭做了橋樑，所記如此：
是時張季直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余復自天津旋京，往見常熟，力諫主戰之非。蓋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獎借者也。乃常熟不以為然，且笑吾書生膽小。余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膽嘗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
王伯恭記其最後與翁的對話，雖只短短數語，翁之心事如見：
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
余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
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也。
至此，王伯恭語窮辭出。如所記不虛，則翁同龢決心考驗北洋，其志早定。但不意是如此嚴重的考驗，黃海一戰，「倚天照海倏成空」（陳弢庵《感春》詩句）；則翁同龢擠得李鴻章不能不僥倖一試，希望出現奇蹟而終成幻滅者，豈能辭書生誤國之罪？而張季直、汪柳門等人，推波助瀾，捫心自問，恐亦不無內疚神明。
李鴻章幕府中，凡核心分子，早於淮軍援韓時，即已抱有深憂。桐城吳汝綸久客李幕，其時長保定蓮池書院，有一函致范肯堂，極為中肯：
東事軒然大波，尚未識如何結局，周公都統諸軍之舉，徑罷為善，周固非都統之才也。近年歐洲各大國，無不增兵增餉，增船增炮，獨我以外議龐雜，不許添購船炮，一旦有事，船炮不及倭奴，遂至海軍束手，渤海任他人橫行，陸軍雖集平壤，何能濟事。又況軍械不足用，士氣孤怯，來示謂山海關形單勢弱，未必有備，某則未識何術備之。失在疏於平時，及至兩軍相當，愚亦無可獻之策矣。獨默計時艱，中夜太息，不知相公七十之年，旁無同心贊劃之人，何以支此危局耳？
「周公」指恭王。辛酉政變後，恭王授議政王，領軍機處，時人比之為周公輔成王。光緒十年被逐後，閒廢十年。甲午復起，管理總署，總理海軍，督辦軍務，節制各路統兵大臣。但恭王既老且憊，且亦不如醇王曾究心兵事，吳汝綸謂其「非都統之才」，月旦固甚精確；但以為「徑罷為善」，則別有言外之意，為范肯堂所默喻而不必提及，後人讀此，卻不可輕輕放過。
原來，恭王之復起，為翁同龢所領導的輿論所促成。可是恭王既不長於軍事，又一向主張寄專閫者不為遙制，則李鴻章以首輔之尊，實無人可以指揮，故必賦恭王以「節制各路統兵大臣」之任，始可假王號以令北洋，事同掣肘，故以為「徑罷為善」。
督辦軍務處成立於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五，據翁同龢日記：
十月五日 是日奉旨，恭親王督辦軍務，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如有不遵號令者，即以軍法從事。慶親王奕劻著幫辦軍務，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著會商辦理。
李鴻藻在慈禧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為翁所不敢忽視；榮祿則以步軍統領的身份，負拱衛京畿之任，不能不用；著一長麟，可知此督辦事務處出於翁之獻議。日記中又記：
十月二十二日 冒雨至督辦處，閒話而已。兩邸諸公皆集。（自註：日日如此，以後不再記。）
十一月初五日 上屢問軍務處有何布置。退後與慶邸、恭邸商量，擬派人探旅順敵情，並令前敵懸重賞，募死士，酌加勇丁口分等。
於此可見，督辦軍務處毫無用處。成立匝月，尚無布置，足見恭王對此亦無興趣。前敵緊急，而總司軍令者唯日日閒話。及至御前有所咨責，始擬派人探旅順敵情。書生談兵尚且不可，何況負實際責任，觀翁之措施可笑如此，不能謂吳汝綸無先見之明。
甲午既敗，陳右銘移書吳汝綸，責李鴻章明知不可戰，而不能以去就力爭。吳汝綸覆信，對求和亦認為失機，至今仍為「內幕新聞」，因治現代史者，似尚無人道過。吳書云：
開示李相各節，多某未及知，豈敢妄辯。獨謂淮軍之敗，並無戚容，似非其實。某聞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寢，此肯堂所親見，某親詢之者，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未聞其無戚容也。倭事初起，廷議欲決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當時倭人索六百萬，李相允二百萬，僅增至三百萬，而內意不許。及平壤敗後，英俄兩使居間，則勸出二千萬，其時清議，皆謂李相通倭，業已積毀銷骨矣。李相面告二使，謂大皇帝決計開戰，某系領兵大臣，和議非所敢聞，請入都與恭邸議之。其後，議卒不合。及十月初，某再至天津，則旅順岌岌，各國皆守局外，不復排解，有言和者，則倭人已索五萬萬矣。以上所言，皆某所親見。
吳汝綸信中又說：
旅順威海既失，海軍覆沒，中國絕無能守之理，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去冬已索五萬萬，今春乃減至二萬萬，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見譏列強，兼得割地之益，遂得減為此數。
李鴻章馬關被刺，實在是塞翁失馬。此一魯莽浪人，所成全於李者至大，否則不獨和議難成，或雖成而賠款不減，益無以見諒於國人，兩宮亦難有垂憐之心，或者返國之日，即聞歸田之命。被刺後更有一事，得以增重李的身價，即日後親制繃帶，遣御用看護婦至行館為李裹傷。翁同龢以中國皇后與外廷臣子從無交涉之義衡之，詫為奇事。而此在中國看來，逾越常情的恩禮，足為李鴻章成名垂「四裔」的明證。後此猶能復入總署，料理洋務，以及奉使「環瀛海」，皆於此事不無關係。
吳汝綸信中，又有一段議論，明暢通達，在彼時可謂見識超卓，為李鴻章聲辯的理由，尤可注意：
至此次和約之不容於清議，則西人已事先知之，不謂吾國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俄人代爭遼東，此自別有深意，豈吾國之福。倭之許俄，正其代謀妙策，此亦與吾國無干。若和約未定之先，則彼皆束手旁觀，絕不肯代出一言，以違公法。倭人不遽入關，並非力有不足，去年內廷深恐倭入瀋陽，李相料其絕不深入，以其行軍全仿西法，輜重在海，不欲遠離，後果如其言。若謂關內防守至嚴，倭不敢入，殆非篤論也。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虛憍之見，以為清議，雖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為強，忠於謀國者，將何以自處？李相之欲變法自強，持之數十年，大聲疾呼，無人應和。歷年奏牘俱在，可覆按也。
李鴻章之亟圖變法自強，自為事實。但「不拘一格用人才」談何容易？滿清兩百多年，用其人之才，可以不問其德。而事成之後，但見任事之人之功，其處事為求急功而不以正道之惡劣影響，能使其減至最低者，照我看只有康熙具此天縱的智慧。中興之臣，則胡林翼、曾國藩庶幾似之；左宗棠、李鴻章不足以論此。如果李鴻章在北洋，所用任事之人，都像他幕府中於晦若、吳汝綸、范肯堂等輩的人品，而不是盛宣懷、龔照璵之流的齷齪用心，士大夫又何至於硜守「虛憍之見，以為清議」？
同時李鴻章善用術，他的術當然很高明，我想可以反「內王外霸」的說法，稱之為「外王內霸」。李鴻章「用滬平吳」（薛福成語）時，倉卒成軍，孤身遠寄，外有強敵李秀成，內有挾「常勝軍」自重，把持餉源，採取敵視態度的薛煥與吳煦，而部下誠信未孚，恩威未立，不獨軍務難以措手，萬一譁變，甚至薛、吳心狠手辣，購內奸謀不逞，性命亦且不保。在這樣荊棘滿地的處境下，不用術何以立足？
李鴻章一向防內重於防外，對手創的淮軍，不願其和衷共濟，使用如現代術語所謂「單線領導」的手法，怕的是「合而謀我」。淮軍之所以不及湘軍，在先天上就有這麼一個「私」字當先的念頭在作祟。其後劉銘傳等已成氣候，便不願聽李鴻章的擺布，一手創建的私人武力而緩急不可恃，此為李鴻章最大的悲哀。
李鴻章用術的第二種手法是，具有多樣的面目。能禮賢而不肯以本來面目示人。幕府中的賢者，所見者是「外在」，而不能想像李鴻章也會打「痞子腔」，更不能想像李鴻章有時會有「痞子」的行徑。此即「君子可欺以方」的道理，如范肯堂，亦為被欺者之一。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九月，李鴻章為俄國人多方逼迫，因為有把柄捏在人家手裡，身家性命，勳業威名，有全盤崩裂之虞，郁怒交攻，終於不起。范肯堂寄一輓聯，為時傳誦：「賤子於人間利鈍得失，渺不相關，獨與公情親數年，見為老書生、窮翰林而已；國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無論斷，有吾皇褒忠二字，傳俾內諸夏、外四夷知之！」措辭煞費苦心，但局外衡量，認為李鴻章最後是失敗的，其意自含蓄於字裡行間。
下聯以李鴻章諡「文忠」，得以巧為辯護；上聯則自道其情親數年的感受，認為猶是「老書生、窮翰林」的本色。李以「書生」譏張之洞，而示範肯堂以書生面目，此即是欺其以方的術；至於所謂「窮翰林」，或者以為李鴻章起居八座，既鮮聲色之奉，亦無口腹之慾，不改當窮翰林時的故態。殊不知李鴻章弄錢，向來不要明的要暗的。北洋公款，項目甚多，李鴻章固無所染，交卸時庫款不下千萬，袁世凱用以培養武力，應酬各方，揮霍一空。但李在俄國，以及由俄回國後，強行主持膠澳事件，幾次自華俄道勝銀行接納俄人賄款，范肯堂就不知道了。這也難怪，不獨范肯堂，與李比范關係更深的人，當時亦無所知。直到民國十六年北伐時，才有李鴻章為俄國所收買的確證。
李鴻章之術，行之三十年而無往不利，這當然是因為他有幾個特殊有利的條件：一、始終獲得慈禧太后的賞識；二、先獲恭王、後獲醇王的全力支持；三、以曾國藩為標榜，口不離「老師」，故湘軍雖與淮軍不睦，但卻不會與淮軍公然不和；四、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榜，人才輩出，而李鴻章於同年極意周旋，如沈葆楨、丁寶楨，皆以清剛著稱，但皆受李鴻章的籠絡。當然，挾洋人以自重，更是中興名臣中唯獨李鴻章才有的條件與手法。
這些因素加起來，以及他在北洋的展布，與經管之事之多，自然而然予人以這樣一個印象：李鴻章一定有辦法！朝野上下，震於浮面，期許過高，而李鴻章在承平無事時，亦樂得受此虛譽。但李鴻章不是沒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自道他的作為不過如北京扎棚的匠人，破房子可以搞得花團錦簇——偶遇風雨，修修補補，亦無大礙，但到底只是破房子。因此，他辦洋務，以息事寧人為基本宗旨。有時故作劍拔弩張之狀，實際上是做給朝廷及清流看的。
他的苦衷，就在說不出「破房子」的話。這也有道理，因為他領的錢是蓋高樓大廈的錢，雖說翁同龢掣肘，奏定不購一槍一炮，但猶如蓋屋，不過裝修較差而已，骨架子應該還是好好的。若說本來就是粉飾一個表面，破屋子還是破屋子，那麼原領的工料費用到哪裡去了呢？由此追究，不必他以「去就力爭」，只怕身家性命，即已不保。
因此，張季直雖力贊翁同龢，主戰以窘李鴻章，但基本上的看法，實與陳右銘父子及范肯堂等人的看法不遠，不責以不能戰，責以不能備戰保持和局。張狀元劾李鴻章一疏，頗為時人傳誦。第一段說：
直隸總督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來，凡遇外人侵侮中國之事，無一不堅持和議，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詬病，以為李鴻章主和誤國。而竊綜其前後心跡觀之，則二十年來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台灣之事，越南之事，其既往者，姑置不論，請就今日日人構釁朝鮮之事，為我皇上陳之。方光緒八年間，李鴻章令丁汝昌、馬建忠前往朝鮮，與英美各國立約，許朝鮮為自主之國，朝鮮與東三省唇齒相依，奉中朝正朔，於理於勢，可半主而不得自主也。聽其自主，既失之矣，推李鴻章之意，不過年老耽逸，視朝鮮如一黹，委諸各國之喙，冀其齗齗相持，而我得袖手偷安於旦夕，其朝鮮關於中國之利害不暇計也。
張季直稱此為「自腐」，物自腐而蟲生，敵乃有可乘之機。張季直曾參吳長慶幕，光緒甲申，吳以六營赴韓平亂。事定後曾一再建議，應協助韓國從事各項改革，俾能應付日本的侵略。而李鴻章斥之為多事，翌年而且撤回吳留守在韓的三營。張季直認為示弱的結果，無異鼓勵日本侵韓。此皆張親歷之事，而吳之上書北洋，亦必出於張的謀劃，故言之格外痛切。
第二段進一步申論備戰求和的道理：
自來中外論兵，戰和相濟，西洋各國，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李鴻章兼任軍務洋務三十年，豈不知之。本年五月間，日釁已見，使李鴻章得袁世凱數十密電以後，援十一年第三條約，詰以派兵何以不先知照，則日謀可發，不至於戰；即得汪鳳藻電復之後，其時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一二十營，如吳長慶之徑入漢京，挾王還我，易客為主，徐待理論，亦尚不礙於和。朝鮮敝政，本應中國早為之酌改，日既以此為言，我何妨令袁世凱與議，折日惠韓之計，收我撫字屬國之權？李鴻章則始終執其決棄朝鮮之意，而貽日人「華既不顧勢難中已」之口實，卒釀兵端，一敗塗地。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心，能無痛哭！故李鴻章之罪，非特敗戰，並且敗和。
此疏中的警句，如「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等，流傳人口，輒能琅琅成誦。就是李鴻章自己，亦承認責備得有理。
我不知道張季直責以「非特敗戰，並且敗和」，是否受了陳右銘父子的影響，而改變了說法。但基本上，也是實際上，張季直是主張非戰不可的，此看王伯恭所記翁同龢的說法可知。翁同龢、張季直自然不致有幸災樂禍之心，但以為即令受創，趁此整頓北洋，亦為長策。只是不曾想到，淮軍是如此不濟事！張季直所說，甲午夏秋間「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一二十營，如吳長慶之徑入漢京，挾王還我，易客為主，徐待理論」，亦不過事後的理想，揆之實際，聶士成或可一戰，葉志超未見得能夠成功。
張季直此疏上於甲午九月，不數日丁憂，倉皇南歸。從此不仕，而以辦實業雄於鄉里，聞於四海。張季直之從事貨殖，在政治學上有一極大的意義，他的看法是，一入仕途往往能進不能退，是故中朝大老，只得媕婀取容；而所以不能退者，由於以官為業，一退無以為生。當然，這不僅是一家的溫飽，也牽連著部曲僚佐的生計。有感於此，所以先謀自立，有退的餘地，方有進的作為。這個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張之萬、額勒和布之流，既老而猶思伴食至死，終於明旨斥退，其事可鄙，其情則可憫。推而廣之，李鴻章更難抽身。責以不以去就力爭和局，不能不說把個人的出處，看得太容易了。
在張季直離京後，范肯堂亦即南下，先送女於湖北按察使署中，其女即散原長子師曾之妻。肯堂早有歸意。他跟張季直有用世之志大不相同，本性淡泊，感情上經不起宦海中的波詭雲譎，驚濤駭浪，自知不是做官的材料，且亦不諱言己之「頑鈍」，但不肯抹煞良心，裝出一副忠愛的假面目，欺人干祿。這一點與散原的本性完全相合，此亦就是散原所以激賞其甲午中秋玩月詩的緣故。當然，這首詩在《范伯子詩集》中，幾亦可說是壓卷之作。
詩集卷九《中秋次韻高季迪張校理玩月》，原作用覃韻，入手一「藍」字、一「探」字就很難押，而肯堂步韻，竟如原作：
我來四換霜林藍，魂夢已失江邊嵐。江月沉沉山月小，今皆淪落無人探。
按：肯堂於光緒十七年二月就北洋幕府，至是霜林將丹，故謂「四換」。「藍」字極新，但非羌無故實，郭璞《柚贊》：「實染繁霜，葉鮮翠藍。」此「藍」字是有來歷的。
下一韻「毿」字又為險韻，而肯堂用《漢書·丙吉傳》污車茵的典故及溫庭筠的詩句，出語奇極：
浪說吐茵不宜逐，坐對丞相車龕毿。
《漢書·丙吉傳》：「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肯堂用此典故，使我相信他用李鴻章的紫韁到紫竹林去吃花酒，確為事實。借「醉飽之失」以喻此事，可見當然必有以此進讒，欲去之而後快者。
此一段意新、景新、句新，無怪散原傾倒。古往今來，多少萬首詩，以人人習見之景、心心皆同之理，若說有所感慨，早不知多少年前即有人說過。是故詩中只要有片詞半語，未經前人道過，即可不朽。而肯堂此十句中，「天與月我相涵濡」以下九句，構成一大段極深、極周備的新意，而又非無端空想，乃是有此境遇，有此情景，而又適有感慨，並能從容「涵濡」，乃有此九句千載不磨的好詩，天功人力，泊湊而成，非可強求。
「龕毿」典出溫庭筠詩：「珠網龕毿丞相車，曉隨疊鼓朝天去。」此五六兩句，已道出見嫉於同僚，而居停猶有敬意，故暫留不去，但一無獻替，謂「浪說」，謂「空對」，皆有言外之意。又引起下句一「偷」字：
偷有此廬樂今夕，天與月我相涵濡。月之團團定何物？疑非我與天能參。一片寒冰照人世，卻有功用無求貪。著向青天不可歸，朗若大字題空嵌。所以賢愚如頂禮，豈有罵語聞詁喃。
月之「功用無求貪」，是一大發明，而月之所以有資格誡人「無求貪」，則以月之本身無私。如果李鴻章亦能如一片寒冰朗照人世，則賢愚各如頂禮，豈復有詁喃怨罵。此是就月而言的一層新意。若以自身而言，則月本無私，而偏望月能私我，則由失望而來的煩惱，本由自取，不特於月無咎，而且有愧於月：
我之摶摶定何物，語大足比書中蟫。當年亦欲舍此相，春山夜雨縈苔龕；固知早成定虛願，不得綠髮方歸庵。郁蹙錦瘤要人采，百計不售成詁喃。平生思之但負月，捫心愧對秋江潭。人間佳節復有幾，淪失八九鍾阜南。
肯堂之詩，就形式而言，有三個特色：第一是好為七律；第二是好首句不押韻，但不必成對句；第三是好用疊字，而往往非常見的疊字，如此處之「摶摶」，結尾之「酣酣」，皆罕見人用。此亦硬語盤空之一端。
「摶摶」語出宋玉《九辨》，《佩文韻府》「摶摶」條下：「乘精氣之摶摶兮，驚諸神之湛湛。」下註：「托載日月之光輝也。」此注為注此兩句賦，非僅注「摶摶」，不細看易滋誤會。
《大漢和辭典》亦收「摶摶」一詞，引《九辨》只有上句「乘精氣之摶摶兮」，下引《楚辭集注》：「摶與團同，湛湛厚集貌。」觀此則「摶摶」的解釋是「湛湛厚集貌」，其誤更甚。此一注釋兩詞「摶摶」「湛湛」，釋「摶摶」即「與團同」一語便足。引本文既略去「驚諸神之湛湛」，復以標點為逗點，而非句點，以致「摶摶」解釋為「湛湛厚集貌」。其實應是「湛湛，厚集貌」，與「摶摶」無涉。
「摶摶」一詞，亦見張衡《思玄賦》：「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自註：「摶摶，垂貌。」此更費解，若以摶為垂，則肯堂之詩即為「我之垂垂定何物」，不成話了。
因此，「摶摶」之為義，仍當從《集注》「與團同」去索解，這個說法出於《正字通》。「團」有諸義，最主要的解釋，當然來自《說文》：「團，圜也。」但《說文》解圜，說是「天體也」。段玉裁注《說文》云：「許書，圜、圓、
三字不同。」歸納而言：「言天當作圜，言平
當作
，言渾圓當作圓。」如所言則圓盤當作 ，堆圓球乃可作圓。至於圜為天體，在形則為穹窿的半圓形，如虹如橋，其形皆圜；而台北的圓山，似乎應該寫作「圜山」，以山皆托基於平地，必成半圓形。
「摶」字間接通「圜」，故《禮記》之所謂「摶身」，即是回身。身子轉一百八十度，則軌為半圓形，但是，「摶」字雖明，「摶摶」究為何物，仍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故必須從下句去參詳。
「語大足比書中蟫」之「語大」，出《禮記》：「語大天下莫能載也！」此「語」字作動詞用，即說話之說。《淮南子》：「夫井魚不可語大，拘於隘也。」此與井蛙窺天，意思相同。有個笑話：兩乞兒各言其志，道是發了財便當如何。甲謂，我只是睡了吃，吃了睡。乙謂，何暇復睡，直是吃而已。這就因乞兒除了飽食以外，不復知世間尚有許多可以用錢買得到的物質享受，所以連說大話都不會說。猶之乎井中之魚，不知滄海，故「不可語大」。
「蟫」即蠹魚，所謂「語大足比書中蟫」，一方面是自謙不過一條啃書的蠹魚，要我談天下大事，亦不過搬幾句書中的話頭，固不知世間還有九州萬國；另一方面卻又是自道宗旨：若與我談天下大事，必以聖經賢傳為法，史載治亂為鑑。
緣此尋繹上句所謂「摶摶」，又須回過頭來從《思玄賦》中所謂「志摶摶以應懸」去求解了。
按：張衡的《思玄賦》為明志之作，而與前面「月之團團」對看，又似指本性，自道外圓而內方。此兩句賦可解釋為志向垂示於外者，貌若圓通廣大，只求用世而無不可以適應，其實內心自有主宰，志氣決不會失墜。由此以體味肯堂的「我之摶摶」，殆指大志而言，本性志向求為世用，苦於見聞有限，不足以成大事。
「當年」以下四句，為失悔之語。而「郁蹙錦瘤」乃是自況。劉勰《新論》：「楩柟郁蹙，以成縟錦之瘤。」樹木畸形發展，長出許多疙瘩，即是所謂「錦瘤」，乃不可為棟為梁的器材。但遇慧心人，就其形狀，制為器具玩飾，亦別有拙樸之趣。然而先決條件是要有人賞識，倘如千方百計求售而不得逞，則到頭來還是棄材。
自覺雖是棄材，或者人以為錦瘤，此即是一念之私，人或不知其私心，但仰對朗朗無私之月，捫心不能無愧。
