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 · 第十三章：八股與古文
說起八股文，現代人一看到「文」字，每每聯繫到現代「文學」，即英文（literature）這一概念。或單純地看作是科舉考試的文體。這樣以之比較古代其他作品、其他著述，認為沒有價值，不值一顧，這種較有局限性的看法，使人們對於八股文的看法十分偏頗，更談不到深入去理解它，把它同歷史文化割裂開來，這是很遺憾的。如認識全面些，首先要改變這兩種偏頗的看法。第一就是不要把八股文與今日所說的「文學」聯繫起來，比較它的文學價值等等。在「文」的概念上，在「文學的」概念上，對於歷史上的東西，要多用中國傳統概念去理解。「文」，「物相雜故曰文」。《易·繫辭》，「五色成文而不亂」。《禮·朱記》，「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鄭註：「文，道藝也。」朱註：「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又見《論語·子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又見《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再看「文學」，《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疏註：「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近人章太炎著《文學總略》則謂：「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綜上各條所釋，可見傳統「文」、「文學」的概念內涵，遠遠超出西方所謂「文學」的概念內涵，要大的多，廣的多，自然也深的多。因此理解和聯繫八股文這一歷史事物，其「文」的內涵比較，不能僅限於「文學」，而必須擴大到傳統文化的整個內涵。第二就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種科舉考試的文體，而必須把它看成是一種文化教育、學習作文和科舉考試的文體。這樣才比較全面些。既然是關係到文化教育學習作文和科舉考試兩個方面，因而它的歷史影響就不僅限於科舉考試一個方面，而必然聯繫到整個受文化教育的廣大社會階層，及整個文化界。事實也證明如此。試看清末張之洞編的《書目答問》後面所附的清代學人表，經學家（包括漢學和宋明理學）、史學家、小學家、辭章家、詩家等，這是個遴選十分精到的清代學人名單，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科甲出身，大多都是進士、翰林。再看《清史稿》除大臣列傳而外，其他「儒林」、「文苑」等列傳，基本上也都是科甲出身，一般都是進士、翰林。只有極少數不是，而也是從小學八股文作文，卻未考上舉人、進士的人。因此說到八股文，必須注意到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即明、清以來一切知識分子，不管對歷史文化作出過貢獻與否？在其受教育的過程中，在其學會用文字寫成文章的過程中，在其思維的形成過程中，都無疑問地受到過八股文的影響。既然這些人受到過八股文的影響，那麼這些人不管是成家與否？其作品種類如何？流傳廣不廣？也都受到過八股文的影響，總的說來，也就是明、清兩代八股文對這一歷史時期各種文化領域的影響，這是客觀存在的。
近人陳柱在其所著《中國散文史》第八編中，特別標題為《以八股為文化時代之散文》，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兩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徵，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提法。儘管陳氏晚節有虧，但本著不以人廢言的觀點，其文化史觀，還是有見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於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稱，這八家是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常熟瞿景淳、武進薛應旂、崑山歸有光、德清胡有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而這八家中，卻有兩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順之和歸有光，歸的名望猶其大，直到今天，中學教材中還常常選他的《項脊軒志》。近人錢基博《明代文學自序》云：
「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談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獨會稽李慈銘極言明人詩文，超絕宋元恆蹊，而未有勘發。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至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橫軼盪，則以古文為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
陳柱《中國散文史》中《明真復古派前後七子之散文》一節道：
「自成化以來，八股盛行之際，文士與《四子書》與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讀他書，凡所為散文、駢文，無非空疏餖訂，故李何輩思有以矯之，使人知《四書》外尚有古書，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襲貌遺神，不過優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後，王慎中、唐順之等提倡韓、柳、歐、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矯之，海內靡然從風。」
按陳文中所說李、何輩即李夢陽、何景明。李夢陽就是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人，而直到現在人們還常說的「唐宋八大家」，即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等四人，再加上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共八人，是唐順之等明人最早提倡的。後茅坤（號鹿門）選《唐宋八大家文鈔》，成為幾百年中最普遍的學習作文讀物。使「唐宋八大家」文名流傳到今天。兩段引文中人名：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時宰相主文柄，卓然以復古自命，天下宗之。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十八舉嘉靖五年進士，初主秦漢，後悟歐、曾作文之法，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三十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於學無所不窺。書中在另一處曾介紹過他，這裡不再多說。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最心折唐順之。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八年、舉鄉試，過了二十六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本經術、《史記》，是古文大家。以上所引可見自明代以來，古文與時文八股就是互為影響的。到了清代之後，八股與古文、或說古文與八股之間的相互影響就更有所發展、更明顯、具體。梁章鉅《制義叢話》引其父梁資政《四勿齋隨筆》云：
