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 · 第十五章：八股與小說
說起八股文與戲劇、小說、通俗作品的關係，現在讀者很難想像到「臨川四夢」的作者湯顯祖，是著名的八股文專家。明代制義八大家，他和唐順之、歸有光一樣，也是其中的一家。他文宗南豐（曾鞏）、臨川（王安石），詩宗香山（白居易）、眉山（蘇軾），又精於詞曲韻律，既能寫出纏綿的《紫釵》、《還魂》、《南柯》、《邯鄲》「玉茗堂四夢」，又能寫出獨成一家的八股文《玉茗堂稿》。對一般讀者說來，這二者相提並論，是很難想像，也很難理解的。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語言文字的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是完全相通的。邏輯思維越敏銳、越縝密，形象思維也就越逼真、越生動。這或者就是人們常說的「一通百通」。
梁章鉅《制義叢話》引《韻鶴軒雜著》一則故事，並加按語道：
「有一秀才日喜看盲詞，適屆歲考，場中命題系《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遂援筆立就，其文曰：
『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為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提起，再表為官受祿身。為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
案出，以不遵功令，遂置劣等，然就文而論，題中纖悉俱到矣。故知文無精義，而惟以平鋪直敘見長者，其源皆出於盲詞也。」
粱章鉅對這個故事最後的按語，說「以平鋪直敘見長」，「就文而論」，「纖悉俱到」等等。這正是寫小說、寫鼓子詞也需要的手法。而寫八股文也需要作到「纖悉俱到」，可見在文字表現上，八股文和小說是有許多相通的地方，說來也不奇怪，用文字表現人的思維，或是敘述事物經歷過程、說明事物關係結構，論證道理屈直是非，抒發感情喜怒哀樂，描繪江山風物人情世態……不管是文言文、白話文、八股文、小說戲劇，應該說都有相通之處，準確、細緻、全面、生動……要求都是一樣的，受過八股文嚴格訓練的人，以寫八股文的「纖悉俱到」的手法，寫小說、寫鼓子詞，自然也是無往而不利的。前幾年寫《紅樓風俗譚》一書，曾寫過一篇《曹雪芹、八股文》的文章，曾細述曹與八股的關係。其實不只《紅樓夢》的作者與八股文的關係密切，其他清代任何個人創作的小說，都不能說和八股文沒有關係。有的而且關係很密切。按時代順敘，首先應提到的就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
蒲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人。生於明祟禎十三年（一六四０年），逝於清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在他五歲時，明朝就亡了。因此從他啟蒙讀書、到他長大成人，都是在清朝了，《淄川縣誌》他的小傳道：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決然捨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為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雲。」
「辛卯歲貢」，辛卯是康熙五十年，他自施潤章（字愚山）康熙初提學山東學政時，就應童子試，進學成了秀才，而且「文名藉甚」，就是八股文寫的好，十分出名，但未中舉，應鄉試幾十次都落第而歸，直到七十一歲才援例補了貢。雖然八股文寫的好，而在科舉試場中卻是大大失敗者，結果以《聊齋志異》膾炙人口，直到今天，《聊齋志異》還是文學史上傳奇小說的壓卷之作。如果蒲松齡考中舉人、進士作了官，那恐怕也就不會寫《聊齋志異》，如果作一般官吏，今天恐怕也不會知道有個蒲松齡了。不過他的「八股筆法」，卻與《聊齋志異》是分不開的。不信，且看第一篇《考城隍》。先不說故事內容，只看考什麼、什麼題目。原文云：
「……俄題紙臣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
這題目雖然不是出自《四書》，但其文章警句，卻完全是八股名句。即題目設想，也還不外《四書》章法。《論語》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這就是題目「一人二人」的出處。「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這又是朱注中的話。題目顯而易見是從這種思維規跡設想出來的。在八股文寫作中，類似這種一分為二的思路破題、分析是很常見的。《制義叢話》載有人寫《小人閒居為不善》題之起講云：
「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爾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面目焉。以大廷之面目為爾室之面目，小人不能；以爾室之面目，為大廷之面目，小人不敢。」
試看這種分析方法，與《考城隍》分析「有心為善……無心為惡……」的思路是一致的。
蒲松齡雖未考中舉人，但是大家，古文、駢文均佳，制藝自不用說了。《聊齋志異》的序言是用駢文寫的，書中的故事，都是用唐人傳奇：如《會真記》、《李娃傳》等筆法寫的。但他畢竟是受嚴格八股教育出身，而又長期從事塾師職業，又以八股教育教別人，自己又幾十年中不斷參加舉人考試，因此他所受八股文的影響必然是很深的。他一開始就是一篇《考城隍》，而且把八股警句寫在故事中，目的何在呢？他在《序》的最後說：