雖有愧於月，卻可無愧於天。因為肯堂自顧生平，即在此時抱定了聽天由命的宗旨。其言如此：
人間佳節復有幾，淪失八九鍾阜南。身獨何為入囚舍，翻覆自縛直如蠶。只有磊落對天笑，老死寂寞吾何慚？
這是決心不再如蠶之自縛，自願老死寂寞。以下對月設誓，設為夫婦問答之詞，音節高妙嘹亮，脫胎於《琵琶行》，而格論比白香山高得太多。分段引錄如下：
焚香徑下嫦娥拜，臣於萬物靡所耽。朗吟莫吁有述作，書生例許為空談。李彪設具范雲啖，豈論明日無黃柑？天有雨風月有闕，惟獨臣言無二三。
祝拜而起婦亦拜，拜罷一笑千愁含。謂余披寫既如此，孰為偃蹇停歸驂？天寒海昏怒濤動，孤客坎凜真能堪！
嗟子斯言吾豈昧，飛霰既集誰不諳？丈夫行止有尺寸，但惜玉貌非好男。長年與人共煙火，能無一日同苦甘？何況東兵大蠚手，曾不責我謀平勘。
「李彪設具范雲啖，豈論明日無黃柑？」用《南史》李彪為范雲設食，范飽餐無餘的典故，亦猶俗語之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
第三段答覆妻子的話，是全篇精義所在。「玉貌」二字，驟看費解，此二字向來與「朱顏」並用，似無二義，其實不然。典出《史記·魯仲連傳》：
魯仲連見新垣衍而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按：長平之戰，趙國大敗，喪師至四十萬之眾。秦兵東圍趙國都城邯鄲，諸侯救趙，皆畏怯不前。魏王使者新垣衍入趙，勸趙尊秦昭王為帝，以求秦罷兵。魯仲連其時亦在趙國，大為不平，向平原君趙勝自告奮勇：「梁（魏都大梁即開封）客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新垣衍不願見魯仲連，但因平原君固請，迫不得已相見。初見的情形如上。
「從頌」即從容，張守節《史記正義》云：
《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采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新垣衍之意，以魯仲連既無求於趙，何必自處圍城？而魯仲連以鮑焦自比，故有後文「彼而肆然而為帝，遇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的輕生之語。
於此可知「但惜玉貌非好男」者，實范肯堂以魯仲連自況。但如強調此志，則為言不由衷。而在妻子面前，更不必說此大話，所以接下來有所解釋：「長年與人共煙火，能無一日同苦甘。」語平而情摯。「何況東兵大蠚手，曾不責我謀平勘」，更是對居停義不可負了。
「蠚」即「棘」。其時兵事確是非常棘手之時，所謂「曾不責我謀平勘」者，意謂李鴻章並不要求范肯堂赴前線參與軍務。然則試問：范肯堂有無赴前線的義務？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此時正受命管理糧台。
「糧台」猶之乎現行軍制中的後勤單位。所管的事務，不僅止於糧秣補給，要看事務繁簡，或者統帥個人的習慣，或者管糧台的人的才具而定。北洋範圍極大，軍裝、被服、銀錢、糧秣皆設專責機關，而籠統謂之糧台。范肯堂所管的，不知是哪一部分。但管糧台總是好差使，平時優遊自在，一遇作戰，便是效命之時。只看直隸臬司周馥年譜所記，便知李鴻章待范肯堂不薄：
（甲子）七月二十三日相國傳見，出示電旨云：周馥於淮軍情事較為熟悉者，著即派令馳赴前敵，作為總理營務處，聯絡諸將體察軍情，將進剿事宜電商該督，不可延誤，欽此。余恭閱畢，不致辭，即請速回省交卸臬司篆務，以便啟程。李相國屬俟中秋後啟行。先是有京大僚，議舉淮軍出身現任三品大員，派赴前敵，幫辦軍務，意欲相國奏余前往。餘力辭，相國曰：「我不欲以此事困爾，仍當營務處可也。」遂奏奉總理前敵營務處之旨，時有友告余曰：「此役必敗無疑，爾往前敵何為？」余曰：「明知必敗，而義不可辭也，余從相國久，不忍不顧，死生聽之！」
八月初一日交卸臬司印務……二十三日抵瀋陽，謁裕壽山將軍祿、定靜村將軍安、依堯山將軍克唐阿，並盛京五部侍郎等，知平壤各軍已敗退義州。二十五日由瀋陽啟行。
九月初三日在途接李相國電……初九日往安東縣晤聶士成、馬玉昆、衛汝貴、呂本元諸總戎等……初十日回鳳凰城謁宋祝三軍門，時彼已奉旨幫辦北洋軍務。十二日送宋祝帥赴九連城，此後住鳳凰城與袁慰庭商辦轉運各事。時鴨綠江西岸上游百里為伊將軍旗兵防守，而旗兵又有別樹一幟者，西岸下游則淮軍、奉天軍、山東軍、山西軍，後又添湘軍及各省軍，倉猝調集，且不歸宋祝帥統轄，自來軍務之散亂無紀，莫過於此矣！九連城即在鴨綠江西岸，為朝鮮入中國大道，劉子征總戎紮營數座，若防城然。而不虞上游數十里，旗營見敵即退也，子征軍慮敵抄後路，遂全軍棄輜重宵遁，宋祝帥營亦不能守，因退百里駐鳳凰城，孰知鳳凰城又有他軍驚潰，搶掠民財，致焚市廛，可恨也！
周馥、袁世凱都是李鴻章責令赴前敵辦理糧台及轉運事宜的，范肯堂雖為幕賓，但既有糧台差使，亦可被派出關，而李鴻章並未讓他身蹈危地。若此而猶求去，未免負義。
但到了冬天，范肯堂畢竟離開了天津。此行送長女孝嫦于歸陳氏，作客武昌按察使署，署中有陳友諒墓，作詩以吊，而與陳散原唱酬之作，彌見情摯。《散原精舍詩》始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在此以前的詩，集中未收，差幸肯堂有詩，略存散原此時的心境。有一首，題作「余以歲暮疾，還里，瀕發而為風浪所阻，乃又喜與伯嚴兄得稍聚也。撫事有贈」。詩是兩首七律：
愛極翻成無不舍，歸心忽斷喜心回。故知雨雪為期會，轉借風波盡樂哀。家有療飢田二頃，吾當爛引子千杯。蔦蘿攀附尋常事，鶴與長松萬古陪。
起句極深摯，非情到至處不能道。結語輕婚姻而重友道，以松鶴相喻，期許甚高，自許亦不淺。
海內飄搖千數公，更能堅許兩心同。獨成一往翻憐昨，烏有千秋果慰窮。醉把文章傳作笑，談將身世渺浮空。淹留弗渡君真善，終恐岷江不再東。
詩中頗有牢騷，而此牢騷亦兩心所同。將歸之前，肯堂夫婦有詩別婿女，其夫人出於桐城姚氏，賢而能詩；肯堂詩題是「內人有詩別女，吾亦不可無以詒師曾也，遂次其韻」。詩仍是七律兩首：
平生冰玉有餘音，不覺推移望汝深。如此婦翁應可意，向來兒女未關心。聖謨漠漠精猶粲，人海茫茫血見忱。萬事不如文盡寫，幾年燕楚對披吟。
乃園梅萼萬千枝，寒雨江城入夢思。畢竟宦遊渺如寄，不如心賞淨相宜。明時家國方憂患，歷劫文章有陸離。再見飄搖定何處，懷貞履道不須疑。
此詩明為「師曾」，其實亦是勸慰散原。成行之日，又有詩別散原：
余獨何為惜今日，支離撼頓一逢兄。寒江照此雙心合，夜雨憐渠獨角成。六籍死灰拼葬送，八方兵氣忽崢嶸。談余低首乘流去，竊把君詩海上城。
結語以此去攜有散原詩集之故。「六籍」即六經，「六籍死灰拼葬送」當是用荀粲的典故。
《魏志·荀彧傳》註：「《晉陽秋》曰：『荀粲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肯堂詩中的「死灰」亦猶「糠粃」，雖葬送無所惜。但天道究竟為何？非起孔子於地下而面叩之，不可得聞。此即散原詩中「汝舅還成問孔篇」的由來。詩乃寫示陳師曾，令過通州特呈肯堂，此「汝舅」無疑地是指其「外舅」。
散原與肯堂酬唱的詩作甚多。光緒二十九年冬天，肯堂有金陵之游，作詩甚多，不索和而散原自和，不特交情，亦以氣味相投，所以感應既深且切。肯堂有一首七律：《與劉聚卿晤談後，歸而大雪，為詩記之》：
劉郎膽略真堪羨，直向歡場券一年。嗟我百憂消雪後，也知生事艷春前。宮中待衍魚龍戲，巷曲相呼羊酒天。倚遍薰籠忘瑟縮，小儒亦自負吟肩。
此詩詼詭，當是別有本事在內。散原和作云：
偪仄江南無可語，只余殘淚灑殘年（自註：由南昌返金陵便得席氏女弟凶訊。按：散原之妹，嫁席寶田之子）。況當夜雪園亭畔，更覓吟魂几榻前。萬古酒杯猶照世，兩人鬢影自搖天。痴兒未解寒燈事，任咤尖叉合比肩。
散原既和，肯堂相酬，其詩如下：
百國洋洋盡東作，嗟余蹇蹇未除年。曾無寸土關生事，亦自安心到眼前。見說蝗蝻深入地，思量蟊賊豈由天？西山來日春如海，君看陳良鍤荷肩（按：詩題有說明：伯嚴謂我來歲當墾西山）。
散原得此酬作，有《雪夜再和肯堂兼感近事》詩：
拂衣世上百十事，放艇江南三四年。幾共子吟狂雪外，獨看誰臥短檠前？傾杯自照尾閭海，呵壁都成鱗甲天！莫便唏噓對檐樹，明朝飢鵠噪隨肩。
此四首詩的含義，須與另外四首詩合看。與此同時，肯堂有《感憤題金陵》兩絕：
六代偏安真不易，五朝四姓盡人豪。當關不有強梁手，臥榻能容揖讓高？
衣冠文弱君休笑，煙水南朝性所鍾。正作清談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黃農。
此詩借古喻今，所詠為南朝的故事。「五朝」為前五代宋、齊、梁、陳、隋，但隋都長安，故知此「五朝」乃指東晉、宋、齊、梁、陳。
東晉為司馬氏，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與道成同族，陳武帝陳霸先。此即所謂「五朝四姓」，而「豪」字並非美稱。《史記·陳餘傳》：「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是則篡弒相尋，與被篡者之是否失德無關，只以個人慾求富貴而已。
實為篡弒，而欲居禪讓之名，則非有效的威脅不可。被篡者迫於情勢，知天下不保，無可奈何之中，唯有拱手而取揖讓的高名。此在「五朝」之中，事凡兩見。
一是梁之篡齊。高帝蕭道成在位四年，傳武帝頤，頤傳鬱林王昭業，不逾年為其族叔蕭鸞所弒，是為前廢帝。昭業之弟海陵王昭文繼位，又不逾年為蕭鸞所弒而自立。
鬱林王、海陵王的荒淫無復倫理，為史所無，幾令人無法置信。蕭鸞奪位稱明帝，殺蕭道成嫡系的子孫，幾無遺類。在位五年而死，傳子寶卷，年十九為帝，其荒淫無倫理，一如鬱林、海陵。史載：「明帝臨崩，囑以後事，以鬱林王為戒，曰：『做事不可在人後。』以鬱林不殺蕭鸞也。」寶卷既受父教，因此誅戮大臣為常事。但除此一事以外，寶卷是一逆子，父歿不哭，道是喉痛。好嬉戲則如童騃，為捕鼠達旦不倦。又好出遊，一月達二十餘次之多。
有一次寶捲入遊樂苑，人馬忽驚，寶卷便問：「朱光尚何在？」據說此人目能見鬼，找他來就是要問他，是不是有鬼魂作祟，以致驚了坐騎。
朱光尚說了鬼話：「曩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與朱光尚去找他先死的父親。朱光尚原是說鬼話，藉以進諫，何能找出明帝蕭鸞的影子來？
於是寶卷用菰草縛了一個人形，穿上明帝的服飾，北向而斬草人之首，亦就是砍他父親的腦袋，而且懸樂苑以示眾。還有個為人艷稱的典故「步步生蓮」，即是寶卷為其愛寵潘妃所設計的一個花樣。
寶卷在位兩年，為臣下王國珍所弒，是即廢帝東昏侯。蕭衍其時鎮守襄陽，回師靖亂，迎立寶融，是為和帝。不久，和帝禪位蕭衍，改國號為梁。
其後侯景篡梁，亦出以禪讓的形式，而揖讓的梁武帝，竟餓死台城。詩詠六朝，題作「感憤題金陵」，自是喻今的言外之意，而其意何在，驟難索解。
倘謂關乎時事，則玩味詩意，應是江督之爭。按：張之洞於劉坤一出關督師時，曾署江督。光緒二十一年年底，各自回任，二十八年九月，劉坤一歿於任上，仍由張之洞署江督。論資歷張應真除，他本人亦頗有意於此，因為江督領南洋大臣，局面較湖廣為寬，以「八表經營」自期的張之洞，更有展布的餘地，不意一年之後，突以滇督魏光燾移兩江。據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記：籍隸湖南邵陽的魏光燾，原是個廚子，從左宗棠西征起家。甲午之戰時，是湖南藩司，帶兵四營，隨吳大澂出關，見王湘綺《遊仙詩》中「南嶽真妃首降壇」句下自注。及至兵敗而回，吳大澂得翁同龢之力，竟得回湘撫任。而魏光燾的運氣更好，不數月得擢陝西巡撫，庚子年勤王，更一躍而為雲貴總督。據說他通過曾經使俄的王之春的關係，走了榮祿的門路，由偏遠的滇督移調江督。魏光燾自顧何人，不敢到任。到了第二年春天，張之洞內召，魏光燾才到兩江接事。以此一段史實看，魏光燾自是「人豪」，而他「當關」的「強梁手」，便是榮祿，此所以張之洞不能不在兩江「鞠躬下台」。但此事已成過去，范肯堂不應於此時有「感憤」。
《感憤題金陵》是兩首七絕，第二首：
衣冠文弱君休笑，煙水南朝性所鍾。正作清淡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黃農。
前兩句是自道，第三句為當時江寧官場的風氣。魏光燾頗有無為而治的光景，近乎老莊。末句「黃農」指黃帝、神農氏，《史記·伯夷傳》：「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據《索隱》：「言羲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兮？」由此而觀，肯堂的「感憤」是一己之事，雖與江督之易人有關，卻非為張之洞抱不平。
按：范肯堂於張之洞初署江督將回任時，有《香濤尚書將移鎮湖廣，而余從之乞近館，再呈二詩》七律兩首。第一首結句，「韓書之上吾能恥，華發淒其不可言」；第二首結句，「正苦低回惜同命，斷無長鋏向君彈」，其情甚窘，其言甚苦。而詩末有自注，「余之來，尚書實招之，乃淡交既接，而毀言日聞；故亦聊有所云，以觀其俯仰」，是故《感憤題金陵》當是感憤其個人得失。
肯堂南歸後，既謀兩江館地而不得，復以他的同鄉廣東巡撫許振禕的邀約，決定游幕嶺南。其時為庚子年夏天，哪知剛到廣州，即奉旨裁去督撫同城的廣東、湖北、雲南三缺，許振禕因而去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肯堂折回上海，另謀出路，其意仍在江南。到了九月間戊戌政變已過，一切新政，都成陳跡，京內外所裁各衙門，盡復原狀，不過廣東巡撫變了鹿傳霖。鹿是張之洞的至戚，少不得有人替他籌劃，復去廣州。
其時由於百日維新，歸於泡影的一番朝局大變更，凡思想稍稍開通，有「新黨」之嫌者，走避江南的很不少，大都住在上海，託庇於邏卒所不及的「夷場」之內。此輩與肯堂氣味相投的很不少，因而他亦淹留十里洋場，頗得友朋之樂。
及至二十五年十一月間，兩廣總督譚鍾麟以疲老罷任，而京中端王載漪及假道學徐桐，以及比徐桐略勝一籌的承恩公崇綺，以端王之子溥儁為東宮變相的「大阿哥」。而在慈禧面前，能夠與頑固派爭一日之是非者，另有一個榮祿，其勢甚孤。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看出風色不妙，朝中還有大波瀾，決意遠避是非之地，因而以迂迴的方式，自告奮勇，願出鎮兩廣。榮祿力贊其成，幾番深談，取得默契，一旦有事，內外相維。李鴻章乃於二月十八日，在廣州接任。
此時的范肯堂很矛盾，一方面不願求李鴻章，另一方面又愁李鴻章不找他。這樣在上海蹉跎到第二年三月，終於絕望，回到通州。在此寄居上海，侘傺無聊的日子中，卻有許多好詩，有《除夕詩狂自遣》兩首，可與陳散原論范肯堂庚子天津玩月詩對看：
歲歲年年有更換，不見留光可稍玩。惟獨今年除未除，雄詩百首長為伴。人言詩必窮而工，知窮工詩詩工窮。我窮遂無地可入，我詩遂有大能通。
我與子瞻為曠盪，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學山谷作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練。惟有參之放練間，獨樹一幟非羞顏。徑須直接元遺山，不得下與吳王班。
此詩自述其詩的取徑、特色、抱負，以及進境的由來，語直而深。「吳王」自是指吳梅村、王漁洋，路數不同，無可與班，而著二「下」字，自得之意可見。「徑須直接元遺山」，則一筆掃過明朝的詩翁，「前後七子」皆未在肯堂眼中。
肯堂自光緒廿六年庚子三月回通州後，不久即有拳匪之亂。當禍機剛發時，散原有喪父之痛，而肯堂亦居岳父之喪，但仍赴南昌西山，助散原料理喪事。陳右銘的墓志銘，即出於肯堂的手筆。散原的至交而兼至戚，計得兩人，一為范肯堂，一為俞恪士。而與肯堂由於氣味相類、境遇相似，詩文的造詣又在伯仲之間，惺惺相惜，其情尤深且摯。
癸卯以後，肯堂在通州辦學，往來於江寧。辦學之時，「一日而得匿名書盈寸」，並不順利。而且此時身體很壞，所賴以滋潤心靈的，無非友朋之樂，而常到江寧，一半亦是貪戀鍾阜之南，與至交載酒清游，暫忘侘傺。但似仍不免為人所嫉，《感憤題金陵》第二首，仿佛有明志之意，「衣冠文弱君休笑，煙水南朝性所鍾」，道其本性偏愛江寧；「正作清談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黃農」，詞旨微妙，意中似責似諷，其盤踞要津，莫以「清談老佛」，裝作看破色相以鳴高。須知潮流所趨，大講立憲，即回復三皇揖讓禪代的時代，政由民主，未見得能長此盤踞要津。
我這個說法，並無本事作佐證，實在亦只是細參肯堂當時境遇，自然而然產生的一種感覺。不過，散原步韻的兩首詩，卻頗有勿作奔競的諷勸。「笑啼自昔成千劫」，言宦途的險巇；「性命於今值一豪」，言歷經千劫而此身無恙，本事不小，還是件值得自豪的事；「猶許區區豁雙眼，雪泥沒踝酒旗高」，勸肯堂樂觀，自適。
「我還又到興亡地，微覺孤檠擁萬鍾」，言不捲入政治漩渦，是最可貴之事；「蟻視玄黃參一解」，道其個人對世事的看法是單純的，不必與人爭什麼是非曲直，歸隱著書，最為高尚。故特拈黃梨洲、王夫之二人，以為可作楷模，「而農」是王夫之的別號。
散原的諷勸，可確信其為由衷之語。因為他本人即有回西山開墾做隱士的計劃，如前引肯堂詩「伯嚴謂我，來歲當墾西山」可證。
因此，肯堂《與劉聚卿晤談後，歸而大雪，為詩紀之》一詩，玩索的重點，不在詩之內容，而在何以肯堂要寫這一首詩。言為心聲，心裡想說的話，在他人看來，有無意味是一回事，為什麼想說這些話，又是一回事。
肯堂此詩，制題及內容皆有隱晦，大致是在劉聚卿處，有過一番征歌逐色的韻事。看「倚遍薰籠忘瑟縮，小儒亦自負吟肩」的句子，則聲色移人，已有不能忘情者。而詩中有艷羨劉聚卿之意，亦隱約可窺。
提到劉聚卿，不妨附帶一談。此人名世珩，字蔥石，安徽貴池人。其父劉瑞芬，為李鴻章早年跟洋人打交道很得力的一個助手，曾督辦厘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當過上海道，都是很肥的差缺。光緒十一年曾充駐英公使，回國後擢升廣東巡撫，歿於任上。
劉聚卿襲父餘蔭，擁貲甚豐。本人在兩江、在湖北以道員候補，與端方氣味相投，當過好些好差使。為人風雅，富於收藏，最有名的是「雙忽雷」。唐文宗時，有個宮女姓鄭名中丞，死而復甦，此宮女名奇事奇，在當時便很出名。因此，她的兩面琵琶，在當時是名物，流傳經過，班班可考。
這兩面琵琶名為大忽雷、小忽雷。到了康熙年間，小忽雷落入《桃花扇》作者孔東塘之手，因而作傳奇四闋，即名《小忽雷》。
乾隆以後，小忽雷歸成親王收藏，又輾轉落於有名的藏書家劉喜海之手。劉有女嫁四川華陽卓秉恬，以小忽雷陪嫁。卓秉恬字靜遠，號海帆，別署小忽雷齋。道光二十一年入閣，劉聚卿記雙忽雷文中的「海帆相國」，即指卓秉恬。他之獲得小忽雷，即由卓氏後人所轉讓。其時京中有琴師張瑞山，藏有大忽雷，劉聚卿以重價購得。大小忽雷，經九百年散而復聚，傳為藝林佳話，劉聚卿特請林琴南畫一《枕雷圖》，別署「枕雷閣」。
劉聚卿有個女婿，大大有名，即袁世凱的高麗夫人所出的袁寒雲。寒雲的內兄，也就是劉聚卿的兒子，名叫劉公魯，是個「遺少」——清朝的官，入民國不仕，優遊林下，被尊為「遺老」，遺老之子，雖未做過清朝的官，居然亦「恥食周粟」，口不離「皇上」，年紀輕輕，腦後拖一條辮子，招搖過市，不以為怪，無以名之，稱之為「遺少」，劉公魯就是這樣一個人。
劉公魯多年一直住在蘇州，以出賣先人的收藏，度其抽鴉片、玩古董的悠閒生活。民國二十四、二十五年，雙忽雷抵押於美國，得款三萬，當時古物保管會以及其他有心人，大聲疾呼，要求贖回這兩件寶。此後如何，不得而知。
范肯堂那兩年在江寧，與劉聚卿常相過從，詩集中有《題劉聚卿晉義熙銅鼓拓本》《聚卿招飲，恰與去年雪後之招為一周歲》等詩。劉對范有所饋贈，亦是可想而知的。其時散原亦住江寧，但與劉聚卿似少往還，或者氣味不甚相投之故。
肯堂歿於光緒三十年冬天，陳散原有三首極哀痛的輓詩，最後一首中提道：「維嫡學東瀛，實子所愛婿。」即指陳師曾。師曾名衡恪，為散原長子，多才多藝，而畫名最著，山水、花卉、人物，無所不工。黃秋岳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有記：
民國六七年間，記有某省水災，都人士聚議，各出金石書畫展覽助賑。師曾因讀畫圖，盡繪展覽遊客往來玩賞之狀，几案縹緗外，人物可二十許，眉目衣服，各有所肖，某也瘠，某也頎，某也御厚衣，某也短髭俯案，審者一望脫口呼其姓名，莫不拊掌叫絕。又為妙峰山進香圖，繪同游形狀及林壑擾擾之態，亦絕妙。此圖為任公先生所得。又為美人彈箜篌圖，美人頎頎，衣絳綃，抱箜篌而彈，筆意雄厚。或觀而疑其名。予案師曾所畫不謬，箜篌有手箜篌、擘箜篌兩種。《舊唐書·音樂志》：「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弦，豎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是也。今日本正倉院尚存仿製品，師曾曾留學日本，必睹其形。此畫日人亦嘆賞之。
其作畫又喜採風，描寫惟妙惟肖，所為《北京風俗畫冊》三十四種，茫父各綴一詞，藝林傳寶。三十四種者，一旗下仕女，二糖葫蘆，三針線箱，四窮拾人，五坤書大鼓，六壓轎嬤嬤，七跑旱船，八菊花擔，九煤掌包，十磨刀人，十一蜜供擔，十二冰車，十三話匣子，十四掏糞夫，十五山背子，十六二弦師，十七喪門鼓，十八趕驢夫，十九火媒撣帚，二十老西兒，二十一潑水夫，二十二算命子，二十三觱篥手，二十四橐駝，二十五慈航車，二十六喇嘛僧，二十七糕車，二十八人力車，二十九頂力，三十烤番薯，三十一牆有耳，三十二大茶壺，三十三執事夫，三十四打鼓挑子，此皆舊京街頭巷尾習見之諸等角色也。
