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 引言

同光年間的政風，與康熙末年相近。以我個人的看法，清聖祖將地方官分為六等：愛民、幹練、清廉、不好名為第一等；愛民、幹練、清廉為第二等；愛民、幹練、雖貪不苛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為第四等；才具平常、操守不佳，但能實心辦事為第五等；貪污無能兼而有之，則為第六等。在聖祖心目中，湯斌不過第二等人物，即因誤認湯斌在江蘇巡撫任內，有與帝爭名之意。張伯行號稱「天下清官第一」，其實，聖祖視之為第三等人物。他曾說過：張伯行喜歡刻書，哪裡來的錢？言下並不以為張伯行一清如水。但在表面上仍評張為清廉。由此可知，他將清廉的標準打得極低；上諭中屢次表示，只要真能為地方生利，有益於民，享用稍過，不足為罪。至於用人，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第三等以上則必蒙溫旨褒獎了。 同光朝慈禧太后當政，識人、用人雖不及聖祖，而想法大致相近。因此，在那時候的地方官，自督撫至州縣，收陋規以及三節兩壽（本人及太太）收禮，視為當然；賣官鬻缺，營私舞弊，只要不太過分，不得罪「都老爺」，亦可無事。舉個例，《能靜居日記》作者趙烈文，據沈雲龍教授記其生平，同治八年為曾國藩奏調赴直隸，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在任一年七個月；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隸州知州，至光緒元年去職，在任三年有餘，前後並計，不過做了五年地方官，而自光緒元年九月回南，「隱於鄉里，大治園林，廣置姬妾，頗娛聲色之好，以迄逝世」。趙烈文歿於光緒十九年六月。五年作吏，廿載坐享。烈文猶為賢者，尚是如此，他人可知矣！ 至於京官，賄賂公行，亦無足為奇。翁同龢日記中，常記某人饋贈，「受之」或「卻之」，大致受者多而卻者少。翁同龢尚且如此，孫毓汶之流可知矣！ 因此，同光年間，襲父兄餘蔭，出現了許多聲色犬馬無一不好的「大少爺」；今有達官之子，或則胸懷大志、卓爾不群，或則真慕風雅、詩文有聲，與酒食徵逐的紈絝大異其趣，自然就成了出類拔萃的佳公子。「清末四公子」即以此得名。與「明末四公子」相較，文采相若，風流未逮，聲光自不可同日而語。但求之今日，亦戛戛乎難哉！ 「清末四公子」者，湖北巡撫湖南瀏陽譚繼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撫江西義寧陳寶箴之子三立；廣東水師提督安徽廬江吳長慶之子保初；福建巡撫廣東豐順丁日昌之子惠康。或以為無丁惠康而有陝甘總督浙江嘉興陶模之子葆廉。要之，譚、陳必在其列，斷無可疑。茲請先談陳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