「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呼，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杜甫《夢李白詩》：「魂來楓葉青，魂返關塞蒙」。蒲松齡把《考城隍》放在第一篇，似乎是感到有生之年，未能中舉、成進士，作個臨民的官；希望死了能作城隍乎？歷來評《聊齋》的人很多，而很少人注意到這點。《聊齋志異》中寫到科舉制度、八股文的篇章很多，如《於去惡》、《素秋》、《郭安》、《續黃粱》、《王子安》等篇，都充分寫了科學制度的種種弊端。但他集中在一點上，主要是寫試官、嘲笑試官不長眼睛，沒有學問、昏庸無知等等，而對科舉制度本身及八股文並未予以醜化描繪。不過是寫試官不用眼去看文章，而只用鼻子聞，那試官就變成狗了。讀文章不去讀，而是用筆抄好，燒了灰吞下去。甚至想世間的試官很壞，作了鬼陰間的試官也要營私，一定要等張桓侯（張飛）來巡視才能昭雪，如《於去惡》篇中所描繪。在此篇後面「異史氏曰」中說道：
「寧知文昌事繁，須侯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感慨張飛巡期太長了。王漁洋評此篇云：「數科來關節公行，非噉名即壟斷，脫有桓侯，亦無如何矣，悲哉。」亦可見當時科舉試場情況了。《聊齋志異》的版本很多，序言也很多。康熙己未紫陽道人高珩的序，一開頭也是八股破題、承題、起講的寫法。如：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
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
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義之義，即易之冒道，無不可也。……」
這樣排列引在上面，八股形式就看的很清楚了。因為當時知識分子，從小受此訓練，對這種表達形式，大多熟悉了，只要不是有意避開，那一落筆便是八股腔了。這是不足奇怪的。
清代與八股文關係特殊的小說，第二部要數《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安徽全椒人。生於康熙四十年（一七０一年），逝於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他曾祖父是科第出身的顯宦，他父親是熟讀群經的老儒。他先是秀才，中年謝絕赴京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說明他學問雖好，是八股教育訓練出身，但也是沒有中過舉、會過進士的。書中寫周進中舉會試、范進中舉等等老童生得發的描繪，不能不說有他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內。《儒林外史》是全面寫科舉制度、八股文，以及種種儒林醜態的。書中有許多諷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嚴肅的地方。如第三回寫周進到了貢院痛哭，眾人幫他捐了個監生進場，人逢喜事精神爽，文章做的花團錦繡一般，居然中了舉人，第二年春進士會試，又中進士，荏苒三年，作了廣東學政。卻自己心裡想：「我在這裡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屈了真才。」及至看到五十四歲還是童生的范進的卷子，書中寫道：
「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裡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丟在一邊不看了……何不把范進卷子再看一遍……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又取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嘆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人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這段描繪，寫了兩個晚發的人，一個周進，一個范進，先是引子，重在描寫范進。但寫周進閱卷過程，心裡變化及感慨，不能不說是嚴肅的，是從正面罵糊塗試官的。這自然有吳敬梓自己的歷經在其中，也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中，數見不鮮的。從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深度。
《儒林外史》中對儒林的諷刺對象，也還是考不中的假名士為多，如兩個很典型的嚴貢生、匡超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騙子的儒林醜態，但對八股文本身，卻未有半點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寫了魯編修沒有兒子，如何教女兒讀《四書》、五經，講書開筆作八股文。極概括地介紹了八股文作法過程及明代各家。又通過魯編修的話，正面肯定八股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