這三十四種人物中，黃秋岳有所詮釋：
壓轎嬤嬤：喜事所有（按，即伴娘之類）。
山背子：背一高可數尺之竹籃於背，內盛物以走山路者。
火媒撣帚：以紙媒供人吃水煙，以撣帚為人掃拂者。
老西兒：鳥名，最善斗。
慈航車：乃收私胞者，額標曰「陸地慈航」（按：即由善堂派出，專收棄嬰的車子）。
頂力：以肩頂承物，俗呼「抗肩」。
牆有耳：師曾言，茶館門外竊聽者之名。
大茶壺：妓寮夫役之魁。
打鼓挑子：收買什物者。
又童軒孫先生所著《文化城故事》中，收「昔日舊京畫壇景象」，第一個所刻畫的面譜，即是陳師曾。他說：
陳衡恪（師曾）早享盛名，在我能領會國畫門徑的時候，他不久即謝世。他的畫除山水花卉之外，我喜歡他的小品，如「舊京風俗譜」，即以歌詠北平民間生活的「竹枝詞」做題材，類似漫畫的風格，卻比日本幕府時期有名的風俗畫家（浮世繪）安藤廣重之流所畫的「江戶各所」，其雅俗不同遠甚。白石翁初到舊亭，得自陳師曾的延譽居多，也就是他勸使白石翁另創風格，自樹一幟，才有以後的轉變。陳氏在那個保守時代，已著眼於欣賞創造，其見解自屬難得。
上引文中提到的「舊京風俗譜」，應就是黃秋岳所記的《北京風俗畫冊》，所謂「茫父各綴一詞」，即是「竹枝詞」。茫父姓姚，單名華，貴陽人。曾在清華大學教國文，詩畫之外，兼長書法，以「三絕」見重於時。
《文化城故事》中另一文《暮年師傅與一代畫師》，提到齊白石刻印，引敘陳師曾贈齊之詩：「曩於刻印知齊君，今復見畫如篆文，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師曾能於拙中見妙，可見其眼光不凡。
其時舊京畫家分新舊兩派，舊派中又有創造、保守之分，門戶之見極深，但對陳師曾皆極友好，足以知其氣度。他也曾刻印，黃秋岳譽之為「筆畫雄傑，平視缶廬」，造詣竟可比之吳昌碩。
黃秋岳又記：
又前人集詞為聯，多摘四字八字為偶對，至多十餘字，師曾始專集姜白石詞為長短聯語數十。記嘗一日遇予，舉《揚州慢》中「波心蕩，冷月無聲」，謂可對《琵琶仙》「春漸遠汀洲自綠」否？此聯後竟輯成，驚采絕艷，即任公先生後此所舉者也。師曾之歿為驟患腹疾，訃至，知者罔不愴然。記爾時追悼在江西會館，予挽一聯云：「道邊躑躅一詩癯，京國十年，贈畫忽憐難再得；天上淒涼此秋夕，鐘山一老，寄書不忍問何如。」頗誦於人口。時散原先生居南京二條巷。平生所為聯語，何啻數千，此或賴師曾以傳也。
陳師曾歿於民國十二年。《散原精舍詩》中，並無哭子詩，直至下一年陳石遺長子公荊病歿，散原始於輓詩中略抒悲痛。詩是七律：
殘年未減思兒淚，今與而翁共此悲。我只吞聲延氣息，而翁猶及費文辭。互為藥誤天難問，獨許才強世所期。料得九冥憐二老，兵戈相望更何之？
陳師曾之死，是藝術界極可惋惜之事，因為不但他的藝事必成大家，更重要的是以他的性情、修養，以及在藝術上不斷求新的旺盛的創造欲，充分具備了畫壇領袖的條件。此人不死，我相信其後的南張北溥亦不能不俯首降心。
但在陳散原，長子之死，悲懷是可以排遣的。因為他有五子之多：除衡恪外，以次為隆恪、寅恪、方恪、登恪。第三子寅恪，更是陳家白眉，被公認為近世學人中最淵博的一位。
當世談陳寅恪，了解之深自無過於俞大維先生，他們是表兄弟而兼郎舅，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在《談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說：
「國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重視各史中的志書……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在國學以外的學問，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兩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Lueders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鋼和泰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
除特精梵文外，陳寅恪通十數國語文，其與中國歷史有密切關係，甚至目前幾已失傳的部落文字如西夏文等，亦無不通曉其意。總之，陳寅恪可能是古今中外識字最多的一個人。我覺得他的親舊門生應該切切實實作一檢核，提出證據，申請列入專載各種世界紀錄的專書中。這個紀錄絕非跳舞多少天不停，或者機器腳踏車躍過多少輛巴士之類，可憑體力上的堅持，或者苦練，或者某種天分能夠創造的，可能是個永難打破的紀錄。陳寅恪的學問，固不以語文見長，但即此一端，足以不朽，亦為華夏之光。
然則須問：陳寅恪為什麼要學這麼多種語文？是不是對此方面有特別濃厚的興趣？為想通曉某種語文，而學此語文？果然如此，就沒有什麼道理了！清初理學名臣湯斌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平時袖手談心性，亦是玩物喪志。」（大意如此）陳寅恪如果只是滿足一己的興趣，而窮年累月，沉溺於各種為用不廣的語文中，學是學通了，對人生、對社會並無多大貢獻，其情毋乃類此？
陳寅恪不是！他之學習各種語文，唯一的目的，是要盡其流變。陳哲三在《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說：
有時先生也叫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葡萄酒最早出現何處，稱什麼，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而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
這個小故事，是個很好的註腳。總之，陳寅恪學各種語文，目的在求得史學的工具，尤其是陳寅恪所致力的以隋唐史為中心的中古史，是中外關係交互影響最複雜、最深刻的時期。所以他所需要的「工具」特多。而這些「工具」只有他有，只有他會用，其貢獻是世界性的。陳哲三的文章中又有一段：
俄人在外蒙發掘到三個突厥碑文，學者紛紛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陳先生之翻譯解釋，各國學者，毫無異辭，同時嘆服。唐德宗與吐番之「唐番會盟碑」，許多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無法解決，陳先生之翻譯，也使國際學者滿意。
再舉個例子，陳寅恪並非語言學專家，但他的《四聲三問》一文，專家亦不能不拜服。而據勞榦在《憶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說：「《四聲三問》那一篇，證明中國語言，雖然本有四聲，而能以發現四聲的，還是靠梵文的啟示。」
陳寅恪與其兩兄先留學日本，民國七年再次放洋，萬里負笈，純為求學，慕名而往，登堂旁聽，不求學位，不計時日。學已大成，並已享名於國際。民國十三年任教於哈佛大學的趙元任，將應聘回國，哈佛當局即屬意陳寅恪接趙之手，但清華大學校長、上海聖約翰出身的曹雲祥，竟不知有陳寅恪其人。
陳哲三記陳寅恪於民國十五年應清華之聘，任國學研究院導師事甚趣。「五四」以後，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的呼聲，並皆響徹雲霄。國學研究所雖由北大首創，但北京國立八大學，經費拮据，弦歌輟時，唯獨隸屬外交部的清華，經費獨立，基礎深厚，校長曹雲祥於民國十三年秋，計劃將作為留美預備班的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大學各學系及國學研究院。此一計劃獲得有利的反應後，曹雲祥即請胡適之先生代為設計國學研究院的組織。
據藍文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記：
胡氏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為研究院繪一藍圖，其特點為置導師數人（不稱教授），常川住院，主講國學重要科目，指導研究生專題研究，並共同治院；置特別講師，講授專門學科。後來研究院的規章，大致即本此藍圖。曹校長敦請胡氏為導師，胡氏很謙遜地說：「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曹雲祥接納建議，首先親自登門去請王國維（靜安），不想碰了個釘子。陳哲三記：
王先生不答應，曹回來找胡，胡說有辦法。原來當時王先生在清宮教溥儀，所謂「南書房行走」，於是胡找溥儀，溥儀勸他，王先生仍然不願去，因為清華為洋學堂。溥儀沒法，只得下了一道「聖旨」——這聖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紅字（作者按：據此則為「朱諭」，較承旨所擬的「上諭」，其約束性更高）。王先生沒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太炎便不就，因為章在日本時，常和梁打筆墨官司。另外章反對甲骨文，說那是商人假造，信它的是妄人。其實梁、王都很誠懇，希望他去的，但他終究沒去。
按：據陳哲三所記，胡先生推薦者共有四人，另有羅振玉。此說可能不確。胡先生一向注意人品，以羅振玉之不堪，有辱師道，胡先生恐不致冒此大不韙。
至於王國維因為在「南書房行走」，而「清華為洋學堂」故不願應聘，以及胡適之找溥儀下「聖旨」給王國維等等，為溥儀自傳所不載。據溥儀自己說，他跟胡見過兩次，第一次是故宮新裝電話，溥儀從電話簿上找到楊小樓與雜耍名家徐狗子家的號碼，撥過去開了一陣玩笑。後來就打給胡適之，自道是「宣統」，胡則稱他為「皇上」。此後胡為了求證，托溥儀的英國「師傅」莊士敦，介見溥儀，並未磕頭。第二次是溥儀出宮以後，胡主動去見他，勸以果斷，勿受左右包圍。並未提到胡請他勸王國維到清華教書。但陳哲三文中提到有此「朱諭」，自然可信。
但說王國維不願應聘，原因恐怕不在王國維為「南書房行走」，而在「清華為洋學堂」。王國維自己在日本留過學，一代通儒，何惡于洋？其次，王國維亦不必有此「愚忠」，盡其「南書房行走」的職司，連書都不肯教。我很疑心，如王不願就，必出於羅振玉之「不准」。因為據溥儀說，王國維在「南書房行走」，不但替羅振玉「當值」，而且是羅的耳目。因此，王如到清華教書，對羅不僅不便，而且不利。
陳哲三提到陳寅恪應聘清華，是這樣說：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民國十五年秋天陳先生到校。
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札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一定來聽講，助教來，朱自清來，北大外國教授鋼和泰也來，其他大學的學生教授不來，因為聽不懂。
清華國學研究院，由於王國維之自沉於昆明湖，以及梁啓超的辭職，續聘導師如章太炎、陳垣皆不願就，而主事者又不肯降格以求，因而於民國十八年夏季結束。陳寅恪則仍任教於清華，為唯一的由中文系、史學系合聘的教授。北大本亦想聘他開課，陳寅恪住在清華西院教授宿舍，由海淀進城到北大，坐汽車須四五十分鐘，陳寅恪憚於路遠，亦覺時間浪費在路上可惜，所以堅辭。但每逢他在清華上課，北大學生從城內趕來旁聽的極多。陳寅恪的學生許世瑛，記其受業的情形如此：
寅恪師學問淵博而精湛，有許多的教授也經常來旁聽，清華園中的人，凡有疑難不能解的問題（屬於文學和史學的）都向他請教，他一定會給質疑的人一個滿意的答覆，所以大家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那些參考書。他很吃力地把那些書抱進教室，絕對不假手助教替他抱進來。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回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課可以聽上好幾次，因為內容並不全同。他最令同學們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講出新奇而不怪異的見解。大家聽完以後，都會有「我們怎麼竟想不出」的感覺。
他在西南聯大時，依舊保持著「教授之教授」的崇高地位，筆名「今聖嘆」者記：
在清華及聯大之課堂上，除選修之學生外，旁聽者自文學院長馮芝生，至文學、史學系教授，多有按時來后座旁聽者。先生衣長袍大馬褂，以微帶湘音之北平話隨寫隨講。安徽劉叔雅（文典）先生嘗於戰時譽西南聯大之文學院（實則諷刺全國各大學）只有兩個半真正之「教授」，曰寅恪先生，曰馮芝生（時任文學院長，叔雅先生列之於榜，蓋未能免俗也），其半個者，則叔雅先生夫子自道也。
馮芝生即馮友蘭，「今聖嘆」謂其在當時已是「名大於實」。在今日，則為北平的「四大不要臉之一」。以個人遭際而論，王國維的自沉及陳寅恪的抑鬱以終，皆是至可痛惜之事，但視馮友蘭之苟活，則又是不幸之大幸。
關於陳寅恪治學的方法與經過，在前文中雖有逐一檢點的全盤介紹，但了解最深刻的是他的高足勞榦：
寅恪先生治學的範圍，據我所了解的，在歐洲時治學集中於歐洲諸國文字，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國以後，就集中在本國歷史，尤其是魏晉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來說，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點中的重點。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歷史比較，寅恪先生似乎側重於南北朝唐代歷史方面。寅恪先生對於梵文是下過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國學人之中，更無其匹。不過，他站在中國學術發展的立場，權衡輕重。他覺著由他領導南北朝唐代歷史的研究，更為急需。所以他放棄了獨步天下的梵文知識，來在南北朝唐代歷史集中精力。就他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來說，他的確能見其大。其認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來做提綱挈領的工作。唐代誠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功夫做工作的並不多。至於南北朝歷史，更是一片荒荊蔓棘之中開出大道來，今後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無論怎樣的開展，他的開創的功績確實不容疏忽的。
陳垣的弟子牟潤孫的看法相似，他指二陳——陳垣、陳寅恪治學方向的改變，是感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難日重，「援老於是注意到民族氣節，寅老於是講政治制度。兩位先生都不再專治考據，而討論大的問題」。牟潤孫並認為二陳「是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談學問，他們二位在思想和治學上，一定會互相受到影響」。事實上，他們治學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陳寅恪致力於探討佛教由印度傳入，以及胡人之大量滲入漢族，對於南北朝、唐朝在文化、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陳垣的成名作是《元西域人華化考》，豈非異曲同工？
陳寅恪最重要的著作，無疑的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書的篇幅都不大，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收有此兩書，那種既小又薄的袖珍本，就表面看，怎麼樣也無法想像它是「巨著」。
隋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一個朝代。隋雖二世而終，但開國時至為富庶。李唐傳世三百年，典章制度幾無不同，陳寅恪以為可視作一體，故相提並論。他在敘論中說：
夫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而迄鮮通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
陳寅恪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即在彌補此一缺憾。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以我看，沒有其他朝代可及。承先啟後，保存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光大了漢族，乃有宋明之世。中國的文化是不會亡的，但漢族的地位，則確因隋唐而得提高。但隋唐的典章制度，繼承自南朝者少，淵源於北朝者多。陳寅恪極推重北魏孝文帝，即因保存中國固有文化，孝文帝有極大的功績。後之治史者，或不免流於偏狹的種族之見，以為漢文化賴異族之保存為可恥，故對孝文帝在歷史上應得的突出地位，難免抹煞。由這一點看，陳寅恪的史識、史學，確不可及。
他認為隋唐的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分析其因素，不出三源：
一、（北）魏（北）齊——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北魏北齊的制度，舊史往往以為襲自漢魏，其實應包括東晉南朝前半期在內。此為陳寅恪的卓識，亦非陳寅恪不能為此言，因為非對其流變了如指掌者，無法析出何者淵源於東晉南朝的前半期。
二、梁陳——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的制度，換言之，即是南朝後半期的文物制度，為北朝所未吸收，而隋唐承襲，可補襲魏齊之不足。
三、（西）魏（北）周——西魏北周的制度創作，既異於北魏、北齊，亦不同於江左的舊制，而實在是關隴區內保存的舊時漢族文化與鮮卑野俗的混合品，亦為隋唐制度的淵源之一，但影響力並不大。
「隋唐制度淵源」即在就舊史所分的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各目，根據以上三個淵源，指出其流變歸趨。而一則曰「略論」，再則曰「稿」，具見陳寅恪治學之謙虛誠篤，真不可及。
稱之為「稿」的原因，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附論中有解釋：
（隋唐）二代之制度，因時間與地域參錯綜合之關係，遂得演進，臻於美備，征諸史籍，其跡象明顯，多可推尋，絕非偶然或突然所致者也。寅自惟學識本至淺陋，年來復遭際艱危，倉皇轉徙，往日讀史筆記及收集之資料等，悉已散失；於今以隨順世緣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強於憂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時理解記憶之所及，草率寫成此書，命之曰稿者，所以見不敢視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書之意云爾。
此「附論」實際上是跋，下署「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陳寅恪書於昆明青園學舍，時大病初癒」。
這部書是他在只有極少資料，憑一時記憶，而大病初癒，只為授課需要講義，迫不得已而寫成的。如果是在承平歲月，優裕環境之中，領導一班專家，從容探討，其成就何可限量。
即令如此，此書已有無可磨滅之價值，其中創見無數，但有些問題固早存在，答案亦不難探求，只是無人如陳寅恪而已。
舉個例說，在「禮儀」一章中「附都城建築」，凡對隋唐史或西安（長安）的變遷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唐朝的「西京」，宮殿與城市的構築不符合傳統，陳寅恪解釋《周官·考工記》「面朝背市」者：「雖謂宮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僅從宮與市位置言，即是宮位於市之南，或市位於宮之北。」此即所謂「前朝後市」，因為宮殿之前，需要保持莊嚴整潔，故不能置市於宮前。
但隋唐的西京不同，宮殿皆偏於北面，大內就其以東的大明宮而言，稱為「西內」，大明宮即謂之「東內」，其前西向的興慶宮稱為「南內」，名雖謂南，仍在京城的北半部。
所以如此者，陳寅恪指出：