「國朝制藝自以韓慕廬宗伯為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余謂宗伯以時文、古文，合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
先把所引文中人物略作介紹。韓慕廬就是韓菼，在前面選文中，已作介紹，茲不再贅。方望溪即方苞，字風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四十五年）進士，為古文取法韓昌黎，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又是《欽定四書文》的總編纂，是雍正及乾隆初的大家。韓菼比他早發跡卅三年。不過韓是在去世後才更享盛名的。雍正時，有人奏請以黃淳耀為時文正宗，刊示士子，而雍正不以為然。又請以明代唐順之，加入清初熊伯龍、韓菼二人，雍正說：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不便批定。到了乾隆時，一改雍正作法，十七年明下諭旨：「故禮部尚書韓菼，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藝，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為藝林楷則，從來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諡。」這樣便追諡為「文懿」，史稱韓文懿公了。他是用古文、時文合二為一的手法寫文，與一般只懂敷衍註疏，襯以「夫然後」、「且夫」等虛字，只講形式，不講內容的文章不同，開始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慣，不能接受。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他少時家中很窮苦，能用功苦學，且能飲酒，有李太白風。寫文原本六經，極為典雅。在長洲（即蘇州）作童生時，因欠糧三升，為奏銷案黜革，不能參加考秀才，便冒嘉定籍入學。後又因說話攻擊地方官被除名。又應吳縣（當時蘇州城中分屬長洲、元和、吳縣三縣管轄）童生試，縣官見到他的文章，認為不通，貼在影壁上，不錄取。別人看了都發笑。當時海寇作亂（按即清初鄭成功、張煌言兵大舉入長江、取崇明、疊破清兵，迫近南京事。時在順治十五年。後清即嚴海禁。）他原住蘇洲婁門的家，為駐屯兵占據。他沒有地方住，更為落魄。這時正遇崑山徐健庵尚書來蘇州（按即徐乾學），晚間聽門生們談論誦讀他的文章，當作笑話說他不通。徐聽到，便問是誰作的，問清姓名，告訴門生說：「此文開風氣之先，盛世元音也。」次日一早便接見他，帶他到北京，參加順天府鄉榜（史稱「北闈」）考中舉人，接著參加會試中會元（會試第一），隨後殿試第一名，中了狀元。一下出了大名。自然他的文風也造成很大影響。也就是以古文、時文合二為一的手法寫八股文。這就是古文對清代八股文的重大影響，所謂時文古文，合為一手。其關鍵在於讀書。他曾說：「有謁予以舉業文為何從？予曰在讀書耳。人胸有數百卷書，其威儀進退，必有可觀。即笑語吐屬，亦要非俗物，書之益人如是，豈獨能文已乎？」可見其主要主張及原因。至於方苞，則是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就是將八股的手法用在古文上。歸有光是明代制藝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古文名家，人說歸有光是以八股文餘力寫古文。清代方苞，則私淑歸有光，平生也是盡力寫八股文，研究八股文作法。其《進四書文選表》道：
「竊維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群歸於正也。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風規，莫不與其人性格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貌，而識者能辨其偽，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所謂關氣運者也。」
他所編《欽定四書文》是清代八股文一直奉為典範的課本。其衡文的標準，自然也以「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的作品為主。在其進書表中，可見他對八股文的重視及對挹古文精華為八股文的主張。《欽定四書文》中大部分都是選的明人作品。他對明代八股文評價，也以能融匯經史，以古文為時文的作品為佳。梁章鉅《制藝叢話》卷一引他對明人制義評價的話道：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為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恭然矣。至啟、楨諸家，則窮思必精，務為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徵之後，又分析其「所長」、「所蔽」，但主要還是讚賞「以古文為時文」是明文之極盛。所以韓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傾向是讀書和古文，就是說「八股文」不僅限於《四書》及傳注，要多讀書寫出有內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樣的文章。但其基礎還是八股文的基礎。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鑽研八股文，致力於寫古文時，不能不說其表現手法，因思維方法，其中心義理，還是在八股文的基礎，八股文的功夫上所變化出來的。因此人們說他「以時文寫古文」，自是有根據、有事實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義法約選序》，開頭即說：「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有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及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最後說道：「《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可見其推祟的還是五經、《四書》，孔孟正宗、正經正史，直到韓愈，不及先秦諸子老、莊、楊、墨等家，其義法體系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時文為古文，不只是表現手法，而首先在於思想體系。
方苞開創桐城派古文，劉大櫆、姚鼐、曾國藩等人續之；另有武進張惠言、惲敬，致力古文，世號陽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這些人中，除劉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舉人於正榜之後，再取幾名於榜後，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於現在考學校「備取」，如有人不來，還可補上。副榜只是名義，不能補。）外，其他人都是進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紹外，其他姚鼐是乾隆癸未進士，曾國藩是道光戊戌進士，張惠言是嘉慶四年進士，惲敬也是舉人出身。他們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於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礎，還都是長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鉅《制義叢話》中引幾則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現引一則如下：