這同前引王漁洋《池北偶談》轉述汪鈍翁的話完全一樣。只因它是通俗小說中的話，所以在學術著述中很少引用，實際這正是理解八股文作用的人的看法。吳敬梓借魯編修的口說出來。「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二語，是朱熹語錄中的話，重在說明語言的準確、銳利。這也正是儒家思想對語言文字的最高理想水準。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等等，儒家歷來是把語言文字看成是有利的工具的。八股文教育的嚴格訓練和講求，是繼承了這種傳統的。朱熹這「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說法，又被吳敬梓通過魯編修的口說出來，今天看來，還有十分利害的。
《儒林外史》又創造了直朴的專門選鄉、會試闡墨的馬二先生，用大量筆墨描寫這一可愛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關係的。可是這位可愛的馬二先生，進學成了秀才之後，考過六七個案首（秀才歲考時的第一名），卻始終沒有考中過舉人。只不過補了廩，即成績好的秀才，每月國家發給一二兩銀子膏火銀，謂之「廩生」，意思就是由國家倉廩發給生活費的諸生（秀才總名，即各種學生。因為府考叫進學，秀才自稱：學生』，在本縣學中有名額）。而這位不曾中舉的馬二先生，對八股文卻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如十三回中所講：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註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註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
又說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按即黎清德所編《朱子語類》及朱熹著《四書或問》二書，前者是編朱熹語錄，後面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書》題解釋發揮，以「朱注」為標準，故批語亦以此二書為據）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出幾十篇的道理，才為有益。」
最後說到「舉業」道：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作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舉業，就是做八股，最終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馬二先生的話說的極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視通俗小說：馬二先生的八股理論，由作文、選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終目的，說的這樣精闢，而阮元《四書文話》、梁章鉅《制藝叢話》二書中都沒有採錄，是十分可惜的。
與《儒林外史》同時代的是《紅樓夢》。曹雪芹據新刊朱淡文所著《紅樓夢論源》考證：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吳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應該說是同時代的人，同時代的書。所受教育同樣是八股文教育，在書中也同樣對八股文有所反映。儘管多少不同，態度不一樣，但其時代烙印則是一樣的。不過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後的資料較蒲松齡、吳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吳二位雖然一生未中舉，未進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經，一位受到王漁洋的賞識，一位受到地方長官的推薦，要他試「博學宏詞」，這在清代前期是極高的榮譽。而身後蒲松齡有集，地方志還有傳。吳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傳世。曹雪芹則無法和他們比，雖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顯赫的祖輩，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後蕭條，除殘存的《紅樓夢》而外，其他資料真是少的可憐。雖然多少學人苦心搜求，也只是極可憐的幾條，而且都不是當時大名人有力的證明，說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漢人對旗人的看法是很勢利的，對於當權的旗人，皇親國戚，或阿諛奉承，或心懷畏懼，或敢怒而不敢言；對於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飄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討厭，而且看不起的。這種民族壓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這種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難坦然，必然也產生憤世疾俗的想法。對於曹雪芹的心理狀態，研討者常常忽略。但這正是認識他思想的重要依據，據此才能更好評價他的各種觀點。其對舉業和八股文的看法，從本質上說，同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個根源，兩種態度。