隋創建新都大興城，其宮市之位置與前此之長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異之原因，而推及隋代營造新都者家世之所出，遂以為由於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者。寅則謂隋創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與前此之長安殊異者，實受北魏孝文營建之洛陽都城及東魏北齊之鄴都南城之影響，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襲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與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一點為解釋，無寧就楊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論較易可通。
原來隋建新都，系以洛陽為藍本。洛陽之重建，始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十月，主其事者為西涼李嵩的曾孫李沖，陳寅恪指出「涼州都邑頗有宮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狀況」，而李沖又為一「保存鄉風土風」的人物，故洛陽之經營，乃具有涼州都邑的風格。
但我以為陳寅恪指出，李沖營建洛陽，須顧及經濟觀點一節，見解最為高明：
魏孝文遷洛原因，除漢化及南侵二大計劃外，經濟政策，亦為其一。夫遷都既有經濟原因，則建置新都之宮闕市場，更不能不就經濟觀點，加以考慮；洛陽之地，本西晉首都舊址，加以擴充，則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運輸，頗為便利，設置市場，乃最適宜之地。
事實證明，建置洛陽新都考慮到經濟的觀點是正確的。陳寅恪引《洛陽伽藍記》敘城南的情況云：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淨橋，所謂永橋也。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秋，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柏，綠柳垂庭，天下難得土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
經濟的發展，可以帶動外交工作，從古即有先例。陳寅恪此段引敘，在其論證上極有力量。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可以補充的是，李沖營建洛陽，設市於朝之南，淵源自「河西文化」，固為不爭的事實；但顧及經濟的觀點而毅然出此，不復考慮到「面朝背市」的傳統，這一超脫的觀念，尤為可貴。這也就是魏孝文帝了不起的地方，以及唐承隋制而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皇都之一的主要原因。傳統固然可貴，而能順應潮流，推陳出新，繼承傳統而不為傳統所囿，務期於至當，則更為可貴。我在想，當李沖設計洛陽營建藍圖時，改周朝以來「面朝背市」的傳統，其時必有衛道之士，驚為「離經叛道」，大聲疾呼以反對者。及至成效既彰，昔之反對者或者一變而為歌頌，亦未可知。
由此我又想到目前所爭論的中文由左而右的問題，由於傳統的根深蒂固，儘管只是少數人抱殘守缺，但帽子太大，誰都頂不住，所以只要有一個人「義正詞嚴」地提出責備，有權做決定者，即不免瞻顧。但這種「義正詞嚴」的責備，能維持多久，我很懷疑。
光緒初年，李鴻章、劉銘傳等，倡議造鐵路，當時守舊派重起反對。談到鐵路所經，墳墓必須遷移，連慈禧太后亦表示不敢逆民之意，可見這頂大帽子有多大。但二十年以後，無不以造鐵路為地方之大利，各省爭路風潮，竟演變為革命的洪流。世界大勢所趨，現實利害分明，是誰也爭不過的。
照我看，中文由左而右這個問題，跟一百年前的鐵路問題差不多。電腦之為用日廣，生活方式可能會出現革命性的變化，至少在文化的傳播方面，會有突破性的發展，譬如電腦翻譯方面的發展，將可打破語言、文字的隔閡。到那時，所有電腦記憶的輸入輸出，都用由左向右的文字，唯獨由右向左的中文，格格不入，即非改不可。譬如車輛行駛，一律靠右，獨有一輛汽車靠左行駛，不遭取締，亦會撞毀。如果當政者有喻於此，應即進行改革。此項改革，不必求其形式上的整齊劃一，政府只要在官文書上「以身作則」，聽任社會上在此一問題上混亂一個時期，自然而然地會整齊劃一。
這是題外之話，回到陳寅恪的著作上來，我覺得他提出經濟的觀點，恰好解釋了隋唐制度淵源所自的選擇性。如「敘論」所述，隋唐制度「不出三源」，然則何以此一制度源自魏齊，彼一制度又源自梁陳？關鍵所在，即為經濟觀點。
在「財政」一章中，陳寅恪指出，唐朝天子往來行幸於長安、洛陽，如李林甫所謂「東西兩宮」者，主要的原因在「經濟供給」。陳寅恪引《通鑑·唐紀》景龍三年末云：
是年關中飢，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請車駕幸東都。韋後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玄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
關中雖富，米谷尚不能供應帝王宮衛百官俸食之需，故必須就食東都，成為「逐糧天子」。這種情況至玄宗時，由於積極推行西北開拓政策，以及官員的增加，更見嚴重。於是有夔耀卿廣通漕道，大建穀倉，從改良運輸方法，增加運輸數量來解決軍需民食的問題，行之雖效，但運輸的費用，大為增加，並非至善之策。
《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罷江淮運，停河北運。」又《通典》載開元二十五年定令：「江南諸州租並回造納布。」陳寅恪說：
唐代自開國以來，其人民所繳納之租，本應為粟，今忽改而為布，乃國家財政制度上之一大變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此也。嘗就閱讀所及，凡論此改革之文雖頗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變制之所從來者。不揣鄙陋，試略證論之。
所論要點有二，即何以罷江淮運及改納粟為布。陳寅恪論此兩端，稱為「唐代制之河西地方化及江南地方化」。
所謂「河西地方化」，即以河西地方的「和糴」制度，引而為中央財政制度。他說：
關於和糴在當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綱君曾詳論之，茲不復贅（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讀高力士外傳論變造和糴之法》）。今所欲論者，乃和糴之起源及與牛仙客之關係。
牛仙客以河湟一典史而位至宰相，但相業無聞，則知其特蒙獎擢者，無非因引和糴之法入中央一事而已。陳寅恪論此一段史實，以證明其隋唐制度淵源有三，河西為其一的說法，獨具隻眼，頗為精審。至「回造納布」，本為南朝舊制，今亦引為中央制度，則此一部分的「江南地方化」，亦即淵源於「梁陳」，於其「三源」之說亦通。
此兩項制度，至肅宗朝即已不復存在，王船山《讀通鑑論》卷二十三「唐肅宗」云：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雍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起江淮以為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四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惟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為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
殫東南之民力以養西北，結果是養成了西北民性的「驕佚」。王船山史論的精彩，亦猶如陳寅恪治史的可貴，在窮其流變，一層一層剝到核心的深處。他的話對西北人士似乎過分，但有個特殊的原因，可以求得諒解。這個原因留在後面再談，先看他的議論。
王船山認為西北不藉東南，亦可自立。他說：
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洛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
「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這句話，在史學是個絕大的題目。我曾有個很大膽的論點，中國的歷史自三代至明清，應以東晉分期。歷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即經濟，而中國的經濟重心，西晉以前在黃河，東晉以後南移到江淮。但西北在彼時，絕非後來之西北，人性舍難就易，開發江准較之整頓力省而效宏，因西北與東南在經濟形勢的距離，越拉越遠。勞榦曾盛讚陳寅恪就《桃花源記》中發掘出來的塢堡問題，是史學上一大貢獻，確為很精到的看法。東晉以後多聚族而居的「義門」，不與外人相接，並不為外人所知。而此輩多來自西北，捨棄故土，僑寄江東，則西北之日就荒瘠，勢所必然。王船山有極感慨的話：
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於弋取，而見為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士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強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睥睨東南，妒勞人之采梠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邪？驕之使橫，佚之使惰，貪慾可逐，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忮忿而狂興以逞……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盜賊、戴而不知君父（按：據世界書局排印本，「戴」字下原缺二字，依文義當為「夷虜」，指清朝）。
王船山對西北人的苛責，誠不免過分，但我們應該理解他那時的心境。明末亡於流寇，而流寇起於關中。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延安人，流寇不獨亡國，殘民亦慘無人理。王船山目擊心傷，不覺其言之激切。但平心而論，第五琦、劉晏以後，歷代司度支之責者，舍難就易，只貪圖責東南財賦之方便，置關中的水利農田於不顧，確是莫大的失策。
是故，和糴之法，只是分配上的一個良好制度。此一制度奏效，陳寅恪指出，有兩個條件：
和糴者，就地收購農產物之謂，故必須其地農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產，始得行收購之實。隋季西北諸州罹戰禍，然休養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復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實西北邊州之政策，故其地遂為當日全國最富饒之區域。
此為第一條件。陳寅恪引《明皇雜錄》，指出其時中國河西「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有此一條件，然後得以實行第二個條件：
又和糴之法若官所出價，逾於地方時估者甚高，雖可以利誘民，然政府所費過巨，如收購之數量甚多則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價與地方時估相差無幾，則區區微利之引誘，必不能使農民自動與胥吏交易。蓋農民大抵畏胥吏如虎狼，避之惟恐不及，此則無古今之異，不俟煩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帶有習慣性及強迫性，和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邊州自隋開皇時已行按戶納粟於官倉或軍倉之制，其性質即與白香山所謂「散配人戶嚴加征催」，實無不同。雖西北邊州施行貞觀義倉之制，已變為一種賦稅，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糴，則和糴之法在西北邊州諒亦不過依隋代按戶納粟於軍倉之制，但略給價，以資利誘，其基本之手續方法似無大異，以上下相習，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時關中和糴之法所以變為厲民之政者，蓋和糴之法本帶強迫性質，以非如是，無以成事，不過值國庫優裕，人民富庶之時，政府既能給價，人民亦易負擔，故當時尚不視為病民之政耳。此和糴之法所應具備之第二條件也。
中國從來相信一個說法：「不患寡，患不均。」亦只是著重在分配。其實寡則易不均，即使能均，亦是均貧，不是均富。是故可知，陳寅恪指出此一唐朝財政制度上的淵源，並列出此一制度收效所必具的條件，目的是在促使當政者注意開發西北。
至於中央財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指江南田租改為納布一事。此一制度，本已存在於南朝，隋唐統一南北，江南的制度便地方化了。及至和糴奏效，西北不須江南供應米粟，則非財政上不須江南支持之謂，所以改為納布，稱為「租布」，轉輸西北，不但在運輸上力費俱省，且亦能滿足和糴制度的需要。陳寅恪論此殊為簡略，不過指出隋唐制度的淵源所自。同時他在「敘論」中亦早聲明，制度有時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微仿天竺佛教經論之例，首章備至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故於前禮儀章已論證者，如三源中諸人之家世地域等，則於後諸章，不復詳及，實則後章所討論，仍與之有關」。「財政」為最後一章，許多有關此章的論證，已在前面提過，後面不必再論。此一體制與一般史學論著不同，目的在使讀者得全般了解。陳寅恪之書不易讀，此亦為原因之一。
當捉筆至此時，承九思出版社惠贈《陳寅恪先生全集》一部，搜羅陳寅恪生平著作，相當周全。「附錄」中收陳寅恪所為詩聯若干首，因而得讀《王觀堂先生輓詞》。第一個感想是：大失所望。世間何耳食者眾？眾口交譽的這首長慶體的古風，其實既不佳，且不通。
轉而自思，以陳寅恪之淵博，復承家學，雖白香山之老嫗都解，為宋詩，尤其是江西詩派的大忌，故散原翁謂其子此詩乃「七字唱」，但又何至於不通？及讀詩前之序，恍然有悟，因取《集蓼編》（羅振玉自敘生平）及溥儀自傳細細參詳，方知陳寅恪寫此詩的本意，實有極大的苦心，不獨為友朋之死增重，亦在婉轉勸阻溥儀勿聽羅振玉的慫恿，妄思借日本軍閥的力量做復辟的春夢。而作為一位大史學家，又何能抹煞事實，因而苦心經營，用史家曲筆、隱筆之法，透露王觀堂的死因，及其與羅振玉、溥儀三角關係中若干未為世人所知之事。而又特留些許不通不佳之跡，作為疑竇，以期後人終得求真於無字之處。其序《王靜安先生遺書》云：
今先生之書，流布於世，世之人大抵能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同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
此無異夫子自道，解釋其觀堂輓詞何以不能為當時「所能共喻」？至於自謂已喻，其實未喻，震於大名，隨聲附和。或者略知寅恪衛護觀堂的至意，有心溢美，助其掩飾，而實亦未能深喻寅格苦心者，自不足以語此。此文末段云：
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倘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
這又明明指出，「表」面之下，別有是非。後世必有能喻寅恪此詩中的隱曲，而能窺知觀堂之「奇哀遺恨」者。斯世倘有其人，捨我其誰？
《王觀堂先生輓詞》為一梅村體的長歌，論者謂寅恪此詩，特仿觀堂《頤和園詞》的體裁，而寅恪謂《頤和園詞》是長慶體。紀曉嵐論梅村之詩曰：「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一時尤稱絕調。」則知梅村體本與長慶體為近，但香山純乎白描，而梅村歌行，典故極多。以觀堂輓詩而論，典亦不少，故我視之為梅村體。
此作之前，有一長序。僅讀詩，不讀序，無以明寅恪的苦心。其結尾謂：
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故亦不及之雲。
所謂流俗之說云云，即溥儀自傳中所說：
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裡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裡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後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
溥儀又說：
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是由於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繼而以要休退他的女兒（羅的兒媳婦）為要挾，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民國十八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這就是「委瑣齷齪」的傳說。至於羅振玉以遜清學部的一個參事，亦非先世為顯宦，得以「大臣子弟」的身份在京活動，而居然在小朝廷中發生不小的作用，其淵源何在？且看溥儀之所敘：
羅振玉到宮裡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鬍子，腦後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裡時，他總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後，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義，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宮中古彝器的鑑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忞。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復辟支援時，和他攪在一起，結了緣。後來，升允灰了心，在青島住了一陣後，跑到日本租界當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受日本人的豢養。羅振玉比他們都活躍，他民國八年回國，先住在天津，結交日本人，後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鋪，一邊走私販賣古玩、字畫，一邊繼續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廣泛尋求復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如果只是為復辟而復辟，亦即是為效忠清室而復辟，甚至為了個人有政治野心而復辟，如鄭孝胥那樣，都還不致造成王觀堂的悲劇。問題是羅振玉的「廣泛尋求復辟的同情者」，只是由於日本浪人的勾結，想出賣溥儀，如果他能將溥儀騙到日本，則通過日本浪人的關係，軍部將會支持他成為溥儀身邊的第一號「近臣」。那時，經由「賞溥傑」的手法，早就陸續運出宮外的法書名畫，以及關外由「跑馬圈地」得來的大筆「皇產」，就都會歸由羅振玉處理了，前者尤其是羅振玉夢寐所垂涎的。
溥儀曾敘述羅振玉發跡的經過：