「方望溪《群居終日》節文，起比云：『業固精各治者也，無故而處一堂，其神志已渙矣。而復外以名教以為樂，是以同惡而相滋也。時不可以再得者也，優遊而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而復漫為鄙倍以相娛，是不獨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諸子之緒餘，而練作時文，自異凡響，此文當為吾齋塾中座右銘，凡我學子，當敬誦之。」
又引《先進於禮樂》章題中二比云：
「吾嘗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約者，大都無所紛華，而子弟以風流相尚，逐漸覺先人之迂闊，不近於人情，則夫上下數百年之間，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嘗近而征之，一鄉一邑之間，其長老之談笑而嬉遊者，大率見聞皆古，而少之潤色為二，竊以為上世之衣冠，不宜於大雅，則夫邦國朝廟之間，其變遷更可想也。」
以上兩例，可見方苞八股文的面貌。雖然排比成一股一股，兩兩對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於四六駢體文之對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單獨讀之，其文氣並不殊於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題、承題等程式，一開始先提綱挈領概括全題的寫法，起承轉合的步驟，時文與古文之間也並無明顯的差別。即最著名的《項脊軒記》（按或印作「志」）一開始：「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過午已昏。」不是儼然一「破題」與「承題」嗎？通篇所寫，在作「舊」字，正是老於八股文手法所寫的感情文字。不但這樣，連舊時公文程式，一開始「摘由」，把不論長、短，內容簡單或複雜的文字，在前面先用一兩句話，把全部內容表現出來，使人一看，先不必細看全文，便知道是什麼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題的手法，十分明確扼要，在處理公事上，撰寫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維推理邏輯，這同八股文的寫作訓練是有密切關係的。近人陳柱《中國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話並加解釋道：
「章炳麟云：『註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議，八股之支派也。』蓋註疏釋經，八股文為衍繹《四子書》及五經之義理，故註疏外式異八股，而內函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議，為八股之餘事。故明、清奏議，形體異八股，而精神實為八股之支流。」
「奏議」是明、清公文的最高檔次，是寫給皇帝看的公文。為此想到殿試對策。會試禮部發榜，考中的人再參加殿試，分一、二、三甲名次。會試在北京貢院，考三場，但最重要的是首場三篇八股文。初擬取中的人，才調閱二三場「五經」及「策問」卷。殿試則只考一天。考策問、試卷是「大卷」。照例不再作八股文。殿試策問體例按照題目開首照例是「臣對臣聞」如何如何，這就是所謂的「金殿對策」。從明代以來，科舉考試金殿對策照例是用四六駢文，從不用八股文形式金殿對策。據《四勿齋隨筆》記載，清初即改變了這一形式。文云：
「順治六年己丑科上始臨軒親策，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滿漢曾無異說，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質，漢人尚文，習俗或不同歟？抑語言未通，意見偶殊，畛域尚未化歟？今欲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將親覽焉！
劉子壯對曰：
臣聞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寧其質。夫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則滿、漢皆一家也。然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亦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為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漢人，未嘗不相愛也。處事未嘗不明，守法未嘗不堅，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了而不敢相信，雖無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為異也。
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處尊貴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專者，未免輕漢人之為善狡，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為異也。
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論道，取章奏面相議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駮，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相不僅以奉行為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為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不可同歟？」
原文較長，引在此處，刪去中間「滿人尚質，以文輔之；漢人尚文，以質輔之」兩大段，約六百字。此文的作者劉子壯，字克猶，湖北黃岡人，順治己丑狀元。著有《屺思堂集》。這是一篇不用「四六」，改用八股文筆法文體寫的對策，政治傾向很明顯，實用意義很及時。是一篇用八股文體給皇上寫的很好的奏議。其較四六駢文為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實現象清楚地分析比較。無四六駢文華而不實之弊，有分析事物，實事求是，明白如話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邏輯推理思維、滿、漢、異與不異、尚質與尚文，信與不信等兩兩對比，種種實際情況、種種改變的辦法，都用相當明確的言語對照論證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就其實用意義講，用八股文體的手法寫奏議，較之四六駢文，效果好的多。值得注意的，就是這種事理思維及語言表現的手法；如一上來「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寧其質」，人君、人臣、致仕（即用人）、進言、力行、多言、文、質，上下文，本句內，都是作反正的思維，其語言表現自然是極為周密的了。這種八股式的思維，十分準確而周密，是長期鍛煉所致。值得很好注意，分析明清歷史人物時，應想到這點。所以章太炎氏所說：「明、清之奏議，八股之支流也。」這就不僅說的十分正確，而且說到八股文與明、清兩代對古文的影響而外，對奏議的影響，也就是它的實用價值，在封建政治管理中所產生的實際作用了。或者也可說是八股文對公文的實際影響吧。