一是積極爭取，一是消極藐視；一個老實承認，一個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認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實告訴別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面看，似乎很容易區別。而在實際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為凡夫俗子，而後者則常易於博得人的同情、讚賞，被認為是清高。曹雪芹能寫出偉大作品《紅樓夢》，一因天才，二因遭遇經歷，三也因他的學識……有這樣學識的人，自然他幼時所受教育時間很長，也是十分嚴格的。當時正式高程度的教育，沒有別的，惟一的就是八股文教育，也可以說是舉業教育。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沒有功名，參加過多少次考試，也不得其詳。按當時習慣，一般讀書人，童子試都要觀場的。因而有的書如梁恭辰《北東園筆錄》說他是「貢生」，即進過學，成為秀才又補了貢。這有可能，但單文孤證，不足為憑。不過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他十分熟悉八股文，說的頭頭是道，二是他厭惡八股文，看不起八股文。證明在《紅樓夢》第七十三回開頭一大段文字：
「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論語》還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
這段描繪寶玉思維想法的文字，可以肯定三點：第一點全面說明了「舉業」的全部基礎內容：即一是《四書》、五經，二是古文，三是時文，全部要下苦功讀熟、背熟。曹雪芹說的很清楚。第二點表明對八股文的看法，是平素深惡。是「餌名釣祿之階」，對本質看法一點也不差，同馬二先生一樣。但態度卻又完全相反。第三他是十分熟悉八股文，理解八股文，知道「承起之中」，即承題、起講之間，有「精緻」的，「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這是從興趣出發，以能動情的值得一看。說明曹雪芹知道八股文中也不乏這一類的作品。寫寶玉的性格寄託了他自己的觀點和愛好。但也必須讀過八股、作過八股，十分熟悉八股的人，才能這樣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八股文，又把它寫進小說中，生動地表現在人物的身上。因此曹雪芹對八股文的觀點儘管是深惡的，而他從小或是在勉強的情況下，對八股文下過一番苦功，則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至於他是否參加科舉考試，及科舉考試沒有得中，那是另外的問題，在此不多費詞了。
說到《紅樓夢》，還必須注意到完成這部書的高鶚的情況，他與八股文的關係，及他在書中所寫到的有關八股文的部分。高鶚，字蘭墅，內務府鑲黃旗人，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其生年晚於曹雪芹卒年一歲，完全是乾隆時代的人了。出身一般，上代也沒有大官，不過是個一般的旗人，可以吃錢糧、作小官耳。但他科舉考試較順利，二十五歲中舉，三十二歲成進士，這樣兩榜出身的人，自然是對八股文下過一番苦功，而且得到收穫，進人仕宦之途的。所以他對八股文的態度應該說完全不同於曹雪芹。但是他又要繼承曹雪芹的觀點和思路補寫《紅樓夢》未完部分，且看他如何轉這個彎。首先是第八十一回《奉嚴詞兩番人家塾》，接著便是八十二回「講書、念文章」了。「講書」就是講《四書》，「念文章」就是念八股文。先看與黛玉的談論：
「寶玉接著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
寫寶玉晚間用功道：
「寶玉……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擯起來，卻不很明白，看著小注，又看講章……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
寫代儒命寶玉講書道：
「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接過一看，卻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講來。』寶玉先朗朗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代儒笑道：『你方才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夠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遁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還有一章……寶玉看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玉不得已，講道：
『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得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似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迴轉來的意思。並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的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好起來，那才真好呢？』