羅振玉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他出身於浙江上虞縣一個舊式書商之家，成年後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東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作奠儀，另方面表示，願留下東家的幾件舊書和字畫，作為紀念。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於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幾筐「紀念品」，內有百餘卷唐人寫經，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滿載而歸。在這個基礎上，他由刻三字經、百家姓的書鋪變成了古玩字畫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畫的鑑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後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關係。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書商關係結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常拿字畫請他鑑定。他便刻了一些「羅振玉鑑定」「羅振玉審定」的圖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後再拿去騙人，後來他竟發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另加上「羅振玉鑑定」章，然後高價出賣。他時常藉口忙，把人家拿來請他鑑定的珍貴銅器，拖壓下來，儘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據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殿版的《圖書集成》里的扉頁紙偽造的。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極像宋版書用紙。據說內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他把那一萬多卷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仿宋體的刻版印了「宋版」書。
這是不是溥儀誣衊羅振玉？依我的看法，過甚其詞則有之，但絕非捕風捉影之談。請以羅振玉自敘證之。
羅振玉於民國二十年在大連寫下一篇自敘，題名《集蓼編》，記其十六歲「入學」——中秀才以後的情形：
是年，先府君以質庫折閱，逋負山積。及試畢，返淮安，數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寧縣丞，遂往就職，兼謀避債，攜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資淳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至是，府君將債單，並令司田租者，山陽程西屏，一一與予接洽。予閱不勝惶駭，汗出如漿……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來催娶，先妣以兩兄均年長，勉應之，遂諏吉季冬，典質將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書齋，謂歲暮祀先，尚蕭然無辦，命速為計，因相對雪涕，予乃急奔走稱貸，至日昃，乃得錢四千，於是始度歲。明年三月，長姊嬪于山陽何氏，又黽勉將事，此為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後間歲有之，加以債家日聒於前，有攜家坐索累月不去者。
予自十七歲始，率晨興即接見債家，奔走衣食，晚餐後始得讀書……
如上自敘，足見羅振玉自少即善於避債、舉債，而就在這樣艱窘的境況之中，為兩兄娶婦，嫁長姊，本人先後兩娶，前後凡十一年，「男女兄弟婚嫁始畢」，而欠債如故，以致在他續弦時，「債家有芮姓老孀，詛咒於門」。何以怨毒如此？原來羅家是有力償債而不償，實為賴債。
大概在羅振玉廿二三歲時，有一段記事：
自先伯兄逝後，生計益窮，一門之內，氣象愁慘，終歲如處冰天雪窖中。時先王妣深以株守為非計，私戒予曰：「門祚至此，異日能復興者汝耳！汝母以田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棄一棱，心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棄產之半，以還急債，俾汝得負米四方，門祚之興，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即拼亦何益？汝婦賢明，必能佐汝母，可無內顧憂，汝幸從我言，吾且為汝母言之。」顧當時米價錢，一石才二千錢，谷價半之，田不易售。
田有多少呢？據羅振玉在光緒二十一年（其年羅三十歲）的記事，「割產少許」，「以償宿逋之尤急者」，即有「薄田百畝」「腴田百畝」，薄田售，腴田質，共得錢三千多吊。
此外，即據羅振玉自敘，亦尚有兩事，可以覘其人品。一是光緒廿二年，羅至上海，與友人蔣某設農報館，譯印歐美日本農學書籍。戊戌政變既起，禁學會，封報館，但劉坤一支持農報館，不但不封，且令上海道撥款二千元支持。蔣某將此款償付印費後辭職，羅振玉以「忠誠（按：劉坤一諡忠誠）意不可負，乃舉私積繼續之，於是農報館遂為予私人之責矣」。
名為「私人之責」，實是私人之利。因為其時正熱衷於引進新的技術，農學書籍大為暢銷，「所得利益，除償本金及維持東文學社外，尚贏數千元，乃悉數償債」。所謂「本金」，包括上海道所撥公款二千元在內，但未見其償還。「悉以償債」者，償其家賴了二十多年的私債，而猶謂「不敢私一錢」，真不知從何說起了。
二是光緒三十年，湖北巡撫端方調署江蘇，約羅振玉籌辦江蘇師範學堂。選定撫標中軍操場為校舍，羅振玉自言「於操場旁，從官購地二畝許，以滬寓狹，命工建樓五楹，旁造平屋十餘間」，擬迎養其父。不意其父病歿。照士大夫極其重視的倫常名教，尤其是師道尊嚴，羅振玉應報丁憂，辭去差使。但他「擬俟百日後赴蘇辭校務」。百日未滿，張謇主持的江蘇教育會登報攻擊，指他「築室私占校地」。羅振玉自敘：
張與予素稔，一旦以戈矛相向，不欲與校，乃移書朱廉訪，謂宅地購自公家，非私占，公所知。校地已築圍牆，新築地與校地無涉，亦人人知之，初不必與辯。予築此室，本以奉親；今堂上已棄養，亦不忍居此。即以此宅，捐贈公家可也。廉訪初聞蘇紳事，已憤甚；及閱予書，益不平。因復書，謂有更以誣謗加公者，某當之。予再移書，請勿校。公知予決棄是宅，乃出官款還予購地及建築費。
按：「朱廉訪」即朱之榛，時以道員署理臬司、兼署藩司。朱之榛，浙江平湖人，盲雙目，人稱「朱瞎子」，為江蘇通省第一能員，不但精於刑名，尤熟於錢穀厘務。某縣可收多少錢糧，某卡可收多少厘金，爛熟胸中，無人敢欺。若說羅振玉是「蘇州自洪楊亂後，城內尚有廢基隙地，朱廉訪招人購領建屋，予於操場旁，從官購地二畝許」是事實，則以朱之榛這樣精明的人物，經辦其事，豈有手續不清，滋人誤會，連累致合法購地者之理？
事實是很清楚的，購得公地必有繳款收據，必有合法證件，張謇既登報攻擊，則羅振玉亦登報提示證據，何有爭端可言？
於此可知，「移書朱廉訪」用的內容，絕非如其所言，辨明是價購的公地。而本欲捐贈，卒受公款而去，則所謂捐贈者，無非所謀倘或不遂，為了有台階可下的一句好聽話而已。
看羅振玉這些假公濟私的行為，其人品可知。其慣於作偽尚有一鐵證，是即溥儀所說：「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陳寅恪的觀堂輓詞中，亦謂「考據殷書聞盛業」，證實《殷墟書契》為王國維所著，而羅振玉卻說：
宣統初元，予至海東調查農學……乃撰《殷墟書契考釋》，日寫定千餘言，一月而竟，忠愨為手付寫印（按：王國維自沉後，小朝廷諡之為「忠愨」）。
由以上的旁證，已可確信羅振玉向王國維逼債的「流俗」之說為不虛。陳寅恪在詩序中，以為「不足置辯」。而在論綱紀之說時，有兩句透露真相的極要緊的話，其綱紀之說如此：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為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
李煜指溥儀，酈寄自非羅振玉莫能當。以李後主擬溥儀，不是恭維，別有深意在內，後當細論。這裡且談酈寄。
酈寄何許人，看《史記》卷九十五自知：
酈商者……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太尉（周）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逐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
「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則以管仲擬王國維。《列子》有「管鮑分金」的故事，證以溥儀所說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係，運典尤覺精切。這就是陳寅恪所下的曲筆。
可玩味的是，羅振玉明明知道陳寅恪罵他是酈寄，佯若不解，且致書大為恭維：「大作忠愨輓詞，辭理並茂，為哀輓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
不過，我寧願相信羅振玉之如此恭維陳寅恪，是出於衷心的感激。因為陳寅恪在無形中幫了他很大的忙。此非陳寅恪有所愛於羅振玉，而是為了要解釋王國維之死，乃感於綱紀之「消沉淪喪」而「殉道」，而「成仁」，其死重於泰山。若如流俗所傳，王國維為羅雪堂逼債而死，則死得窩囊，輕於鴻毛。因云：「不足置辯，故亦不之及。」但這裡雖輕輕一筆帶過，上面流俗之說句，卻特加「恩怨榮辱猥瑣齷齪」八字，這亦是史家曲筆之一種，暗示確有複雜的內幕。
這個複雜的內幕，我相信陳寅恪是完全了解的，倘或公之於世，羅振玉即時可以身敗名裂。事實上，王國維一死，最緊張的就是羅振玉，為了要掩飾王國維的死因，他很費了一番心計，賣了一番氣力，據溥儀所記：
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量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諡予忠愨，派貝子溥仿即日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羅振玉於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震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溥儀自道他曾為羅振玉所寫的祭文而「迷惑」。羅振玉說他自甲子（民國十三年）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當溥儀出宮，及進日本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將未了之事情理完了就死的，不意「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為震古所未有（按：除賜諡外，賞治喪銀兩、陀羅經被，派親貴奠酒，為對大學士的恤典）；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龔芝麓降清以後，動輒向人說：「我原要死，是小妾（按：指顧眉生）不肯。」羅振玉不死之因，毋乃類此。
總之，羅振玉極力要使人相信的是，王國維之死是「殉清」。但「這篇文章」的最大的「合作者」，卻非溥儀，而是陳寅恪。就特定的一個觀點看，亦即是從王國維在小朝廷「南書房行走」的身份看，陳寅恪亦可以承認王國維之死是「殉清」。因此，他的「輓詞」與羅振玉的「祭文」，自然而然地便有一部分相呼應，至少不會相衝突。
然則王國維到底因何而死？莫非真的死於羅振玉的逼債？此又不盡然！逼債之事，誠然有之，但不足以王國維死。使王國維感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是：羅振玉的逼債。在前引溥儀自傳：「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是由於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這一段中，溥儀自註：
我抵大連後，聽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於此，聊備參考。據說紹英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裡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覆，因此跳水自盡。
據說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這話很說不通。羅振玉不至於為「一千多元」為難王國維，王國維亦不致因一千多元而無法答覆「紹英的催促」，竟而輕生。我頗疑心溥儀知道是「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故意不說而已。
如今我要探索的，就是這「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這個考據要從詮釋《王觀堂先生輓詞》做起。
漢家之厄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
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
《佩文韻府》「漢家厄」條，引《隱窟雜誌》記：「汪內相勸主上聽政表文云：『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首句本此。清朝自順治至宣統凡十世，但這不是可用「中興」之典的理由。當時溥儀左右皆言「恢復」「興復」「復辟」，著重在一「復」字，罕有言「中興」者。
衰而復盛，謂之中興；失而又得，謂之恢復。溥儀的情形，屬於後者。陳寅恪此詩，仿佛「開口便錯」，其實另有深意。因為藉口喻今，貴乎說理圓融，勿使扞格。詩序中既有「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之語，則此處自須用光武中興的典故，方有照應。
「一死從容殉大倫」為輓詞主旨，此「大倫」指整個綱紀，「而非具體之一人事」（詩序中語）。
曾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感動人思。
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
陳寅恪以王國維的《頤和園詞》，與元微之的《連昌宮詞》相比附，故云「長慶才人語」。「息壤」之典有二，通常作盟約誓詞解。「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意謂《頤和園詞》惓惓故主，而終以身殉，則其詩不妨視作始終忠於清朝的誓詞。但與「靈均」連用，似覺突兀。殊不知陳寅恪正要人有此突兀之感，對「靈均」二字留下深刻印象。其說後詳。
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娛且暮，京華冠蓋萃英賢。
光宣之際，何得與「開元全盛」之年相比擬？此不過欲引出「京華冠蓋萃英賢」一語而已。
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
德持學部攬名流，樸學高文一例收。
此段頌張之洞。張以鄂督內召拜相，管理學部。歿後恤典甚優，晉贈太保。稱其「忠順勤勞」，嫌其「方迂」，皆頗得實。
圖籍藝風充館長，名詞愈埜領編修。
校讎鞮譯憑誰助？海寧大隱潛郎署。
藝風，江陰繆荃孫，任京師圖書館正監督。愈埜，侯官嚴復，任編訂名詞館總纂。「海寧大隱」謂王國維，但用「大隱隱於朝」的典故，與王此時的身份，並不相稱。
入洛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稱清譽。
閉門人海咨冥搜，董白關王供討求。
剖別流派施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
陸機入洛，不足三十；王國維入學部，略同其年。此言王國維早年為學的途徑，所著《宋元戲曲考》為梁啓超推崇為「空前絕業」。
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
君憲徒聞俟九年，廟謨已是爭孤注。
此一段與「開元全盛」「海宇承平」之語，形成矛盾。且既知「九年立憲」的承諾，為「孤注」之計，可見廟堂之上，亦知局勢嚴重，則與「沉酣朝野」兩句亦形成矛盾。此所以我說陳寅恪此詩「既不佳，且不通」，而實有意如此，故留疑竇，以啟後世探討之心。
羽書一夕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盜，遽驚烽燧照神京。
養兵成賊嗟翻覆，孝定臨朝空痛哭。
此言武昌起義，陸軍大臣蔭昌南下督師。「孝定」為隆裕太后。「小盜」「成賊」云云，措辭頗有不妥。
再起妖腰亂領臣，欲傾寡婦孤兒族。
大都城闕滿悲笳，詞客哀時未返家。
「妖腰亂領」是個僻典，杜甫《大食刀歌》：「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此指袁世凱。但「賊臣」是否可稱為「妖腰亂領臣」，頗成問題。即或可通，亦是隔而又隔，必不為「詞客」王國維所許。
自分琴書終寂寞，定期舟楫伴生涯。
回望觚稜涕泗漣，波濤重返海東船。
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由天。
辛亥陰曆十月初，羅振玉偕王國維舉家由天津上船至神戶，定居京都。「夷齊」云云，殊覺不倫。世間豈有恥食周粟，不恥求庇異邦之夷齊？
江東博古矜先覺，避地相從勤講學。
島國風光換歲時，鄉關愁思增綿邈。
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釋殷書開益業，鉤沉商史發幽光。
「考釋殷書」「鉤沉商史」，確證羅振玉有關此方面的著作，出於王國維之手。羅振玉的藏書樓，題名「大雲書庫」，此名由藏有北朝初年寫本《大雲無想經》而來。
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
伯沙博士同揚榷，海日尚書互倡酬。
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
豈便遼東老幼安，還如舜水依江戶。
伯者伯希和，沙者沙畹，皆法國漢學家。沈曾植別署「海日樓」，清末官至安徽藩司，張勳復辟，詣授學部尚書，所以稱之為「海日尚書」。王國維於民國四年春回國，於古音韻之學曾向沈曾植請益，時有過從。
藤田名豐八，曾應羅振玉之邀，在上海翻譯農書。狩野名直喜，與內藤虎次郎皆為京都大學教授。羅振玉與王國維在日本，頗得此三人之助。
「還如舜水依江戶」，事亦不倫，但上句「豈使遼東老幼安」則極妙！以管寧割席，暗示羅振玉無非華歆之流。兼寫終於回國，非如管寧之終老遼東。於是領起下一段，寫入國內，章法井井。
高名終得徹宸聰，征奉南齋禮數崇。
屢檢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瑤宮。
王國維以羅振玉之薦，「賞食五品俸」，在「南書房行走」，工作是檢書及鑑定古彝器。齋即書房，故上書房稱「上齋」，南書房稱「南齋」。
文學承恩值近樞，鄉賢敬業事同符。
君期雲漢中興主，臣本煙波一釣徒。
首句與「征奉南齋禮數崇」重複。「征奉南齋」即「文學承恩」。「值近樞」三字無著落。按：小朝廷無軍機處，即無所謂「近樞」。
「鄉賢」指羅振玉。「同符」一典，始見於揚雄《甘泉賦》「同符三皇」。班固《東都賦》「同符於高祖」，則以馬援曾有此語，《後漢書》卷五十四《馬援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又《三國志·孫策傳》註：「張紘曰：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故此句中的「事同符」得兩解：以「同符」為溥儀的代名詞，「事」作動詞用，一解；同符合契，勤勞王事，又一解。兩解俱可通，故是好詩。
「臣本煙波一釣徒」，為康熙朝查初白《謝賜魚紀恩》詩末句。借用成語以承「君期雲漢中興主」，則是以嚴子陵擬王國維。與「同符」用馬援之典，處處有一劉秀在，亦即處處有一「期之為劉秀」的溥儀在。至於以嚴子陵擬王國維，明言王國維不想做官，更不會想做「中興之臣」。「殉清」之說，「榮典」之賜，在王國維恐不免有受之有愧之感。
是歲中元周甲子，神皋喪亂終無已。
堯城雖局小朝廷，漢室猶存舊文軌。
「是歲」者，民國十三年甲子。《十六國春秋》：「從上元人皇起，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故讖緯家有「三元甲子」之說。羅振玉的另一兒女親家劉鶚著《老殘遊記》，第十一回借黃龍子之口，暢論此說，謂同治三年「是上元甲子第一年」，此甲子各為「轉關甲子」，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同治十三年甲戌為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為第二變；甲午為第三變；甲辰為第四變；甲寅為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黃龍子又說：「甲寅以後，為文明華敷之世……直至甲子，為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按：同治三年甲子平洪楊；十三年甲戌穆宗崩，清朝帝系旁移；光緒十年甲申中法之戰；二十年甲午中日之戰；三十年甲辰，出使各大臣奏請變法，特詔赦免戊戌黨籍，慈禧正式改變態度，大規模推行新政，逢甲之年，皆有大事。照「黃龍子」的說法，至民國三年甲寅變定，至十三年為中元甲子的第一年，已是「文明結實之世」，而其言不驗。陳寅恪用其說，故有「神皋喪亂終無已」之嘆。但小朝廷中，因仍保持未遜國的規模，故云「漢室猶存舊文軌」。