代儒道：『這也罷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好了』……」
高鶚續書寫寶玉，不能完全按照曹雪芹原意寫下去，因為他不知道曹原來的設想。又必須按照原塑造成型的寶玉去寫。又要按社會所允許的形象、合情合理地去創造。這樣他便讓寶玉勉強就範，學習作八股，中舉人。他是兩榜出身，對於八股教育，八股作法自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幾個部分寫的十分清楚簡潔。可笑的是寫黛玉談論八股文一段，真是異想天開，也正反映了高鶚對八股文內心的偏愛。與曹雪芹是截然相反的。
清人小說中，一樣是旗人所寫，一樣用北京話表現的，還有一小部與八股文關係密切的就是《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姓費莫氏。滿洲鑲紅旗人，字鐵山，號燕北閒人。祖父是大學士，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捐班出身，初捐理藩院郎中，滿洲旗人升官快，後任天津兵備道，風陽通判，丁憂後起復為駐藏大臣，因病未赴。清代對科甲出身的官吏，即由秀才、舉人、進士考上來的，叫作正途出身。普遍受到重視，官場內羨慕這種人。都感到這些人是憑八股文真本事考中的。自己的八股文肯定不到家，所以未取中。文康是這種標準思想的人，書中對國家制度規定的八股文十分讚賞、推崇。書中寫正黃旗漢軍安老爺、安公子，父子二人科場得中，中間主要又寫俠女十三妹故事，就書來論，也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小說。作者文康完全是當時士大夫正統思想，對八股文的觀點看法，和曹雪芹完全是相反的。書中寫到《四書》、八股的地方很多，這裡只舉第三十四回中所寫以見一斑。先在第三十三回結尾寫道：「這幾年工夫，公子是除了誦讀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課，每日一首試帖詩，都是安老爺親自命題批閱……」接著下回寫道：
「這日正是七月二十五日，次日……文課日期……安老爺吩咐道：『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一樣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卻大有進境，只你這番是頭一次進場，場裡雖說有三天的限，其實……不過一天半的工夫……明日這課我要試你一試，一交寅初你就得起來……我就在這裡作個監試官……」
這是八股文的模擬考試。第二天「公子領下題目來，拆開一看：見頭題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題是《達巷黨人曰》一章。三題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一章。詩題是《賦得講易見天心》……。」
且寫他交卷後的情況道：
「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著……只見那起講寫道是：
『……且《孝經》一書，《士章》僅十二言，非略也；蓋資事父即事君之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自晚近空談拜獻，喜竟事功，視子臣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國為兩事。究之未聞未集，內視已慚，而後嘆《孝經》一書所包者為約而廣也。……』
程師爺看完了，道：妙……因合老爺道：老翁，你看那二篇的收尾一轉如何？安老爺接過來……見寫道是：
『……此殆夫子聞達巷黨人之言，所以謂門弟子之意歟？不然達巷黨人果知夫子，夫子如聞魯太宰之言可也；其不知夫子，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況君車則卿御，卿車則大夫御，御實特重於《周官》，適衛則冉有僕，在魯則樊遲御，御亦習聞於吾黨；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況愈下，以所執尤卑者為之諷哉？噫！此學者所以廢書三嘆歟！』
安老爺看罷道：『這話卻未經人道。』程師爺便道：『他這段文字，全得力於他那破題的：『惟大聖以學御世，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兩句。所以小講才有那『聖人達而在上，執所學以君天下，而天下仰之；窮而在下，執所學以師天下，而天下亦仰之』的幾句名貴句子，早作了後股里出股的『執以居魯適周，之齊楚、之宋衛、之陳蔡』，合那對股的『執以訂《禮》、正《樂》、刪《詩》、《書》、贊《周易》、修《春秋》』的兩大主意的張本。直到博學成名把個『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的好文章來……」
這回書大半描繪安老爺和程師爺評價安公子所寫三篇八股文，一首試帖詩的情況。有如一篇生動的八股文講析教材，是十分難得的。可惜較長，在文中未便多引，只摘引部分，以見大概罷。這種小說，在本世紀初以前，八股文時代，一般讀者都是看得懂，而且愛看的。現在讀者看到這種地方，就感到困難了。
八股文與清代小說的關係，略舉四種、五名作者予以說明，其中四人都是未中過舉的，只有一位是兩榜出身。而其受八股文教育出身則是一樣的。甘苦都是親身經歷，而觀點不盡相同，約略介紹，也不必多作分析比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