忽聞擐甲請房陵，奔問皇輿泣未能。
優待珠槃原有誓，宿陳芻狗遽無憑。
首句謂鹿鍾麟「逼宮」，次句謂溥儀出奔「北府」，三句謂「優待條件」，四句謂不得再入宮。「宿」為星宿之宿，漢賦中形容宮殿之美，有「星居宿陳，綺錯鱗比」之語，則此詩中的「宿陳」，當指故宮；「芻狗」典出《魏志·周宣傳》，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故曰「無憑」。
神武門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國士。
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
「北門學士」殆指羅振玉。羅在王國維祭文中，自言曾擬自死。第二句費解，疑傳抄有誤。第三、第四兩句不詳其本事。
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
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
陳哲三《談陳寅恪》一文，謂胡適之託溥儀勸王國維就清華教職，王不願，溥儀下「聖旨」云云，今由「魯連黃鷂績溪胡」一語證實。韓愈詩「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謂胡適之使手段為清華羅致王國維。
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
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勛列。
陳寅恪此詩最大的疑竇，即留在寫梁啓超的這四句詩中。「舊是龍髯六品臣」，說他在光緒朝做過六品官，以先朝舊臣而躋於討伐張勳，否定復辟的馬廠起義元勛之列，則是背叛清朝，作詩責梁啓超為「梟獍」。陳寅恪此詩既是宛然遺民的口吻，何得以「元勛」與「馬廠」並用？而「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勛列」亦不知其對梁啓超是捧是罵。此一絕大的矛盾，除了故留破綻，以供後人深思以外，無可解釋。
鯫生瓠落百無成，敢並時賢較重輕？
元祐党家慚陸子，西京群盜愴王生。
此為陳寅恪自敘。首兩句自謙不敢與梁、王比肩；三句用陸銑父子故事，見《宋史》卷三百十二。陸銑知成都，力言青苗法不可行。乃熙寧末，其子師閔在川榷茶，增額置場，賤取貴出，秦蜀之人稱之為「茶禍」，蘇轍曾著論謂有「六害」。以「元祐正人」看，陸師閔為其父不肖子。陳寅恪征此典，意謂方以其父散原翁領袖詩壇的地位，則當此研究國學之任，不能無慚。
「王生」一名，載籍中可考者凡四人。以漢初當朝折辱廷尉張釋之的王生最有名。但其事毫不相干。疑此所謂「西京群盜」指鹿鍾麟的部下，則王生即王國維。陳寅恪讀詩創「今典」之說，鹿鍾麟逼宮，自是今典。
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
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符天意。
「許我」二語，極言與王國維相得。《後漢書·孔融傳》：「融使太史慈求救於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陳寅恪久居國外，亦少述作，而王國維一見相許，故有此驚喜交集語。
「梅真」即梅福，字子真。昔人題梅福殿詩：「梅真羽化去，萬古是須臾。」其下「地仙」，亦即梅真，七字實只四字「曾訪梅真」而已。
據《漢書·梅福傳》，福為南昌尉，知王莽必篡漢祚，棄妻子走九江，不知所終，相傳仙去。後有人見之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疑此梅真指散原翁。待續考。
「更期韓偓符天意」一語，最可玩味。韓冬郎的政事，為詩名所掩。唐昭宗西幸鳳翔，韓為翰林承旨，處決機密，深合帝意。後為朱全忠所逐，昭宗流涕，謂自此左右無人。征此典而反用其意，則是希望王國維仍在溥儀左右。此希望自不必一定出之於溥儀之口，但達到此希望，必為溥儀所樂見，故云「符天意」。我以為這是陳寅恪的希望，因為唯有王國維能在溥儀左右，才能嘗試著去發揮屈原的主張，其說詳後。
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
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霸上共興亡。
「明昌」為金章宗完顏璟的年號。章宗為顯宗嫡子，亦為宋徽宗的外孫，在位十九年，無子，中經廢帝五年，再由其兄珣繼任，是為宣宗，在位十年，傳子哀宗而亡。此一繼承系統，與同治以後相似，故知明昌指清穆宗。
「南冠」本指禁囚，衍伸為被羈異邦，不得回鄉的流人。陳、王皆無此厄，七字一無著落。「宣南」二字，自乾嘉以來，即成一專門名詞，含義甚豐，大致提到「宣南」，就會聯想到論文談藝、詩酒流連的韻事。王國維「潛郎署」的那六七年生活閒適，為學猛進，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日子。可惜好景不長，兩宮先後駕崩，溥儀即位，其時革命志士，風起雲湧，有類乎秦末的群雄並起，而溥儀則與子嬰無異。及至沛公陳兵霸上，大勢已去。此時而欲與秦共興亡，自所不堪。「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霸上共興亡」，確能道出王國維在那六七年間樂與哀的心境，是好詩。
齊州禍亂何時已，今日吾儕皆苟活。
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劣。
此四句為主旨所在，亦足以反映陳寅恪的國家民族觀念，更間接道出了王國維的死因。「齊州」非《禹貢》的齊州，老老實實指濟南，指山東。試檢傳記文學社出版的《民國大事日誌》，王國維自沉前數日的記事：
五月廿九日：國民政府外交部令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庭：日本法庭審理華人控告日人案件，拒絕華官觀審，以後凡遇日人控告華人案件，亦宜拒絕日領觀審。
又：日本出兵山東，上海領事發表出兵聲明書。
五月三十日：日使向顧維鈞、張作霖口頭通知日本出兵及其原因，顧、張表示反對。
五月卅一日：日軍二千餘人抵青島。
六月一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伍朝樞電日本田中外相，抗議日本出兵山東，各地人民之反對日本出兵運動，漸趨積極。
六月二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王國維，自投頤和園昆明湖而卒。年五十一歲（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
按：陳寅恪的觀堂輓詞，於十七年四月，發表於《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期（據何廣棪所編《陳寅恪先生著述目錄編年》），則此詩當作於是年二、三月間。其時先總統蔣公，復起領導北伐，閻錫山、馮玉祥均表示服從指揮。一月底，國民革命軍已攻入山東境內。直魯聯軍則在濟南開軍事會議，雙方將沿津浦線在山東境內展開決定成敗的大戰，已是很明顯的事，故有「齊州禍亂何時歇」之嘆！言「禍」者不僅戰火所及，百姓有破家之禍，日本軍閥不願見中國統一，正以各種手段支持軍閥，製造分裂。陳寅恪在北方見聞較切，故不覺其言之痛。按：此詩發表不久，即有日本第二次出兵，在濟南所造成的「五三慘案」，以及六月四日張作霖被炸事件，於是此詩於是年七月，再刊於《學衡》第六十四期，其意何在，實可深思。
「今日吾儕皆苟活」，與王國維已死相對而言。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仆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則知「苟活」二字亦非輕下，別有言外之意。第三、第四兩語，言品與學，言品則不論死生，但論賢愚。賢則雖死猶生，愚則雖生猶死，承上句「苟活」而來。言學則修未必優，短未必劣。王國維的著作，以量來說並不甚豐，但自有不朽者在。
風誼平生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
結句應與陳寅恪另一首挽王國維的七律煞尾「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哭靈均」並看。萬壽山、昆明湖為清朝的別苑，死於此即死社稷。先總統蔣公自大陸撤守後，曾語左右，如台灣不守，即死於台灣，絕不出國。後撰《軍人魂》一文，引曾國藩死守祁門時所言：「去此一步，即無死所。」陳寅恪詩意類此。此不獨羅振玉之流，凡從溥儀托足於天津租界者，在陳寅恪看，皆不得謂之忠於清朝。
以上詮釋《王觀堂先生輓詞》既罷，復須徵引前述的一首七律。這首七律發表於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學衡》第六十期，可知是王國維死後數日間所作。當時保存了對此悲劇直接而單純的感觸，較之數月後所寫「輓詞」，撫事感時，加上許多寄託者，更能看出陳寅恪哀輓王國維的本意。這首七律是：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哭靈均。
同時，陳寅恪並有一副輓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按：「纍臣」與「湘纍」原有別，而在此一詩一聯中則無別，纍臣即湘纍，湘纍指屈原。揚雄《反離騷》「欽吊楚之湘纍」句下註：「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
我在釋「輓詞」時，曾特意提醒讀者，「竟作靈均息壤詞」句中，須注意「靈均」二字。茲更請讀者細看，兩詩一聯中，無不用屈原自沉之典。律詩中既用「湘纍」，又用「靈均」，一典重出，尤可見陳寅恪要強調的是王國維之死，與屈原之死完全相同！死因同、死法亦同。死法之同，相信是經過王國維慎重選擇的，用意是在提醒世人，他的死因與屈原相同。陳寅恪一再提到「大清乾淨水」「剩水殘山」「萬壽山」，則不但赴水的死法，經過選擇，甚至選定萬壽山前昆明湖為畢命之地，亦非偶然。
屈原之死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是為了反對楚懷王入秦。王國維的死因何在？亦不妨一言以蔽之，是為了反對溥儀去日本。而這正就是當時羅振玉在全力策動的賣國賣「主」的一大陰謀。
茲請以溥儀自傳證之。當時小朝廷中的派系，據溥儀的分析是：
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復優待條件方面，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傑之流。按當時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複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會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同任何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就戰勝了一切對手。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
鄭孝胥與羅振玉之間，勾心鬥角，互為消長，曾有幾度翻覆。「北府」時期是鄭孝胥得勢，陳寶琛一派亦附和鄭派，其後鄭之失勢的原因，據溥儀說是如此：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段的親信幕僚曾毓雋、梁鴻志都是他的同鄉，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師半友，這些人從旁出力，更不在話下。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從天津來的舊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對鄭的不滿，他向我說了不少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一手遮天」之類的話。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經過升允這位先朝老臣的宣傳，我對鄭孝胥是冷淡下來了，而對羅振玉增加了好感。
升允，字吉甫，蒙古鑲黃旗人，清末由陝撫升甘督，在旗人中有鯁直之譽。宣統年間以與攝政王載灃相忤而罷官。辛亥以後，遁居大連，與小恭王溥傑同為宗社黨主要分子，因而結姻，為溥心畲的岳父。宗社黨的領袖，實為肅親王善耆，其後台為川島浪速，與黑龍會有密切關係，乃「滿蒙分離策」的執行人。羅振玉為日本浪人所勾結，故與宗社黨亦極其接近，升允之助羅攻鄭，是無怪其然的。
鄭既失勢南歸，日本軍部激進派通過浪人的關係，指使羅振玉力勸溥儀移居天津日租界，由民國十四年春天到十七年夏天，這三年多是羅振玉最「紅」的時候，賣國賣「主」的主要活動，也都發生在這時期。據溥儀回憶：
日軍司令部專門設了一個特務機關，長期做張園的工作，和這個機關有關係的，至少有羅振玉、謝介石、榮源這幾個人。我的英文翻譯曾由這三個人帶到這個特務機關的一處秘密地方，這地方對外的名稱，叫作「三野公館」。
他是在那天我接見了加藤之後被他們帶去的。他的翻譯工作做完以後，被羅、謝、榮三人截住，打聽會談情況。羅振玉等人聽說加藤對我出行毫不熱心，立刻鼓譟起來。從他們的議論中，英文翻譯聽出了司令部方面有人對羅振玉他們表示的態度完全不同，是說好了要把我送到旅順去住的。為了向司令部方面的人匯報加藤的談話，羅振玉等三人把英文翻譯帶到「三野公館」去找那人，結果沒找到，而英文翻譯卻發現了這個秘密地方。以後他從榮源和別的方面探聽出，這是個有鴉片煙、女人、金錢的地方。
溥儀所說的加藤，為當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民國十六年下半年，溥儀曾邀他會面，商談赴旅順之事。為了鄭、羅兩派相爭甚烈，溥儀決定不用日文翻譯，自己找了個英文翻譯，因為加藤諳英語。在這次會談中，加藤對溥儀擬赴旅順的計劃，表現得非常冷淡。天津日軍司令部的特務部門與日本外交人員之間的矛盾，是連溥儀都很清楚地覺察到了。
何以有此矛盾？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北伐開始後，特別是民國十六年這一年的中日關係，作一個綜合的觀察。
在中國方面來說，國民革命軍打倒軍閥，統一全國，到了決定性的階段，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大原則下，國民政府避免跟日本發生衝突，中日之間的一切問題，以通過外交途徑謀求解決為宗旨。
至於在北平開府的張作霖，所看重者兩事：第一，根本之地即東三省不可失；第二，共產勢力必須打倒。對日本仍舊一貫地採取虛與委蛇的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並不感到中國方面情勢的發展，對其構成迫切的威脅，需要製造糾紛，以便打開一個新局面，因此，對溥儀毫無興趣，甚至不表歡迎。在田中內閣看，溥儀一到日本，增加其外交上的困難，猶其餘事。最需顧慮的是怕引起張作霖的猜忌，以為日本會支持溥儀回其「發祥之地」。日本政府此時正在向張作霖秘密下功夫，想在東北攫取一項極大的利益，必須很小心地避免任何足以刺激張作霖的行動。
據梁敬 《九一八事變史述》記述，民國十六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密遣新任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及張作霖的「密友兼顧問」町野武馬，向張作霖提出日本包辦滿蒙新五路的要求。適於此時，溥儀提出赴旅順的要求，無怪乎加藤報以冷漠了。
在日本軍部方面，就東京參謀本部來說，步調大致與內閣是一致的，關東軍則始終想收服張作霖，根本未曾考慮過利用溥儀。唯有在華駐屯軍中的特務部門及黑龍會的浪人，對溥儀的興趣極大，但亦並未有何製造傀儡的計劃，因為這些人的力量，還不足以參預日本的政策與戰略。他們只是覺得以溥儀過去的地位，如果能把他控制在手裡，總有機會可以利用。同時手裡有了這麼一張「牌」，對內無論是對他們的政府，或者軍部，足以增加發言的力量。
總之，溥儀此時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利用價值，遠不如「九一八」以後來得重要。這一點，鄭孝胥、陳寶琛都看得很清楚。既然不為人重，又何苦寄人籬下，自貶身份？所以他們一直反對溥儀去日本。這樣到了民國十六年，由於革命形勢的進展，日軍特務部門覺得局勢的變化，可能需要利用溥儀來對抗中國的某些方面，故而圖謀其亟。同時溥儀害怕革命軍打到北方，會對他不利，亦有遷地為良的意向。這一來越發使羅振玉覺得是個可乘之機，出盡全力煽動溥儀赴日。據溥儀自述：
民國十六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一度接受羅振玉勸告，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本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說：日本軍部方面已準備用軍隊來保護我啟程。只是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
所謂「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云云，是溥儀裝點門面的話。事實真相是：
一、當溥儀初至天津時，「擬轉輪赴日，而東京只允以普通亡命客相待，遂不果行」。
二、「民國十六年溥儀欲自赴東三省，田中首相以宗社黨利用為辭。阻之。」
以上據梁著《九一八事變史述》引敘，原注三七、三八，記明此項資料，來自東京戰犯法庭的裁判記錄，其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而且就情理而論，如果田中真願以君主之禮相待，不但鄭孝胥，相信連陳寶琛亦會贊成溥儀赴日，為什麼要「聯合勸阻」？
如上所述，羅振玉處心積慮，煽惑溥儀赴日一事，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功敗垂成。而就在此時，王國維忽然自沉。陳寅恪強調其死，同於屈原。來自教育界的傳說，則王國維乃為羅振玉逼債而死。這些事實傳聞加在一起，去其不可信者，如溥儀所敘，債務只一千餘元云云，則羅、王反目的真因，自然水落石出：羅振玉要做子蘭，王國維要做屈原！
這個結論經過多日思考，持之愈堅。因此，我覺得可以根據羅振玉的為人，以及其他證據，約略推斷出事實真相。
如眾所知，羅振玉最善於利用他人，而王國維從擔任清華教職以後，產生了一種新的利用價值。「南書房行走」是騙人的玩意，清華研究院的教授則已被公認為「教授的教授」，有其崇高的學術界地位與社會地位。在羅振玉看，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王國維已與梁啓超比肩，梁啓超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真正的第一級，不但夠資格組閣，而且夠資格主張國是。現在王國維在學術上的地位，既已與之相併，則在政治上的地位縱或不如，至少他如果有什麼對時局的看法，報上都會登載。因此，倘或王國維能站在羅振玉這邊說話，就足以對抗鄭孝胥與陳寶琛的「聯合」，溥儀亦易於見聽。
我相信羅振玉必曾要求王國維予以助力，而王國維這一次決心不受利用，甚至反與鄭、陳「聯合勸阻」溥儀赴日。這樣，就必然觸怒了羅振玉，逼債不過打擊王國維的手段之一，還有更厲害的威脅是，假借一種「罪名」，用溥儀的名義「傳旨申飭」，或者宣布王國維為清朝的「叛臣」。此即所謂「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
王國維留給他第三子貞明的遺書，開頭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此「再辱」二字，一直沒有圓滿的解釋，其實疑問不僅「再辱」，還有「經此世變」，究竟何指？以上下文的語氣，王國維認為他所經的「世變」即是一辱，如今將有類似的一辱，故謂之「再辱」。所以只要知道了他所經「世變」的一辱是什麼，即可推知何謂「再辱」。
這當然仍舊要從陳寅恪的詩句中去探求。他最初挽王國維的那首七律，頷聯是：「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越甲是個僻典，越是勾踐的越國，甲是甲冑。劉向《說苑》卷四「立節」篇：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
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引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這個典故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陳寅恪詩中的「越甲」是指鹿鍾麟的部隊。「雍門」為齊國的北門。鹿鍾麟驅逐溥儀時，是在神武門及景山布防，更覺陳寅恪用典精切。
「越甲未應公獨恥」者，意謂鹿鍾麟「逼宮」，君臣皆應引以為恥，不應該王國維一個人覺得受了辱，而效子狄之自殺。
王國維之所謂「世變」，亦即指「逼宮」一事而言，斷然無疑。為鹿鍾麟所逐既是一辱，則再一次被逐，便是再一次受辱。從這一點上去模擬情況，除了溥儀「降旨」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使王國維像屈原那樣成為「逐臣」。而溥儀不會無故「降旨」逐王國維，除非出於羅振玉的「奏請」。
以上假設，自信雖不中亦不遠矣！陳寅恪詩中所謂「並世相知妒道真」亦說得很明白。「並世相知」自指羅振玉，「妒道真」語出《漢書·劉歆傳》，「道真」即見道真切之謂。用於此處，指王國維反對溥儀赴日，故為羅振玉所妒。
以我的看法，陳寅恪挽王國維兩詩，這首七律比長歌好得多，「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兩聯，情文並至，寄託遙深，足盡王國維平生。而在第二年春天，忽然又有長歌相挽。推測其故有三：
一是王國維死後，「流俗恩怨榮辱猥瑣齷齪之說」，始終不絕。而陳寅恪所要強調的「湘纍」「靈均」，由於包含著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幕，所以無法理解他為什麼動輒拿王國維比作屈原，因而作此以為說明。
二是警告羅振玉。自北伐之師再度出發，羅振玉在日本軍部特務組織的指使之下，活動溥儀赴日，更為積極，故在詩序中借綱紀之說，微露端倪。如果羅振玉不知趣，則將有進一步的筆伐。但事實上這首詩也有替羅振玉解圍的作用。
三是對溥儀的諷勸。「君為李煜」，實在是高捧了溥儀。鹿鍾麟固非曹彬，溥儀更何可與李後主相提並論。陳寅恪所以比之為李煜者，以後主入宋，過的是「以淚洗面」的日子，而且不久即死於非命。勸溥儀以此為鑑，勿輕言赴日。當時中日關係極其複雜，而華北則為敏感地帶，或者溥儀赴日一事，不便明言，故出以諷勸。至於溥儀是否能夠領會，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對王國維的真正的死因是知道的，只是不肯在自傳中承認，因為他畢竟做了楚懷王，愧對屈原。而在自傳中對羅振玉的深惡痛絕，則情見乎詞，而對王國維則不無悼惜，亦足見公道自在人心。
自拙作見報後，前輩及朋友中，常有道及王、羅往事者。吾友莊練示以所作《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文（收入《涉史載筆》），對羅振玉竊據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言之甚詳。其中最有趣的是，引錄了傅斯年在《殷虛書契考釋》一書中的親筆批語，稱羅振玉為「羅賊」或「上虞老賊」，茲轉引數條如下：
民國十六年夏，余晤陳寅恪於上海，為余言王死故甚詳。此書本王氏自作自寫，因受羅貲，遂畀之，託詞自比於張力臣（按：張力臣嘗為顧亭林抄寫《音學五書》），蓋飾言也。後陳君為王作輓詞，再以此等事叩之，不發一言矣。
此書再版，盡刪附註頁數，不特不便，且實昧於此書著作之體。舉證孤懸，不登全語，立論多難覆核矣。意者此亦羅氏露馬腳處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日又詢寅恪，此書王所得代價，寅恪云：王說，羅以四百元為贈。亟記之。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晚。
此文所論至允，不自嘗甘苦者不能如此明了也。羅振玉以四百元易此書，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慚，其品可知矣。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
最後一條系跋王國維為此書所作的後序。其下又有數語：
彥堂近自旅順晤羅返，云：與之談殷契文，彼頗有不了解之處。此可記之事也。
「彥堂」為董作賓，羅振玉在專家面前，自然無所遁形。不過傅斯年雖惡其人，持論卻頗公平，有一條說：
羅氏老賊於南北史兩唐書甚習，故考證碑誌每有見地。若夫古文字學，固懵然無知。王氏卒後，古器大出，羅竟擱筆，其偶輯大令尊，不逮初學，於是形態畢露。亦可笑也。
此外又有一書名《流沙墜簡》，為考證漢晉木簡的專著，據傅斯年在序文上批註：
此書亦王氏一人之作，而羅賊刊名者也。
總之，從王國維一死，羅振玉的學術研究亦就「消沉」了。此當是羅振玉在民國十七年年底，賣掉天津的房子，移居旅順，改以「從事建築」的原因之一。
又承蕭委員一山惠書云：
近刊《清末四公子》，涉及陳寅恪、王國維事，與弟所見所聞，稍有異同。以當日正任教於清華，與梁任公每日晤談，與王靜安先生亦常有來往。研究院之設，乃教務長張逢春之事，非關曹雪祥。曹對辦學殊懵懂，研究院主任乃吳宓也。寅恪入清華，在弟離去而改授北大之後，但絕非胡適推薦，可以斷言。因彼時胡已不在北大矣（十三年，似去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廿年始回北大）。留美派之戴志騫等，極力主張撤銷研究院，排擠張仲述、莊澤宣（大學部主任），吳、張、莊均辭職。在教授會我發言，在中國要辦中國的大學，不能辦美國的大學，尤其研究院不可取消。為此，幸得保存。梁先生因病不可多教，更以動手術割腎後離去；不久，王靜安亦投湖自殺，以故研究院第二期生多半為陳寅恪所教，如藍文征是也；對研究院由來，多不甚了了（第一期生如吳其昌等，大致明了）。胡適與溥儀僅見過一次，是他自己說的。十四年我因任公先生介任大學部教授時，梁先生已任教數年矣（十二年梁為我作《清代通史》序，我去謝他，就是在清華校內）。梁濟川（漱溟之父）之自沉，為殉道非殉德，王靜安大約亦非殉清，似羅振玉所逼。羅乃學棍，其人格極卑劣，不值一談，如以廉價購得之內閣大庫檔案，轉手即牟大利……羅之奸詐得兄發其覆，可謂燃犀功也。
羅振玉的賣友「負」主，盜名欺世，既如上述，則上帝的歸於上帝，撒旦的歸於撒旦，至少有一個工作，為了維護學術的尊嚴，是我們不能不做的。我友蘇同炳（莊練）在《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文的結尾中說：
羅振玉將王先生逼害致死，照理應該知所愧悔。然而他竟偽造先生的遺折，替先生裝上一個殉清自殺的假名，既可將自己的劊子手行為輕輕掩飾，又可藉此向王家示恩。其行為之卑污醜惡，真可說是世無其匹了。至於他後來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行為，更為士林所不齒。所以傅斯年先生最痛惡此人，稱之為「上虞老賊」或「羅賊」，至不願以其人之名污齒頰。可怪的是，近年來台北竟有人編印《羅雪堂先生全集》，一編再編之不已，更至於四編五編，盛夸羅振玉在學術文化上的貢獻，真使人大惑不解。由羅振玉慣於作偽及攘竊他人研究成果等等的事實來看，他所得到的「學術」地位，究竟有若干是出於他自己研究所獲的呢？
按：剽竊他人著作的惡行，征諸史實，最著者計得三人，一為宋朝初年齊丘竊譚峭的《化書》，改名《齊丘子》行世；二為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攘竊郗紹所作《晉中興書》；三為晉朝郭象竊取向秀《莊子注》十卷。《化書》據說乃譚峭贈與齊丘；《晉中興書》則何法盛原為寒士，向郗紹乞取，冀以成名，郗紹靳而不與，乃出以攘竊原稿的下策，說起來都還有情可原。比較嚴重的是郭象的行為。《世說新語》載：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頗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或點定文字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晉書·郭象傳》即采此說。錢牧齋的族孫錢曾以為：「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佳。」紀曉嵐撰《四庫提要》，校勘向、郭二莊之異同，下一斷語，駁錢曾之說：
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殆非無證。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並《世說》所云象自注《秋水》《至樂》二篇者，尚未必實錄矣，錢曾乃曲為之解，何哉？
縱然如此，郭象畢竟也還做了一部分補註的工作。而向秀原注，在宋朝以前猶能傳世，故其盜竊之行，猶不如羅振玉之嚴重。
今按《集蓼編》，羅振玉自敘其為學經過：
洹濱甲骨，自庚子歲始由山東估人攜至都門，福山王文敏公（懿榮）首得之，未幾殉國難。亡友劉鐵雲觀察，得文敏所藏，復有增益；予在申江，編為《鐵雲藏龜》，瑞安孫仲容征君，據以作《契文舉例》，於此學尚未能有所發明。且估人諱言出土之地，謂出衛輝；及予官京師，其時甲骨文大出，都中人士，無知其可貴，予乃竭吾力以購之，意出土地必不在衛輝，再三訪詢，始知實在安陽之小屯，後遣人至小屯購之。
宣統初元，予至海東調查農學，東友林博士（泰輔）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雜誌，以所懷疑不能決者質之予。歸草《殷商貞卜文字言考》答之。於此學乃略得門徑。
又按《清稗類鈔》收《劉鐵雲藏龜甲牛首》及《羅叔蘊龜甲牛首》文，說羅振玉發現甲骨文為殷商貞卜文字的關鍵是：
詢知發現之地為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
根據羅自敘，他之「再三訪詢」，始知出土地為小屯，是在「官京師」時。羅以光緒三十二年入京，三十四年春天，視學山東，回京不久，又請假赴上海嫁女，西宮上賓，始遄返京師。而「宣統初元」即「至海東調查農學」。算他這首尾四年之中，只有光緒十三年這一年，可以靜下心來做學問，但其時他要參議學制，奔走相府，又要忙著收買甲骨，實不知他哪裡還有時間，從所收藏的三萬餘片甲骨中，一片一片去考卜辭。
此一工作是「潛郎署」的王國維在做，我也找到一個很有力的證據。羅振玉的收藏甲骨，是由他的親家劉鐵雲而起。劉鐵雲第四子大紳從羅振玉讀書，後來又成為羅的女婿，所記有關羅振玉做學問的文字，絕少提到王國維。但劉鐵雲的胞侄大鈞有一篇《劉鐵雲先生軼事》，載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人間世》四期，卻在無意中有了極重要的透露。
劉大鈞所記如此：
先生藏古董甚多，書畫碑帖，鐘鼎彝器、晉磚、漢瓦、泉幣、印章、古代樂器，以及甲骨、封泥，無不搜羅。以前收藏家對於甲骨封泥未加注意，經先生收藏，復經王國維先生詳加研究，於古史多所發明。三代文字留傳至今，殊可貴也。先生在北平、南京、蘇州、上海、淮安等處皆有房屋，分藏古董書畫等，但以北平、南京、蘇州，所藏為最多。余幼時聞先生南京住屋有一室，其地與四壁皆以古磚古瓦砌就，其他古董陳列尤多。時端方為兩江總督，亦好收藏，時相過往，因艷羨先生所藏劉熊碑，欲以廉價強行收買，先生不允，嗣因不願結怨，以碑贈之。然後此奏參革職，查抄家產，端仍為主動者之一。
其後劉大紳撰《關於老殘遊記》一文，在第六節《遊記作者被禍始末》附註十六中說：
發事時從弟之年始逾十齡，復隔房；厚源不過三數歲，均後來聞人言端與先君之古玩交涉，遂致誤會耳。
「從弟」即指劉大鈞。但只辨劉鐵雲被禍與端方無涉，未及王國維，則所言「復經王國維詳加研究，於古史多所發明」，自屬可信。而且，劉鐵雲被禍之因，劉大鈞是聽人所說，王國維研究甲骨文，或曾親有所見，因為劉大鈞其時，並非「始逾十齡」。據劉大鈞之子，現居紐約的劉厚醇，在聯經出版社「重印《老殘遊記》跋」中辨正：
第六節注十六「事發時從弟之年始逾十齡，復隔房……」按事發於一九○八年，「從弟」（即先父大鈞）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生，時已十九足歲，按國人算法，年已弱冠。
按：《鐵雲藏龜》影印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其時劉大鈞即已十二歲，此後王國維研究甲骨文，必取實物觀察，則常往來劉家，曾為劉大鈞所見，是非常可能的事。
羅振玉說，《鐵雲藏龜》是他在上海所「編」。實際上恐亦出於王國維之手。因為，羅振玉自敘收藏甲骨經過，亦未說真話。如前所引《集蓼編》，關於甲骨出土地點，羅振玉一則曰「估人諱言出土之地」，再則曰「再三訪詢，始知實在安陽之小屯」，用意是要表明，由安陽曾為殷都，乃悟及甲骨文為殷朝的卜辭，此自是有發明之功。而事實上不然。
「聯經」版的《老殘遊記》，附錄頗為珍貴，內有蔣逸雪於民國三十年所作《老殘遊記考證》一篇，分「緒言」「海源閣」「毓賢」「治河」「太谷教」「劉鶚年略」「餘論」共七節。前有序言：「比與琅琊王獻唐先生同寓蜀中歌樂山，先生淵雅博洽，胸羅故記，間有請益，如挺撞鐘，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一夕論及《老殘遊記》，清言亹亹，懸瀉不竭，空谷細雨，漏盡未休，亦播遷以來一樂事也。長夏無俚，聊次所聞，更旁征他書以廣之，成《老殘遊記考證》一卷。」
王獻唐認識王懿榮的外甥周漢光，所談中藥中的「龍骨」，一變而為中國史學及古文字學中的瑰寶，是第一手的資料，至為難得。其言見《考證》第七節「餘論」：
鶚印行之書，有《鐵雲藏龜》《鐵雲藏印》《鐵雲藏陶》及《鐵雲封泥》（封泥附藏陶中），數者皆福山王懿榮濂生舊物。庚子，懿榮殉難，身後蕭條，其家舉而售諸鶚，鶚乃搨以問世。藏龜之拓，影響於近世學術尤巨。初，懿榮居京師，妻黃氏病，方有龍骨，其甥周漢光檢視，乃有刻紋之甲片，不與常質同，命仆持問鋪。回言無誤，此藥新由河南安陽運到，貨極地道。聞於懿榮，懿榮亦疑不能釋，親往同仁堂（藥鋪名）查詢。其所謂龍骨者，其形大小不一，上皆有刻紋，間合數小片成一大片，而形似龜版，其文更若意義之可尋者，雖不能悉識，而斷為古代書契無疑。乃罄同仁堂所有以歸，並囑代向安陽搜購，後亦續有所得。此漢光親為獻唐先生言者。
在同仁堂賣藥，要強調「貨極地道」，就必須指明來源，因中藥最重產地，所以絕無假冒安陽，更無諱言安陽之理。羅振玉說這「洹濱甲骨，自庚子歲始由山東估人攜至都門」云云，顯然不實。因為此時的甲骨，只是一味普通的中藥「龍骨」，他之成為「古董」，乃是王懿榮大量收購以後的事。在此以前，「估人」何能識寶？又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所發見之學問》一文云：
庚子，王文敏公殉難，其所藏皆歸丹徒劉鐵雲鶚。鐵雲復命估人搜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緒壬寅，劉氏選千餘片影印傳世。
據此，亦可見甲骨出土之地，並非秘密。而羅振玉所說，「其時甲骨大出，都中人士，無知其可貴者」，亦是胡說。
如上所述，羅振玉關於龜甲出土的經過，說了許多假話，所以我對他所藏甲骨的來源，亦頗懷疑，就手頭所有的資料並看，即可發現許多疑竇。《清稗類鈔》載：
拳亂起，（王）文敏殉難。壬寅，其哲嗣翰甫觀察季烈售所藏，償夙逋，龜甲最後出，計千餘片，為定海方藥雨所得。范別有三百餘片，則以歸劉鐵雲。趙又為奔走齊、魯、趙、魏之邦，凡一年，前後收得三千餘片。丙午丁未間，又屢有所獲，總計所藏，約有一萬五千餘片。
方藥雨名若，浙江定海人。先為天津《國聞報》主筆，其後接辦文廷式所創的《天津日日新聞》，與劉鐵雲至交，《老殘遊記》後半部，即在該報連載。據劉大紳述，方藥雨接辦該報，得其父資助為多，則方所得甲骨，當是作價轉讓於劉，甚至方藥雨不過出面，實際為劉所購。
據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所載，則別有內幕，其第三編卷六記：
自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五里小屯，本為殷武乙之墟，洹曲崖岸，為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三代文字，先為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光緒庚子王文敏公殉難，所藏悉歸丹徒劉鶚，上虞羅叔韞監督。振玉復派其弟振常，與妻弟范兆昌親往其地購之，居住數年，所得數十萬片。
按：羅振玉元配姓范，廣東連平人。劉聲木既指出姓名，其言可信的成分居多。此范兆昌殆即「范某」，其先「有范某者，挾百餘片去京師，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見之狂喜」，亦即其人。王懿榮之發現甲骨，乃由同仁堂而來，已如前述，與此說兩歧。真相如何，已難考證。但《清稗類鈔》載有「范某」其人，《萇楚齋隨筆》載明範某姓名，並言為羅的內親，似乎言之有據。倘真有其人，則以羅的喜於作偽，或者「范某挾百餘片去京師，自炫以求售」，即出於羅的指使，亦未可知。
次言鐵雲藏「龜」的下落，亦頗可疑。劉鐵雲於光緒三十四年以代洋人在浦口購地的嫌疑獲罪。其先一年秋天，劉鐵雲南歸住江寧，留守平寓者，為其第三子大紳，他在《關於老殘遊記》一文中說，前一年年底，劉鐵雲命他將「存平之物，全數運南」，於是第一次遣老僕以「所珍之物，如甲骨銅器等，及較貴重物品，徑送南京」。
到得第二年夏天，劉鐵雲遭破門之禍。據劉大紳記，原因頗為複雜，遠因可追溯至其祖父劉成忠（咸豐二年進士，與翁同龢同榜）當御史時，有世交子弟世姓者，以鄉榜闈墨送請指教，劉成忠送了他二十兩銀子，未收他的闈墨。旗人好面子，以為這是表示不堪造就之意，引為大辱，因而記恨。此世交世姓子弟，後來當了大軍機，記起前仇，加以報復。按：據劉大紳所述，則此世姓子弟必是世續，蒙古正黃旗人。
其次是得罪了袁世凱。據說，光緒十年來，張曜當山東巡撫，劉鐵雲以河工受知，為山東官場紅人，袁去投靠張曜，托劉吹噓，劉不曾理他，因而成仇。有兩個仇人當軍機大臣，日子自然不好過了。
劉大紳說，當袁世凱密電江督端方，密拿劉鐵雲時，端方頗有保全之意：
據王孝禹先生曰：端接袁具名之軍機傳電，即招王入署示之。王力請相救，端莞爾曰：此事在君，我何能為力？王欲辭出，端留之。且言將宴客，請其作陪。言已即令請巡警道段某。王時不識端意，顧惶急。未幾段至，端與縱談碑帖，膳後仍然。至下午端始出電示段，段請即行。端曰：此袁宮保奉密旨交辦事件，宜夜往。段請先歸預備。端曰：「此時預備，若有漏泄，誰任其咎！」段始不復言。端復語之曰：「可即在此夜膳。」並謂王曰：「如無公事，亦可膳畢再去。」王答曰：「略有小事，料理畢即來。」端頷之。王遂辭出。歸寓密書致先君，阻於閽人陳貴，未達。晚間王復令人來視，又為陳貴所阻。王入督署，不知先君尚未知，且以為已離寧也，端見王入，又與眾縱談有頃。始告段曰：「此時可預備矣，然必過十二時再往，早恐未歸也。」段唯唯辭出，王亦偕辭。夜二時頃，段來寓所，先君遂為所執，王猶不知。翌晨王入見端，端點香微嘆。王莫喻其意，出始知之。急究所以，並謀救，則已無從著力矣。
此段敘述雖詳，卻頗有不可曉處。密書何以「阻於閽人陳貴」？晚間派人探視，又為「陳貴所阻」。夫「閽人」者劉家之門房也，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何得從中一阻再阻，幾陷主人於死地，豈非極可怪之事？
其得禍經過，據劉大紳所記如此：
翌年夏，袁又罪以散太倉粟及浦地事，電端忠愍相緝，端密囑世丈王孝禹先生左右先君速避，誤於僕人陳貴，先君遂被禍。家人時均在蘇，紳在平，大先兄在滬。聞訊後先倉皇奔赴，僅大先兄賃乘專車，行較速，得一面。余未及至，先君已為軍艦送漢口。二先兄追至漢，以無資斧，徒步從行二百餘里，僅得於晨行夜宿間，遙瞻顏色，不得語。幸途遇世誼，贈以資，始得隨從。至蘭州，姻丈毛實君先生，留二先兄於署，不聽去。先君遂孑身由世仆李貴追隨赴新。紳至寧，遵王孝禹先生囑，返平謀救。姻丈喬茂萱先生，擬以紳往代戍，羅丁兩先生均謂事出宿憾，與尋常不同，不先事疏解，恐徒多陷一人，或且致他變。方慎重相謀，而高子轂、鍾笙叔兩先生禍又作，益不敢觸當道怒。逾年又謀請代，丁先生為懇於慶邸，則謂姑待至十月間萬壽大赦時。於是又不得不暫忍。不料先君七月即歿於迪化也。計先君於前一年六月初二日由南京啟行，至是年七月初八病歿，共十三個月零七日。
當劉鐵雲被禍之始，劉大紳倉皇南歸，已經破家。由京南運的箱籠，則屢屢為「至戚」乾沒。以劉大紳為羅振玉女婿這一重關係而言，所謂「至戚」自然不是指羅，但「鐵雲藏龜」的下落，頗費猜疑。試看劉大紳所記：
此外，因諸兄在寧謀救，為人恐勒嚇詐逼寫契紙字據等事，亦屢見不一。又前數年疏浚秦淮河，掘出玉插山一座，當時報紙宣傳，謂發現六朝古物，登載攝影，轟動一時者，實為先君案頭常置文玩。大先兄冤憤之極，不願人得，手投之河中者也。
按：劉鐵雲所收藏的甲骨銅器，原藏京寓，前一年年終，首先移送江寓，已如前述。則此時趁火打劫者，自必首先注意這些值錢的古物，但清末收藏甲骨著名者，除劉鐵雲、羅振玉以外，更無他人。劉以間接獲王懿榮的收藏而著名，則鐵雲藏龜轉手以後，亦應有人如劉之成為收藏甲骨的名家，而竟無其人，亦理之不可解者。因此，鐵雲藏龜是否經過某種特殊的途徑而歸於羅振玉，令人不能無疑。
總之，羅振玉善於作偽，他的乘龍快婿、劉鐵雲的第三子大紳，為親者諱，所記其父、其岳，以及羅振玉與王國維的關係，支離閃爍，亦頗多可疑。鐵雲藏龜是否輾轉落入羅振玉之手，固成疑問，但《雪堂遺書》中有關甲骨文的著作，大部分出於王國維之手，則為鐵案。為了是非，也為了公道，更為了學術的尊嚴，我希望當今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專家應該有所表示。特別是董作賓門下，受學飲水思源，更有澄清師承的必要。
按：關於甲骨卜辭的研究，學術界盛稱「四堂」，所謂「雪堂導乎先路，觀堂繼以觀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即指羅、王、董及郭沫若而言。其間成就，固以董作賓為一代大師。董作賓寫《羅雪堂先生傳略》，雖不沒其對甲骨的考訂、傳播之功，但民國十八年冬，董作賓專程赴旅順訪晤羅振玉，歸後語傅斯年謂，「與之談殷契文，彼頗有不了之處」，已如前述，則董、羅之間，絕無師承關係，於此可見。
我不大了解董作賓早年為學的經過，但董於民國十一年入北大作旁聽生，翌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董為研究生。當此時也，王國維正受聘為該所國學門的校外通信導師，則董必曾以研究甲骨的心得，向王請益，殆可斷言。是故董作賓門下，亦即王國維的再傳弟子，為太老師爭回著作，是尊師重道分所應為之事。
由陳散原談到陳寅恪，由陳寅恪談到王國維、羅振玉，這野馬跑得太遠了，回頭來仍舊談散原翁。
自北伐成功，譚延闓大貴。此散原昔日之所謂「譚生」，自然不脫翰林風味，對散原之尊禮有加，是可想而知之事。於是散原又開始作避囂之想，築室匡廬，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別滬就江舟入牯嶺新居」。山居時仍常有老友相視，陳曾壽往還最密。而其中表又為兒女親家的俞壽丞（名明頤，行三，俞大維尊人）則結鄰而居，亦時有唱和。人在深山，其實亦並不寂寞，民國十九年仲春有詩一首，足覘山居之樂，詩題是「二月二十二日，楊居士德洵招邀山中鄰客二十許人，集黃寺寶樹下，僧青松長老為蜀人，薦鄉制豆花饗客。罷餐取影，復過黃龍潭觀瀑，題以紀興」。詩中寫寶樹云：「仰視環走雜婦孺，泬漻壑谷騰歡嘩。」足見遊客之盛，亦為北伐成功以後的興旺氣象。
到了民國二十年初夏，移居松樹林新宅，名之為「松門別墅」。有《首夏移居松樹林新宅》詩。其前一首七絕，詩題為「徐悲鴻畫師來游牯嶺，相與登鷂鷹觜，下瞰洲渚作蓮花形，嘆為奇景，戲贈一詩」，詩云：
移枻瀛寰亦一奇，龍鍾為顯古鬚眉。
來師造化尋窮壑，散落天花寫與誰？
徐悲鴻在牯嶺時，曾為散原寫照。沈葦窗兄藏有影本。
及秋，散原的好友曾熙下世，哭以五古一首，可作《曾農髯小傳》讀：
吾鄉清道人，不屈破亡際，黃冠變姓名，鬻書活夷市。
石交有農髯，頡頏同臭味，高節與之並，又並擅絕藝。
起首四句只談清道人李瑞清，「石交有農髯」一轉，接以「頡頏」兩「並」之語，則為清道人即所以寫曾農髯，四十字中已概括曾李平生，巨匠運斤，洵不可及。以下專及農髯：
道人悅一瞬，壇坫續樹幟，坐振神翰譽，光侯重遐商。
靈根吐華蕤，雅詠雜嘲戲。晚歲弄畫筆，震發涎百輩。
古貌出蜃樓，中情率而摯，奔命護死友，築庵挹風義。
此十二句敘農髯的書法、詩、畫、容貌、性情。「築庵挹風義」者，清道人歿於民國九年，曾農髯葬之於江寧牛首山，置祭田，立宇祠，風義遒人。「奔命護死友」自有本事在內，欲言其詳，只有叩諸曾、李二翁的傳人張大千了。
以下是敘與農髯的交誼，頗有「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之意。不久，散原下山，時為十月初一，有《庚午十月朔別廬山》五古一首，起首六句為：
棲跡雲霧巔，歲序慨已周。謬希龍蛇蟄，終遺猿鶴羞。
隱乖五柳趣，放接三閭憂。
據可知，下山的原因，並非為了山上不宜過冬。八十老翁，隱於廬山，竟乖陶情的志趣，而有三閭大夫的憂慮，其故亦可思矣。
自此至民國二十四年夏，集中僅留詩三首，一首為七絕，題作「拔可寄示晚翠軒遺墨，展誦黯然，綴一絕歸之」。拔可為李拔可，閩派詩壇健將。「晚翠軒」的別署，在清朝凡六，此則必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詩云：
殺士之朝跡已陳，鳳姿曾列眼中人。
此才頗系興亡史，魂氣留痕泣送春（原註：卷中有效韓致光體送春二律）。
「殺士之朝」，安得不亡？此老詩筆嚴於斧鉞。其下一首亦為七絕「題弢庵師與詒書學政合影」：
住屋東西老味同，依依形影托冥鴻，
一時童冠成耆舊，劇戀觚稜夕熱紅。
弢庵為陳寶琛，詒書（亦作貽書）則福建長樂林開暮，其父天齡曾充上書房師傅，為恭王長子載澂的業師，所以頗得恭王照應，放江南主考，放江蘇學政，扶病按臨松江歲試，歿於考棚。林開暮亦曾任河南學政，《一士譚薈》記其人云：
入民國後，卻征不出，而亦未嘗以遺老厚自表襮。晚年久居北京，與陳寶琛結鄰。民國二十六年春，南遊賞梅，得病而歸，五月間卒，壽七十有五。有自挽一聯云：「固知無物還天地，不敢將身玷祖宗。」坦蕩之懷可見……陳三立聯云：「改世擲勛名，攬勝飛吟，澹泊襟期完獨行；餘生接師友，佐談聯酌，綢繆歌哭戀同居。」深警酷煉，此老固不肯一字落於平凡也。下聯有其師陳寶琛在（寶琛為三立壬午鄉試座師，先林兩年卒），情致尤為切摯。
林開暮與散原並無淵源，但林與陳寶琛為聯襟，散原由師門而相稔，且亦重其為人，故交情漸深。閩中多詩人，唯與散原有酬唱者，類皆學醇品粹的君子。梁鴻志的詩不為不佳，卻無往來。鄭孝胥早年有唱和，晚年罕接音問。於此足見散原交遊之不苟。
以上兩詩詳細年月無可考，下一首挽陳寶琛，則為民國二十四年春間所作，《花隨人聖庵摭憶》載：
弢庵先生，以今年驚蟄前一日逝於舊都，年八十八矣。老成人漸盡，輒有靈光忽頹之嘆。散釋近以事北歸，先生尚屢詢余何以不來？散釋因申余請乞書，亟言必為之。因言，今年腕力衰，前日為人書一中堂，覺憊甚。然猶健飲啖，健談，舊曆元日，尚為詩，有「蟄壞欲動身滋耄」之句。而上元後，驟患肺炎，遂不起……
是年春，散原翁八十生日，先生寄以一詩，並寫以寄余。詩云：「平生相許後凋松，投老匡山第幾峰。見早至今思曲突，夢清特地省聞鍾。真源忠孝吾猶敬，餘事詩文世所宗。五十年來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鍾。」此詩海內稱傳其佳，抑豈知其佳處，乃在無一句無著落。後七句諗二陳者多知之，首句似虛而實。蓋翁為光緒初年先生典試江右所親拔士，其試題，則為「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故首句意實雙關。散原是年春尚居廬山，冬始北行，耄年師弟，猶得歡聚者又一年有餘。北書昨來，言翁病癃閉時作，久戒絕篇章，然今日殆不能無沉泉之詠矣。
「今年」即民國二十四年。散原自十九年十月初下山後，翌年復上牯嶺。吳宗慈為國史館所撰《陳三立傳略》云：
二十年辛未夏，先生由滬避暑北平，中途感不適，改赴廬山。居牯嶺數載，乃經新京，稍勾留，就養於北平。二十六年丁丑五月，日寇發難於盧溝橋，平津尋淪陷，先生憂憤，疾發拒不服藥，十一月棄世，年八十五歲。寢疾時，輒以戰訊為問，有謂中國終非日本敵，必被征服者，先生憤然斥之曰：「中國人豈狗彘不若，將終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與語，嗚呼！如先生者，使其得時與位，必將改革以致太平；不幸不得志，而牢愁抑鬱，既一寓之於詩，乃至於發憤，以喪其生，可勝慟哉！憶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閘北，滬戰遂作，先生居牯嶺，日夕不寧，於郵局訂閱航空滬報，每日望報至，至則讀，讀竟則愀然若有深憂，一夕忽夢中狂呼殺日本人，全家驚醒，於是宿疾大作。其愛國熱情類如此，此固傳者所親見聞者也！
按吳宗慈的所謂「新京」，與舊京相對，指南京而言。在這篇《陳三立傳略》之後，吳宗慈的附記中又說：
民國十九年，余寄寓牯嶺，翌歲，先生亦以避暑至，遂得昕夕過從，亘三載，講學論世，親聆謦欬，大遂平生之願，時先生近八旬，余亦垂垂老矣。先生創議重修廬山志，命余主其事。商志例，先生主應注重科學；論撰志文體，先生以風會不同，文體亦異，應舊從其舊，新從其新。志成，先生為點定，顧余曰：「斯作亦可空前矣！」二十二年秋，相偕由山抵新京，先生即養北平。
此記稍有未諦。散原於民國二十二年冬北上，省視其師，旋即南返。陳寶琛歿於二十四年初春，散原除輓詩以外，另有輓聯：
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殘年償小敘；
運會所遭，輔導所系，務攄素抱見孤忠。
「殘年償小敘」即指二十二年冬，在北平相會。下聯指「滿洲國」及溥儀而言。「輔導所系」四字，就表面而言，不過言其為帝師，其實此四字似淡而深，因為溥儀唯一所尊重的人，亦即是唯一可以激發溥儀良心的人，只是陳寶琛。此人一死，喪失了對溥儀的影響力，就大局而言，多少是值得惋惜的。
於此可知《題弢庵師與詒書學政合影》一詩，作於北平。而《挽弢庵師》一律，則作於二十四年。其下一首作為《廬山》，再下一首《和蒼虬》，又可當詩史讀：
匡山驟別留殘唾，燕市驚逢接苦言。憂患彌天公亦老，支離示疾我猶存。醉醒匿隱桑榆影，往返應迷關塞魂。剩途餘生補余恨，飲冰不改肺腸溫。
陳曾壽大概在「九一八」以前就到了天津，從溥儀於「靜園」。「九一八」以後，土肥原將溥儀架弄到旅順，「皇后」婉容，即是陳曾壽護送到大連的，溥儀自傳：
我在離開靜園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諭，叫一名隨侍交給胡嗣瑗，命他隨後來找我，命陳曾壽送婉容來。這三個人聽說我在旅順，就來到了大連。羅振玉派人去給他們找了地方住下，說關東軍有命令，不許他們到旅順來。婉容對這個命令起了疑心，以為我出了什麼岔子，便大哭大鬧非來不可。這樣才得到允許來旅順看了我一次。過了大概一個月，關東軍把我遷到善耆（這時已死）的兒子憲章家裡去住，這樣才讓婉容和後來趕來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來。
溥儀又說：
我本來還想讓胡嗣瑗、陳曾壽也搬到我身邊，但鄭孝胥說關東軍規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羅振玉和萬繩栻這幾個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許見我。我請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結果只准胡嗣瑗見一面，條件是當天必須回大連。胡嗣瑗在這種情形下，一看見我就咧開大嘴哭起來了，說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連見一面都受人限制，說得我心裡很不自在。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懼在壓迫著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幾句，告訴他等我到了可以說話的時候，一定「傳諭」叫他和陳曾壽到我身邊來。胡嗣瑗聽了我的話，止住了哭泣，乘著室里沒人，一五一十地向我敘說了鄭、羅二人對他們的多方刁難，攻擊他們是「架空欺罔，挾上壓下，排擠忠良」。
鄭、羅不但排擠胡嗣瑗、陳曾壽，尤忌者是「陳師傅」。溥儀自傳：
我到旅順的兩個月後，陳寶琛也來了。鄭孝胥這時成了關東軍的紅人，羅振玉眼看就要敗在他手裡。正當他接近全勝，他和關東軍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時候，看見威望超過他的「帝師」出現在大連，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這位同鄉會引起日本人更大的興趣，急忙想攆陳回去。所以陳寶琛在旅順一共住了兩宿，只和我見了兩面，就被鄭孝胥藉口日本人要在旅館開會給送走了。
當時爭執的焦點是，溥儀要做皇帝，而日本軍閥為了保持可退可進的彈性，只同意他做「滿洲國執政」。據說鄭孝胥在日本許以「國務總理」的條件下，已經同意此項安排，溥儀亦自此對鄭孝胥不滿。至於一班「舊臣」，想法跟溥儀是一樣的。他在自傳中說：
這時占據著我全心的，不是東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麼辦法統治這塊殖民地。它要駐多少兵，要采什麼礦，我一概不管，我關心的只是要復辟，要他們承認我是個皇帝。如果我不為了這點，何必千里迢迢跑來這裡呢？我如果不當皇帝，我存於世上還有什麼意義呢？陳寶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齡的風燭殘年之身到旅順時，曾再三對我說：「若非復位以正統系，何以對待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結果傀儡戲登場，溥儀還是「執政」。直到兩年以後，方始「即皇帝位」。其間陳曾壽往來榆關道上，每見遜清的「舊臣」，輒道溥儀的苦況，散原詩中的「接苦言」「憂患彌天」，皆為紀實。散原之歿，乃以高年患癃閉之症，而適逢盧溝橋事變，憂憤拒不服藥，正如吳宗慈所記。吳宗慈受知散原翁，先服務國史館，抗戰既起，回江西主修江西省通志，徇散原次子陳隆恪之請，撰此傳略。往來書信，可以覘知散原生平及志業，陳隆恪的第一函是：
嶺南一別，忽逾六稔，去歲即聞執事亦返省，主修省志，至為欣慰，以道遠時乖，未獲承教，弟月前自萍鄉來泰和，而公又他徙，悵惘何極！先君棄養後，此間當局同鄉，多欲籲請中央明令褒揚，弟曾委婉辭謝，近日李君立候等，復以此事相商，辭意堅懇，並索先君事略，以備呈詞，摯情高誼，欲卻不能，惟有感銜而已。伏念先君一生，不求聞達，僅以文章氣節，韜晦橫流，既無功於民國，自無憑藉懇予表彰，又不能妄加事跡，誣瀆先靈。故弟終日彷徨，於先君事略，不敢措辭，今擬懇公權衡斟酌，撰一節略，迅予賜寄，此外尊處如收輯關於先君記載傳述等，亦乞鈔示，以公與先君晚年過從甚久，相知甚深，故敢涕泣干求。
以一雖不以遺老自居，而且熱望國家強盛，絕不反對共和，但畢竟為傳統所囿，不昧「君臣大義」的散原翁，受民國表揚，畢竟是件很尷尬的事。陳隆恪的顧慮與彷徨，正見得他的不苟，殊可稱道。吳宗慈亦有同感，故復書略有敬謝不敏之意：
老伯略傳既承垂諉，自當遵命，第有困難者：抗戰以來，弟之藏書及筆記諸種稿件，遺失已盡；昔者老伯北平棄世，弟與古直層冰，曾各有撰述生平概要，登諸港澳各報，今舊稿無存，報章雜誌亦無覓處，其難一也。今承乏修省志，對於前賢事跡及撰著等，應為詳細調查，奈值戰時，種種人事困阻，百呼無一應，且館中經費奇艱，行政上束縛馳驟，殊難理喻，反不如修廬山志，自籌經費，自作主張，可期必成，其難二也。今讀來函，似只須撰一傳略，備作呈請褒揚之底稿，則著筆尚不大難。
以下商談體例，吳宗慈同意陳隆恪的看法。他說：
老伯生平，誠如來函所述：一生不求聞達，僅以文章氣節，韜晦橫流，既無功於民國，自無憑藉懇予表彰，又不能妄加事跡，誣瀆先靈。數語已括盡生平矣！蓋請民國褒揚，斷非老伯九泉所許，然鄉人後死，自不能不盡其高山仰止之思，亦曰各盡其分耳。現擬撮述在廬山數載過從，關於論學論世所親聞者，先成一傳略，至正傳尚不敢輕易下筆……弟意對老伯生平，擬以「高不絕俗，和不同流」八字為骨幹，至關於出處大節，乃自守為子為臣之本分，故在清末季，韜晦不出，與辛亥革命後之作遺民，其志趣節操，乃一貫而行者。故忠於清，不必如鄭孝胥；贊成民國，更不必如譚延闓，蓋胸襟落落，自有獨來獨往之精神，寓於其間也！全篇文字，擬采上述大意，中間再以事實聯貫，夾敘夾議成之，其撰傳者，即由弟署名，不必由貴昆仲，反難於措辭。
如所論述，自嫌過於簡略，但限期只五日，陳隆恪所附事略亦僅百餘字。傳至後人既視此為不得已搪塞鄉人盛情之舉，則吳宗慈自亦不必、亦不能作詳傳，故名之為「傳略」。及脫稿後，乃有胡先驌提出商榷意見，函吳宗慈：
頃讀尊著散原先生傳，高文健筆，至為佩仰，尚覺未能盡述其德業。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其尊人右銘先生為湘撫時，南皮為鄂督，慕先生名，竟枉駕先顧，右銘先生始命先生回謁。南皮一代名臣，而傾倒先生至此！此傳略中不宜漏略者。故先生父子罷斥之後，先生仍居南皮幕府中，嗣後先後在端匋齋、張安圃處，皆尊為上客。
按：匋齋為端方，安圃為張人駿，張佩綸之侄。張人駿與散原有師生之誼，督兩江時，強延散原入幕，為時亦甚暫。此外從未入張之洞、端方之幕。散原視張之洞為前輩，交誼在師友之間，與端方則純乎詩酒往還而已。胡先驌不特誤解事實，且亦誤解散原之詩，以為賀張之洞壽詩：
「作健逢辰領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領之，其胸中浩然之氣可想。
此則大謬。但謂散原不願以遺老自居，不為無見。胡函中云：
尊文所云，韜晦不出，恐非先生素志。南潯路督辦，在先生經歷中，實至微末之事，殊不必特書也。先生於鼎革後即剪髮，雖疾視袁項城與諸軍閥，而絕不以遺老自居。尊文雲「甘隱淪為遺民以終老，只自盡其為子為臣之本分」，又違先生之志矣！
吳宗慈於此函有按語：「不以先生為遺老，斯真違先生之志矣！」兩者看法，絕不相同，其實皆有偏頗。散原只是淡泊而已。
不過，散原當時對民族領袖的敬佩，兩人的看法是相同的。胡先驌說：
晚年居牯嶺，居北平，其婿俞大維任兵工署長，先生藉悉蔣公備兵御日之雄略，乃極佩蔣公。盧溝橋變作，驌觀謁先生於北平寓廬，先生對於我國抗戰，具莫大信心。
吳宗慈對胡先驌所論，辯解之詞如次：
首修廬志，本推重老人主其事，老人謂弟曰：「民國以來，凡所為文，未用民國正朔。今修山志，將焉用之？關民國事，聽兒輩為之足矣。」觀此言，其志趣不既昭然乎？
至對蔣公之欽佩，與大維之所稱述者，居廬山數載，尚有蔡孑民、李任潮、戴季陶等來訪，其談話，弟或在座，或事後敘談，皆飫聞之矣。此與本身志趣另一事也。清庚子後，老人未嘗無用世之志，然不得其位與其時，亦終於韜晦不出……弟以為老人愛國，出於衷誠，亦何間於為遺民乎？
話雖如此，傳中對此並未述及。吳宗慈另一函中辯解的理由極是，他說：
至對蔣公之欽佩，誠如尊論，蓋以蔣公若干年來之事功，不僅在國家，亦且及世界也。為吾國歷史上僅見之一人，中山先生而外，固無能與比肩者。老人論人論事，初無成見，況在蔣公，何有間然？原文中於此層未詳及，則以請褒之案，不便如此措辭，恐人議此為邀榮之筆，不既重誣老人乎？遺民二字，尊意擬不用，容於撰正傳時詳酌。梨洲、炎武、船山諸賢，皆遺民也。
傳略中商榷傳主後嗣，吳宗慈與胡先驌亦有不同的意見，吳宗慈復函中說：
老人諸子中，惟師曾已故，故得略述其身世。至寅恪昆玉等尚存，雖寅恪學識極高明，然礙於文例，不便詞贅，故只以皆能謹飭廉隅，世其家聲，簡略帶敘耳。關於老人著作原稿，最後幅已更正百餘字，因詩已由商務印行，文則存師曾夫人處。至陳嚴愚處所存，乃得諸彥通者，中有贗鼎，並非全璧，此袁伯揆所親告。
胡復書云：
散原文中頗多贗鼎，袁伯揆即作此項贗鼎者，如能清理之，亦佳事也，師曾事實弟知之特寡，其詩集為其女弟子手書已刊布，其長子封可善畫，而次子封懷為弟門人，以園藝學名家，現在正大任教。
按：散原入民國後，以鬻文為生計，高文高名，硯田所入甚豐。不過諛墓之文，言不由衷，自非散原所樂為，同時千金為潤，所重者亦不過「義寧散原陳三立拜撰」這麼一個下款。因而友朋後輩，每為散原代作。據說散原宴客之先，常以受託應撰壽序、墓誌的題目，分條書寫，制鬮由座客分拈，故「贗鼎」者甚多。胡先驌指出「袁伯揆即作此項贗鼎者」，但不知乃為散原代勞，非借散原大名以謀利，其復書中尤斤斤於陳寅恪的評價：
至於述及諸子，弟意似可云：皆能敦篤儒行，世其家聲，而寅恪尤涵貫，號稱大儒。否則，讀老人傳者，將謂寅恪亦不過謹飭廉隅之世家子弟，則與事實違背特甚，且使人議公或對寅恪有所不滿，故抑之也。
結果是吳宗慈讓步，採取胡先驌所改「敦篤儒行，世其家聲，而寅恪學尤涵貫」，只是「號稱大儒」改作「為世所稱」。吳宗慈特別聲明：「因生存之人，殊不便作主觀之譽語。此屬之例有然，與寅恪本身價值無涉也。」
散原一生成就在詩，其次在文。是故論定其人，必須論定其詩文，仍錄吳宗慈所述，作為本文結束。
其為文章，沉博閎麗，出入范書……演而為詩，融以至性，繹以至情，故能銶劂心目，搯擢胃腎，而自成一家言。
其論為文曰：「應割愛由篇審段，由段審句，由句審字，必使詞不泛設，字無虛砌。」其論為詩曰：「應存己！吾摹乎唐，則為唐囿；吾仿夫宋，則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奧，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籬，而不失其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